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革命

用西格蒙德·沃伯格惊人的话说，这是“第一次世界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在几乎60年后的一次访问中说道：“（曾）有许多革命，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世界，但是……第一次影响了世界1/2以上地区的革命始于1914年。”这是一次令他总感觉矛盾的革命。一方面，“它消灭了已经僵化的传统帝国，开始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它们从之前依靠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走出来。但同时，许多旧有秩序中牢固的结构被打破，随之而逝的是无限数量的机构和其他中心，它们曾经捍卫过自由”。

革命也许可以说是由疲惫的农民军自发发动的，并快速波及各个潦倒的工业城市。它的根本原因是战败和被剥夺。士气低落的军队完全解体，从俄国军队开始，出现兵变、临阵脱逃和大规模投降。军事上的失利反过来又给4个欧洲伟大王朝的执政合法性造成致命的危机，它们是罗门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其中两个王朝四分五裂，再未能合并。与此同时，超过4年的全面战事带来的苦难，在全世界的城市里，加速了暴乱、反抗和革命的发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世界各地产生共鸣，不仅波及柏林、布达佩斯、慕尼黑和维也纳，而且还远至格拉斯哥和西雅图，甚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各地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1918年11月，马克斯·沃伯格和小弟弗里茨与一个将被列宁点名的叫海因利希·劳芬贝格的人进行紧张的谈判，这个人在汉堡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经过艰难的谈判，他们才成功劝阻他不要取消城市已有的各项政府机制，不要在州债务偿还上违约。零星的暴力持续了数月，叛变者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带着武器、成群结队地在市中心游荡。温和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即便在效忠于它的军队到达后，汉堡仍旧是一个火药桶。1918～1923年，每年都有严重的政治性暴力事件爆发。

虽然不可能指望革命在寂静的巴德乌拉赫发生，但这些事件的重大特点，对这个16岁的少年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发生布尔什维克政变后，他开始读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家鲁道夫·希弗丁的书。“一般来说，我比我的同学要更加偏左。”他后来回忆：“我不同意我父亲和他家族的老派资本主义观点，更多地在人性和社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超越了政治问题。”但西格蒙德对（在斯图加特，后来在汉堡和柏林的）革命暴力看得越多，就越倾向于明显是防御性的自由主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实业家瓦特·莱德纳拥护自由主义，是战争和革命激励两人投身政治。作为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的领头羊，韦伯和莱德纳希望通过与温和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抑制革命。韦伯力图通过总统立宪保留资产阶级社会，而莱德纳力图通过平行的一套社团主义机制保留资本主义。1919年春，在有关立宪的国民议会选举前夕，西格蒙德在韦伯于海德堡的家中见到了他，他对主人近乎“疯狂的”辩论风格印象极深。（他后来在柏林见到莱德纳，莱德纳显得更冷静，但性格一样令人钦佩。）这位年轻人很快投入那年激烈的政治辩论中，辩论集中在德国的自由主义。德国新《宪法》应该有多少学美国的成分？税收系统应如何累进？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在那时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内心想找到一种方法的欲望，这种方法能使混合经济和新税制奏效，并将它们调整为一个可以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浩劫的经济。那时，对抗社会主义，我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沃伯格假设“一种……社会主义兼左派自由党联盟”将出现并继续生存。到1920年，他成为了民主党青年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并认真考虑从政。18岁时，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理想主义者，虽然他用现实的眼光寻找有影响的庇护人。

经济战略

参政是马克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选择。甚至在革命爆发前，德意志帝国政权就争取进行宪法改革，虽然改革姗姗来迟并且失败。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亲王马克斯请沃伯格出任财政部长一职，但被他拒绝。一个月后，亲王马克斯再次邀请，示意沃伯格做他的经济部长，甚至有意聘他作为德国唯一的代表参加和谈。沃伯格拒绝所有这些邀请的理由说明，他知道激进的右翼已经对他的处境构成威胁：“民主和社会民主目前的结合正在出现。”他写道：“但不应该被染成资本主义和犹太式的。”他后来回忆：“我了解德国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犹太财政部长。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将视我为资本主义的代表。”1917年，汉堡参议院选举，他以微弱劣势落败（显然在意料之外），未保住席位，这反映出在战争期间，反犹主义依然顽固。尽管被参议院提名为第一人选，他的提名遭到下议院否决。带着这个经历，他拒绝作为战后下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并从可能的德国人民党候选人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撤下，该党候选人是为了参加1920年举行的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这是前一年在魏玛（因此得名“魏玛共和国”）制定《宪法》后的第一次选举。然而，沃伯格愿意在幕后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缄默”是他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口号，虽然他苦恼于不得不保持低调。“啊，老天！”凡尔赛和谈后不久，他去信给妻子惊呼：“如果我不是犹太人，那我现在真可以大显身手！”

在马克斯·沃伯格的眼中，《宪法》改革是次要的。像他经常说的，根据停战协议，德国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主题”。因此，首要问题是合约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带着这种想法，他不但同意以德国财政代表团财务顾问的身份参加凡尔赛会议，而且还请他的生意伙伴、杰出的卡尔·梅尔基奥担任其中一位德国官方代表。马克斯和梅尔基奥对德国如何以弱者的处境向协约国施压有精明的想法，他们在凡尔赛提出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他们争论道，如果协约国没收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和商船，同时又施加开放式的赔款负担，将不可能使德国货币稳定。货币贬值的结果将导致德国出口的倾销，协约国的措施会造成社会动荡，将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德国。这些论据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作为战时英国财政部一名公职人员出席会议）的影响，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清晰可见。1919～1923年，马克斯·沃伯格和梅尔基奥不断地重申他们的立场，1921年规定的全部赔款为1 320亿马克，只有把赔款数额降下来，并允许德国在美国发债，德国货币才能稳定。那些年里，马克斯的重要性经常被历史学家低估，原因就是他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虽然他在德国国际立场的观点与莱德纳的观点相同点很多，但他强调德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施加财务杠杆的观点既有开创性，又具影响力 。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此外，他发扬了他在战时对国际机制的信奉：

这是未来50年的（主要）问题。如何设计各种国际经济协议，最终使种族和国界变得次等重要，并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使单个国家议会可以派代表参加“超级议会”，在那里，基本的全球问题可以以寻求一种比现在更有广泛共识的方式加以解决？……用这种（方式）……我希望我们将能够消灭私下斡旋、军国主义和海军至上主义……

反映马克斯愿景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是他对未来世界性银行的勾画，那种银行不受金本位制限制地管理国际信贷——这一想法还要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马克斯·沃伯格的战略有严重的瑕疵。他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作为修正主义的杠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德国货币政策宽松不但没有增加德国的出口，反而加速了进口）。货币贬值在延续1920年以后德国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也至少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虽然马克斯反对他的汉堡商界同行威廉·坤诺在1922年年底成为首相，但他支持坤诺用拖欠赔款的方法要法国摊牌的决定——此举直接导致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马克斯继续教条地抵制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直到1923年10月。尽管马克斯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但这些论据严重低估了一个彻底崩盘的货币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险。直到赔款被降低，德国才能有平衡的预算或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它鼓励了德国政治人物增加政府开支，却没有让他们认真地去尝试提高相应的税收。早期，历届魏玛政府欣然把德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赔款，在政府开支上惊人的草率，它们印发越来越多的钞票为日益扩大的赤字埋单。马克斯希望，即将到来的混乱会导致对《凡尔赛和约》进行重大修改，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德国在外交上的收益微乎其微，而由适度进入滞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成本远远更高。

这些失算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经济和政治的区别，它是马克斯·沃伯格的思想核心。“目前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政治灾难。”他在1921年年初写道：“这表明，未来需要将经济政策与纯粹的政治分离。”他认为，经济力量对德国有利，但被政治人物的优柔寡断和无能所羁绊。虽然沃伯格在1918年不是一个民主派，但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的保守主义”（他倾向后者）可以与魏玛体系真心地达成协议。当他在凡尔赛代表德国提条件时，他明确坚持“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建立帝国和各个联邦州（并）……创造一个依照宪法办事的议会”。这位所谓“德皇身边的犹太人”在君主交接时也没有显露出太多悔意。首任社会党首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显然相比威廉二世来说是一位更亲和的国家领导人，马克斯在战争期间与他结识。马克斯对政治反应不屑一顾，并认为1920年极保守的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武力暴动流产是“愚蠢的”。但他对经济学原理的信念意味着，他对魏玛共和国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他对1919年煤炭行业国有化的提议持怀疑态度：“为了把工人和职工的要求降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程度，也许有必要请（他们的）代表看一眼账目……当然，国有化不能阻碍实干精神。”很明显，当历任魏玛政府试图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可能阻碍这种精神时，他对此大加批评：

受传统西方和现代东方世界观的夹击，我们的使命是为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找到正确的基础（他在1920年10月写道）。但今天实验议会制度，明天实验社会主义化，同时又通过税收搞去资本主义化，没人可以以这种方式成功。

马克斯逐渐并毫无根据地相信，魏玛体系在社会政策上造成的公共开支不但浪费，而且对经济不利，这意味着，整个20世纪20年代，沃伯格都在考虑进行宪法改革，旨在限制议会对经济的影响。1919年，他短暂地考虑帝国实行全面中央集权，限制联邦各州过度支出。1923年8月，他和实业家雨果·斯坦尼斯讨论了“财政指挥部”的可能性——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在财政上有专政权——目的是“在货币供应上去政治化，以使经济（可以）运行，独立于当前的国家形式和掌权者”。“这种形式的议会制度，”他3个月后评价：“在艰难时期不是正确的办法。”总之，马克斯接受魏玛自由的核心，但他把经济放在首位的思想，使他批评魏玛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福利元素，并使他愿意支持宪法改革。这低估了一场更激进的宪法改革所带来的危险，那样的改革也许不但会葬送议会制度，而且会使独裁乘虚而入，独裁的目的是将经济置于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目标之下。

进入家族企业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叔叔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幕后影响力，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使他有预见性地决定离开乌亨费尔斯，并加入汉堡的家族企业。当然，正是这个决定使西格蒙德走上了当银行家的道路。不过，要知道他最初的想法是从政。没有比为马克斯·沃伯格做事作为从政的起点更好的了。马克斯实际是“履行”《凡尔赛和约》这个措辞带误导性政策的幕后金融操纵者。西格蒙德后来回忆，自己“主要的理想”是：

进入政界，无论台前还是幕后。很多老一辈人普遍认为，进入政界并不与其他行为相斥，反而会融合得更好，比如律师行业、实业家、银行家或学者……我1920年毕业后随即进入商界，我认为此举只是我从政的垫脚石。

去汉堡有另外一个也许更紧迫的理由：经济上必须这么做。要知道通货膨胀对所有德国家庭的打击并非相同。相对来说，工薪阶层受益，因为通胀政策使德国就业维持在虚高的水平。他们受租金控制的保护，而且更能通过集体行动取得加薪。商人也可以保护自己，或是通过投资实实在在的资产，或者投资坚挺的货币。因此，M·M·沃伯格公司在通货膨胀的那些年里业绩相对还好，虽然该银行在1924年年底的资产比战前缩水了大约28%，和许多其他汉堡公司相比，这样的结果相对不错。而真正的输家是那些依靠工资或存款收入的资产阶级家庭。马克斯·沃伯格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真切地感知到社会上正发生的一切：“期刊、学术性的结社、各种文化活动……不得不被放弃……孩子们不能按以前理所当然的标准接受教育。人们不得不变卖豪华住宅和传家宝。我们正目睹一种不引人注意的贫困……”这一过程的受害者包括西格蒙德的父母。当乔治斯在1923年10月去世时，正是滞胀的最高峰，他深陷财务危机，像西格蒙德的小姑父奥托·考拉一样，后者的存款损失殆尽。西格蒙德也许萌生去大学深造的念头，但时局困境使他的任何学术抱负成为泡影。他后来这样说：“我积极地受雇于银行业，因为我必须挣钱养家。”事实上，解决他从父亲那接手的经济问题，耗费了他至少10年的时间。所以，害怕另一次高通胀的想法伴随他的一生，同样跟随他的是，他相信通货膨胀根本上是政治现象，原因是“政府没有勇气降低开支或增加税收”。他后来表示，德国的滞胀是“一次政治灾难的经济后果”。他后来这样总结他历经痛苦才学到的教训：“在可被观察到的经济史中，控制不当的政府开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西格蒙德·沃伯格加入M·M·沃伯格公司是他的叔叔马克斯的意思，当西格蒙德的父母在1920年6月访问汉堡时，马克斯向他们作出这个提议。虽然西格蒙德对叔叔的“力邀”表示惊讶，但他立即接受了。“这……对我而言很清楚，”他这样写给他这位行善的亲戚，明显很激动，“我无法拒绝，但我必须而且能自觉、自信地说我接受”：

如果有一件特别的事让我最近感到上学很乏味，那就是我内心越来越有股冲动，想做一些真正的事情，一些超越个体范围之外的事情。对我而言，有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的决定自然需要我父母的同意。但那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事业背负着太多的家族传统，涉及太多的至亲，比如您、艾比叔叔和弗里茨叔叔。

他的叔叔回信道：“世界局势如此不明朗”，让西格蒙德在家族企业可靠和经过考验的环境里工作至少两年是合理的。他总是可以选择做学问或管理乌亨费尔斯的家产。

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汉堡是一个令人刺激的地方，而战时的巴德乌拉赫却使人昏昏欲睡。这位年轻的施瓦本人，不打算让银行家学徒的职责阻碍他享受大城市的生活。他在汉堡大学听讲座，他继续参加民主党，与像厄恩斯特·科切塔勒和阿诺德·伯格斯特拉瑟这样志同道合的年轻自由派成为朋友，前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与瓦特·莱德纳走得近；后者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眷顾。“我们谈论政治。”他后来回忆说：“而且讨论哲学以及世界观，我们的谈话经常持续到深夜。”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成员，他周末进行长途徒步旅行，有时从黄昏到黎明一直在漫步或闲谈。同时，他为“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上大学争取建立奖学金。他利用每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去各个剧院看戏，尤其满足于欣赏马克斯·莱因哈特富有创新力的制作。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一样，他似乎也享受这新鲜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那个时代如此鲜明的特征。“有很多痛苦的时刻。”他回忆道：“但也有快乐和狂喜的时刻。”他终生的朋友、超级投机者雨果·斯坦尼斯的儿子埃德蒙·斯坦尼斯记得，西格蒙德曾和维也纳女演员艾达·罗兰有染，后者将嫁给泛欧运动创始人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另一次在维也纳“有选择的靠近”是和一位远亲伊丽莎白·希夫，她更朴素的妹妹西奥多拉后来向他介绍了笔迹学艺术。那时，西格蒙德年轻、帅气、衣冠楚楚。作为德国第二大城市最成功的投资银行得宠的雇员，他不缺钱。如果说任何人能在魏玛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享受昙花一现的欢愉，那只有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果有一个时代让沃伯格严格的清教主义教养屈服于肉体的诱惑，那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那时所有的价值——不只是货币价值——都在下滑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和企业成为主宰。这也许对西格蒙德·沃伯格是一个意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从小接受的观点是瞧不起他汉堡的亲戚们，并一心从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卡尔·梅尔基奥对他强大的影响力。梅尔基奥沉稳、聪明、细致，并且极度敏感，他在M·M·沃伯格公司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另一个自我，他的镇定制衡了这位高级合伙人的热情奔放。梅尔基奥给年轻的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印象是有着双重灵魂。可以肯定的是，西格蒙德最初因梅尔基奥矜持的权威气场而敬畏他：

不过很快，在这些权威特征的背后显露出对人性的理解和内心的平静，这坚定地鼓励（我）当着卡尔·梅尔基奥的面说话，并频繁向他求教。多年来在很多次对话中，卡尔·梅尔基奥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谦逊、尊重事实，以及客观的态度……他通过艰难的内心挣扎，充满激情地努力实现他所保持的最高形式的客观。它包括不断教育自己，某种程度上几乎是自虐，目标是克服他本能的主观，（同时）又不压抑自己强烈的感情。实例比劝说更有效。卡尔·梅尔基奥在客观（和）节制方面做出的榜样，对所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是持久的激励。和（这种）客观很自然地结合的，是他的公正感，这也许是他这个人最大的动力。他通常是矜持的，他不可能一言不发地接受不公正的言行。正义对他不是一件形式上的事情，而是关乎寻求真理，这恰好符合一句法国箴言：即，“公正是追求真理的行动”。

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遇见梅尔基奥时，这些品质在许多方面同样打动了他。凯恩斯几乎被梅尔基奥所吸引。但对西格蒙德来说，梅尔基奥则是楷模。后者证明了，从小接受严格的完美主义教育，可以被很好地应用在顶级金融领域。

沃伯格做银行学徒时，另一个对他有强烈影响的是马克斯·沃伯格的弟弟保罗。虽然保罗娶尼娜·洛布7年后，直到1902年才成为美国公民，但他在建立联邦储备系统中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并作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的创始成员，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智囊。本杰明·斯特朗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直到他过早地于1928年去世。据他说，联邦储备系统是保罗·沃伯格的“孩子”，虽然他原来的计划（大体效仿德国的系统）不得不被大幅修改，以通过谨慎国会的审查。该系统为应对19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而建立，那场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系统中唯一的最后贷款人是J·P·摩根。但是，美国在1917年参战后，反德情绪使威尔逊在续聘保罗于美联储的任职问题上含糊其辞，并迫使威尔逊辞职。更不利的是，雅各布·希夫，这位库恩–洛布公司的高级合伙人，被支持美国干预战争的人指出是亲德派，他亲英的同事奥托·卡恩不得不努力抹掉这一诋毁。战后，保罗·沃伯格也不掩饰他对出生地的同情。他是1919年10月签署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家备忘录的幕后推手，这份备忘录号召对《凡尔赛和约》的金融条款进行评估。虽然他坚称，他在帮助“形成一个纯美国式的观点”，但显然，他的同情是在他二哥马克斯身上，他倾向于认同马克斯在国内外事务上的观点，故同情德国。

对于西格蒙德，50岁的保罗·沃伯格似乎在沃伯格家族同辈人中是“游离在外”的那一个，他们在战后第一次见面。这个年轻人惊叹于他对德国文学的驾驭，这个主题主导了他们的第一次对话。他还对保罗·沃伯格在大西洋两岸的生活和身份感到好奇。后者是汉堡M·M·沃伯格公司和纽约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又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承兑银行的创始人，该银行是首家真正国际化的金融机构之一，其创始股东（除了保罗担任合伙人的上述两家银行）包括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一些领先的投资银行。建立联邦储备系统，他将德国联邦中央银行的模式引入美国；建立国际承兑银行，他力图将基于承兑汇票的欧洲投资银行模式引入美国。最后，西格蒙德被他叔叔那谨慎，甚至悲观的性情触动，这和马克斯·沃伯格不知疲倦的乐观截然相反。他把保罗和马克斯的关系比做托尼奥，和他朋友汉斯·汉森的关系，后二人出自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克律格理智，有文学气息；汉森健硕、好动。西格蒙德后来这样回忆保罗·沃伯格：

他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他的悲剧是他从不执行良好的直觉。1921年，他已经警告二哥马克斯，汉堡的企业不应再按有限责任合伙制经营，但马克斯·沃伯格没有留意这条好建议，马克斯巨大的魅力战胜了保罗更好的直觉。保罗认为马克斯在困难时期太过乐观和冒进。

这些预感被证明太有预见性了。

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想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在视角和运营模式上都要做到国际化。罗斯柴尔德家族巅峰时，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都有分支机构。沃伯格家族在20世纪初要求扮演类似的角色，但却以汉堡和纽约作为大本营。这种自命不凡，可能会被认为，沃伯格家族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到20世纪20年代，时局已经很明显，像N·M·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和M·M·沃伯格公司这样相对小型的家族控制的企业，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经营——最明显的就是安排特别银团形式的国际贷款。在更普通的层面上，像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样的银行家族可以在教育和培训未来潜在合伙人上合作。因此，1926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被派往英格兰继续他的学徒期，并在罗斯柴尔德伦敦分支所在地圣瑞辛巷新场，学习金融城与众不同的经营方式。这是他首次访问大不列颠，在此之前，作为初级职员，他只有过一次到国外出差的机会（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

鉴于在10年内，西格蒙德将定居英格兰，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良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进入新场所在的受人崇敬的区域以前，他在剑桥大学待了寒冷的6个月，他在那里听各种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C·W·吉尔博的讲座，他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甥，马歇尔参与了《经济学原理》的编写；还有C·W·奥格登的讲座，他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翻译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的《逻辑哲学论》。由于受到梅尔基奥的眷顾，西格蒙德得以与凯恩斯会面，现在凯恩斯已经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媒体评论员，就当今经济政策问题在英国媒体上撰文，从不可能收回惩罚德国的赔款，到英国又回到金本位制的愚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他年轻的德国访客留下好印象，西格蒙德发现他狼狈得“放荡不羁”。凯恩斯绝对不像西格蒙德遇见过的德国教授那样：

那是上午11点后，他穿了一双红色拖鞋接见我，对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听说过他是一位伟大的人，但我们第一次会面，我根本不喜欢他。他有点女人气、有些不敬。在我看来，他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处理严肃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英式混搭——对学术的怀疑，结合了……用最高的标准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他可以察觉到人们思想过程中最轻微的失误，他可以用几乎虐待的程度摧毁他们的论据，不管这些论据可能是好意。

西格蒙德对N·M·罗斯柴尔德公司里的君子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反应不太积极。罗斯柴尔德在伦敦的分支曾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但到20世纪20年代，它更接近于一间绅士俱乐部而不是银行。一名高级职员很少在中午前上班，然后，他在下午1点钟去吃午饭，2点30分又回家了。罗纳德·佩林“很少在上午10点30分前到，总指望周末两天的空闲时间”。西格蒙德的同事似乎是从P·G·伍德豪斯的小说里走出来似的。“瞧，我的孩子。”有人这样对他说：“这是伦敦最好的俱乐部。我们真应该缴会费，而不是领工资。”这位好似清教徒的德国访客惊呆了。尽管处于初级职位，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被交给为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安排发行83.5万英镑债券的大部分工作。“我对那家公司的第一印象是，”沃伯格后来评价道：“与汉堡的工作方式相比，这里懒散、随意，甚至邋遢。”到他离开英格兰时，西格蒙德开始怀疑，“不列颠帝国已完全走过它的鼎盛时期，英国人独有的政治技巧已严重退化”。在英国期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事实上是另一个德国人：一个来自莱因兰的有抱负的年轻银行家，他叫赫尔曼·约瑟夫·艾比斯。

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欧洲大陆不久，于1926年11月8日结束了单身生活，那年他24岁。他娶了瑞典姑娘伊娃·玛丽亚·菲利普森为妻，她是瑞典商业银行负责人莫瑞茨·菲利普森的女儿。有超过170位宾客参加这场豪华婚礼，婚宴有8道菜，包括最好的蒙地卡罗比目鱼和蒙特默伦西鹿鞍肉，佐以1919年的波罗杰香槟和1916年的木桐–罗斯柴尔德酒庄的红酒，婚礼还有瑞典民歌、施特劳斯圆舞曲和歌剧《蝴蝶夫人》的片段助兴。幸运的是，这对夫妻确实比平克顿和蝴蝶夫人更幸福。

“遗憾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曾说：“多少特别优秀的男人都有歇斯底里的太太。”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在西格蒙德的一生里，伊娃·沃伯格不但是爱，而且是感情稳定和理智的源泉。他喜欢收集格言，其中两句话是：“爱上某人，并得到对方的爱，不为别的原因，只因此人。这太罕见了，当它发生时，简直就像奇迹……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它是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以21世纪初的标准看，他们的关系当然在诸多方面不平等。他比她受过更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第一次跨大西洋之旅期间，她请他教她哲学。他忙工作、出公差，经常长时间不在家，而她总是做琐碎的家务活。一度，她甚至学打字，希望能在商旅中陪伴他（如果她有试过的话，那也是很短暂的尝试）。她的丈夫花心，自己承认至少有一次出轨，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苏联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1930年11月，他们的女儿安娜出生后，伊娃被诊断出乳腺癌，必须做乳房切除手术，这几乎肯定影响西格蒙德和伊娃的性关系。但把伊娃想成某种逆来顺受的附属品，也是一个错误。正像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表述的那样：“两个人在婚姻中最难的是，他们必须持续努力，去平衡独立和互相依靠（这些用在个人关系上的词语，现在被用在国际关系中很恰当）。”他和伊娃的关系绝不是无条件的主宰，伊娃能够通过威胁离开西格蒙德，迫使他了结他和丹尼洛娃的关系。因为到现在，尽管他婚姻出轨，但他在其他很多方面逐渐依赖他妻子。他们的儿子回忆说：

在感情和现实层面，管理她丈夫的生活不能没有她（幸运的是，她全身心投入）。他把公务带回家处理，并和她讨论，在他很多棘手的非家庭决策上，她发挥了作用。对于一个从未学过驾车、从未煮过鸡蛋或换过灯泡的男人……伊娃负责有效地管理他的家庭生活，并负责办公室之外不受欢迎的任务。她有强烈的审美感，并把家里上上下下布置得大方舒适，让他陶醉其中。她的天性乐观帮助他抵消了忧郁的倾向……但除了这些，对于像西格蒙德这样情绪波动的情种，更镇静并在某些方面更具世俗智慧的伊娃则是重要的制衡。她常试图阻止他不要激动地“爱上”他遇见的人（当然不总是成功），而丈夫显然看重妻子对人性清醒、灵敏的判断（通常比他的判断更苛刻）。

从一开始，在宗教问题上，这两个人的婚姻是平等的。虽然菲利普森家族原来是叫杰里迈亚斯的犹太家庭，但伊娃从小信仰新教，事实上，新娘和新郎的曾曾曾祖父都是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在她和西格蒙德私密的婚礼仪式上，犹太教士和新教牧师均在场。西格蒙德这样向岳父解释：“我们完全自觉地想同时以新教和犹太教精神，构筑我们的婚姻生活，并抚养我们的孩子信仰两种宗教。”夫妻俩同意，“鉴于他们姓氏的特点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他们的孩子将被要求接受犹太教信仰。这需要伊娃改信犹太教，她后来也这么做了。为了婚礼，西格蒙德尽其所能地找到一位自由派犹太教士，这位教士愿意为他们的婚礼赐福，不在乎，也不会提及她信奉的基督教。

1937年，那是对所有犹太人都危急的时刻，两人结婚时更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时刻。那年，西格蒙德写信给伊娃，这封信只能在他去世时才能打开。信中，他深情地宣布对她的爱：

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所有时光里，我都深爱着你，一个人可以爱另一个人有多深，我就爱你有多深。对于性格如此强烈的人来说，夫妻俩怄气在所难免，我们的爱也偶尔会被乌云遮挡，但它总能以新的力量拨云见日。回首往事，我欣慰地说：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一段精彩时光，共同分享生命，分享爱情，那是多么美好的感觉。

西格蒙德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他很快和岳父形成了牢固的友谊，岳父似乎填补了他青年时期缺少的那种世俗的父亲的角色。菲利普森是一个顽固的商人，他是斯德哥尔摩商界的支柱，他娶了路德会教友英格丽德·霍恩格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西格蒙德和伊娃的婚姻。菲利普森比较现实、易怒，并喜欢抽雪茄，他逐渐代替马克斯·沃伯格成为这位年轻银行家的导师。值得注意的是，西格蒙德在给莫瑞茨所有的信中均以“亲爱的父亲”开篇。“您确实令人开心。”他在1927年写道：“……您给予我真正家长式的关心和理解……上次聚会，您给予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十分欣喜。这些建议总是一针见血，几乎不会在这冰冷的世界里遇到，甚至不会从最近、最亲的人那里获得。”

1927年5月，西格蒙德和伊娃·沃伯格离开汉堡前往美国，他在那里继续接受金融培训。沃伯格并没有立刻在库恩–洛布公司上班，他选择去波士顿的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学习美国会计原理。他和伊娃离开他的纽约亲戚们在上东区的豪华住所，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租下一套朴素的公寓。他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5点，而她负责料理家务（这肯定是她此生第一次周围没有一帮仆人）。1927年9月，就是在这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乔治降生。总之，他们尽力去迎合对美国中产阶层新婚夫妻的看法。

像无数在他之前到来的欧洲人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努力通过与欧洲的比较和对照了解美国。通常，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些看不起。美国人非常相似，他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一致”。“在这里，”他在给一位汉堡友人的信中写道：“你不太可能指望有洞察力的理解。”人们友好却浅薄。他们“花很长时间认真谈论高尔夫”就表明了这一点，沃伯格一生对高尔夫都很反感。当然，美国人被“一股特别强烈的能量和生气”所支配。他们的生活节奏更快（比伦敦快多了），社会交往更“民主”，也有“特别普遍的相互善意和极大的社会活力”。但这里：

缺乏欧洲人引以为荣的某种智力上的洞察力。命运使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容易将烦恼和痛苦置于千里之外，但必须承认，美国人比欧洲人自觉、从容地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美国人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得到的欢乐中，而欧洲人把需要煞费苦心得到的欢乐看得最有价值。

他还察觉出美国人对批评有些过于敏感，这是他在伦敦没有遇到过的。但是，随着沃伯格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生活，他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工作上，他尤其对美国会计更高的效率有所触动，会计是美国商业操作中显著标准化的一个功能。资产负债表必须按照严格规定的模板出具。他一边比较美国体系和欧洲体系，一边开始想，是否前者事实上是后者迟早必须采用的模式。在波士顿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了经济的未来，而且它似乎奏效。美国经济显得如此有活力，他不得不将其与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高点进行比较。美国人最初让他感到缺乏城府，但也许，那就是在美国宏伟创业精神的“必要的一面”。

在某些方面，似乎我必须将美国现在这个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对比。两个时代都有大量躁动的能量，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能量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方向，而在当代的美国，它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和科技方向上。两个时代过去和现在都伴随着很多怀疑……不公正和粗糙的事物，两个时代曾经和现在都产生了一批冷峻、硬朗的面孔。

当西格蒙德和伊娃搬到纽约后，他迅速意识到的问题是，这次经济上的“文艺复兴”似乎把在美国的沃伯格家族抛到了后面。

正像我们看到的，当战争 结束，西格蒙德就和叔叔保罗·沃伯格在德国会面，他对保罗相当崇敬。他也有感于保罗的弟弟费利克斯和他精力充沛的妻子弗丽达给予他们的热情和欢迎。但不久，他开始发现，许多亲戚的合群好客“对我们的生活更是一种阻碍，而不是帮助”。他们在第五大道上的多处宫殿，装饰着伦勃朗的画，对他来说那都是暴发户的住所。西格蒙德可能没想到，他和美国沃伯格家族的下一代在一起时感到不自在。他们有些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所有人似乎更热衷于高尔夫和跑车，而非文学或经商。在他的脑海里，他们出奇地符合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白人纨绔子弟的模式，F·斯柯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里已经对这种人进行了带有矛盾看法的描写。甚至亲戚们庆祝圣诞节的热情，都让他觉得好笑。总之，他们似乎已过分地成为美国人，就像沃伯格家族上一辈过分地成为德国人。财富取代高贵作为势利的基础，美式橄榄球取代击剑作为智力活动的替代品。他这样向岳父倾诉道：“在我的许多美国熟人当中，我自己的族人使我最不高兴，但除了保罗·沃伯格以外……他们整个圈子，在精神和人性方面如此令人乏味、空虚，在金钱上令人窒息……”这个问题在社会层面已经够糟了，但对库恩–洛布公司的未来有可能却是灾难性的。

当西格蒙德·沃伯格到达纽约时，库恩–洛布公司仍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之一。然而，它重点依靠为美国铁路网络的需求提供服务，这一行业已经度过其扩张的高峰期。诚然，库恩–洛布在美国长途铁路的所有持股接近60%，公司还可以依赖大量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诚然，公司有一批大型工业客户，如美国冶炼和美国橡胶。但莫蒂默·希夫似乎对多元经营不感兴趣，1920年他的父亲雅各布去世后，他在银行的5位合伙人中占主导地位。西格蒙德无法做到让他对为新一代公用事业提供融资感兴趣，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活力的经济行业之一。希夫也不考虑重建该行在海外的业务，因为他恐俄的父亲雅各布拒绝为协约国对德作战提供融资，这使该行海外业务在战争期间瓦解，将机会让给了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今天依然是一颗光芒耀眼的星星。”沃伯格在一封给岳父的密信中报告：“但我担心，这颗星星正在快速地失去光泽。各合伙人……不是以清醒、有效率的企业家精神做决策，而是以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做决策。”“公司经常忽视员工并对他们管理不当，已到达令人吃惊的地步，再加上公司内外对争吵有极高的热情”，这让他倍加受挫。事实上，他逐渐认为，这家银行实际上由“文员们管理，尽管公司有多位合伙人”。库恩–洛布绝对还没有终结，相反，它庞大的资本、它在纽约的地位和与美国工业的联系，赋予它“巨大、未开发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更进取的领导力，上述这些优势终将被浪费。重振库恩–洛布的愿景多年来诱惑着西格蒙德。早在1928年，他就有这种想法。

最初，西格蒙德对国际承兑银行印象更深刻。毕竟，它是他的叔叔保罗创立的。然而，现在掌管国际承兑银行的大权落在西格蒙德堂哥詹姆士（“吉米”）和他“一群半傻的哈佛社团混人”手里。吉米给西格蒙德的印象是“令人害怕的吓唬人的高手，更是一个辩论能手，而不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管人们在哪里认识他，他都极不受欢迎”。马克斯·沃伯格指示西格蒙德，要培养与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的良好关系，但此事远没有那么容易。西格蒙德试图向他的叔叔解释，莫蒂·希夫和保罗·沃伯格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前者，在他对外国业务感兴趣的范围内，对汉堡沃伯格家族没有强烈的忠诚感。到1928年，他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有更多的生意往来。相反，保罗·沃伯格意图使国际承兑银行成为跨大西洋业务的管道，将库恩–洛布、M·M·沃伯格和其他持股银行永久地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对峙，不是保罗的风格，但他的儿子吉米似乎愿意与希夫摊牌。西格蒙德·沃伯格警告叔叔马克斯，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之间存在“窃窃私语、夸大其词和不信任感”，但警告是徒劳的。到1928年中，他偕妻子和儿子返回德国时，他早期对美国经济可能性的速度和规模的热情，正在让位于对跨大西洋金融，尤其是家族关系的一种更清醒的悲观情绪。

在10年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经历了革命和搬迁。在德国，他瞥见了一个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未来，他希望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在美国，一个重整旗鼓的库恩–洛布的经济未来在他眼前闪过，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将实现业务现代化。令人好奇的是，后一个愿景使他重新审视前一个愿景。在德国爆发革命时，他向友人厄恩斯特·科切塔勒解释说，很明显，年青一辈比老一辈知道得更充分。直到现在，西格蒙德“总是对如今的老一辈有很强的敌对情绪，他们的根扎在战前那个年代，他们接触的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是虚弱的，但我在年青一辈身上看到了对组织强烈的、也许不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渴望”。但那只是在欧洲。相反，在美国，两代人的关系又截然不同。

（美国的）老一辈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像在欧洲一样）基于自由的功利主义，以一层薄薄的理想主义作外衣，而欧洲人讲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被译成“人人机会均等”。美国的年青一辈甚至对他们的父辈没有反应，有的只是完全的空虚……我曾听过一句格言，大意是：“没有点燃革命之火的一代是无用的一代”……我认为，很少有一个群体，像当今美国年青一代这样，有如此多平庸的心和思想，有如此多的俗人。

出于这个原因，西格蒙德带着一种预感离开美国，那是一种担心，担心“灾难性的事件”迟早会降临在茫然若失的美国年青一代身上。那是1928年1月。他又怎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 iSq/RYcTrZoknjMtRKZOIbTM6gVALSBlzHKvUbc5KtRGEuyMrrvHPzgsTN9vWf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