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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徐恩曾生于浙江吴兴（1981年撤销，并入湖州市）水乡双林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徐恩曾的父亲死得很早，和千千万万个这类不幸的家庭一样，徐恩曾兄弟是由他们的母亲艰难地抚养长大，经历了人世间的许许多多辛酸和艰难。徐母早年在原籍生活，徐恩曾发迹后，徐母或住上海，或住杭州，却从未住过徐在南京或重庆的“官邸”。徐母信奉吃长素，于1942年去世。徐有一姊，亦早故。徐有兄弟四人，长兄徐恩源，为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个官僚，势力不大不小，于1932年早亡；他的“杰出”贡献是，作为徐家的主要经济支柱，负责供给徐恩曾等三个弟弟的教育费用。次兄徐恩第，是一个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工程专家，长期在上海电气公司或公用局做事。四弟徐恩培，抗战前在浙江地方银行担任总经理，马马虎虎够得上一个江浙小财阀的资格，据说，抗战期间在丽水被日机炸死。
在徐恩曾的直系亲属中，并无特殊的政治背景或靠山，但有两位浙籍的徐姓本家，对徐恩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为金融家徐新六，一为大绅士徐青甫。徐新六虽为浙江杭州人，却是徐恩曾的近亲本家，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英法留学，回国后到北京政府财政部做官，此后成为中国著名的银行家之一。这样出类拔萃的人，自然成为青年徐恩曾效法的榜样。徐青甫为徐恩曾的同族前辈，抗战前曾当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及财政厅长，抗战初期担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据说徐青甫曾当过蒋介石的塾师（在毛思诚所撰及蒋介石亲自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并无记载），蒋对之十分尊敬。徐青甫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对徐恩曾有一定影响。徐恩曾出道后，一方面为了利用徐青甫的背景作政治靠山，一方面确是出于对他的恭敬，故经常在私邸宴请，状甚恭顺。
徐恩曾于1913年从双林镇小学毕业，于1917年从省立湖州中学毕业。这一年的夏天，恰好徐新六由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升为财政总长梁启超的秘书。那个时候的秘书不同于今天的概念，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吧，这在当时也就算一个不小的官了，何况还是在大名鼎鼎的“梁总长”手下做事。徐恩曾羡慕之余，决定学着这位徐大本家的样子，走一条“以工科谋官”的终南捷径，于是，考进了声名颇著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其实，这个时候的南洋公学已改名叫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在这之前，该校还先后用过上海商务学堂、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等名称。也许是南洋公学这个名字叫得久了，也许是这个名字叫起来简洁响亮，总之，校名虽然几经变化，在习惯上，人们仍以南洋公学称呼。南洋公学由清末著名买办官僚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分设四院，即师范院（师范学堂）、外院（小学堂）、中院（中学堂）、上院（大学堂）。后该院与两广大学堂、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一起，并称为全国四大学府，成为我国当时著名的工科学校。1921年以后则以交通大学闻名于世。
与徐恩曾同时走进南洋公学上院电机工程科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名震天下的人物，他就是邹恩润（邹韬奋的原名）。说邹恩润，许多人会觉得印象不深，但说到邹韬奋三个字，那就是无人不知了。十几年后，他成了使国民党专制统治发抖的著名新闻记者与政论家、出版家。邹恩润本就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是这一年从中院升入上院的。这真是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巧合。徐恩曾与邹恩润学的都是工科，日后都脱离了老本行，“跳槽”搞起了政治；并且，他们两个人所从事的“政治”完全是服务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政治制度。邹恩润为了烧毁专制政体犹如普罗米修斯，传递着民主自由的“神火”；徐恩曾恰似放出魔盒的美女潘多拉，为维护专制政体而助纣为虐、凶狠残暴，扼杀民主与自由。对于国民党日后的专制统治来说，他们一个是矛，一个就是盾了。
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徐恩曾与邹恩润不但在南洋公学“聚头”，而且早年成了一对好朋友。他们正好住在一个寝室，又都是温文尔雅、仪态潇洒的青年学子，气质相近，语言投机，志趣相差也不算太远，一时竟有了相见恨晚之感，在同学中更有“双恩”之称，成为南洋公学上院一对耀眼的“双星”。20多年后，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一书中，依然回忆到他对徐恩曾的印象，以及他们在学校时的情形：“徐先生的仪表和他的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邹“恩”长徐“恩”三岁，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这两处方言都不太好懂。但是，邹“恩”在1912年即已遵父命考入南洋公学外院（附属小学堂），五年多的沪上生活，已经使他的一口上海话说得十分道地了。徐“恩”虽然生长在天堂福地的苏杭之间，距上海仅咫尺之地，但因乍离故乡故土，从衣着打扮到言行举止，都还是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儿。其他方面脱胎换骨的改造也许都不算太难，独一口土腔土调的吴兴话，顽固得很，很难掩饰他那“阿乡”的行状。邹“恩”不得不尽朋友之道，“两肋插刀”，帮他纠正乡音。由于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见面又常以“老朋友”三个字戏称对方。然而，最大的问题也就出在“老朋友”三个字上。徐“恩”的吴兴话，总是把“老朋友”念成“老逢友”（徐大概猜到日后的冤家路窄，故以“狭路相逢”寓意），邹“恩”则教他读成鼻音很重的“老崩友”（邹大概猜到了日后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以“分崩离析”寓意）。徐经过一番苦学苦练，虽然勉强念出了“老崩友”三个字，但总是脱不了奶油小生的娘娘腔，一口吴侬软语的嗲声嗲气的味道十分浓重。从此以后，徐的普通话开始夹带着很重的上海方言。20多年后，为共赴抗战，邹“恩”来到重庆，在张家花园与徐“恩”重逢。这个时候，两个人中一个是名震天下的秘密警察头子，一个是声誉卓著的民主自由之鹰。即使此时，邹“恩”仍不忘抓住机会揶揄徐“恩”几句。邹韬奋笑着说：“可均兄，你也是五尺男儿，怎么讲起话来老是轻声慢语，嗲声嗲气的像个大姑娘一样。”徐“恩”听了，不愠不恼，依然笑笑说：“恩润兄，你怎么几十年前的旧事，到现在还没有忘掉！”
邹恩润虽然在南洋公学从外院、中院，一直读到上院，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成绩也都不错，但他的兴趣却在国文及历史等课目上，对工科专业十分头疼。早在中院学习阶段，一方面由于家庭困难，一方面也是志趣所在，他开始向《申报》、《学生杂志》等报刊投稿，赚取的稿费则用于贴补生活。进入上院后，由于课程大量增加，酷爱的文史书籍与业余写稿都无法兼顾，精神痛苦自不必说，就连生计也大成问题。思虑再三，邹恩润不得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毅然作出抉择，抛弃“工业救国”的理想，另觅救己、救国良策。第一学期结束后，先行休学，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先赚得40元的月资垫底，再于一年后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自感“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邹“恩”在圣约翰大学文科读三年级，徐“恩”仍然在南洋公学大学堂电机工程科读三年级，两人所修之“道”固然不同，但友谊还在。徐恩曾得空总是到圣约翰大学与“恩润兄”一起叙旧，两人或交谈，或逛街，或郊游，玩得十分开心，每次必尽兴而散。“双恩”依然是一对十分要好的“老逢友”或“老崩友”。
1921年夏，徐恩曾在南洋公学上院的四年大学生活总算结束，领取了一张毕业文凭。但是，按照洋务运动以来的成例，大学毕业后若不出洋留学，好歹到国外走一遭，即便是“得道”，也是成不了“仙”的。自清末中兴名臣张之洞于1898年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旗以来，留学风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就是鲁迅这样的大家，修的又本是医学，他自己也只好承认，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不得不到日本走了一趟，好歹扛了一块“留日学生”的牌头回来。徐恩曾学的是工科，这一“科”的月亮自然是外国的圆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徐恩曾自费于1922年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先在西屋工厂实习，继而进匹兹堡的卡耐基工学院读工厂管理专业，于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至此，徐恩曾总算“功德圆满”，得“道”成“仙”了。
在大洋彼岸三年，徐恩曾的确从美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关于工厂管理与电机专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他掌握的无线电技术堪称一流。在这个时候，徐恩曾大概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改行做特务，因为他满脑子做的都是实业梦。比如，徐恩曾从美国带回的一本《美国实业建国名人传》，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垄断资本家的发迹史。徐恩曾把这些“世界大亨”们当成自己将要毕生追求的理想人物，特地叫人把书翻译出来，乐颠颠地逢人便要宣扬一番。徐恩曾回国后，依然长期订阅了两份美国英文科技期刊，以便对美国的新科技进行跟踪了解。不过，他的这些美国梦也仅仅是到此为止。追求美国的实业，他做不到；美国新科技，终究也没有能在徐恩曾的生命中扎根。相反，倒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公开场合，徐恩曾只要逮到一个机会，总要不遗余力地称颂一番美国人的文明，宣传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方式，总之，一切都是美国大爷的“OK”。比如，若讲到国家领导人，总不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伟大；若讲到现代工科，则必说“MIT”（麻省理工学院）造就的理工人才怎么优秀等等。与同学或懂英语的人讲话，则是满口的英语（徐的英语很流畅），并以此引为荣耀。即便是称呼爱妾费侠，也要来上一句英语：“Darling（亲爱的）”。甚至徐本人在当上特务头子后，在私人生活方面，也依然忘不了要刻意模仿美国的衣食住行。饮食方面爱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家里请客，大都是西餐，并派人专程从上海请来西厨作正宗西餐，还为此置办了全套漂亮的西式餐具；衣着方面除冬季偶尔着长袍外，均以西装为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约上几个心腹亲信或知交，到野外举行“匹克涅克”（Picnic，即野宴）；20世纪30年代，一般中统特务还不会跳舞，徐却时常在家中举行私人舞会，开留声机，彻夜狂欢；至于美国人爱游泳、爱打猎、打网球，以及养猎狗等等，也都成了徐恩曾刻意追求的爱好。甚至在勾引女人方面，徐恩曾也是一位追求西方“新潮”的纵欲主义者。要而言之，徐恩曾虽不是一位在籍的美国公民，但也算是一位狂热的“美国迷”。
其实，徐恩曾在美国的最大收获，要算是参加了一个叫“健社”的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该组织由留美学生中的领袖人物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创办并领导。陈立夫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的大头目；曾养甫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CC系的高干。徐恩曾后来出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在陈立夫、曾养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能不说是从健社时期就结下了渊源。并且，因陈立夫等人提携的关系，健社的许多成员日后都成了国民党政坛的大牌明星，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立夫与曾养甫都是在1923年由天津北洋大学考取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学的是矿冶专业。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不但是徐恩曾的小同乡，据说与徐还有一层表亲关系。无论怎么说，差不多同时留美，又是同乡，还沾上点表亲（或许吧），这几条中，只要有一条沾上边，按照国民党政坛的成例，关系也就非同一般了。事实上，陈立夫确是对徐恩曾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徐恩曾日后的飞黄腾达；没有陈立夫，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史上能够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不过，徐恩曾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陈立夫这个小“表弟”对自己未来的极端重要性，因为他回国伊始，并没有想到要紧跟他的领袖陈立夫，自己很是在“黑暗中”苦苦探索了几年时间，走了一段工业与科技救国的“弯路”。这也难怪，就是连陈立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苦兮兮的穷留学生，回国以后的两三年间就会一跃而成为中国政坛上翻江倒海的大人物，几年间就走完了许多人要奋斗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