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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进入长沙湖南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
据萧瑜回忆，毛泽东和他同窗时，经常在黄昏时刻散步，他们最大的乐趣在于讨论，聆听彼此的见解。有一次，萧瑜应毛泽东的要求，把写着20多篇作文的两本大练习本借给毛，第一篇的题目叫《评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毛泽东不同意萧瑜作文中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他俩都在争论。严光的故事是这样的：光武帝是汉朝的一代名君，在位执政33年。在继位之前，叫刘秀，与学士严光交情甚厚。刘秀登基后，邀请严光一同临朝执政。严来到京城，并与他的这位皇帝朋友共卧一榻。据说，他们的深厚交情的一个佐证是：夜间严光不由自主地把脚伸到皇帝的龙体上。光武帝请严光出任宰相要职，当他眼见严光迟疑不决时，甚至给予他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力。但严光不爱仕途，推辞了，然后返回浙江的富春江，在那儿终日垂钓河上，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至今，富春江上有一处严子陵钓鱼台，那是用来纪念严光常坐的地方。他40岁谢世。宋朝为他立了一座祠堂。当朝宰相范仲淹应邀作了一篇碑文，即《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的碑文仅219个字，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认为这两人显示了杰出的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萧瑜读碑文时，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所以在作文中这么解释：鄙人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了他爱慕虚荣吗？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200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他们两人争论了好半天，但没有结果。（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毛泽东在看了报纸所载的广州起义失败消息后，写了一篇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论文，并用大字誊清，第二天黎明，把它贴在学校的“揭示栏”内。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公开提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走出韶山冲》第58～59页）
毛泽东考进长沙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
有一次，他听到同学们议论起学校条件，对同学们说：学习是需要必要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假如自己没有认真学习的打算，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纵然学校设备十分完好，学习条件十分便利，也将不会取得什么收获。他以晋朝时孙康映雪夜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车胤夏亱囊萤攻诗书，日积月累，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个大学者的故事为例，来启发大家。读书期间，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下半年，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冯彩章《毛泽东与他的友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03页）
毛泽东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认定毛泽东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他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
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并入第一师范）。
10—12月，毛泽东在《讲堂录》所记部分文字：
王又旦，字幼华，陕西合阳人，前清进士，善诗。王士桢，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天下事物，万变不穷。
清立《贰臣传》，所以戒后也。何期改革之际，曾无一人焉为之死也。
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浣）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前清乾隆癸卯举人。官江西瑞金县知县，有《大云山房集》。也称其文为阳湖派。
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及其登坛口（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日：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评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郑渔仲著《通志》，实事而有用之书也。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
范文正，世家予，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之。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日：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撤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率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82～584、588、591～592、600、601页）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买了一部《韩昌黎全集》，国文教员是袁仲谦。袁是前清举人，崇尚韩愈的文章，要求学生学韩文，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一家旧书铺里买到了一部廉价的《韩昌黎全集》，书页多处破损，缺、讹之字不少，又借来袁仲谦亲自圈点、批注过的版本逐页校勘修补，改正讹误，补足缺漏，居然成了“善本”。他很赞成袁仲谦的“四多”，即多读、多想、多问、多写以及“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此期间，毛泽东认真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王船山的哲学著作。
罗章龙陪毛泽东在长沙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罗章龙和毛泽东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入物的遗迹都去访问过，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稼轩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页）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以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后来说回信的有三个半人。他说：“还有半个是李隆郅”。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同志没有当面给我讲过半个人是何意思。后来，邹鼎丞到了北京，我问他：半个人何意？邹讲：你不知道？这是有来历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十六国时代，苻坚攻取襄阳，付出代价很高。有人问他这次有何收获？苻坚说：我得到一个半人。足见毛泽东博览群书，出语有据。（《峥嵘岁月》第二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毛泽东为反对袁世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湖南一师学生所编的《明耻篇》封面上，写了一首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页）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内称：“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即今袁氏，亦富于通识者也。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22页）
7月25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信中提及杨度、孙毓筠等洪宪帝制祸首，“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页）
4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称赞清初颜元、李塨和顾亭林等人：“唯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日：‘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8页）
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把“东亚病夫”的称号革掉，从青年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他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湖南要做东方的斯巴达和东方的普鲁士。斯巴达是希腊的一个邦，斯巴达人很注意锻炼身体。普鲁士也是这样，毛奇就是普鲁士人。毛泽东同志以身作则，曾花了一番苦功研究这个问题，写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新青年》上。文章中极力主张民族要有尚武的精神，要养成一种扫除文弱书生的新风气。开始他还推崇岳飞的“八段锦”，这是岳飞的老师周先生传下来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后来，他自己又创造了一种全面的操法。他说：“拔山盖世之雄，唯勇往而已。”（《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暑期，毛泽东和同学萧瑜以游学方式步行调查，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和长沙等5个县。他们来到了安化沩山寺，并和该寺方丈作了谈话。
方丈问：“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
“自然有人信它了。”
“简单了。”方丈摇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
“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予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
“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内称：“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唯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与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
毛泽东谈蔡元培译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有批语多条：“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此与太公钓渭之事仿佛。”“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19、160、167～168页）
3、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洞庭湖畔游学，他们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欣赏刻在木板上的《岳阳楼记》书法艺术。毛泽东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刘汉民《诗人毛泽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0页）
8月，毛泽东偕同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陈绍林等从长沙到北京，途中行至漯河车站，因河水漫溢，火车停开。只得步行到许昌。他们步行约20公里，前去凭吊汉魏故都遗址（今许昌张溍乡古城村附近）。毛泽东遂和罗章龙联《过魏都》诗一首：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沦落夕阳（罗）。（《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82页）
毛泽东在北京和北京大学学生张圣奘（张新）相识。在聊天时，毛泽东得知张圣奘是明朝张居正的后裔，叔父是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便对张说：你老祖宗是革新家，他丈量天下田亩，弄清了天下田亩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大家都高兴，只有江南绅士隐瞒庄田不完粮税才恨死他的。你老祖宗做宰相很公正，改革弊政，赏罚分明，识用人才，用潘季驯治理淮河，启用戚继光镇守蓟州，使倭寇、俺答不敢侵犯中国：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张圣奘十分钦佩毛泽东精通明史。（《四川党史》1995年第2期）
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内称：湖南的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搜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页）
8月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4号所写《本会总记》指出：“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清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具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部，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陈宝箴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戊戌政变，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而时务学堂倒了。”（《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43～644页）
毛泽东又说：“于此且一述宣统三年五月至八月末革命前湖南学生界的运动，那铁路国有问题的反抗运动——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昏愦的清廷，信着盛宣怀的计画不识时宜，将全国主要铁路，收归国有（记者按：铁路应归国有，清廷此举，乃发非其时），川粤汉铁路在内。”（《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47页）
11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文章《非自杀》。内称：“社会尽行夺去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则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必至自杀，如田横五百义士同时自杀，洪杨军十万架火自焚，荷兰与某国开战，声言如相煎太急，则将决海自沉之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31页）
据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学务报告》里说：‘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家里人口很多，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峥嵘岁月》（二）第14页）
9月6日、7日，湖南长沙《大公报》连载毛泽东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内称：“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征，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割据，陋儒殊不足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