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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創刊以來，由香港道教學院支持的《道家文化研究》歷經二十五個年頭，出版至第30輯。它以書代刊，成爲海内外道文化研究進程中的重要學術性刊物。如今，它已正式納入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由中心學術委員會負責統稿。近年來，我們又陸續看到武漢大學國學院主辦、郭齊勇教授主編的《儒家文化研究》學刊和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洪修平教授主編的《佛教文化研究》學刊相繼出版，儒釋道三家，在對話與包容的格局中相互彰顯。
我的學思歷程常與一種尋根的趨向相伴隨。我是福建長汀客家人，從記事起，日本軍機便不時地轟炸長汀這個偏僻的山城，内憂外患給予一個民族的傷痛與災難讓我刻骨銘心；加之客家人飽經流離，我的血液中自然地流淌著一股深沉的憂患感。這兩重憂患的疊加日益凝結爲一種根源性的意識。
具體地説，我所探索、追尋的根，首先是文化之根。它包括童年私塾教育中傳統思想的熏習，也包括民俗節慶、宗廟祭祀中祖先崇拜、尊尊親親的情感灌注。鄉村生活在民間瀰漫著一種素樸的人文情懷。故鄉的十餘載光陰，綿密而悠長地將這文化之根融化在我心靈的細微處，那是一種母體文化的親切感，一種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然而，我對它們的真正自覺，我探索與追尋的起點，却同我的大學教育相關。大學期間，我們的課程以西方哲學爲主，神本主義籠罩下的西方哲學，與我自幼耳濡目染的人文傳統有著强烈的距離感，無法同我的生命産生共鳴。直至我讀到尼采，他的沖創意志力極大地影響著我。經由尼采，我慢慢地走進老莊，接觸道文化，因爲它們之間存在許多相應之處。此後的幾十年，我在臺大與北大兩個校園間往來，植根於民族深處的文化之根促使我趨向《易》、《老》、《莊》三玄的思想研究。一路走來，道文化不止是我生命的驅動力，一種根源性的驅動力，更是我孜孜以求的學術之根。
由於長期的飄蕩，我常穿梭於世界多地，也常感受異質文明的獨具特質。行走得越久，我越覺得地球村的文化是多樣性的，西方文化也自有其優長的一面，我們理應尊重、欣賞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生活方式。“道”的對話屬性，道文化自身的涵容性，正承載了這種異質文明對話的功用。探索並追尋不同人群之間的對話，從而成爲我學思歷程的一個主題。我想，以“道”爲紐帶，凝聚世界範圍内的道文化研究力量，增强道文化學術交流，不僅是我個人的心願，也是道文化同仁的共同心願，《道家文化研究》應運而生。
早年的校園生活中，我積累了從撰稿到參與刊物編輯的經驗。先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讀臺大哲學研究所時，我們一群年輕人在《文星》雜誌上撰文，以當代哲學的走向和現代文學的困境爲主軸，介紹歐美的文化思潮。那時，我們這群戰後成長的知識青年，涉世未深，彼此之間不期然地，在那種時空環境下呈現出單打獨鬥、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這種傳播知識、觀念的傾向，不久便以群的離散而告終。1970年以後，我們一些人再度結群而出，參與保釣運動，藉由《大學雜誌》和《夏潮》雜誌的平臺闡發時論，基於一種民主意識、人權訴求，以及一種民族意識、主權訴求，凝結爲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在關懷中國命運與走向的意願中，共同推動著社會的歷史自覺。那時的我們，漸漸地體認到尊重不同觀點和意見的重要性，每一篇文章的審查和評閲時間遠遠超過我們寫稿的時間。
這一正一反的兩次經驗，使我清醒地意識到“相尊相藴”的齊物精神之重要。《莊子·齊物論》説：“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只有個體之間相互認可，相互匯通，才能促成一個有機的、内在聯繫的生命整體，道文化同仁尤其需要這種整體性的、群的力量的匯聚，群的意義就在於此，它也成爲我日後創辦《道家文化研究》學刊的重要基點。
1990年7月初，湖北襄陽召開“全國道家（道教）文化與當代文化建設”學術討論會。會議期間，我向武漢大學哲學系蕭萐父老師提出創辦道文化刊物的構想，蕭老師建議等找到經費再説。確實，在此之前，大陸學界幾乎没有個人創辦刊物的先例，都由單位來辦，而且要有一定的資金支持。
1991年4月9日，我抵達香港，時任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副院長的李志文先生介紹我認識侯寶垣老先生，我向侯爺建議創辦《道家文化研究》學刊，侯爺聽後慷慨地答應先行資助出版兩期。那之後，時隔4個多月，我再次赴港籌措創刊的事宜，商議妥當後，我於8月29日即刻飛抵武漢。30日，拜訪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位先生，同蕭老師討論《道家文化研究》的創刊構想。31日，經香港中華書局編輯部主任鍾潔雄女士介紹，我轉經上海，拜訪時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魏同賢先生，商定《道家文化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辦，他委託副總編輯高克勤先生具體負責。停留上海期間，我又特地拜訪了陳耀庭、劉仲宇等道教學界的朋友，同他們交談了《道家文化研究》的撰稿事宜。
9月，返回北京後，我開始籌備組建《道家文化研究》編委會，最初的編委包括陳静、王博、王葆玹、盧國龍、張廣保等。與此同時，我們也邀請了時任《哲學研究》刊物資深主編的張智彦參與編輯工作，余敦康、許抗生等也時常應邀參與其中。我們的邀稿通知傳出後，兩個月的時間内，便陸續接收到各地寄來的六十餘篇文章。如今回想起來，由於當時通訊和交通還不便捷，我們邀稿時常常需要多方聯絡，反復地通過電話溝通和書信往來。我和王博經常騎著脚踏車專程拜訪那些我在學生時代就十分敬仰的師長輩，請他們爲刊物撰寫稿件。
1991年11底，第一、二兩輯的初步編輯同時完成。1992年夏秋，我應邀參加“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結束後，我繼續邀稿，儘管再次編輯的經費還没有著落，但我依然暗自籌劃著《道家文化研究》帛書專號的編纂。我也多次電話聯絡湖南省博物館的陳松長先生，希望能夠公布馬王堆漢墓出土二十年來尚未公布的内容。幸運的是，最終的帛書專號包含了擁有帛書第一手資料的張政烺先生首次公布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以及裘錫圭先生的《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並非〈黄帝四經〉》，張岱年先生的《初觀帛書〈繫辭〉》，饒宗頤先生的《帛書〈繫辭傳〉“大恒”説》、《楚帛書與〈道原篇〉》，朱伯崑先生的《帛書本〈繫辭〉文讀後》，李學勤先生的《〈稱〉篇與〈周祝〉》和李零先生的《道家與“帛書”》等四十六篇文章。刊物初編完成後，我交給時任香港道教學院副院長的羅智光先生，他看到後便對侯爺建議説：“這個刊物要繼續支持，從頭到尾都要支持。”侯爺聽後即刻答應説好。這樣一來，經費有了著落。我們也逐步形成了由香港青松觀道教學院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合辦的模式，爲道文化的深挖和傳播奠定了更加穩固的基石。
1984年，我來到北大，重返道家思想的研究。這一年，時任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的湯一介先生創辦中國文化書院，凝聚了衆多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師輩和同輩，比如張岱年、任繼愈、王明、李學勤等先生，他們更匯聚成爲《道家文化研究》學刊的初期作者群。
早年在臺灣，因爲身處“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大陸學者的研究專著，我們只能通過僑生悄悄地從香港捎來，如饑似渴地閲讀。對我而言，這些師輩學者們我不僅十分地敬仰，也還有種特殊的感情。比如我敬重的張岱年先生，在長輩中，我看望他的次數最多。張先生家住在二樓，每次我起身離開時，他總要親自送我下樓。《道家文化研究》創刊後，我向張先生邀約稿件，張先生説：“《老子》五千言，我年紀也八十多了，每篇少於5000字好了。”從第1到第6期，張先生連續六期撰寫文章，論説他重要的學術觀點。
我和饒宗頤先生，本來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没有機會碰面的。恰逢1990年至1992年，我連續多次去往香港。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邀請，我在中大兩次訪學的研究室正巧都在饒先生的旁邊，每次來，他都會從中環跨海來中大與我餐叙。“馬王堆帛書”專號一輯，饒先生更一次交給我三篇稿件。
《道家文化研究》創刊以來，李學勤先生連續多期應邀撰稿，有時還幫忙審查出土文獻的整理稿。記憶中最深刻的是“馬王堆帛書”專號那一期，那天，屋外飄著大雪，我和王博正在編輯部統理稿件，突然接到李學勤先生打來的電話，説《〈稱〉篇與〈周祝〉》、《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的文章已經寫好。我們高興之餘，根本顧不上剛剛燒好的飯菜，立刻騎上脚踏車，穿過泥濘濕滑的街道從李先生家取來熱騰騰的稿件，心裏也是熱騰騰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住在北大西門的芙蓉里。當時，裘錫圭先生住在暢春園，我們兩家只相隔一條街，所以我經常會去拜訪他。郭店楚簡出土以後，我們的往來就更加密切了。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是我記憶中最熱的夏天。裘先生家裝了一臺空調，我們在路上碰面，談著談著，裘先生對我講，“《老子》没有説過‘太一’，那應該是另外的一篇”。後來才知道，那一篇是《太一生水》。然後我去他家，就看到他被冷氣吹得只能帶著帽子、穿著夾克，一筆一劃地校對、審閲郭店簡的文本。裘先生另外講到的一點，我印象更深，他説：“郭店簡《老子》分甲乙丙三組，並不像有人講的，最早就是這樣，因爲一章一章都可以和通行本對得上，應該是摘抄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便刊登有他的《郭店〈老子〉簡初探》一文。
1992年1月29日，蔣見元、高克勤陪我一同拜訪潘雨廷教授的遺孀，潘師母向我們出示了潘先生的遺稿——包括《道藏提要》、《易學提要》在内的數百萬字的著作。經同意，我選擇了其中的《論尚黄老與〈淮南子〉》、《論〈莊子〉内七篇》兩篇，分别刊登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第2兩輯。
1992年3月13日上午，姜國柱陪我一同拜訪容肇祖先生。初次見面，容老先生劈頭就問：“鼓應，你認爲周敦頤是儒家還是道教？”一般多以爲周敦頤乃宋代理學的開山祖，容先生却對此説提出質疑，我聽後也感覺新奇，當即請容先生撰寫一篇有關周敦頤的文章。不久，他以95歲的高齡一筆一劃地寫成《周敦頤與道教》一文，這篇文章刊登在《道家文化研究》第5輯。
我的學術人生，在臺大校園與北大校園之間交錯行進。1997年，我在臺灣平反復職，重新回到臺灣大學哲學系任教，與臺灣學術界重新架接聯繫，從而便廣邀臺灣學者發表了一些論文，如陳麗桂的《漢代的氣化宇宙論及其影響》（第8輯）、丁原植的《就竹簡資料看〈文子〉與解〈老〉傳承》（第17輯）、曾春海的《竹林七賢的生命情調——莊學的人生理想與實踐》（第19輯）、葉海煙的《方東美的新道家哲學》（第20輯）等。
除此之外，《道家文化研究》學刊更收録了多篇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討論中國哲學或者有關中西思想匯通的文章，比如熊偉的《道家與海德格爾》（第2輯），他是海德格爾在中國唯一的學生，王樹人的《超越的思想理論之建構——論道家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傑出貢獻》（第2輯），葉秀山的《我讀〈老子〉書的一些感想》（第2輯），張天昱的《從“思”之大道到“無”之境界——海德格與老子》（第4輯），以及張祥龍的《海德格理解的“道”》（第8輯）等等。
1994年和1996年兩次學術研討會議的召開，更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凝聚海内外道文化同仁的力量，大家在會中交换學術論著，交流學術觀點。一大批青年學生也以會議和刊物爲平臺來構築夯實學術功底，開拓增長學術視野，令人欣慰的是，當時的年輕學人，如今多數都已成爲學術領域的中堅力量。
二十五年走來，《道家文化研究》學刊見證了兩岸三地道文化研究的長足進展，尤其是道教學術力量的迅速提升。自第3輯“馬王堆帛書”專號出版以後，我們更多次選用專號的形式編排稿件，其中，僅道教專題就包括第7輯“道教研究”專號、第11輯“道教易學”專號、第21輯“道教與現代生活”專號、第23輯“多元視野下的全真教”專號，以及第24輯“道教文學”專號。另外，還有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第18輯出土文獻專號，第19輯“玄學與重玄學”專號，第20輯“道家思想在當代”專號，第22輯“道家與現代生活”專號，第25輯“莊子研究”專號，第26輯“道家思想與北宋哲學”專號，以及第28輯的嚴復專號。這種專題的模式，立體全面地展現了道文化的涵容性與豐富性。
凝視書架上端成排羅列的《道家文化研究》學刊，翻閲記事本中零星而有序的記憶碎片，我的思緒總會不自覺地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那是《道家文化研究》最初創刊的那幾年，是國内乃至國際道家、道教學術研討會首次舉辦的那幾年，也是香港青松觀道教學院院長侯寶垣老先生晚年資助我們弘揚道文化的那幾年。
侯爺一生不遺餘力地弘揚並推動道教教理、教務的發展。1993年，侯爺向我建議，能不能召開一個國際範圍的道文化學術研討會。我提出，我們不妨先舉辦一次國内範圍的會議，積累一些經驗後再舉辦國際會議。就這樣，我和香港道教學院李永明商定在四川辦會。1994年12月23日至27日，在侯寶垣道長的資助下，香港青松觀道教學院、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在四川大學學術交流中心聯合舉辦了首届“道家、道教與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香港、臺灣和大陸的百餘名學者濟濟一堂，圍繞道家與道教關係、道家與道教之於中國思想史的意義與地位進行主題研討，可以説，此次會議開啓了兩岸三地道文化同仁論學取友的先聲。會議期間，侯爺捐款人民幣20萬元，支持四川大學博物館成立道教文化陳列室。
此後不久，1996年8月11日至16日，盛況空前的“道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香港道教學院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共同主辦。此次會議共有來自世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兩百餘位學者出席，包括瓦格納、施舟人、柳存仁、饒宗頤等國際學者，以及張岱年、任繼愈、朱伯崑、湯一介、蕭萐父等國内學者，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内爲數不多的大規模、高水平學術研討會之一。會議成果除圍繞“周秦漢時期的道家文化及其在後世的演變”的論題研討深廣之外，還商定了編纂《中華道藏》的計劃啓動事宜。會議期間，侯爺更通過白雲觀向中國道教協會捐資人民幣500萬元，用於支持道觀的修復和道教事業的發展。
早在1989年，侯爺便曾捐贈1500萬元臺幣支持臺灣中華道教學院的創辦。不止於此，侯爺在香港更持續推動道教團體參與社會服務、教育文化等公益事業，幫扶社會弱勢群體，如開設診所贈醫、贈藥，開設安老院，設立義學等等。
本刊從創刊至今，侯寶垣院長一直全力支持，確保編輯經費無虞。雖然侯爺已經仙逝，但香港道教學院同仁仍不遺餘力地給予持續的資助。學刊正式列爲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刊物後，董事會成員黄健榮主席、蕭炳强副主席、周和來總秘書一行專程到訪北大，與中心一方共同規劃下一步的合作事項。長期以來，我們每次前往香港，都會得到香港道教學院李永明、鄺國强、利麗娥等的熱情招待，我非常感謝他們爲道文化研究的不辭辛勞。
《道家文化研究》學刊最初十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由於學刊編輯部常設北京，經我的老友董秀玉介紹，自第11輯起，轉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在接下來的十幾年的光陰裏，我們與三聯書店精誠合作，把學刊出版至第29輯。我時常感念三聯書店各位同仁的合作與支持，他們有力保障了學刊的質量與水準，提升了它的影響力。自從《道家文化研究》被列爲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刊物起，我們編委會和編輯部同仁就開始思考如何進一步規範編審稿制度，如何進一步加强國際化，以便更及時反映道家學術研究的前沿進展等問題。一句話，我們正思索如何把學刊辦得更好。由於我和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之間的特殊緣分，我們雙方商定，《道家文化研究》學刊自本輯始轉由更擅長古典學術的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我很期待《道家文化研究》從此開啓一個新階段，進入一個新境界。
陳鼓應
2016年6月於北京大學道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