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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工大头目中，徐恩曾能当上特务头子有他自己的独特路子，他既不能比同于陈立夫，也不能比同于戴笠。陈立夫与戴笠走的虽都是一条首创特工的道路，但他们有所不同。陈立夫是从大人物干起，戴笠则是从小人物干起。而徐恩曾走的是一条坐享其成的道路，他坐的是前面四任科主任打下来的天下，吃的是一碗“现成面”。然而，徐能坐稳中统王座，初期完全是靠了调查科两大高手的贡献，一位高手是张冲，另一高手就是钱壮飞了。
其实，在早期运用苏共“契卡”的经验建设国民党特工的过程中，真正的特工大师不是陈立夫，也不是徐恩曾，而是张冲。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中，调查科的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调查科的所有创造性成果，都可以说是来自张冲的贡献。完全可以说，张冲是调查科的灵魂与发动机，正是他的杰出贡献，才真正把党务调查科的情报工作水准，一下子提高到日俄现代化特工的水平。
张冲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而又经历坎坷的神秘人物。张祖籍浙江乐清，1923年从温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铁道专门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转入哈尔滨法政高等学校。在此期间，张冲秘密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了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这个时候，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期，张冲与共产党人亦有不少接触与联系，这对他后来的“向左转”有重要的潜在影响。苏联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成为苏联白俄的一个重要聚居地，张冲因为在北京铁专学过俄文，与白俄交往也就比别人多了一份优势。于是，张冲不但结交了不少白俄朋友，而且竟与一位白俄小姐“白相相”，谈起了恋爱。“苦恋”的结果，不但赢得了这位白俄姑娘的芳心，而且是搂草打兔子，顺便把他在北京“铁专”学到的一点半通不通的俄语提高到了“国际”水准，说得十分准确流畅。这一点，对张冲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有着中俄联姻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背景，并且在国共合作时期又有与共产党人关系暧昧这样一个“前科”，于是，张冲被东三省的“皇帝”张作霖大帅视为有赤化嫌疑，将他“请”进了大牢，直到少帅张学良易帜后，张冲始得出狱，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指导员，这已经是1928年12月间的事情了。一段时间后，张冲调任国民党天津市党务委员，此后不久，张冲携妻挈子回到南京，一边通过中学同学、CC系大将、国民党土地问题专家萧铮向陈氏兄弟积极推荐；一边自己直接登堂入室，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CC系老板陈果夫反映情况，效毛遂自荐的故事。陈氏兄弟一听说张冲是自己的浙籍同乡，先就有了三分笼络之心；经过一番恳谈，陈氏兄弟了解到张冲从事过国民党的秘密活动，蹲过张作霖的大牢，经过严峻斗争的考验，是一位坚定的国民党党员，于是，又有了五分好感；几次交谈下来，陈氏兄弟发现张冲不但才气纵横，而且老成持重，是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从此更有了七分爱意；继而听说张冲通晓俄文，了解苏联情况，是个“俄国通”，到此，陈氏兄弟认定张冲是一个十分人才了。当时正是党务调查科十分迷信“契卡”的时期，徐恩曾又是新来乍到，为加强党务调查科的力量，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决定任命张冲出任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帮助徐恩曾开展工作。这个时候正是1930年的春天，徐恩曾于上一年底刚刚来到调查科，兼代调查科负责人。
张冲从事国民党秘密活动多年，党务工作的资历、经验与职级都是有的，而党务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一职在中央党部只能算是忝陪末座的“九品”党官，官位自然不能算是显赫，而且还要屈居“钻进”国民党不久的新进徐恩曾之下，未免有点摆得不平。但是，徐恩曾与二陈的关系之深是张冲所不及的，而采访股可以说是党务调查科的核心，位置十分重要。倘若不是陈果夫或陈立夫放心的亲信或心腹爱将，是绝对打不进的。陈氏兄弟一开始就把张冲放在这样的要津，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张冲在陈氏兄弟心目中的位置还是相当高的。
张冲自出任采访股总干事之后，果然不负陈氏兄弟的重托，很快使党务调查科的情报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改进党务调查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注意从基础抓起，注重对党务调查人员进行特工训练，以便提高党务调查工作人员的情报业务水平。当时，党务调查科在编制上，分科、股两级架构，人事也就相应实行科长、总干事两级负责制，总干事之下，设干事及助理干事若干人。这样，真正的外勤特务活动，也都是由干事或助理干事承担。于是，这些人的业务工作水平，往往成为影响调查质量甚至决定调查活动成败的关键。这些干事及助理干事的地位，在中央党部算是最低的，没有哪一位党国要人会将他们放在眼里。但一旦出了调查科，派到地方，便立即成了“中央大员”，权力之大不可想象。比如，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于1928年底被陈果夫、陈立夫派往两广方面，做了两个月的“两广党务视察员”，对两广地区的党务活动便有一言九鼎之威；调查科助理干事王保身于1930年被派往河北省党部任委员，一下子成了党务方面的“封疆大吏”，升迁之快，出乎意料；更有的调查人员扛着一块“肃反”大员的头衔下去，这就有了生杀予夺之权。想到一个人的生死之间全凭这些小特务的一闪之念，简直令人胆寒。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大约也还不习惯称这些人为特务或特工，比较常见的叫法叫“调工”，这个名称没有什么不好，即便是“特务”或“特工”这个名称，在当时也是“特别勤务人员”或“特别工作人员”的简称，有点神秘感，但不算很坏，至少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令人战栗。
张冲的训练手段首先是在系统研究“契卡”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经验，根据党务调查科的实际，编写出特工教材，然后从中央政治学校（即原来的中央党务学校）与中央军校中招收学员，开办特别班进行训练。经过这样特别调教出来的党务调查人员，无论是政治素质上，还是从情报业务水平上，自然都不是原先半路出家的“老粗们”所能比拟的，这也使整个调查科的业务素质水平从整体上上升了一个台阶。
为了对各地的特工活动加强指导力量，张冲建议建立特工特派员制度，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城市派出常驻人员，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查与破坏活动。一年后破获的中共巨案顾顺章事件，就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最直接成果。与此同时，张冲还对整个调查科的内部体制与工作程序进行全面规划，以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快速应变能力。新任党务调查科长徐恩曾在张冲的循循善诱下，特工业务逐渐开始进入角色。由此说张冲对国民党特工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党务调查科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为徐恩曾一年后的迅速发家、大红大紫，提供了一个机遇。
这个时候的党务调查科真是个藏龙卧虎的所在。除了张冲外，还有一个钱壮飞。不过，钱壮飞是隐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在中共党史上，钱壮飞算得上是一位扭转乾坤的红色特工奇才。即便是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国民党的特工高手，对钱壮飞的灿烂才华，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他都可以不谈，能够钻到国民党特务头子身边担任机要秘书，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问题。仅此一点，也就可以证明钱壮飞的特工水平要高出整个党务调查科人员的许多倍，因为即便是徐恩曾这样的大特务也被他玩弄于手掌之中，一般等而下之的中小特务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想想看，从钱壮飞打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几年中，上自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中自张冲、顾建中等特工骨干，下自一般自命不凡的特务分子，竟没有哪一个看出了钱壮飞这位红色特工的蛛丝马迹。如果不是一年后出了个顾顺章案件，迫使钱壮飞不得不“自我暴露”，主动“出逃”，这事情还不定玩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收场？如果真的让钱壮飞继续玩下去，那真要大看特看陈立夫与徐恩曾的政治笑话了。在多少年以后，这件事让徐恩曾想起来就感到后怕。
钱壮飞能打进国民党特工的大本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进而打到国民党特工主脑—徐恩曾身边，可以说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与领导者周恩来的一大杰作。早在1928年4月，周恩来就指令在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的政治保卫机构）内成立情报科（二科），由陈赓具体负责，专事研究并派人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进行反间谍活动。陈赓是黄埔一期学生，与陈立夫也可以算得上有那么一点沾边的师生关系，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陈赓是经过真正的俄国“契卡”训练的高材生。1926年秋，陈赓就被周恩来派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在伯力学习了侦探和审讯，在海参崴学习暴动和劫牢，以及爆破、秘密通讯、射击等技术知识。陈赓本为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他极高的悟性与智慧，很快使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情报及特工奇才。现在，由正宗的共产党方面的“契卡”，来对付国民党方面的冒牌“契卡”，难怪要有徐恩曾的好戏看了。
陈赓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考试及运用人事关系，并利用徐恩曾举办无线电训练班招生的机会，将钱壮飞派遣过去，这是发生在1928年的事情。钱壮飞打入党务调查科，有一个天造地设的优势，这就是他与徐恩曾之间有着同乡加同学的深刻渊源。钱祖籍浙江吴兴，在湖州中学上学时，比徐恩曾低一个班级。钱壮飞从湖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医专，毕业后在北京挂牌行医。此后，他大概开始相信“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古训，不行医了，投身革命，先医社会，并于1925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在才华上，钱壮飞简直可以说是个“完人”，他懂得医道，又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曾任北京美术学校教师），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一度当过报馆编辑）。这么多的专长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而无数的人却终身不能得到哪怕是其中的一项，足见得上帝做事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据说在李大钊一案中，钱壮飞受到牵连，北京不能立足，只好南下上海，并接受周恩来与陈赓的派遣，打进由党务调查科在幕后主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居然也让他玩成一位精通无线电技术的行家里手。不用说，这样多才多艺的奇才，自然会很快引起包括徐恩曾在内的国民党要人的注意。
这期无线电训练班表面上由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主办，实际上是徐恩曾在背后主持。当时，徐恩曾还在中央广播电台做事，但是他同时还兼着国民党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的职务，说得上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上级单位。徐恩曾主持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陈氏兄弟的委托，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职责所在，即既要为中央党部及党务调查科培养电台报务人员，同时也要为中央广播电台培养电机使用、维修人才。
钱壮飞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谦和，从无矜色。不用说徐恩曾大为欣赏，就是班内的同学也都深为折服，一个个将他引为好友。这个班办到1929年12月结业，其他人如何分配，徐恩曾大概顾不上那么多，他只知道第一个先将钱壮飞抢在自己手里，将他带到自己主持的中央党部秘书处总务科做无线电技术工作。徐恩曾出掌党务调查科以后，又将钱壮飞作为自己的基本班底，一并带了过去，并委任他担任机要秘书一职，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都交给钱壮飞处理。
客观地说，徐恩曾不是一个庸人，他之所以信任、重用钱壮飞，原因是多方面的。欣赏钱壮飞的才华，看中他能说会写，会办事等等，固然是一个因素；看中他是自己的同乡、同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家乡人，知根知底，如果连钱壮飞这样的同乡、同学都不可靠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另外，当时正是调查科初创时期，没有反间谍的实践和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哪里想到调查科成立伊始，共产党竟剑及屦及地派来了“眼线”卧底。再说，也不能说徐恩曾不存一点小心。事先，徐也从各方面对钱壮飞作了一番严格审查，通过了，没有问题，这才决定将钱壮飞留在自己身边。哪里知道他是在北洋军阀治下的北京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他还是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派到自己身边的“奸细”！这样的事情，想起来就叫人心里发毛。
“钱壮飞事件”是国共两党情报斗争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除了钱壮飞以外，周恩来在抗战期间，还派出熊向晖打入到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先后数次把国民党天字第一号的机密情报送往延安，对保卫延安及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一个是国民党反共第一线的军事统帅，竟然都用上了周恩来为他们刻意培养的红色秘书。周恩来算得上是一位专门为国民党要人培养机要秘书的专家，栽在周恩来这样的世界级奇才手里，徐恩曾输得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