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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毛泽东来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向学生们作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向学生介绍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这些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所以都失败了。（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讲演《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他说：“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4000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
毛泽东5月至9月，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开始用唯物史观发掘中国文化内涵。他说：“历史上有名的知识阶级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所以知识阶级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也没有。”还说：“古诗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后人看待读书人那么样敬重。就是因为受了这位诗人的同化了。《幼学》云：‘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这也是同上边那首诗一同的意思。总之以上的现象，是贵族式教育的影响”。（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在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到：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因高祖为地主阶级，初入秦，即与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当时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重要原因也。（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122页）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中说：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28页）
毛泽东讲课时还说：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日“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61页）
毛泽东在讲课中说：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子兴而起。初犹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为代表地主的利益，故能贵为天子。（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第429页）
毛泽东在讲课时又提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说：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大肆烧劫，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显明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李自成：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白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印，1983年第100、103～104页）
毛泽东又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
毛泽东在广东农民讲习所讲课时说：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1925年到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在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等斗争中都出了很大的力。我国历史上的广东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农民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明出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的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南方日报》1977年9月8日）
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5～16页）
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太仓村会见。
毛泽东说：“你是井冈山的寨主，我今天就是来你的这块宝地落脚。”袁文才说：“这就是在三湾写给我们的信上说的合作、安家？”“是的。”毛泽东为彻底消除他的疑虑，还借《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工农革命军绝不做吕布，见利忘义，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以天下为己任，目的是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共图革命大业。”（山西《党史文汇》，2001年12月第21页）
据陈毅回忆井冈山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曾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很喜欢宋朝诗人陈与义的《临江仙》词：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袁德全《毛泽东与陈毅》，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02页）
9月至10月，毛泽东在福建长汀养病时，与徐特立一起研讨《贞观政要》，还大发感慨：“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郭晨《万水千山只等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我倒喜欢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9月19日，毛泽东和傅柏翠（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党代表）在刚解放的上杭临江城楼上。毛泽东问：“老傅，我们的先辈写过不少咏菊的诗，你最喜欢哪一位的呀？”傅柏翠说：“陶渊明的‘秋菊有佳句，衰露掇其英’，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菊花孤高绝俗、闲静、淡远的精神写了出来。”毛泽东淡淡地说：“陶公笔下的菊花诗，艺术成就是蛮高的，但作为工人、农民不可能享受这种虚幻的精神生活。”傅说：“我也喜欢岑参的‘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国菊，应伤战场开。’简单明了，也不用典。他反对战乱，渴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诗有尽，思无穷。”毛泽东说：“岑参的这首诗，写得蛮好，展现了一幅威武雄壮的战争画卷：血流遍野、刀刃相交的两军麈战的城乡，丛丛菊花依然在路边开放，情韵无限，却不感到有些低沉惆怅。”
傅说：“李清照有一首写到菊花的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毛泽东说：“她的这首词叫人打不起精神来。我倒喜欢她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可惜不是咏菊的。”（《党史文苑》2000年第1期第5页）
9月至10月间，毛泽东在闽西养病，有时教贺子珍学习诗词。一天他教贺子珍读《回乡偶书》，说是她贺家的老祖宗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名作。贺子珍背熟了，说怕自己将来回井冈山老家时，“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她要毛泽东教她学写诗。毛泽东说：“写诗不难，要多读、多背诗，叫‘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毛泽东住在福建上杭临江楼上，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上杭县赤卫总队队长和红四军肃反委员会主任傅柏翠，经常到临江楼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
傅柏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示筹备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工作商讨完后，两人畅谈起菊花诗来。
毛泽东望着对岸微黄的田野和秋高气爽的长空，回过头来，面对楼内十几盆盛开的大菊花，问道：“柏翠，今天是九月初几？”
“黄巢有一首吟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毛泽东望着面前金灿灿的大菊花，“黄金甲，黄金甲，黄巢把菊花瓣设想为战士盔甲，语气双关，既形容菊花秀色，又展示了菊花英姿。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说明起义要拿下长安，主宰京都。何等气势，这是封建文人们想也不敢想的！”
毛泽东走了几步又说：“黄巢还有一首题菊诗：飒飒西风满院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菊花在寒秋里开放，蜂蝶不来，惟有孤芳自赏，生不逢时。黄巢感叹不已，他要做司春之神，让菊花在春天开放，与万花争艳，想得多么浪漫。有人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是向帝王挑战的反逆思想。这诗好就好在想别人所不敢想，说别人所不敢说的。他如果想获得政权，给平民百姓带来幸福生活，有何不可。还有人说这诗是黄巢5岁时写的，自然是胡扯。若说他早有叛逆思想那就对了。”
傅柏翠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说：“反对朝廷的农民领袖，他的笔下自然要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和感情。黄巢的菊花诗与别人作品完全不同，它脱却了封建文人的气味，豪壮又不失含蕴。”
毛泽东双手叉在腰后踱着步，笑说：“现在为人民利益而造反的革命者都要超过前人了！”
傅柏翠说：“当然，共产主义是前人没有的事业啊！”
毛泽东说：“你们上杭城，过去造反者都无法攻下，现在不是被我们红军攻下来了？”
傅柏翠说：“是，我们办了前人办不成的事。”
毛泽东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攻打上杭城时，你和县委同志不是发动了全县区乡赤卫队和农会会员数千人，配合红军攻城吗？还有城里群众为我们通风报信。太平军就不会这样做。”
毛泽东在一盆大菊花前停下来，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毛泽东又说：“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打下长安，做了皇帝，可他失败了，自杀了。从起义到灭亡，前后仅10年。他到处流动，攻城夺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今天夺下一个城池，明天又把它丢了。他所过的州郡不下数十个，从不选择其中险要的雄关重镇，派兵驻守，作为后方根据地，结果攻下的州郡都丢了。入长安做皇帝，只剩下巴掌大的地盘，没有牢固根基，如何能长久维持？我们需要黄巢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民英雄，但不能有他的流寇思想和成功后享乐腐化、忘本思想。黄巢年轻的时候，贩卖私盐，侠义勇为，同情农民。造反时，才几个月就聚众数万，说明他深得民心。今天，我们也需要黄巢那样的盐贩子。共产党、红军建立了苏区，蒋介石封锁苏区，不让食盐运入苏区，给我们制造困难，在苏区未扩大到产盐地前，我们都要靠私盐贩子运来盐巴。黄巢若生长在今天，我们当请他助一臂之力！”（《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1期）
10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上杭的临江楼住下。11日，正是农历重阳佳节。他教贺子珍读诗，特地选了唐代诗人杜牧的诗《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贺子珍听了毛泽东对诗的大略解释之后说，“尘世难逢开口笑”一句似懂非懂，毛泽东又解释：“尘世难逢开口笑”，意思是人生的哲学、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第39页）
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关于流寇思想指出：“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92页）
9月10日，林彪被委任为红军攻长沙城的司令官。他关在房子里琢磨良久，决定用史书上有过记载的“火牛阵”。他对大家解释说：“前几次攻城失败，原因主要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儿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牛集中到一起，在牛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咏就角痛，向前狂奔，在敌营中横冲直撞，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按照林彪命令，战士们将几百条牛的牛尾上醮了汽油的棉花点燃，驱使牛群向电网冲去。不曾想，水牛不胜其痛，狂叫着乱冲乱闯，四散逃奔。一些牛被打死，有些受到惊吓，调头往回跑，反冲到自己阵地，伤害了红军战士。火牛阵失败。事情过后，林彪向毛泽东请教。火牛阵为什么不灵。熟稔史籍的毛泽东耐心向他传授：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无法转弯，只能低着头并列地向前冲。而我们没有用这一招，一条条牛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胡哲峰、于代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91、92页）
10月5日，毛泽东和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一起进驻吉安城。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受吉安名医戴济民之托，专来邀请毛泽东前去作客。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亲热融洽。毛泽东以赞叹的口吻说道：“自古以来，庐陵吉水就是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有‘文章名冠天下’之称；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他们都是庐陵吉水人。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吉安富田人。明朝还有个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是有名的才子。不简单哪！”（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