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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顾案”从蔡孟坚那里夺到自己手中，陈立夫与徐恩曾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由陈立夫派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赶往蒋官邸，抢在蒋介石接见蔡孟坚与顾顺章之前，警告蔡孟坚不得将“钱案”向蒋介石报告。蔡孟坚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我与顾一同进入蒋的会客厅，发现彼时在陈立夫手下任秘书的张道藩坐在距离一座的位置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绍顾相识，我则将顾供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中央最高间谍，查已在逃种种告之。”从蔡孟坚当时的口气判断，他是准备将这件轰天大案向蒋介石如实报告。张道藩当即警告此事绝对不可报告蒋介石，并说蔡年轻要增加经验，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烦。
张道藩这里刚给蔡孟坚打完预防针，那里蒋介石穿着长衫就走了进来。其时，蒋站着和蔡孟坚握手，称蔡努力，甚好甚好。蔡立即向蒋介绍这位就是向我方归顺的顾顺章。顾自以为已是蒋的“座上客”了，竟把手伸向蒋介石，作出要握手的表示。岂知蒋断然拒绝与其握手，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气说：“你归顺中央，甚好甚好，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为国效力。”蒋介石站着匆匆说了句“再见”，又嘱蔡孟坚送顾回去后，即单独回官邸再接见一次。此时，顾顺章的热脸一下子贴在蒋介石的冷屁股上，不但原先准备好作为见面礼的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连当面贡献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想跟“蒋委员长”握一握手的“殊荣”也没有能得到。到了这个时候，顾顺章似乎才明白在蒋介石的眼里，自己仍然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而已。经历了这一番自讨没趣，顾顺章锐气顿失、心灰意冷，甚至连正眼瞧一下蒋总司令的勇气也丧失殆尽。
其实，顾顺章哪里知道蒋介石原本出身于盐商之家，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里鬼混多年．对商人的那一套“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本领，不但是洞察入微、驾轻就熟，而且可以说是修炼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了。一个已被中共唾弃的叛徒，竟想在他面前待价而沽，又岂是他的对手？在蒋看来：你顾顺章从中共带过来的核心机密，虽然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但说到底，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我“蒋家店”才敢收购，也只有我“蒋家店”才会收购。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你顾顺章是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还有什么价钱好讲。
蔡孟坚送顾顺章到中山北路密点后，再次原车去蒋官邸面蒋，由蒋垂询“顾案”的具体经过。最后蒋嘱蔡对顾好好运用。这两次面蒋，蔡孟坚倒是没有敢在老蒋面前将“钱案”抖搂出来。但是，据蔡自己说，他倒“不是完全听张道藩的阻吓未向蒋介石实报，完全凭个人对陈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风范，更以他与蒋介石关系，可能他本人不慎也有责任，故其时亦未敢向蒋介石透露”。这在蔡孟坚认为，他也是看在陈立夫的面子上，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给徐恩曾。
然而，就在蔡孟坚第二次晋见蒋介石期间，徐恩曾采取了第二个断然措施，派人将顾顺章从中山北路密点带走，另行秘密关押，且不准让蔡孟坚知道关押地点。等到蔡孟坚兴致勃勃地从蒋介石那里拿着“尚方宝剑”，再次返回中山北路密点时，已经不见顾顺章的踪影。
这就等于是一次明火执仗的“大劫案”了，蔡孟坚对此大为光火，多少年以后，蔡孟坚仍然怒火冲天地撰文痛斥：“这是徐恩曾在个人恐惶中自惭形秽，不顾情理，将顾与我永远隔离。彼时我判断徐怕顾在我掌握下必能利用顾立大功，能受到蒋介石的嘉励。”蔡孟坚认为：是自己亲手捕获了顾顺章，蒋介石且亲口嘱咐自己“对顾好好运用”，又当着张道藩的面，指示顾顺章“以后一切听蔡同志安排”。现在徐恩曾“竟不遵蒋介石指示，将顾带走，与我永远隔离”，不但毫无道理，也公然违背了蒋令。蔡越想越气，当即去找张道藩，希望张能以见证人的身分，对这件事给个公道的说法。岂知张道藩不肯说话倒也罢了，竟再次为虎作伥，对蔡进行危言恐吓。张说：“蒋公虽让你指挥顾建功，你似应考虑，因京沪非你工作辖区，且你人生地不熟，如愿留在中央协助利用顾展开工作也好，否则，你不如回武汉，再建奇功。”
这样的外交辞令出自张道藩之口，实际上就是代表陈立夫与徐恩曾对蔡孟坚公开下逐客令了，那后面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大概就是：你如果再不识相，也就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了。蔡孟坚本也是聪明绝顶的特务头子，虽然有点年轻气盛，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还是懂的，看看今天的情形不对，马上改口说：“虽有蒋公之命，我无意独揽顾案，徐不通知我，将顾与我隔离，这是他本人犯了重大错误，他愿自行掌握顾顺章，以免由顾再供出更多是非罪过，我以同情心与同志爱的情绪，绝不愿再介入运用顾再做些什么，我决定即日返武汉，请他们原谅，恕不再行辞别。”张道藩见蔡孟坚终于知难而退，当即表示称许：“你虽年轻，却能认清环境与立场。”环境是什么？立场又是什么？这在张道藩来说，也就意在不言中了，这就是：小子，算你识相，能够急流勇退，否则的话，决没有你的好下场！
蔡孟坚受到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惨痛打击，从此以后与徐恩曾形同路人，与党务调查科的关系也就逐渐疏远。据蔡自己说，他返回武汉后，仅与陈立夫及张冲通电讯。陈立夫是中央秘书长，蔡孟坚大概还不敢不与之“通电讯”；至于张冲，后来也已成为徐恩曾的对头，大概这是蔡孟坚继续与之“通电讯”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蔡孟坚从此之后，始终不肯对陈果夫与陈立夫表示谅解，即便在陈氏兄弟成立了CC系的核心组织“青天白日团”与“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之后，蔡孟坚也赌气不肯参加。相反，蔡孟坚与CC系的死对头政学系及复兴社，却打得火热，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同志关系”。蔡从1933年起，并在担任武汉行营侦缉处少将处长及武汉市警察局长期间，始终是徐恩曾的劲敌之一—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的知心玩友。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徐恩曾夺得了一个叛徒顾顺章，送走了一个干将蔡孟坚。但顾与蔡相比，自然是得大于失，依然是一桩赚钱的好买卖。事实上，徐恩曾也正是从“顾案”中积蓄起发家的本钱。
4月27日，徐恩曾将顾顺章抢到手中，立即与张冲、顾建中一起，对顾进行审讯。根据顾的交代，拟定了将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其时，徐恩曾预定从28日起，对上海地区的所有共产党机关进行搜捕。
就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紧锣密鼓地策划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方案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也正在争分夺秒地采取应变措施，以期抢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动手之前，完成应变方案。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聂荣臻是这场大变故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原因就在于顾顺章“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顾顺章的叛变将会对党造成重大的危害。据说，当时从李克农、陈赓到陈云、聂荣臻，甚至一直到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哪一个听到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消息不是大吃一惊，有的甚至是目瞪口呆，几至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问题。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紧急下令：一是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二是对顾顺章熟悉以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是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以及了解的重要关系；四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五是立即迁移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等重要机构的地址。当时，周恩来一身兼任的重要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等，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杰出领导下，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等全部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人都转移到新址，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被切断。聂荣臻回忆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特科针对顾顺章采取了以下两个应变措施：一是由陈赓部署行动力量，准备伺机严惩叛徒顾顺章。当时，估计到顾顺章会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务赶到上海来破坏中共中央机关，故准备在火车站“守株待兔”，只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刑典。后来得知顾顺章未赴上海，此计划也就搁置。二是由聂荣臻指挥人员对顾顺章的住址迅速进行搜查，以更多地调查、掌握顾顺章叛变的有关情况。据聂荣臻说，在顾顺章的家中，“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叛变伊始，听说钱壮飞失踪非常着急，他请求国民党特务快速将他留在上海的家眷接到南京。但是，当调查科的一批干员于七小时后赶到上海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其时，顾顺章在晋谒蒋介石之后曾经对蔡孟坚自叹：“以后我的前途，冀望蔡先生你一人维护，我当尽力立功。”顾顺章“尽力立功”固然不假，问题是他的前途，“蔡先生”并不能保护。这就是一个中共“超级叛徒”的结局：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结果连自己已有的一份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