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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敖
俞大维讲过一段故事，他说：“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为什么夏曾佑、陈寅恪等史学大家有把中国书“都看完了”之叹呢？因为中国书中极少有奇见，极少有独立的、有个性的见解，结果中国书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内容却“翻来覆去，东抄西抄”，看到头来，汗牛以后再汗人、充栋以后再充图书馆，中国人忙了半天，头脑却一个个满盆糨糊，反为群书所误。险哉，读中国书之不可不慎也！
虽然如此，苟读对了中国书、读到了中国奇人怪杰之书，却又另当别论。中国的奇人怪杰，首推丁颍所说的“李门四杰”。丁颍说：“所谓李门四杰，最古的当然是那位骑青牛过函谷关的老子李耳；近古则要算有大智能、抱大原则，以七十六高龄被逼死于狱中的李卓吾；近代当然是……‘厚黑教主’李宗吾了。从李宗吾凋谢……数十年中，李氏少壮派又崛起一李敖，此君颇有李家‘传统’，是以上三人同一类型而混合的‘精怪’，思想‘由自’，佯狂骂世，光芒四射……”对丁颍这些话，我认为说得不错。李门四杰中，李敖得其精、李耳得其灵、李卓吾得其鬼、李宗吾得其怪。李宗吾之怪，曰厚黑之学。他是李门四杰中，最喜欢走“其正若反”笔锋的，看他的文章，无一不是“反面教材”，但在那滑稽突梯却又一针见血的议论中，我们却发现它是中国书中的异数，因为那些议论，都是发中国人所未发的，求之于中国书中，可谓绝无仅有。孔丘说：“谏有五，吾从其讽。”其实比起李宗吾来，孔老夫子完全不知“讽”为何物。李宗吾的讽世，寓沉痛于诙诡之中，烛破权奸私隐，识破人海混沌，凿破大块造化，在这些大破方面，他的成就是空前的，大破即所以大立，所以在大立方面，也是一样。看他把大破大立之妙句，滚瓜烂熟于正经八百的古代经典之中，跳踉笑傲、鹊巢鸠占，光就文字而言，即属汉唐以来所未有；至于见识之高超奇远，更是春秋以来所全无的了。
李宗吾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死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活了六十四岁。他是四川富顺人，是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但是，在政治革命的中风疾走过后，他进一步从事思想革命。由于特立独行，也由于曲高和寡，他的为人，并不为人所知，他只是独行其道而已。出人意外的，一位出身北京高师的作家张默生，偶以因缘，写信给李宗吾，半年以后，突得“从不与生人通信”的这位李家怪杰的复信，进而结交，被许为“生平第一知己”。1943年春天，李宗吾去看他，健康已不如前，临分手时，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顾！”李宗吾听了，很是感动，他说：“这样，我可以死矣！”这年秋天，李宗吾死了。
三年以后，张默生不负死友，完成了三百三十多页的《厚黑教主传》，1947年由上海东方书社出版。这部书一直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现在我在四十年后予以新刊问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世之对中国书“无书可看”者，请啼笑之间，快看此书。
1989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