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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举办的第一件特工“新政”，便是建立特务领域的最高秘密指挥机关。1930年以后，调查科的人员大量增加，仅从中央军校第六期的政治警察训练班中，一下子就分配了20人进入调查科，这当然是一批“新鲜血液”，也都是未来的特工“巨星”。然而，问题是他们都属于秘密性质，正所谓“身家不清”之人，自然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内，便不能报上“户口”，也就难以进入中央党部这样的公开机关工作。加之丁家桥中央党部机关多、人员乱、不易于调查活动的秘密展开等等，徐恩曾思之再三，深感狡兔尚且三窟，何况调查科这样的秘密情报机关。但眼下要营造三窟，困难很大。不过，能多建造一个巢穴也是好的。于是，徐恩曾请示陈立夫同意，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中央饭店的紧邻，找到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以此作为党务调查科的又一个办公处所。
徐恩曾认为党务调查科既然是搞秘密调查活动的，办公地点、人员身分等等应该是越隐蔽越好，不可对外招摇。目前，设在中央党部内的调查科一举一动都受到各方注意，新的办公处所应该建设成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丁家桥调查科的人员，除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可以进出这里外，其他人不经特别安排，均不允许涉足。后来，徐恩曾发现这里三山五岳的人员进进出出，而门口又没有任何标志，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和猜测。于是，徐恩曾指示手下在门外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装扮成一个商业机构，以此作为掩护。
从此，“正元实业社”成为党务调查科的秘密指挥机关，而且是特务绝密活动的场所。第一批进入这里工作的秘密调查人员，后来大都成为中统的高级特务。由于“正元实业社”完全是一处秘密巢穴，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真正核心与中枢神经，作为公开机构的丁家桥党务调查科，只承担一些公开的调查使命。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按公开与秘密两条线运作，应当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后来，徐恩曾逐步抢到党务、宣传、文化、经济、税务、盐务、警察、交通等许多公开机构，作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与公开机构，配合中统进行特务活动。于是，更进一步形成了“公开掩护秘密，秘密指挥公开”的特工原则。公开与秘密的分工有着严格的规定，这在早期的“正元实业社”时期便已形成了传统。据1928年6月便已进入党务调查科的张国栋说，他虽然算得上是调查科的特务元老，对“正元实业社”的大概情况也是知道的，但他在1931年7月离开调查科到日本上学之前，仅到过这个地方两三次。他回忆自己与当时在正元实业社工作的钱壮飞也见过面，但不熟悉。正元实业社对张国栋这样的特务工作的首创人员，尚且控制得如此严格，其保密工作的严格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徐恩曾出掌调查科举办的第二件特工“新政”，便是建立秘密的特务电台。对徐恩曾说来，玩无线电是他的“绝活”。为了加强特务联络，提高秘密情报的传递速度和质量，增强安全程度，徐恩曾决定首先在中山东路找到一处距正元实业社不远的地方，建立起党务调查科的电讯总台，并在上海、武汉等地分别建立分台，使各地的情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南京特务指挥机关，大大提高特工活动的效率。中原大战期间，徐恩曾还命令在北平、天津建立了临时分台，直接与南京联系，搜集重要情报。不久，在全国设立的分台越来越多，这里很快成为一个覆盖全国的特工电讯中心。电讯总台的负责人是徐恩曾在南洋公学的同学，电台报务员也都是无线电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其次，徐恩曾指示利用电讯总台楼下的门面，开办了一家电讯器材商店，一方面可以通过垄断性经营，赚取高额利润，以充实特务经费；另一方面可以监控电讯器材的流向，与中共的地下电台进行斗争，一石而二鸟。
徐恩曾举办的第三件特工“新政”便是加强与首都警察厅及宪兵司令部的合作。1930年，为了取得首都警察系统对特工活动的支持，便于开展秘密调查活动，陈果夫根据陈立夫及徐恩曾等人的建议，保荐自己的保镖陈独真出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从此，党务调查科与警察厅督察处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调查科甚至可以指挥督察处进行公开的特务活动，诸如借检查户口的名义，任意闯入私宅搜查甚或扣押人员等。由于在反共利益上的高度一致，徐恩曾与素有“谷屠夫”之誉的国民党“宪兵之父”谷正伦也有着很深的合作关系。1930年秋，谷屠夫甚至聘请徐恩曾为宪兵司令部顾问。接着，徐顾问又在宪司为调查科特务组长顾建中争取了一个名义，不但使双方更加方便地合作反共，而且徐、顾还可以从宪司月支车马费80元，这真是名利双收了。从此，徐、顾两人随意出入宪司，百无禁忌。由于宪司警务处是特务机关公开从事特务活动的主管单位，宪司军法处又是审理及判决政治案件的主管单位，这两个处也成为徐、顾联络的重中之重。结果，警务处正副处长卫持、欧阳向和军法处长周剑心都成为徐、顾的好朋友。于是，调查科逮捕的政治犯，大都送往宪司监狱关押。后来，为出于对中统的“真诚”支持，宪司索性网开一面，让徐恩曾在监狱里单独盖了一排平房，作为中统的专用监房，这个时期的监狱长姚儒栋后来甚至“跳槽”到中统人事室做官，可见这个监狱与中统的关系之深了。
由陈立夫“亲自缔造”、徐恩曾“直接领导”的党务调查科虽然正式开张两三年，有了长足进步，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说起来还是经验不够，因而闹出一些笑话。比如，徐恩曾、张冲等人听说俄国每个“契卡”成员都持有一种特殊证件，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派司”了。据说，有了这个派司，就有权对任何人进行搜查，直至进行扣押等等。这在苏联当时的国情下，当然是行得通的。但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有限，蒋介石号令所及，仅东南数省而已，其他省分都还是地方军阀在那里横行。特务如果失去了政权力量的保障，其作用当然是很有限的。但是，徐恩曾与张冲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只觉得特务的权力自然是越大越好，于是，也就不揣冒昧地给每个调查人员发了一张派司。特务们拿到这张派司后，一个个皆大欢喜，以为俄国“契卡”享有的特权，自己也就一样享有了，从此也是动辄搜查、拘押。哪里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据说，有一次特务在广州因强行搜查，结果被对方狠揍一顿，几乎送掉性命。事后一查，对方的后台是当地军阀，根本不尿蒋介石那一壶。
吃了这个哑巴亏之后，徐恩曾对发放派司总算有了新的认识，此后注意针对不同对象发给不同的派司。一般来说，职务较高或执行外勤任务的特务才能考虑发给调查证之类的派司，一般特务只发给职员证。职员证与调查证的区别是：前者只载明持证人的身分，不作其他用途；后者在注明持证人身分的同时，还载有“希军宪警机关予以工作上的协助”（乙种）和“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甲种）等内容。能够持有上述证件的人，当然都必须是久经考验的正式特务，至于试用、雇佣或临时调用人员，按例都是严格禁止发放此类证件的。不过，后来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和特务统治的不断强化，调查证的发放范围也就无须控制很严了。此外，徐恩曾还发明了一种相当于出入证的证章，有纽扣那么大，上面只有一两个西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都是随便取用的，不代表任何意义。凭着这个证章，特务们就可以出入特务机关。为防止泄密，徐恩曾规定这种证章须每年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这种证章按例只发给内勤特务。此外，从方便特工需要出发，调查科往往备有各个机关的证章，需要时，特务们可以随时领取，用完后及时交还。
从公开的党务调查机关过渡到秘密机构“正元实业社”，显然是国民党特工活动的一大“进步”，也是徐恩曾介入特工生涯的重要“新政”。这一阶段对于徐恩曾来说，只是一个进入“角色”的时期，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本身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本钱，所以对上下左右的关系，处理得也还是比较得体的。不但对陈果夫、陈立夫等权要人物态度谦恭有礼、小心进退，重大问题均直接向二陈汇报，或请二陈转报于蒋；就是与同僚张道藩等以及下属与张冲、顾建中等的关系，也都是比较融洽的。
由于“正元实业社”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甚至从形式上也与公开的党务调查科分了家，又由于特工活动在运作过程中原本就具有专制性、独裁性、神秘性与黑幕性，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徐恩曾一手控制的秘密“特工王国”，一个在国民党机构大全上没有任何记载的“徐氏黑店”，这对建立并巩固徐恩曾在“正元实业社”这处秘密巢穴中的至尊权势与无上权威，无疑起到了催化作用。“福者祸之门”，徐恩曾的得意之笔，同时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祸患之门。这就是钱壮飞利用这里的特殊环境及徐恩曾对他的高度信任，在“正元实业社”里为中共开展了一系列地下情报活动。
钱壮飞自改行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便是替徐恩曾处理来往的文件电报等机密事项。这个职务算不上多么显赫，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钱壮飞能当上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除了出于同乡加同学的特殊关系之外，主要是出于欣赏和倚重钱的多才多艺。徐恩曾是一个既有专长，又有广泛爱好的“玩家”，玩无线电，玩汽车，玩各种洋人的娱乐活动等等，徐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但是，也有两个东西，是徐恩曾最怕的，一个是写字，一个是写文章。徐恩曾的中文功底不行，或者说简直就是很蹩脚。不说别的，徐恩曾在中文中用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名字，虽然只有三个字，却从来没有写好过，弄得与他接触不多的人，不但看到这三个字要大伤脑筋，而且还要弄出一些笑谈。一次，中国工程师学会刊物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竟将徐恩曾三个字改成了“徐思予”。徐恩曾自然知道这是自己的书法太蹩脚，不便责怪人家，索性将错就错，从此将“徐思予”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笔名，用之于署名发表文章。徐的中文不行，下笔太慢，自然文章也是做不好的。此外，徐亦不善言辞，开会亦少有长篇大论或滔滔不绝的雄辩之语出现，这都是徐深以为憾的地方。
钱壮飞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两点又都是徐的弱项。而徐恩曾现在当上了特务头子，成了“一店之主”，写字与写文章都是平时不可或缺的功课，既然自己不行，总得找个人捉刀。据此，徐恩曾想到要重用钱壮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钱壮飞能够在徐恩曾身边崛起的最大契机与缘由。况且，在当时的党务调查科里，也没有哪一个特务有这个实力可以与钱壮飞进行竞争。从钱壮飞来说，本来就是中共派来的“空子”，钻徐恩曾的空子，取得徐恩曾的信任与重用，是他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于是，只要是徐恩曾交代的事情，抑或是徐想到而没有交代的事情，钱壮飞都竭尽全力去做好，并且每一件事总是弄得清清爽爽、利利索索。不光是徐恩曾喊好，徐的上司、同僚、下属，也都人人说好，这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这样的人，徐恩曾也没有理由不重用。中统老特务王思诚是1930年从中央军校分配到“正元实业社”工作的20名政治警察之一，也可以说是徐恩曾的开山大弟子。在钱壮飞一案暴露后，王事后曾对张国栋说：“钱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是干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钱壮飞在徐恩曾那里得到重用，这在徐恩曾的顶头上司陈果夫、陈立夫那里也是得到认可的。在当时的中央党部几乎已经办成湖州会馆的大背景下，只要是湖州人，就没有不被重用的道理，何况钱壮飞这样的天纵英才。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当时，钱壮飞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的同志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老巢，曾先后介绍李克农打进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介绍胡底打进国民党南京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来被钱壮飞派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李克农能够打入，一方面是经过了考试和钱壮飞的介绍，一方面就是利用了与陈氏兄弟的关系。李克农的岳父赵家艺是老同盟会会员，与陈其美是好朋友，故李克农的夫人赵瑛和陈家兄弟也都相当熟悉，有这种父执辈与子执辈的双重关系，李克农在国民党上海情报机关时，也很快站稳了脚跟。
这样一来，钱、李、胡三人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中，分别掌握着南京、上海、天津三处的情报活动，正所谓“三足鼎立”，互为呼应，几乎把陈立夫、徐恩曾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共产党的情报，全部拿了过来。他们当时都接受陈赓的直接领导，被称为共产党早期的“情报三杰”。李克农后来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重要创始人与领导人，其情报工作生涯正是始于这一阶段。在情报三杰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当然还是钱壮飞，因为他被“埋藏”在徐恩曾的身边，大凡送给徐的文电，无不让钱壮飞先“审阅”一下，以便确定其中是否有值得中共“虚心”采纳的部分。一方面是钱壮飞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另一方面因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每到晚上或周末，总有应酬不完的社交活动，许多重大情报的处理都委托钱壮飞代拆代行，如此，钱壮飞的地位更加重要，情报来源也就更多。钱每得到重要情报，照例交李克农中转，由李克农就近送到陈赓那里，经陈赓转报周恩来及中共中央。
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信任到死心塌地的地步，但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党国的原则。比如，他有一本同各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译报用的密码本总是不肯交给钱壮飞收藏，而是由他自己不辞辛劳地珍藏在贴身内衣的口袋里，24小时不离身。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峰层的核心机密也就难以搞到手。这样一来，饶是钱壮飞足智多谋，却总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后来，钱壮飞与李克农精心设计，利用徐恩曾好色的致命弱点，在徐恩曾一次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先由李克农以某妓院有倾国倾城的名妓作诱饵吊起徐的色欲，再以徐不宜身带密电码逛妓院进行劝阻。徐在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下，毅然将密电码交给钱壮飞保管，轻装“赴汤蹈火”去了。由是，钱壮飞终于将梦寐以求的密码本搞到了手。从此以后，在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里，也就对共产党无秘密可言了。共产党并且能在随后发生的顾顺章一案中，抢先一步应变，避免了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许多重要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的惨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