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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渺小的岩石半岛安静地躺在地中海名不见经传的角落里面，但它却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方面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在近两个世纪里面奠定了夯实而完整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这些是怎么成为现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很多个世纪里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解决他们心中的这一疑惑。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盛气凌人的，对于人们在发现“历史法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总是用居心叵测、藐视的态度待之。在蝌蚪、细菌以及流星研究中有用的东西，到了人类研究领域可能就变得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了。
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是存在的。目前为止，由于我们在探索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深，使得我们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太过于注重事实的积累，而没有进一步把这些素材烹煮，让它们得到升华和提炼，因此，没有能从中收获到那些弥足珍贵却微乎其微的智慧结晶，但恰恰是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而言，或许有点真正的价值。
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我内心感到惶恐、战战兢兢，下面，我借用科学家的名言来阐释历史原理：根据现代科学家得出的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形成一个细胞所具备的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便孕育而生了。
用历史学的概念来理解上面的话，那就是：“在尚不健全的世界里，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带着高级气味的文明才能自动的悄然而至。”
对于这个观点，我从反面举几个例子，详细地加以论述。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可能会繁荣昌盛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上帝的家里也不会。如果是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那么，我们还可能看到伦勃朗绘出的锦绣图画吗，还可能听到巴赫所谱出的受难曲吗，还可能领略伯拉克西特列斯塑出的雕像吗？恐怕只是看到一双整天盯着冰上捕海豹洞的直勾勾、傻愣愣的眼睛吧！
达尔文之所以在生物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因为他曾经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之所以能够发明电话，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的身不由己的奴隶。
埃及气候宜人，有着灿烂绚丽的高级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但居住在这样优越环境下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强壮的体魄和锐意进取的上进之心，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相当糟糕。巴比伦、阿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至于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在政治、经济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却还拥有强健魁梧的体魄，加上那里气候也很好，他们都精神抖擞，精力旺盛。
农业落后的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民的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并没有得到助长和弘扬，因为在这个国家中，除了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其他地区，商业凋零萎缩，就连政治也是完全被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所操控的。
腓尼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经商条件，人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仍然逃脱不了厄运，这个国家经济严重不平衡，商业垄断现象突出，制度森严，全部的财富归小部分船主所拥有。这使得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被大富豪牢牢把持。而被剥夺了勤劳干活权利的穷苦大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变得冷漠、苍白，最后，腓尼基不得不踏入迦太基所走的道路，因自私贪婪和鼠目寸光而化为废墟。
总体而言，成功的必要因素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有所欠缺的。
完美平衡的奇迹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希腊，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并且这束曙光只是出现在希腊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并没有发生在本土上。
在我的另一本书里面，我详细描述了沟通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著名岛屿桥梁，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里就踏着这些“桥梁”来到欧洲。随着他们的步伐，亚洲绚烂的文化精髓和商业文明在欧洲大陆上开花结果，小亚细亚狭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足迹，这个地方用以沃尼亚来命名。
这段历史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当这块九十英里长、数英里宽的疆域被希腊大陆某些部落的铁蹄所征服的时候，诸如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等殖民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冒出来。各种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环绕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在这种光辉的笼罩下，文明以最快的速度滋长，不断挑战着新的高度，触及巅峰状态，为后世的文明发展树立了无法超越的丰碑，以后的文明历程中顶多只出现过与之平等的现象而已。
首先，殖民城市集聚了十多个民族的集体智慧，有最有胆识、最为活跃的人才。其次，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都在这里累积。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自由之身的人们，得到殖民主义利益政府的眷顾，其个人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和拓展。
而对于以商业为主命脉的国家而言，气候并无大碍。在这些国家，船只可以通过建造获得，货物可以卸舱，只有气候恶劣到使港口结冰，城镇被水淹没的地步，居民们大概才会关注天气预报吧，这就是我不提及气候的原因。
对于知识阶层而言，以沃尼亚的天气对他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尚未出现书籍和图书馆，知识靠人们口口相传的时候，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就是城镇的水泵周围。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不仅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并且也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当然，对于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背景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银行或者杀死家人而戴罪潜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他的祖先是谁？比奥夏人？腓尼基人？（借用学富五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游牧人抑或闪米特人？无人知晓！
由此，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作为显赫的世界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他的人民来自于四面八方（跟当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往往只凭表面现象来审视自己的邻居，对于他的家庭却不作过多关注。
我想不必为阐释泰勒斯的思想而过多的占用书本篇幅，毕竟这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但对于他在新思想上采取的宽容理解态度倒是有必要提及一下的。当罗马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镇坐落在远方一条鲜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时候，当犹太人还是在阿西利亚人的胯下受辱，卑躬屈膝的当俘虏的时候，当欧洲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的时候，这种风气就已经在以沃尼亚盛行了。
要把这种发展做一个透彻的分析，找出原因，就得了解希腊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至少应该追溯到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对特洛伊城堡的财富进行掠夺的那一个时期。当时的那些辉煌耀眼的英雄们只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劲爆的搏斗和厮杀，上帝把他们制造成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刺激、角斗、赛跑等如此种种的竞技成为主宰生命的长跑，而现在的我们为了获得面包、香蕉，不得不一头扎进日常琐碎的工作中去，至于那些远去的活动，实在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那些血气方刚的侠士们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犹如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态度质朴、坦荡、忠诚。公元前10世纪主宰希腊人命运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在外貌体形上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形象。至于地球人和天神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划分开来，大概没有人解释得清楚，这个谜团将一直沉睡。但远在九霄的上帝一直将他的恩泽和深厚情谊洒向地面上渺小卑微的臣民们，就是这个亲切人性的特色，使得希腊的宗教笼罩着独特的光彩。
有一定文化素养，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知道，那个蓄着长胡子的宙斯是宇宙中强大的统治者，当他粗暴怒吼、天地间电闪雷鸣时，就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样。孩子们还在摇篮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被灌输以神灵的故事，当他们长大能够自己解读古老传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思索这些强大可怕的神灵背后隐藏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时候的神灵在他们眼中只是化装人物而已，他们在温馨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戴着面具，彼此制造恶作剧，并乐此不疲，他们在渺小的凡人朋友圈子里谈论时事和政治，有各自支持和力挺的派别，他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这势必使得凡间与天国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凡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但最好不要触怒至高无上、强大无比的宇宙统治者宙斯，即使他有人类的一些弱点，这是从安全角度发出的忠告。当然，宙斯也有“通情达理”的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来了解这个词的内涵。“通情达理”这也是事实，如果掌握得当，拿捏好分寸，是可以稍稍左右他的，他幽默的个性以及并不把他自己与他的天国看得太过重要，这是可以疏通他的最主要原因。单从这一点并不能很好的评价宙斯，但这却是非常明显而易于接受的。古希腊似乎从没有对凡人做出太过严苛的条例和教规，没有把凡人们区分真理、谬误作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的“信条”、冷严的教规以及仰仗绞刑架而扬扬自得的职业教士们的羁绊，全国的人民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评判标准来修改他们崇尚的宗教思想和对天国的印象。
塞萨利人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比起阿索庇人要差得多，那是因为塞萨利人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与诸神为邻，而阿索庇人却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雅典人之所以对宙斯无礼，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的庇护。与之相比，阿卡迪亚人住在偏僻的山谷里，这里远离繁华的交通要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更为质朴，对于轻视宗教的态度和行为会使他们感到厌恶和恼怒。宗教是无比严肃的事情，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福西斯人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在福西斯居民的观念里，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他们认为，千里迢迢而来的人们，即使腰包里只有一两个德拉马克都应该拿去孝敬阿波罗。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就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犹太人之所以只信仰一个上帝，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宗教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因为聚集于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日益强盛，逐渐清除了周边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朝圣地。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经为了争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城市的名誉权而展开长年内战，厮杀混战，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独立思考的精神将在个性强悍的民族面前得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前者只是普通的读本，从来不在“圣书”的范围内，但有时候却会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由于在这两本书里可以看到英雄们惊险刺激的冒险，于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常常被人们当作希腊的祖先加以崇拜。天神们似乎总不干正经事，反而喜欢在凡人的斗争以及其他繁杂事务中凑热闹，且各自为营，而悠闲地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旷古厮杀，基于天神们如此种种，使得这两本书讲述了很多的宗教知识。
希腊人从未深究过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但荷马史诗在人类文学史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将不可磨灭，它已成为漫长的冬夜里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孩子们因为它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全部。
泰勒斯诞生的这座城市是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完美结合体，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船只聚集在这里，空气中到处飘散着刺鼻的气味，同时，这里也是东方绸缎装点的富丽天堂，饱食终日的人们传出的欢声笑语到处飘荡，泰勒斯在这里工作、学习，直至离开凡尘。与其他人的见解相比，泰勒斯所探索出来的结果总是大相径庭，分歧严重，请记住，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泰勒斯在米莱图斯人中的知名度可以跟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当中的知名度相提并论。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中的形象是留长发、叼烟斗、拉小提琴，还有他登在星期日报纸上的在火车两头之间走动的一个人的故事，这就是纽约人口中的爱因斯坦。
稍纵即逝的真理正是被这个叼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被推翻（最少也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但数百万计纽约人对于这件事似乎并未太过关注，只有当自己青睐的击球手因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的时候，数学这门学问才会被懒散的他们所想起。
古代历史教科书只有用印有“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字样来搪塞，想巧妙地避开这个难题。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情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关于泰勒斯超越前人、标新立异、开创新局面的历程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完成的。但他的生活空间绝对不是知识的真空世界，他的智慧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探索研究，学者可以随时参考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资料。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在天空自由探路，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经过埃及建筑师的精心计算，可以安然放置于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通过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能够精确地测算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农民因为有了日历而使得劳动作业迈向规律化。
即使是这些找出实际问题答案的人们依然乐意将自然的力量归功于上帝意识的杰作，季节、星球以及海潮牢牢的掌控在上帝他老人家的手里，这种统治跟掌控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的总统的各路议会议员如出一辙。
泰勒斯虽然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态度，但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讨论，跟当时大多数有着良好教育素养的人们一样。正如，泰勒斯如果看到被日食这种怪异的现象吓得匍匐在地的海滨水果贩子惊恐地叨念着宙斯的名字祈求庇佑的时候，他也断然不会去告诉他关于天体运行知识的真相，纵然是小学生也可以用天体知识测算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米莱图斯城将被暂时的黑暗笼罩，那是因为发生了日食。
正当波斯人和利迪亚人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这个下午，这次著名的日食爆发了，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光线问题他们停止了相互厮杀。犹如当年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一样，是不是利迪亚的诸神们的作用，才使得天国的光芒熄灭，大地黑暗的时候，胜券能够被他们所扶持的一方所操纵？至少泰勒斯，他并不认为是这样。
所有的自然现象，在泰勒斯看来都是受制于某种永恒法则的支配，体现了永恒的意志，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天神掌控和支配，这就是泰勒斯的境界和造诣（他的丰功伟绩正体现于此）。他认为，那天下午在以弗所大街上即使只发生狗的撕咬，或者仅仅只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别的更重大的事情，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普通法则支配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如下推断（他的推断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有了水，世间万物得以存在，而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水所包裹着，从创世纪开始便与世同在。这是泰勒斯运用科学的探索观察手段得出的具有逻辑性的结论。
然而，我们至今都没能找到有关泰勒斯思想的任何亲笔文稿，这真是无比遗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他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是极有可能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而今那些人们希冀中的珍贵文稿在历史的风尘中却了无痕迹。对于他个人的认知，我们只是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书籍中搜索到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认知自然是微薄的。早期的哲学家大多脱不了商人的角色扮演，泰勒斯也不例外，这一角色加强了他与地中海各个地方人物的接触，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点。“智慧的恋人”这一殊荣被冠名于哲学家头上。生活的秘密孕育在万物生灵之中，这是哲学家们历来重视的事实。他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为智慧而寻求智慧”与“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填饱肚子的错误是一样的，将有害无益、贻害无穷。
对他们而言，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就是好、坏和中性，因为世界上人们的个性各异。于是他们在空闲的时候开始挑战高难度，按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人这种高深的动物，并不是只凭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思想去考量。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与其他人相处和谐，睦邻友好，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悄悄滋长开来，这比起单纯的说教、乏味的指点以及动辄用森严的清规戒律约束限制人们的活动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他们身体力行，用自身作为榜样，向人们说明灵魂深处的幸福和安宁寄托在对自然力量的真正了解和认知上。哲学家们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自由地探索、深究、挖掘，甚至是深入到被认为的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涉及的冒险领域里去，这一切自由随性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周围人对其的认同感。泰勒斯就是这个福音受益者的先驱代表，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穷尽一生智慧和汗水，只为了他钟爱的对人们有益的事业。
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并细致入微地研究了每一个枝节，公然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被人们深深认可的事情，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人们的允许下永远静止在那张他安眠的床上。就算当时他有对自己的奇思异想做出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我们也无法对其考证了。
在泰勒斯指引的地方，无数的追随者如潮水般涌来。
三十六岁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就是其中一位，对天文学有颇多研究的他有着“诡辩家”的名号，曾在希腊的城市里当过私人教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授课的时候已经推翻了太阳是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这样被公认的说法，他认为太阳是一个比希腊大一千万倍的又红又烫的火球。
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给他招致灾祸，天国的霹雳也并没有降临到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月球表面由山脉和山谷覆盖这样的理论也孕育而生，他的理论向着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最后这一理论又上升到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他认为有一种“种子”作为万物的起源和归宿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
由于阿那克萨哥拉谈论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推进一个危险的领域，后来许多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太阳、月亮距离地球那么遥远，哲学家们并不关心对他们的称呼，但这个曾经的教书匠居然用一个叫作“种子”的东西来亵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成长，这与天神的故事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天神故事里面描述的是，世间男女是由小石子变成的，洪水之后，天神恩泽，使石子变成人形，世界才有了生气和生命。这个故事即使是幼小的希腊幼童都能倒背如流，毫无疑问，对天神故事的否认就是孩子们对长辈智慧的怀疑，对烙在人们心中神圣无比的真实性的挑战，社会的安宁和谐势必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当然，阿那克萨哥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对象。
当时的雅典早已被民主制的气流所笼罩，个性和自由空前发展，城邦的统治者再也无力保护一个有异己学说的地理教师，即使目不识丁的愚蠢农民都可以迫害他。因为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的统治力量已经远去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正是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这无疑使法庭的判决有了更为有利的筹码，为人们发动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曾经提出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要求，“对于不相信现存宗教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而这条法律被法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此，阿那克萨哥拉锒铛入狱。最后，由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一小笔罚款后就出狱了。此后，他在小亚细亚安度晚年，公元前428年结束长长的一生，归至黄土，也算含笑九泉。
事实证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任何官方都不可能压制得住的，在与科学发展的抗衡中，官方的抵制行为实在是徒劳。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后，他的思想却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世代流传，永放光芒。两个世纪以后，他的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科学假设的基础，再往后一千年，拨开暗淡的乌云，这根接力棒传到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手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同时，在理论支撑和现实观察的双重推动下，伊本·路西德写下了很多著作，这些闪光的智慧结晶通过比利牛斯山，被及时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多种文字。书中的观点被西欧人和北欧人所认同和接受，如今它们在人们眼中已经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他的受审事件过去一代人时间的时候，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不同的学说了，这可以说是科学家们受到的无上恩泽。
直至公元前5世纪末年，发生了第二件受害事件。这位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的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提出“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这一法则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这一法则的提出给德谟克利特扣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应该在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生活，正因为如此，该地区在当时已是名声在外。
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潜心钻研，几年后他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思想成果：世界万物中人才是最终衡量的尺度，天神是否存在，是很令人怀疑的，生命短暂，稍纵即逝，人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对天神存在的研究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经营美好愉快的生活。
这一观点问世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关键之际，一击即中，可谓落地有声，比起以往任何形式的文字或谈话，这个观点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信仰。在战火和疾病的折磨中，人们确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节骨眼上，普罗塔哥拉对上帝超凡能力提出质疑，无疑将自己置于无比险恶的境地。最终，他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被命令改变理论，屈服于法庭判决。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已经与世长辞，作为科学家的普罗塔哥拉并没有选择为维护真理和信仰而献身，他逃走了。但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不幸触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可能他已在那次事故中葬身海底了吧。
同样，并不是哲学家的戴阿哥拉斯也并未逃过惨遭雅典人狠毒迫害的厄运，作为青年作家的戴阿哥拉斯对上帝产生怨恨情绪源自于一场官司中的溃败，因为没有得到上帝的垂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苦苦思索，以至于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他到处奔走呼号，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亵渎人们的信仰的言行为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书。就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来到科林斯的戴阿哥拉斯没能忘记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致使他命休黄泉的原因是肝火过旺。
希腊人对于异己学说的偏见食古不化，无与伦比，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真可谓臭名远播，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个我们有很详细的记载。
苏格拉底的例子已经成为谈论世界故步自封、雅典人心胸狭窄到后无来者这类话题必推的证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的顽固不化。
这位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的街头演说家其实一生都很平凡，他才华横溢，但没有人喜欢他。这是今天我们经过详细的考察之后所得出的清楚结论。
苏格拉底在老百姓面前扮演着代表上帝的预言家的角色，这是为了取悦于当时相信天神存在的老百姓们。
尽管雅典人不能完全明白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是什么，但关于他对周围人们所信奉的神灵所持的否定态度还是有所领悟的，并且他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这位老人被当政者杀死了，而他的神学观点（都是官方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做的欲加之罪）与法庭审判的结果并无任何相关之处。
现在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平生。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贫苦的石匠，收入甚微，况且有很多孩子要养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苏格拉底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那个时候的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无私奉献、教书育人的高尚情操，也没有这个时候的诸如义务教育之类的制度，要拜师一名哲学家，至少要付得起两千块钱的学费。并且，那些纯真理的东西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与其浪费宝贵的时间，花大量的心思去钻研没有用的科学现象，还不如好好的培养自己的信念，即使不懂几何学的知识也不要紧，拯救灵魂比了解彗星、行星这些自然现象更为重要。
苏格拉底白天游荡在大街小巷，与无业游民唇枪舌剑、争执不休，晚上在妻子的唠叨、喋喋不休中做一只温顺的羊羔（他的一大家子都是靠妻子给别人洗衣服来养活，而本应该挑起家庭重担的丈夫却毫不看中谋生手段）。这个有着一副塌鼻梁、衣冠不整的小个子先生，曾经多次在战争和远征中一试身手，他不仅是受人尊重的老兵，而且还当过雅典参议员，在庞大的教师队伍里，他很荣幸的拜倒在自己信仰的光辉旗帜下，抛头颅、洒热血。
在苏格拉底先生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究竟处于怎样的政治框架下呢？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只有这样整个事情的完整性就显露了。
苏格拉底用毕生（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的经历和时间告诉人们，他们碌碌无为的生活，亵渎了生活的真谛，将岁岁年华毫无价值的浪费在需求渺茫的享乐和争强好胜上，为满足自己膨胀的野心、虚荣心和各种龌龊的欲望而将上帝所赐予的各种恩惠白白浪费掉。因为苏格拉底完全相信人的命运的崇高，他因此可以走得比普罗塔哥拉更远些，敢于打破旧哲学的禁锢，义无反顾地踏入禁区，追求心中真理。当普罗塔哥拉发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的呼声的时候，我们的苏格拉底先生则以更高的姿态表明：“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寄希望于上帝。”
关于他在法官面前（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为他精心挑选了五百多名法官，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点小学问）的那篇演讲，确实最大限度地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不管他们对这位小个子先生同情与否，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都直接沁入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吧。
这位哲学家大无畏的发出“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的呼喊。他坚信“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是不是天妒英才呢？苏格拉底的厄运并没有因这段不合时宜的论断而停止。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主人与仆人这两个阶层的关系真可谓箭悬一线，苏格拉底试图寻求一个方案让双方偃旗息鼓，像这样一个可以看清双方利弊的“温和分子”没有更坚定的支持任何一方，自然也就引起双方的反感。
公元前403年，当王国完全控制在民主派手里的时候，双方再也没有可能势均力敌的时候，终于又一只空闲的手要来提苏格拉底的衣领了，我们的哲学家的生命到头了。
这个消息最先由他的朋友知道，朋友劝他选择明智的路走，离开这座危险的城市。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口头评论家”的招牌一直陪伴了他大半个世纪，打着“聪明的大忙人”的幌子，热衷于将自以为是雅典社会精英们的得意之作从黑暗中搬运到阳光底下晒太阳，久而久之这成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他的名字就这样在人们的家里、嘴里来回穿梭，以至于他在上午谈论的趣事，在下午便飞遍全城。他的人生被编成了喜剧，入狱后，他毕生大小琐事在整个希腊人们的掌控之中。
苏格拉底的最终命运给那些主审判官们（比如那个粮贩子，目不识丁却十分通晓上帝旨意，他在起诉中成为最卖力的人）注入了新的沾沾自喜的资本，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做一件对人们、对社会极其有利的事情，为城市清除了一个知识界中的炸弹，从此以后知识界就太平了，也没有人去鼓动奴隶们偷懒、犯罪和不满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险象环生的境地，苏格拉底施展了他无与伦比的口才，他的辩解博得了陪审团中大多数人的同情，释放他的矛头向他这边倾斜过来。这些人提出可以赦免他的条件：剔除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对别人的爱好做无谓的干涉和抨击，不再对别人提出任何的疑问和怀疑。
除非这位老人不再是苏格拉底，他真的办不到，拒绝是必然的。
“这绝不可能，”苏格拉底最后的呼声带着十足的潇洒，“我要把真理的道路无所畏惧的指引给人们，我要把我的想法、我的信仰毫无保留地告诉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的灵魂要我这么做，我的良心要我这么做，只要我还有微弱的心跳，我都会这么做的，不管迎接我的是怎么样的后果。”
还能怎么办，还能怎样选择？死神不得不将他带走，于是，死刑成了最后的判决。
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只要每年一次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就不得执行死刑，因此，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执行。晦暗的牢狱里，苏格拉底用最后的三十天践行了他不虚度年华的呼声，睿智的光芒照耀着牢狱，老人安之若素，只是在思考怎样将他的逻辑体系构架得更加完美精致。当然，这期间他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真的已经累了，这一生，没有妄走，该做的做了，在追求的路上走得太久太长，他需要闭上劳累的双眼，卸下一身疲惫，离开这个世界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行刑前还劝朋友们要在精神世界里走得更远些，不要太过拘泥于物质的世界，真理在最后关头仍然闪耀着光辉。
一杯毒鸩通过他的喉咙流向身体的每一个脉络，世间的繁华、荣辱、声名、争论至此戛然而止。
苏格拉底死后，公众的愤怒、谩骂洪水般涌向他的门徒们，在惊恐万分中，他们从原先的活动场所低调地退场。
到了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曾经受伤的门徒们又重新回来了，他们讲学、传道，哲学家的思想、智慧被继续传播着，并向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宽的范围迅速飘散。
就在此时，这座城市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雅典人在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中溃不成军，以失败收场，胜利的荧光棒被斯巴达人收获囊中。当然在这种体力与智力的对决中，体力取胜的一方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斯巴达人只在乎雅典人的围墙是否能推得倒，雅典人的舰队只依赖于围墙的高度和强度而已，至于知识、智慧方面的东西（不包括军事战略战术，在今天的足球比赛里，还可以看到那些战术）他们不屑一顾，所以斯巴达人没有在历史上书写过什么有记载价值的名言也就很正常了。相比之下，雅典人更具备天资聪颖的头脑，当世界各地的舰队云集在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跃跃欲试的时候，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站在了战斗的前列。
并且，如同公元前4世纪的巴黎一样，因为有了伯里克利的努力付出，雅典有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即使这种付出并没有引起那个时代的重视，但是雅典却因此获福了。你可以想象当罗马、西班牙、非洲的富人们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孩子带到雅典来学习，即使只是瞻仰一下卫城附近的学校都可以让他们回去后在别人面前大肆炫耀了，能够到雅典接受所谓的时髦教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何等的荣光啊！
现代人要对古代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了解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毕竟，那个年代生命和生存才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教曾经被一切异教文明排在对立面看待，也因此，罗马人和希腊人与臭名昭著、丧尽天良画上了等号，这都是拜早期基督教所赐。他们在吃喝玩乐、莺歌燕舞的空当敷衍了事的崇拜一些莫名其妙的天神，与埃及舞女缠绵悱恻，用整桶的萨莱诺酒麻痹自己，又或者奔赴战场，以杀戮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达西雅人为人生乐趣。
确实，在希腊和罗马有很多很多的商人和发战争财的可恶贩子，尤其在罗马，这类人物还要更多。他们才不可能会记得苏格拉底当年在法官面前发表的那一通精辟入微的道理，他们只管怎么样充实自己的腰包，财富才是最牢靠的靠山，正因为他们财大气粗，因此更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大抵只是敢怒不敢言的。当然，财富是无法为他们堆积出文化地位来的，这些人在社会中并无任何威信可言，也不可能成为文化的代表。
当我们站在埃帕菲罗迪特公寓残破的废墟上的时候，当年这座用大量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多间房屋的豪华景象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时，埃帕菲罗迪特与尼禄联合起来把整个罗马及其殖民地的所有财富搜刮一空，巨大的财富落入了这个老投机商的口袋里。时光飞逝，历史带走了所有的辉煌，只留给后人一声叹息：真的太腐败了！
现在，是时候坐下来拜读一下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了，尽管他曾经是埃帕菲罗迪特的奴仆。然而，不管埃帕菲罗迪特是怎样一个恶俗的人，我们却能从爱比克泰德的书本里面看到一个无比高尚的灵魂。
我知道，人们似乎总喜欢在自己的小家里讲自己的邻居或邻居的悄悄话，对其加以评论，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确实，作为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这可谓是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剪影，将他推出来作为表率是再恰当不过的。正如埃帕菲罗迪特，他可以称得上朝廷中的势利小人，但却有他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如同当今人们对于各种欲望的追求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对于完美生活的追求丝毫不逊色于当今。
虽然如此，那个时候的完美与现在的完美是大相径庭的，别的不讲，单在概念区分上就是这么回事。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完美生活完全受到欧洲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一个被欧洲着了色的怪物，至于东方社会，确实毫无瓜葛的，可能有些肤浅，但不可否认，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易于接受的思维，在他们的思想王国里根深蒂固的追求崇高的目标。是的，你可以说他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生活的哲理正是由他们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后被大多数人接受、内化。假如我们将知足常乐的良好保障框定在心思纯正、简衣素食、身体健康、收入稳定充足这些因素上的话，那么认可这个哲理可能是有益处的。
灵魂的归宿对于那些“野蛮人”来讲，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思和沉淀，他们总是沾沾自喜的以自己仅有的微薄知识凌驾于地球上其他生物之上，上帝这类词从他们口中轻易地被说出，那份随意就跟今天我们张口说出“原子”“电子”“乙醚”一类词汇一样平淡无奇。
他们认为，应该给万物起源冠之于一个名称，所以，爱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仅仅是人类无法解释、无法认清的所有难题的一个代号而已，跟欧几里得在解题时用的X和Y代号一个性质，你可以说他意义非凡，也可以说他渺小甚微。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其次是艺术。
生活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他们应用苏格拉底的分析方法对生活加以探索研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会在无限大的精神世界里迷失，越追求完美，越深陷不能自拔，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但是我们允许人们有些许的过失，毕竟是人都会犯错误，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在完美精神世界的探索道路上，人们并没有全部沦陷，柏拉图就是那束值得庆幸的光芒，在古代如此之多的理论家里，他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无比热爱真可谓是绝无仅有。
众所周知，他就是苏格拉底心爱的门生，这个年轻的雅典人将苏格拉底的文字进行了传承。
《苏格拉底福音书》就是由他一手编制完成的，这本书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都编成了对话。这项工作做完以后，柏拉图又将精力投向了自己老师理论的更深处，将那些深奥难懂的地方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由此一系列的闪着深邃思想光芒的文章问世了，除此之外，他还开课讲学，将雅典人公正正义的思想散播到世界各地，使很多人受益匪浅。
在这些工作历程当中，他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毕生的精力都投放在正义思想的传播上，这种忘我的精神简直可以跟圣徒保罗相提并论。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柏拉图的传道工作只是在家里后花园里舒适的椅子里进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来拜见他，苏格拉底的福音以这种方式传播开来，而圣徒保罗的经历则更加惊险刺激，他忙碌地奔波于世界各地，身体力行的传播上帝的福音。
说到柏拉图其人，首先要了解的是他是一个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来看，索伦是他的祖父。然后，他是一个较为富足的人，不必为生计而烦恼，刚成长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大笔足以安享生活的财富。同时，上帝还赋予了他一副伶牙俐齿，他出类拔萃的口才是吸引众多聆听者的制胜法宝，即使只听过很少几次课的人，都会被他所牵引，不惜千山万水来到爱琴海拜会他。
当然，柏拉图同其他青年人一样，还具有许多其他特点。他做过士兵，但这丝毫没有激发出他更多的军事方面的兴趣。他虽然在摔跤和赛跑等户外运动方面有过人之处，但也没有更多的名气和发挥的潜能。他曾经沿着祖父索伦走过的路程，穿越爱琴海，到达埃及的北部，重温祖父旅途中的故事，之后，他重归故里，除了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那座景色绚丽的花园外，再也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他深邃的思想和宏大的教义就在舒适花园的藤蔓阴影处开始流传各地，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因此花园里他讲学传教的地方被命名为“柏拉图学园”。
谁会想到，这位为现代政治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一开始是个数学家，后来才涉足政治领域。他的乐观主义思想在现实世界里开了花，他指出人类是持续不断进化发展的，生命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世界正在越变越好，美好的实体必然萌发美好的制度，在美好的制度酝酿下，美好的思想之花必定绚丽绽放开来。
他强烈的想把这种想法变成具体原则，去支配他理想的共和国理论的基础，他想让正义和公正能够真正起到普照的作用，而不是只在羊皮纸上发发光而已。当实施这个行动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呢？他描绘的共和国蓝图是那些整日迷蒙虚无的幻想者们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境界。纵观古今，这个共和国组织本身就存在很多的偏见和不足之处，这些偏见为那些退伍上校们所独有，他们喜欢在与政界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滋味，对于社会中低层的人们，他们持鄙夷的态度，这些人因为收入丰裕、不必为生活而烦恼奔波，他们只是借那些上流社会的特权来显摆自己的地位而已。
非常不幸，柏拉图构建的共和国著作受到西欧中世纪学者的垂青，这些学者将共和国构架装饰成与宽容精神斗争的利器，并猛烈地开炮。其实柏拉图所作的结论与他们生活的公元12、13世纪所反映的情况是没有什么瓜葛的，但是学者们却要故意将这个事情忘记。
如果硬要用基督教教义来阐释，柏拉图跟虔诚半点挂不上钩，这一点可以从细数他对神明们所持的态度中看出来，那些在祖先们心里无比威严神圣的神灵在他看来只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低俗可恶。记录在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的那些神明的丑恶行径让他羞愧难当，感到耻辱。
成年后的柏拉图，在橡树园子的隐蔽下年年月月看着家乡那些小国家之间愚蠢无谓的争夺吵闹，心中的怒火正一点点燃烧起来，他似乎已经坐不住了。从旧民主理想的彻底溃败中，他看清了平民老百姓对宗教的依赖性，离开宗教，他思想中构架的共和国就会立刻分崩离析、混乱不堪。所以这更坚定了他要在这个模范社会里建立对居民的行为规范和相关准则，自由人和奴隶都要无一例外地被框定进去，对于违反规则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死刑、监禁或者流放，这一主张的实施貌似是对苏格拉底倡导的宽容精神和宗教自由的全盘否定和挑战，但柏拉图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改变的？要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与苏格拉底深入民众阶层的探索方式不同，柏拉图面对现实的勇气是不够的，这个丑陋的世界让他失去了信心，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更让他觉得安全。他非常清楚他的梦想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当集权统治替代了各自为政的小政权的时候，命运的光环将罩在宽广的马其顿帝国头上。此后，它的国土覆盖了整个希腊半岛，并且由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当征服者的魔爪还没有把古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全部的民主城域笼络到自己的麾下的时候，一位思想界的巨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淹没在历史红尘中的那一代希腊民族因为巨人的出现而被整个世界重新缅怀。
我说的这位巨人就是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亚里士多德。他知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通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人类知识库因为他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他的智慧成果一直恩泽着整个五十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此后的人们可以轻松地从他的知识库里提取自己想要的答案，节省了冥思苦想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在十八岁的时候从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教育。毕业后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许多地方讲学授课。公元前336年再次回到雅典的他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花园里拥有了自己的学堂。这座哲学殿堂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求学者。
雅典的城邦逐渐退出商业舞台，可是雅典人对于建造自己的学园却没有多大的兴趣。当传统商业重地的作用逐渐丧失的时候，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南方和西方的一些城市迅速积聚了一些精力充沛、有上进心的市民。那些平庸、懒散的人则选择继续留守在原来的城邦，这些人是老一辈自由民中的残余势力，他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对柏拉图及他的学园没有半点好感，也不关心学园里的思想。所以，当柏拉图的得意门生在老师离世十年后再次来到雅典，竖起指引真理的路标，讲授世界起源，揭发神明们能力有限，宣扬并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教义的时候，这些保守派拉起老脸，摇头叹息，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信仰将再次在城邦里飞舞。
保守派们深知眼前这个体格健壮、双眼近视、衣着考究并且博学多才的绅士并不是请几个小流氓或打手就能将之扫地出门的小人物，他在当时政治上的赫赫声名让这些心怀不轨的老家伙们及时的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做出一意孤行的举动。
作为宫廷医生的儿子，亚里士多德不仅有着与皇子们一起温书学习的经历，并且在八年的时间里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作为皇储的老师，他拥有历史舞台上最强大帝王的友谊和帮助。因此，当亚历山大出兵印度的期间，他得到了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的加倍关怀和保护，任何人都伤害不了这位皇帝的良师益友。
可是，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有了生命危险。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步他的后尘。他像柏拉图那样，谨慎地把哲学和现实政治区分开来。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不满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赶跑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亚里士多德曾被指控为对帝国不忠，这是否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如今已无法证实了。但是在那个游说家、评论家猖獗的年代，亚里士多德必然将与各种政治力量画上等号，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如果说他的指控是因为散布了异端邪说而惹怒了天神宙斯，使得宙斯降罪于雅典，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有偏见的地方实力派态度过于轻蔑而招致的罪责。但是，这个背景材料已经不重要了。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
此后不久的时间，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被罗马人充分地继承了去，古老的希腊、名噪一时的希腊以一个省的省份划归于他们的国家版图中。
所有的争执到此告一段落，罗马人在宽容精神上发挥得比全盛时期的希腊人要淋漓尽致得多。臣民们除了在政治原则上必须保持沉默外，其他方面可以自由思考，罗马人的政权之所以能如此稳固长久，与坚持这一信条是分不开的。
跟西塞罗同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伯里克利的崇拜者们所垂青的理想之间是有细微的区别的。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摸索，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经过思想过滤，希腊思想体系的古代领袖们终于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结论，而宽容精神正是被赋之于这些明确的结论上的。与之相反，罗马人从来不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跟理论比起来，他们更看重实际行动，实用的东西比空洞的理论更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所以他们不会在理论方面下功夫去研究。不过，如果可能，罗马人倒是不反对外国人在老橡树下谈论的统治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这类事情。
罗马人比较重视外国佬的理论和知识是否能够为实践效力，如那些长篇大论、歌舞曲剧、烹调、雕塑以及其他科学那些东西，是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的玩意，正统的罗马人对此不屑一顾，仿佛慈悲仁怀的朱庇特创造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让他们去拾捡罗马人不喜欢的东西。罗马人的任务是管理逐渐扩大的国家疆土，训练足以保护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的外籍士兵。要维持几千个不同民族和部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确实让他们声嘶力竭、费尽心机、够忙活的了。
但是，挂满荣誉和光辉的华冠终究是要配得上的人才能享有。
罗马人伟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体系，并且殚精竭虑的使这个系统一直维持到现在，尽管形式多样。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民只要按时交纳规定的赋税，从表面上能够尊重帝国订立的行为规则，就可以享有很大的自由。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信仰几个上帝或者任何一个住满上帝的宇宙都没有关系，完全随个人意愿和喜好。不过有一点是要注意的，那就是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驰骋，不管你的信仰如何，庞大帝国的各色人物种类都必须记得“罗马和平”，只有记住这个信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才能真正公正的被实现。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人们对于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千万不能加以干涉，就算是自己所顶礼膜拜的诸神被别人所亵渎，也别把讨回公道的责任交给政府。就像台比留大帝在一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场合讲得那样：“如果有人蒙受了损失，而上帝认为他可以得到补偿的话，上帝会看着办的。”法庭正是仗着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类案子统统拒之门外了，人们休想将有关个人见地的问题带上法庭决议。
假如卡帕迪西亚的商人到了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且被允许在哥罗西的地盘建造属于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以同样的原因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居住时，也一定要获得同样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必需的。
罗马人所持有的高高在上的宽容姿态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和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保持了极其轻蔑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也说不清楚。纵观五百年的历史，在宗教上体现出的完完全全的宽容在文明和半文明时期的欧亚以及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达到鼎盛。尽可能地降低摩擦，就能在实际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不得不说，这正是罗马人倡导的统治艺术。
罗马人一手征服了世界，也一手将自己给毁灭了，成千上万的帝国战士在几千个战场上化为一堆堆的白骨，没有人记得他们，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依靠武力建立的帝国更是不可能长久屹立。
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项庞大的管理工作消耗了无数天才、骨干们的精力和智慧，最终招致了无法挽救的恶果。
世界之大，岂能由一个城邦在统辖，这个事业实在是伟大得有点过了吧，罗马究竟有多少的人力、物力可以来经营这个事业呢？最终庞大的体系不得不将庞大的帝国连累了。
在随后发生的那件可怕事件里，人们疲惫不堪，最终对生活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热情也随之消散了。
他们实在是太富有了，所有的城乡房屋、楼阁别墅、所有的游艇车马尽归他们囊中。全世界的奴隶拜倒在他们脚下；世界上的美酒佳肴他们从不曾欠缺，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对他们谗言媚笑，供他们把玩。他们的图书馆里堆满了世界各地的书籍，家里的墙壁上悬挂着最美丽的图画。世界上最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为他们的饭局弹奏最动听的乐章，在童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受世界上最完美的教育，接触最出色的教师和教育大家，丰富的知识让他们饱赋内涵。到了最后，曾经的美味佳肴在他们嘴里失去了味道，乏味的图书再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女人们也不再有任何魅力的资本，这时候的他们觉得生存都变成了一种可怕的负担，于是寻求一种体面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努力追求的目标。
当一切远去的时候，还剩下些什么呢？只剩下一些自我安慰和对未知领域的无限假想而已。
然而，旧世界的上帝早已经湮灭了许多年，幼儿园里传出的吟唱朱庇特和米纳瓦的赞歌是不会被聪明的罗马人所轻易接受的。
这时候，显得有些空洞的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仁爱、克己、无私的美德、无私奉献、做有益他人的事是这些派别所提倡和弘扬的。这个时候，诸如塞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籍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书里面对那些美德讲述的头头是道。
看得更远一些的话，这些单调的纯理论太过缺乏实质的东西，罗马人的精神食粮丝毫不能从此获得，于是追求一种真正的精神食粮的运动开始了。
这么看的话，只有那些上流社会听过卓越的希腊教师的教导的人才会对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假如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完美高尚生活的梦想结合一下，这就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有兴趣，而这部分人只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些并无实际效果的哲学思想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根本一文不值，百姓认为由于祖先的无知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所以编制了古代神话故事寄托他们游离无助的灵魂，这样看来，百姓的思想觉悟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要真正否认上帝的存在，恐怕还需要更久的发展吧，这就是他们与那些思想境界较高的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区别。
基于这样的认知水平，他们只能扮演着表里不一的角色，表面上对共和国推崇的上帝持温顺认可的态度，而背地里却在某些个宗教团体中寻找理想境界的幸福，使精神有真正的寄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匮乏的人们能都会采取的方式。于是乎，宗教行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找到了一席之地。
上面我所应用的“行会”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指“得到启示”的人，它源自于希腊。“得到启示”的人还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群体里的男人女人们必须“守口如瓶”的保守着行会最神圣的秘密，决不能外泄出去。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这些秘密的真相，这就像纽带一样将他们紧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如同大学校园里的兄弟会的暗号一样。
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行会被看作一种崇拜方式、一个看法、一种派别。当一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想脱离长老院，去加入基督教科学会的时候，他往往会对别人讲，他去参加“另外一个行会”。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这些都是新出现的词汇，还没有人知道。
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很浓厚的兴趣，亟待了解那个时候的罗马是怎样的情况，那一定要在下个星期六购买任何一份纽约报纸来看。有关新引进的教义和处方广告会在报纸的四到五个栏目里刊登出来，它们可能是来自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健康、财富、救赎灵魂的希望这些信息都可以从广告中传达出来。
如同现在的国际大都市一样，外来的和本地的宗教派别汇杂在罗马，这是无法避免的。
由于罗马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对神母的崇拜始于小亚细亚的北部那些爬满绿藤枝叶的山上。神母被弗里基亚人拜为天神之母。供奉神母的神母庙最后被罗马当局所关闭，是因为对神母的崇拜形式太不合乎礼仪，形式太过放荡，有伤大雅。当然政府的拆除行为中还付诸了武力，不然问题可能就难以解决了，直至最后，由于这种宗教煽动公众饮酒作乐或者做出更令人愤慨的事情来，所以它最终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被果断的禁止了。
人类所熟悉的五六个怪异的天神降临在埃及这片神秘而自相矛盾的古老土地上，罗马时期的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跟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拥有一样的知名度，真可谓家喻户晓。
在很多个世纪之前，由抽象的真理和行为指引的法典的体系最初的模板就是希腊人的杰出贡献。此时，他们又毫不吝啬地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别国隆重推出了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的“宗教行会”，用公共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的话，这些名声大噪的神明们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喜爱和推崇。
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意大利的海岸上时常出现腓尼基商人的影子，这样，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仇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这对眷侣神明被罗马人所熟知。老年时候的所罗门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个雄伟的“高台”，目的就是为了供奉艾斯塔蒂这位怪异的女神，这个行为曾经让所罗门的臣民们大为不解。在地中海诸神首领的漫长战斗中，这位神勇的女神一直以迦太基城的保护神的身份出现，当亚洲人和非洲人砸破她的庙宇后，重新回到欧洲大地的她，此刻又扮演了基督教圣人的角色。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他在军队中的神望没有任何一位神明能够与之匹敌，这一点可以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找到的他的破碎金身可以看出来。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这位主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一直受到里海低地平原地区人民的香火供奉。欧洲的形成源自于我们的最古老的祖先对那片牧草丰美的土地的占领，从此人类就在深山峡谷中建立了栖身的大本营。居住在这方水土上的天神充分施展了他庇佑的本领，尽可能的赐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因此人们的头脑里滋生了这样的念头：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拥有的事物都是受到神明的庇佑和照顾所得。万能的天神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手握重权的领袖如果能够得到米思拉斯赐予的天火，那就是无上的天恩。尽管他已经离世那么长时间，连名字都已经消失在滚滚风尘之中，但那个千年前的古老传统还在那些仁厚慈悲的圣人头上的光环之上跳跃不休。
这样一位在人们心中占有很重分量的天神，如果想要准确了解他的一生，恐怕并非易事。
米思拉斯神话在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简直是苦大仇深的对象，他们对米思拉斯的憎恨远远大于一般神话的几百倍。他们认为印度神是他们真正的对手，凶狠残暴，于是，他们用尽心机洗刷掉人们对米思拉斯的记忆和所有的印象。这样努力的结果使得这个曾盛行于罗马五百年的宗教庙宇荡然无存，那个时候，米思拉斯的狂潮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的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但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文字记载的东西。
好在当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人们从残存的建筑物废墟里，以及对亚洲古老之地的探索中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这些资料足以让我们更透彻的看清这个很有趣的天神的平生和相关事迹。
关于米思拉斯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这位天神是在某天从一块石头里面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当他还在摇篮里酣睡的时候，就得到附近牧羊人的参拜和礼见了，还收到了礼物。
有点像希腊孩子们心中的英雄赫尔克里斯，幼年时代的米思拉斯就已经经历了很多惊险怪异的冒险了，所不同的是，赫尔克里斯残暴不仁，而米思拉斯却善良和蔼。在一次跟太阳神的斗争中，米思拉斯将太阳神打翻在地，得胜的他表现得非常大度宽容，所以在诸神中，太阳神和他是如同手足一样的兄弟，这也是人们经常分不清二位的原因。
罪恶神想毁灭人类，于是降下一场干旱，是米思拉斯用弓箭从岩石中射出了拯救生命的泉水，使干涸的土地得以滋润。罪恶神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的目的被米思拉斯扼杀后，他又想出发大水的损招。米思拉斯知道后，让一个人造一只大船，带上亲属和家禽，他又一次拯救了人类。米思拉斯为了人类，尽心尽力，最终人类没有因为自己的错误和弊端而灭绝。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明升入天国后主管正义和公平。
那时，加入米思拉斯崇拜团的仪式是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太阳神朋友共进的著名晚餐，首先，作为礼餐，要吃一些面包，喝一些酒。然后是在水前接受洗礼。这些宗教的入行仪式在今天看来是无聊而又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它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终止了。
所有崇拜米思拉斯的信徒都是平等的，被平等的对待。烛火通明的祭祀台将成为他们共同祈祷的地方，他们唱着同一首赞美诗，在每年12月25日到来的时候一起参加节目，以此为米思拉斯庆祝生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天神，每周的第一天，信徒们不做任何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星期天”。死后的信徒会等待最后的审判，善良的好人则会得到应有的福祉，坏人将在永不熄灭的烈火中饱受煎熬，所以，他们死后，尸体要整齐的摆放。
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造就了纷呈异彩的神话故事的成功，此外，罗马士兵对米思拉斯的狂热崇拜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一直致力于寻找精神的寄托，使人们从精神上获得满足。
公元47年，有这样一件事发生：一个名叫保罗的人和一个名叫巴纳巴斯的人驾驶一艘小船，从腓尼基出发，向佩加城驶去，佩加城就是著名的欧洲各大交通要道的起点，特别要注明的是这两个人并没有带任何行李。
作为犹太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并且对于其他民族的智慧烂熟于心。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端。
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帷幕被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