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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后，人们才开始知道，这一天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的潜在重要性。
1889年7月15日，上帝给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青年牧师宋耀如和同是基督徒的年轻妻子倪桂珍送来了一个生命的小天使。小天使虽然是个女婴，但是她那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胖胖的小手和小腿特别地惹人喜爱，这给宋耀如带来了莫大的欣慰。想起这些年在传教活动中受到美国白人高级教士的种种冷遇和歧视，想起耶稣基督宣扬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博爱”的教义，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一个人人和气相爱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始终做一个具有“平等”、“博爱”精神的虔诚的基督徒。
于是，宋耀如取“蔼然可亲”之意，给孩子取名为“蔼龄”，希望这个孩子能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诗经中说：“蔼蔼王多吉士”，大致是说一个人家如何人才济济、威仪不凡。30多年后，宋蔼龄，这位宋氏家族的大姐及“掌门人”，确实声威显赫，成了蒋介石大陆政权时期的一位无冕女王。
宋蔼龄生于传教士之家，但是被她奉为生活中“圣经”的不是耶稣基督的《新约全书》，而是从她父亲宋耀如身上凸显出来的那种冒险家的进取性格和价值观念。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经历的人物。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走上海外拓荒的冒险道路，成年后相继成为传教士、实业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但是，使他名扬天下的既不是少年时期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海上历险过程，也不是青年时期从事传教、经商或秘密革命的坎坷经历，而是用他的冒险家的价值观念培养起来的一门三“千金”。正是他的宋家三姐妹，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要追溯宋氏家族的传奇冒险经历，可以上溯宋氏的远祖20多代。宋耀如出身韩氏家族，早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家族祖居河南相州安阳地区，其远祖韩琦曾因戍边之功，被封为魏国公。12世纪时期，北宋衰亡，韩氏家族开始了千里大迁徙的历险过程，到达广东廉州地区。12世纪末，韩氏族人韩显卿冒险渡过琼州海峡，来到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县锦山地区，从此开始了韩氏家族在“天涯海角”的拓荒经历。16世纪以后，韩氏家族的冒险拓荒活动有增无减，许多人甚至漂洋过海，相继向南洋岛国、夏威夷、南北美洲、欧洲各地进军，开始了海外拓荒历险记。宋耀如（原名韩教准）9岁出海谋生，13岁独自漂流历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宋耀如祖先一代一代人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优秀的家族性格，联系到韩氏家族中许多人更为传奇的海外拓荒历险记，联系到他们中不乏通过海外历险活动获得成功的众多先例，就不难理解宋耀如少年出走海外的举动。如果从海南岛文昌县的民俗看，海外拓荒历险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即以今天的统计数字看，文昌县全县人口只有48万余，而在海外的侨胞人数却达60万以上。由此可知，历史上文昌县崇尚海外拓荒历险风气之盛。
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是一位崇尚儒家价值观念的“威尼斯”式商人。他为人宽厚，热心公益事业，但书卷气十足的人经商很难成功，韩鸿翼自是不免。他以儒教的迂腐眼光看待和经营充满竞争与欺诈的商业，重名而轻利，不但本利全蚀，而且耗尽祖传积资。中年以后，他更跌入贫病交加的窘境，不得不靠妻子王氏领着子女从事农耕来维持生计。这种凄惨窘迫的境地，刺激了孩子们决心重开祖辈们曾经走过的路，到海外拓荒。
1875年夏，9岁的宋耀如与哥哥韩政准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椰乡”文昌县，远涉大洋，走上了充满艰难、风险、挑战而又前途未卜的海外拓荒之路。
宋耀如海外拓荒历险的第一站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耀如的此行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举动。没有此行，也许就没有宋耀如后来的传教士兼实业家兼秘密革命党人的传奇经历，也许就没有后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宋氏三姐妹，从而也就没有可能产生20世纪中声势显赫的宋氏家族。
文昌县宋氏祖宅
正如历史是由无数个偶然事件组成的一样，改变宋耀如一生命运的也正是许多个偶然的机遇。初至爪哇岛，宋耀如投靠一个远房亲戚，当一名学徒，并订立了三年期的契约。尽管宋耀如在这三年中干得很专心，也很卖力，但是爪哇岛的世界似乎已不能容纳他那颗时刻向往着到未知世界探奇历险的野心。终于，机会来到了。1878年初，他的一位在波士顿经商的堂舅归国探亲，返程时转道来爪哇作短暂停留。在爪哇，宋耀如第一次从堂舅口中听到，北美大陆那块神秘的土地上，有着许多拓荒者的传奇故事。几乎是在一闪念之间，宋耀如已经毫不怀疑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正是美利坚合众国那片年轻而又神奇、充满冒险、挑战和竞争的新大陆。
于是，宋耀如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置三年契约于不顾，跟随堂舅远涉重洋，到达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洗礼，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的金融、商贸和工业中心——波士顿。这一年，宋耀如年仅12岁。然而，正是他自己第一次独立作出了事关自己一生命运的重大抉择。在这之后，宋耀如虽然一次又一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令人意外而又十分正确的选择，但是，就其善于把握机会的眼光、当机立断的魄力、义无反顾的胆略、敢于拿命运作赌注的冒险精神来说，都没有超出“爪哇决策”的范围。其实，从跳出爪哇岛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显示，宋耀如的一生将注定是充满坎坷经历而又瑰丽灿烂的一生。
宋耀如的堂舅是最早参加开发美国的华人移民之一。他在波士顿经营一家丝茶店，凭着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挣下了一份家业。对此，堂舅感到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当他事业有成时，已发现老之将至，而且膝下无子。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这使得他不得不作出决策，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家族观念，从旁系近亲的男孩子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继承人。于是，他在返回美国途中，有目的地来到爪哇岛，对宋耀如进行观察，以此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在波士顿，宋耀如要从一个丝茶店的小学徒到小店主，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但是这并不妨碍堂舅可以立下遗嘱，认宋耀如为嗣子，通过法律的程序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在自己死后交由宋耀如继承。这一切，都是按传统的中国习俗进行的，宋耀如正式认堂舅为“养父”，并且抛弃了“韩教准”的姓名，改姓“宋”，取名“嘉树”，又名“高升”，号“耀如”。
在崇尚继承的中国传统里，宋耀如的这种境遇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由学徒“晋升”为少爷，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晋升”为东家，正式接管和主宰这份家业，这种境遇并不是所有的海外历险者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宋耀如对这种境遇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致力于做一名安分守己的小店主，在波士顿的华人圈中娶妻生子，过一种安定富足的小市民生活，那么在20世纪的一段中国历史上，将会对宋氏家族如何描绘？相信没有人能做出这道中国现代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事实上，宋耀如在波士顿生活了不到一年，就出人意料地从丝茶店逃跑了。他将别人梦寐以求的那份家产弃之如敝屣，再一次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扑朔迷离的冒险者之路。对于宋耀如逃离丝茶店的心理动因，多少年后，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至少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第一，宋耀如的祖祖辈辈崇尚冒险的家族性格，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血液中，在他身上凸显出那种顽强的对中国传统的叛逆精神。
第二，美国人那种天性崇尚个人创造、独立进取和酷爱冒险的民族精神，对宋耀如的性格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除此以外，宋耀如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一群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当时，清政府派遣了一个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教育，成员中有1872年8月来自上海的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在波士顿期间，这批留学生对故国故土的共同情结，使他们对这位来自故乡的13岁的小龙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美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反差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感，满清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的庸碌无能，国家和民族蒙受的凌辱等等，这些都深深地刺激了留学生们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不平则鸣，温秉忠、牛尚周等这批留学生因而经常来到宋耀如的丝茶店里，激昂慷慨地大谈一通教育救国的宏论，宣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发誓要拯救贫穷而又落后的祖国。
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谈论中，温秉忠、牛尚周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鼓励宋耀如这位稚气未脱而又略带狡黠的小同乡，走出波士顿的丝茶店，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待学有成就后，回到故土报效祖国。他们认为这样的话宋耀如的前途将更为远大，人生将更有意义。
尽管这些留学生的鼓动言词多少带有信口开河的成分，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为了使他们自己求得心理平衡罢了。但是宋耀如却怦然心动，已觉得他们言论和想法太诱人了，无异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海市蜃楼式的远景。“我要读书！”“我要接受教育！”“我要拯救祖国！”宋耀如不失时机地向养父提出了入学读书的要求。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养父的断然拒绝。在养父的传统观念中，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分守己、乐天知命，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的优秀商人，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空泛想象。在他养父看来，一个中国人来到美洲大陆上，能够像他一样经营和拥有一个丝茶店，已经是最好的选择和最好的成就，还能再有什么其他稀奇古怪的念头哩！
宋耀如的要求被拒绝，不但没有能浇灭他心中要求读书的欲望，反而使他的希望之火愈烧愈旺。终于有一天，他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别无选择的决定：偷偷地出走，以摆脱这个家庭的控制，到外面那个充满神奇而又陌生的世界里，去探险，去追求，去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
宋耀如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急匆匆地跑到波士顿港，躲进了一只即将启碇开航的小艇。他并不知道这只小艇将开向何方，更不知道前头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遭遇，是噩运还是光明？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命运之神的安排。
这是一只名叫“加勒廷”号的小缉私艇，当晚离开波士顿港，在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上由北向南作例行航行。宋耀如也很快被船员带到艇长面前。艇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祖籍挪威，他静静地听完了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男孩子心中蕴藏的全部秘密后，以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深沉性格和丰富阅历，也不禁为之动容。艇长的祖先属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最早到达美国拓荒冒险的“罪恶之花”，他们中不是被追捕通缉的“罪犯”，就是因信奉邪教而冒犯天主教会的“异教徒”，或是一些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他们都是在欧洲大陆上没有立足之地，才冒险到美洲大陆上闯荡的。而眼前的这个男孩子则是在抛弃了现成的“家产”，主动去寻找一种独自创造的艰险生活，这正是被埃里克艇长祖祖辈辈尊重和崇尚的生活价值观念。他被感动了，决定收留这只迷途的“羔羊”，并让宋耀如在船上充当一名侍者的工作。这对埃里克先生来说，只是举手之劳，略施小恩，网开一面而已。但是，对于宋耀如的命运却是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埃里克先生也许并不知道，他以美利坚民族崇尚个人冒险、独立创造的天性，对这位14岁的男孩子的理解和保护，由此而培养了一代宋氏王朝的奠基人。
艇长不但收留了宋耀如在船上工作，而且把宋耀如引进耶稣基督的世界。埃里克是属于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从认识宋耀如的第一天起，就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这个孩子的。上帝命令他把这只迷途的“羔羊”向天国指引，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宋耀如灌输耶稣基督的教义，阐释美国新教的原旨，讲述耶稣传教的故事，宣传基督教徒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甘于吃苦的献身精神。埃里克慈祥的人格和基督深邃的教义征服了宋耀如，他很快成为一名基督教的信仰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埃里克开始对宋耀如倾注一种父亲般的感情。当他被调往美国南方的威尔明顿港在一艘二级明轮“科尔法克斯”号上任船长时，宋耀如被他携同前往；埃里克还慷慨地答应满足宋耀如在美国接受现代文明和高等文化教育的愿望。此恩天高地厚，使宋耀如终身不能忘怀。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南方各州，还是一个中国人足迹罕至的地方。在威尔明顿港所属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官方档案记载中，宋耀如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中国人。这对埃里克船长实现帮助宋耀如接受教育的诺言，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船长的介绍，罗杰·穆尔上校、查德葳太太、里考德牧师等这些威尔明顿港南方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们，一个个对这位来自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大国的“使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很快一致作出决定，接受宋耀如加入基督教会。1880年11月7日，宋耀如在当地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取教名为Charlie Jones Soong（查理·琼斯·宋）。为此，威尔明顿《明星报》星期日版刊登的消息指出，这个中国的皈依者，也许是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们为这一点感到激动和骄傲。
宋耀如的传奇故事不但传遍了港口小城威尔明顿，甚至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大商人兼慈善家朱利安·卡尔将军的注意。卡尔将军经过当面观察，决定资助宋耀如进入达勒姆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朱利安·卡尔将军支付。在圣三一学院，宋耀如又遇到了善心人葛纳卫教授和克雷文院长及太太，他们分别给宋耀如提供住宿条件和教授英文。一年后，宋耀如进一步转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学习。在克服了无数磨难后，宋耀如于1885年从该校毕业。
万德毕特大学神学院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宋耀如希望能进一步留在美国学医，好心人朱利安·卡尔将军也乐意资助。但是，他的这个要求无疑违背了南方卫理公会的“领袖”们帮助他接受教育的初衷。19世纪，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了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们急需能有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
宋耀如别无选择。1886年1月，宋耀如到达上海，开始从事传教的工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海南方卫理公会的高级教士们与他接触过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教友们反差如此强烈。在美国，基督徒们对他乐善好施，排忧解难，热情友好，亲同家人。可是等到返回祖国，他却处处受到歧视、冷遇和不公正的对待。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林乐知公开对他表示不屑，且处处给予留难，毫无道理地拒绝他提出探望父母双亲的要求，派他到偏远的上海吴淞、昆山、苏州地区传教，每月只给15元的薪水，出入教堂，不得和美国教士们一起，只能从后门进出等等。这使宋耀如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在忍无可忍之中提出离开上海、调到日本去传教的要求，结果仍被拒绝。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没有能改变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新教徒们的敬意。他默默地忍受侮辱，顽强而勤奋地工作，终于使自己在布道团的地位缓慢地得到改善。两年后，他被提升为牧师；四年后，成为上海川沙地区的传教士。
这中间，由当年的波士顿留学生牛尚周充当“红娘”，宋耀如与大家闺秀倪桂珍喜结良缘，这使他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倪桂珍出生于基督教世家，她的母亲是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徐光启被朝廷封为“文定公”，并在17世纪初就已加入基督教。倪桂珍的父亲倪一山精通法律，在上海工商、金融、军政界以及教会里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很深的关系。十分巧合的是，倪桂珍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当年鼓动宋耀如从波士顿丝茶店出逃的中国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倪桂珍不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从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西式教育，喜欢弹钢琴，具有数学天赋，后来这对宋蔼龄具有重要的影响。
19世纪90年代，宋耀如再次做出两项重大决定，向命运进行挑战。
第一，宋耀如辞去传教士的工作，从事实业，翻印和出售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书刊，经营面粉厂等。至于辞职的原因，宋耀如自己的解释是：传教士薪水太低，不敷支出，一般人则认为是与林乐知难以合作下去。除此以外，当时中国民众中对外国传教士普遍产生的敌视和反抗情绪，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最初，宋耀如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外国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但是回国后几年传教的实践告诉他，实际的传教活动与他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撇开通过传教实施文化侵略的因素不说，许多洋教士在中国不但欺官压民、侵田霸产、无恶不作，而且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因此，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教”情绪。19世纪中期以后，先后爆发了广西的“西林教案”、“天津教案”、浙江“宁海教案”、四川“巴塘教案”等事件，愤怒的民众杀死教士，捣毁教堂。直到1891年5月，宋耀如辞去教职的前一年，芜湖、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地区还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毁教堂的风潮。这些事件不可能不对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宋耀如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宋耀如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秘密革命斗争。这对宋耀如来说，无疑是比离开海南岛、出走爪哇岛、逃离波士顿等行动更为危险的冒险活动。但正是通过这次冒险，宋耀如才真正奠定宋氏家族在未来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显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