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连续射击

古代枪炮在实战中的缺点是装填弹药的速度慢、发射程序繁琐，打完一发弹丸后，重新装配弹药要消耗太多的时间，这个难题深深地困扰着枪炮手，因为如果对手是骑兵，早就挥刀跃马奔驰过来了。故此，枪炮必须要迅速连续射击才能在战斗中摆脱被动局面并威慑对手。可是，初期的简陋火器肯定不能与具有连续射击功能的现代精良枪械相比，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其实，我们不应该低估古人的智商，这个难题在大约元末明初金属管形火器出现后不久就解决了。这当然要从灭掉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于1328年（元致和元年，天顺元年，天历元年）9月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自幼家境贫困，却天赋异质、聪明过人。他胸怀大志，在元末天下大乱之时毅然从军，投靠濠州的义军将领郭子兴，从普通一兵干起，很快便步步高升，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在长江以北地区转战的过程中，他注意招纳人才，使自己的实力不断得到扩充。1355年（至正十五年）郭子兴病死时，朱元璋已经羽翼渐丰。同年6月，朱元璋率军渡过天险长江，南下开拓根据地。在残酷的战斗中，军中不少高级将领相继阵亡，而他作为幸存者，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统帅，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这个传统上虎踞龙蟠的形胜之地，收降军民五十余万，奠定了争霸江南的基础。

言归正传，该谈到朱元璋与火器的联系了。朱元璋打天下必然离不开火器，他最早与火器打交道是在南渡长江的前夕，当时他驻军于江北的和州，正多方招兵买马以等待时机，在此期间，一个名叫焦玉的匠人前来求见并献上几十条“火龙枪”。《火龙经》记载军中将领徐达奉命派人试射，证实这种武器能够洞穿一层皮革，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拥有这种犀利的兵器，取天下更加容易。遗憾的是，火龙枪的样式及具体构造如今已经失传，后人无从知晓。但是从元末明初保存至今的大批火器实物表明，朱元璋及他的对手装备得更多的枪铳类火器是“手铳”。

手铳的各种型号不一，据保存至今的实物，其长度一般为4.2至4.5厘米，口径2厘米左右，重约5至9斤，由发射弹丸的前膛、填充火药的药室以及尾銎三部分组成。其中，尾銎可供将士们在作战时插入长木柄，这样，两手抓紧木柄就可以将手铳举起来射击。如果在铳身加固4至5道的横箍，还可以起到防止爆膛的作用。作战时只要点燃手铳药室外面的引信（通常是左手持铳，右手点引信），弹丸会迅速射出。但是，那时候的手铳还没有准星及照门，因而射击的准确度比较差，在不瞄准的情况下想射中目标主要依靠运气。朱元璋军队南征北战，处处可以看到手铳的身影。

朱元璋首次使用火器作战是在与张士诚争霸的时候，当时朱元璋已经攻下集庆（改名为“应天”），接下来便与盘踞在浙西的一代枭雄张士诚发生了摩擦。寻根究底，张士诚也是元末造反的群雄之一，他出身盐贩子，乘局势动荡之机崛起于江北淮东，不久渡江南下，占领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浙西一带地区，与随后南下的朱元璋毗邻而居。一山难容二虎，两人由摩擦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动用火器拼了个你死我活。

1359年2月发生的绍兴之战是两军动用火器交锋的一大体现。据《保越录》记载，张士诚的手下吕珍坚守于城内，顽强地抵抗朱元璋所部的进攻，他指挥部属冒着枪林弹雨，以火筒、火箭、炮石从城上往下射击，接着又出奇兵冲出城外反击。为了确保击中敌人，他下令部属以数十条火筒对着目标同时开火，因而取得了一些战果，把对方的将领蔡元帅打得倒地不起。不过，这样的齐射是一次性的，射击完便难以为继了，那时还没有办法保持连续射击，做到用优势的火力长时间地压制着对手。尽管如此，张士诚所部的火器还是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威胁。

不久，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也以牙还牙，使用了火筒、铁弹丸、石炮等火器，在弓箭等冷兵器的配合下进攻，然而始终拿不下绍兴，并在反复较量的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不得不撤走。虽然攻城受挫，但胡大海所部在此战中首次使用了金属弹丸——铁弹丸，这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值得在战史上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朱元璋的军队用火器攻城，也必定会用火器守城，这叫“风水轮流转”。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3月，张士诚令其弟张士信、吕珍率军万余反击朱元璋，包围了诸暨。守将谢再兴抵抗了29天之后，援军在胡德济的带领下终于赶到了。当时到处传闻朱元璋又派出了新的援军，正在日夜兼程赶来。张士信、吕珍所部害怕遭到守军与援军的内外夹击，从而军心不稳。胡德济、谢再兴两人决定乘隙出击，他们事先让将士们饱食一顿，等到夜深人静时，再一齐出城高声呐喊以虚张声势。他们一边敲锣打鼓，一边用铳炮射击，装作大批援军已经来到的样子。张士信、吕珍果然大惊失色，争路而逃，部属自相蹂躏，惨败而归。

这些战例表明火器已经在陆战中广泛使用，那么水战又如何呢？历史记载朱元璋确实在水战中大规模动用过火器，而且过程非常精彩，下面会详细介绍。不过，有胆量与朱元璋进行水战的不是老对手张士诚，而是野心勃勃的陈友谅。

陈友谅，沔阳人（今湖北仙桃），渔民出身，乘天下乱成一锅粥的机会浑水摸鱼，投靠湖广起义军徐寿辉部，没过多久，他便削尖脑袋费尽心机钻入了领导层，做了领兵元帅。按照这个升官速度顺利发展下去，下一步必是弑主自立，另起炉灶了。果然，他经过精心策划，在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杀死了徐寿辉，称帝于长江边的采石五圣庙中，国号“汉”，地盘横跨湖广、河南、江浙与江西的部分地区。但他还不满足，企图顺着长江而下，一口吞并朱元璋所部。然而骄兵必败，汉军在应天城下中计受挫，顶不住朱元璋强大的反攻，接连丢掉了太平、安庆、江州，一直倒退回了武昌。

陈友谅虽败，但实力犹存，他利用朱元璋主力回师江北之际，在1363年4月倾巢而出，以号称“八十万”的水陆大军包围了重要的战略枢纽地点——鄱阳湖边的洪都（今江西南昌），同时，顺势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

此战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迅速攻克洪都。庞大的汉军水师经长江口进入鄱阳湖，集结于洪都周围。这支水师有丰富的攻坚经验，但他们不是凭着当时的先进武器——火器来攻城，而是依靠巨舰。巨舰攻城不是天方夜谭，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在进攻长江边的太平城时，动用舰只乘水涨之机紧挨在太平城西南边的墙垣而停泊，就这样，一群群的水兵们轻而易举地从高大的舰上跃上城墙，一举破城。

汉军的巨舰巨大到了什么程度？据《明实录》《纪事录》诸书所载，它高达数丈，上下分成三层，楼层与楼层之间互相听不见说话，每一层都放置了走马栅，可容得下三千余人。这类记载虽然夸张，但巨舰的体积远超于同类船只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

这一刻，陈友谅打算故技重施，力图以巨舰强行停靠在鄱阳湖边的洪都城墙，再重演攻克太平城的一幕。谁知，巨舰怎么也靠近不了城墙，原来守军吸取了太平之战的教训，事先已经将俯瞰湖泊的城墙重新改建，向后移了三十步。

鄱阳湖里的汉军水师面对着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墙，望洋兴叹，只好以步兵强攻。汉军步兵携带着箕形的竹盾登上岸，如蚂蚁一般向洪都城抚州门拥来，有几处城墙在汉军不惜代价的进攻之下坍塌了，城池眼看就要失守。在这个关键时刻，洪都守将邓愈率领一支装备着火铳的军队及时出现在城墙破损口处，集中所有的火力进行猛烈的反击，立即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疲惫的汉军，其竹盾在防备利箭与石块时已经残破不堪，现在难以再抵挡火铳射出的如电光石火般的弹丸，只好暂时撤退。

邓愈抓紧时间，试图在城墙的破损之处竖立起一排排的木栅以加强防御。汉军不甘心功亏一篑，又舍命上前，踏着尸体来攻城。守军只好一边用火铳射击，一边立栅，连洪都城里最大的官——都督朱文正也亲自赶来督战，经过一个通宵的苦斗，守军终于粉碎了汉军的袭扰，筑好了排栅，成功堵塞了防御阵线上的缺口。不久，激烈的争夺战又转移到新城门一带，出任指挥之职的薛显同样击退了来犯之敌。

洪都守军既然已经使用火器，攻城一方理应同样用火器还击。可是，汉军在随后发动的攻势中仍然主要靠冷兵器，这说明他们装备的火器不多，归根结底，是陈友谅漠视火器，根本没有大量使用这种新武器的意识。

汉军接连攻城失利，便重新补充竹盾等攻城器械，集中力量转而进攻水关，企图破栅而入。他们抓住守军的火铳装填弹药时比较慢以及不能够快速连续射击等弱点，以破釜沉舟的气势，不惜伤亡地冲来。在城内督战的朱文正眼看光用火器已经难以制止对方凭着人多势众而发起的进攻，便果断改用冷兵器，命令将士们把手中的长槊伸出木栅外面，不断刺杀蜂拥而至的汉军。栅外的汉军没有退缩，前面的人大胆地伸出手来抢夺长槊，后面的人继续拼命突进。朱文正见形势不利，立即要求守军改用铁戟、铁钩等兵器向外猛刺。这些武器的枪尖旁边都有横向伸出的铁钩，难以用手抢夺。伸手抢夺的汉军全部被铁戟及铁钩划得鲜血淋漓，在无隙可乘的情况下又一次退了回去。

就这样，洪都守军在守城的85个日日夜夜里，不知击退了多少次汉军的疯狂进攻，终于盼来了援兵。

当洪都被围的消息传回后，朱元璋不敢怠慢，纠集了二十万大军赶来增援，同年7月，到达长江至鄱阳湖的入口处。他首先部署军队封锁了这一带，再浩浩荡荡地开入鄱阳湖。陈友谅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洪都的围攻，转而全力对付朱元璋。

汉军的战舰首尾相连，全部涂成了红色，分为大、中、小三种，按照史书夸张的记载，这支部队除了拥有可容三千人的巨舰之外，据说还有可容两千五百人的中舰与两千人的小舰。而涂成白色的朱元璋军队的战舰尽管体积比较小，但是机动灵活，也有一定的优势。

双方水战的战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相同之处是他们都鼓励“接舷战” 。不同之处是汉军自恃战舰巨大，可以任意横冲直撞，力图将对手的小舰撞毁击沉；而朱元璋军队的小舰则充分利用反应敏捷的特点，擅长布置各种火器伺机出击。

这里需要特别提一提朱元璋水师装备的大量火器，《纪事录》记载在参战的火器当中，有火铳、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大小火枪、火箭、神机箭、火蒺藜以及燃烧性火器“没奈何”等。下面先对枪炮等管形火器的性能做一介绍：

火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手铳”。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

大小将军筒，即大小将军炮，因威力比较大，因此冠以“将军”之名。根据保存至今的一种大将军炮，炮身长约80厘米，口径22厘米，重34.8公斤；另一种小将军炮长约55厘米，口径7.3厘米，重约20公斤。

大小铁炮，炮型类似于将军炮。元代的炮多用铜制造，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铁制，仅就成本而言，铁炮比铜炮便宜得多。古代最先使用铁炮的是朱元璋军队，根据保存至今的文物，大铁炮的炮身长约100厘米，口径21厘米，尾长10厘米。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类炮为长条形的直筒状，炮口不再像盏口炮及碗口炮那样呈喇叭状敞开，因此比盏口炮及碗口炮的膛压要大，射程更远。为了防止爆膛，炮管外面有四五道横箍，两侧还各有一根炮轴，方便运输。

上述所有的枪炮全没有准星及照门，不能精确瞄准射击。不过，这些枪炮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很容易射中汉军体形超级巨大的战舰。

朱元璋的军队除了管形火器以外，还有用来焚毁对手战舰的燃烧性火器。例如：

火枪，是指在冷兵器长枪的枪头一侧绑上一两个火药喷筒，筒子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后，筒子喷出火焰，可达几丈远。

火箭，是在箭镞的侧边绑上火药筒，点燃筒后的引信，筒里的火药燃烧喷射，产生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射向目标。

神机箭，属于多发性齐射型火箭，在一个大竹筒内装入两至三支箭，每支箭的箭杆上都绑着火药筒，筒外面有引信，点燃引信，射程可达百步之外。

火蒺藜，一般为圆形，还有数个凸起的角形器，体内装有火药，体表开有一个小口子放置引信，点燃后即可爆炸。

最后说明一下燃烧性火器“没奈何”，它的制法是先把火药及各种火器放在芦席里面，再将芦席卷成宽五尺，长七尺的圆圈，糊上一层纸或布，外面接上引信。将它用绳子绑在竹竿中，悬挂于船的头桅之上，当碰到敌船时，便点燃引信，斩断悬索，让“没奈何”落入敌船中爆炸，可以燃烧起熊熊烈火。

为了让各种火器长时间快速地连续射击，朱元璋绞尽了脑汁。《明实录》记载了他命令将士们把各类火器、弓弩“以次而列”，并指示“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也就是说，军中士卒应该将各种火器与弓弩等远程冷兵器组成几层叠阵，轮番射击；作战时，先发射火器，再发射弓弩，以此达到快速连续射击的效果。当靠近敌舟时，则用冷兵器展开白刃战。

朱元璋把各种冷热兵器布置在同一阵中协同作战，也算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但是，稍微不足之处在于这一种叠阵里面，枪炮是与弓弩等冷兵器混合在一起轮流射击的，那时还未有能力让枪炮等火器单独组成叠阵轮番射击。尽管如此，由火器而催生的新颖战术，肯定会在水战时有一番出色的表现。而在分为十一队的舟师中，每一队均配备了适量的火器与弓弩，表明这种战术在军中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战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做足。

两军较量开始，首先交战的地点是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此前，朱元璋告诫将士们要注意服从命令，那么，用什么来传达指挥信号呢？白天是用旗帜、晚上用灯笼、远处听信炮、近处听金鼓。7月21日两军开战后，双方水师如犬牙交错般混战在一起。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徐达身先士卒，带领壮士闯入敌阵，杀敌一千五百人，俘获一艘臣舰而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另一将领俞通海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汉军舰只二十余艘。出乎意料的是，随着风向的飘忽不定，火势竟然向徐达的舟师中蔓延过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惊一场，火最终被扑灭，汉军也被击退。朱元璋的楼船在这次混战中因遭到汉军的堵截而一度搁浅，不过在常遇春等骁将的救援之下安然无恙。

首战结束，朱元璋基本上已经摸清了陈友谅水师的底细，他克敌制胜的信心十足，甚至放心地命令徐达率领部分将士离开鄱阳湖返回应天，防止另一位劲敌张士诚趁火打劫。

两军在湖中择日再战。朱元璋亲自布阵，利用小船灵活机动的优势围绕着汉军的巨舰进退自如，轮番进攻。汉军战死及溺毙者无算。同时，朱元璋军队的伤亡也很严重，院判张志雄因所乘的船只因折断了桅杆而失控，他为了避免被手持铁钩攻到面前的汉军活捉，毅然自刎。最奇怪的是一位名叫丁普郎的将领，死时身上有数十个伤口，他那失去了脑袋的身体仍然扶持着兵器摆出战斗姿势，屹立不倒。激烈的战斗一直在进行，不知不觉间吹起了东北风，朱元璋不失时机，指挥敢死队员驾驶着七艘装满火药与芦苇的船只（船中放满了身披盔甲、插上兵器的稻草人，伪装成进攻的模样）闯进汉军的水寨，焚烧了数百艘首尾相连的舰只，还烧死了陈友谅的两个弟弟及一批将领。朱元璋指挥军队乘胜进攻，又斩首两千余级。

就这样，鄱阳湖上杀声震天，双方全都打红了眼，尸浮水面，血染湖赤，便宜了水中的鱼虾鳖蟹。朱元璋的军队经常驾驶着白船，满载着铳炮、弓弩，轮流仰射汉军高大而转动不便的红船。经过反复较量，汉军形势渐渐不利，欲退往鞋山（今大孤山），但遭到朱元璋水师的阻挡，陈友谅只得敛军自守，高挂免战牌。

至此，战局逐渐明朗，朱元璋突然在夜间将水师移至左蠡（今江西都昌县西北），汉军发觉后也跟着将水师移泊潴矶（今星子南70里）。双方相持数日，陈友谅军心不稳，两员得力大将在此期间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乘机派军队加强封锁鄱阳湖至长江的出口，力图扼住陈友谅的归路，并出兵攻克了蕲州及兴国两地，俘获了数十艘巨舰。

成了瓮中之鳖的陈友谅，粮食基本已经吃完，只好出动五百艘舰只前往湖畔的都昌抢掠，刚抢了一点粮还没来得及分吃，不巧又被洪都的朱文正秘密派出的军队放火烧光了。

穷途末路的汉军，只有突破朱元璋军队封锁住的长江口才有活路。陈友谅迫于形势，只能孤注一掷地于8月26日发起攻击。最后决战的时刻来临，朱元璋下令将所有战舰的门钉死，楼船也要撤掉上下的梯子，使参战将士毫无退路，他命令士兵们顺着西风出力摇橹，舰队好像山洪暴发一样飞速向汉军水师冲了过来。《纪事录》记载当朱元璋军队的白船距离汉军的红船三百步左右时，便开始用远程兵器进行投射，越接近时火力越猛烈，各种火铳、将军筒、弓箭，甚至标叉等轮番交替而上，如倾盆大雨般射出。火力处于劣势的汉军，有的以板牌遮身，有的伏下，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转身逃跑，但是，在陈友谅的严厉监督下，一些人还是继续勉强撑下去。

各种大小战舰穿梭往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大家都伤亡惨重。连朱元璋的坐舰也在混战中被汉军的炮弹击碎，不得不赶紧换船。陈友谅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被乱箭射中，一箭从眼睛穿入，透过脑袋而出，神仙也救治不了。战斗到此，可谓尘埃落定，不过陈友谅虽死，还是有部分汉军残余人马拼了老命冲出朱元璋设在长江口的封锁线，垂头丧气地沿着长江一路撤回武昌。

36天的鄱阳湖大战终于结束，朱元璋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对汉军残部进行穷追猛打，因为陈友谅的残部又在武昌拥立陈友谅的儿子陈理称帝，两军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2月陈理投降为止。

在这一次空前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恐怕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器参战，不过具体数据现在已经难以考究。而有确切数据证明朱元璋在一场战事中动用过数以千计的火器的战例，则是随后发生的平江（今江苏苏州）之战。平江是张士诚的老巢，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之后，很快就将矛头转而对准了张士诚，决定与对方新账旧账一起算。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已经自立为吴王的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兵横扫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地盘。接着，他们渡江南下，纠集二十万重兵，连克湖州、杭州等地，经南浔、吴江而兵锋直指平江。

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11月25日，徐达在平江城南鲇鱼口击败张士诚部将窦义，在此期间，另一将领康茂才的部队也在尹山桥获胜，烧毁敌军千余艘战舰以及一批物资。至此，平江已陷入包围。

不甘束手待毙的守军一度从平江城的一个城门——娄门出击，虽然未能解围，但是却用箭射死了徐达辖下将领武德卫指挥副使茅成。种种迹象显示张士诚决意顽抗到底。

鉴于戒备森严的平江城难以骤然攻下，徐达明智地选择长期围困的办法，他亲自驻军于平江的葑门之外，有条不紊地指挥部属排兵布阵。命常遇春驻军于虎邱，郭兴驻军于娄门，华云龙驻军于胥门，汤和驻军于阊门，王弼驻军于盘门，张温驻军于西门，康茂才驻军于北门，耿炳文驻军于城东北，仇城驻军于城东南，何文辉驻军于城西南。

据统计，围城的部队共有48卫。每一卫大约5000人，装备了50余门大、小将军筒，另外还有5座襄阳炮（前文提到的一种配重式抛石机）、50座七梢炮（一种依靠人力发射的抛石机）。这说明，参战部队共有2400多门大、小将军筒，这一大批火器将在240多座襄阳炮以及2400多座七梢炮的协助之下攻城。

徐达又下令在城的四周挖建工事，掘起了互相连接的长壕，并修筑很多堡垒。同时搭起了高达四丈的敌台，站在敌台的最顶层，可以远眺城中动静，起到很好的侦察作用。而城中往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成为靶子的可能，因为分为三层的敌台，每一层都安置了弓弩、火铳。

将士们把数以千计的攻城器械布置在城的周围，日夜轰个不停，铳炮之声不绝于耳，把平江城轰了个千疮百孔。然而，那时候的火器还没有击塌城墙的能力，它们主要的任务是对城上的守军进行火力压制。

附近一带的松江、嘉定、大仓、昆山、崇明等城先后投降了朱元璋，致使平江更加孤立。张士诚不会坐以待毙，任由徐达日复一日地在城外发射铳炮，他决定出击。那么，出击方向选在哪里好呢？城东门外是徐达的防区，平日军容整肃，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从这里出击肯定占不了便宜，选来选去，张士诚选中了西门作为出击方向，以图一逞。他在1366年六月初四派遣徐义、潘原绍等将领潜出西门，但是仍未找到突破口，因为周围全是星罗棋布的长壕、堡垒以及敌台，在严密的火力网的拦截之下可谓插翅难飞。不得已，这股试图突围的人马只好改向城西北的阊门进军，竟然闯进了常遇春的驻地，然而左冲右突，不但未能越雷池一步，而且连北壕方向的后路也被对手截断了，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

此时，在后面压阵的张士诚得知徐义、潘原绍等将处境不妙，便采取救援措施，先是派遣一个参将带着千余兵前往增援，无奈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最后只好自己亲自出马，率大队前往。双方仿佛进行一场集结兵力的竞赛，看看谁的主力能够抢先到达。

出乎意料的是，张士诚仓促之间神差鬼使般犯了错误，走进一条狭窄而崎岖的小道，大批人马挤在一起，举步维艰。

常遇春命令从盘门赶来增援的猛将王弼前往阻击张士诚。王弼马不停蹄地挥舞着双刀闯进那条小道，一路披荆斩棘，风风火火地杀入张士诚军中。此刻，张士诚虽然人多，可是堵塞在窄路里面毫无用武之地，不得不稍为退却，以致士气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人面面相觑，恨不得早点撤回城里，局面亦渐渐失控。终于，在常遇春乘势发起的总攻之下，张士诚军队全线崩溃，到处都是乱窜的残兵败将，遗尸枕藉。张士诚本人在仓皇撤离时，因战马受惊而落水，差点儿淹死，幸好被下属及时捞起，抬回城里。

回到城里的张士诚缓过气后，仍不死心，过了三日，再次率兵从胥门出击，没想到这次的运气比上次更糟糕，出门不久便遇上了克星常遇春，未等交手，已经怯场。张士城的弟弟张士信在城楼上观战，见势不妙，大声乱嚷了起来：“将士们累了，暂停，暂停！”并鸣金收兵。得势不饶人的常遇春猛冲猛打，一路打到西城门外，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堡垒也修到了城门之下。

围城的部队既然将堡垒修到了城门之下，那么城门就危机四伏，待在这地方的守军性命朝不保夕。火器不长眼睛，对多大的官都不留情面，即使是张士信也难免不中招，《纪事录》《铁崖乐府》诸书记载当他有一天肆无忌惮地登上城楼，优哉游哉地坐在银椅子里品尝桃子时，被围城部队用铜将军炮发射的石弹击中面颊，脑壳破碎而死。

死了弟弟的张士诚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两次出击失败，丝毫改变不了被围城军队用火器、抛石机压着打的被动状态，为了打破僵局，他斟酌再三，采纳了熊天瑞的建议，打算制造一批抛石机进行反击。在制造抛石器械的过程中，平江城里的木头石块竟被囊括一空，甚至连祠堂、庙宇以及和尚、尼姑的居舍都拆毁了做弹丸，可是仍然供不应求。

为了对付张士诚的抛石机，徐达下令军中用木架制成一种会移动的屋子，屋顶铺上可以防御箭矢飞石的竹笆，攻城将士伏在下面，便能化险为夷。

经过长期的围困，平江城终于在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9月8日被攻破，徐达首先从葑门进入，常遇春接着打开了阊门新寨的通道。平江城里的将士纷纷出降，精疲力竭的张士诚困兽犹斗，集合二三万残兵败将进行巷战，却又在万寿东街惨败，最后只得单枪匹马逃回家中，看见妻妾已经登楼自焚，便上吊自尽，谁知命不该绝，又被尾随而至的追兵救活，送到应天面见朱元璋，然后糊里糊涂地死了。有人说他因为态度恶劣而死于乱杖之下，也有人说他是自缢而死，总之从此人间蒸发。

回顾历史，朱元璋当初在长江与陈友谅及张士诚互相对峙时，夹在这两个对手中间——陈友谅在西边，张士诚在东边，双拳难敌四手，形势似乎不是很有利。但是，朱元璋却最终将两人各个击破，展现了过人的领导才华，给下一步逐鹿中原，进而问鼎天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在与陈友谅、张士诚进行的一系列战事之中，朱元璋所部装备的火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未来的日子里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个以应天为首都的新兴国家成立了，国号“大明”。正式称帝的朱元璋从此变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此前一年，他为了谋求统一天下，已经着手发动结束分裂的南征北伐，同时分遣军队多路出击，命令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进攻江浙的方国珍；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北伐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夺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夺取广西。其中，北伐中原的战略攻势是统一战争中的重中之重，而统兵二十五万的徐达，即将面对的对手除了元朝的正规军之外，还有实力雄厚的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地方军阀。

徐达与常遇春等将士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山东、河南、河北，攻克大都，灭亡了元朝，把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逐出塞外，元顺帝不久因染上痢疾而亡。接着又进军山西、陕西等省，先后歼灭了主要对手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人的大量精兵猛将，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明军在长达三四年的北伐战事中，枪炮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事实的真相令人失望，枪炮的作用并不大，因为这些火器过去主要用于攻城、守城以及水战，在北方的平原进行大规模的野战还是要靠冷兵器。

这段时间，明军在野战时的远程兵器主要使用弓、弩。《明史·兵志》称1373年（明洪武六年），朱元璋要求将领在训练时，用弓射出的箭要到160步 ，而士兵的要求就低一点儿，但也要达到120步（186米左右）；另外还要射得准，要在50步（77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至于弩，要求也很严格，例如，蹶张弩射出的箭要达到80步（124米左右），要在40步（62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而划车弩射出的箭要达到150步（233米左右），要在60步（93米左右）之内射中靶子。

显然，明军在北方不大量使用枪炮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射程比不上弓弩，理由是当时的枪炮还比较落后，使用的主要是石弹与铁弹，通常弹丸要比口径小得多，点燃火药发射时会泄气，对射程有不利的影响；而同时发射多枚小弹丸时，每个小弹丸底面承受的压强不一样，导致射程也不一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枪炮在实战中可能还没有广泛使用“木马”。木马又叫“铳马”，是一种放置在火药与弹丸之间的附件，它由硬木制成，塞入管形火器药室里面能够压实火药。由于其体积的大小与枪炮的口径差不多，故发射时底面承受的压强一样，能够防止泄气，致使射程得到增加。这附件要在后来才得到重用。

那么，是不是明军在北方作战时没有用过枪炮等火器呢？不是， 1369年（明洪武二年），薛显、韩政等将奉徐达之命到山西平定各处地方势力修筑的山寨（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进攻尾尖寨时就使用了包括将军筒在内的一些铳炮。不过，这些战事都是小打小闹，不值得过分关注，而明军在野战时大规模使用枪炮等火器，已经是北方基本平定之后的事了。

在徐达、常遇春席卷中原的同时，南方的江浙、福建、两广这些地方也相继被胡廷瑞、杨璟、汤和诸将平定，唯有四川、云贵等处仍然处于割据状态。为了完成统一事业，朱元璋不惜继续大动干戈，尤其是他特别感兴趣的四川。

当时，四川已经有一个名叫夏国的割据政权，创建者是出生于随州（今湖北随县）的明玉珍，此人于元末天下大乱时参加起义，受到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的提携，以统兵大元帅的身份带领一路兵马打下了四川，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明玉珍得知徐寿辉被弑杀，便拒绝听命于篡位的陈友谅，并于1362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在重庆创建夏国，无异于地方上的土皇帝。五年后明玉珍死去，其子明升继位。

明升不可避免地要与朱元璋打交道，他在1371年（明洪武四年）春收到了朱元璋要求借道四川征讨云南的书信，当即予以拒绝。这样一来，四川便首当其冲成了明军的攻击目标。

朱元璋打算兵分两路入川：一路叫作“东路军”，由中山侯征西将军汤和、江夏侯左副将军周德兴、德兴侯右副将军廖永忠、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等率领京卫、荆、湘水师，经天险瞿塘关进军重庆；另一路又叫“北路军”，由颍川侯前将军傅友德、济宁侯左副将军顾时、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领河南、陕西等步骑大军，从秦陇进军成都。

汤和等东路军连取龙伏隘、覃垕、温阳关，沿途还扫荡了归州、桑植等地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山寨，浩浩荡荡地于同年闰三月到达瞿塘关。

瞿塘关在长江三峡中，地势雄伟险峻。两岸是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中间的滔滔大江在深谷里日夜奔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奉明升之命扼守此地的将领布置了三道工事：

第一道工事是凿开两岸石壁，用绳索横贯南岸与北岸，制成悬挂在半空的桥，桥上面再铺上木板，布置着铁铳、炮、石、木杆等武器，形成了居高临下的火力网。这样的桥名叫“飞桥”，共有三道。

第二道工事是在两岸设立大炮。

第三道工事是用铁索拦截江口。

如果敌人的水师从瞿塘关畔的长江驶过，首先，正面会遭到铁索的拦截；其次，头顶会受到弹丸与炮石的打击，而这些致命的东西是横架空中的飞桥上射下来的；最后，他们的左右两翼还会遭到大炮猛轰。虽然明军不少将士已是久经沙场，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火器。而这么厉害的立体的火力，也让此地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明军东路军从这一年的闰三月起向瞿塘关发动进攻，历时三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无奈只得暂时退兵返回归州休整。

然而，夏国将主力集结在东线的瞿塘关，北面的防务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空虚。由于这个原因，傅友德的北路军进展还算顺利，经陈仓、阶州、文州，攻取了青川果阳关，接着渡过白水沟，又连克江油、彰明、龙州、绵州，一路凯歌向成都进军。虽然在途中一度受阻于波涛汹涌的汉水，但傅友德没有却步，而是积极组织人员砍伐树木，制造上百艘船只，准备抢渡，并下令制造了数千个木牌，上面写着攻克阶州、文州的日期，投入汉水之中，希望这些木牌能够乘江水暴涨之机顺流而下，汇入长江，流经瞿塘，从而达到与东路军的水师互通消息的目的。

巧合的是，东路军的水师正此期间也卷土重来，已取道归州，到达了大溪口。先头将领廖永忠在江水中捞到木牌，得知北路军进展飞速，因此士气大振，于六月初七自百盐山、纸牌坊、溪径击破守军的阻拦，重新推进到瞿塘关，与傅友德遥相呼应。

由于成都受到傅友德的威胁，瞿塘关部分驻军不得不紧急回援，从而让廖永忠有机可乘。廖永忠不再一味强攻，而是决定智取，他暗中命令数百名壮士身披着青蓑衣等伪装，携带干粮、水筒并抬着小船，翻山越岭，秘密绕到瞿塘关的后面，潜伏在碧绿的茂林中，准备配合正面进攻的队伍，夹击瞿塘关的留守部队。

总攻的时刻到了，廖永忠兵分两路，在夜间五鼓时分出发，同时从正面强攻瞿塘关的陆寨与水寨，到了天亮的时候，已经拿下了陆寨，而水寨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明军水师的战船皆裹着铁皮，船上的将士发射着火筒、火炮，冒着头顶上弹丸、利箭、石块的威胁，击断了横贯长江的铁索。这时，潜伏在敌后的数百名壮士已经从上流扬旗鼓噪而下，像尖刀一般插向瞿塘关的软肋。遭到两路夹击的守军大败而逃，守将邹兴被火箭射死。悬挂在半空的三道“飞桥”也彻底毁于熊熊战火。

明军乘胜攻克夔州。不久，中山侯汤和率后继部队赶到与廖永忠会师，明军水陆两路并进，共同向重庆进军。他们沿江而上，所过州县纷纷归附。当明军到达铜锣峡（今重庆江北区附近）时，坐镇重庆的明升眼见大势已去，已经准备放弃抵抗。6月22日，明升向兵临城下的汤和与廖永忠投降。

北路军在傅友德的率领下，虽然渡过了汉水并攻克汉州，可是由于夏国残余部队在文州的暴乱，不得不回师平定，故延误了时间，直到7月间才到达成都。

成都守将戴涛、向大亨在城外严阵以待，他们别出心裁地把大象排列于阵前，而大象上面骑着全身披挂上盔甲的壮士，准备在野战时以居高临下之势打击明军步骑兵。

这些大象虽然可以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可是它们庞大的体积很容易成为火铳与弓箭的靶子。傅友德对此了然于胸，他命令前锋指挥李英率部用弓箭、火器为武器，毫不畏惧地向前突击，果然，受伤的大象转身四处乱撞、左冲右突，从而直接导致成都守军的阵线崩溃，被迫撤回城里。尽管在混乱中傅友德也被流矢所伤，但还是赢得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野战。而明军所布的阵，应该就是鄱阳湖之战中使用过的叠阵，即将部队分为几层，每层均配备了弓弩与火器，轮流发射。区别在于鄱阳湖之战是水战，而这次是陆战。

这时，明升在重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守将皆无斗志，第二天便向明军投降，至此，四川正式归明。

四川之战，东、北两路明军均使用了大量火器。那么，明初的明军究竟装备了多少火器呢？可以参考一下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明政府的规定，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每一个100多人的“百户”，要有10人使用火铳、20人使用刀牌、30人使用弓箭、40人使用长枪。按照这个比例，火铳占了“百户”这个明代基层军事单位武器装备总数的1/10。 到了十二年后的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明军扩编到了121万余人，那么，理论上应该有11万左右的将士装备了火铳，甚至更多。原因是明军在其间的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终于有能力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了——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在军队中增加枪炮的装备数量。

明军首次用枪炮进行连续射击的战斗，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要从朱元璋出兵云南说起，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将领率三十万大军，从湖广、四川等地兵分两路进入云南，一路上势如破竹，迅速攻克了昆明，元宗室梁王自杀。接着，他们又顺利攻取大理，并设立土司等管理机构，招抚诸地方上的少数民族。云南平定后，傅友德、蓝玉班师回朝，沐英奉命率领数万将士镇守边疆。沐英是朱元璋的养子，理应肩负重任。

但是，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却叛服无常，与镇守的明军时有冲突。沐英为了巩固统治，非常注重加强防务。他针对云南位于边陲的复杂地理环境，从楚雄至景东，平均每一百里布置一营，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明军与地方土著“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首领思伦发的关系比较紧张。《云南机务抄黄》记载朱元璋在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叮嘱沐英要抓紧时间，日夜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尤其是金齿、楚雄、品甸以及兰苍江中道等要塞，不但要城高壕深，而且还要在四周布置粗大的排栅。他还特别嘱咐，在每一个要塞里都要配备大量火铳，数目可以是一两千支，也可以是数千支。最后，他还要求云南制造火药的工场，连晚上也要暂时取消休息，加班生产，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洪武年间的火器最初是由中央政府专门负责制造的，那时制造火器的机构先后有宝源局、军器局、兵仗局以及鞍辔局，同时还禁止制造火器技术的外传以及贩卖制造火药的原料，后来因为边陲未靖，战乱还时有发生，所以因势利导，允许一些边镇自行制造。

从朱元璋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云南的明军在某些军事据点布防时，动用了数以千计的火铳，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由于事先有所准备，明军并不畏惧与思伦发较量。从1386年（明洪武十八年）起，冲突陆陆续续在云南景东等地发生，并逐渐升级为大规模的激战。到了1388年正月，思伦发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入侵，督促部队挺进到摩沙勒安营扎寨，对明朝在当地的统治构成威胁。明将宁正奉沐英之命率军前往应战，获首一千五百级，赢得了初战的胜利。

思伦发吃了亏，不肯就此罢休，在3月间卷土重来，亲自带领号称“三十万”大军以及一百多只大象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进攻。边陲的军事要地定边（今云南南涧）告急，沐英反应迅速，带着三万余骑兵从云南府（今云南昆明）出发，日夜兼程，经过15天的强行军赶到前线，与来犯之敌对峙。战争迫在眉睫，硝烟味越来越浓。

厮杀开始了，明将都督冯诚首先带着三百名骑兵出阵挑战。思伦发仗着人多势众，竟然出动一万人排兵布阵，并以三十只大象做开路先锋，可谓盛气凌人。

明军当然不会被大象吓倒，他们过去在成都有过与大象作战的经验，对付这种庞然大物是胸有成竹。云南前卫指挥张因等五十余名骑兵，在打头阵时连发弓箭，射中一只大象的左膝及胁部，乘这只大象负伤倒地之机杀死了骑在象背上的敌人。明军一鼓作气歼敌百余人，捉获一只大象而还。

第一天的交锋很快便草草结束，双方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后，准备次日再战。

虽然事实已经证明思伦发的大象没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沭英仍然不敢轻敌，他打算在正式决战时以火器破敌。明军骑兵装备的火器以手铳、神机箭为主，大型火炮比较少，原因是骑兵在强行军时不方便携带，尽管如此，沐英还是克服困难，精心制定了一套新的战术。他将应战的士卒分为三个行列，每个行列都配备火铳、神机箭以便轮流射击。当敌人杀到阵前时，第一行的士卒首先发射，等到射击完毕，就转身退到第三行重新装填弹药及箭矢，做好再次射击的准备；同时，第二行立即前进到原先第一行的射击位置上继续射击。以此类推，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用火力压制对手的目的，这其实就是叠阵。叠阵是我国古代战争常用的阵，一贯以来都是用弓弩排列成行进行轮番射击。而朱元璋在鄱阳湖之战已经使用过类似的战术，不过那时候是弓弩与枪炮等冷、热兵器混合作战，而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动用火器作战。

思伦发在次日交锋时故技重施，依旧驱赶着大象往前冲击。参战的大象全部披挂上铠甲，背上安置着由栏杆与盾牌组成的“战楼”，“战楼”中坐着指挥步兵进攻的将领。大象的腰肋部左右分别悬挂着两个竹筒，里面插着格斗利器——短槊，可以让将领随时抽出来从上往下刺杀。

气势汹汹的大象一下子就闯到了明军阵前。明军开始按部就班地轮番射击。据《明实录》《滇史》诸书记载，当时全军分为三队，都督冯诚领前队，都督同知宁正领左队，都指挥汤昭领右队。将士皆奋勇作战，火铳、神机箭等火器射击时发出的霹雳响声在山谷中回荡着。那些惊恐不已的大象成了活动靶子，根本没机会突破明军的战阵，没多久便落荒而逃。沭英令指挥张因、千户张荣伺机尾随追击，至其营寨纵火焚烧，致使烟焰涨天。

虽然，思伦发寄予厚望的一些大象露出了纸老虎的本色，逃之夭夭，但他的大批部属仍然留在战场上继续战斗，力图能够扭转劣势。

明军不得不奉陪到底。明军的叠阵需要每个队列都一丝不苟地互相配合，才能达到连续射击的最佳效果，假如个别将士因为临阵产生怯意而手忙脚乱，甚至退却，那么就会令叠阵的射击突然中断，让敌人有机可乘。

左队将领宁正就差点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在与思伦发手下一名叫作“昔剌”的元师对阵时，因抵挡不住对方的猛打猛冲，稍为退却，致使叠阵存在着被突破的危险。正在山冈后面督战的沐英，立即派人拔刀骑马飞驰而下，准备执行军法。宁正见势不妙，连忙转身重返前线，率部竭力抵抗，避免了一场悲惨的发生。由此可知，沐英治军确实能做到铁面无私，如果手下将领胆敢在战斗中擅自退却，下场就是马上掉脑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思伦发的军队伤亡已经非常严重，连元帅刁斯郎等人也身中百余箭而死，可是他们无论怎样努力也突破不了明军连续射击的叠阵，结果惨败而回。跟踪追击的明军斩首三万余，俘虏过万人。那百余只大象也有一大半沦为了炮灰，死得很难看，身体上的箭密密麻麻，活生生变成了刺猬；此外还有三十七只被俘虏。

明军大获全胜。火铳在作战时的出色表现可能与部队逐渐装备了“铳马”有关，《大明会典》对此有所记载。这就使得弹丸的杀伤力大增，而且射程更远。更重要的是，沐英在此战中解决了火器不能连续射击的难题，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顾朱元璋所部崛起的过程，就会发现这支军队从1359年首次在作战时使用火器发射铁弹丸起，直到1388年，才有能力以排兵布阵的方式让各类火器连续射击。前后经过将近30年的摸索才总算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30年时间似乎太漫长了，但这在人类历史上却是超前的创新。日本战国时的名将织田信长，直到1575年5月的长筱之战时，才凭着类似的战术大出风头，他把三千名携带火器的枪炮手排列成连续射击的三个梯队（相当于叠阵），得以大胜军阀武田胜赖麾下的精锐骑兵。沐英足足领先了日本人一百几十年。

沐英也比欧洲领先了200年左右，欧洲要到16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出现了类似的战阵。但是正如美国军事历史学者T.N.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所承认的，西方人“不清楚这种编队究竟最早始于何时”。而17世纪初，按照尼德兰总督莫里茨（Muritz）编写的操典而训练的荷兰士兵已经能够熟练地分成几排轮番射击。这种战术后来在欧洲比较流行，它与沐英的叠阵基本是一致的。

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在元末明初拥有大量火器的朱元璋军队，其先进的装备、编制、战术已经将亚欧各国远远抛在了后面，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军事变革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