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中的管理

魏玛共和国的没落，过去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和与之相关的政党政治分歧的结果。但在很多方面，辈分与辈分之间的冲突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官方的说法是，魏玛政治应该走阶级路线。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最重要的议会争执，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与人民党人之间，前者认为他们自己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后者倾向代表工业，尽管叫人民党这个名字。国家人民党被视为普鲁士贵族的党，民主党则代表公务员。甚至中心党都可以用阶级概念来理解，虽然表面上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党，但绝大部分党员是农民和工匠。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党派与它们在社会学上的分层不尽一致。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不要忘记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人。中产阶级的德国人，包含商人、学者、专业人士，他们属于各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政党中至少有4个政党表明，阶层不是它们组建的原则。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学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解体。一群转瞬即逝、分裂出来的党派，就是魏玛政治低迷的表象之一。当这些政治碎片被一个在1929年后出现的全新政党吸收或取代时，它也有悖于阶级的分析。这个新政党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成功地吸收了来自几乎所有社会团体的支持，包括工人（只有天主教证明对它提供的这种新式有效的政治宗教，采取不成比例的抵制）。

对许多当时的人而言，纳粹有能力跨越社会分裂，这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另一点是它动员新选民的能力。生于1900年以后的德国人，比在此之前出生的人，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决定性的选举中，明显更愿意投票支持希特勒。在纳粹政治宣传中，最有效的主题是把希特勒描述成去除衰老腐朽体系的领袖，而且还是反抗一代的青年领袖。这一主题在许多20多岁的德国人中产生共鸣，他们感到有太多旧式、不可信的制度，从德意志帝国延续至魏玛时代。虽然西格蒙德比大多数人更早识破纳粹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但毫无疑问，这个主题也对他产生了触动。

如果魏玛共和国能够实现经济稳定，德国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许不会变得如此紧张。

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并有一种幻觉的性质。一方面，通货膨胀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体，银行资本不足、重工业产能过剩。随着许多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德国农业感受到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通货紧缩。随着高度工会化和在政治上受保护的工人们抵制降低名义工资，德国工业的利润被日益增加的劳工成本不断侵蚀。公营部门也遇到瓶颈，当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向德国各级政府贷款时，各家金融机构要求高风险溢价，因为它们一直担心新增赤字可能会引发另一轮通货膨胀。例如，各地方政府发现，为公共房屋计划融资越来越困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共房屋在整个欧洲都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源泉。许多左翼人士为建立魏玛福利国家，欲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这种局势使计划更加难实现。

对柏林的中央政府而言，1924年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新的赔款，进一步制约了财政状况，该计划的名字取自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他后来成为了美国副总统。虽然该计划重新调整了德国支付赔款的时间，因此缓解了在预算上的短期压力，但并未减少赔款总额，以至于德国仍承受着巨大的债务负担。诚然，德国将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用来支付每年的赔款，所以并不是承担不起，1924～1930年，每年的赔款额平均只占到国民收入的2%。然而，用在国内项目和政府部门工资上的支出相对慷慨，加上一般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支付赔款，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通过借款来融资。如果私营部门是经常账户盈余的话，那可能不太困难。但整个20世纪20年代，外国持续歧视德国制造的产品，导致进口超过出口，而且国际投资未带来任何重大收入，这意味着，德国经济依赖于外国资本。事实上，德国政府用从国外借来的硬通货支付赔款。新货币帝国马克，紧钉住恢复后的金本位制——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是4.2帝国马克兑1美元——外国投资者应该对投资德国有信心。当时只有一些人明白，如果他们的信心由于任何原因被削弱，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在通货紧缩和破产之间选择。也许这两项不得不都选。

如果德国工业生产力取得持续的增长，尤其是如果它能增加德国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但是，商人们受高税收、高利息和高工资的重压。他们更喜欢求助于操纵价格的垄断集团，或向政府要补贴或关税保护。诚然，20世纪20年代目睹了工业合理化浪潮的兴起，它是以合并和其他朝着更高水平整合的方式出现。不幸的是，这往往减少了竞争，而不是提高效率。根据德国工业在战前骄人的表现，外国投资者开始时存在较高的希望，希望德国经济可以快速复苏。但他们逐渐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本质上存在问题。华尔街金融危机通常被视为大萧条的前奏，在金融危机发生很久之前，魏玛经济已经病入膏肓。

因此，1928年年初，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的德国是局势糟糕的德国。他离开的纽约的情况也令人不安，在那里，家族内部出现不和，而且经济发展并未完全起飞。不幸的是，他在汉堡看到的情况更差。在有精美隔断的M·M·沃伯格公司的办公间里，魏玛共和国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将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上演。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德国经济复苏的看法可能不完全是悲观的，尽管赔款对复苏构成障碍。他在1927年8月写道，虽然“偶尔严重的副作用”不可避免，但他有信心，德国“从长远来说，可以进一步巩固自身、取得进展，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借助外国贷款的重要帮助，尤其是美国的贷款。就像在战前，欧洲货币盈余在美国找到了出口，而如今，美欧之间的情况将发生倒转”。西格蒙德对“道威斯计划”有信心，因为该计划强调货币稳定，他简直不能想象“容忍在支付赔款上的分歧，会威胁到德国履行近年来与美国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达成的贷款义务”。

但西格蒙德很清楚，美国对德国的信心部分是出于无知。在纽约，他对人们对德国货币“非比寻常的乐观”感到不可思议，而且德国经济的内部虚弱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正像他返回德国看到的那样，“税赋被极大地增加”，以至于“资本积累和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积累”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如果商人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意，就应该感到幸运了。西格蒙德尤其担心德国各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短期外债。他确信，“目前，管理德国财政部的绅士们实行的挥霍政策”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危机”。他认为，通过降低德国国内的开支，并争取达到完全用财政盈余支付赔款的目标，德国政府将更有可能劝说西方强国减少其赔款负担。一项极度节俭的政策将使德国请求赔款减免变得“似乎可行”，同时该政策还能鼓励德国商业。“唯一不会欢迎（这样一项政策）的人是坚持泛日耳曼主义的政治人物，不得不承认，他们今天仍然统治德国，这在逻辑上符合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倾向。”总之，西格蒙德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帝国财政的政策方向发生改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西格蒙德希望他自己能为政策方向在政治上的改变作出贡献。但他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家族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占据。德国境内经济状况越严重，他对叔叔马克斯的领导越感到不自在，对他来说，马克斯的领导，其假设过于乐观、方向过于鲁莽。问题是，向叔叔提出挑战，西格蒙德还不够强势。毕竟，他是马克斯的穷亲戚，马克斯是出于好心邀请他加入家族企业。马克斯的儿子埃里希在1927年被擢升为高级经理，并于1929年成为合伙人，从一开始，西格蒙德就低他一等。出于尊敬，西格蒙德被要求在职位上与埃里希保持差距，前者在1929年被聘为高级经理，并于次年成为合伙人。虽然西格蒙德和银行的其他高级经理相处融洽，尤其是和厄恩斯特·施皮格尔贝格，但没有什么可以打破他和家族汉堡分支的从属关系。

西格蒙德·沃伯格抱怨叔叔马克斯的管理风格，这预示着他后来将对伦敦金融城的其他机构也品头论足。事实上，不能理解他在什么地方不喜欢他叔叔的管理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他自己的管理风格在后来发生的演变。之前，卡尔·梅尔基奥对马克斯可以起到制衡作用，但前者现在越来越多地被政治事务缠身，施皮格尔贝格也无法替代他。艾比·S和弗里茨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抗专横的马克斯，内定的继承人埃里希也做不到。在西格蒙德看来，埃里希是“一个好人，但肤浅得难以形容”。在众位高级经理中，西格蒙德与路德维希·罗森塔尔和鲁道夫·布林克曼是潜在的盟友，但他认为更高位的汉斯·迈耶只是一个谄媚者，后者靠讨好马克斯这位强势的合伙人，赚取他高额的分红。其结果就是专治：公司变成了“德皇马克西米利安”的统治。更糟的是，这种专治延续了“战前时代的原则……公司业务集中在汉堡并依靠与库恩–洛布的友谊”。沃伯格觉得，拒绝承认时代已经改变是公司衰老的第一征兆。马克斯“皇帝一样”的“浮夸言辞和姿态”，只有他酗酒的侄子吉米（帕夏·詹姆士）配得上，后者是在纽约的马克斯。

西格蒙德和马克斯冲突的主要症结是，M·M·沃伯格公司是否在柏林开设永久性办公机构。西格蒙德认为，否认汉堡作为金融中心相对下降的重要性是徒劳的，况且战争显著加速了这一下降趋势。德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出于实际目的，都把总部设在柏林，包括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1929年与德意志银行合并）、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柏林人贸易公司，以及国有的帝国信贷公司。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也都在柏林。因此，对德国感兴趣的美国银行家们也派代表去柏林。西格蒙德在伦敦和纽约也遇到类似的集中化趋势，这种趋势对他有不可抵挡的诱惑。若M·M·沃伯格公司继续像以前一样经营，那将使公司被边缘化：

再多的往返差旅也无法真正发展与柏林市场的亲密关系，因为那些汉堡老爷将逗留在柏林的时间降至最低，并乐在其中。只有真正在一个城市待上一段时间，在当地建立网络，才有可能和这座城市建立联系。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到位，而不到位经常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双方经过角力，西格蒙德成功劝说其他合伙人在柏林建立办公室，他自己担任负责人。但他的叔叔马克斯继续将汉堡公司作为主营公司，尽管该公司大部分业务不赢利。与此同时，马克斯对巴黎（家族银行维持着一间价格昂贵的办公室，西格蒙德认为那是多余的）和阿姆斯特丹（战后建立一家叫沃伯格公司的子公司）显示出更多的兴趣，并超过他对柏林的兴趣。到1930年，西格蒙德充满挫败感。他在写给纽约的国际承兑银行的卢西恩·纳克曼的两封绝密信件里，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了马克斯对汉堡公司的管理。公司不但在核心业务上不挣钱，而且迫切需要出售其金属交易部，并提高年轻合伙人的股份（他、埃里希和施皮格尔贝格每人只占5%）。他慨叹道：

现在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整个商业政策，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马克斯·M·W必须允许他具有王朝特点的个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许多变化……我和他，以及其他合伙人谈论了很多次，这些变化很早以前就该执行，但被他（一人）阻挠。有很多次，他单独决定汉堡公司增加新的贷款，并反对减少公司持有证券的数量，尽管我们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大于公司的资本，我们实际上是用借来的钱维持公司的部分经营（我认为这样经商不合法）。

从西格蒙德的角度看，也许最令人受挫的是，他自己实际上仅仅通过“拒绝任何二流的业务和任何长期的贷款”，并只集中与西门子这样的柏林一流客户做常规、短期的交易为公司赚钱。

西格蒙德·沃伯格在1930年9月写下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控诉” 。但是，那时公司躲避灾难为时已晚。即使在华尔街崩盘前——始于1929年10月24日——德国经济已进入衰退。失业自1928年年中一直攀升。到1929年9月，德国行业工会估计有14.5%的德国工人失业，一年后，失业率达到24%。而各金融机构早在1928年5月因股票市场下跌纷纷受到冲击。那一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速度急转直下，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增速为负。美国发生的事件，只是加速并恶化了德国已经发生的衰退。

危机中的巨大亏损

第一眼看上去，美国现在的繁荣似乎可以永久持续，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元素包含着很多危险的可能。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是巨大的，但我担心，已经在这些基础上并正在这些基础上建造的经济和金融的“摩天大楼”，从长期看是过高的，而且顶楼负荷过重。举例而言，我认为，流入股票市场的贷款资金——即使考虑美国的规模——也是过大的，而且是以赌博为目的，其程度就更大了。这两点可以造成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可能轻易使股票和货币市场经历长足的发展。

这几句话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27年12月写给塞缪尔·斯蒂芬尼的，后者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伦敦的总经理。西格蒙德担心，他目睹的股市繁荣事实上是一个气泡，它也许以“火山般的”爆发终结。正如我们所知，这一形容并不过分。正像西格蒙德意识到的，困难的是确切地知道危机何时开始。“在我看来，”他对埃里希说：“以美国巨大的资源储量和人力资源产生的势头，美国经济几乎好像（可以）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几年后，才发现它过度发展……”至于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戳破气泡，也并不容易说出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存在泡沫。西格蒙德在美国期间，他仔细跟踪了一批不同的行业，以及一些他担心的预示危机的指数。比如，收紧对移民数量的限制，推高了美国的劳工成本，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加速崩盘的致命催化剂吗？

沃伯格家族内，不光只有西格蒙德对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表示担忧。保罗·沃伯格也预感到了崩盘的来临。事实上，西格蒙德在1927年年底的观点，几乎肯定地反映了他更老道的保罗的观点。1929年5月，他的叔叔保罗再次对他所谓的“目前投机的混乱”表示出忧虑。他警告，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向美国证明它可悲的无能”。他疾呼，“人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的每一项慎重的原则和做法，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一个受政治控制的体系，并受一种欲望支配，并希望永久地保持商业繁荣，这样的体系必将导致我们前所未见的灾难。”然而，保罗警告末日降临，并敦促他在美联储的继任者们进行变革是一回事，而保护他自己的公司免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保罗·沃伯格于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际承兑银行的风险，但力度太小、时间太晚。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他从叔叔保罗那时的犹豫中学到了一则重要的教训。“他对我有重要的影响，”西格蒙德说：“他的影响不仅是他有意识教我的那些东西，他还把一种担心灌输给我，我可能会重蹈他的覆辙，无法遵循我自己正确的直觉。”

与美国一样，德国银行系统的崩盘导致深度衰退，升级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历史学家一般把1931年夏天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倒闭，定为德国银行危机的开始。这对总部在柏林的各大银行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在汉堡发生危机前已经有过一次危机，它主要的受害者就是M·M·沃伯格公司。

德国银行业危机过去的假设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归咎于美国资本撤离德国。还有人认为，1931年5月，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未能公布其年报，实际承认破产，危机是它的金融后果波及德国所致。不过，更近期的研究显示，德国银行体系出现危机，更多的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在德国的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不得不权衡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相关联的风险。第一，帝国政府将无法履行赔款支付，因此引发国际危机。第二，帝国银行将无法维持德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因此以马克计价的资产被困在德国，有一天可能一文不值。第三，德国有些银行或者所有的银行将无法偿还在这些银行存入的任何货币的存款。要分开这三种危险实属不易。

对当时发生危机的一种解释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银行自身很脆弱，因为它们的资本和资产比率以及它们的流动性过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已被滞胀和货币改革消耗，许多银行通过（德国和外国人的）短期外币存款，力图恢复它们的头寸。到1928年6月底，美元存款占德国各家信贷银行整个存款的42%。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鲁莽的机构是柏林的大型银行，特别是那些在德国有分支网络的，它们似乎认为自己大到不可能倒闭（换言之，它们指望帝国银行在危机时援救它们）。1931年春天，投资者很大一部分的外币存款被取走，这证明是致命的。起初，这反映了对货币贬值的担心（美元兑换暂停）超过对银行倒闭的担心。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受影响最重，就是因为它的贷款大部分集中在效益不良的行业，比如纺织业，尤其像破产的北方羊毛公司，还有德国多个自治市。虽然该银行很大，但它没能做到大到不可能倒闭。帝国银行也根本救不了它，因为帝国银行的硬通货储备实际上已枯竭。事实上，储备外流逼迫帝国银行提高贴现率，恶化了货币已经严重不足的局势。只有政府立刻放弃美元兑换——比如提前到7月4日，而非7月15日——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才可能获救。（或者，只有帝国银行在更早的时候——在1930年——就停止对大银行的优待，与美元挂钩的机制才可能保住。）换言之，是对德国货币的普遍挤兑，导致特定银行发生危机。

那么，又是什么引发的危机呢？有人强调是德国政府在1931年6月6日作出的赔款声明导致的，声明措辞强硬——“德国人民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其他人指出，是有关帝国财政状况的负面新闻导致，该消息于6月9日曝光。还有人把危机归咎于国内的政治事件，从1930年7月的政府危机开始，到两个月后公布的选举结果，这些都加强了极端党派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的权力，并推动了总理海因里希·布鲁宁实施更有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导致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1931年倒闭的危机，曾经有过“彩排”，那是在1930年秋天的汉堡。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为奇。私有银行与柏林有很多分支机构的大型银行相比，对积累外币存款更热情。1929年12月，私有银行的全部储蓄中有58%是外币存款。虽然缺乏准确的数字，但M·M·沃伯格公司很可能是这一趋势的先锋。当1930年下半年的负面政治新闻令某些外币存款人急于提款时，M·M·沃伯格公司遭受尤其严重的影响。在1930年的最后一周，该行发生挤兑，被迫支付了80%的外币存款和50%的本币存款。情况很快明朗，没有马克斯·沃伯格的美国亲戚们，特别是保罗和他的儿子吉米的大力协助，这家汉堡的银行事实上将无法存活。到1931年10月，马克斯计划访问纽约，显然打算向弟弟求援。但在他动身前，保罗的儿子吉米到达汉堡。西格蒙德在一个月前曾致信纳克曼，有理由假定，吉米至少知道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对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重要的是要利用叔叔马克斯立场中的弱点，对汉堡的家族银行进行迟来的改革。“使改革很难实现的是，”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挑战，我们要对业务进行重新评估，但不能让那些应该去作重估的人意识到，这个任务已交给了年青一辈，或者是年青一辈中的一员。”现在，很多责任已移交给吉米，这也有不少问题，相对而言，西格蒙德对吉米信心不足。他试图向这位美国人解释，他认为M·M·沃伯格公司需要进行的主要改革有：

1. 公司业务集中在大型工业交易上，这意味着，如果有可能的话，派两名合伙人去柏林；

2. 撤销金融业务和巴黎办公室等，（并且）有更清晰的责任分工；

3. 某种程度上少一些家族式的风格，多采取理性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扩张。

在这两位年轻人不多的、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西格蒙德试图向吉米保证，德国没有消亡、家族企业不是失败的事业。尤其是，他试图使吉米相信，“德国仍然在生命和思想上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所有战后的问题最终都能解决，那将使德国在欧洲比过去承担更具领导性的角色”。但是，吉米被说服似乎令人怀疑。不知什么原因，西格蒙德选择这个时刻，全家离开汉堡到他热爱的德国南部度假。在静谧的海尔布伦，他坐在内卡河岸边，开始写日记，他重申他的信念，家族银行的“年青一代比老一代，明显能更好地驾驭局势”。但他担心，“在当前紧张的压力下，公司可能会做出过于草率的举动”，因为“很典型，公司的紧张状态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在西格蒙德不在公司时，马克斯和吉米之间达成了什么并不重要。5个月后，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垮台几乎是M·M·沃伯格公司的救命稻草。总体而言，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联系是有限的。但是，马克斯·沃伯格是信贷银行监事会的成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的银行一直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网络的一部分，而且，维也纳信贷银行也是该网络的一个主要分支。奥地利政府的援救措施实际上是将信贷银行国有化，但却无法阻止沃伯格家族的银行遭受巨大损失，这也不是该行唯一的问题。当吉米·沃伯格在1931年6月——一个月后，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倒闭——返回汉堡时，他发现家族银行亏损累计超过350万美元（1 500万马克），坏账包括向破产的嘉士达百货商店的贷款，到向汉堡州政府580万马克的贷款，这些贷款似乎不可能被偿还。根据吉米的计算，汉堡公司需要700～900万美元（2 900～3 800万马克）清除其所有坏账。虽然这个美国人有意让他的叔叔马克斯破产，并指责他管理不善，但德国政府出手相救，提供了3 000万马克，以避免政府担心出现的整个汉萨银行体系的倒闭。换言之，如果没有此举，M·M·沃伯格公司将破产，德国银行危机将提早一个月开始。

为什么有可能救马克斯·沃伯格，而不救雅各布·戈德施密特？吉米·沃伯格在纽约观察事态，他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介入援救马克斯的银行，而不是戈德施密特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吉米的回忆录里，他声称，父亲曾主动提出支援德国政府挽救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但却被总理布鲁宁拒绝，原因是担心暴露该行最大的不良贷款之一是给予帝国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但是，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不足。更直接的解释是，一旦帝国银行的美元储备在7月开始用完，那么，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庞大到以至于无法被拯救，远不是庞大到不可能倒闭。马克斯在汉堡的银行得以幸存，原因是当危机袭来时，帝国仍然可以负担得起援救。而且，家族银行（像维也纳的信贷银行一样）有能力向富裕的外国亲戚求助，就像在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挽救信贷银行一样（它们也挽救了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如若不然，同样将倒闭），保罗和吉米·沃伯格的国际承兑银行也帮助M·M·沃伯格公司转危为安。无论如何，很难相信保罗有能力援助庞大且破产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他自己的国际承兑银行到1931年也经历了很大困难。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保罗发现，1931年夏天，像许多参与国际贸易的银行一样，经他贴现后的大批商业票据都找不到买家。因此，他不得不“手拿礼帽，央求大通国民银行买他的承兑票据”。对一个如此骄傲、严谨的人，这是“最大的耻辱”。那年夏天，他第一次患上中风，之后连续几次的中风使他在1932年冬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没见过比保罗·沃伯格更悲伤的人了，”西格蒙德事后多年回忆说：“他留给我的遗产是，他使我变得更加坚持己见，他的榜样让我不易被人说服。”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那些事件几乎毁灭了他的家族的金融王国。在他看来，这次危机是老一辈人自我纵容的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乱世，他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日记中他从不吝惜他的批评。20世纪20年代初，他一度“以骄傲的自信，期待着在带有我们姓氏的公司干一番事业，总是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德国乃至世界经济，以及社会的一个重要和富有建设性的部分”。但是，“阴影”逐渐遮住了这一美好和令人鼓舞的愿景：

一方面，这些阴影代表了老一辈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局，对我来说，这种无能越明显，由布鲁宁实行通缩政策造成的深度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阴影代表了这个大家族堕落的症状，特别是那些与公司联系紧密的各家族分支。

西格蒙德尤其谴责“将个人、家庭事务与客观的商业事务混在一起”，这会导致“决策人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为公司采取错误的措施，实施错误的政策，并会导致出于孝顺家庭而错位的尊重，（以及）来自未得到满足的女性不必要的干涉”（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些女性亲属），“总之，家族企业集合了一个堕落家族所有不好的特点：比如，拜占庭主义，缺乏对诚实和名誉的崇敬……有的则是阿谀的成功、带着空虚的同情、演戏和虚伪、做作以及一种温室的氛围”。

然而，西格蒙德认为，公司败落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叔叔马克斯的嫉妒。西格蒙德再次将马克斯与末代德皇对比，“马克斯尤其爱听信献媚的小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自己的个性与虚荣联系起来，他还有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不像威廉二世，马克斯“皇帝”妒火中烧，他不但怀疑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并且怀疑对他指定他儿子埃里希继承家业的挑战。西格蒙德现在意识到，他自己对此构成了挑战：

这些年来，我在公司里逐渐建立起强硬的地位。我经过一番艰难争取，终于脱离汉堡，在柏林设立了办公室，一旦柏林能为汉堡提供决策支持，许多重要的谈判往往经过我的手，包括最终扩建海外网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马克斯痛苦地尽其所能，为他和他的儿子保住公司的领导权，但他没有注意到，权力早已从他身上溜走。他的儿子性情可靠、幽默，但没出息，他受他父亲指使，因此人格扭曲，他也想尝试做伟大的事情，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一个王朝会出现的所有事情都出现了，它的堕落在员工身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全部失去了自己独立人格之下的动力。

这是对亲戚们的一种责难性的评价，而正是他们使西格蒙德走出施瓦本，走出默默无闻。

西格蒙德对自己家族的批评当然是衷心的，但批评得公平吗？事实上，他几乎把家族银行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马克斯的性格缺陷上。这肯定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剧烈震荡的作用，要知道震荡波及了整个德国银行业体系。西格蒙德有年轻人的自信，他能做得更好。不过，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再也不会面对这样规模的金融危机。即使M·M·沃伯格公司完全由西格蒙德执掌，他也无法确定公司能安然无恙地度过1930年的那场危机。

政治倾向

德国的银行业危机终结了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也结束了战后赔款体系。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提议暂停偿还所有战争债务和赔款索取。一个月后，伦敦召开国际会议建议冻结所有给予德国的外国贷款。到9月，德国与其主要债权人已达成“静止协议”。对那些认为赔款是魏玛共和国最大问题的人来说，事态的发展应构成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政府外交上的成功，早就被通货紧缩给经济造成的混乱所掩盖。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滑——1932年夏天，年通货膨胀率为–12%——产出和就业也大幅下挫。1932年的德国工业生产水平不到1929年工业生产量的60%。新增房屋建设量下降56%，造船数量下跌83%。当年7月，49%的行业工会成员失业。用标准做法进行比较，德国整个民用劳动力的失业率达到约37%，甚至高出美国（34%）。这就是为什么取消赔款也拯救不了魏玛共和国的原因。事实上，解除《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使共和国的覆灭更加容易。正像哈罗德·詹姆斯说的，赔款原来是一种“支撑”，它将德国民主凝聚在一起。随着赔款的解除，那些本来就主张废除《凡尔赛和约》所有条款的人的可信度大增。

那么，1931年和1932年经历的灾难性通缩是不可避免的吗？也许可以。但是，有迹象显示，备选政策也许能避免危机。如果政府不通过增加税收和大幅减少支出来平衡预算，而是保持巨额赤字，那么，需求也许不会下降得那么猛烈。还有，如果政府更早地放弃金本位制，帝国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终贷款人，也许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当时的观点。正像他觉得他比年长的亲戚们能更有效地管理M·M·沃伯格公司一样，他同样认为他比总理布鲁宁和他的部长们能更好地管理德国经济。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抱负。事实上，他强烈主张在柏林建立家族企业分支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首都待更久。昏昏欲睡的魏玛经历了短暂的革命间歇，政治生活又回到了柏林。1929～1933年动荡的岁月里，西格蒙德和共和国的主要政治人物联系频繁：不仅有总理布鲁宁本人，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马勒，布鲁宁于1930年3月取代马勒；人民党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于1929年10月英年早逝，这给魏玛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的继任者朱利叶斯·库尔修斯；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他先后任布鲁宁内阁的被占领区部长和交通部长。“我确信，”他后来回忆道，“如果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共和国，我肯定会进入政界。我要说的是，1932年年末和1933年的前几周，我这个年轻人（他刚过30岁）依然时刻准备从政。”

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呢？布鲁宁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似乎转向总统领导的政府，他曾“在那时写了多份备忘录，主张总统制对魏玛共和国的必要性，而不是议会立宪制”。他深深了解布鲁宁越多地行使总统紧急立法权，魏玛体系议会化的程度就越小。他拥有韦伯式的思维，这使他并不为此担心。然而，他对布鲁宁实行的具体措施持批评态度。用西格蒙德自己的话说，他“对上层处理问题的人有明确的观点，并……强烈批评财政部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在执行必要的补救措施时太过迟缓”。1930年9月30日，他在日记里将想法和盘托出：“政府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稳定局势，甚至可以通过采取快速、有力和有远见的措施建立群众支持（鉴于当前群众的情绪，苏维埃五年计划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即使这些措施……从客观角度证明是有害的。”但是，他继续写道：“官僚体系不知道政治渲染的必要口气，不幸的是，布鲁宁又是一个糟糕的宣传者，没有方向感或感染力。”

如果这样的语言对于一个自由派银行家是极为刺耳的话，那么，他第二天的日记则更加温和，甚至在语气中有官僚的味道。考虑到政府最新的财政提案，他抱怨政府犯的错“是那时德国政治中常见的错误，即只做绝对有必要的事情，只试图回避问题，而不是想要去创新”。为什么政府对高级公务员和初级公务员的工资不实行削减20%和6%的措施，而是分别削减了25%和10%？正如他3周后在写给岳父的信中说，他担心这些措施，加上从美国李·希金森银行取得的贷款，只能暂时缓解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贷款只是“过桥性质，只是再度把预算的亏空补上，但未能抓住问题的多个核心”。这似乎与他后来向帝国银行行长汉斯·卢瑟所作的“偏向凯恩斯主义的”建议有很大出入。总之，西格蒙德深知布鲁宁政府政策的弱点，他同时对德国社会日益渴望激进措施抱有同感，这种渴求不只存在于年轻的选民身上。正像他富有预言式地说的：“降低公务员薪水、从帝国预算中剔除失业保险金，只有当这些极不受欢迎的提案在12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时，才能决定议会体系能持续多久。”政府提出的措施无法在议会取得多数票通过，这迫使政府越来越频繁地依靠总统的权力。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有权以紧急令的形式颁布法律。

令人困惑的是，西格蒙德仍对从议会统治转向总统统治可能的后果保持极度自信，甚至是自满。他后来回忆说：

我以为危机将使政治体系相对不变，我肯定没想到变化到来的程度……我想象魏玛共和国将度过所有这些危机，那将是一个经过改革的共和国，与法国类似。我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但可能过于乐观。我没想到纳粹会完全胜利。

后来，他同样谴责魏玛晚期的政治人物，不只是布鲁宁。他后来把“布鲁宁时代”形容为“一批年轻领导人制造的半信半疑的妥协时代，他们作的决定既不出于国家团结的利益，又不为阻止糟糕的事情发生——结果是他们自己妥协了，更糟的是，他们对所坚信的整个事业妥协了”。他在1974年说道，魏玛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德国被“一群好意的庸人和懦弱的骗子所领导，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基于对事实冷静、清醒的评估，而是基于妄想，或者应该说基于胡思乱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自己也未能免于这时的激进方案的诱惑。他在私人日记里慨叹，他认为“德国资产阶层在智力上，更重要的是在性格上明显堕落”。“中产阶层过于温和，”他回忆道，话里充满矛盾，“他们不缺乏深刻的见解，也不缺乏敏锐的洞察，缺乏的是激进的意愿”：

不幸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相比而言有最激进的意愿，但却极度缺乏见解和洞察力。中产阶层和法西斯主义互补得这么好，但它们都挡住了对方的路！这是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悲剧，相对立的两极可以互补得如此充分，但很少能从它们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中迸发出权力的强劲火花。

如此辩证的分析很快就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德国的命运从总统统治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没有法律的独裁统治。沃伯格对老一辈人缺点的不满，致使他灾难性地低估了“激进的意愿”，而代表这种意愿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yqccmp5t80INstlbhLEXFl/OAP/WoxPd6mkjbKP9HL9yP/E7HNrahmVflHTGQk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