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种文化传统中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其中有些观念不论存在什么具体的差异，都是所有西方国家所共享的。其中有动员人们进行全面战争的一些感人的号召，有局部失败时安定人心的某些方式，有战死者对投降者人数比例的某些规律，有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规范，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是可以预见的，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一个共享的甚至覆盖了战争的文化大传统。

日本人背离西方战争惯例的所有方式，都是有关其人生观和有关其对整个人类义务的信念的资料。就系统研究日本文化和行为的目的而言，他们是否背离了我们在军事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正统观念，是无关紧要的。由于这些方式提出了有关我们需要回答的日本人性格的问题，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很重要的。

日本用于证明其战争有理的前提就是和美国的前提相对立的。它对国际局势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以其征服行为非正当地破坏了国际和平。不论轴心国是在满洲国、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波兰攫取了权力，都证明他们已经开始从事一种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事业。他们违犯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国际法则，或至少是违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法则。日本以另一种见解来看战争的原因。它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有主权，世界上就会存在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制度而战斗，当然这是在日本之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只有日本才代表了一个彻头彻尾等级制度的国家，因此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已在国内实现了统一与和平，已经平定了匪患，建起了公路、电力、钢铁工业，且根据其官方数字，已经在其公立学校里教育了其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所以根据日本等级制度的前提，它应该提携其落后的弟弟中国。作为“大东亚”的同种，它应该在世界的这一区域排除美国的势力，然后排除英国和俄国的势力，并“得到其所”。万国一宇，固定于一种国际等级制度之中。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获得这种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度在日本文化中意味着什么。这是适合由日本来创造的一种幻想。对于日本而言不幸的是，它所占领的国家并不会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等级制度。尽管如此，即便是战败也没有使日本从道德上扬弃“大东亚”的理想，就连最不好战的日本战俘也很少达到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目标的程度。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一定会保持它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它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信任。这和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不相容的，但我们必须了解，日本通过等级制度表达了什么，它认识到了与之相关的什么好处。

日本同样把其获胜的希望寄托在不同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不同于流行于美国的基本准则。它叫嚷着日本必胜，这是精神压倒物质的胜利。他们说，美国很大，其武器装备比较优越，但这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被预见到并被忽视了。日本人在他们的大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下面这段话：“如果精确的数字令我们害怕，我们就不会发动战争了。敌人的巨大资源不是由这次战争创造出来的。”

即便在日本获胜的时候，其平民政治家、统帅部和军人都反复说，这不是武器装备之间的较量；这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争斗。在我们获胜的时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在这样一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定会失败。这个信条在日本人遭到塞班岛和硫黄岛的失败时无疑成了他们用得很方便的辩解，但日本人制造这种信条的时候，并不是打算拿它来为失败作辩解的。在日军获胜的那几个月里，它是感动日本人的号召，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很久以前它就是一个公认的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度出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在一本名叫《告日本民族书》的小册子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和其他任何一个在进行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确实有所担忧。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其国民收入投入军备的比例有了极大幅度的增长。到了他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他们把非常接近国民总收入一半的钱投给了陆海军的军备，政府的总支出中只有百分之十七可用于投资与民政有关的事业。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并非是日本对物质方面的军备漠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表展示，它们是象征，正如武士之刀一直是武士美德的象征一样。

日本从不间断地夸耀非物质的资源，正如美国从不间断地致力于把规模做大。和美国一样，日本也开展全面生产运动，但它的运动是建立在它自己的前提下。日本人说，精神是一切，是万古长青的；物质的东西当然是必需的，但它们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叫嚣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显而易见，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他们在战争的常规过程中确实采用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他们的战争问答手册使用了一句口号，它是传统的口号，不是为这次战争定制的：“以我军的训练对抗敌军的数量，以我们的血肉对抗敌人的钢铁。”他们的军事手册是以一行粗体字开始的：“读此手册，战争必胜。”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永久性教材。他们把那些飞行员命名为“神风特攻队”，因为“神风”是天赐之风，曾在13世纪成吉思汗入侵日本时吹散并摧毁其运兵船队而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用事业中，日本当局也的确实行了精神支配物质条件的方式。人们在工厂里干了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又经历了整夜的轰炸，会不会精疲力竭了？“身体越累，意志越坚，我们的精神比敌人高昂。”“多一分疲倦，多一分锻炼。”人们在冬天躲在防空洞里面会不会感到寒冷呢？大日本体育会在广播里指定了暖身柔软体操，它不仅可以取代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有更好的作用，可以取代再也买不到的食物以保持人们的正常体力。“当然会有人说，由于目前的食品短缺我们无法考虑做体操。不！食物越短缺，我们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的体能观，总是通过他昨晚是否有了八个小时或五个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来测算他有多少体力可以使用，这种体能观是和日本人不依赖于储备能量的运算相对立的，它是唯物主义的。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甚至可以战胜确实已经发生的肉体死亡。一则广播描述了一名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后，日本飞机以三架或四架的小编队飞回基地。一名大尉驾驶的飞机，在最先返回的那几架飞机之列。从飞机上下来后，他站在地上，通过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数着飞机。他显得有些苍白，但十分镇定。在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他在司令部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他刚结束汇报，就突然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冲上去帮他，可是天啊！他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时，发现尸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有弹伤，是致命伤。一个刚死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冰凉的，但这位已故大尉的尸体却凉得像冰块。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做汇报的是他的灵魂。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已故大尉具有的强烈责任感所造成的。

对于美国人而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不会嘲笑这则广播。他们确信日本的听众不会把它当成吹牛大话。他们首先指出，播音员已经如实地说明那位大尉的功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又何妨呢？灵魂是可以训练的，显然那位大尉是一名自我修养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能够延续千年”，既然这位空军大尉将“责任”奉为其全部生命的核心信条，那么精神为什么不能在他的尸体里延续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可以通过特殊的训练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那位大尉学会了，并且受益了。

作为美国人，我们可以完全不相信日本人的这些极端行为，将之视为一个穷国的借口，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然而，如果这么做，我们在战时或在和平时对付他们的能力就小了很多。他们的教义是通过某种禁忌和排斥，通过某种训练方法和纪律在日本人心里培植起来的，而且这些教义不是纯粹孤立的怪事。只有在美国人已经认识这些教义的情况下，当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使用竹枪”的防御态势是幻想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才能领会，为什么他们会承认他们的精神还不足，承认他们的精神在战场上、在工厂里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是旗鼓相当的。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在战争中他们“被主观性蒙蔽了”。

不仅是日本人关于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优越性的说法，他们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启示。他们总是说，人们的安全保障与精神面貌都是得到了预警的事情。不论什么灾难，无论是平民遭到轰炸还是塞班岛的失败，或是日本人在菲律宾的失守，日本官方对百姓解释的口径，总是说那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无线电广播总是长篇大论，显然是指望日本人民得知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完全已知的世界里便会安下心来。“美国人占领吉什卡岛使日本进入了美军轰炸半径之内。但我们早已知晓这种可能性，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联合作战向我们发起攻击。但这在我们的计划中是已经考虑到的。”日本的军人当了战俘，仍然相信美军的轰炸不会削弱后方日本人的斗志，有些战俘但愿日本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早日战败，但连他们也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有了预警。”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日本航空制造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来了。然而，我们从事飞机制造业的人早就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对付它。因此，没什么值得担心的。”只要承认一切都有预警，一切都有充分的准备，日本就能够继续提出对他们极为必要的主张，即每件事都是在他们自己主动的意志驱动下发生的，没有人把任何事情强加于他们。“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是被动遭受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向我们拉近。”“敌人，想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们会说：‘我们正在等待的事情已经来了。我们很高兴它已经来了。’”海军大臣在议会里引用了18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教导：“有两种机运，一种是我们偶然撞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极为困难的时候，你不能忘了创造自己的机运。”还有山下将军，据广播电台说，当美军向马尼拉进军时，他“开怀大笑地说：‘现在敌人已入我怀中……’”广播还说：“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很快就陷落了，这只可能是山下将军战略的结果，符合他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如今正在继续推进。”换言之，一事失败百事顺。

美国人也和日本人一样走极端，不过是走向相反的极端。美国人投身于战争事业，是因为这种战斗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让敌人懂得收敛。发言人都不会盘算着如何才能让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安心，他们在谈到珍珠港或巴丹半岛时不会说：“这些事件在我们的计划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我们的官员反而会说：“敌人自讨苦吃。我们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美国人把他们的全部生活调整到适应一个不断挑战的世界，并准备好接受挑战。日本人信念的恢复，却是建立在一种事先计划和描绘出来的生活方式之上，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无法预料的事情。

日本人作战行为中的另一个永恒主题也揭示了日本人的生活。他们老是谈起“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显示日本的精神。美国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本人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他们已处于“全世界”直接观察之下，他们应该显示自己的本色了。日本水兵受到警告：在遭到鱼雷攻击并奉命弃舰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极度端庄得体地就位于救生艇上，否则“全世界都会嘲笑你们，美国人会把你们拍成电影在纽约放映”。这关系到他们让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对这一点的顾虑也是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之中的顾虑。

关于日本人的态度，最著名的问题是和天皇陛下有关的。天皇对其臣民是如何加以控制的？美国的某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个世纪中，天皇是一个影子般的傀儡。每个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的领主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统帅“将军”。对天皇的忠是无关紧要的，天皇一直被隔离于一个孤立的宫廷之中，而宫廷的仪式和活动都受到将军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就连一个大封建领主对天皇表示敬意也被视为谋反。所以对于日本的民众而言，天皇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些美国分析家坚持说，只能通过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既然天皇在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的记忆里是默默无闻的，在他被推到前台的时候，怎么能够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国家的真正的凝聚点呢？他们认为，日本的政论家一遍又一遍地重申，天皇对其臣民具有不朽的控制力，日本政论家过分强调了这种说法，而他们的坚持只是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他们由此推论出，美国的战时政策在对待天皇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是没有道理的。事实恰恰相反，有种种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对日本近来策划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发起直接的猛攻。它正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宗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削弱并挑战天皇的不可侵犯性，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倒在废墟之上了。

许多有才干的美国人是了解日本的，他们还看到来自前线和来自日本线人的报告，他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轻蔑的言辞侮辱天皇，或者公开地攻击天皇，会更加刺痛日本人，会更加激发他们的士气。这些美国人不相信我们对天皇的攻击会被日本人视为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他们曾经看到，对天皇的敬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是同样强烈的，当时“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在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口号，而军国主义名声太臭，以至于军人外出到东京的街道之前都要谨慎地换上便服。那些旧日的日本侨民坚持说，日本人对其皇家首脑的敬畏是不能与叫喊“希特勒万岁”的那种尊敬相提并论的，后者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纲领的所有罪恶捆绑在一起的。

日本战俘的证词的确证实了上述观点。和西方军人不一样，日本战俘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人指导他们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没有受到严格控制的。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当然是不投降政策造成的。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风气才有所扭转，而且即便在那时，也只是在某几个军或在地方部队扭转了不投降的风气。俘虏的证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日军中观念的一个横断面。他们的投降不是部队士气低落造成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可能不具有典型性。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是在被俘时无力进行抵抗的伤员或失去知觉的军人。

那些极力主张顽抗到底的日本军人，被俘后将他们军国主义的极端行为归因于天皇，他们说自己的行为是“执行圣意”“让陛下放心”“遵照天皇命令而死”。“天皇领导国民参战，我的天职就是服从。”但那些反对当前这场战争和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照例将他们的和平主张归之于天皇。天皇对所有人而言就是所有的一切。厌战者将他称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说天皇“始终是自由主义者，是反战的”。“他是被东条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他是反对军方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不会允许他的臣民被拖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多么糟糕的待遇。”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的证词是不同的，德国战俘不管怎么抱怨希特勒的将军或统帅部背叛了元首，但他们仍然把战争和战备归因于作为最高教唆犯的希特勒。日本战俘则非常明确地表示，对皇室的敬畏和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是不相干的。

然而，对他们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了。”“没有天皇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其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崇拜对象。”如果日本战败了，也不能因为失败而谴责他。“人民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在战败的情况下，承担责任的是内阁和军方领导人，而不是天皇。”“纵使日本战败了，百分之百的日本人仍然会崇敬天皇。”

认为天皇凌驾于批评之上的所有这些一致的看法，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欺人之谈，因为美国人习惯于不让任何人逃脱怀疑眼光的审查和批评。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在日本战败时，这些看法也是日本的声音。那些最有经验的俘虏审讯者，针对战俘的情况发表了不必登记在每一份访谈表上的以下评语：“拒绝作不利于天皇的陈述。”所有俘虏都拒绝这么做，就连那些和盟军合作并为我们向日军进行广播的人也是如此。在搜集到的所有战俘访谈材料当中，只有三份材料委婉地反对天皇，而只有一份说得比较直接：“把天皇留在皇位上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材料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是傀儡而已”。第三份材料不过是猜测天皇可能会逊位给他的儿子，并说如果日本废除了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妇女会希望得到她们妒忌美国妇女拥有的那种自由。

因此，日本的指挥官在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部队时，在天皇的生日领着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时，利用了日本人完全一致的尊敬。“即便在部队日夜遭到轰炸时”，他们还是和官兵一起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亲自给武装部队颁发的“圣谕”，“吟诵之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者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人们效忠天皇的迫切心情，他们号召部下“实现圣愿”“免除圣虑”“显示对仁慈陛下的尊敬”“为天皇献身”。然而对天皇意志的服从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矛，也会毫不犹豫地作战。只要天皇有令，他们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发布投降诏书，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就连满洲的关东军，最好战最强硬的部队，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话才能使日本人民接受战败，并甘愿活下去重建家园。”

对天皇的这种无条件无限制的忠诚是和对其他人及其他集团的批评不一致的。不论是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证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对军队领导人的批评。战俘直白地谴责他们的当地指挥官，尤其是那些未与部下一起分担危险和艰苦的指挥官，他们尤其会批评那些坐飞机逃跑而撇下部队并令部队奋战到底的指挥官。他们通常会赞扬一些军官，严厉地批评另一些军官。没有迹象显示他们缺乏把日本的事物区分为善与恶的愿望。就连日本本土的报纸和杂志也在批评“政府”，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领导，要求政府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进行协调，指出他们未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必需的东西。他们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的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有很多办法去唤醒人民，但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言论自由。在这几年里，人民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某些事情会受到指责。他们支支吾吾，努力做表面文章，于是民心确实变得胆小了。照这样我们绝对无法开发人民的总体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就同一主题做了发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选区的民众举行座谈会，就许多事情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都害怕讲话。言论自由被否定了。这肯定不是激发他们去战斗的合适办法。民众深受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治安法的限制，以至于变得和封建时代的人民一样胆小。因此，应该能够发挥的战斗力，现在却仍然没有开发出来。”

于是，即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了政府，批评了统帅部，批评了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并没有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度的长处。但天皇则被免除了批评。天皇的至高无上是近代才确立的，这又怎么可能呢？日本人性格中有什么怪癖，可以使天皇达到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声称，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拿起竹矛”战斗至死，那么会不会只要他一声令下，日本人就温和地接受战败和占领呢？这是不是企图误导我们的无稽之谈？或者它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时行为的关键性问题，从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战斗前线，也关系到日本本土。还有一些态度和日本军队有着更特殊的关系。其中之一关系到他们有关战斗力是消费品的观点。当美国把海军奖章授给台湾海域的一支特混舰队的司令官乔治·S.麦肯因海军上将时，日本的广播电台以极为难以置信的语气报道这件事情，他们所表达的看法，与美国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播内容如下：

这次颁奖的官方理由并不是约翰·S.麦肯因司令官能够击退日军，不过我们看不出他们为什么没有以此作为理由，因为尼米兹公报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那么，为麦肯因上将颁奖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出两艘受损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条消息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是虚构的，而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怀疑麦肯因上将救援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我们希望大家了解的是一个奇妙的事实，即在美国救援了受损的军舰就值得授予奖章。

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会令美国人激动。一个英勇的行为，如果救助了“受损”者，就更是英雄之举了。日本人的英勇拒绝从事这种抢救。就连我们安装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的安全设施也会引得他们高喊“怯懦”。日本的报纸和广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话题上。他们说，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有价值，小心谨慎是没有价值的。这种态度也在伤员和疟疾患者的案例中得到了体现。这类军人都是受损的物品，为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极为不足的，甚至不足以维持合理有效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物质的补给困难加重了医疗护理方面的匮乏，但这还不是全部的故事。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作用。日本官方教导军人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像我们美国人这样关心病患，则是妨碍了英雄主义，就像轰炸机上的安全设施一样。在平民生活中，日本人也和美国人不同，不像美国人这样习惯于非常依赖内科大夫和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者怀有特别高度的关注与怜悯，胜过了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心，就连和平时期来自一些欧洲国家的观光客也常常论及这一点。这和日本人肯定是不相容的。在任何情况下，日军在战争时期都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队在战火下运送伤员并对伤员给予最初的救助；它没有前线的医疗系统，没有后方与远方的康复医院。它对医疗补给的关注度是低得可怜的。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他们索性把住院的伤病员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往往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没有在机会尚存时疏散伤病员的常规程序；只有在部队确实在进行“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进行占领的时候，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措施。那时候，负责的军医官在离开医院之前往往会射杀住院者，或者让住院者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是他们对待自己同胞的基本态度，那么在他们处理美军战俘时，这种态度也是同样重要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他们的俘虏也对他们的自己人犯下了暴行。前菲律宾首席医疗官哈罗德·格拉特里上校在作为战俘居留于台湾三年之后说：“美军俘虏所受的医疗待遇超过了日本军人。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他们的自己人，而日本人却没有任何医生。有一段时间，他们给自己人配备的唯一医务人员是一名下士，后来升了中士。”他一年中只有一两次看见日本军医。

日本人的这种战斗力消费理论如果推到最远的极端，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发现自己面临无望的绝境时都会向敌人投降。他们仍然把自己视为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敌人会把他们的姓名寄返他们本国，以便其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公民，或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们都不会丢脸。但日本人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定义。荣誉是和战斗至死捆绑在一起的。在绝望的情况下，一名日本军人应该用其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在集体自杀性攻击中赤手空拳冲向敌人，但他不应该投降。即便他在受伤或无意识的时候被俘了，他也“无法再在日本抬起头来”，他是不光彩的，对于他从前的生活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军中确实存在这种内容的军令，但在前线，显然用不着特意进行正式的教导。日本陆军非常忠实地执行这种军规，以至于在缅北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一百四十二比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也就是一比一百二十。而被关押在俘虏营的这一百四十二人当中，除小部分以外，全部是在被俘时已经负伤或失去知觉的，只有极少数人单独或二三成群地“投降”。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有一种几乎是老生常谈的说法，即部队在兵力阵亡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会忍受不了而投降；投降者和阵亡者之比约为四比一。然而在霍兰迪亚，日军首次有可观人数投降的时候，比率为一比五，这和缅北的一比一百二十相比就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那些当了战俘的美国人仅凭投降一事就是可耻的了。即使受伤、疟疾或痢疾没有把他们从“完整的人”之列排除出去，他们也是“残货”了。许多美国人都曾谈到，在俘虏营里，美国人的笑声是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它对监狱的看守是很大的刺激。在日本人眼里，这些美国人已经蒙受耻辱，这对他们而言应该是痛苦的事情，而美国人却居然不懂这一点。美国俘虏必须服从的许多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他们的看守必须遵守的。强行军或拥挤不堪的转运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美国人还谈到日本哨兵多么严格地要求俘虏掩盖规避守则的行为，因为公开的规避乃是大罪。有些俘虏营的战俘白天到营外筑路或修筑军事设施，日本人规定他们不得从农村带回食物，但这种规定有时是一纸空文，战俘只要把水果和蔬菜掩藏起来就行了。如果水果和蔬菜能被日本人看见，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冒犯了，意味着美国人藐视哨兵的权威。公然挑战权威，哪怕只是“顶嘴”，也会受到可怕的惩罚。即使是在平民的生活中，日本人对于顶嘴的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自己的军队惯例中也对顶嘴课以重罚。俘虏营里确实发生了暴行和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和那些作为文化习惯结果的行为区分开来，指出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但这并不能免除这些行为的罪恶性质。

尤其是在美日冲突的早期，被俘的耻辱感被日本人当中的一种非常真实的信念强化了，他们认为敌人会折磨并杀死所有的俘虏。有个谣言传遍了几乎所有的地区，说美军开着坦克碾压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那些被俘日军的躯体。有些打算投降的日本人，在我军眼里也是极为可疑的，所以把他们杀死是一种防备措施，而这种怀疑往往是有道理的。一个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留下的日本军人，往往以和敌人同归于尽为骄傲。他即便在被俘后也会这么干。一旦下定了决心，那就如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要把自己烧给胜利的祭坛，没有壮烈行为的死是丢脸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产生了警惕，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的耻辱深深烙在了日本人的意识里。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一种和我们的战争惯例不相容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同样是和他们不相容的。他们以极端的轻蔑态度讲到，美国的战俘居然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的政府，以便让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本来以为美军不会投降，至少在日本的一般士兵看来，驻巴丹的美军根本不可能投降，因为他们认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他们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当了战俘一点也不以为耻。

西方军人和日本军人在行为上最耸人听闻的差别，无疑是日军当了战俘以后会与盟军合作。他们不懂在这种新环境下的生活准则，他们丧失了名誉，他们作为日本人的生命结束了。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才有少数人设想，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他们都要返回自己的本土。有些人请求美军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我就做一个模范俘虏。”他们比模范俘虏做得更好。有些老兵和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为美军指出了日军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的兵力部署，为我们写宣传品，与我们的轰炸机飞行员一起飞行，把他们引向军事目标。他们仿佛翻开了新的一页，写在这新一页上的内容，和旧的那页上所写的刚好相反，但他们以同样的忠诚读出此页的内容。

这种描述当然不适合所有的战俘，有少数人是顽固不化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先安排一些有利的条件，才能促使他们为美军服务。美军指挥官犹豫着要不要接受日本人从表面上看来显得有价值的协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有试图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不过，在接受了与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里，美军应该打消了原有的怀疑，对日军战俘的诚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信赖。

美国人并没有料到战俘会有如此根本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行为准则。但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他们曾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放进了一条行为路线，既然失败了，他们就自然地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我们在战后的日子里是否可以指望他们采取这种行为方式呢？或者，这是不是单个被俘的军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日本人的很多行为具有特殊性，在战争期间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反应，所以，日本人已经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和他们习得的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 CRKrEt9n7nmBj3XksQdedlxvFqcHuW8awnszlV2wKIlg1lJrhjib6RmFGgxabK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