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人通过自己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在“二战”期间对美国的头号大敌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国民性研究。人类在战争中，有时无法了解自己的对手，或者根本不愿对敌国进行深入的研究，清朝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不了解对手的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二战”中的美国人非常懂得这个道理，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动员各个学科的学者研究本国的对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这本《菊与刀》，就是奉美国政府之令对日本人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成果。

鲁思·本尼迪克特处在美日交战的环境下，缺乏研究的样本，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失去了文化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两件利器。但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被拘禁在美国战时安置营的日本人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了供政府决策的研究报告。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世界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她认为，日本童年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非连续性，造成了日本人以菊与刀为象征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根据本尼迪克特的观点，耻感文化的外部强制力使日本人有炫耀自己的冲动，可是很久以来，尤其是从近代以来，他们错误地选择了炫耀自己的武士道，炫耀大和民族的武力，而不是炫耀自己进行和平建设的能力。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选择上的错误，既然靠武力猎取尊敬和崇拜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应该改弦易辙，以和平建设的成果来赢得外国的尊重。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在得到美国占领军尊重的情势下，心甘情愿地选择以和平建设的成就来炫耀大和民族的道路。

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要对日本实行直接的统治；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美国只做设计师，不做执行者。美国应该采取与对付德国不同的办法来对付日本。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决策，以及占领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而事实的发展，也吻合了她的预料和建议。

诚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放弃了从事军备的努力，将全力用于打造经济腾飞的神话。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而美国人则通过保留日本原有行政机构的颇有绅士风度的占领，完成了改造日本的使命，由于美国人没有令日本人感到羞辱，所以赢得了他们的好感，非常有利于美国长期对日本施加影响，并且和日本结成长久的盟友。这在今天看来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人利用国际上对自己所加的不准从事军备的限制，专心于和平的生产和研究，才得以取得迅猛而长足的发展，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而那些积极发展军备的国家，除国力本来强盛并且未伤元气的美国以外，在经济建设上都落后于日本了。日本在“二战”后出现的经济奇迹，得到了世界的认同。日本人为此而感谢美国，一点也不奇怪。

这是美国人以智慧对待敌人的成果，本尼迪克特在其中功莫大焉。日本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情况，是在本尼迪克特预期之中的。作为一个没有到过日本的日本研究者，她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她的研究的深入、她的预言的准确，是连身在日本的学者都不得不叹为观止的。她的学问，已经成为日本人认识自己的工具，这是对其学术价值最大的认同。

本尼迪克特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自己预言的日本经济奇迹在她去世后便迈开了步伐，但她生前已经看到了，日本人对她“深刻洞察力”的产物，即《菊与刀》这本著作的热烈反应与认同，看到了美国占领政策的初步成功，想必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响。此书于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还出版了特集。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籍，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种种，表明此书的影响是长久不衰的。

对于中国的读者，本书有几处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很少提到中国，但在提及之处，则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她着重谈到，日本在引进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后，对于中国道德体系中的孝与仁进行了怎样的改造。

关于仁，她指出了仁在日本道德体系中的被贬低与剥离。我在《中国血：抗战十四年》中曾粗略地谈到，尽管日本人在思想领域引进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但他们不大看重儒学中具有最高道德价值的仁。本尼迪克特对这一点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她认为日本人把中国儒学封为最高圭臬的仁大大弱化了、贬低了，将其摆在道德义务中一个次要的乃至最低的层面，要让位于以“忠”为首的一系列职责和义务。因此在中国，不仁之主会失去天命，其下属可以对之不忠；而在日本，不仁之主仍是应该赢得忠心的主子。本尼迪克特的这种论述给了我们一种启发，即日本人在引入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原样复制，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什么样的修改，这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这样一种论断，我们需要了解中国文明在日本人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如果我们有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对于日本人的了解就会清晰许多，对于我们的这个邻居就会心里更加有底。

关于孝，本尼迪克特创造了一个词语，说日本人从孔夫子这里引进的孝道，缩水成了“面对面的孝道”，无法和中国孝道中树大根深、枝叶繁茂的宗族观念相比。也就是说，日本孝道的内涵，远远小于中国孝道的内涵。日本人的孝道局限于在世家人的圈子，对于已故祖父的记忆都会很快地消失。他们不会和中国人一样，具有跨时代跨地区影响力的宗祠与族谱，来维护同姓同宗的凝聚力。

对于我国读者非常关注的武士道，本尼迪克特也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现代日本作家和政论家从日本人的道德系统中挑选出一些准则，将之作为武士道的信仰介绍给西方人，是对西方人的误导。她认为武士道是一个现代的正式用语，背后并无日本人深厚的民间感情，也没有涵盖日本人“义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情绪。它是政论家的灵感，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一个口号。她的这种见解，对于我们解读曾给中国人带来很多危害的武士道，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她原姓富尔顿，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在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于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27年开始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后写成《文化模式》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一书，批判种族歧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民族性展开研究，1943年写成《人类的种族》。1946年出版其所有著作中成就最大的《菊与刀》。“二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她于1948年9月病逝。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20世纪初叶为数不多的女性学者之一，跟爱德华·萨皮尔一起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领域的重要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为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方法是接地气的，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

本尼迪克特早年获得的英国文学素养，造就了其文笔的高妙，她擅长写诗和从事细腻的描述。从《菊与刀》一书的写作可以看出，她的文笔简洁、轻松、易懂，并时有诙谐之语。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的错讹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在此先致谢忱。我的联系方式为：QQ号7000901，电子邮箱7000901@qq.com。

王纪卿
2016年6月5日
于长沙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