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纽带

1933年，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一卷出版，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关“爱与恨、赐福与诅咒、兄弟相煎与父辈哀痛、荣耀与忏悔，以及人生起落”的故事。一个名叫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年轻德国银行家很早就欣赏这部作品，他是在从汉堡到伦敦的行船过程中拜读此书的——这趟流亡之旅与曼本人在同年晚些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区别。曾有人说，沃伯格对他自己家族和约瑟夫家族的相似之处深感触动，他在约瑟夫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两家的背景不尽相同。不同于约瑟夫，西格蒙德·沃伯格没有亲兄弟；他的流亡也不是家人所致——而是由于一个势必要驱逐，并最终杀戮所有雅各布后代的政权造成的。不过，即便是扫一眼沃伯格的家谱，也能看出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们两家有相似之处。

像《创世记》里的亚伯拉罕一样，西格蒙德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沃伯格 娶了萨拉·沃伯格，并生了两个儿子。像雅各布和以扫一样，两个儿子的关系不太好。一位曾孙被告知，虔诚的老西格蒙德和世俗的莫里茨争吵，“每天都会发生”。“一周两人定期争吵一两次，整条费迪南德街都可以听见。”家族的银行就位于汉堡的这条街上。就像《圣经》里的情节一样，他们的下一代也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1864年，莫里茨·沃伯格娶夏洛特·奥本海姆为妻，后者除了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外，还生了五个儿子：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M）、马克斯、保罗、费利克斯和弗里茨。这五个兄弟——尤其是自信、极具魅力的马克斯——将主宰这个家族和他们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另一支却相形见绌。1889年，老西格蒙德死后，他的遗孀带着她最小的两个女儿埃尔莎和莉莉离开汉堡来到法国地中海沿岸。虽然她们的大哥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S）成为家族企业的合伙人，但二哥乔治斯被认为精神衰弱 ，以至于被规劝干脆离开汉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斯的儿子西格蒙德没有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生在汉堡繁荣的商业中心，而是生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德国南部乡下。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他的成长环境与他在汉堡的亲戚们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对西格蒙德如此重要的原因。虽然没有像《圣经》里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之间那样的暴力对抗，但西格蒙德总能意识到，在他和他在汉堡的堂兄弟们之间必然有着难以逾越的分歧。

当然，自相残杀式的斗争是永恒和普世的主题。《圣经》里迦得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珍贵得宠的弟弟约瑟夫的仇恨，约瑟夫和他的弟弟便雅悯之间强烈的感情，雅各布第一个儿子流便矛盾的心情，兄弟间的暴力冲突与最终和解——在这些关系中，至少有些和大多数大家族的经历类似。不过，出于各种原因，这样的主题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共鸣，尤其在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层身上。首先，这一时期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普通家庭成员的数量急速下降。直到1910年，超过40%的德国家庭在5人以上（包括家长），10%的家庭仍在8人以上。但到1930年，4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不到1/5；2个孩子以下的家庭从29%上升至65%。仅仅30年的时间，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从多数人的经历变成了少数人的经历。与此同时，19世纪晚期营养和公众健康得到改善，生在那个时期的一代人享受到这种改善带来的好处。男性寿命从35岁增加到平均55岁。1893年后的20年里，汉堡的死亡率从平均每家25%～35%，下降到15%～20%。富人尤其可能享受更长的生命。婴儿死亡率、斑疹伤寒和肺炎的发病率，在阿尔斯特湖西侧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和鹿特鲍姆区较低，像沃伯格家族这样的富裕家庭往往会住在那里。1892年霍乱肆虐时，高收入（1万马克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是那些收入少于1 000马克人群死亡率的1/6。艾比·M在6岁时患伤寒，侥幸存活，他的母亲夏洛特第二年也经历了一场同样严重的大病。马克斯·沃伯格在霍乱期间留在汉堡，他有充分的理由确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免疫力”。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奥尔加死于分娩。这些兄弟中，艾比·M活到63岁，马克斯活到79岁，保罗活到64岁，费利克斯活到66岁，弗里茨活到83岁。总而言之，他们那代人人数既多、寿命又长，实属异常。作为独子，生于1902年的西格蒙德在诸多方面都属于另一个时代。

像沃伯格这样庞大而且富有的家族——艾比·M 在作品中自觉地流露出——可以把他们自己比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他们是以朝代的观点想问题，他们的基因可追溯至16世纪，他们的业务可上溯至17世纪40年代，那时他们的祖先——当换钱人的雅各布·塞缪尔从沃伯格镇移居至汉堡。多年来，沃伯格家族开发出一套家族组织形式，其核心原则是，无论家族成员多寡，无论对家族成员的个人偏好如何，一部分男性家族成员总要把他们继承的财富合并在一起，将它视为家族企业的资本金。兄弟间以合伙制经营家族企业，这更加深了和谐的兄弟关系——这一传统追溯至雅各布·塞缪尔（卒于1668年）的三个儿子，延续至塞缪尔·摩西（卒于1759年）的四个儿子，再到冈普里希·马库斯的两个儿子，到他的弟弟伊莱亚斯·塞缪尔和伊莱亚斯的孙子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正像冈普里希·马库斯在给两个儿子摩西和格尔森·马库斯的遗嘱中郑重敦促的那样，重要的是他们要“保持兄弟间的和平、团结与合作”。当两人起草一份正式的合伙协议时，他们强调这条兄弟纽带的重要性：“我们两兄弟希望彼此说话算数，不要求一方向另一方以某种形式发誓”。一代人以后，老西格蒙德和莫里茨兄弟之间的关系，同样被一份详尽的契约所规定，该契约由他们强势的母亲萨拉制定。所以，夏洛特·沃伯格努力向她的5个儿子灌输一种兄弟和睦感就不足为奇了。当马克斯、保罗和费利克斯在5～9岁时，他们被要求在阅读和写作上互相帮助。在马克斯书桌内，夏洛特刻了《圣经·诗篇133》的开篇几句：“看，兄弟和睦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兄弟阋墙的风险因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避。塞缪尔·摩西·沃伯格的儿子们，一个搬到毗邻的阿尔托纳，另一个迁到伦敦，留下年轻的弟弟们接掌他们父亲的生意。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后来定居瑞典。当保罗和费利克斯·沃伯格移民美国时，这一模式在20世纪初期还在重复。如此的分布，为在其他战略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建立家族分支提供了额外优势。

强调兄弟纽带的一个结果是，资产阶级家长这一传统人物没有多少空间。权力在每代人中分配，老一代人所要做的就是确保与下一代人平稳过渡 。一个人主宰家族银行的唯一时期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是母系家长萨拉。这段短暂的时间说明维持家族和企业延续第二个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即，在商界内联姻。格尔森和摩西·马库斯兄弟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首选的方案是让后者的女儿萨拉嫁给他们的堂兄塞缪尔·伊莱亚斯的儿子亚伯拉罕——这种同族通婚的形式在19世纪商业家族中较为普遍。更多联姻在下一代成为可能：萨拉的女儿罗莎嫁给保罗·希夫，他后来成为维也纳信贷的一名董事，罗莎哥哥西格蒙德的新娘泰奥菲·罗森堡是俄国金茨堡家族的亲戚，罗莎和西格蒙德的弟媳夏洛特·奥本海姆是法兰克福奥本海姆家族和戈德施密特家族联姻的产物。身体不好的乔治斯·沃伯格与考拉家族的一员结婚，继续着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莉莉嫁给了奥托·考拉。考拉家族事实上比沃伯格家族更显赫，它在沃伯格家族于汉堡起家前早已崛起于德国南部。当儿子结婚时，这样的联姻带来诸如嫁妆和商业关系等好处，但当女儿出嫁时，联姻可能也带来沉重的负担。

莫里茨和夏洛特·沃伯格的5个儿子在履行兄弟和睦的家族理想上做得如何呢？5个兄弟在脾气秉性上非常不同，他们各自对立且特点鲜明的座右铭表明了这一点 ，但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紧密的情感联系，尤其在马克斯和保罗之间。弟弟们对大哥艾比·M的情绪不稳定和有时的强词夺理，似乎有着无限宽容，同时，兄长们和不太英俊、不太自信的小弟弗里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怜悯的关系。然而，像过去一样，持续的和谐依靠令人满意的责任分工，在这里离心倾向初露端倪。艾比·M在13岁时决心放弃进入家族企业的机会，转而选择追求他对艺术史的热爱。弟弟费利克斯实际上对经商没兴趣，他将生命投入休闲和慈善。马克斯想成为一名骑兵军官，所以他非常享受在巴伐利亚服兵役。偏重学术的保罗考虑研读科学。他和马克斯被父母煞费苦心地劝说走上当学徒，最终成为家族企业合伙人的传统路线。弗里茨顺从地遵照父母的建议，收起他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改学法律。当哥哥保罗移居美国后，他成为家族企业的一名合伙人。

关于5个兄弟（和两个姐妹）的婚姻大致类似。马克斯娶了瑞典远亲家族的女儿艾丽斯·马格努斯，他的妹妹奥尔加嫁给伦敦金属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保罗·科恩。弗里茨娶了一位瑞典堂妹安娜·贝娅塔·沃伯格。但是，其他兄弟的婚姻或多或少都遭到家族的反对。费利克斯追求德美银行家雅各布·希夫的女儿，这明显遭到了两家的反对，虽然证明两人的结合是互利的，雅各布·希夫是投资银行和铁路融资专家库恩–洛布公司的负责人。保罗爱上弗丽达·希夫的姨妈尼娜·洛布，更加深了这一冒犯，保罗是在费利克斯的婚礼上遇到尼娜的。最离经叛道的是大哥艾比·M，他娶了一位信养新教的汉堡船东的艺术家女儿玛丽·赫兹——这一结合似乎助长了他少不经事的叛逆，倒不是反叛犹太裔的背景，而是与汉堡资产阶级集体价值观背道而驰。不过，如果他们的家长认为有些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些婚姻倒并未给家庭关系结构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相反，尽管五兄弟对职业和配偶有不同的选择，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每年夏季，五兄弟、两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及孩子会聚集在莫里茨和夏洛特具有田园风光的别墅科斯特堡，它位于易北河北岸布朗肯内泽市中心以西14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表演精心设计的业余戏剧，一艘艘大型货船在他们身边驶过。

尽管如此，当然，沃伯格家族离卓越还很远。无论在创业初期，还是之后开始分道扬镳，兄弟们在犹太家族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家族的名单很长：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莫里茨·多伊奇的4个儿子、萨洛蒙·贝内迪克特·戈德施密特的5个儿子（更不用说贝内迪克特·萨洛蒙·戈德施密特的6个儿子和贝内迪克特·海亚姆·戈德施密特）、迈耶·考夫曼的3个儿子，以及蒂茨5个儿子。近亲结婚和家族间联姻这样类似的模式在其他犹太人家谱中也可以发现：戈德施密特家族的6代人和其他至少12个知名犹太家族有联姻，不仅是他家，赫希家族同族结婚更多，还有奥本海姆–门德尔松–华沙–西姆森家族网。事实上，似乎可以肯定，这些家族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尤其强调兄弟间和睦相处——沃伯格家族非常有自知之明地仿效迄今为止19世纪最成功的罗斯柴尔德犹太家族。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比莫里茨·沃伯格的5个儿子早两代，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沃伯格的5个儿子也继续着财富传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像兄弟帮和联姻这样的模式不限于犹太人。它们也常见于非犹太裔家族，尤其在“汉萨同盟”的各个港口。相关的例子是阿姆辛克家族，家族成员于16世纪从荷兰到达汉堡。接下来的后代中，一个儿子通常被训练成为律师，为进入市政府铺平道路，其他的儿子将经商，或偶尔从事其他专业。阿姆辛克家族几乎只和其他实力对等的商贾人家联姻。施拉姆和奥斯瓦尔德家族也出现相似情况。珀西·施拉姆这样回忆1900年左右汉堡的社交生活：“你和别人有怎样的关系，父亲公司的名字叫什么，母亲出身如何——人们很自然地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

简而言之，大家族是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沃伯格家族的例子说明，这一时期给予犹太和非犹太家族同样的独特机遇。五兄弟都有很长的寿命，他们可以在众多的工作和国家中选择职业。他们作结婚的决定可以比上一辈更自由。通过兄弟这层关联，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和睦发展——这种和睦在多张照片中都有所体现，每年夏天家族在科斯特堡聚会照相，那是名副其实反映资产阶层成就的画面。

然而，这一切具有短暂的特点。新世纪伊始，至少有些人意识到，滋养像沃伯格这样家族的特殊环境无法持续——托马斯·曼在他190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完美地捕捉到这种意识。小说部分是根据他自己在吕贝克的亲戚所写，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汉萨同盟一个商贾家族的原型。该家族在18世纪发迹，小说中第三代的长子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入选吕贝克参议院，家族成就到达巅峰，但家道没落的种子已经成根。家族中儿子太少，家庭中有两个以上儿子时，兄弟们开始争吵。兄弟阋墙的程度在小说开始的部分就被清楚地细述：“对我弟弟的仇恨……好像房子上的裂痕……一家人应该团结……一家人必须凝聚在一起。一个四分五裂的家终将没落。”（书中，兄弟间发生最激烈的争吵后，家族房产被变卖。）与此同时，家族中婚姻不成功到达悲惨的境地。托马斯的妹妹冬妮先嫁给一个破产者，后又嫁给一个巴伐利亚的乡下人，她的女儿和一个骗子结婚，甚至托马斯自己（和一个荷兰小提琴家）的异国婚姻也不幸福。曼不光写出这些失足，更指名这种病态的本源。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企业随着家族创业精神的削减而衰亡。当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丝对商业精英的威胁，以1848年约翰执政官与革命暴徒对峙为标志。最重要的是，家族中出现哲学层面上的倒退，从老约翰强烈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到他孝顺、沉溺于浪漫主义的儿子托马斯，最后到汉诺凄惨的沉沦。这些更深层的主题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到1911年卖出了6万册，并且进入了马克斯·施拉姆和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个人图书收藏的原因。小说不仅描写了一个家族的衰亡，而且暗示这类家族的衰亡——这一入木三分的指控遂引起公开否认，比如珀西·施拉姆形容他母亲的家族是“反向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沃伯格家族也不能对曼的观点置若罔闻。马克斯首次尝到企业责任的滋味，包括援助他堂妹罗莎濒临破产的亲戚们。与此同时，他的大哥读叔本华的著作，折服于艺术，并患了伤寒侥幸存活。总之，甚至在20世纪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大商贾家族已经察觉到他们的脆弱。西格蒙德·沃伯格毕生是曼的忠实读者，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颓废的症状：尤其是他有着极度的书卷气。他对沃伯格这个名字的崇拜总是奇怪到模棱两可的地步。这个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带有这个名字的分布更广的“部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沃伯格家庭的崛起

沃伯格家族自1798年家族企业M·M·沃伯格公司正式成立起，就视自己为银行家。不过，直到19世纪末，这家银行只活跃在德国当地。拿破仑战争后，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建立了泛欧洲金融网络，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尽管该家族定期为取代萨洛蒙·海涅，成为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总代理而努力。虽然他们最终在1865年取得这一位置，但直到马克斯·沃伯格在新世纪来临前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合伙人，沃伯格家族才算得上具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马克斯·沃伯格曾在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完成他金融学徒的部分内容——据罗斯柴尔德家族估计，这本身就象征着沃伯格家族已经崛起。到19世纪90年代末，M·M·沃伯格公司首次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国际政府安排贷款在汉堡的主要发放行，譬如1896年为智利发行债券。尽管马克斯·沃伯格后来坚称，“运气在开展像银行这样的生意中具有很大作用”，但在20世纪初，他却自食其力。他采取强势的多元经营策略，从套利和商业票据经纪这些银行传统业务，进入国际债券发行和德国工业投资。他还在快速扩张的汉萨航运业担任领导角色，在他的密友阿尔伯特·巴林的领导下，汉堡至美国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客运航线。

对于长辈以及在伦敦和巴黎、现在有些自满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马克斯·沃伯格似乎是不满足现状的自我推销者。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抱怨：“汉堡的沃伯格好似寓言里的青蛙，虚荣并笃信一己之力就可以控制欧洲市场，并向任何及所有银团贷款中的大银行收取利息。”但马克斯咄咄逼人的风格证明这高度有效。1895～1913年，公司利润增长了近4倍，从3 000万马克涨至1.18亿马克。事实上，以利润衡量，汉堡的三家主要股份制银行（北德银行、商业和贴现银行，以及联合银行）相比起来要大得多，而且在1880年后，这三家银行在汉堡工业发展和城市环境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M·M·沃伯格公司是家族控制的投资银行，它更多地专注于国际债券市场，而不是吸收储蓄或向德国工业发放贷款。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斯和他的弟弟们有能力建立一个跨大西洋的金融联盟，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回避的。联姻使费利克斯和保罗与希夫家族沾亲，这使沃伯格家族成为库恩–洛布公司的合伙人，后者是1914年之前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华尔街公司之一。库恩–洛布公司是亚伯拉罕·库恩和所罗门·洛布于1867年创建的，1885年以后，公司就牢固地掌握在洛布的女婿雅各布·希夫手上。这不但使沃伯格家族进入快速增长的美国经济——尤其是进入庞大的美国铁路债券市场，而且还确保当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时，沃伯格家族有能力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捷足先登，后者比极度恐俄的希夫更慢地看到日本的潜力，希夫的态度受到沙皇政权歧视犹太人和容忍反犹大屠杀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沃伯格的确幸运。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1914年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个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加上他天生的乐观，在经济繁荣期势必比长辈和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做得更好。此外，汉堡是快速增长的欧洲经济的最大港口。这一时期被称为“全球化第一纪元”，商品、制造品、劳工和资本市场正经历从未有过的整合。像汉堡这样的大港流进流出的货物数量每年在递增。不仅是M·M·沃伯格公司在这段期间壮大，几乎汉堡所有的投资银行都兴旺一时，那段时期在当事人看来是黄金岁月。然而，社会上的一些发展已经对传统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机制的繁荣构成了威胁。首先是社会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称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出现。诚然，大股份制银行、整合后的工业企业和生产者卡特尔对市场施加的垄断控制比希法亭指出的要少。不过，很明显，在商业活动的大部分领域，它们有能力管理较大规模的经营，比传统的家族合伙制规模更大。股份制银行发行股票，可以筹集更多的资本；通过限制负债，它们可以保护它们的所有者免遭破产；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它们可以避免“布登勃洛克家族症状”的经济后果。最能为旧时的投资银行辩护的是，它们一直更适合国际进出口业务复杂的需求。M·M·沃伯格公司声称，它能为客户提供更专享的国际投行网络，超过相对新来的对手，如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或它们在汉萨的同行，如德国商业银行与联合银行。

20世纪初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是国有行业的增长。19世纪中叶目睹了自由经济的高涨，它承诺自由市场和最少的国家干预。世纪更迭时，世道变了。但这一点不应被夸大。德意志帝国在1914年之前绝不是一个干涉欲强的国家。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末引入有限的关税，并在19世纪90年代提高关税，都遭到汉堡商界的强烈反对，汉堡商界一直像英国当时最热情的自由派一样忠诚于自由贸易。即便如此，公共开支和公共借款的扩张也非常快，尤其是在州政府和市政府一级。在这个过程里，汉堡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政府斥巨资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19世纪90年代初的公共健康危机再度爆发。雇主和雇员协会重要性的同时增加——尤其是行业工会——在汉堡也很明显，汉堡靠海的工作条件几乎有助于工会化和集体行动，就像鲁尔区重工业腹地的工作条件一样。随着国有和私有行业中这些新官僚的出现，传统上主宰汉堡经济的家族企业的实力势必会被削弱。

沃伯格家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犹太裔，不用说，这对他们家族的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旁观者而言，这一事实在1904年还不如在1804年，甚至1874年更重要。财产和教育的共同利益似乎逐渐打消了之前在信仰和惯例上的障碍。1871年，汉堡大约3/4的犹太人口仍居住在靠近市中心、拥挤且不卫生的地区，如老城、新城、圣保利和圣乔治。到1914年，大部分犹太人住在汉堡西区，集中在阿尔斯特湖岸边的罗特巴姆区和高尚的哈维斯特胡德区。沃伯格家族强势的一支住在米特维格街17号，另一支住在阿尔斯特鲁弗街。1897年，超过1/4的汉堡犹太人支付的税率是累进税率中最高的两档税率，相比而言，德国只有11%的人口支付最高的两档税率。那时，犹太社区的人口相对在下降。1811年，只有不到5%的人口是犹太人。到1910年，这个数字降至1.2%，这反映了犹太人口出生率相对较低和犹太新移民到汉堡定居不足。虽然许多东欧犹太人途经汉堡去英格兰和美国，但很少人选择留下来。与此同时，已经形成的犹太社区越来越被同化。沃伯格五兄弟的祖父母和父母都严格要求他们遵守安息日，而下一代明显没有那么虔诚，除了马克斯的小弟弗里茨以外。马克斯自己参加犹太教堂仪式，多是出于礼节而非信仰，他的大哥艾比·M上大学时就停止吃犹太教食物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交生活的堡垒，诸如上流的“和谐私人会所”、共济会和汉堡划船俱乐部开始接纳犹太会员。意味深长的是，这些社团建立的明确目的就是通过强调会员间情同兄弟的理想，超越社会和信仰的不同。“麻烦的头衔”被“兄弟”、“朋友”和非正式的代词“杜”这样的称呼所取代，“杜”的说法被很多人采用，比如玩牌的人、玩保龄球的人、歌手、射击手和桨手。1859年的合唱团兄弟会的格言——“欢乐、和谐、兄弟情谊”——可以被视为典型的中世纪概念，即通过自由结社建立兄弟关系。在这种环境下，犹太人相对容易在商业和职业协会，如汉萨律师公会或者商会升至显要位置，并在市级政治和行政工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体现融合的速度和程度的地方是市里的通婚情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至少一方是犹太人的所有汉堡婚姻中，一半是通婚的，只有66%的犹太婚礼举行了正式仪式。艾比·M·沃伯格的婚礼也算正常。社会层面上，沃伯格家族现在和汉堡权贵中的非犹太裔家族没什么区别了。约翰·乔治·孟克伯格市长很乐意让他的女儿玛蒂尔德和艾比·M在一起，并同意婚后的玛丽·沃伯格与艾比·M于1900年住在佛罗伦萨。马克斯·施拉姆也以自己是沃伯格家族的朋友为荣。

但是，即使你对未来一无所知，如果认为这一同化过程在1914年以前是完整且不可逆转的，都是错误的。宗教容忍，尤其对犹太人的宗教容忍，在汉堡发展得缓慢，即使在1842～1884年连续进行立法改革后也远未完成。微妙的分歧甚至存在于阿尔斯特湖西侧，罗特巴姆区的邦德街和罗特巴姆路之间的区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因为犹太居民大量聚居于此。也不是阿道斐·施拉姆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有4种人不适合成为汉堡家教良好女子的丈夫：即军官、贵族、演员和犹太人。马克斯·沃伯格自己继续认为，在汉堡社会存在反犹主义，以他的经历来说，那只是“不易察觉的”。汉堡工薪阶层蜂拥加入并投票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以此表达对工业时代明显不平等的不满，许多汉堡中小企业的成员转向带有政治色彩的反犹主义，以此表达他们独特的不满——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随着反犹人民党、德国社会改革党和德国国家商业文书协会的成立，在19世纪90年代变成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古老的、一般意义上的兄弟会，在这种以严格的种族来界定兄弟关系的协会中没有位置。

为部分回应来自底层的激进力量，汉堡精英阶层，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自然被国家政治层面的保守势力所吸引——这种现象被总结为“普鲁士化”——以至于该阶层传统的世界大同主义，在某些方面屈服于新德意志单一民族国家的沙文主义。大约在1870年之前，亲普鲁士或小德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被一小部分像约翰尼斯·维斯曼和爱德华·施拉姆这样的自由派所热衷。大部分的汉堡大家族依然坚定地支持汉堡作为一个独立城邦的地位，并对普鲁士扩张持怀疑态度。但奥托·冯·俾斯麦在取得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胜利，并在凡尔赛划时代地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旧的城市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被纳入新的民族主义。汉堡入学很严的约翰纽姆中学举行阅兵仪式以纪念德国皇帝生日。汉堡的商人不仅服从军事训练（沃伯格家族上一代人曾付钱躲避受训），而且以作预备役军官为荣。有些家族甚至被封衔，其中出名的有申克尔家族、施罗德家族和贝灵堡–高思勒斯家族。

不过，这一进程更多地与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崛起有关，而非与保留旧普鲁士君王有关，“普鲁士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起太大作用。此外，拥护在柏林的新政权，至少对经商有利。由于汉堡商界和非洲的贸易与日俱增，为寻求军事保护，与俾斯麦建立紧密联系十分重要。同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朝廷施加影响，也许可以鼓励柏林从实行农业保护主义转向实行侧重商业的世界政策。德皇对德国海军的热情也未伤害汉堡码头的利益，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指挥的著名战斗舰队很大一部分是在汉堡建造的。游说柏林也是对老派商业精英逐渐失去政治代表的一种理性反应。到1890年，汉堡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三个席位全部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说到底，游说——不论是较低的关税、更多的殖民地或更大的战舰——不同于运用实权。

马克斯·沃伯格在德意志帝国政治中的角色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中理解。虽然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保守派，而不是一个国家自由派，但1903年马克斯入选汉堡议会后，被划入“右翼分子”，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古典自由派。有一次，他甚至打趣地说他是“一个老民主”。马克斯自己后来把他对德国殖民政策的支持比做英美银行家习惯性地向政党政治所进行的捐款，虽然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瓦茨倾向于把它看做为抗衡激进右翼势力在柏林的影响所作的努力。不管他的动机如何，马克斯在1900年后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有权声称：“德国没有一家银行像我们一样，坚决地对德国在其殖民地的活动感兴趣。”

德国外交部长艾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试图对抗法国在摩洛哥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马克斯积极参与其中。M·M·沃伯格公司一个关系紧密的商业伙伴威廉·雷根丹茨向德国外交部断言，在摩洛哥南部发现具有价值的铜矿，有消息称法国人正寻求垄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里，马克斯·沃伯格和他的合伙人也加入了德国殖民部为殖民贷款组建的新银团；为多家有殖民利益的德国公司融资；与英国西非银行谈判组建一家新的西北非英德银行；参加殖民部组建的德国–葡萄牙殖民银团，以加速对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渗透，如果不是占领的话。所有这些工作显然不完全出于公司的经济利益。事实上，马克斯自己也承认，他为德国的世界政策效力“回报甚低”。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马克斯·沃伯格逐渐对世界政策的可行性怀有疑问。他的批评是基于找到德国相对于海外对手的两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第一个弱点在财政方面。很简单，德意志帝国缺少足够大的税基，无法与英国、法国或俄国花在武器上的经费比拟。因此，据沃伯格说，德国不得不大量倚赖政府举债，通过推高德国长期利率，导致问题。马克斯发现的第二个弱点在于德国的收支平衡。19世纪末，帝国主义完全依靠资本输出。但马克斯指出，德国没有输出足够的资本，达到在外国市场施加某种杠杆的实力，而英国和法国可以做到。从1905年起作为帝国贷款财团的一名成员，他太清楚政府借债量过高，但激增的武器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社会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有必要举债。1908年后，他和友人巴林确信，德国不能（用后者的话说）“和更富裕的英国人来一场高级战舰竞赛”。1909年，马克斯劝说汉堡商会支持新成立的汉萨同盟提出的实行累进的帝国税制方案。在发生使帝国总理比洛亲王下台的金融角力之时，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帝国财政改革的备忘录，题目是“一个能解决帝国金融危机的方案，却导致联邦各州发生金融危机，我们如何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份文件以极其有预见性的语言，谴责了帝国议会里的财政僵局：“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执行我们的金融政策，我们将对金融资产缩水感到内疚。总有一天，我们将发现，我们只能通过最大可能的牺牲才能弥补损失——如果我们可以弥补得了的话。”遗憾的是，统治阶层没有听进去这些论点。当马克斯试图与德皇讨论金融改革这一议题时，他只引起了这样的激烈反应——俄国才会“破产”，德国不会。

然而，不只是德国财政的弱点令马克斯不安。还有在政治危机发生时，外资撤离对德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早在1905年他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当时摩洛哥发生首次危机，德国欲挑战摩洛哥作为法国影响下的半殖民地地位，但未成功。他后来宣布，是“金融影响力支撑法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政策……（那项政策的）成功更是法国金融实力的胜利，而非法国外交的胜利”。1907年9月，在德国银行中央协会年度会议上，马克斯问他的观众，鉴于这一脆弱性，德国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应对一次重大欧洲战争造成的金融后果。他耸人听闻地把他的发言定名为“金融为战争作准备”，他估计一次重大的欧洲战争每年的开销在220亿马克，这让与会者吃惊不已，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其他评论员预测的更高（虽然事后证明这一数字还是被低估了）。这明显地意味着德国对这样一场战争毫无准备。

对一些亲历者而言，1911年爆发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暴露了德国相对于英法在资本市场的薄弱。阿尔伯特·巴林认为，德国政策的失败应归咎于“证券市场的垮台”。马克斯的分析更积极，认为“在金融层面，德国已经历考验”。但是，他从来不怀疑如果德国冒险对抗英国的话，结果将完全不同。早在1912年，他可以看到奥地利和俄国就争夺巴尔干半岛可以导致“更多的后遗症（德国对抗法国和英国）”。霍尔丹勋爵以非官方身份造访德国，试图改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马克斯和巴林协助安排），尽管访问未达到目的，但他们继续将希望寄托在小规模殖民协议上，并把这些协议作为英德谅解更广泛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斯在1914年2月、4月和6月3次访问英格兰，讨论德国进入葡属安哥拉和其他海外市场的问题，这让他希望“德英之间非同一般的友好关系（已经）形成”。不用说，所有这些努力，不论在伦敦或柏林都没有留下持久的影响。1914年6月21日，德皇在汉堡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向他细述一场暗指对英、法、俄的防御性战争，马克斯大为吃惊：“他（德皇）担心俄国的武器（计划和）规划中的铁路建设，他（从中）察觉出俄国在为1916年向我方开战作准备。他抱怨我们在和法国接壤的西线现有的铁路不足，并暗示……是否现在出击更好，而不要再等”。马克斯“果断地反对出兵”：

（我）向他描述了英格兰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爱尔兰自治），法国保持3年（军事）服役期的难度，法国已经陷入的金融危机，以及俄国军队可能还不可靠。我强烈建议（他）耐心等待，未来几年韬光养晦。“我们每年日益强大，而我们敌人的内部却越来越薄弱。”

正如我们所知，这条建议被忽视了。当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刺杀时，德国政府故意纵容一场殃及欧洲的战争爆发，用德军总参谋长预言性的名言就是：“越早越好”。

少年西格蒙德

1914年夏天，西格蒙德·沃伯格快到12岁了。他的叔叔马克斯 在诸多方面是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原型，与他相比，西格蒙德则是一种很不同的德国人。他生在另一个世纪：1902年9月30日。他生在另一个世界：德国南部，具体说是图宾根大学城。他成长的地方在施瓦本的乡下，距离汉堡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柏林的权力通道超过640公里，那里青山碧水，他的家是靠近巴德乌拉赫温泉镇的一处小庄园。如果马克斯·沃伯格体现了一个伟大的19世纪德国犹太裔王朝膨胀的野心，那么，西格蒙德·沃伯格就是一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在很多方面，这样的起点对于一个未来的金融家来说，可想而知是不吉利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父亲乔治斯在沃伯格家族中没有什么成就。因为他易患令人虚弱的头疼病，汉堡的气候被认为会使他的病情加重，所以，他被送往斯图加特附近的康斯坦茨上学，并留在南方，在施瓦本的霍恩海姆学习农学。在母亲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叫乌亨费尔斯的地区买了一处有些破旧的房产，庄园的一部分是森林，一部分是耕地，它曾经属于伍腾堡国王的皇家元帅。主建筑没有自来水，只有最原始的采暖设施，妹妹埃尔莎帮他布置房间，一个在农学院的同学接管了庄园的管理，在他们的帮助下，乔治斯的日子过得还算舒适。1901年12月，30岁的他结婚了——倒不如说“被”结婚，因为他或他的新娘在这桩几乎肯定是包办的婚姻中没有多少发言权。她叫露西·考拉，是一位在威斯巴登的律师的女儿，她家是德国南部知名的犹太家族之一。他们平静的生活开始出现断层。她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才智敏锐，笔迹细腻，而她丈夫的笔迹却很潦草，露西因丈夫患慢性头疼病而被迫放弃弹琴。他们冬季经常被大雪困住，照明要靠点煤油灯。夫妇俩养羊，只有庄园管理人、一两个女仆和一条圣伯纳德狗协助他们。他们的社交圈，从保存下来的访客簿上一目了然，大部分局限于他们的亲戚：金茨堡家、考拉家、罗森堡家、罗森塔尔家和沃伯格家。在这种有点患幽居癖的环境下，露西·沃伯格将她的精力转移到教育她唯一的孩子上，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母子之间保留下来的书信很少。但显然，大量的家庭照片和事后的证实说明，她宠爱她的“小宝贝”，反过来，他也喜爱她。以他们那个时代和阶层的标准，西格蒙德在上学前和上学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因为乌亨费尔斯地方不大。如果家里曾请过护士或保姆，这个男孩对护士或保姆也没有印象。他有病的父亲似乎在西格蒙德的成长中没起过任何关键作用。成年后的他，很少或根本不提起父亲 。是他母亲，只有他的母亲造就了他。

那么，露西·沃伯格教她儿子什么呢？“也许我生命中最强的影响，”他日后回忆说：“是母亲灌输予我的一种基本理想……用她的话说是，她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履行职责，而不是满足欲望。”她自己的职责有两点：第一是教育她的儿子，第二是照顾她患病的丈夫。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写了一本令人感动的回忆录，回忆母亲是一位多么严厉的任务执行者。当他没能背诵出要求记住的诗句时，或者当一次写作练习出现最微不足道的错误时，她经常会使他眼泪汪汪。她并没有责骂他，或者脾气失控，她只是温柔但坚定地说，他让她失望了。

用沃伯格的话说，他母亲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做事情就一定把它做完，想问题就一定把最终的后果想到，找到正确的目标就一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她将自律和强烈的情感进行超乎寻常的有效结合，并潜移默化地把它灌输给儿子，鼓励他从完美地履行职责中获得快乐，而不是从单纯的感官刺激中获得快乐。她的“学生”把这种完美主义铭记在心，并从未违背。母亲的教诲更未曾离开过他。多年之后，他仍能轻松地引用她最喜欢的歌德的诗句 ：

集合你所有的力量，

应对攻击，

永不屈服，

显示自己的强大：

故唤众神助你一臂之力！

西格蒙德很清楚，他母亲强烈的道德正义感来自宗教，并且也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然而，他后来回忆，她的信仰“完全是反传统的”：

犹太教和任何其他教派对我母亲来说都没有重要意义。她对犹太传统和犹太教的道德成分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她对宗教的虔诚使她从最多元的宗教和哲学中吸收它们的信仰成分，虽然最重要的（成分）来自她喜爱的歌德。她坚决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她曾对我说，基督教的形式似乎总让她觉得与真正的信仰对立……在她看来，宗教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是相信尘世以外有伟大的力量，并通过每日祈祷以及行为，与这个力量保持持续沟通。

重要的是，在她眼里，祈祷主要的功能是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西格蒙德13岁以前，母亲在他睡觉前，和他共同祈祷，她在他成人礼的前夜叮嘱道：

从现在起，我亲爱的儿子，你必须在夜晚独自祷告，在你祷告前总要问自己这一天犯了什么错，或者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如果你一时想不起那些错误或失误，那么，你必须更深层次地审视自己，直到你获得必要的自我认知。每天，我们都犯下许多错误。这是说出诚实祷告的唯一办法。

西格蒙德保持每夜祈祷似乎不可能，但他从未丢掉进行自我批评的习惯。目的是从最小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人才能更接近完美。追求完美绝不仅限于思想，也可以应用在物质世界。在他母亲所有的格言中，他重复得最频繁的一句是：“有人因它失望而穷困，有人因它历练而富足”。

除了禁欲主义、完美主义和自我批评，他母亲将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植入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脑海里：即，对社会上势利行为的反感。她常告诉他，她发现不属于某个阶层的人比那个阶层里的人要更好，当她遇到势利的举止时，她的反应是愤怒：“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成年男女会在像势利这样愚蠢、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西格蒙德终生保持这种态度，他唯一倾向的势利是对知识的势利。但这种对社会势利的厌恶，对他和沃伯格家族其他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母亲让他深信，势利是他们最不值得表扬的特点。1976年，他在接受乔治·斯坦纳采访时说：“我母亲从来没把名字看得很重要，甚至认为叫沃伯格的亲戚们是愚蠢、自负的人。当我第一次接触汉堡人时，我因他们对名字如此欣赏感到很吃惊。母亲总强调，一个人应该凭他所做的事受到尊重，而不是凭他的名字。母亲是一个最不势利的人，她藐视、厌恶那种人。”在他定期与汉堡的亲戚联系前、在他见到美国的堂兄弟前，西格蒙德母亲的教导，使他对他们存有怀疑。多年之后，就这个话题他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另一个强势犹太家族的产物——透露道：

我，成长在一个家庭氛围很紧密的环境中，并且逐渐意识到，令人向往的关系是歌德所说的：“与血缘关系对立的后天选择的关系”。这当然不排除后天选择的关系可能碰巧就是血缘关系，虽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罕见。

尽管他和沃伯格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定期互访，但与自己家族的人相处，西格蒙德从未感到完全放松。

母亲的教诲在学校里得到了加强。也许有关西格蒙德的正规教育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强烈的新教色彩。在罗伊特林根念完人文中学后，他作为“客座学生”又在乌拉赫研讨班上了两年，事实是他在那里获得了德国离校证书。回过头看，西格蒙德把他在那里所接触的“南德清教主义”看做对他的进一步鼓励，“无论个人在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都应为社会服务，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并视）人生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为劣等品质”。他回忆，他的老师们认同他母亲的观点，“任何形式的玩乐都是浪费时间，集中精力完善自我才是人生第一要务”：

如此的自我完善意味着继续推进发展个人才华，吸收各个领域更多的知识，这些领域可能会对社会有用，并为提升专业水准作准备。熟悉人生中的各种艺术形式——音乐可能比所有其他艺术更有价值——不是排他的，但被认为绝对排在增加个人智力效率和视野之后。

他的学术表现是一流的，尤其在古文和历史方面，虽然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读浪漫的“狂飙突进运动”的诗篇、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施瓦本抒情诗人爱德华·莫里克。如果他在那里交到朋友，友谊也不会长久，虽然有一点也许值得提及，那就是几乎可以肯定，西格蒙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学会当地口音的，当他说德语时，他总是带有的轻微施瓦本口音。

那时，西格蒙德的成长经历是朴素的，爱是以鼓励克己的形式体现，教育是为完成艰苦的任务作准备。只有当他那些更世俗的亲戚偶尔来访时，更多亮丽的色彩才会使眼前的画面鲜活。是他大姑父马克·罗森堡——一位艺术史学家和享乐主义者——向这位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介绍了“一个新世界，向我介绍了人生中审美的价值，在此之前我只是被道德的价值包围”。可能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格蒙德发现弗里德里希·尼采，后者是19世纪晚期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尼采“以犹太理想主义、歌德和浪漫主义为基础，将我早年所有的宗教和道德思想丢进熔炉里”。“也许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了吧？”他发现自己第一次在生命中思忖。但是，政治事件即将证实，完全可以有别的思想。

发烧的爱国主义

作为德国一个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孩，像赛巴斯提安·哈夫纳写的那样，他立即被所有抗衡中最大的一次所耗尽并排除在外，然后又被它完全不可预测的结果击得粉碎。西格蒙德·沃伯格比这位柏林人年长5岁，但仍不到参军的年龄。像哈夫纳一样，他作为旁观者体验了这场战争，他“贪婪地阅读有关战争的消息……带着得意和担忧跟踪战事的发展”。像许多德军被困在本国战线内一样，他慢慢才意识到他的国家不仅可能是错误的一方，而且还可能被打败。

从某种程度上，今天回头看，这似乎对我几乎是疯狂的（他后来回忆），我们以为德国的事业是值得赢的事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敌人那边甚至可能有一丁点的正义。那时，我主要的担心是，我年仅12岁，没机会参军、为国家打仗。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在“祖国的祭坛”上献出我的生命更好的了。

简而言之，他对他的国家的爱是“盲目的”。他“确信德方是正确的”。“我在学校插上德国国旗，和同学们一样，认为鲁登道夫（将军）和冯·兴登堡（陆军元帅）太棒了。”家族年长的成员，包括他父亲和他的叔叔艾比·M，则没有那么确定。部分原因是战争直接影响了家族和家族企业。1914年8月3日，弗里茨·沃伯格的嫂子从伦敦来汉堡探亲，但由于英国宣战，不得不乘下一班轮船回去。沃伯格家族与他们在英国的亲戚中断联系超过4年之久，就像他们从1917年春天与美国的亲戚中断联系一样。保罗·沃伯格在1917年5月写道：“我两个兄弟还在德国……现在自然是尽全力报效他们的国家，就如同我报效我的国家一样……就像美国内战时，兄弟必须打兄弟，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军人的职责。”另外，战争使汉堡的经济跌入谷底。单单与英国的贸易就占汉堡对外贸易的1/4，由于北海被封锁，双边贸易终止。商船遭受严重打击，外国投资消失，战争合同相对很少选择汉堡。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早在1912年就担心战争的可能——尽他所能，为德国的战争努力作融资上的贡献，尤其为从瑞典进口重要战略物资进行贷款谈判。不过，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银行倚赖帝国的程度是危险的。“万一德国战败，”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说：“万一德国帝国银行无法履行对我们的义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媒体登出“讣告”：“M·M·沃伯格公司在履约方面暂停支付。”

马克斯·沃伯格不能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资产阶级德国的“发烧”的爱国主义。举例而言，他在1916年期间，一再主张假设德国在东线胜利，应在拉脱维亚和库尔兰所在的波罗的海领地建立德国殖民地。直到1918年5月，他还在预见，向另一方征收高达10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由于海上封锁，德国经济处于不利局面，这使他对德国战胜西方强敌感到更加不确定。关于德国取胜的可能性有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这解释了马克斯参与为德国赢得新盟友（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的努力，以及他主张与英格兰单独讲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反对解除潜艇作战的禁令，这在汉堡商界是独一无二的。该禁令阻止德国潜艇袭击中立国船只，理由是，无论袭击给英国的食物供给造成多大影响，与美国交恶的风险都太过严重。他在1917年1月写道：“如果我们与美国交战，我们将面对一个在道德、金融和经济上如此强大的敌人，我们的未来将没有希望，我坚信是这样的。”然而，潜艇作战的禁令被再次解除，仅仅两个月后，美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安心起见，俄国垮台以及在东线的军事胜利，给那些反对谈判的人新的动力。事实上，1918年3月公布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挫败了马克斯（受政府委任）试图与美国大使在荷兰举行秘密会谈，商讨比利时战后地位的努力。但是，马克斯·沃伯格认为这个在东线的胜利将被证明是虚幻的。他谴责与俄国媾和是“路人皆知的吞并，并且以提供民族自决权做幌子太过明显”，他逐渐倾向支持停战的作家，比如马丁·厚勃姆和沃尔瑟·舒金。

马克斯在巴德乌拉赫的侄子也许会受到他的影响。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回忆说：“当所谓潜艇作战不受限制的问题出现时，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我逐渐成为反对它的一员，而且非常激进。”他对这个话题是如此充满激情，以至于当政府执意解除禁令时，他“哭了好几天，两个多月都处于绝望的状态”。他也正确地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意味着德国战败，因为它将导致美国参战。”在这段内心混乱的时期，他转向更愿意参与政治的新兴作家：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神学家厄恩斯特·特尔慈、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还有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也许是最重要的）奥地利人斯蒂芬·茨威格，所有这些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质问战争的合理性。像许多因战败前景受到创伤的德国人一样，他也阅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撰写的具有黑暗启示性质的《西方的没落》，但随着战争以屈辱结束，他思想的基本方向“从完全狭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逐渐转向一种国际视角，在那以前，国际视角对我完全是陌生的。”他后来写道：“内心经过剧烈挣扎……才摒弃残忍的沙文主义和天真的理想主义这种奇怪的混搭，它曾是我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很快，这一内心的革命将被一次世界性的革命所超越。 +nAVut5cpFQ5sCMDLNr5Nt/rB6dwoszoSyUR3qP5ctNupaAsA8okw+p9Ps06eMQ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