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掌门人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因病逝世于上海。他的不幸去世，固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这个时期的宋氏家族已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崛起，并在海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备受世人瞩目的当然还是宋庆龄。婚后，宋庆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成了孙中山工作上的亲密伙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庆龄在孙中山身边的特殊作用更加突出，并且得到革命党人的一致赞扬。特别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忠实执行孙中山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阵营中的左派领袖，在海内外人民中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宋氏家庭首先因宋庆龄而声名鹊起。

这一段时间，宋蔼龄由于把自己隐藏在孔祥熙身后使外界的一部分人忽视了她的存在。敏感而细心的政治家们，只有从孔祥熙在政坛急剧崛起的变化中才能感受到宋家大小姐那双锐利的目光和有力的巨手。然而，在宋氏家族内部，宋蔼龄的权威与影响却是与日俱增，成为宋氏家族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姐与掌门人。这是因为：

第一，自宋耀如去世后，宋老太太更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基督教，宋氏家庭内部“群龙无首”，大小事务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出来主持才能正常运转。对此，大小姐蔼龄自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二，蔼龄在弟妹们的心目中，从童年起就有很高的威信，甚至也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应当说，蔼龄的权威不仅得之于她的大姐的地位，而且得之于她从童年起就离家外出、独自奋斗的经历。蔼龄的经历常被宋耀如引为骄傲，并以此教育和激励他的其余儿女们：向你们的大姐那样去生活、去奋斗；

第三，蔼龄智慧过人，思虑周全，敢想敢干，处事明快，出谋划策常有弟妹们不及之处；

第四，蔼龄深谙人情世故，与庆龄、美龄们姐妹情深，特别是在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和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期间，蔼龄曾两次充当她们的保护人，这使蔼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建立了一种保护弟妹们的强烈意识和责任感。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宋蔼龄更是感到这种责任的重大与不可推卸，主动以一个“大师姐”与“掌门人”的身份协调与处理宋氏家族内部的一切事务，继续维护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带领宋氏家族走向未来。

1918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宋氏家族的成员也在许多方面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首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仍然在不断的失败中苦苦挣扎，革命党人成功的希望有多大？除了宋庆龄的参与与贡献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与革命党人应取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其次，宋氏家族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宋子文、宋美龄已经相继从美国学成归国，对于他们今后的前程应当如何策划？这些都是宋蔼龄最感忧虑和不断思考的问题。

宋子文是宋氏家族的长公子，在父亲宋耀如的心目中，是作为自己的商业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因此，宋耀如生前为宋子文选择的留美专业是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1915年，宋子文从该校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父亲让他暂时不要回国，一方面在纽约国际银行工作，以便获取经营金融业的实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经济学博士学位，进一步充实经济学理论知识。1917年，宋子文学成回国，宋耀如安排他到汉冶萍公司任秘书。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是盛丞泽，盛丞泽是清末大官僚兼大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本与宋家交往甚密，故有此安排。不久，宋子文因与盛宣怀之女盛谨如产生恋情，遭盛宣怀干涉，将他由上海调往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宋子文对这一职务极不满意，很快辞职离去，转任华义银行总经理，并在整理该行账目和财务工作中显露其天赋与才华。但是，宋子文对屈就于这个小小的银行经理是不甘心的，常有怀才不遇的感叹。如何对这个大弟的前程作出进一步的安排，这是宋蔼龄在这个时期不得不有所考虑的重要问题。

与宋子文同时回国的宋三小姐美龄，是蔼龄极钟爱的小妹。美龄是三姐妹中在美国生活时间最长、生活方式也最为洋化的家族成员，从1908年至1917年，美龄在美国整整生活了十年时间。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盘美国化”的西式人物。美龄回国后，父亲安排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她的两个姐姐那样，学会说中国话，穿中国衣，吃中国菜，做中国人。在这方面，美龄适应的难度显然比她的两个姐姐要大得多。特别是在中文方面，美龄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童年时期已有记忆的上海乡音，也只是勉强能听懂，勉强能讲而已，与能读能写相距甚远。于是，父亲请了一位儒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每天教授美龄研读中国古典作品，这使美龄受益匪浅。宋耀如逝世时，宋氏三姐妹及三兄弟随侍在侧。在这期间，大家对美龄的未来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在两个姐姐出嫁后，必须由美龄负责起持家的责任，帮助母亲负责照料宋家的事业。借此机会，美龄可以进一步充实中文根底，以便将来献身于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龄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面临个人婚姻问题。她从美国返国时，已经20岁了，再拖过几年，时间将会变得对她越来越不利；二是她的个人前程问题。虽然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女人的前程只在于找一个好丈夫，以便终身有靠。但宋氏家族崇尚的是男女平等，何况蔼龄、庆龄回国后都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为革命党人进行工作。自从父亲去世后，美龄在二姐庆龄的影响下，早已耐不住家庭的寂寞，渴望能走出深闺为社会服务。

宋蔼龄作为宋氏家族的一名新“教长”，深知自己对这个家族所负有的重大责任。她认为，以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来看很难说已经到了稳操胜券的地步，宋氏家族没有必要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革命党人的阵营中去。因此，当孙中山携宋庆龄两次到广东发动护法运动时，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仍在上海及北方等地观望等待。即使是曾经以青年革命党人自居的孔祥熙，这时也逗留在山西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晋系军阀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周旋联系，甚至当北洋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邀其出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的闲差时，孔祥熙居然也乐此不疲地走马上任，干得十分起劲，却对孙中山邀他赴南方赞襄革命的要求置之脑后。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开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于6月27日发动讨桂战争，率部进军广西，开始了武装统一南方的革命战争。9月底，孙中山依靠粤军力量，平定广西全境，又开始策划出师北伐的准备工作。南方革命形势第一次出现了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大好局面。宋蔼龄意识到宋氏家族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必须有一个决断的时候，否则将会丧失时机，自毁前程。为此，宋蔼龄决定在作出宋氏家族未来的政治走向和命运的决策前，亲自到南方考察一次，具体了解革命党人的形势，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她也要借此机会看望孙中山与宋庆龄，并观察孙中山对宋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态度，再与庆龄具体讨论对弟妹们政治前途及地位的安排问题。

1922年4月，宋蔼龄携8岁的长女令仪到达广州。正在忙于部署北伐战事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对大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向大姐介绍了南方的大好革命形势，并邀请参观南方军民积极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体察他们的昂扬士气。孙中山也大体测知宋蔼龄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他亲切地对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并承诺将给孔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宋蔼龄认为此行目的已达到，马上代孔祥熙表态：“好！好！我让他来追随先生。”在南方期间，宋蔼龄与庆龄还商量了子文、美龄等弟妹们的前途问题。庆龄表示，待有合适的机会，她将向孙中山建议征召子文到南方革命政府来帮助工作，并认为美龄可以继续留在家中照顾日见年迈的母亲，代两个姐姐尽尽孝心。

宋蔼龄这次在南方住了40多天，不仅取得了孔祥熙来到南方革命政府可任部长的承诺，而且还与庆龄就宋氏家庭未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宋蔼龄满意地经上海停留，然后回到北方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和在职务上的初步安排。但是，孔祥熙并没有很快接受邀请南下。其原因是：

第一，孔祥熙当时正热衷于做一名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似乎比对当一名南方革命政府的部长兴趣更大。况且，孔多年在北方活动，深知当时中国的军阀势力十分强大，所谓的南方革命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而已。即使在革命政府内部，孙中山依靠的也不过是南方的军阀势力而已。因此，南下不那么迫切。

第二，孔祥熙当时负有孙中山托付在北方活动的秘密使命，他以此为借口，待他通过联络皖系与奉系军阀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使命完成后，再南下复命。

第三，在孔祥熙一而再地迁延南下行期时，广东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由于孙中山在广州蒙难，孔祥熙更无蒋介石在永丰舰上保驾的勇气及胆略，南下当然无须再提。从此以后，直到孙中山去世，孔祥熙也未在南方革命政府内担任一官半职。可见，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屡遭挫折，即使是宋蔼龄、孔祥熙这等关系密切、倾向革命的至亲，也对之丧失了信心。孙中山的羊城蒙难，倒是为青年军人蒋介石提供了一次“忠心”救主、共赴危难的机会，为他日后的崛起赢得了一次最佳的宣传。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南下广东，以大元帅的名义复职视事，部署讨伐陈炯明的军事，并通过制订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使南方的革命形势再一次高涨起来。

在这期间，孔祥熙仍然执行宋蔼龄的“稳健”政策，在北方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形势以决定取舍。倒是宋子文接受了宋庆龄的推荐和孙中山的邀请，辞去华义银行的总经理职务南下广东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23年10月转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相当于两广税务局长一类的官儿）。该所经宋子文大力整顿后很快成为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财源，并使广东原先紊乱的经济体系得到恢复。孙中山由此对宋子文的才干刮目相看。次年8月，南方革命政府再次成立中央银行，宋子文任行长，进一步改善了广东的财政经济状况。一年以后，宋子文相继出任财政部长、商业部长，掌握南方国民政府的财经大权。从此，奠定了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财经王”的地位，雄踞民国政坛20余年。

宋子文在南方崭露头角，宋蔼龄当即力促孔祥熙南下赶赴广东，意在希望孙中山能兑现当年对宋蔼龄作出的承诺给孔祥熙弄一个部长当当。但时过境迁，当孔祥熙赶到广州时孙中山只字不提当年对蔼龄的谈话，只是拿出刚写完的《建国大纲》手本给孔祥熙看，并征求孔的意见。孔祥熙失望了，他知道南方革命政府中已无自己的位置，便以回北方宣传《建国大纲》为借口要求返程。孙中山并不挽留，他顺水推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于是，孔祥熙带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本，在北返途中经过上海时印刷了3 000本带回北方，并以此向冯玉祥宣传孙中山的救国治国思想。这对冯玉祥日后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1924年至1926年12月期间，正是南方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孔祥熙始终没有直接参加南方政府的重要活动，即使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孔以四名“顾命大臣”之一和治丧处主任的身份在办完治丧事宜后也还是回到北洋政府的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的宝座上，可见他对南方革命政府仍然带着负气情绪和待价而沽的目的。但是，这时的南方革命政府内，因孙中山逝世而出现权力真空，“诸强”争雄，早已无人去理睬孔祥熙。恰逢这个时期的北洋政府也处于摇摇欲坠之中，“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祥熙在督办公署也是无“办”可“督”，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办”。

宋蔼龄是绝顶聪明的人。她知道再这样“坐办”下去，不啻成了北洋政府的牺牲品，于是当机立断，力促孔祥熙弃职他去。按宋蔼龄的意图，孔以到海外侨胞中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为借口，赴美考察。在这期间，宋蔼龄再次亲赴广州，在南方革命党人中积极开展活动以便为孔祥熙谋取一个相当的职务。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宋蔼龄、孔祥熙的想象。7月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月，革命势力就已经横扫长江流域。11月，国民党中央确定迁都武汉，由宋庆龄、宋子文等六人组成迁都调查委员会，去武汉调查并布置迁都事宜。在这同时，决定改组留守广州的南方革命政府。事先，经过宋蔼龄的积极活动，以及通过宋庆龄、宋子文等人鼎力推荐，南方革命政府始同意由孔祥熙任中央政治会议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替宋子文原先担任的广东财政厅长职，同时兼代宋子文已无力顾及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务，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宋蔼龄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滞留在美的孔祥熙。孔接信大喜，当即返程，径赴广东上任。至此，孔祥熙的部长梦总算做圆。 c1+G47Gx6Rdll6AH3D7SAq84ne1fNDnlPa5/zGzTerwqO+kpaBH9qQbB38gR8c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