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孔祥熙

1915年秋天，宋蔼龄随孔祥熙回山西太谷省亲。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北国之行，也是她第一次以孔子第75代孙媳妇的身份随丈夫回故里省亲。

孔宋夫妇的北国之行，表面上是夫唱妻和，衣锦还乡，实际上却是出于宋蔼龄的谋划，并负有孙中山托付的秘密使命。宋蔼龄自与孔祥熙结合后，就开始调整自己的形象，注意收敛锋芒，低调活动，以一个贤淑、温和、文雅的孔夫人形象，在革命党人中进行社交应酬，帮助孔祥熙办理革命党人交代的事务。

自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孔祥熙以至亲关系而受到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的重视和照拂，并成为协助孙中山处理中华革命党党务的重要助手。但是，宋蔼龄深知，以孔祥熙目前的地位，在革命党内那一大批星光灿烂的领袖人物面前，可以说还是个无名之辈。如果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当一名助手，苦劳再多，功劳再大，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难得有出头之日。况且，在孙中山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广东籍的革命元勋和英雄好汉，以孔祥熙的才智与资历，何能与他们争锋！孔祥熙要想在革命党人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另辟蹊径开创自己的发展天地，积累政治资本，或许可以先到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还很薄弱的中国北方自创“基业”，等到有了一定的政治本钱再利用孙中山的崇高革命声望相助，此时问鼎革命党的高官厚禄，何愁不能成功！当宋蔼龄要孔祥熙向孙中山提出回乡的请求时，孙中山恰好也有派人到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想法，孔祥熙主动请缨，不啻是上佳人选。

宋蔼龄为孔祥熙设计的这个“前程”方案，实践证明非常成功，在以后数十年风云变幻的政治旋涡中，孔祥熙正是依靠在北方与军事实力人物建立起来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参与了对国民党政治权位的角逐，并且赢得了胜利。宋蔼龄能对政治有如此见地，说明她的政治野心不在他人之下。不过，她学成归国后逐步发现，中国这个已有几千年男权主义传统的悠久国度里，女人期望从政并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孔祥熙结婚后，宋蔼龄自知，在处处以孔圣人嫡系后裔自居的孔祥熙背后，更不能总是站着一个蔑视儒家传统、践踏夫权制度、叛逆孔教思想的女强人。否则，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孔祥熙的前程也将毁于一旦。与其夫妇两败俱伤，不如转而求其次，自己退居幕后，甘当一个“贤内助”，全力谋划塑造孔祥熙，把孔祥熙推向全国、推向政坛。这样，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宋蔼龄的这个思想蜕变是痛苦的，然而也是明智的，效果自不必说。在以后崛起的宋氏一门子女中，唯有宋蔼龄始终没有出任任何公职，但是，正是她对蒋、宋、孔三大权势豪门的产生与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1915年6月，孙中山痛感过去因没有武力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的深刻教训，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作武力讨袁的准备，并先后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多名中华革命党的大将相机返回国内，成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军部，建立和发展中华革命军的队伍，积极推进倒袁的军事准备工作。当孔祥熙按宋蔼龄的“计谋”，向孙中山提出辞去“助手”职务返回国内的要求时，孙中山当即批准并令他以回山西太谷省亲作掩护，联络北方实力派军人，策动武装起义。

孔祥熙以中华革命党特派员的身份在宋蔼龄的陪伴下启程回国，第一站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一方面，他们要进一步作太谷之行的周密准备；另一方面，也想拜访在沪的军政要人，秘密策动驻沪海、陆军举行反袁起义。但是，孔宋夫妇当时都是北洋军阀政府注意的重要目标，并且也都缺乏从事秘密武装斗争的经验，建功立业的心情又过于迫切，行动也过于招摇，由此他们的行踪很快被人密报。北洋军阀政府闻讯后，准备派人在上海逮捕他们。中华革命党东南军部负责人陈其美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在暗中通知他们火速离沪，摆脱险境。此举使孔、宋夫妇惊出了一身冷汗。国内十分冷酷复杂的政治现实，很快使他们头脑清醒冷静下来。他们自知搞武装起义非其所长，为安全计，还是先赶快回到北方去再作计较。

太谷之行，对于孔祥熙来说是一次成家立业后的衣锦荣归，对于宋蔼龄来说则充满了新鲜、兴奋和惊异的感觉。在蔼龄的心目中，山西地处中国内地，那里的生活不但贫穷、落后，几近原始状态，而且思想愚昧，卫生状况极其糟糕。但是，追求新奇、追求刺激的念头使蔼龄决定还是随丈夫北行，从上海到山西榆次当时已有火车可通。这一段路程虽然漫长而枯燥，但比起十年前蔼龄只身赴美求学来说，简直只能算是一次上海的郊游；加之一路上观赏北国情调，又有刻意逢迎、善体人意的英俊夫婿在旁陪伴，蔼龄倒也不觉得旅途寂寞。

火车到达榆次，剩下的路程只能用毛驴、独轮车、马匹等中国原始的交通工具来解决。但是，孔祥熙别出心裁，他让蔼龄坐进一顶有16个轿夫抬的官轿里，自己则骑着马在一旁陪伴。孔祥熙得意地告诉蔼龄，这是一幅几千年来始终延续不变的贵族夫妇出游写真图。蔼龄坐在轿中，心中默默品味着过去贵族老爷及夫人们乘坐这种官轿时的心态，耳中听着孔祥熙的马匹走路时发出的得得蹄声，脑海中则回味着一路上轿夫、仆人们诚惶诚恐、小心谨慎、曲意逢迎的种种神情，一种被尊为贵夫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孔宋夫妇回到程家庄老宅，住进贵族地主的庄园。这里孔祥熙早已派人修缮扩建，生活起居及卫生设施都有了很大改进，使生活在南方大都市及美国的蔼龄感到满意。

孔祥熙回到太谷的第一项计划就是整顿和扩建铭贤学校，以此作为样板进一步推进他的乡村教育改革计划。这也是得到蔼龄积极支持并由她帮助谋划实施的。蔼龄认为通过办校：一可以扩大影响，积累政治资本；二可以培养学生，报效桑梓；三可以发现人才，培植班底等等，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办铭贤学校之议，原出于美国传教士的主意。在义和团运动中，太谷及山西等地的不少外国传教士被杀。后来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派遣的传教士重来太谷后，决定办一所学校进行纪念。这也是痛定思痛，认为传教士被杀是因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的结果。如果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他们将此议告诉正在欧柏林大学求学的孔祥熙，并要他回国后担任校长。孔十分高兴，且将该校取名为“铭贤”，意即纪念“为道殉难”的先贤。

铭贤学校由孔祥熙于1907年回国后创办。初期几年，规模甚小，只有小学，也没有管理机构。虽然经费由美国人掏腰包，但孔祥熙并没有看到它政治上的巨大作用，内心里只是把它当成加强与美国教会联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是宋蔼龄识见不凡，一番“政治资本”与“人才摇篮”的谋略使孔祥熙茅塞顿开，当即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夫人的计划，并全力去实施。

宋蔼龄的锦囊妙计是，既然花钱是花的美国人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成了孔氏的“子弟兵”，这就可以在办校规模上大做文章。当时，铭贤学校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办个小学尚可，办个中学已很勉强，但宋蔼龄坚持一定要办成国内一流的铭贤大学。学校小了，不但在政治上造不成影响，也与校长孔祥熙的地位不相称。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先升格为大学预科、大学一年级，然后再办成专科学校、学院、大学等。由此，孔宋夫妇在回国前就开始进行了增设大学预科的种种准备工作，并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教学器材与图书资料等随行托运回国，再随车带回太谷。

在教学方针及教学内容方面，宋蔼龄也协助孔祥熙建立并完善以实验主义为主导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式，提出“学以事人”的校训及“师生应如家父子”等新型的师生关系。在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方面，贯彻实用的原则，提出“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先后设置了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英语等课程，并公开倡谈“性教育”。宋蔼龄还亲自拿起教鞭，登台授课。在当时，这也可以说是个十分勇敢的行动。宋蔼龄主讲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的英语课，同时指导卫生课，不啻是对男性垄断高等学堂教席专利权的一种挑战，不失为是创风气之先的举措。

宋蔼龄后来承认，她并不适宜当一名教师。当时之所以走上讲台，主要是原先从美国招聘的一名英语教师临时变卦，不肯来华任教。情急之下，宋蔼龄决定为丈夫分忧。她的英语虽然有相当水准，口语更是低沉流畅，文雅甜润。但是，说得好是一回事，能不能讲得好又是一回事。宋蔼龄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们穷追不舍的提问，常常瞠目以对，不知所措。所幸者她以校长夫人之尊以及随机应变的本领，学生们也不敢让“师母”过分难堪。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提问：为什么在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宋蔼龄面对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难题，如何答得上来。但是，她却巧妙地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后，宋蔼龄对自己的这种小聪明感到十分得意，并且视为手中掌握的最后一张王牌，但凡有了难以解答的难题，无一例外地以这张“王牌”对付，倒也屡试不爽，帮她摆脱了许多尴尬的场面。直到她的第一个孩子分娩，这才退出了这项勉为其难的教席。

宋蔼龄还鼓励孔祥熙与学生们平等相处，加深感情以资笼络人心。宋蔼龄自己也主动放下架子，走到学生中去，与他们谈心；有时还邀请部分师生到家中共进便餐，交流感情。每当这种时候，蔼龄常常亲自下厨，做几样西点西菜，让这些从未出城门一步的内地子弟品尝一下西餐的风味，开一次“洋荤”。

宋蔼龄的这一种新派作风，果然赢得了学生们爱戴。同学们集资买了一个金手镯送给敬爱的“师母”，以报答师母的一片爱心。这个举动使宋蔼龄十分感动，也使孔祥熙大为得意，脸上自然很是风光了一阵。

宋蔼龄的一番苦心筹划，以及孔祥熙在夫人的耳提面命下的苦心经营，总算为铭贤学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铭贤学校发展成为饮誉三晋的著名学府，其中许多学生日后成为孔祥熙政治上发迹后的重要班底，应当说宋蔼龄不无微功。

孔宋夫妇隐居晋中，表面上潜心办学，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1916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登基”，称“洪宪皇帝”，并将孔子的第76代孙孔令贻封为“衍圣公”，加郡王衔，以愚弄人民。袁“皇帝”的这些倒行逆施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及革命党人反对，讨袁声浪潮涌，顿成不可阻挡之势。身在太谷乡村的宋蔼龄听到这些消息很快意识到这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转折的重大契机，不可轻易失去。

于是，宋蔼龄点拨孔祥熙应当因缘时会做一篇政治上的大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纲领为未来在政坛上的崛起作舆论准备。孔祥熙欣然从命，宋蔼龄亲自立论命题，谋篇布局，再由孔祥熙执笔起草写成一篇《上袁世凯书》，经宋蔼龄反复润色后署上孔祥熙的名字，然后着人发送报馆公开发表。

《上袁世凯书》的确是孔宋夫妇政治纲领的第一次公开宣示。书中大骂袁世凯推翻共和窃位称帝，倒行逆施残害忠良，特别是公然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假异族之力而鱼肉同胞，此刘豫、张邦昌、秦桧、吴三桂等之所为也。今吾公竟步其后尘，为虎作伥。国人不敏，亦难蒙蔽。三尺童子，亦皆洞晓。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吾公将谁欺？欺天乎？”书中并警告袁“皇帝”“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断送吾黄帝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间耳，何假作皇帝迷梦耶！”全书仅千余言，却写得辞锋犀利，气势不凡，很快受到海内外各界的瞩目，也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为孔祥熙在进军政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国内迅速发展的政治形势表明，宋蔼龄精心策划的这篇讨袁檄文适得其时而又恰到好处。几个月后，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而孔祥熙则成了北方反袁复辟帝制的重要人物。由此，孔祥熙也更加佩服夫人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以及善于抓住机遇、奋力一击的政治胆略，也开始自觉地建立和维护“内阁负责制”的家庭政体。

在北方期间，宋蔼龄为孔祥熙制定的另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对阎锡山、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王正廷等北方的实力派军阀、政客人物开展外交活动，或广为结纳，或投靠笼络。几年之后，孔祥熙终于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并且在革命党人中独树一帜地形成了北方派系。本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都出生于南方，与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实力人物素无渊源，而孔祥熙的这一“北方”背景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使他在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心目中的身价倍增，同时也为他以后能在政坛上进行权力角逐增加了一块重要筹码。

宋蔼龄在太谷期间，一方面塑造孔祥熙的政治形象，成绩斐然；另一方面生儿育女，硕果累累。1915年9月生长女令仪，1916年12月生长子令侃。其后，又于1919年9月生次女令伟，1921年5月生次子令杰。在宋氏三姐妹中，可以说只有宋蔼龄在生育方面是一花独放。也因此，这些孩子在各方面受到特别的宠爱。结果20年后，在宋氏王朝的特殊背景下，他们终成现代的“高衙内”。

太谷之行，从一个特殊的意义上说，是孔祥熙走上政坛的一个重要阶梯，这个阶梯是宋蔼龄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孔祥熙精心铺设的。没有宋蔼龄的奉献精神就没有后来孔祥熙在政治上的发迹，这是没有疑义的。

在太谷期间，宋蔼龄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改善了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之前，她一直对基督教抱着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在生活中，她只崇拜父亲的拓荒精神，崇拜个人奋斗，崇拜现实利益。对其他的一切，她似乎都不看重，对宗教亦如此。当然，她并不反对宗教，更谈不上反对基督教。但是，她却无法忍受母亲那种对宗教近乎刻板、僵化的信仰，那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上帝去安排的态度，这无异于被上帝剥夺了自己的全部人生权利以及幸福与自由，这是极不人道的，这是宋蔼龄不肯作上帝的“小羊羔”的主要缘由。

宋蔼龄对上帝的这种“不恭”，使宋老太太大为不快，同时也十分忧虑。为此，她多次与蔼龄讨论宗教问题。然而，母女俩各自的执著态度大大妨碍了讨论的效果，蔼龄也丝毫没有能缩短与上帝的距离，倒是益发坚定了蔼龄要超越母亲那种宗教境界的信心。

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蔼龄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自从蔼龄有了第一次身孕，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分娩前，甚至使人十分担忧母女的生命安全。宋蔼龄也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威胁，并且开始认真地重新检视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心中真诚地祈祷上帝，一旦孩子出生，母女平安，她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当女儿安全降生后，蔼龄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宁静气氛，感受到上帝的那种博大胸怀与深邃的气度，感受到上帝对自己的恩赐与关怀。从此以后，她便皈依基督，成了宋氏家庭中又一个忠实的基督信徒。虽然，她还算不上是宋老太太那种意义上的虔诚信徒。 zh7ZFCxSpiZK9IzoQoW0ovpJah1p5vuoX1egEh6hcLHAjyd/R9UK9FDCP9jYRi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