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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可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不断演变中，很多经典被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但总有些东西传承了下来。它们经历了岁月的风霜洗涤依然历久弥新，其中蕴含的思想和智慧历经千年早已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国人的心灵模式、精神情趣、道德操守甚至是行为准则。而《大学》《中庸》与《孝经》无疑是中国人精神领域的重要财富，时至今日仍然光彩夺目。
《大学》原为《礼记》中第四十二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后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程颐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编“四书”时也将其置于卷首，引为基础之书，亦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按朱熹所说，《大学》主要提出了学习立身的“三纲八目”，书中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学习提出了“三纲领”。而后又辅以“八条目”，具体阐述实现的途径。这“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如今，中国很多大学的校训都直接出自《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如东南大学的校训是“止于至善”；河南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台湾成功大学的校训是“穷理致知”等。由此可见《大学》精神在今日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学子们在心底恪守的道统。
“大学之道”并非是虚无空洞的理论。相反，《大学》可以看作是一部结构完整、论据充实、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儒家成功学教材。它不仅为人树立了远大的目标，更精辟归纳了成功所需的两个基本要素——内圣而外王，换句通俗的解释便是内修与外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是对《大学》精神的综述，其首先确立了学习的根本目标，即要弘扬光明的品德，要时时自新，要达到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
而后它确立了完成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也就是书中着重阐述内修外治的“八条目”，其内修部分以修身为根基，也是所有人最初应做之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必修课程，也就是说修身不仅停留在内省的范畴，更应提升到穷究世间通理、培养道德品行并完善人格的境界中来。而外治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鲜明看出《大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儒家的思想原则运用于“人事”，这是其精神的根本诉求。
与《大学》一样，《中庸》原本同为《礼记》中的一篇，后在宋朝经程颢、程颐兄弟的极力尊崇，朱熹又作《中庸章句》，从而单独成篇，成为“四书”之一。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据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这都强调了《中庸》的实用性，表明“中庸”是一种具有很高实用性的精神境界和行为原则。
《中庸》可以说蕴含了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是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不偏不倚谓之“中”，不变不更谓之“庸”，“中”是天下正道，“庸”乃世间定理。中庸以“中”和“诚”为基本概念，是叙述“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句话点出了天性与教化的内在联系，奠定了从天之性到修道之教的过程，提出要实行“中庸”既需“率性”也需“修道”，其以“中”为基础，又包含两点，统称为“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要达到“中和”的境界，就要掌握“五达道”，运用“三达德”并贯彻处事“九经”。
所谓“五达道”就是通行天下的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这其中蕴含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时至今日，其中的很多原则仍然没有过时，甚至还有相当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三达德”是处理“五达道”的具体方法，谓“智、仁、勇”。“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只有掌握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才真正懂得如何修养自身，才能真正处理好不同属性的人际关系。
所谓“九经”则是运用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分别是：“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是中庸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也是《大学》精神“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太平和合理想的发挥和深化。
而“诚”是所有伦理行为的最终归宿，若说“中”为天之性，那么“诚”就是天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诚本是一种合内外之道，而亦可说是一种合天人之道。”它贯通了本体论和道德论，是实现天人合一的枢纽。“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所谓的“不贰”即始终如一，这就是“诚”的特点，是道德修养的途径和功夫。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达到“至诚”的境界。
同为儒家经典，《孝经》在中华民族的道德建设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孝经》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以“孝”立身、治国的功用。其中首先肯定了“孝”是上天所定之规，并将“孝”与“忠”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南宋以后，《孝经》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对建设国家道德秩序、维护社会纲常伦理起了很大作用。
《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它将“孝”放在了所有道德之首，确立了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规》中说：“首孝弟，次谨信。”可见，“孝”应是人生要学的第一课。时至今日，《孝经》中的部分思想观点依然闪烁着不可替代的华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孝”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美德，是“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最完美的诠释。诵读《孝经》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大学》《中庸》与《孝经》都强调了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开发和完善，体现了儒家的人文整体主义立场，肯定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具有关联性的有机整体。在科技飞速发展、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融合的今日，这些经典所传递的精神和智慧更突显出独特的人文价值，这也是在当今语境中，我们重拾儒家经典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