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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西方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普京的外交政策，还有他在国内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目的似乎是为了刺激经济，进一步巩固自由市场，把过去的残渣余孽扫入垃圾堆。在国际社会上，普京因经济改革声名鹊起。早在普京还未当上代总统、仍是总理时，他就搭建了一个由倾向于西方模式的改革者组成的新班子，负责起草改革方案。有些人，如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是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的老相识。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阿尔卡季·德沃尔科维奇是一个神童，从美国杜克大学毕业后刚刚回国。普京自己对经济尚是门外汉，但积极学习经济知识并听取他人意见，并且坚信必须改革。库德林在一次采访中称普京是“新一代的人物，懂得现代社会的运作原理”。
叶利钦执政时期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价格的放开。然而国家并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新涌现出的私有部门效益不佳。尤其是俄罗斯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限于开采和出售原材料——石油、天然气、铝、木材，现代制造业几近于零。
1999年底，普京任命年仅35岁下海经商的律师格列夫执掌一个新成立的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了经济改革的发动机机房。格列夫留着托洛茨基式胡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没人怀疑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财政部副部长库德林称他“有勇有谋……好比一辆坦克，一部发动机，坚定不移地搞改革”。
格列夫领导的这个中心有点儿像智库。日后他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你知道，我们当时的目标是争取达成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制订方案时希望尽可能吸收知识分子、学者、研究人员、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我们希望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不至于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这样大家就会尽力去实施该方案。为此，首要任务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方案的起草。”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建议并非都同格列夫的想法完全合拍，他面露微笑地提到其中一项：“我们收到了形形色色的建议，老实说，有些建议很奇特。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向我们提交了一些建议，倘若付诸实施的话，等于再次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他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支付所有人的工资，然后将一切工资标准化。”
此后几个月里，这批人举行了一系列的吹风会和头脑风暴，一点点筛选各种建议，并草拟了一个方案。普京有时会参加会议，主要是听取发言并提出疑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对社会福利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身边还有一位“御用”的经济大师——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遇到问题会找他咨询，在有些问题上借助他制衡格列夫的一班人马。
格列夫曾邀请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伊拉里昂诺夫加盟他的中心，但据伊拉里昂诺夫称，他觉得该中心对他来说“凯恩斯色彩过于浓厚”，因而婉拒了。伊拉里昂诺夫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怪人，他桀骜不驯，喜欢挑战世俗观念。如今他是质疑“环境变化说”的知名人士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他严厉抨击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及1998年8月债务违约的各项政策。也许是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吸引了普京的注意（不过几年后他为此丢了乌纱帽）。2000年2月28日，代总统打电话邀请伊拉里昂诺夫去他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诺沃奥加廖沃（Novo-Ogaryovo）别墅“聊聊”。
两人在一起聊了一晚上，讨论经济问题，其实更不如说是讨论经济学。伊拉里昂诺夫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不光想了解利率等内容，还想对经济改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应该做什么、怎么制订方案。显然他在一个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两人的交谈曾被走进来的一位官员打断，他递给了普京一张纸。代理总统欣喜地读到，俄罗斯军队重新攻克了车臣叛乱分子盘踞的沙托伊市。但伊拉里昂诺夫马上给普京泼了一瓢冷水，他一向反对俄罗斯在车臣的干预，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普京，车臣战争是“犯罪”。伊拉里昂诺夫说，他力主允许车臣独立。他认为靠军事手段永远不可能征服车臣，反而会导致恐怖主义有增无减，殃及俄罗斯人民。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普京坚持认为，必须彻底消灭叛乱分子。伊拉里昂诺夫说：“他的声调都变了。刚才讨论经济问题时声调还很正常，突然间声音里仿佛掺了铁或冰。就在你眼皮底下，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我感觉我俩随时会吵崩，再无和好的可能。”
伊拉里昂诺夫回忆说，半个小时后，普京看到根本谈不拢，突然说：“够了，不要再讨论车臣问题了。”“他就这样打断了对车臣问题的讨论。此后6年我们在一起开会时，普京从未当着我的面提及车臣，抑或和我讨论车臣问题。不再争论车臣问题后，我们的话题重新回到了经济改革上。”
指针指向了10点半，伊拉里昂诺夫该告辞了。他以为在车臣问题上与普京争吵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然而普京约他第二天再来。伊拉里昂诺夫为普京补习经济学越来越频繁。4月12日，普京正式任命伊拉里昂诺夫为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日后又任命他作为总统代表参加八国集团会议。
5月底，中心起草的改革方案基本定稿。用格列夫的话说，这一方案“超级自由化”。库德林说：“一旦给私有部门松绑，经济就会增长。”即将完成的改革方案有厚厚的一大本，没法呈交给代总统。由于他们没有用幻灯做讲解的经验，于是雇用了一家一流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国际咨询公司。格列夫说：“我们在该公司的莫斯科办事处泡了一个星期，搞出了两个版本的方案，简版用于对公众发表，专业版提供给政府各部门，解释它们该如何执行该方案。”
5月5日，普京就职两天前，该小组成员来到普京在索契的家，向他“深入介绍了”这一方案。这些年轻的改革者心情激动。库德林说：“我当时兴高采烈，因为一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从早到晚，一场会接着另一场会，只有吃饭或在和煦的阳光下散步时，会议才会暂停一会儿。这批经济学家同普京讨论了方案中的每项内容。普京不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但批准了方案的要点。这一方案日后被称为“格列夫方案”。然而执行该方案要比拟订它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