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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来说，共产党的“特务头子”顾顺章简直就是他的一颗希望之星。
顾顺章是上海宝山人，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制烟厂做钳工，后来当上了小工头。顾顺章个头不大，身体较胖，鼻梁很高；平时言语不多，但做事工于心计，聪明机警，亦富有冒险精神，性格桀骜不驯，对舞枪弄棍尤有兴趣。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里，这种人出头的机会应当是很多的。果然，在1925年的上海“五卅”运动期间，顾顺章积极参加了制烟厂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打击叛徒、工贼、流氓等等，表现相当勇敢。由此，顾顺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调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经对顾顺章的为人和特点作过生动的描述：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发言，生活浪漫。从杨之华的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顺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历史地看待顾顺章这个人，也不能说他对革命没有作过一点贡献，否则便不能理解他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能爬那么高，能负起那么重大的责任。追根溯源，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崛起，是从赴苏联学习“契卡”技术开始的。1926年9月，顾顺章与陈赓、陆留一行三人，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实际上是接受“契卡”技术的系统训练。顾顺章等人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接着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特工及情报技术等等。据说，顾顺章的一手出神入化的魔术技巧，也是在此期间学会的。天赋加刻苦，使顾顺章很快成为苏联“契卡”的一代高徒。半年后，顾顺章学成回国，立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放心地将自己的生命交给顾顺章负责了。这一年，顾顺章年仅23岁。不过，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奇迹的年代。
从此，顾顺章不但开始掌管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大权，而且运用从苏联学到的现代特工技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创立中共早期的情报与秘密交通活动，不可否认，功劳也还是有的。随即，顾顺章参与组织并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这两个职务，更使得他声名大噪，基本上确立了他在党内作为上海工人领袖之一的重要地位。1927年5月，顾顺章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兼军事部特务工作处处长，一度兼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共产党中央常委”吧！中共六大以后，顾顺章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此外，顾顺章还兼任中央交通局长、中央特科负责人、特科行动科科长等要职，领导全党的保卫与情报交通等工作。特科“红队”成立后，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等叛徒，即由顾顺章亲自指挥，使国民党特务机关极为震惊。在当时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中共中央机关能够在上海这样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安家并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最杰出的中共领袖人物当推周恩来，但顾顺章作为具体负责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工作的领导人，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严格地说，顾顺章只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又没有经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杨之华说他“平日不看文件”），因此，他从来就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靠了当时特定的机缘，顾顺章才被历史的大潮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岗位。然而，正是随着顾顺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和权力不断膨胀，他性格中的那些桀骜不驯、冒险蛮干、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流氓无产者的消极因素和负面人格也得到了畸形发展。出于野心，同时也是为了突出个人的政治作用，顾顺章经常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企图以单纯的恐怖活动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甚至策划利用数十名租界包探头目开会的机会，用炸药爆炸“一品香”饭店，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等等。这些极具轰动效应而缺乏政治目的的蛮干行动，都说明顾顺章只是一个特工技术高明但头脑简单的政治流氓。所幸顾顺章的这些头脑发热的计划，都被周恩来、聂荣臻、陈赓等人及时制止。
此外，顾顺章的个人生活也日益糜烂和腐化。当时，顾顺章租赁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整幢石库门房子作为“顾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讲究；平时注重仪表到了不适当的地步，穿戴都是当时上海滩上最时髦的；甚至吃喝嫖赌样样都干，他把这些中央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完全变成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他的家里只有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陈赓、电讯科长李强能去。陈赓去了两次，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当场予以规劝。顾竟说：“我找星相家看相算命，他们说我一脸福相，能逢凶化吉，将来会做皇帝。”陈赓回来后对特科的同事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为了能搞到更多的金钱以满足自己的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顾顺章竟将情报活动的掩护手段—魔术变成自己的生财之道，在上海斜桥路22号开了一家奇星魔术社，又时常以“化广奇”的化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为此周恩来曾严厉批评他要他少出头露面。顾竟于私下说：“每月20块钱生活费，我不赚点哪够花？”据说，中共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够听一些。其实，所谓的听一些他也只是阳奉阴违，并没有真正能听得进去。不过，也不能说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1930年5月，周恩来调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到中央特科工作，目的就是想通过聂荣臻来约束顾顺章的放荡行为，不再“放任他这样下去”。但是，顾顺章利用中央特科负责人的特殊地位与秘密权力，不断打击聂荣臻，使得约束的效果十分有限。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安排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中央为此委派顾顺章亲自由上海经武汉护送并布置路线。4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住在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在这里，顾顺章认识了一名舞女，为之花天酒地，放纵淫乱，很快将盘缠花光。为了能使这种纸醉金迷、声色狗马的生活继续下去，顾顺章不得不想办法弄钱了。于是，他再一次违背秘密工作的悬禁，以“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终至被叛徒发现。聂荣臻曾气愤地说：“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聂荣臻的这个概括，也许更能说明顾顺章的性格和为什么会叛变，正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诸多迹象表明，顾顺章的叛变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不是会与不会的问题。
让顾顺章颇感“傲然”的是，他这个叛徒总算当得不寻常，不但注定要在中共党内引起翻江倒海的巨澜，而且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也引发一场争夺“所有权”的大劫案。说到中共叛徒能引起如此轰动效应的，“光荣”也还得归于顾顺章。徐恩曾的特务头子的地位，正是在这次“大劫案”之后，得到了确认。
1931年4月26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日，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史上，却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这一天，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在国共情报斗争最为激烈的长江沿线的三大中心城市，国共两党秘密战线上的所有神秘人物，几乎都出动了。一方面是中共“超级叛徒”顾顺章在国民党宪兵的拘押下，乘坐招商局轮船从汉口顺江而下，直放南京；另一方面是中共红色特工钱壮飞匆匆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差不多在这同时，国民党驻武汉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则乘坐水上飞机，从武汉先期赶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报告一切。
若按职级，蔡孟坚既然是调查科派往武汉的特派员，如何处置“顾案”，理应先向顶头上司徐恩曾报告一切。但是，据蔡孟坚自己说，他本人到南京后，“即赴中央党部见陈立夫秘书长”。可见，当时的徐恩曾即便在下属蔡孟坚等人眼中，权威也还没有确立。一旦涉及重大案情，一个个也都是毫无顾忌地越级找后台大老板陈立夫请示汇报，谁也没有把党务调查科的老板徐恩曾放在眼里。蔡孟坚只是提到一句，其时，“徐恩曾也在座”。此时此刻，徐恩曾扮演的角色，还只是一个敬陪次座的人物。于此可见，“顾案”之初，是陈立夫在直接领导处理。
在CC系特务机关内部，徐恩曾尚且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最高当局”蒋介石那里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实在说起来，当时的“蒋委员长”对徐恩曾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神通法术，甚至对他这个人本身，大概都还不甚了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在处置“顾案”伊始，蒋介石压根就没有想到或提到徐恩曾三个字，蒋总司令记得的就只有蔡孟坚这么个人。其时，陈立夫听完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当场拿起电话向蒋介石报告“顾案”经过，并说明顾顺章要求晋谒，当面报告“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蒋在电话中当即谕示：“可让蔡孟坚偕顾随时来见。”无疑，蒋介石是将“顾案”的“光荣”归之于蔡孟坚一个人，不但徐恩曾没有资格陪同，就是陈立夫也被甩在一边。偏偏23岁的蔡孟坚，也还没有懂得如何将“功劳”与自己的上司共同分享，竟然心安理得准备独享这样一个天大的功劳。这也就不难想象，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功臣，“堕落”成CC集团的“国民公敌”，从而遭到CC系唾弃和围剿。
4月27日晨，押送顾顺章的轮船抵达南京下关码头，蔡孟坚一个人到码头接顾顺章下船。因陈立夫事先已有指示，要蔡孟坚将顾顺章先押到党务调查科设在中山北路的秘密办事处，蔡孟坚故将顾顺章先带到这里作短暂停留。岂知顾顺章下车伊始，一看这里的门牌号码，即出语惊人地对蔡孟坚说：这是我们的驻京办事处，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核心间谍，还介绍李克农继任他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秘书，安排共产党另一据点，“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重要资料每日由钱壮飞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即知你是武汉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女婿刘藉千（杞夫）作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国民党中央一切重要情报，连历次中央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如果钱已逃上海，报告周恩来，则我的计划全部完了！”
这是蔡孟坚第一次听到这样一个天字号的重大情报，愕然之下，当即转告徐恩曾，并马上打电话报告陈立夫。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消息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在CC集团和党务调查科里爆炸了。据当时曾亲历其事的中统特务张国栋回忆说：“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数小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突然失踪了。当时我们看得出，开始徐表现得很紧张……他来到调查科与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悄悄地说上几句话，便又匆匆忙忙地离去。在发觉钱壮飞失踪后，徐十分紧张，简直到了惊恐的程度。”本来，在徐恩曾的眼里，钱壮飞是个“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不怕辛劳，忠于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何曾想到他竟是个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大间谍。这简直使徐对钱恨之入骨了。徐当即派出大批中统特务四出侦查缉拿，最终一无所获。
拔起萝卜带出泥，由“顾案”又牵出一个“钱案”，而“钱案”对徐恩曾的利害关系及重要性自然是无可言喻。如果说原先蔡孟坚刻意想把徐恩曾挤出“顾案”局外，徐恩曾也许还能默默忍受的话，那么现在在出现了“钱案”的情况下，徐恩曾无疑已经被逼上绝路，他必须作拼死一搏，坚决把“顾案”夺到自己手中。否则，如果蔡孟坚再从顾顺章那里将钱壮飞所知道的涉及自己的全部秘密和盘向老蒋托出，从此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还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吗？所谓“困兽犹斗”，何况人耶？其实，从当时的处境来说，恐怕不但是徐恩曾作如是想，即便是身居高位的陈立夫，恐怕也是吴牛喘月，他不得不考虑一下，如果一下子将“钱案”的内幕全部抖搂出来，会在蒋介石那里以及国民党内引起什么严重后果。这就是陈立夫与徐恩曾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特务手段，立即将顾顺章严密控制起来，并将蔡孟坚反振出“顾案”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