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波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在白袍街那里。他在信里只写道“最近日子过得还行”，我猜想他已经回斯克里布酒店上班，挣一天一百法郎的小费去了。我满怀希望，觉得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傻，不去找波里斯帮忙。我似乎看到自己在一间舒适的餐馆里上班，一天可以吃五顿饱饭，厨师心情愉快地唱着情歌，把鸡蛋打进煎锅里。想到很快就能挣钱了，我甚至花了两个半法郎买了一包雄鸡牌香烟。

那天早上我走到白袍街的地址，惊讶地发现这里是一条破落的后巷，和我住的那条街差不了多少。波里斯住的是整条街最肮脏的旅馆，黑漆漆的门道里飘来一股酸臭味，像泔水又像是汤汁——那是真空包装的牛肉清汤的味道，一包卖两毛五。我心里开始泛起疑虑：喝真空包装的牛肉清汤的人都穷得没饭吃，波里斯真的每天挣一百法郎吗？老板坐在门房那里，一脸乖戾地告诉我：“是的，那个俄罗斯人在家——他住阁楼。”我走上六截狭窄蜿蜒的楼梯，每上一层楼，那股牛肉清汤的味道就越来越浓。我敲了敲波里斯的房门，但没有回应，于是我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这间房是阁楼，十英尺见方，只靠天窗采光，里面只有一张窄窄的铁架床、一张椅子和一个瘸了一条腿的洗手架。许多只臭虫排成一条S形的长队，缓缓地在床铺上方的墙壁爬行着。波里斯正躺在床上睡觉，身上没穿衣服，鼓胀的肚子把肮脏的被单撑起了一个小丘，胸口被臭虫咬得斑斑点点。我进去的时候他醒了，揉了揉眼睛，幽幽地惨叫一声。

“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他哀号着，“噢，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我的背啊！该死的，我觉得我的背折了！”

“出什么事了？”我惊讶地问道。

“我的背折了，就是这样。我晚上一直在睡地板。噢，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你根本不能理解我的背是什么感觉！”

“我亲爱的波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了，只是饿了——是的，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就快饿死了。除了睡地板之外，好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只靠一天两个法郎度日。太可怕了，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的朋友。”

再问波里斯是不是还在斯克里布酒店当服务员似乎是多余的问题。我连忙跑到楼下，买了一根面包。波里斯抓住那根面包不放，一口气吃了半根，感觉好了一些，在床上坐起身，告诉了我出了什么事。出院后他找不到工作，因为他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他花光了积蓄，当掉了所有东西，最后饿了好几天肚子。他曾在奥斯特里茨大桥下的码头露宿，睡在几口空酒桶中间，挨了一个星期。过去半个月他一直和一个犹太人机械工住在这个房间里。听他说好像是（他解释得挺复杂的）那个犹太人欠波里斯三百法郎，让他睡房间的地板，每天给他两法郎伙食费，以这种方式还债。两法郎可以买一杯咖啡和三个蛋卷。那个犹太人早上七点钟上班，波里斯就离开睡觉的地方（就在天窗底下，透风漏雨），爬到床上睡觉。就算在床上他也睡得不踏实，因为臭虫很多，但总比睡地板对他的背好一些。

我来找波里斯原本是想请他帮忙，结果他比我还惨，我觉得很失望。我告诉他我只剩下六十法郎，需要赶紧找一份工作。这时波里斯已经把剩下的半根面包也吃下去了，心情变得很愉快，话也多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老天爷啊，你担心些什么呢？六十法郎——哎呀，这可是一大笔钱哪！帮我把那只鞋拿过来，我的朋友。那些臭虫再敢过来我就打死它们。”

“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找到一份工作呢？”

“有没有机会？那是肯定的。事实上，我已经有工作了。在商业街有一间俄罗斯餐馆过几天就开张。我已经和老板谈好了，他会请我当主管。我可以帮你找份厨房里的工作，小事一桩。五百法郎一个月，包伙食——还能挣点小费，要是你运气好的话。”

“那这段时间怎么办？很快我就得交房租了。”

“噢，我们可以应付得来的。我办法多得是，很多人欠我钱，比方说吧——在巴黎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的债务就快到期了。你再想想，我有那么多情人！你知道吗？女人总是记得她的情郎——只要我开口，她们一定会帮忙的。而且，那个犹太人告诉我，他准备从他上班的那间修车厂里偷几个磁电机出来。他愿意付我们一天五法郎把那些磁电机弄干净，他好拿去卖。光做这个就足够维持生计了。别担心，我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挣钱更容易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找工作吧。”

“等等，我的朋友。我们饿不死的，你担心什么呢？这只是暂时战况不利而已——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经历过很多次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持。记住福熙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到了中午波里斯才决定起床。现在他只剩下一件外套、一件衬衣、一个衣领和一条领带、一双快要磨破的鞋子和一双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他还有一件长大衣，准备在最糟糕的时候典当的。他有一个行李箱，硬纸板做成的便宜货，大概就值二十法郎，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旅店的老板以为里面装满了衣物——没有这个行李箱的话他可能已经把波里斯赶出去了。其实里面装着那些军功勋章、相片、好几件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和几大摞情书。尽管沦落到这个地步，波里斯还是能打扮得很帅气。他没用肥皂，就用一把用了两个月的刮胡刀剃了胡须，打上领带，这样衬衣上的破洞就不会显露出来，还小心翼翼地往鞋底塞了些报纸。穿好衣服后，他拿出一个墨水瓶，把脚踝上袜子破了洞的地方涂黑。打扮完毕之后，你根本不会想到不久前他还在塞纳河桥底下露宿。

我们去了利沃里大街旁边的一间小咖啡厅。这地方很出名，是酒店经理和找工作的人见面的地方。咖啡厅后面有间阴暗的小房，就像一个洞穴一样，里面坐满了从事旅馆行业的工人——有年轻帅气的服务员，也有没那么帅气、看上去饿着肚子的服务员，有身材臃肿、脸色红润的厨师，也有浑身油腻腻的洗碗工，还有憔悴衰老的清洁女工。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杯黑咖啡，但没有人去动杯子。事实上，这个地方是职业介绍所，他们花钱买喝的，权当是付给咖啡厅老板的佣金。时不时，一个看上去似乎地位很显赫的矮胖子会走进来和吧员说几句话。显然，他就是餐厅老板。然后那个吧员走到咖啡厅后面叫其中一个人去面试，但他从来没有叫波里斯或我的名字。两个小时后我们就走了，因为买一杯咖啡只能坐两个小时，这是规矩。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里找工作的诀窍是贿赂那个吧员，但已经太晚了。要是你给得起二十法郎的话，他就能给你找份工作。

我们去了斯克里布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小时，希望经理会出来，但没有等到他。然后我们拖着步子来到商业街，却发现那间正在重新装修的餐馆已经关门了，老板也不在。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已经走了十四公里的路，累得不行，只能花一个半法郎坐地铁回家。波里斯拖着他那条瘸腿，走路对他来说是一场折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乐观情绪也渐渐变得消极颓唐。在意大利广场这一站我们出了地铁，他已经绝望了。他开始嚷嚷着“找工作根本没有用”这些话——我们走投无路了，只能去犯罪，“我们去抢劫吧，总比饿肚子强，我的朋友。我经常计划抢劫。找个胖胖的美国阔佬下手——就在蒙帕纳斯大街某个阴暗的角落下手——把鹅卵石装在一只袜子里——砰！搜光他口袋里的钱，然后跑掉。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很可行吗？我可不会退缩——记住，我可是当过兵的。”

最后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很容易被认出来。

我们回到我的房间，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了面包和巧克力。波里斯狼吞虎咽地把自己那份吃完，然后立刻像变戏法一样恢复了精神。食物就像一杯鸡尾酒，很快就让他振奋起来。他拿出一支铅笔，开始列出那些或许能给我们谋份差事的人的名单。他说名单里有十几个人。

“明天我们应该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我的朋友。运气这东西谁也说不准。而且，我们两个都是有头脑的人——有头脑的人可不会饿死。

“人要有头脑才能成事！有头脑就能点石成金！我有个朋友，是个波兰人，一个真正的天才。你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的吗？他会买一个金戒指，然后当个十五法郎。然后——你知道的，那些当铺职员写当票时都很粗心——在那个职员所写的‘戒指’后面他加上了‘（钻石）’，然后在‘15’后面多加了三个零。真聪明，是吧？然后有了这张当票做担保，他就能借到一千法郎。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头脑……”

那天晚上波里斯充满了希望，谈起了我们如果去尼斯或比亚里茨当服务员会过上如何逍遥快乐的日子。我们住的是精致的房间，有闲钱包养情妇。他实在累得不行，没办法走三公里路回旅馆，就在我的房间打地铺睡觉，用大衣包着鞋子垫着当枕头。 54c89v2LTWxaC6PpMjosiZ5jV8+r6cE14ddTAQhfQ5bvmBvVtuH8/TAf37xg6sTE

第二天我们还是没找到工作，直到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时来运转。我那两百法郎稿费让我暂时不用担心房租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糟糕透顶。我和波里斯日复一日地在巴黎转悠，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在人群中穿梭，饥肠辘辘，烦闷无聊，却一无所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横穿塞纳河达十一次之多。我们试过在服务场所门口流连几个小时，当经理出来的时候就把帽子拿在手中，谄媚地朝他走去。我们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他们不想招瘸子和没有经验的新手。有一次我们差点就被聘用了。和那个经理说话的时候波里斯站得非常笔挺，没有用拐杖支撑着身子。那个经理没看出他是个瘸子，说道：“是的，我们的地窖需要两个帮手，你们俩可以试一试。进来吧。”然后，波里斯一走起路来就没戏了。经理说道：“啊，你是个瘸子，真是不幸——”

我们到中介机构那里登记了名字，看到广告就去应聘，但我们去哪儿都靠走路，行动很缓慢，似乎每一份工作都因为晚到了半个小时而失之交臂。有一次我们差点就得到一份清扫火车铁轨的工作，但最后他们拒绝了我们，因为他们要请法国人。还有一次我们看到广告上招马戏团帮手，于是去应聘。你得帮忙摆凳子，打扫垃圾，还得参加表演，站在两个木桶上，让一头狮子从你双腿之间跳过去。我们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招聘处，发现已经有五十个人在排队等候。显然，与狮共舞还是很吸引人的。

有一次，我几个月前登记过的中介机构给我寄了一张小便条，告诉我一位意大利绅士想学英语。小便条上说“机不可失”，并承诺每小时的工资是二十法郎。波里斯和我已是穷途末路，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我不能去应聘，因为我不可能穿着我那件手肘开裂的大衣去中介处。然后我们想到我可以穿波里斯的大衣——但我的裤子与大衣不配衬，不过那条裤子是灰色的，隔着一段距离或许人家会以为那是法兰绒料子。他那件大衣太大了，我只能不扣钮扣，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匆匆忙忙地出发，花了七毛五坐了趟巴士到中介机构那里去。等我到了那儿，我发现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巴黎。

有一次波里斯建议我去雷阿勒，看能不能找份搬运工的工作。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我到了那儿，工作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我看到一个戴着礼帽的矮胖子正在指挥几个搬运工，走过去问他要不要雇人。在回答我之前他抓住我的右手，摸了摸我的掌心。

“你体格蛮强壮的嘛。”他说道。

“非常强壮。”我撒了谎。

“那好。搬那个筐子给我看看。”

那是一口大柳条筐，装满了土豆。我紧紧抱着筐子，发现自己别说搬不动，连挪动一下都做不到。那个戴礼帽的人看着我，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身走开了。我灰溜溜地离开，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回头望去，看到四个人把那口柳条筐搬上一辆货车。或许那口柳条筐得有三英担重 。那个人看得出我干不了体力活，于是以这种方式把我赶走。

有几次波里斯满怀希望，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邮票，给某一位前女友写信，向她要钱。只有一个人回了信。那个女人除了是他的前女友外，还欠了他两百法郎。当波里斯看到那封信，认出了上面的字迹时，心中一下子充满了希望。我们拿着那封信，就像小孩拿着偷来的糖果一样，冲到波里斯的房间阅读信件。波里斯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把它递给了我，信的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小冤家，

当我打开你的来信时，心中是多么快乐。它让我想起了我们完美无瑕的恋爱，还有你的双唇带给我的热吻。这些回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就像枯萎的鲜花留下的余香。

你向我追讨两百法郎，哎呀，我根本就没欠你钱！亲爱的，你无法明白当我听到你的窘境时心里有多么难受。但你能怎么办呢？生命是如此悲哀，灾祸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我的处境也十分艰难。我妹妹一直在生病，（哎，她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多么可怜！）我们还亏欠医生的诊金。我们散尽了钱财，只能勉强度日，老实对你说，日子实在是太艰难了。

勇气，我的小冤家，永远不要丧失你的勇气！记住，日子不会永远这么艰难，现在看似可怕的困难迟早都会成为过去。

请放心，亲爱的，我会一直记得你。请接受一直爱着你的她最真挚的拥抱。

你的伊温妮。”

这封信让波里斯非常失落。他径直躺倒在床上，一整天都不愿意去找工作。我那六十法郎撑了半个月。我不再假装去餐馆吃饭，我们总是躲在房间里吃东西，一个坐在床上，另一个坐在椅子上。波里斯通常掏个两法郎，我出三四法郎，买些面包、土豆、牛奶和奶酪，用我那盏汽油灯煮汤喝。我们有一口煎锅、一个咖啡碗和一把勺子。每天我们总会礼貌地谦让一番，决定谁用煎锅吃东西，谁用咖啡碗吃东西（那口煎锅装的东西多一些）。而每天波里斯总会先放弃谦让，用那口煎锅吃饭，让我心里很不爽。有时我们晚上吃面包，有时连面包也吃不到。我们的内衣臭烘烘的，我有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了。而波里斯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洗澡了。多亏了有烟味，我们才忍受得住自己的体臭。我们烟倒是有很多，因为不久前波里斯遇到一个当兵的（士兵们可以免费领烟），从他那儿买了二三十包烟，一包才五毛钱。

比起我来，这种生活对波里斯的折磨更大一些。老是走路和睡地板让他总是腰腿疼痛，他又是俄国人，胃口倍儿好，总是饿得慌，不过他看上去并没有消瘦。他的心情非常愉快，而且总是满怀希望，这让人实在很吃惊。他经常严肃地说自己有圣人庇佑，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会跑到阴沟那里，说那位守护圣人总是会丢个两法郎的硬币在那儿。一天，我们去了皇家大道附近一家俄国餐馆，准备去那里找工作。突然波里斯决定去玛德莲教堂，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支蜡烛，点着献给他的守护圣人。然后，他走出教堂，严肃地说他要确保万无一失，划了一根火柴，烧掉一张价值五毛钱的邮票，作为对神明的祭礼。或许是那些神明和那位圣人合不来，总之我们没有找到工作。

有时候波里斯会陷入绝望，整个人都垮了下来。他会躺在床上呜咽痛哭，咒骂着那个同住的犹太人。最近那个犹太人每天给两法郎时总是很别扭，而且还摆出一副大善人的嘴脸。波里斯说我是英国人，无法理解作为一个俄国人接受犹太人的恩惠时，内心有多么痛苦。

“犹太人，我的朋友，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人！他甚至不以此为羞。一想到我是俄国军队的上尉——我告诉过你的，我的朋友，我是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兵团的上尉，是吧？是的，上尉，我父亲是一名上校，而现在我沦落到靠犹太人收留的地步。一个犹太人……

“我告诉你吧，犹太人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一次打仗的时候，那时是年初，我们行军来到一个村庄那里扎营过夜。一个又老又丑的犹太人，蓄着红色的胡须，就像加略人犹大 ，偷偷摸摸地走进我的营房。我问他想干吗。他说：‘这位官爷，我给您带了个小妞过来，才十七岁，貌美如花。您出个五十法郎就行。’‘谢了，’我说道。‘你把她带到别处去吧。我可不想得病。’‘得病！’那个犹太人叫嚷起来，‘才没有呢，这位官爷，这个您不必担心。她可是我的亲女儿！’犹太人就是这副德性。

“我告诉过你吗，我的朋友，俄国士兵认为朝犹太人吐口水是不好的行为。是的，我们认为堂堂俄国军官朝犹太人吐口水未免太便宜他们了……”诸如此类的话。

这些天来波里斯总是说自己不舒服，不愿出去找工作。他会盖着那张灰不溜秋的脏被单睡到傍晚，抽着香烟，读着旧报纸。有时我们会下下象棋。我们没有棋盘，但我们在纸上写下棋步。后来我们自己用一块硬纸板做了棋盘，拿钮扣和比利时硬币等小东西当棋子。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波里斯特别喜欢下象棋。他说下象棋的规矩就像爱情与战争的规矩一样，如果你能下好象棋，你就能搞定爱情与战争。但他还说，如果你有了一副棋盘，你就不会在意挨饿——这句话当然可不适用于我。 CQyMfguQCfh1p2BXxtSLwpuiJeQC8DhktNU00nDSyRcsT0K8Jze1Lz4FeTwu6KRg

我的钱越来越少——只剩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两毛五。两毛五根本没有用途，因为只够买一份报纸。我们啃了几天干面包，然后，有两天半的时间我根本没有东西吃。饿肚子非常难受。有人进行节食疗法，饿三个星期肚子，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说第四天之后节食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从未饿肚子超过三天。或许，自愿节食和被迫饿肚子是两码事。

第一天我实在是懒洋洋的，不想去找工作，于是借了一根钓鱼竿去塞纳河钓鱼，拿青蝇作饵，本想钓几条鱼做顿饭吃，但是一无所获。塞纳河里有很多鲮鱼，但自从巴黎一战遭围城后它们就学精了，除了用网捕捞之外别想能抓到它们。第二天我想过当掉我的长大衣，但走到当铺实在太远了，一整天我就躺在床上，读着《神探福尔摩斯回忆录》。这就是没有东西吃的下场，饥饿会使得一个人变得浑身乏力、头脑迷糊，就像得了流感一样，似乎整个人变成了一摊水母，又似乎全身的血都被放干，取而代之的是红药水。对于饥饿，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整个人完全迟钝了，而且我老是会呕白沫，而且那些唾沫特别白皙黏稠，就像杜鹃鸟的口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任何人只要饿上几天就会有所体会。

到了第三天早上，我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自己得马上做点什么事情，我决定去找波里斯，让他把那每天两法郎的伙食费匀给我一点儿，就一两天。我到了他家，看到波里斯怒不可遏地躺在床上。我一进屋他就气急败坏地叫嚷着。

“他拿走了，那个卑劣的贼东西！他拿走了！”

“谁拿走了什么？”我问道。

“那个犹太人！把我那两个法郎拿走了，那个狗一样的贼东西！趁我睡觉的时候洗劫了我！”

原来，昨天晚上那个犹太人拒绝付每天两法郎的欠款。两人争吵不休，最后那个犹太人同意给钱，也真的掏钱了，波里斯说，态度非常嚣张，说他是慷慨的善人，要波里斯对他感恩戴德。然后，清晨的时候趁波里斯还没有醒，他把钱偷了回去。

这可真是个打击。我觉得非常失望，因为我还以为今天可以有饭吃了，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不该有这样的奢望。不过，令我吃惊的是，波里斯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在床上坐起身，点着了烟斗，思索着当下的处境。

“听我说，我的朋友，现在算是穷途末路了。我们俩就只剩两毛五，我想那个犹太人不会再每天还我两法郎了。我受不了他那副德性。你相信吗，前几天他居然带了一个女人来这里过夜，我就在地板那头睡觉。这个下流坯子！我还有件更糟糕的事情要告诉你。那个犹太人想搬出去。他欠了一星期的房租，不想付这笔钱，想把账赖在我的头上。如果那个犹太人趁夜搬走的话，那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老板会拿走我的行李箱充当房租的。我真想操他一顿！我们得想想办法。”

“好的。但我们能怎么办？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买点吃的东西。”

“就这么办。但我得先把我的东西弄出去，要是我那些相片落在别人手里，那可怎么办哪！我已经安排好了。我准备先下手为强，自己先趁夜开溜。拔寨而去——就是撤退啦，你懂的。我想这才是明智之举，是吧？”

“但亲爱的波里斯，大白天的你怎么开溜呢？你会被逮到的。”

“嗯，这当然需要策略。这儿的老板监视着那些拖欠房租的住客。他以前就被人摆过一道。他和他老婆一整天轮流守在登记台那里——这些法国人都是吝啬鬼！但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办了，有你的帮忙准行。”

我不是很想帮他，但还是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仔细地解释道：

“听好了，我们先得把我们的大衣当掉。你先回你的房间，穿上你的大衣，然后回这儿来拿我的大衣，藏在你的大衣下面偷偷带出旅馆，拿到弗朗克斯·布尔乔亚大街那家当铺。运气好的话，这两件大衣可以当个二十法郎。然后你到塞纳河边，捡些石头放在口袋里，带回来，把它们放进我的行李箱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用一份报纸把能包的东西都包起来，然后下楼问老板到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当然会装出轻松自若的样子，你懂的。老板会以为报纸里装的只是些脏内衣罢了。要是他真的起了疑心——他总是怀疑这怀疑那的，那个下流坯子——他会进我的房间掂一掂行李箱的重量。那些石头会让他以为行李箱还是满满的。这就是策略，懂吗？然后我再回来，把其他东西藏在口袋里带走。”

“但那个行李箱怎么办？”

“噢，那个箱子？我们只能不要它了。那东西只花了我二十法郎。而且，撤退总是意味着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 是怎么做的！整支军队他都放弃了。”

波里斯对这个计划非常满意（他称之为“兵者，诡道也”），几乎忘记了自己正在挨饿。至于这个策略的不良后果——搬出去之后他就没地方睡觉了——他完全置之度外。

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策略进行得很顺利。我回家拿了大衣（这一趟路几乎有九公里远，而我还没吃东西），成功地将波里斯的大衣偷运了出去。但接着出了点小岔子。当铺里的店员是个一脸阴沉婆婆妈妈的小个子——典型的法国人——不愿意接收这两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包装。他说这两件衣服要么得放在旅行袋里，要么得放在纸板箱里。这让整个计划都泡汤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能用来包装大衣的东西，而且我们俩只有两毛五，连现买一个都不行。

我回去告诉波里斯这个坏消息。他沉吟着：“该死的！这下可麻烦了。嗯，不要紧，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可以把两件大衣放在我的行李箱里。”

“但我们怎么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把箱子带走？他就坐在登记处的门口。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怎么那么容易就绝望呢，我的朋友！书里面不是说英国人都有一股子蛮劲吗？鼓起勇气！我们能搞定的。”

波里斯想了一会儿，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最最麻烦的事情是如何把老板的注意力引开，五秒钟就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行李箱偷偷运走。碰巧的是，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运动，如果你找他聊运动，他就会说个不停。波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报》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然后勘查了楼梯的情况，走到楼下和老板攀谈。我就在楼梯的上方等候着，一只胳膊夹着两件大衣，另一只胳膊夹着那个行李箱。如果波里斯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就会咳嗽一声。我等候着暗号，身子颤个不停，因为老板的妻子随时可能会从门对面的登记处出来，那可就完蛋了。不过，过了没多久波里斯就咳嗽了一声，我立刻穿过登记处，溜到大街上，庆幸自己的鞋子刚才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要是波里斯个头小一些的话计划或许就失败了，他那副大块头挡住了登记处的过道。他胆子真的很大，一直有说有笑神情自若，而且说话声那么大，掩盖了我的脚步声。等我走开后，他跟我在街角会合，然后匆忙离开。

经过这番周折，那间当铺的店员又一次拒绝接收两件大衣。他说（你可以看到，法国人就是这副德性，喜欢吹毛求疵）我没有单据作为证明，光靠身份证是不够的，我必须出示护照或印有地址的信封。波里斯倒是有很多印有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为了逃税他从来不去更新身份证），因此我们不能用他的名义把大衣当掉。我们只能先回我的房间，找到必要的身份证明，然后再把大衣拿到皇家港口大街的当铺。

我让波里斯待在我的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到了那儿我发现当铺的门关着，要到下午四点钟才开门。现在才一点半，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路，六十个小时没吃过东西。命运似乎在跟我开玩笑，但这个玩笑一点儿也不好玩。

接着，奇迹似乎出现了，我的好运气居然来了。我穿过布罗卡大街回家时，突然看到鹅卵石街道上有东西在闪光，定睛一看是个五苏的硬币，我扑上去，拾起硬币，匆匆回家拿了另一个五苏的硬币，凑起来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刚好能把土豆煮个半熟，虽然没有盐，但我们狼吞虎咽，连皮也没剥就吃个精光。吃完东西我们感觉精神多了，下起了象棋，等着当铺开门。

四点钟的时候我去了当铺。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上次的衣服我才当了七十法郎，这两件装在硬纸皮行李箱的破烂大衣能值几个钱？波里斯说值二十法郎，但我觉得顶多就十个法郎，甚至才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我觉得人家可能根本不肯接收，就像上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这样那个职员说五法郎时，我不会看到别人嘲笑我的嘴脸。

最后，那个职员叫了我的号。“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

“五十法郎？”

五十法郎几乎和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我吃惊。我觉得一定是那个职员把我的号码和别人的号码弄混了，那两件大衣怎么可能当得出五十法郎。我匆匆忙忙赶回家，背着手走进房间，一言不发。波里斯正在下棋，热切地抬头看着我。

“当了多少？”他问道，“什么，没有二十法郎？那不管怎么说，肯定得有十法郎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五法郎——那可真是太少了。我的朋友，别告诉我只当了五法郎。如果你真的说只有五法郎，我会想自杀算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扔在桌上。波里斯面色惨白，然后跳了起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骨头都快被他握碎了。我们跑了出去，买了面包、红酒和一块肉，给炉子添了酒精，饱餐了一顿。

吃完东西后，波里斯变得比以往更加乐观。“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着？”他说道，“打仗就得靠运气！今天早上我们只有五苏，现在呢，看看我们。我不是说过了嘛，没什么比弄钱更容易的事儿了。我想起来了，我有个朋友在丰达里大街，我们可以去找他。他坑了我四千法郎，这个下流坯子。清醒的时候他是当今世上最坏的贼人，但有趣的是，他喝醉的时候又蛮诚实的。我想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他应该喝醉了，我们就去找他。他应该会先还个一百法郎。呸！或许他会还个两百法郎。我们出发吧！”

我们去了丰达里大街，找到那个人。他确实喝醉了，但我们没要到那一百法郎。波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吵个不停。那个人说他可没欠波里斯一分钱，恰恰相反，是波里斯欠了他四千法郎，两人都让我评理。我根本搞不清这笔糊涂账。两人一直吵吵闹闹，先是在街上吵，然后进了一间小酒馆继续吵，然后我们去了一间定价饭馆吃晚饭，接着又去了另一间小酒馆吵。最后在互相指责对方是贼足足两个小时后，他们结伴去大喝了一顿，把波里斯最后一分钱都花光了。

波里斯晚上去另一个俄国难民家里睡觉，他住在商业区，是个补鞋匠。我还剩下八法郎，香烟倒是还有不少，吃的喝的撑满了肚皮。相比起前两天糟糕的情况，我感觉好多了。 CQyMfguQCfh1p2BXxtSLwpuiJeQC8DhktNU00nDSyRcsT0K8Jze1Lz4FeTwu6K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