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和普京握手时，你几乎注意不到他的手是否有力，你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的眼神吸引住了。他微垂着头，眼睛上挑地凝视着你，仿佛想在几秒钟内记住每一个细节，抑或是把你的容貌同他此前记忆中的一张照片做比较……他的眼神里透着阴郁，直穿你的内心，令你感到浑身不自在。

俄罗斯的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国的总统或总理。1999年普京刚出人意料地被推上最高职位时，这位前克格勃特工矜持寡言，不善交际。如今他却变得肆无忌惮，成了一个强汉和自恋者，频频上镜曝光，炫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起初曝光的，只不过是寥寥几张挑选出的照片——赢得柔道冠军的普京，坐在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普京。此后，尤其是2008年由总统改任总理后，普京外出参加活动时开始携带摄影组，大力将自己打造成如电影明星般的角色。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普京把卫星跟踪仪安放在北极熊、老虎、白鲸和雪豹身上，让摄影师拍摄他在一条冰冷的西伯利亚河流里蝶泳，在山区光着膀子骑马，亲自参与扑灭山火行动，驾驶摩托雪橇、摩托车或一级方程式赛车，滑雪，潜水，打冰球，甚至用英语哼唱《蓝莓岭》一曲，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尽管他既不擅长唱歌，又不擅长弹琴，但毫无羞涩之意。2011年8月，普京参加一次体检时，还带了一位摄影师同往，拍下了他上身赤裸的照片。

除了普京，还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如此行事？奉行强悍政策另当别论，就爱好虚荣而言，无人能与普京相比。

与人会晤时，普京谈及敏感问题时注意力集中，好与人争辩，有时会勃然大怒。他通晓世界事务，但对西方人的生活又显露出惊人的无知。他待人彬彬有礼，但有时也粗鲁蛮横。普京先后作为总统和总理以铁腕掌控着俄罗斯。近年来，他喜欢当众训斥手下的部长，造成了一种下属不敢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因为担心不合他意，不敢直抒己见的气氛。普京创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垂直权力体制”。在此体制下，人人心怀恐惧，畏首畏尾。

俄罗斯成了一个无视本国人民权利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称，他遵循的首要方针是，凡是普京说的都是正确的。议会主席称，议会“绝非讨论的场所”。在这个国家里，谁出任总统这个头号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私下商定的，公众毫不知情。2011年9月就上演了这一幕。当时普京的门生、继他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同意干一任后下台，让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而且一干有可能就是12年。这两个人还坦承，自从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始终是这种安排。此前人们早有怀疑，但没有实据。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任任期不过是为普京留住位子，目的是让普京在权位上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同时表面上遵守（实则践踏）宪法禁止一位总统任期超过两任以上的规定。

普京刚上台时并不是这样。2000年，众多西方领导人最初对他的新颖做法以及表达的寻求合作和共识的意愿表示欢迎。本书试图描述并解释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普京变得越来越专制？他如何挑战西方，西方又如何挑战普京？为何各方都看不到另一方的关切，从而导致双方猜疑日深，丧失了机遇？美国人和西方眼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车臣的血腥战争及对记者的谋杀、腐败和与日俱增的好战，直至出兵格鲁吉亚并与乌克兰爆发了天然气之争。而俄罗斯眼里看到的是：美国人在世界上的霸道行径，包括它的导弹防御计划、入侵伊拉克、北约的扩大、俄罗斯做出的积极姿态受到冷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蔓延到俄罗斯的危险。双方都缺乏远见：普京看不到他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与国外做出的敌对反应之间的关系；小布什不懂得俄罗斯历史上害怕受到包围的心理，或是对他专横地推行外交政策之行径的愤怒。

撰写本书时，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人生活上的稳定和自尊。借助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有利于俄罗斯的局面，在普京任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他提出的众多目标均未能实现。普京上台时许诺要根除恐怖主义，然而恐怖袭击次数不减反增；腐败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人口锐减了220万；外国投资在俄罗斯经济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远低于诸如巴西和中国这些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尽管过去10年里俄罗斯靠能源收入财源滚滚，却未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本书讲述了俄罗斯内部的改革之争，探讨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到底是一个不得志的自由主义者（看上去常常给人这种印象），还是形同虚设。

政客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尤其是当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时。近年来对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中或许是最棘手的问题——小国的自决权——的讨论尤其如此。科索沃、车臣、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在解释一国的独立是否构成其他国家的先例一事上，人们费尽笔墨和唇舌，往往是各执一词。通常是“母国”坚持认为，其他一切例子均不可复制（俄罗斯与车臣、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小国则要求像对待已获得独立的国家那样对待它们。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数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不同民族的自主权或大或小。克里姆林宫担心俄罗斯任何一个共和国若是通过独立树立一个先例，会导致俄罗斯解体。这一问题贯穿过去10年的历史，从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到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一场短暂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通常没有哪一方是“对”的，不承认这一点是看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如果认为西方承认科索沃或北约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做出的决定对俄罗斯与四周邻国的关系没有影响，同样是想得太简单。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或误解常常比现实的作用更大，而且往往更有害。

这是我撰写的讲述俄罗斯的第三本书。我知道，任何一个外国人若是自称了解这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国家实属狂妄。研究政治学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写道：“我们俄罗斯人读到外国人笔下对我国不友好的描述时，心理上会产生对外国人的反感和排斥。”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中，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不快，而且应该写出来。俄罗斯有时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凭空想象外国对它的图谋，害怕而不是欢迎民主的扩展。但西方同样也未能理解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希望成为世界一部分，而不是受世界排斥的国家，俄罗斯同样没有受到西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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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由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 Lapping）制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担任首席顾问。我的这本书部分来自我在此期间的工作经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们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访了众多高层人士，时间长达几百小时。这些原始的采访资料使我对很多从前报道过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过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顾问，本书的有些内容来自这段个人经历，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宫决定聘用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合伙公司GPlus，而当时凯旋公关和GPlus内部均没有熟悉俄罗斯的人，突然间它们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给了我这份工作。当时我报道欧盟事务已经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罗斯社会，我觉得这份工作不无吸引力。我学过并教过俄语，在莫斯科做过笔译，在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工作过，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日后又转到英国广播公司。

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逐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逐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大的一次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段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就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上司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纪录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在俄罗斯，我们采访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阿纳托利·安托诺夫、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奇若夫、鲍里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尔科维奇、维克托·格拉先科、格尔曼·格列夫、阿列克谢·格罗莫夫、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伊戈尔·伊万诺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格里戈利·卡拉辛、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爱德华·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萨切夫、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阿列克谢·库德林、马拉特·库拉赫梅托夫、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谢尔盖·拉夫罗夫、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米哈伊尔·马格罗夫、谢尔盖·马科夫、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奥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德米特里·罗戈津、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维克托·申德洛维奇、德米特里·特列宁、尤里·乌沙科夫、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伊戈尔·尤尔根斯。

在美国，我们采访了马修·马雷扎、比尔·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里克·埃德尔曼、丹尼尔·法塔、丹尼尔·弗里德、菲利普·戈登、罗斯·高特莫勒、托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罗伯特·汉密尔顿、约翰·赫布斯特、菲奥娜·希尔、詹姆斯·琼斯、戴维·克拉默、迈克尔·麦克福尔、特赖伊·奥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斯蒂芬·希斯坦诺维奇、迪安·韦尔克宁和戴蒙·威尔逊。

在格鲁吉亚，我们采访了伊拉克利·阿拉萨尼亚、达维德·巴克拉泽、格加·伯克利亚、妮诺·布尔贾纳泽、弗拉基米尔·恰奇巴亚、拉斐尔·格卢克曼、纳塔利娅·金奇拉、埃罗西·基茨马利什维利、丹尼尔·库宁、巴图·库捷利亚、亚历山大·罗玛亚、瓦诺·梅拉比什维利、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埃卡·特克舍拉什维利、格里戈尔·瓦沙泽、特穆尔·雅科巴什维利和埃卡·兹古拉德兹。

在英国，我们采访了托尼·布伦顿、约翰·布朗、尼克·巴特勒、乔纳森·科恩、迈克尔·达文波特、玛莎·弗里曼、大卫·米利班德、克雷格·奥利芬特、乔纳森·鲍威尔、乔治·罗伯逊和亚历山大·特默科。

在乌克兰，我们采访了列昂尼德·库奇马、赫里霍里伊·奈米里亚、奥列赫·雷巴丘克和维克托·尤先科。在波兰，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接受了采访。

在德国，我们采访了罗尔夫·尼克尔、亚历山大·拉尔特、格哈特·施罗德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法国，让–大卫·莱维特和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接受了采访。

在此，我谨感谢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制片人诺玛·珀西和执行制片人布赖恩·拉平给予我的这个机会，使我得以投身这一旷日持久却意义重大的写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两位导演万达·科什契察和戴维·奥尔特审阅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助理制片人蒂姆·什蒂尔扎克尔不知疲倦地查找资料并提供多方协助。我尤其感谢纪录片的导演保罗·米歇尔和莫斯科的制片人玛莎·斯洛尼姆对我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尼尔·巴克利和菲奥娜·希尔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汉密尔顿和I.B.Tauris出版公司负责此书的出色编辑乔安娜·戈德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