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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讲座当然并不一样，却因为研究的年代前后相继和地理上的对比（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而互相补充
，它们以共同的基本公设作为思考的出发点。
简而言之，除了所有地点和时间上的差异和细微区别，在西欧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待宫廷。它是：1）一个权力行使与制造的关键场所，2）一个由人、团体和机构组成的复杂社会，3）一个产生视觉形象、树碑立传和制造政治理论的象征与思想体系，4）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正如Baldassare Castiglione 1528年编纂的《廷臣论》
所象征的宫廷文化、廷臣和骑士风度（
curialitas
）
这些概念所证明。不可否认，从这个观点来看，一方面，宫廷是以宫殿
为体现的某种特定政治文化和某种特定权力形式的诞生中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宫廷是15世纪之后欧洲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要素之一。从这个角度和长期来看，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不同的帝国、王国和公国之间没有根本区别。我们至多可以注意到附属宫廷及其宫殿的服务、功能和人员向着更加制度化和专业化演变
。最初的拉丁术语
curia
逐渐多样化是这种演变的体现。这些与
curia
相近、类似并因此是竞争关系的词语包括
palatium
，
aula
，
domus
，还有宫殿、宫廷（
court
，
cort
，
corte
，
hof
）、房屋（
house
，
haus
……）在各地土语中的对应词语。这些词语并非仅限国王或者皇帝使用，教皇、伯爵、公爵、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等人也在使用。所有这些词语直到很晚仍继续同时指代一个地方和一群人（包括世俗之人和教士）。这些词语的共同含义是接近、熟悉、直接见到做决定并握有权力之人（指代宫廷的还有“家庭”和“随从人员”这些词）。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词的使用方面不存在忌讳或专有权。无论如何，在中世纪这一千年中，同时作为人员所在场所与人员网络的宫殿和宫廷，代表了一种显赫地位，一个权力的顶点与象征场所。如果考虑到亚琛（Aachen）与查理曼[图1-1，1-2，2-1，2-2]或者巴黎的西岱王宫和圣路易（路易九世1214—1270）[彩版I,图一]，它还成为了这种权力的记忆。因此，在宫廷的概念上，加入了一些对欧洲政治文化而言根本而关键的过程与概念：例如融合、参与、竞争、委派、代表、权威和主权等概念
。见微而知著，局部，也就是说宫廷，最终在有些时候意味着整体：王权，国家，地方，国王，预算，行政机构……这解释了在目前的中世纪西欧宫廷研究中，为什么各个学科（艺术、文学、历史、考古）相互交叉来从多个角度研究这些复杂的对象：概念史、王权的物质与空间基础，地貌和各种结构，政治实践和行动。
图1-1 亚琛的查理曼宫廷，约800年，模型。 |
图1-2 平面图 |
图2-1 今日之建筑 |
图2-2 内部 |
正如Bernhard Jussen的讲座中提到的，加洛林时期的显著特征不仅包括在帝国的整个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等级分明、功能性的宫殿网络[彩版II,图二；彩版III，图三]，还包括对于宫廷运行和组织的典范的理论思考的书面化。尤其是Hincmar de Reims在882年以《内务论》（
De ordine
palatii
）
这一标题编纂的专著。一些原则在当时得以系统化，而它们之后很长时间仍然具有指导性
，也许在德国比在法国更甚
。在中世纪末期呈现显著的中央集权趋势的大多数君主国和公国之中（法国、英国、勃艮第、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与王侯的宫廷仍然是产生与传播既是国家的也是政府的标准、仪式与规矩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归纳为围绕行政总理府改组的王邸（
hospitium regis
，国王的宅邸，从13世纪末以来分为六个房间，后来成了行政总理府、账目、军队等大型机关。王邸仍然经常与国王的宫廷，
curia regis
，混淆在一起；这个现象类似英语中的
household
）。还应该强调的是，伴随这种变化，顾问、官员、法学家、大学教师和将领们在宫廷中的地位从12世纪开始有增长的趋势。实践、理论、法律和财政在宫廷体系内部的这种提升，极大促进了城市与宫廷之间的亲近。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一部分时间内，宫廷开始时与罗马和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古老模式不同，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很少城市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宫廷在结构上也不是按照必然坐落在城市中、中央而固定的权力之地这种形式来组织和设计的
。宫廷曾长期在继承自加洛林王朝并被奥托王朝的君主们重新启用的诸多宫殿之间巡回（例如亚琛）[彩版IV,图四]
。具备固定宫廷的首都城市、权力的中心场所（特别是伦敦和巴黎，罗马之于罗马教廷，布拉格之于14到15世纪卢森堡王朝统治下的波西米亚王国）
很晚才出现[图3]。
图3 卢森堡王朝
一种建立在土地和村庄之上并因封建统治而稳定的农村经济的运行也是这些首都城市、权力的中心场所出现的条件之一。最后，在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领土上，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两个西欧普世权力之间的竞争具体体现为叙任权之争。这种与罗马教廷的对抗部分阻止了在意大利建立持久而集中的王权
。同一个现象解释了德意志国王的宫廷为什么较晚固定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首都场所
。与此相反，在较早成功从不管是皇帝还是教皇的监管下脱离的那些政治实体中，例如卡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宫廷可以更早固定在一座城市，而该城市的繁荣和社会及经济功能并不单单依赖国王及其宫廷的存在
。因此，必须重视西欧王国、领土和政治构建模式的多样性，而城市与宫廷之间各种关系形式从14世纪初前十年起成了这种多样性的证据之一
。
下面这个具体例子正是用于对这些不同模式其中之一进行研究的，通过它可窥一斑而知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