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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毛泽东来到站塘李官山红22师驻地视察，他和师参谋长孙毅作了谈话，谈话中，毛泽东问：“你们大城县出过什么名人吗？”“我知道清朝有个大太监李莲英就是大城人。”“哦，李莲英这个人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不过他受宠于慈禧太后，那还是有一定手腕的。据说他活了60多岁，是在晚上回家路过北京什刹海时被人暗害的。家人找到他时，只剩下了脑壳，四肢和躯干都不知去向了。”（赵勇田、全玉林《名将孙胡子》，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09～110页）
红军长征到贵州。
有天，毛泽东和红军总部特务队指导员康克清聊天。他说：我们进入了贵州省，历史上贵州的奇闻轶事多得很。他如数家珍地叙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有很多成语出自贵州，像黔驴技穷、夜郎自大，都有意味。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王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到这里，毛问康克清，“女司令，你知道那个夜郎国在贵州的哪个方位吗？”“毛主席，你这个问题太难了，无可奉告。”“对，这个问题是偏了些，我也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夜郎国就在贵州的西部，据史书上记载，应该离我们这里不远了。我们快要到达夜郎国了。”（《党史天地》1999年第6期第39页）
1月19日，毛泽东登上娄山关。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嗯！在这里摆开战场，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记得《明史》上就是这么讲的。”朱德远眺着群山说：“哎！真乃兵家必争之地。”
毛泽东望着远方不无感慨地说：“是呵，这儿是有名的古战场。据《遵义府志》载，明代万历年间，遵义的土司杨应龙，反抗明中央集权统治，在关上排栅挖坑，构筑了13座木关，企图设险扼守。明廷派蜀将刘廷率兵从间道进兵，攀藤缘壁，迂回关口，终于毁栅入关，从而大败杨应龙，明兵乘胜直追，直捣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迫使杨应龙自缢身亡。从此，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自明朝中叶以来，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经通过这里，与朝廷的官兵浴血奋战，每每大败官军。我记得在清朝初年，由李定国统率的大西军，由北而南，攻下此关，横扫西南。大约在咸丰甲寅年间，关北的桐梓县有个叫杨隆喜的，也高举义旗，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此关，直捣遵义府。石达开的曾广依部，也率军夺下此关，同活动在西南的太平军一道奋战，大军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杨应旺《毛泽东指点江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77页）
2月26日，通晓历史的毛泽东知道，入川门户娄山关是有名的古战场，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世纪的风云荡涤了千百年来的印记，为后人遗留下无数个让人怀古的传说，使人们沉湎于幽古的境界之中。突然，毛泽东想到晋代张华在《励志诗》里的名句：“大仪斡运，天回地游。”
接着，毛泽东又吟哦起李白的词《忆秦娥·箫声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口口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毛泽东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这首词可能不是李白所作。但不管是否为李白所作，毛泽东认为此词下阕从怀念远人，掺入了怀古伤今之意，气象就突然开阔。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卷上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吴启权《毛泽东长征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9～150页）
3月2日，毛泽东到达四川古蔺县马蹄滩宿营，朱德向他讲了两件红军遵守纪律的事，一件是路过叙永营盘山的橘林，饥饿的红军秋毫无犯，在没有找到萝卜地主人时，每挖一块萝卜，就塞进一个铜元。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对朱德说：“玉阶呀！《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的纪律在井冈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四川家乡也是这样。”（《毛泽东长征在四川》第49页）
据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回忆：
当我们随着主席来到离安顺场还有五六里路的一个大山脚下，和部队一道稍事休息时，发现前面有几棵参天古树，旁边立着一块石碑。我们正在猜想着石碑是为什么事而立的，主席看了看碑文，然后对我们说：
“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1863）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听了主席讲的这段故事，我们都感慨地说：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一定能够越过天险大渡河！”
接着，主席又说：“是啊，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主席又分析了石达开当时的情况。
我被主席的这一席话深深地吸引住了，感到主席的学识这样渊博，对于中国的历史是那样的熟悉，并且有卓越的见解。可见主席为了红军的胜利，是多么精细地研究了这一方面的历史和地理。我们红军有毛主席指挥，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主席又说：“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以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主席讲这些话时，围来很多战士，我们回答：
“哼！敌人是在做梦！”
“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
主席听着我们的回答，高兴极了，他大声向战士们说：
“同志们，你们说的对！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
主席的话音一落，战士们更加活跃起来。得到继续前进的命令后，大家便迈开双脚向安顺场奔去。（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236～238页）
毛泽东说：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但是他对敌人的话是轻信了。这使他吃了大亏……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这是可悲的事。（魏巍《地球上的红飘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毛泽东想起了一个人物，就是太平天国的石达开。1863年5月14日率2万将士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即石棉县安顺场），为何会全军覆没呢？毛泽东需要了解翼王石达开兵败的情况。本日夜，当他获知83岁的清末秀才宋大顺熟悉这段史实时，虽已是夜半时分，却睡意顿消，立即派了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前去邀请。毛泽东当时住在安顺场一家中药铺隔壁。老秀才来到后，毛泽东连忙为宋大顺倒茶水。来客坐下休息片刻后，他才笑容可掬地问道：“老人家，您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吗？”这位当年亲眼目睹翼王兵败将亡饮恨峨江的老秀才略思片刻后答道：“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坝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礌木蔽天。”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安顺场的老百姓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何看法？”宋大顺用四言八旬答道：“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嗣后毛泽东仔细询问了与翼王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才派警卫员把老秀才送回家去。
老人走后，毛泽东反复思索和分析了导致石达开悲剧结局的各种因素，将作为前车之鉴，旋即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开会。会上，毛泽东坚定地说：“72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接着红军领导人立即改变全军由安顺场渡河的原计划，并拟定新的部署：由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上溯进攻泸定：红一方面军主力从大渡河南岸逆流而行，由红二师四团飞夺泸定桥。（《党史博采》1995年第2期）
深秋。毛泽东带队伍翻越六盘山。彭德怀说：“登山时，我看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残存着不少夹道杨柳，柳叶虽然飘零，但柔枝还在秋风中翩跹舞蹈，也实在好看。”毛泽东颇有兴致地说：“那是左宗棠经营宁夏时种的，人称‘左公柳’。左宗棠在宁夏时，即以平凉为用兵根据地，总管陕甘宁三省。我看，将来西北边防，亦当以此为交通枢纽点。”
在六盘山，毛泽东又对彭德怀说：“经查地方志，我才知道甘肃中部的会宁、静宁、通渭和历史上属甘肃的固原、西吉、海原等地，由于地处甘肃中部而被古人称之为‘陇中’。六盘山南北走向，故其南段又称陇山，是陕北和陇中西高原的界山。古代这里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宋朝的杨六郎血战把守过的三关口天险，就在六盘山上。”（石永言《从遵义到延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649、650页）
毛泽东翻过六盘山，到了陕甘宁三省的老爷山，住进山顶古庙。他对和尚说：“昔年公务之余，我也曾读过一些经书、佛书。当然不及高僧研读之深。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什么书都想涉猎一番，我读经读佛与你们的角度不一样。”接着又说自己还读过《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当和尚介绍三省信徒所信神数为《南极神数》。毛泽东说：“啊！《南极神数》，加上《铁板神数》、《紫微神数》、《北极神数》、《邵子神数》，合称中国之五术。”“其实，《邵子神数》、《南极神数》等书，大都由《皇极经世书》、《紫微斗数》、《河图洛书》等易学类书演绎而来。”又说“只是年轻之时，广为浏览一番罢了。”（《从遵义到延安》第658页）
10月5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来到回族聚居地六盘山下的单家集。翌日，毛泽东在回族以最隆重的仪式——摆“中佥”后，来到了清真大寺的院内。在进入大殿之前，他先到水房（回族人沐浴的地方）用“汤瓶”净净手、脸，然后脱去鞋，净脚步入殿内。大殿的柱子上、廊檐上都雕有各种花卉图案和阿拉伯文字。毛泽东仔细端详着并称赞道：“雕得真好，回族人民有智慧。”他在大殿里兴致很浓地给大家讲了个“金脚寺”的故事。他说：南京有一座清真寺，别名叫“金脚寺”。据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有一次特意去观览清真寺，由回族将军常遇春、胡大海保驾。这位皇帝下轿后就直往清真寺大殿内走，待他刚迈进一步时，就被常、胡二将给拦住了：“万岁，回族风俗进大殿内要脱鞋。”朱元璋一听，赶紧退出。他一边脱鞋一边说：“来人，把这个鞋印挖掉，用金子镶上。”从此，这座清真寺就定名日：金脚寺。（《毛泽东人际关系侧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10月19日，以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最先抵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决定在挥师南下，进入甘泉地区之前，就地休整7日。这时，东北军上尉军需官左云龙追踪红军，投奔红军。毛泽东、彭德怀在南山坡窑洞里接见他。在谈话中，左云龙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关心。认为必须多加小心，加强严防。毛泽东说：“我的头，不值钱，连三百张钞票也不值！”他笑语幽默而意味深长，“今有历史明文鉴戒，举事实作证，以黄巢为例。《旧唐书》说‘林言斩巢’，《新唐书》又说‘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时溥为武安节度使）。’看来，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连个铜钱也没有搞到手，反而赔上了自己的头，岂不哀哉？所以我不怕哪个壮士把我斩首！”（《毛泽东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2月，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之后，毛泽东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白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50页）
2月，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据《西行漫记》，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这种命运，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的英雄和后来的许多战士都曾遭到失败。也就是在这个峡谷之中，太平天国的残部、翼王石达开领导的10万大军，在19世纪遭到曾国藩统率的清朝军队的包围，全军覆没。蒋介石总司令现在向他在四川的盟友，地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向进行追击的政府军将领发出电报，要他们重演一次太平天国的历史。红军在这里必然覆灭无疑。但是红军也是知道石达开的，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贻误军机。（马清福《毛泽东评用古代文史哲》，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18～119页）
邓华将军广闻博记，才华横溢。红军东渡黄河前，毛泽东为一军团诸将领送行，随口吟诗道：“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将军不知所云，面面相觑。一将军问之，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将军略思片刻，对曰：“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旬，为我们送行呢。”随即朗朗背诵全诗：“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境，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8期第16页）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多次提及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他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他又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毛泽东在延安他的住所，和当时在《新中华报》任编辑的左谟野作了谈话。
据左谟野回忆说：主席问我是湖南哪一县人？我说是岳阳。主席以赞美的口吻说道：啊，岳阳是一个好地方。我在大革命的时候去武汉，经过岳阳，我去游览了洞庭湖滨的岳阳楼。你们岳阳有名，同岳阳楼很有关系。因为范仲淹写过一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主席问我背诵过《岳阳楼记》没有？我说：小时候读过，现在还记得一些。主席又问：岳阳楼上的几块木刻的《岳阳楼记》现在还在吗？我说还在。主席特别赞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两句，认为“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主席从《岳阳楼记》谈到延安钟鼓楼上的书有“范韩旧治”四字的横匾。主席说：延安也是范仲淹的旧游之地。“范韩”就是范仲淹、韩琦。为了防御西夏入侵，他们曾经镇守延安。当时有一个民谣：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惊破胆。许多人都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文人，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镇守边疆的主帅。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我说：我爱读范仲淹写的词，特别是那首“渔家傲”。主席说：那就是他在陕北戍边的时候写的，他是一个边塞词人。看来你对宋词很有兴趣。我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在家里教我背诵过一些诗词。上了中学以后，我还是爱好中国古典诗词，自己课外阅读了一些。主席接着就谈到中国诗词的演变。他说：绝句、律诗，都是四旬或者八句，每句都是五个字或七个字。词是长短句，有各种词牌，在形式上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解放。主席还谈到词的流派，并且引用了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柳永、辛弃疾、陆游等人的作品，予以评说。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辟的词话。我当时听得津津有味，可惜具体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不能复述了。（徐新民编《在毛泽东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0页）
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帝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11月，至1937年4月4日之间，毛泽东阅读了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5年6月笔耕堂第三版）一书，除在原文边作了单线、双线、曲线、圆圈、单钩等符号外，还写了不少批注。如“韩信将兵”、“佳人却可倾国”。（《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页）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这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春天，毛泽东和萧劲光等首上宝塔山。他说：“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把所有的根据地几乎都丢了，只剩下这一块落脚之地。我们要在这里扎根，要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
临别宝塔山，毛泽东还无限感慨地吟咏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世纪风采》2000年第10期第8～9页）
4月5日，林祖涵（伯渠）受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苏区全体人民在祭黄帝陵仪式上宣读毛泽东、朱德的祭文。祭文：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飧！（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4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参加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的白区代表彭真，问他是哪里人。当彭真回答是山西侯马村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有山有水，地势平坦而又险要，是由晋入陕的通道，入豫的要冲。（《党史博采》2002年12期第17页）
5月，据叶子龙回忆：一天，我随毛泽东登嘉岭山，走到范公井处，毛泽东讲了范仲淹驻守延州的故事。他说：“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得更好些。”（《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47～48页）
7月，毛泽东在七月以前阅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在书中“在这种观念中，完全没有关于事物发展之实在的历史性的认识；这就是所谓形而上的发展观”处，毛泽东批曰：“天不变道亦不变”。（《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5页）
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这部重要著作，他在文章中指出：“《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又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288页）
8月，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他在论述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问题时举了很多范例。他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秋，一天上午，毛泽东来到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的院子里，这里全校同学正集合欢送二期的部分同学到前线去。毛泽东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向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说：“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会场活跃起来了。（《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244页）
在批判张国焘大会上，毛泽东面对听众，面对张国焘，高声说道：“古时，有个夜郎国，那是贵州一个小地方。可是那个国王却对汉朝来的大臣说，究竟是你们大，还是我的国家大？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典故。我们的国焘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3月）
毛泽东到延安北山看望张国焘。张国焘在自寻的石窑洞新居里，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毛泽东说：“特立兄真会择地而居，这里好像世外桃源，洞天福地。听说老兄在山上已经有一些时日了，还没有看望过。今日是专程拜访了！看来你想步陶渊明后尘，隐居起来。”当张国焘表示是有这种意愿，“我就喜欢这样的境界”时。毛泽东说：“你想做陶渊明，可能有点行不通。陶渊明可没做到你这样的官哟，他只在彭泽当了一个小小县令，七品芝麻官，而且也只干了80多天。”（《从遵义到延安》第755～756页）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经和警卫战士一起参加植树劳动，在劳动中，他兴之所至即兴朗读白居易的名作《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毛泽东一边解释，一边说：“江南好，陕北也好。事在人为嘛，陕北荒山秃岭多，如果能把陕北变成江南一样绿树满山，那可是一件功在子孙的大好事啊。咱们住延安，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毛泽东这种巧妙的联想，令人叹为观止。（《解放军报》1992年3月10日）
夏，毛泽东在马列学院讲课。
据曾彦修回忆，夏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来到我们的山脚下，没有进课堂，我们还要上山去搬凳子。这次他主要讲持久战中的一些问题，很随便。他坐下来，先问“谁是黄乃？”黄乃站起来说：“我是黄乃。”毛主席接下去说，大意是：“你父亲就是一辈子耍枪杆的啊！孙中山在海外宣传、募捐，你父亲就专门在国内指挥暴动，孙中山说他生平搞了十次武装起义，其实具体的组织指挥工作都是黄兴干的，七十二烈士，他冲在前面啊！可惜今天一见，方知你的近视眼这般厉害，恐怕打不成仗了啊！”（《人物》1985年第5期第92～93页）
毛泽东为成仿吾的陕北公学学生赴华北敌后工作送别。他说，古代人也送别。《昭明文选》上有江淹的《别赋》为证。江淹的《别赋》第一句话就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毛泽东说，我们的感情不是“黯然销魂”，而是慷慨悲歌，满怀壮志。又说，古人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也有名句为证：“大块假我以文章。”这就是说，叫我们大家到敌人后方去，在“大块”的敌占区，由我们去做“文章”。（方志纯《往事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6月版；又见周健强《聂钳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毛泽东在关于保卫工作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行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第1140页）
8月，一天下午，毛泽东到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讲课。他说：“上课之前，先讲一件‘小事’。最近几天，有不少同志给中央和我写信、递条子，说我们是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延安，来到党中央身边的，怎么能一到这儿就叫离开呢？我说对呀！中央的许多同志也很同情这些同志的想法。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哩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呢？”毛泽东故意话到嘴边留半句，大家也都面面相觑，猜不出来。停了停，他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罗！”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别笑罗，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时候，毛泽东一下子把话拉入正题：“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罗，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的问题。所谓‘就食’呢，就是古人所说‘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后汉书》上说：‘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今天，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你们说，该去不该去呀？”大家回答道：“该去！该去！我们一定去！”（《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5页）
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陈晋《毛泽东之魂》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67页）
8月，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李逵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升任晋察冀区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谈话。在结束时，他说：“天民同志，听说你有一个相好的，很漂亮，她叫啥名字？”“她叫窦克。”“哪个窦字？”“就是《窦娥冤》的窦字。”“哦，‘六月雪’啊！那是一出好戏，大戏剧家关汉卿的杰作。那出戏是冤情呢！你可不能演‘窦克冤’。”（陈晓东《将星红安》，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7页）
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发刊词，他指出：“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1月17日，毛泽东就关于研究民族史给陕北公学何干之教授信。他在信中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37页）
春天，毛泽东在延安与抗大参谋训练队作报告。他说：“就说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问题，‘抗日必亡’和‘中国很快地胜利’这两个论点，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现在来分析分析。中国宋代大诗人苏轼有句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以上两种说法，都是站在不同的侧面所得出的结论，同他们没有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去全面分析，各说各的理，结论必然是片面的。”（程国瑶《烽火岁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4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演讲中谈到项羽：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作了一首诗，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祥、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40页）
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讲话。他说：“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页）
8月，毛泽东要郭化若研究《孙子》。
郭化若开始把学习研究古兵法的重点集中到了《孙子兵法》上，并打算写作研究《孙子兵法》的文章。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为高兴。他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研究孙子，就是要反对和批判那些曲解孙子和贻误中国抗战的人。毛泽东还说，首先要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孙子兵法》。（沈毅民《一代儒将——郭化若传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9页）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页）
12月20日，12月21日是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特地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内称：“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内称：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白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为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取缔特务机关”。内称：“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呼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4页）
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他说：“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又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737页）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讲话中，也曾称赞过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并用它来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把革命坚持下去。（《知情者说》第二辑之七，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6页）
7月24日，由毛泽东、朱德亲自发起公祭成吉思汗，祭典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祭典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典礼。“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字是毛泽东的手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页）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接见选送到苏联学习航空机务工程归国的王弼，并就组建工程学校的问题作了指示。毛泽东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说话之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王弼的姓名和在苏联的学习情况，然后风趣地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学武的争取胜过学文的。”中国历史上的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玄学家，好说儒道，辞才逸辩，可惜英年早逝。毛泽东很爱读他的作品，现在身边又来了一个叫王弼的人，毛泽东自然印象深刻，故有此言。（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页）
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至桥儿沟山路上遇见执笔四幕话剧《秋瑾》的作者颜一烟。毛泽东问她：“刚刚演过的《秋瑾》，是你写的吗？”颜一烟说：“是在吴老指导下学写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应该写。——你又能演戏，又能写剧本，不错嘛！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戏剧人才，好好努力吧！”（刘庆俄《大海的女儿——颜一烟的生平和创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