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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当上了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统治者。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于乌斯库布，这里是后来历次战争中争夺激烈的铁路交点）觉得“书本知识”无用。正是由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哲学学派最终遭到镇压。也正是他关上了埃及唯一的一座神庙的大门，而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香火不断。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作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里一直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在这里早已悲凉地销声匿迹了，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得以幸存，依然灵光不灭。直到公元6世纪，菲莱岛已演变成至关重要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为数不多的教徒继续讲述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经文。
而现在，由于一个文盲农夫——那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人一声令下，这座神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变成了国家财产，雕像和石像全部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那里的牧师以及象形文字书法家们被打入监狱，当这些人在饥饿和寒冷中慢慢被遗忘，一个接一个死去时，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象形文字便成了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实在太令人感到悲伤了！
如果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愿上帝降罪于他）把一切做得不那么彻底，或者是把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放进“挪亚方舟”，那么，今天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就要轻松容易得多了。虽然现在我们能够拼写和翻译出一些古怪的埃及词汇(这都是商博良天才的功劳），但是要想真正把古埃及人留给子孙后代的话中蕴含的意思搞明白，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在古代社会的各个民族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实在数不胜数。
留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大批刻满宗教文字的泥版，当他们虔诚地祷告着“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告”，那时候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年复一年不断祈求上帝的庇护，不遗余力地解释神法，把上帝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对神灵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忽而宽大为怀，虚怀若谷，曾鼓励教徒和牧师们去研究天国，去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狠毒无比的刽子手。人们只稍微疏忽了一点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会有残酷无情的惩罚降临在这些人的头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我们曾派出探险队到尼尼微，在西奈的沙地上发掘古迹，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列起来有数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就在这个时候，这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原来它一直敞开着，人们可以随意地进出。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德，也不在孟菲斯，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为了寻找到易于抢掠的对象，与他们惯称的“野蛮人”开始有了接触。这种接触并不让人感到愉快，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因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于是便举着长矛和弓箭迎接他们。白人来访者却用枪弹作为回敬。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便不复存在，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也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枯树的肮脏、懒惰又一无是处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罪有应得。
直到18世纪，这一情况似乎才有所变化，复古运动中，让·雅克·卢梭用满含感伤的泪眼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心，很多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看来（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周围环境的不幸牺牲品，也是人类社会各种美德的真正代表。只是在3000年的腐败文明中，这些美德早已丧失殆尽了。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范围里，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研究原始人，其实就像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畜一样，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付出总会有所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我们自己，他们只不过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认真仔细的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到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早期社会的情形。对野蛮人更加深入彻底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五千年以来，人们形成的许多奇特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被几千年来的礼仪和习惯深深地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不是总能让我们感到自豪。而且，我们意识到许多环境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前人在很多方面业已取得了研究成果。这些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继续进行手头上的工作。如果说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新发现会使我们对那些落后的远方同族们稍微宽容一些。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只是一本关于“宽容”这个主题的书。
然而宽容这一命题太宽泛。我们太容易跑题，一旦偏离主题，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的思绪将在哪儿歇脚。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给读者解释一下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是主观而武断的。因此，后学之辈还是去请教大家所公认的权威著作吧。而权威著作也是用这些人的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本书第二十六卷第一千零五十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tolerare，意思是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传统观点的见解不一致的意见。”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主题而言，我很愿意接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下的这一定义。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观点束缚在这个明确的宗旨上，那么，还是回到野蛮人这一话题，让我来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我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会觉得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咕哝声，原始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会消失殆尽。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对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其实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即便是在过去和未来，这一情况也不会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他们的一生都处在恐惧之中，最终在战栗中死去。
我们对野蛮人的通常想象是一群红色皮肤的人悠闲自在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得出的结论却似乎和这种想象大相径庭，可是这更接近于事实。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缺少一个，那就是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奇迹。人类是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他们为什么能够抵御冰雪和灼热，抵御细菌和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做出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人类绝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这些事情。为了获得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生活中去。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生存的欲望。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此，最终所有其他欲望都必须服从于最高的要求——生存下去。
个人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然而集体利益却至关重大。部落是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体的力量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异类，才能保证安全。
但是问题并不比刚才所说的简单，我的话只适合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最初的阶段，看到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根本不知道因果法则。
假如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马虎大意，会去请医生看病，并让园丁赶快把那些有毒的东西弄走。懂得因果法则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让我止住伤口的奇痒，除去有毒的常青藤可以避免这类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然而，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不会把皮疹和有毒的常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互相交织、无法分离的。死去的首领和邻居们的灵魂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他们时时刻刻陪伴着活着的人，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同看守大门。活着的人必须要做出选择，是避免与他们接近还是与他们成为朋友，否则他们马上就会遭到惩罚。因为活着的人不知道讨好灵魂的方法，于是便总是害怕鬼神们会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他们并不会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灵魂的影响。
这样的话，如果他手臂上长了皮疹，他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得罪了哪位神灵，他开始来惩罚我了。”然后，他跑去找巫师，然而他并不是去讨要一剂除去藤毒的良药，而是要一张符咒，以此来消除愤怒的神灵（不是毒藤）降罚于他的符咒。至于使他感到痛苦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继续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烧掉了这些常青藤，他还会责怪他在捣乱。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认为一切事情都是由看不见的生灵在起决定作用的结果，那么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恪守那些能够让神灵平息怒火的律法。从野蛮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传递下来，这一代最神圣伟大的职责就是保持它已有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状态，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很显然，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诞无稽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提高。但是，“进步”一词是近年来才被引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低级社会比较典型的特点是：人们看不出他们现在所存在的社会还有什么改善的必要，他们认为这个状态已经完美无瑕了，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别的世界。
如果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状态有所变更呢？
答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对于那些拒不把律法看作神的旨意具体体现的人应该及时惩处，直白点来说，就是实行森严的专制制度。
在这里，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懂得宽容的，我的本意也不是在侮辱他们，所以我要赶快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不宽容应该是必然的。如果他们一意容忍别人对他们的律法进行践踏，该部族的安危就要受到威胁，这个罪过可就大了。
但是，值得探讨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组成的一个部落为什么能保持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规范条例，而在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的军队，却在推行和实施几项普通法律的时候仍然感到困难重重。
答案依然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靠着精明的估算，完成了用武力尚且完成不了的事情。
他发明了“禁忌”（塔布）这一概念。
也许在这里用“发明”这个词有些不妥，这类东西很少是能靠着一时灵感就能产生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实践和经验的产物。无论如何，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禁忌”这个概念，这为他们避免了很多麻烦。
“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禁忌，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有很多话不能说。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让人觉得倒胃口，或者说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等等。不过我们的这些禁忌在本质上都没有什么特别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只不过出于一些礼节，它并不会对我们的幸福生活造成干扰。
对于原始人来说，禁忌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人或物体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可随便谈论或者触及，否则就会马上死去，或承受永久的磨难和终生的痛苦。禁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宗教体系，它有着十分严格的命令，对于那些胆敢违抗神灵意愿的人，将会受到痛苦的惩罚。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教士，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习俗比宗教的历史更为悠久，因此禁忌很可能在巫师和巫婆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巫师一出现，就成了禁忌最忠实的拥护者，并且他十分巧妙地盗用了这个概念，使禁忌成为史前时代的“严禁”象征。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于发展状态，禁忌在他们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禁忌并不像我们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以极为原始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禁忌大都已转化为不体面行为的禁则，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准绳，就像我们熟知的基督教《十诫》中有六条都是“你不应该”的禁令。
毋庸置疑，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麻木和冷漠。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国王或是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心甘情愿地允许别人行使“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者“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理想。
所以，这本书对通常意义上的“古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兴趣，即便有，也是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存在，它并不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争取宽容的斗争是直到个体发现以后才开始的。
有关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启示，其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