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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基本上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曾经两次决定付印，但都因为战事的关系没有成为事实。现在这本书是利用旧纸型付印的，只在纸型上作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在这里，关于本书写作的情况，应该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对于其中所包含的缺点与错误，更应该作一些检查与批判。
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在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思想时，也曾经力求阐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观念。对于《易传》、王充、裴
、周敦颐、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对于《老子》、《庄子》、《易传》、扬雄、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王夫之等的辩证观念，都曾经加以解说。虽然所讲的都不完备，但当时的主观愿望之一却是企图阐发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与辩证思想传统。其次，对于中国从古以来关于人生理想的各种学说，也力求作一些比较充分的叙述。
二十年前，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本书不可免地有许多严重的缺点。这缺点可以说主要有四项。第一，本书虽然也叙述了唯物主义思想与唯心主义思想，也讲到两者互相排斥互相影响的情况，然而基本上却没有达到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科学水平。列宁早就说过：“现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虽然用假冒博学的新名词或极其愚笨的非党派性掩盖起来，而在实质上，互相斗争的党派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结论》） 我在二十年前却没有认识到列宁这个指示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深刻意义。直到解放以后，阅读了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才比较充分地认识了哲学史的科学定义。本书在讲述中国的宇宙论学说的时候，把所谓“理气论”与“唯心论”分开，而认为“唯物论”、“理气论”、“唯心论”是关于宇宙“本根”学说的三个基本类型，没有能够指出，所谓“理气论”乃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样就模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二，本书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思想的社会根源与实际意义，因而表现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我当时所完全承认的。然而由于不同意一部分学者们的类似牵强比附的阶级分析，却竟忽视了对于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的严重任务。因而，在本书中，关于阶级分析的问题都避而不谈，仅仅孤立地叙述了哲学思想的内容，将哲学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割裂开来。这是本书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第三，本书在叙述宇宙观思想的时候，由于强调了中西哲学的差异，竟忽视了在西洋哲学中比较突出的身心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汉晋南北朝时代，“形神”问题也是很显著的，本书却只看重了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的问题，而忽略了身心关系的问题。所以，王充关于形神的学说，范缜的《神灭论》，在本书中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叙述。第四，由于我当时对于哲学的范围理解得相当狭窄，没有认识到历史观在哲学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因而对于过去的历史哲学一概没有叙述，这样就使本书的内容更有偏而不全的弊病。这四点就是这部书的最显著的缺陷，同时也就是我过去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
除了这些缺点、错误之外，书中小的偏差就更多了。举例来说，讲中国哲学的特色的时候，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同真善”。这个提法是不科学的，只看到一些表面的迹象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又认为“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完全忽视了唯心主义与宗教的相互为缘以及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密切关联。在讲“义利”问题的时候，因为没有进行阶级分析，不能揭示所谓义利问题的本质，没有指出所谓“义”者实际上是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言。在讲“命”的问题的时候，没有指出命的问题与意志自由问题的联系。在讲述“方法论”思想的时候，夸大了所谓“直觉法”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把许多哲学家的方法都看成直觉，而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全书的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所表示的意见更有许多是不适当的，没有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此外，“补遗”十九条中，有几条（例如元亨利贞解）的内容不明确，有隐晦而不深入的弊病。这些，都是应该请求读者同志们在阅读的时候加以注意加以检别的。
其次，也有一些论点，我自己的见解前后有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关于《老子》宇宙观的本质的问题。在本书中，我把《老子》所谓“道”解释为最高的理，也就是把《老子》的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解放以后，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老子》学说的本质应该从其反对宗教观念这一方面来考察，而《老子》所谓“道”应该理解为原始的混然不分的物质存在的总体即混然一气。所以《老子》的宇宙观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在“知论”部分中，我曾经分别叙述了程伊川（颐）、朱晦庵（熹）、王阳明（守仁）、王船山（夫之）等人的关于“知行”的学说，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加以阐述。现在我认为，知行问题是应该作为认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来处理的。此外，桓谭、何承天、吕才、刘禹锡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当时认为都未免简单，没有叙述的必要。现在看到，必须重视他们的思想，才能了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全貌。
既然这部书有这些严重的缺点，何以我还同意付印呢？这不过是因为，这部书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一部分问题的材料作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同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解释，或者还足以供研究者作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而已。
本书的缺陷不是简单地增加几段所能弥补的。但是，在这里，关于本书中所略而未谈的各派哲学学说的阶级分析问题，应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首先应该谈一谈对于哲学思想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发现哲学思想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呢？如何确定一个哲人的阶级立场呢？首先应该确定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发现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基本情况。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其间的相互制约的错综关系，都应加以考察。其次，要研究一个哲人的阶级立场，固然要考察他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考察他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他对于当时各阶级所持的态度。对于当时相互斗争的各集团，他赞助哪一方面，反对哪一方面？他对于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持如何的态度？对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持如何的态度？这中间往往有微妙曲折的情况。我们要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最需要的是对于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必须占有大量的材料，然后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这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现在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之中。现在姑且假定，殷周是奴隶制时代，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汉以后到清代中期是封建制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社会的内部中逐渐发生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时各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活跃起来。以开明奴隶主身分而出现的“士”，独立手工业者出身的“士”，由贵族下降而为隐者的“士”，代表新兴地主的“士”，各自成立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奴隶主与自由民之间有矛盾，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有矛盾，地主阶级分子与奴隶主之间有矛盾，地主阶级分子与农民也有矛盾。
儒家的学说表现了开明奴隶主的意识。儒家主张在维持等级关系之下对自由民让步，同时要求采取封建的剥削方式来代替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孔子主张尊重一切人的独立意志，他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 他反对以杀戮为政治手段，提出了以“泛爱众”为主旨的“仁”的学说。孔子思想中有保守的方面，但进步的方面却是主要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一方面要重新奠定等级制度，主张“亲贤”、“世禄”，一方面又要求当时的贵族们对自由民作重大的让步，提出了“民为贵”的口号。荀子的思想主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调整从奴隶制社会传下来的“礼”，使其符合于地主阶级的需要。
墨子及其门徒大都是独立手工业者出身的士，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小生产者阶层的要求。他们主张提高手工业者与农民的政治地位，要求尊重手工业者与农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这就是“尚贤”学说的本质。墨子的“兼爱”、“节用”学说也有调整等级制度，减消各等级之间的距离的意义。墨家的思想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民的愿望，却不适合于地主阶级的要求，所以秦汉以后就中绝了。
道家的学说是一些由贵族下降而为自由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所谓隐士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与劳动者有些接近，所以也反映了一部分自由民反对压迫的情绪。但是他们自己是由贵族地位下降的，因而留恋过去，反对任何改革。他们的思想呈现了复杂错综的面貌。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是排斥旧贵族势力的勇猛斗士，力图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开辟道路。同时他们又表现了轻视人民的倾向。
先秦时代儒、墨、道、法学说的阶级本质大致就是如此。
汉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其次还有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绅士与贵族大地主的矛盾，地主与商人的矛盾等等。这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斗争是“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与宣扬“自然”观点的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董仲舒是天人感应的宣传者，而王充是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
董仲舒在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关系中站在地主阶级方面，在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关系中却是站在开明绅士方面。他的学说基本上是强调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他所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 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学说的阶级本质。他所谓“天”就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形象化。董仲舒一方面反对贵族大地主的兼并残暴行为，一方面又用“天命”观念麻痹人民使其安于受统治的地位。
王充的学说反映了小私有者以及小地主的一些要求，他的思想的阶级实质是比较复杂的。他出身于“以贾贩为事”的小私有者家庭，中年以后又加入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养成了鄙视“农夫”、“工匠”等的“筋骨之力”的态度 （《论衡·效力》） ；他反对大地主的“烦扰农商” （同上书，《答佞》） 、“田宅并兼” （同上书，《程材》） 的行为，同时他又尽力歌颂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同上书，《宣汉》、《恢国》、《须颂》、《佚文》） 。有人说他是农民思想家，是没有充分证据的。然而他基本上是要求统治者对于人民放任无为的，确然反映了人民的一些要求与愿望。
到了魏晋时代，阶级矛盾的情况又有演变。豪门世族掌握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权，于是在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之外，豪门世族大地主与中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时期思想斗争主要是“贵无”的哲学与“崇有”的哲学之间的斗争。何晏王弼等人宣称“无”是世界的基础，否认“有”的根本性，即否认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而裴
则肯定“有”是根本的，即肯定了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这是一种唯物主义。贵无的学说表现了豪门世族的利益。豪门世族们不屑于管理实际事务，而掌握了最高的权力；所谓“无”是无声无色的，却是一切声色的根源。所以，“无”就是执政的贵族的象征；贵无的哲学是为豪门世族的实际地位作辩护的。崇有的学说强调了实际事务的重要，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地位与要求。
南北朝时代的阶级矛盾是魏晋时代阶级矛盾的继续。佛教成为豪门世族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从唯物主义观点展开了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当时主要的争论问题是神灭或不灭的问题。佛教宣传神不灭，唯物主义者范缜提出了他的“神灭论”学说，指出精神只是形体所具有的作用，是随形体的死亡而消灭的。范缜在政治观点上虽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主要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但他要求统治者减轻对于人民的剥削，他是同情人民的思想家。
隋唐时代的思想斗争仍然是佛教与反佛教思想的斗争。佛教更加发展起来，中小地主阶级的学者则举起了排佛的旗帜，韩愈是排佛思想的代表人物，但他对于哲学问题却不感兴趣。唐代比较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刘禹锡，他在《天论》三篇中阐明天人的分别，论证了天的物质性，坚决地批判了天能赏善罚过的迷信观念。
在唐末农民大起义及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以后建立起来的宋朝，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阶段。中央集权加强了，旧有的豪门世族的势力消逝了，中小地主阶级政治地位提高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起来。宋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而代替过去的豪门世族的贵族大地主与地主阶级不当权派之间，地主与商人之间，汉族人民与外族的统治集团侵略势力之间，也都存在着矛盾冲突。
宋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都错综地曲折地反映于宋代的哲学思想之中。一部分先进的思想家，注意到了地主阶级与人民的对立斗争，于是要求统治集团减轻对于人民的压迫。他们怀抱着改良的愿望，企图设法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这类先进的思想家之中对于哲学最有贡献的是张横渠（载），他注意“贫富不均”的问题，主张重新划分土地以满足人民的要求，同时设法补偿地主所受的损失。他虽然只能提出这样的调和各阶级的利益的空想方案，但他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愿望却是真诚的。张横渠发展了“气”的学说，有力地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他是宋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大的代表。
另外的一些思想家，特别强调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重要，为当时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建立理论基础，同时坚决地反对统治集团中特权人物为了私利而破坏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贪暴行为。这类思想家的典型人物就是程明道（颢）、程伊川（颐）、朱晦庵（熹）、陆象山（九渊）。程朱学派以“理”的名称把封建道德的基本范畴永恒化绝对化了，以为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这样来为封建制度奠定思想基础。而陆象山更企图给予这所谓“理”以内心的根据，断言这理即是心的先验的内容。程朱的学说是客观唯心主义，陆象山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朱陆在治学方法上曾经有激烈的争论，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是彼此一致的。他们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都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这一点却也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此外又出现了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即陈同甫（亮）、叶水心（适）。他们着重地指出所谓“功”与“利”的重要，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允许商人分掌经济上的权利。在哲学思想上，他们指出事物的重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陈、叶都是著名的坚决主张抗战的人物。
明清时代的社会情况是宋代社会的继续发展。在明代后期，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中逐渐显著起来。在一些地区中，手工业者与商人展开了反对豪强贵族的非法压迫的斗争，而中小地主阶级也进行反对统治集团中腐化势力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逐渐成长，于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便有了裂痕。这些社会情况反映到思想领域内，便是以挽救封建等级秩序为目标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盛行。程朱的学说在明代后期已逐渐失去活力，王阳明（守仁）出来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道德先验主义。他否认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而以“良知”为万物的根源、人生的准则。所谓良知便是封建道德的意识。但是王阳明在反对程朱学说的斗争中又表现了反权威的姿态，于是传统的思想体系也发生了裂痕。受王学影响的李卓吾（贽），便提出了对于传统道德传统思想之激烈的批判。
明朝政权被农民起义所颠覆，而满族的清国统治者却乘机夺取了中国的主权。这一情况刺激了爱国主义学者，使他们重新探索那研求真理的道路。于是一些卓越的思想家，或者高举起唯物主义的旗帜，或者阐发了民主的理想。清国贵族与汉族爱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成为明清之际思想发展的社会根源。王船山（夫之）发挥了张横渠的唯物主义学说，提出丰富博大的哲学系统。黄梨洲（宗羲）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民关系，提出以“学校”领导政治的民主思想。顾亭林（炎武）批判了脱离实际事物的空谈，树立了科学性的历史研究方法。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在伦理学说方面更表现了批判精神，因而具有启蒙的意义。这是与明代后期封建生产关系体系发生裂痕的事实相适应的。
在清代，启蒙性质最鲜明的思想是戴东原（震）的学说，他严肃地批判了当时满汉统治者“以理杀人”的残酷行为，指出所谓理已经成为“忍而残杀之具” （《孟子字义疏证》） 。他着重地指出道德与情欲的密切关联，“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同上） 。他的学说反映了人民反对奴役的情绪。
以上是关于从周代到清代中期的哲学思想之阶级意义的简单的叙述。从所叙述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哪些基本认识呢？我认为似乎可以注意三点。第一，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每一个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都有它的特殊形态。随着时代的不同，争论的问题转移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具体形态也都更新了。第二，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学说方面虽然还不能够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然而他们的伦理学说一般说来包含了一些曲折地反映人民愿望的进步因素。他们虽然不可能提出革命的见解，然而基本上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让步的。应当承认，唯物主义与人民的愿望之间常常有一定程度的联系，而唯心主义常常是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第三，在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各阶级都有其哲学代表。在秦汉以后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而可以称为农民思想家的人，实在罕见，几乎是没有的，实际上只有同情人民而在某一方面与人民共呼吸的思想家，他们不可能提出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而且农民也不一定能够提出彻底反封建的观点。）同时反动的贵族大地主或腐朽的统治集团，也常常没有哲学上的代言人。在他们中间，不可能出现思想家，而一般学有心得的思想家是不甘于为豪强权贵服务的。汉唐宋明各时代那些受到统治者推崇的学者，如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王守仁等，都不能说是代表最反动的势力的，他们的学说表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与当时执政的贵族大地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些，应该就是我们考察了二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斗争以后所达到的基本认识。
二千年的岁月中所累积起来的哲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许多科学性的思想，即唯物主义的与辩证的观念，也有不少民主性的思想，即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批判性的伦理学说。这些都是过去哲学思想中的精华，是我们今天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加以继承并发扬的。
最后，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部书是我二十年前的旧作，其中除了有许多显著的错误与缺点之外，各篇章的内容，在问题的提法上，在观念的阐明上，也都有许多地方是不够科学、不够精确的。所以，就今天的学术水平看来，这部书只能是一本“仅供参考”的书，也可以看作一本类似“资料选辑”的书。这是务请读者注意的。
这部书虽然是我过去的旧作，但是我仍希望能得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教。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