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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蔼龄从美国南方的美丽小城梅肯市回到上海时，与六年前相比，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在宋蔼龄的眼中，中国人的贫穷、肮脏、落后，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中国人的专制、保守、麻木，却更甚于从前。特别是蔼龄在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中，处处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首先，经过长期独立生活的磨炼，她的人生经验逐渐变得成熟丰富起来，形成了冷峻世故的性格。城府较深，个性复杂，善于用独立而富有创见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不屑于人云亦云。
其次，叛逆和反抗意识更加强烈，自信心更强，更加崇拜英美的人生价值形态，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制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
第三，经过十年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和五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严格训练，不但了解了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对东西方文化、经济、历史、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有了新的认识。
第四，在父亲性格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刻苦努力下，处处显现出她的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特色。她的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十分熟练，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一种富有教养的高雅气质，衣着打扮入时，显示出美国人的新鲜活泼和浪漫潇洒，说话干脆，办事干净利落，等等。
但是，宋蔼龄的长处，在1910年时期的中国，也正是她的短处。在清王朝的末期，也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作最后挣扎的时期，专制保守势力也变得更加活跃和猖獗。像宋蔼龄这种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到衣食住行都浸透着“洋”味的女孩子，处处受到外界的非议、责难，是理所当然的。早在六年前，宋耀如的同事们就极力批评他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愚蠢行为，认为与其让她到洋人那儿，不如省下这笔钱给她置办一笔丰厚的嫁妆。现在宋蔼龄学成归国，果然是口出“洋”言，身穿“洋”服，满身“洋”味，不但被正统的中国儒学所不齿，只怕是要找一个中国丈夫也难。
宋耀如是蔑视中国人的世俗偏见的。对于宋蔼龄的“出息”，他毫不怀疑。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蔼龄身上的某种危险。他认为女儿过于洋化的生活方式，会妨碍她同中国社会、文化、民众的协调与和谐，也会妨碍她在今后的岁月里对中国的贡献与服务。于是，宋耀如告诫女儿，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要学会说中国话，要学会穿中国衣，也要学会接近和了解中国人，然后才能开始做中国事。
蔼龄还在美国读书时，宋耀如就向她许诺，等她学成归国时，可以当他的助手。从童年起，父亲就是她心目中崇拜的偶像。长大后，父亲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更增加了她对父亲的敬意和神秘感，当父亲助手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但是，自蔼龄回国后，宋耀如对当年的承诺似乎只字不提。
终于有一天，蔼龄忍不住了。她哀求说：“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宋耀如听见女儿依然是用英语说话，神情很不悦，冷冷地说：“你先学会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加入同盟会。”并用严肃的口吻斥责蔼龄：“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要爱中国的家，不要以为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当秘书，做助手。”
这一番教诲对蔼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开始穿起中国衣，说起中国话，学做中国人，试做中国事。美国梦开始做醒，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开始被她逐渐融进东方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去。她开始能够深入地观察和掌握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人和事，并学会如何利用他们之间的纠纷与矛盾，巧妙地进行操纵，以便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蔼龄开始成为父亲的秘书，她的任务是协助父亲处理同盟会驻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帮助父亲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财产及资金登记造册，绘制成图表等。由于蔼龄精明能干，工作认真，她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蔼龄与父亲的关系向来很亲密，她现在每天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不但可以享受父女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天伦之乐，而且感受到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刺激与满足。这是宋蔼龄在其一生中度过的一段最富诗意、最有价值也充满革命朝气的时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上海光复。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住进宋耀如家中，开始积极筹备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工作。多少年来，孙中山奔走海内外，鼓动和推进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现在一下子从一个亡命海外的秘密革命党人，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内政外交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纷繁紧迫。孙中山顿感应接不暇，急需找到一位出色能干的秘书，予以协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孙中山就此事请宋耀如帮助物色，并强调要精通英文，以便于与海外朋友和外国使节接触、交往。宋耀如一时间哪里去找这样既要忠实可靠又要符合诸般条件的优秀人才，苦思百访之中，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儿不啻是一位绝佳人选。当宋耀如把蔼龄推荐给孙中山时，孙中山立即点头应允。孙中山是宋耀如的亲密朋友、同志和战友，也是从小看着宋家子女长大成人的父辈人物，对宋家大小姐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对蔼龄的才干及能力当然毫不怀疑。宋蔼龄就此成为孙中山的一位秘书。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铁路。7月，袁世凯的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孙中山回国发动“二次革命”。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这期间，宋蔼龄始终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协助他处理机要密电、来往信件，整理资料、文件，负责迎来送往，照料孙中山的饮食起居等等，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3年8月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神户。宋蔼龄以英文秘书身份随行。不久，宋耀如携全家逃到日本。正在这时，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于8月29日从美国直接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最初接触。
孙中山与宋耀如联袂逃亡日本的行动，无疑是一次重大事件，以后发生的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都是在这次孙、宋亡命日本之行的过程中埋下了契机。比如，正是因为有了这次逃亡日本的行动，才有了宋蔼龄与孔祥熙的联姻，也才有了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联姻，也才有了后来的宋氏王朝。当然，也才有了蒋、宋联姻的可能。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资产阶级“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宋耀如亡命日本的行动，就没有20世纪声名显赫的宋氏家族。由此，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许在许多方面都要改写。
1912年，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三个儿女及秘书宋蔼龄（后排右二）合影
这次逃亡日本之行，宋氏家庭的第一个收获，是宋蔼龄如愿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孔祥熙。并且，双方很快结为夫妇，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对显赫婚姻之一。由此，又有了国民党大陆政权时期四大豪门之一的孔氏家族。
当孙中山携宋蔼龄东渡扶桑不久，也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从上海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孔祥熙。
1880年9月11日，孔祥熙生于山西太谷县城西郊程家庄的一户姓孔的家庭。若论辈分，当数孔子的第75代孙。但是，他的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贵族的头衔是很可以值得怀疑的。原因是他的这一段家史是在1930年世袭衍圣公孔德成撰修全国的孔氏家谱时补续上去的，并由孔祥熙本人出资2 000元大洋，在曲阜纸坊村修建家庙。其时，孔祥熙已在政坛发迹，这段由他自己亲手续接的贵族家世有多大的可靠性，实在令人怀疑。
山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素以办票号而闻名于世。到本世纪末，山西票号33家，分号400余处，地点覆盖全国，延伸海外，执金融界牛耳。有“中国华尔街”之称的太谷县城，更是票号林立，富商大贾辈出，被时人称为“金太谷”。
但是，太谷富不等于孔氏富，而实际上孔祥熙的祖辈父辈都是穷光蛋一个。可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孔祥熙发迹后也就可以通过各种场合吹嘘自己是山西太谷的巨富出身，并宣称自己的亿万家财是得自祖传和青年时期经商的积累。的确，太谷的孔家是有几个富户的，即以孔祥熙的祖上来说，也许是有过一些钱。但是，这与孔祥熙都不相干。至少到孔父孔繁慈这一代，家道是完全败落了的。到孔祥熙出生时，已经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了。孔祥熙六七岁时，就已经和其他一些与他一样穷的孩子一起去太谷县城里拣煤渣，蓬头垢面，状极凄凉。说起来，孔祥熙的富裕只在一个“孔”字，其他方面都毫无值得夸耀之处。然而，也正是这种贫穷而备受屈辱的生活，在孔祥熙的幼小心灵中就已经根植和萌发了抗争不平与自立奋斗的意识，发誓要恢复祖业，出人头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孔祥熙的富裕也正是他的“贫穷”。
事实正是这样。孔祥熙4岁由母亲启蒙读书，6岁入父亲创立的私塾学习。10岁时，因脖子生疮，久治不愈，病势沉重，其父在走投无路之中，只得将其送入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医治，由此而使孔祥熙与教会发生关系，并对他的未来及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基督教与中国儒教的矛盾和斗争势同水火，自称孔门之后的孔祥熙被送入教会医院治病，无疑被看作是大逆不道，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传教士们对此却是大为高兴，并把孔祥熙看成是上帝赐给他们用以战胜东方大儒的武器。
于是，传教士们一方面为孔祥熙精心诊疗和护理，另一方面则向他灌输基督教义与圣经故事。在传教士们从肉体与灵魂两条战线的双重进攻下，未等孔祥熙病体痊愈，就几乎已经成了一位虔诚的小基督徒了。不久，孔祥熙入教会“华美公学”读书，与教会势力发生了更深的渊源，也走上了一生发迹的道路。1895年，孔祥熙从华美公学毕业，经传教士、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介绍，到直隶（河北）通州的美国教会学校——“潞河学院”上学。
1899年，孔祥熙与同学们一起仿照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程，筹组“文友社”。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借义和团运动，主使策划著名的“山西教案”，一些传教士、教民及外国人相继被处死。太谷县也发生了六名公理会教士被处死、九名教士被关押的事件。
这个时期的孔祥熙，与教会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到了荣辱与共的地步。他用重金贿赂买通看守，两次看望被拘押的传教士，并帮助其中的三名女教士越狱逃亡。孔祥熙此次行动被教会势力视为英雄壮举，对他的一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1年，孔祥熙从潞河学院毕业，鉴于他在“山西教案”中对教会所表现出的忠诚和贡献，旋即由麦美德教士提名，校务委员会决定，全额资送孔祥熙赴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1905年，孔祥熙自欧柏林大学毕业，转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这期间，孔曾赴克利夫兰拜见孙中山，当面聆听教诲。
1907年，孔祥熙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宗旨是纪念在“山西教案”中牺牲的传教士们，但是，该校的不少学生成为日后他在政坛上的重要班底。从此以后，孔祥熙开始以山西为活动基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办教育，经营商业，加强与教会及外国势力的联系等。
1908年，孔祥熙与原配夫人韩玉梅结婚。1912年，韩玉梅病逝，孔再次成为单身贵族。
1913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时，曾写信给孔祥熙，望孔赴沪，参与革命。孔接信后，当即启程南下。但是，未等到他到达上海，“二次革命”已经烟消云散。孔祥熙只得步孙中山的后尘，亡命日本，并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孔祥熙在日期间，一方面在暗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方面整顿重振青年会的声势，使青年会出现了勃勃生机。在旅日的华人基督徒中，一时成了新闻人物。
孔祥熙的小有名气，也引起了另一个老基督徒的注意，这就是宋耀如。出于对基督教的热忱和虔诚，也出于对青年会发生变化的欣喜和关切，宋耀如决定亲自上门访问一下这位被不少人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宋、孔的这一次见面和交谈，可以说进一步改变和奠定了孔祥熙命运运行的轨迹。他们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感到十分的合拍和投机。确实，双方有那么多共同点，所谓相见恨晚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教会怀有很深的敬意和感情，而且两人都是在教士和教会的帮助下，才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只不过当时一人在美国南方，一人在中国北方。
第二，两人都曾经留学美国，受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很深，都十分崇尚个人奋斗与冒险进取的人生道路等。
第三，两个人都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以至同时受“二次革命”失败的影响，先后亡命日本。
第四，就两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说，宋耀如是上海的一位大商人，经营出版印刷业及面粉业颇有成就；孔祥熙则自称是孔子的第75代孙，有着世界上最古老贵族的头衔，并且经营商业，创办教育，也小有成就。
于是，宋耀如很快就确信孔祥熙正是自己要寻觅的那种年轻人。他认为孔不但有学问、有抱负，而且经历坎坷，人生经验丰富。孔的这些方面都很合宋的胃口。像孔这样的出身背景、学问抱负、曲折经历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年轻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宋耀如兴之所至，邀孔祥熙到宋耀如寓所共进晚餐。
孔祥熙来到宋耀如在东京的住宅作客，意外地见到在美国纽约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大小姐宋蔼龄，欣喜之情油然而生，一种初次到人家作客的拘束感早已荡然无存，大家都有一种异地重逢的亲切、随和的感觉。
席间，在孔祥熙眼里，蔼龄昔日调皮活泼的学生气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位风姿绰约、窈窕迷人、端庄大方、气质高雅的大家闺秀。于是餐桌上，两个人温情脉脉地回忆八年前在纽约的那次见面。这一天晚餐席上就座的除了宋耀如、宋蔼龄和孔祥熙外，还有倪桂珍及庆龄、子良、子安。开始的话题由宋耀如和孔祥熙掌握，但是，随着宋蔼龄加入谈话，场面很快被孔祥熙和蔼龄控制。孔祥熙满口京话，谈锋甚健；宋蔼龄辞锋机敏，谈兴不减，两个人无拘无束，欢声笑语不断。宋耀如、倪桂珍两位老人见了不觉怦然心动，觉得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简直可以说是天赐良缘。
果然，这顿晚饭后不久，两个人都发现已把对方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中，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多年来追求的那种人。除了在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学识文凭、家庭地位、社会背景等各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外，两个人在性格、脾气、气质等方面，也感到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吸引力。
在孔祥熙看来，自己多年来单枪匹马，走南闯北，常有孤寂落寞之感，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有主见、有创见、有识见的同道“红粉”知己。
在宋蔼龄眼中，她多年来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位既有头脑，又很实际，也很能干，还能服从自己驾驭的白马王子。
接下来的发展过程是人们可以预料的。两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很快发现所谓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山盟海誓，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唯有结婚才是实实在在的相恋和相爱。
1914年春天，婚礼在宋耀如的新居所在地横滨市举行。他们完全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先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接着出席宋家举办的结婚宴席，然后新婚夫妇乘车去镰仓度蜜月。这一天，蔼龄的结婚礼服是粉红缎子料做的，缎子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头上扎着一朵漂亮的梅花结。透过这一番刻意追求的穿戴打扮，可以看出新娘因过分重视实用性，而缺乏意境、联想及诗化情趣的审美观念与气质。
孔宋联姻，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缺少新闻、最没有轰动效应、最为平淡的一对婚姻。但是对宋耀如、倪桂珍夫妇来说，则是他们最感欣慰也最满意的一对婚姻。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孔宋联姻，才为孙宋联姻提供了契机，也为以后的蒋宋联姻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两桩轰动海内外的世纪婚姻，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