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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有鬼运气，狗有狗运气，徐恩曾也有徐恩曾的“狗运气”，这就是他出山不久，便碰上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的“顾顺章案”。
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又经过一年多的奋斗，玩得也还不坏，身边有了一个小小的班底，手中也多多少少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在国民党内好歹也算是有了点“气候”。但是，若论在党国峰层的地位，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还只能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要说在“最高当局”蒋介石那里挂不上号，就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要人中，大概也只能算是个跑跑龙套的二三流角色。徐恩曾最终能够坐稳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宝座是在中共的“超级叛徒”顾顺章“卖党”之后，中统大特务张国栋在谈到顾案与中统的关系时曾说：“顾顺章案发生，调查科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中统特务组织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顾顺章案是中统特务血腥发家的一个关键性案件。”
“顾案”是徐恩曾第一次直接领导处置的重大行动案件。案件的发生不但大出徐恩曾的意料，而且也震动了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并且是在国共双方都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于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因而在顾案发生初始，弄得两党中央几乎都有点手足无措了，而它对当时国共两党所带来的冲击作用，简直就是山崩地裂、天地再造，其影响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巨大的戏剧效果，原因就在于顾案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是基于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
徐恩曾出任调查科科长不久，按照张冲的谋划，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很快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地派出了特派员，全权负责当地的特务活动。1931年4月25日，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运用的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在武汉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偶遇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当场向尾随跟进的特务指认，顾顺章由此被捕。当晚，顾顺章主动“要见蔡孟坚”，随即向蔡供出自己的身份。令蔡孟坚不敢相信的是，历来的叛徒在叛变之初，大都还要三缄其口，掩饰一下自己的身份，而顾顺章不但公开亮出自己的牌头，而且像王婆卖瓜一样，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大大地吹嘘炫耀了一番：我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央常委，与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全部安排；我受过苏联“格别乌”训练，还是上海共产党中央红色保卫局长。说特务，我是特务的总管。
顾顺章的这一番自卖自夸自我溢美之词倒不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所谓“与周恩来平起平坐”自然是“臭美”，拉大旗作虎皮罢了；至于“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一说，更是自己捧自己的臭脚；但是，要说到他是“上海共产党中央红色保卫局长”，是中共“特务的总管”，倒也不是言过其实。
顾顺章看出了蔡孟坚眼中的疑虑，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来真的了，大言不惭地供认：“这次来汉口，是利用我变魔术，以‘化广奇’魔术团的名义为掩护，主要任务：（1）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边区任主席，张昨已由我派人掩护到达；（2）筹备布置共产党主席经粤汉路转株、萍路去井冈山，转移主席驻处。你今日找到我，可能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再多谈，留下重要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顾顺章并一再关照，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发电报，以免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顾顺章之所以这样闪烁其词，而又不肯于此时将钱壮飞的身份供认出来，显然是一种赌徒的“博彩”心理。在他认为，钱壮飞本是自己手中的一件“奇货”，总要等到面见“蒋委员长”的时候，才可以贡献出来。下车伊始，便给蒋先生一个惊喜，立一个殊功。倘若过早泄露，岂不是让蔡孟坚于中拦截，争去这样一个天大的功劳。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蔡孟坚有“铲共专家”之称，在主持武汉特工活动期间，他曾经破坏了中共汉口地下党数十处机关，抓获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等重要人物近百人之多。他曾经冒险潜入洪湖根据地，拍摄了不少红军与苏区人民活动的“珍贵”照片，这在国民党特工高干中简直就是开天辟地的“壮举”了。然而，这一切无不是蔡孟坚提着脑袋才搏到的战果。也许是这一次来得太过容易了，使得蔡孟坚在惊喜之下倒有些不敢相信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周恩来，他自然是知道的，那确是从蒋先生到国民党都在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头子。而且，蔡孟坚也与大共产党打过交道，素来知道他们都是一些不易对付的特殊人物，许多人就是到死也不肯吐露半句真言。可是，眼前这一个轻而易举地被抓到的“阶下囚”，竟自称是一个“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甚至比周恩来还来得重要的“大共产党”，而且是这种迫不及待要“卖身”的货色，这就有些令蔡孟坚不甚了然了。
蔡孟坚考虑了一下，决定向这个“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大共产党”问几个问题。当时，蔡孟坚的本职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但这个身分属于特工机密，外界并不知道。蔡孟坚的公开身分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他也只在这个公开身分的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于是，蔡孟坚试探着问顾顺章：“你何以知道我蔡孟坚名字？”顾傲然回答：“国民党任何地区，主持反共的人名都知道，不必多问。”这就很有点客大欺主的味道了。不过，蔡孟坚也不示弱，他要顾顺章先交出中共武汉地区地下党的组织名单，这也有点主大欺客的意味。顾顺章亦不含糊，当即供出中共驻武汉的秘密交通以及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等重大机密情报。蔡孟坚马上组织警宪行动，果然破获了这两处机关，捕获十余名中共地下党员。至此，蔡孟坚开始相信顾顺章果是中共的一条“大鱼”，而且确有向党国自首的诚意。经向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请示后，蔡孟坚决定当夜派一班宪兵从水路将顾顺章解往南京，自己于次晨坐水上飞机先期直飞南京汇报。
何成浚与蔡孟坚虽然都看到了顾案对党国的重要价值，但是都没有理睬顾顺章于事先发出的警告：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何、孟为了抢功，不但于25日晚分别向陈立夫、徐恩曾发出十万火急的特急电报，而且一连发出六封之多。第一封电报上报告：“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顾顺章化名）在汉口被捕。”第二封电报上接着报告：“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第三封电报请求：“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第四封电报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押解黎明赴京。”第五封电报报告：“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指徐恩曾）禀报。”第六封电报则特地关照：“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蔡孟坚对自己所犯的这个“历史性错误”在回忆录中作了一番含蓄的解释，认为顾顺章在武汉自首时“并未涉及我中央内有潜伏大间谍钱壮飞之事”。蔡孟坚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总是禁不住火冒三丈，大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要“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漏，不能以竟全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蔡孟坚这样做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就是他在发给徐恩曾的电报上均已注明“徐恩曾亲译”字样，也就是说电报用的是徐恩曾与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自然是万无一失的了，哪里想到钱壮飞竟将必须由“徐恩曾亲译”的密码本也掌握了呢！蔡孟坚为之懊丧地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另一个使蔡孟坚始料不及的原因是，4月25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早早去舞会等娱乐场所放松去了，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巢穴“正元实业社”里，只剩下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仍在勤勤恳恳地替党国“效劳”。这样一来，武汉连续发来的几封特急电报，无一例外地都落到了钱壮飞的手上。而且，正是有了这个周末，使得钱壮飞与中共中央能够争取到十分宝贵的整整一昼夜的应变时间。4月26日这一天，对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真正是生命攸关的一天。
当钱壮飞破译了武汉的六封特急来电后，他自己也惊呆了。这个情报太重要了，他甚至怀疑：这会不会是敌人玩的一个花招和圈套，以此对他进行考验。如果这个情报一旦有误，而自己一旦上当，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不过，一个优秀职业情报人员的素质，又不容许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丝毫的犹豫。假如这个情报确实无误，而又在自己手上贻误一步，那样会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钱壮飞更加不敢想象，也许正如蔡孟坚发来的电报中所说：中共中央机关将会被一网打尽。
钱壮飞所能做出的选择是：立即结束自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潜伏任务，赶回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在这一天夜里，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有条不紊地做好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步，钱壮飞考虑到当务之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顾顺章已经叛变的消息送到上海中央机关。他知道当晚还有一班特快列车，11时开，次日晨6时25分到达上海。这在当时，是南京到上海最快的速度了。于是，钱壮飞立即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顾顺章已在汉口被捕叛变的情况，当即派地下交通员、女婿刘杞夫连夜坐车到上海送信，并反复交代：无论如何要迅速找到李克农，将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及时转交中央。
第二步，钱壮飞感到需要将自己平时为徐恩曾经管的银钱账目整理好，放到钱柜里，留交徐恩曾。接着，钱壮飞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对徐的“知遇之恩”表示感谢，同时，警告他不要陷害自己的子女，否则便将他的全部机密和丑事公布出来。这是钱壮飞的撒手锏了，他估计徐恩曾不至于冒这个险。
第三步，钱壮飞来到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通知长江通讯社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迅速撤离。然后赶到邮电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电，以暗语通知他迅速转移。
在做完了这一切以后，钱壮飞立即赶到南京站，登上4月26日晨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亲自赶往上海中央机关报告情况。对于钱壮飞的这一行动，曾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聂荣臻给予高度评价：“万幸的是，我们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钱壮飞同志非常能干，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的确，对钱壮飞这一临机决断，无论怎么估价它的意义，都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