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朝鲜“入侵”的消息抵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星期六的深夜。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实行每天十八小时周末不休息的值班制度，政府要员们早已下班。那位酷爱火车旅行的总统先生在周六白天参加完巴尔的摩友谊机场的落成仪式后，随即飞回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而国务卿艾奇逊也正在马里兰州的农场度周末。其他政府要员也都各有各的周末活动。艾奇逊的下属向他汇报了有关朝鲜进攻的消息，经过仔细核实，艾奇逊叫醒杜鲁门总统：“总统先生，我这里有一条重大消息。朝鲜对韩国发动了进攻。”杜鲁门打算立即动身返回华盛顿，艾奇逊劝他暂时别回来：一是他手头的消息还不够翔实；二是艾奇逊认为，如果总统深夜返回华盛顿，这种紧张气氛会立即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与不安。尽管如此，艾奇逊的直觉却告诉自己，这件事非同小可。
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有关朝鲜进攻的消息铺天盖地涌向华盛顿。然而，最早也是最能说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信号却来自杜勒斯和阿利森：他们在周日清晨从东京发电报告诉杜鲁门和艾奇逊，一旦韩国坚持不住，美国就应该出面干涉。这份由杜勒斯署名的电报上说道：“如果我们坐视不管，任由韩国被无端的武装攻击所推翻，就会引起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1］ 同样，这份电报也提醒杜鲁门，要从政治立场去考虑这起事件。而杜鲁门刚刚接到这则消息时，他仅是本能地反应，没有去关注这起事件的政治意义。
一听到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杜鲁门就开始考虑尽快返回华盛顿，然而他并没有大幅改变原有的行程计划。周日一早，他仍然按原计划造访兄长维维安的农场。下午3点左右，他飞返华盛顿，与高级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们召开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会议。总统的第一个决定本来是利用美国驻韩空军与海军力量保护美军眷属，但是随着朝鲜军队迅速向南推进以及韩军一败涂地，会议最终在周末做出一项历史性的决定：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韩国。
1950年6月25日下午，杜鲁门志得意满地乘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他不但摆脱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还在美国人面前证明了自己——他在总统选举这个最盛大的国家赛事中大获全胜。他对自己的决策能力越来越自信，同时也对身边的大部分同仁深感满意，像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哈里曼等。在杜鲁门看来，哈里曼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以前为杜鲁门在欧洲跑腿，但现在即将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充当一个矛盾调停者。此外，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的关系也与日密切，最终相互信任的程度恐怕在整个美国政治史上都绝无仅有。因此，杜鲁门毫不怀疑自己能够胜任总统这一职位，他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党内人士会对他说，你要考虑这件事罗斯福会怎么做。不管怎么说，杜鲁门不必顾虑既往。
某种程度上，有关朝鲜的决议在杜鲁门的飞机抵达华盛顿之前就已成定局，杜鲁门与他的诸多高级顾问都清楚他们将要选择哪条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认为，朝鲜悍然越过三八线，乃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挑衅。同样，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国家无缘无故地侵犯另一个国家的行径。然而，如果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社会主义领袖们认为，这一次华盛顿会像对待中国内战那样对待这件事，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与此相反，这一代人的国家安全意识均由“二战”铸就，而朝鲜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他们脑海中有关“二战”初期的某种回忆，认为正是民主国家的纵容态度导致侵略的蔓延，因此面对朝鲜问题，他们的反应如出一辙。在朝鲜战争双方产生的诸多误会中，共产党一方的最大问题可能是他们错误估计了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是根据慕尼黑事件来看待朝鲜“入侵”的。据杜鲁门回忆，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他一直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民主国家是如何丧失阻止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最后机会的，又是如何坐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以及法国和英国是如何一度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希特勒进军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在杜鲁门看来，肯定是苏联唆使朝鲜跨越三八线，而苏联人懂得的唯一语言就是武力。后来，杜鲁门写道：“我们必须在武力的基础上与之打交道。” ［2］ 韩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未必有多么重要，但是他们必须对共产党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认为，朝鲜的“侵略”行径是对美国尊严的严重挑战。艾奇逊也说，他在听到朝鲜越过边境的消息时深深地感到：“尊严是由武力铸就的，唯有武力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3］
此时的杜鲁门已经是一名强硬分子。“二战”后的这五年是非常艰难的五年，两个强大而又极为焦虑的国家相互对峙，每一方都因自己成为超级大国而如履薄冰，每一方都在自己的模式中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每一方建立的经济体制都让他们视彼此为死敌，每一方都预言对方就是洪水猛兽，要将自己毁灭，每一方都对自己在前所未有而又令人可怕的核时代中的新角色感到莫大的恐惧与担忧，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焦虑，甚至是偏执。从1945年7月末波茨坦会议上的第一次交锋起，过分自信、盲目乐观的杜鲁门就对斯大林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杜鲁门低估了斯大林的阴暗面。实际上，他对斯大林的政治权力欲只略知一二，会议一结束，他甚至对身旁的人们说：“我对斯大林就像对汤姆·彭德格斯特这些人一样熟悉。” ［4］ 彭德格斯特是堪萨斯城的政界领袖，杜鲁门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斯大林是个难对付的人。后来他说“我就喜欢这狗娘养的家伙”。 ［5］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曾希望凭借中西部美国人的那种坦率和直接，依靠自己开诚布公的态度，为战后的世界创造出一种稳妥可行的模式，可能是一种对战时关系谨慎而又分明的延续。然而，他的这些举动对斯大林没有用，因为斯大林从来不把自己的牌亮在桌面上，更不会向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亮出自己的任何一张牌。其实，杜鲁门也并没有他自以为的那样坦白。正当波茨坦会议进行之时，美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虽然杜鲁门不准备提及此事，但是斯大林早已通过苏联间谍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处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时，始终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偏执（国家的偏执和个人的偏执）驱使着斯大林，对战后同这些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既无兴趣，也不相信。到1950年时，那个满心希望要与斯大林通力合作的杜鲁门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口气生硬、满腹狐疑的杜鲁门，认为自己以前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6］ 正如杜鲁门误解了斯大林，斯大林也误解了杜鲁门。他们在波茨坦见面之后，斯大林就像许多美国的保守政客一样，严重甚至是危险地低估了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他告诉当时开始在苏联政坛崭露头角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说，杜鲁门毫无价值。 ［7］ 随着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陆续崩溃及其帝国体制的先后瓦解，美苏两国迅速填补了因此出现的权力真空，一场新的大国博弈不可避免地在战争中出现了。到朝鲜“入侵”韩国之时，美苏之间的冷战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为十二年后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核危机埋下了伏笔。1950年6月25日，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四年后，也是在柏林危机（苏联突然对柏林实施封锁，于是美国通过空投物资对其进行支援）的两年后，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截至1950年，西方盟国眼看就要顺利完成马歇尔计划，同时还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帮助那些饱受战争蹂躏而局势动荡的欧洲国家增强自己的实力。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美国此举是为了利用自己手中的核武器来武装更多国家与他们为敌，从而对共产主义世界形成合围之势。
6月25日，正当杜鲁门政府的高级官员齐聚一堂，试图参透朝鲜这次进攻究竟意欲何为时，他们不再将此事单纯地视为朝鲜武力占领另一个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是希望能够窥探到此事背后更深层、更黑暗的意义。在美国政府看来，苏联在那段日子里的一举一动都暗藏着极端诡秘的意图，甚至连莫斯科的电话黄页都被认为是机密文件。在华盛顿与总统共商大计的政府要员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朝鲜的武装行动受莫斯科的直接领导，斯大林才是整个行动的幕后主使，金日成不过是他在朝鲜的代理人而已。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种观点与事实完全不符：多年以后，当苏联的档案文件被公之于众时，历史事实才清晰地呈现出来，原来年轻气盛的金日成才是朝鲜战争的真正推动者，一向谨慎的斯大林只不过是在极不情愿地默许附和而已。当时杜鲁门手下的苏联专家们认为朝鲜只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完全处于苏联的管辖之下，大多数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但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斯大林却充其量只是个后盾，而不是煽动者。在战争初期，华盛顿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这次入侵会不会只是一个假象或者一次佯攻，只不过是苏联进一步侵略计划的第一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斯大林是在暗中瞄准欧洲世界，还是在觊觎中东国家？艾奇逊认为，这次入侵只是一个序幕，接下来苏联会支持中共夺取台湾、对蒋介石展开进攻，或者中共因蒋介石的挑衅而发动反攻，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同样危险。
相反，杜鲁门认为斯大林的下一步行动会在伊朗展开，就连和杜鲁门经常意见相左的麦克阿瑟也这么认为。6月26日，杜鲁门和几位亲近幕僚在一起商议时，他走到一个地球仪旁边，然后把它转到中东地区，用手指着伊朗说：“如果我们不加倍小心，这里就是他们挑起事端的地方。朝鲜就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如果我们能像三年前在希腊时那样顽强抵抗，那么他们就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假如我们袖手旁观，他们就会入侵伊朗进而控制整个中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奋起抵抗，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 ［8］
25日傍晚，当杜鲁门返程抵达华盛顿时，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副国务卿韦伯在机场迎接。从这三人坐进杜鲁门总统专车的那一刻起，历史的进程就毫无疑问地被定下来了。杜鲁门说：“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一定要让他们罪有应得！” ［9］ 约翰逊立即表示同意杜鲁门的意见。不过韦伯却提醒杜鲁门先看看国务院递交的一些材料。国务院根据来自韩国的不完整报告提出许多早期应对建议，这些建议都不怎么样：他们希望杜鲁门能够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给予韩国需要的武力支援，派遣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掩护美军眷属撤离，同时保护韩国的港口，以免在撤退途中落入朝鲜人之手。与此同时，根据总统之后的决定，他们希望参联会随时做好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阻止朝鲜人。他们还希望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既防止中共进攻台湾，也阻止蒋介石挑衅大陆。此外，他们还认为，美国应该着手向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提供军事援助，同时向缅甸与泰国提供军事援助。当总统专车抵达杜鲁门的临时住所布莱尔大厦时，韦伯趁着自己与杜鲁门独处的时机提出另一条建议：既然华盛顿有意将朝鲜“侵略”一事提交联合国，那么应考虑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分开处理。
假如当时美国政府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那么其立场很可能就此模棱两可，也许整个历史会因此而改写，而不仅仅是朝鲜问题。“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处理世界旧秩序的瓦解与其他战争遗留问题时面临着这样两大难题。首先是如何制止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这是众所周知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极富外交技巧与远见卓识，但不幸的是以第二个重大问题为代价的，即如何应对殖民时代的结束。如果单从影响力来看，第二个问题或许不那么紧迫，不算中心要务。当时，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在政治上（有时在军事上）受到其前殖民国的威胁。由于民族主义时常表现为共产主义，因此美国很难理解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威胁：一类是旧式的、呆板的苏联共产主义，由苏联红军传播到欧洲诸国；另一类是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反殖力量在无法得到华盛顿的支持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此时共产主义就会成为反殖人士最便捷的思想武器。不管怎么说，朝鲜的进攻是一种老式的越境行为，但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虽然美国人将其与朝鲜以及欧洲更大范围内的对峙联系起来，但其本质还是纯粹的殖民战争。
当晚，所有的文武高官在布莱尔大厦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开始谈论朝鲜的军事行动。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事情变得更加清晰：虽然无人知道朝鲜入侵背后的意图到底有多深，但是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侵略”行为，而且韩国军队表现糟糕，很可能无法自保。第一个发言的是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一年前，他曾赞同撤回驻韩美军作战部队，因为朝鲜战场的作战条件极其恶劣，而且此地毫无战略价值可言。他说，我们必须与共产主义阵营划线而治，而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合适的地点。因此，朝鲜半岛的地位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杜鲁门插话表示完全支持他的观点；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在这一刻尘埃落定。布莱德雷补充说，从战争的规模来看，朝鲜背后一定有苏联的指使。接着，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谢尔曼上将、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先后发言，话里反映出美国人对其空军和海军力量的乐观与信赖，同时对自己军队无与伦比的战斗力信心十足。相反，他们对朝鲜人的作战能力都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出动空军和海军就够了。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认为，根据他得到的报告，美国有必要出动地面部队入韩作战。动用陆军是不同寻常，甚至是更加生死攸关的一步；布莱德雷、柯林斯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则坚持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如此冒进。然而布莱德雷不久后就发现，他大大低估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他后来说：“当时没人相信朝鲜人竟然这么强大。” ［10］
与会人员逐步达成如下共识：立即动用空军延阻朝鲜人的攻势，同时向联合国提交这一问题以获得支持，不过如果有必要，美国仍然愿意采取单边行动制止朝鲜的侵略行为。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韦伯提醒杜鲁门要从政治角度分析局势。杜鲁门严厉地答道：“我们根本不用讨论政治！我会处理好所有的政治问题！” ［11］ 之后，杜鲁门立即签署命令，要求使用空军保护美军眷属撤退，同时在韩国领空与朝鲜空军争夺制空权。他要求佩斯命令麦克阿瑟派一个调查小组到韩国，查明军事所需。接着，他又命令谢尔曼从菲律宾撤回第七舰队，并且将其部署到台湾海峡。当时，台湾海峡是共产党的占领区域，因此杜鲁门的这一命令显得尤为关键。但他说，在舰队部署到位之前，不要对外公布此事。
虽然，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韩国军队很可能自身难保，但派遣地面部队一事仍然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笼罩在众人心头。第二天，杜鲁门在给当时仍在独立市的妻子贝丝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返回华盛顿的空中旅行非常顺利，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也极为成功，但是朝鲜问题仍然很棘手。“自从希腊和土耳其落入我们之手后，我再没有如此不安过。就让我们向好的方向想吧……” ［12］ 当时几乎没人愿意相信，斯大林只是默许了朝鲜的侵略行为，而不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操纵者，否则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会发生重大改变。然而，默许也好，操纵也罢，在美国人看来毫无区别。当时美国颇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纽约先驱论坛报》曾经在头版头条刊登一则标题为“苏联红军入侵韩国，坦克部队直捣汉城”的新闻。
对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些高官来说，类似的新闻报道虽说令人心惊胆寒，但也算是天赐良机；即使算不上天赐良机，至少也是令人喜出望外。在此之前，他们曾迫切地希望大幅提高国防预算，但是却希望渺茫。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类似危机的发生，并且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相信这些事件能够让美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新挑战。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却与布莱尔大厦会议无缘，这着实令人感到沮丧。后来他写道：“此次凡是受邀赴宴的人就是后来负责执行国务院决定的那帮人。”用凯南自己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个局外人。他已经离开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位置，准备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对美国的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进行反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艾奇逊担心朝鲜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苏联侵略计划的一个序幕，因此他就苏联人的真实意图认真地征询了凯南的意见。凯南并不认为这次进攻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在写给艾奇逊的信中说，苏联并不想与美国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但如果美国陷于一场“既无利可图而又名誉扫地的战争”泥沼之中，或者坐视朝鲜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从而丧失该地区对美国的信任，那么他们当然会大喜过望。 ［13］ 他评论说，在考虑如何应对朝鲜人时，美国要意识到自己最大的危险不在欧洲，而在亚洲；苏联很可能会让中国作为代理人而卷入进来。这话表明凯南不认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会爆发，而且认为美军应当对此慎重地做出反应。这的确是由美国最重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的清醒而有预见力的建议。
第二天，当这些要员再次聚于布莱尔大厦时，艾奇逊（在朝鲜问题上除总统之外最为重要的人物）宣布，第七舰队已经准备就绪，因此总统应当立即签署命令，命其保护台湾。他还提到，美国应当立即告诫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对中国大陆的一切军事活动，而第七舰队会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举动。随后，艾奇逊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朝鲜以及整个亚洲事态的建议。美国准备向正与共产党游击队交战的菲律宾政府提供援助，向正与具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身份的越南独立同盟交战的法国提供援助。这是让印支半岛战事升级的关键一步：美国本来反对法国重新开始在印支半岛的殖民统治，只是迫于巴黎的压力才无奈附和，可是在战争进行四年后，正当法国人疲态显露之时，美国却准备提供大量财政支援。此后不久，美国成为法国最大的支持者与财政赞助者。随后，美国又向印度支那派遣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涉足新的领域，投入到一场痛苦不堪的殖民战争中去。当时没有人能够想象，或者说没有人会在乎，这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当时没时间考虑这么多。6月29日，也就是朝鲜“入侵”南方四天以后，美国派出八架C-47运输机，载满救援物资飞越太平洋，直抵印度支那。自此，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这种援助在后来渐渐演变为美国人一种难以自拔的、令人悲哀的冒险行动。
在周一早晨的会上，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还讨论了动用蒋介石部队到韩国作战一事。此前蒋介石自告奋勇地向华盛顿表示，可以派出部分精锐部队参与对朝作战。他的这一表态引起了杜鲁门的极大兴趣，并且倾向于接受蒋的提议，但是艾奇逊坚决反对。从朝鲜危机爆发开始，他就一直在考虑有关蒋介石的问题，当蒋提出介入战事的请求时，他并不吃惊，因为艾奇逊很清楚蒋介石的意图，那就是引发一场更大的战争，从而使得中共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这种想法与美国人把朝鲜战争限定为一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局部战争的目的背道而驰。美国和蒋介石可以结为同盟，但是双方想要的东西却大相径庭。艾奇逊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不容置疑。退一万步讲，凭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战场上的狼狈表现，艾奇逊也不愿将朝鲜战争的胜利寄希望于他，更何况就在此前，中国国民党军队刚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不少人对艾奇逊的观点表示异议，对蒋介石参战的想法兴奋不已，因为这一提议解除了美国人的后顾之忧。艾奇逊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而出于军事方面的顾虑，参联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投了反对票。
然而，杜鲁门的政敌却支持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他们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他们反对杜鲁门与艾奇逊的天赐良机，可以将朝鲜问题与杜鲁门政府支持下的蒋家政府失守中国大陆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本能而敏捷的反应。6月26日，与“院外援华集团”相交甚深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参议员在参议院振振有词地质问：“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推行绥靖政策？我们是否还需要等待‘尘埃落定’？（这是对艾奇逊早前言论的揶揄。艾奇逊认为，美国应该等待中国政局稳定后再伺机分离苏联和中国。）我看现在就是划清界限的最佳时机。”加州参议员比尔·诺兰（与“院外援华集团”过从甚密，人称“来自台湾的参议员”）补充说：“如果我国对这种公然的侵略行径都熟视无睹，那么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就是异想天开。”最后，内华达州乔治·马隆将当前的形势与阿尔杰·希斯一案联系起来（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希斯被控在苏联间谍案中作伪证）。马隆还声称，无论是过去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还是现在爆发的朝鲜危机，都是那些思想左倾的顾问搞出来并上报国务院的。
一开始，杜鲁门对朝鲜“入侵”一事的反应是下意识的，甚至完全缺乏政治意图，但政治因素在朝鲜战争期间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是否庇护蒋介石和保卫台湾岛的问题上，杜鲁门内阁中也存在着诸多分歧。由于杜鲁门没有一如既往地对蒋介石表示支持，这不仅成为其诸多政敌最常攻击的对象，而且在政府最秘密的会议上大家也开始对此议论纷纷。在艾奇逊看来，蒋介石政府败局已定，美国应该慎重考虑是否给予援助；考虑到亚洲瞬息万变的态势以及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从长远来看，支持国民党政府只会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国防部长约翰逊（他其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杜鲁门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艾奇逊针锋相对，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参战。但是杜鲁门的一些亲信认为约翰逊是一名“院外援华集团”成员；他曾经向蒋介石的驻美大使夸下海口，称自己不但要孤立艾奇逊，而且会将他逐出政府。他的高级助理保罗·格里菲思和国民党“大使”同时也是“院外援华集团”核心人物的顾维钧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外，其他政府成员不知道的是，大约九个月前，顾维钧在纽约市的里弗代尔区安排宋美龄与约翰逊共进晚餐。 ［14］ 约翰逊与国民党之间的瓜葛是杜鲁门政府内人尽皆知的事，这就意味着政府内部有人传播共和党人对当局对华政策的批评，而且政府高层会议的情况都会立即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
这种情况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某种令人不快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就像中国问题影响美国政府的所有决策一样。约翰逊注定难以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杜鲁门与艾奇逊有相近的政治立场，而且杜鲁门对艾奇逊的为人处世和政治判断能力也十分信任，因此最终他还是同意了艾奇逊的建议，开始小心谨慎地避免让战争扩大化。但是另一方面，杜鲁门还欠约翰逊一个人情：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过后，杜鲁门迎来了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所有人都认为杜鲁门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一败涂地时，约翰逊却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杜鲁门。后来，当民主党因为财政空虚无力支持杜鲁门时，约翰逊成为他最重要的资金筹措者。杜鲁门在当选总统后，举荐约翰逊出任国防部长，作为回报。
从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班子开会伊始，艾奇逊与约翰逊就在台湾问题上产生了尖锐而不必要的龃龉。虽然其他与会者都希望将重点放在朝鲜问题上，约翰逊还是在会上提出了台湾问题。 ［15］ 此前，他一直试图违背总统与艾奇逊的意愿，建议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亚洲的保护范围；在布莱尔大厦的会议上，他再次借机提出这项建议。约翰逊在会上指出，台湾问题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程度要远远高于朝鲜问题，而艾奇逊却一直试图将主题拉回到朝鲜战争上，如此反反复复，最后杜鲁门只好中断会议，宣布晚餐开始。晚饭过后，约翰逊试图再提台湾问题，杜鲁门又一次截住了他的话头。
此后，众人很快就将蒋介石部队抛诸脑后，转而关注更为重要的朝鲜问题。柯林斯指出，现在韩国已经溃不成军，用他的话说，韩军总参谋长“早已丧失斗志”。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有必要动用地面部队出兵韩国。即使是在“二战”期间，美国也始终坚持避免向亚洲大陆派兵作战，因此布莱德雷提议总统静观其变，过几天再公布这一重大决定。于是，杜鲁门建议参联会研究此事。考虑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杜鲁门一度神情肃穆地望着众人说：“我不想参战。”但他深知自己正在一步步地接近于最后决定。
6月27日早晨，杜鲁门和艾奇逊一起会见国会领导人，向其重述了他的决定。国会领袖们基本同意杜鲁门的决定。新泽西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问杜鲁门是否会请国会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批准美军即将在韩国展开的军事行动。这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两天在布莱尔大厦开会时竟然无人认真考虑过；与会者都认为应该先把政治放在一边，至少是应该被他们放在一边。杜鲁门告诉史密斯，他们会考虑这件事。当天晚些时候，杜鲁门又分别向艾奇逊和哈里曼提及此事。朝鲜战争爆发后，哈里曼立即成为杜鲁门的特别助理，他不像艾奇逊那样出身富家巨室，却对美国政治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强烈建议杜鲁门寻求一项国会决议，而艾奇逊反对这么做，因为现在是兵贵神速的时候。杜鲁门倾向于艾奇逊，因为他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如果自己在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凌驾于国会之上，那一定会惹恼国会；不过，他也不想因此而放慢行动的步伐。杜鲁门与国会之间在中国和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的龃龉也让他对参议院中的那些政敌心怀顾虑。三天后，也就是6月30日早晨，杜鲁门再次会见了国会领袖。这一次，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思·惠里直截了当地询问杜鲁门，关于出战的决议是否得到了国会的批准。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大多不喜欢惠里。据说在一次听证会上，艾奇逊差点儿就对其大打出手，最后被惠里的助手拦下才控制住了局面；而杜鲁门则喜欢称惠里为“一个脑子进水的、内布拉斯加州办丧事的人”， ［16］ 因此对于惠里的问题，杜鲁门搪塞道：“如果有必要经过国会批准，我一定会找你。但是我希望最好无须国会插手就能制伏那些朝鲜强盗。” ［17］
实际上，这时正是寻求国会决议的最佳时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而在战争初期形成的政治统一战线也逐渐瓦解。战事的惨烈程度渐渐超出人们原有的设想，美国国内对于战争的态度变得愈加复杂，许多人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杜鲁门没有考虑过要事先获得国会的支持，反对者们开始变得理直气壮起来，他们拒绝为美国参战带来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陆军部长佩斯也建议寻求国会批准，但杜鲁门却对他说：“弗兰克，我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们都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佩斯答道：“没错，总统先生。他们现在的确支持您，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依旧一如既往地支持您。” ［18］ 在最初那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人都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所以杜鲁门表现得十分自信。当总统决定出兵韩国的消息抵达众议院时，整个众议院都为之欢呼雀跃。作为华盛顿出类拔萃而又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施写道：“我以前从未感觉到这样一种如释重负与万众一心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城市之中。” ［19］
在那个星期，所有的总统顾问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离派兵亚洲大陆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是军政两界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现在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头顶。此前，麦克阿瑟曾经接到命令（如果那也可以称作命令的话）前往韩国，对战场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的作战条件。麦克阿瑟在调查报告中称，仅靠美国的空中与海上力量不足以击败朝鲜人。此时此刻，也就是6月30日的凌晨时分，东京的消息即将抵达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30分左右，穆奇欧告诉艾奇逊，麦克阿瑟要求派出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因为韩国的情况不妙。穆奇欧的这番话为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要求增兵埋下了伏笔。
一个半小时之后，刚刚从韩国视察归来的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报告说，美国急需大幅度增兵韩国。他这番有决定性意义的话如下：“要想守住现在的战线，要想收复失地，唯一的保障就是派遣美军地面部队深入韩国战场。没有有效的地面攻击，单凭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麦克阿瑟想先派一个团的先遣战斗小组迅速前往战地，然后再从驻日美军中尽快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展开反击。他还宣称，除非我们这么做，否则“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好结果是无谓地牺牲生命、金钱与尊严，而最坏的结果就是以失败告终”。
在华盛顿，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想要在凌晨三四点安排一次与东京方面的电话会议。但是由于他们的级别较低，需要层层上报才行，加上当时又是凌晨时分，因此等待这次会议的过程十分漫长。东京方面提出的问题事关重大：战还是不战？华盛顿的答复姗姗来迟，他们在好多问题上都拖而不决，这让麦克阿瑟非常不满。“岂有此理！我当陆军参谋长那会儿，要是想和赫伯特·胡佛讲话，他就得立刻放下手中的所有事情！但在这儿，不但陆军参谋长拖泥带水，就连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也都拖拖拉拉。这就是他们领导的结果，这些人难辞其咎！” ［20］ 华盛顿时间凌晨4点30分左右，麦克阿瑟再次向柯林斯询问派遣地面部队一事，柯林斯再次上报给佩斯，经由佩斯打电话告知杜鲁门。杜鲁门一直保留着在农场劳作时的作息习惯，所以一向起得很早，佩斯打来电话时，他正在刮胡子。6月30日凌晨5点前，杜鲁门批准了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韩国的请求，这正式标志着美军地面作战的开始。在朝鲜战争初期，麦克阿瑟曾经夸下海口，只要华盛顿不对他横加干涉，他就能轻而易举地遏制朝鲜的武装入侵。可是现在，他却说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一目标。
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如此，他还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同时过分高估了自己指挥的军队（包括美军在内）的素质。
杜鲁门始终在考虑动用国民党部队一事，于是他召集艾奇逊、哈里曼、约翰逊和参联会成员，最后一次讨论是否可以让蒋介石部队参战。考虑到韩国军队眼下溃不成军，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提议不失为权宜之计；艾奇逊却坚持认为，一旦动用国民党军队，那么势必会将中国共产党牵扯进来。参联会方面并不希望蒋介石军队参与进来，因为既然蒋介石军队在武器装备远比敌方精良的情况下都会败给中国共产党，那么在面对装备更为先进的朝鲜人民军时，就更不能指望他们能够有什么作为了。
在阴云密布的气氛中，尚有一条可以稍稍振作人心的消息，那就是美国军队将以联合国的名义参战。在杜鲁门批准使用地面部队之前，他已经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因为当时获得联合国授权要比现在容易得多。1950年的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与西欧诸国利益的代表；尽管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异议常常引人侧目，但那时的联合国基本上是白人的世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否出兵韩国进行表决时，仅有两票弃权，而且这两张弃权票均来自非白人国家——印度和埃及。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反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非洲、亚洲以及中东国家的先后独立与成长，使联合国的面貌发生巨变，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影响。从此，美国与西欧的保守派们极为蔑视联合国。但是在1950年，联合国仍然深受美国及其盟国的影响。由于苏联人抵制参与安理会就朝鲜问题进行表决，因此也就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否决权；他们这么做的理由竟然是反对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6月27日，美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他们想要的决议，于是美军在联合国的旗号下出战了。
美国即将出兵朝鲜，而杜鲁门并不愿意出任总司令，不愿在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毫无价值的地方，依靠一名他从来都不喜欢而对方也从来不尊敬他的战地指挥官，打一场他不愿打的战争。将军们从一开始就不合作。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顺道走访五角大楼，与李奇微中将讨论了朝鲜战场的指挥问题。担任参联会副主席的李奇微在刚刚崛起的新一代高级将领之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被指为继麦克阿瑟之后最适合担任朝鲜战场指挥官的合适人选。几乎没有人比艾森豪威尔更清楚麦克阿瑟的行事套路。艾森豪威尔先后在华盛顿与马尼拉担任过麦克阿瑟的助理，因此非常清楚麦克阿瑟在向华盛顿军、政两界报告战事时，是如何巧舌如簧地夸大事实的。艾森豪威尔告诉李奇微，现在朝鲜战场上急需一名更为年轻的指挥官，而不是（用他的原话说）一个“谁都管不着的人”、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或者一个擅自决定什么消息可以让华盛顿知道什么消息必须隐瞒不报的人。 ［1］ 后来艾森豪威尔写道，军事与政治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会小心翼翼地遵守这个原则；但是，麦克阿瑟却与众人迥然不同，“即使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这条界线的存在，他也宁愿对此置之不理”。 ［2］ 马克斯·黑斯汀斯写道，麦克阿瑟一生都根据某种信念行事，这一信念就是“那些为少数庸人制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麦克阿瑟本人”。 ［3］
杜勒斯和阿利森亲眼目睹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之初坐立不安的狼狈模样，但是普通美国民众对此却无从得知。相反，在资深媒体记者、出版商与编辑面前，麦克阿瑟始终是一个全民神话。麦克阿瑟对这些重要的传媒人士一直殷勤备至，这就是他的形象能够在公众面前一直屹立不倒的奥妙所在。在朝鲜“入侵”之后的第四天，《纽约时报》就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对美国能够拥有麦克阿瑟这样的谋臣良将深感欣慰。“全世界不会再有比麦克阿瑟更合适统治这个自由不羁的民族的人了。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一位才华出众的领导者；他临危不惧、英勇无畏、机敏果敢，并且始终能够保持着莫大的耐心与沉着的气质。”
当时的麦克阿瑟已经年逾古稀。这位从西点军校走出的天才人物少年得志，一路青云直上，最终成为美军的高级将领。有人说，现在只有上帝的资历比他更深。麦克阿瑟年少时便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校历史纪录中的最高分获得者之一——四年的平均成绩为98.14分，这超出了其自己立下的誓言。在此后的仕途中，他总是获得晋升的最年轻的军官。在“一战”出征法国时，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师长。在西点军校的历史上，他又是最年轻的校长（还是西点军校实施现代化改革的代表人物）。他是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最年轻的少将，以及最年轻的上将。新闻界众口一词地赞颂他，并且塑造出一个圣人般的形象。这不仅因为他事业的辉煌与资历的深厚，更因为他始终煞费苦心地竭力维护着自身的形象。他无时无刻不在确保自己在每一场胜利中都能够获得最大的功勋与褒奖，反之，他的手下能得到的则越少越好。他是美国军界中最矫揉造作的一位。让他席不暇暖的是，他不仅要处理将军的公务，而且要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演绎一个将军的神话。伟大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历史就是他的剧场，生活就是他的舞台，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观众。
虽然《纽约时报》常对麦克阿瑟歌功颂德，但是其社论版的理念属于中右翼，远没有《时代》周刊那样言过其实。当年，《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亨利·卢斯对中国和蒋介石有着极大的兴趣，并且和后来被称作“院外援华集团”的那帮人过从甚密。在“院外援华集团”看来，中国就等于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援助力度还远远不够。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就政治影响力与社会舆论导向而言，《时代》周刊远比其他任何一家杂志都更强调“亚洲第一”的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卢斯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传教，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卢斯。除了丘吉尔之外，蒋介石或许是卢斯心目中最伟大的世界领袖；正是由于其他国际主义者对亚洲毫不关心，而麦克阿瑟却和卢斯在亚洲问题上一拍即合，所以麦克阿瑟便成了卢斯心中最为理想的将军。朝鲜“入侵”事件发生后，1950年7月10日，麦克阿瑟一跃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亮相是一件有相当影响的事情，而这已是他第七次在《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堪与蒋介石媲美。下面的这则报道，即使是为了赞扬一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将军也显得过于夸张，其吹捧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曾经使日本保险业帝国中心的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内，一位近视的参谋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抬起头来，不无骄傲地自言自语道：‘天啊，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也坦承：‘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此外，可敬的空军上将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则更直截了当地评价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人。’” ［4］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如果说麦克阿瑟在讨好那些一言九鼎的出版商和主编方面不遗余力的话，那么这位高傲而虚荣的将军对于普通的新闻记者根本不屑一顾。许多记者都对麦克阿瑟身边的阿谀逢迎气氛议论纷纷。对麦克阿瑟的采访从来都不会像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简单，反倒更像是一场个人表演；将军投入这场表演的精力与关注程度，要视采访者的地位而定。史迪威将军曾经对自己的高级助理弗兰克·多恩说，麦克阿瑟的问题在于“他已经成名太久了”。史迪威在1944年说：“他在1918年得到第一颗将星成为准将，这意味着到今天为止他已经当了将近三十年的将军。让一群人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如一日地溜须拍马，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5］
1950年的麦克阿瑟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的指令行事。实际上，他不仅在规模庞大的军队中纠集了一支对他唯命是从的小部队，甚至还创造出一个由他一人大权独揽的小世界。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指示、建议甚至命令，即便是来自麦克阿瑟名义上的上级部门，他都一概置之不理。在麦克阿瑟的等级观念中，那些所谓的上级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对他进行非难或者发号施令。他营造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其危险的小圈子。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还是军事方面来说，这个小圈子都将他自己与现实世界里的社会、政治和军事事务脱离开来，只对麦克阿瑟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对他的所有言论都奉若圣旨，只差把它们镌刻在石碑上名垂青史了。在他们看来，麦克阿瑟不仅是一个活在历史中心的智者圣贤，更是一位能够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的预言家——因为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那些冠冕堂皇的泛泛之言似乎从来都能够得到验证。麦克阿瑟身边的人无不对自己的主子敬畏有加，而那些不够毕恭毕敬的将领很快就会被他排挤出去，更不用说在这个圈子里久留了。那些经麦克阿瑟钦定的来访者在抵达位于东京第一生命保险大厦的司令部后，都可以在访谈的时候亲眼目睹一出由将军本人自导自演的剧目。在接待来访者的当天早晨，麦克阿瑟会穿着浴袍站在镜子前提前演练，等那些来访者到来以后，他就能够信心十足地告诉他们即将发生哪些事情；而大多数人，无论如何学富五车，对这些事情都要谨言慎行，因为历史总是变幻无常。麦克阿瑟的表演总是光彩夺目，虽然每一场演出都经过他的精心排练，但是他总能把它们演得就像即兴演出一样。每次表演时，麦克阿瑟都是一个技巧高超的独白者。在这样一个无法控制、无法安排的真实世界中，麦克阿瑟的表演永远都构思精巧、安排合理、排练充分。然而当今世界已经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个世纪，总是会不断出现一些突如其来的敌对力量。
根据东京司令部里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都是麦克阿瑟忠实的听众；没有谁会挑战麦克阿瑟恢弘的言论，没有谁会质疑麦克阿瑟扮演的先知。他高谈阔论，大到全球时事，小到苏联和中国的动态。虽然他早已与真正的美国失去交流，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个国家，他也仍会大谈特谈美国时政。然而，他身上缺乏一种任何成功的军事将领都应该具备的关键品质，那就是倾听的能力，不过他根本就不想学会这种能力。没什么比1948年凯南的到访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凯南奉命前往日本，就当地战后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复苏事宜进行指导。很多资深外交官和高级指挥官都对凯南的到访兴奋不已，尤其是那些要和苏联人打交道的当事人。虽然他们对凯南的观点并非全盘接受，但仍然认为与凯南的短暂相处可以让他们受益良多。那时的凯南声誉日隆，被视为美国政府中最能洞悉苏联意图的首席专家；人们公认凯南才智过人，思路清晰，熟稔苏联和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凯南可能略显稚嫩，但无疑是个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然而，凯南却无法跨越他与麦克阿瑟之间的那道鸿沟，因为他太像麦克阿瑟讨厌的那类人了，所以两人之间不可能推心置腹或者互通有无。凯南对于自己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感到极为震惊。他写道，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竟然“如此有意排斥、满腹猜忌”，而凯南自己的工作仿佛就是“在与一个总是充满敌意、处处杯弓蛇影的外国政府展开对话并且试图建立外交关系一样”。 ［6］
如果说杜鲁门是一位由意外事件造就的总统，那么麦克阿瑟绝不是一位偶然出现的将军。麦克阿瑟从出生起就被刻意培养，这是一件很多人无法企及的事情。这种培养来自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一位凭借自身才华赢得众人敬畏的军官。阿瑟·麦克阿瑟不但是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的战斗英雄，而且在此后的镇压菲律宾起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老麦克阿瑟在儿子的眼中简直就是传奇中才有的丰碑式人物。而这一传奇则由阿瑟的妻子、道格拉斯的母亲平克尼·麦克阿瑟精心创造并完美演绎。她经历丈夫的离世，目睹丈夫对自己未竟事业的眷恋和不舍。然而幸运的是，她看到了儿子身上有超乎寻常而又百折不回的雄心壮志，以及一种独一无二的专心致志，因此她成为了儿子事业的设计师。
虽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勃勃雄心和顽强斗志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阿瑟也不是个含蓄谦逊的角色。反之，阿瑟·麦克阿瑟的内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剧式诉求：他要时时刻刻让自己绝对正确。他自认为在军事艺术和政治判断力上无人可与他匹敌。他的副官伊诺克·克劳德上校评价说：“在见到他儿子以前，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阿瑟·麦克阿瑟的军事生涯既辉煌夺目又充满荆棘，有时好像惊鸿一瞥，有时仿佛黯淡无光。退休之前，他几乎出任过美军所有的重要职位，获得了当时能有的最高军衔，包揽了美国能够给予英雄们的所有奖章。他以当时的最高军衔中将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还被授予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但是他却始终对自己的事业深感不满，对军队非议颇多，更与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抗争多年。凭借自己一生辉煌灿烂的经历与至高无上的荣誉，阿瑟·麦克阿瑟完全有资格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可是出于政治上的怨愤，以及与当政者的疏离，他断然拒绝了这项提议。
从某种角度来看，阿瑟·麦克阿瑟虽然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可是他的爱国却包含着很多扭曲甚至是反国家的情绪。这似乎是因为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极为黑暗的一面，或许是因为他所投身的事业需要他超越小我、为更博大的理想与信念做出冒险和牺牲，而这些都不允许他将过多的心思放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因此，无论他获得了多少殊荣，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都无法填补阿瑟·麦克阿瑟灵魂的欲望。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他永不知足，只有没有得到的东西才会令他魂牵梦萦，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念念不忘。阿瑟·麦克阿瑟和自己的儿子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如果什么东西不在他的掌控之中，或者没有按照他的意志发展，那么他们宁愿将其毁掉。军中有许多高级将领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后，都会变得不喜欢或者至少是不信任政客们，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因为政客与军人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一般来说，那些出类拔萃的将士之所以如此优秀，是因为他们不会像政客一样见风使舵。然而，阿瑟·麦克阿瑟绝不仅仅是普通地厌恶与怀疑，可以说，他对政客之流的排斥已经到了某种病态的程度。无论对方的政见如何，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会毫无例外、强迫性地进行抵制。阿瑟·麦克阿瑟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华盛顿怎样对待他。到了晚年，他天天咒骂那些邪恶的政客，而这种态度无疑也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即将开始时，他面临的是一场极为艰难的竞赛：他不但肩负着青出于蓝的使命，去取得父亲曾经取得的成就，而且要对所有曾经令父亲不满的对象伺机报复，对那些曾经中伤和轻视过父亲的人以牙还牙。事实证明，这些使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过于沉重。父子两代人的生命和事业交织在一起，在美国国土成倍扩张、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实力迅速强大、政治影响力蒸蒸日上的关键时期，演绎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神话。阿瑟·麦克阿瑟出生于1845年，18岁时成为南北战争中的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生于1880年，在20世纪的三场大战中，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后来的朝鲜战争，他都是美国军队中举足轻重的战地指挥官。道格拉斯于1964年去世，正好与其父成为战争英雄时隔整整一个世纪。除此之外，父子二人事业的终结方式也几乎如出一辙：当时荣膺少将的阿瑟·麦克阿瑟在率军成功镇压菲律宾的民族起义之后，却因自己与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纠葛被勒令回国。半个世纪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样因为过于频繁地跨越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分水岭以及表现得过于政治化，而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国总统撤销总司令的职务，黯然下台。
阿瑟·麦克阿瑟出生在密尔沃基，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才能卓越、颇有雄心的法官。内战爆发时，他试图将儿子送进西点军校。此外，他还让威斯康星州的一名议员带着阿瑟·麦克阿瑟去白宫觐见亚伯拉罕·林肯。可惜当时所有的职位都满员了，因此这位法官先生只好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关系，将儿子安排进了威斯康星州第24步兵团，成为一名少尉副官。就这样，18岁的阿瑟·麦克阿瑟成了一名美军军官。虽然步兵团里的许多人最初对这位娃娃官并不看好，但是1863年11月，在查塔努加附近的传教士岭一战中，阿瑟·麦克阿瑟崭露头角，开始赢得公众的关注。当时南军已经占领传教士岭的高地，并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大量集结在高地下的北军。此后，北军指挥官下令展开牵制性进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让本就十分脆弱的北军损失惨重。然而转机出现了，仿佛是惨烈的战况激起了战士们拼命的决心，北军的士兵奋不顾身地直逼敌军的坚固战壕，最终把他们赶走。
事后人们才发现，这次冲锋是由第24步兵团的阿瑟·麦克阿瑟率领的。当有两三名士兵倒下以后，接下来高举团旗到达高地的人就是阿瑟·麦克阿瑟。时任北军司令的菲尔·谢里登将军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瞠目结舌，他喝令自己身边的士兵：“给我好好掩护那个高举团旗的小伙子，他刚刚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二十七年中，阿瑟·麦克阿瑟并没有真正获得那枚奖章。 ［7］ 此后，在谢尔曼夺取佐治亚州的远征过程中，阿瑟·麦克阿瑟参加了十三次战斗，前后四次负伤。由于骁勇善战，他在19岁时就被授予上校军衔，成为联邦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在南北战争期间，人们满怀钦佩地称其为“娃娃上校”，他英勇过人、神机妙算，对作战有种天然的直觉。南北战争结束后，阿瑟·麦克阿瑟离开了军队。但是平民生活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因此即使在失去战时军衔的情况下，阿瑟·麦克阿瑟还是义无反顾地重返军中。
重新入伍的阿瑟·麦克阿瑟很快就晋升为上尉，但是在接下来整整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得到提拔。对于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孤芳自赏的人来说，没有外界褒奖的二十三年是何其漫长的等待，这深刻地影响了阿瑟·麦克阿瑟后来的个性。在这一时期的西进运动中，阿瑟·麦克阿瑟指挥军队战斗在国土扩张的最前线。他所在的作战地区大都艰苦落后，毫无法纪可言，因此阿瑟·麦克阿瑟的话就成为当地的法律。凡是他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会遭受排挤而被边缘化，几乎没有人能对阿瑟·麦克阿瑟发号施令，而政府对于这位指挥官的管辖形同虚设。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限制的话，那么这种限制来自华盛顿的政客。在阿瑟看来，这些远在天边、不懂战事的政客除了喜欢指手画脚，让军队为他们肮脏的政治目的流血卖命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在军人眼中，他们要对付的政客要么已经妥协，要么正在妥协。
在枪林弹雨的前线，阿瑟仍然像从前那样英勇机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对自己统率军队作战指挥的能力也变得越发自信。虽然阿瑟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是他有惊人的阅读能力，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格外有信心。没有地方官员干涉的战斗生活让原本生性高傲的阿瑟更加自负，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话来说，这段经历让他对政府部门更加不屑一顾。但是后来，这种态度让他在菲律宾吃了大亏，并殃及了他的妻儿，因此整个麦克阿瑟家族都对政客之流分外仇视。然而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仇视，反而让麦克阿瑟一家以一种怪异而又痛苦不堪的方式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1889年，阿瑟终于被提拔为少校，并且以助理陆军副官长的身份前往华盛顿。1897年，即美西战争爆发前夕，他被任命为陆军中校。1898年初，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已经开始感受到经济腾飞带来的雄厚国力，但是西班牙却是一个日薄西山、腐朽衰败的封建帝国。阿瑟怀着能够晋升上校的目的，自告奋勇率军前往古巴歼击西班牙军队。时人认为，古巴是美西争战的焦点所在。然而出乎阿瑟预料的是，他并没有被直接提拔为上校，而是连跳两级成了陆军准将；他也没有带兵征战古巴，而是被派往菲律宾。时任美国总统的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他对美国如何扮演刚刚赢得的太平洋霸主角色怀有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像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人那样，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但要应对南美的古巴暴乱，还要思索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轻易胜利后的下一步计划。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把美国人的意志施于亚洲人的身上；在菲律宾，当地的民族运动领袖们一心只想把西班牙的帝国主义者赶走。一开始，菲律宾人欢迎美国的帮助，可是很快就发现，美国人来这里不是为了帮忙，而是为了沾光。美国人想在菲律宾建立起一种在美国领导和统治之下的全新的政治秩序。这是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经历，却令人颇为不快。大约在1899年2月，美军与菲律宾起义军之间爆发第一次武装冲突。此时距离新世纪还有十个月之久，但美国在菲律宾国土上对当地人民的血腥镇压，却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带来了阴影。实际上，美国最初对于菲律宾群岛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偶然，也就是古巴战争的附赠品而已。在古巴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乔治·杜威率军前往马尼拉湾去打击当地的西班牙军队，意外地发现驻守菲律宾的西班牙军队早已气息奄奄；于是美军仿佛囊中取物一般，顺势拿下了菲律宾。
麦金莱总统对这个群岛没有太大的奢望。他告诉自己的一位朋友，他不会说“那些该死的岛屿坐落在两千英里之内”。 ［8］ 然而，迫于内部的压力，美国必须进行扩张，这种压力不但是19世纪美国天命思想的延续，而且源于美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世人展示自己强大经济实力的欲望。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产生了殖民的动力。如果有人想要考证美国在19世纪末的强大国力，那么殖民属地就是最好的证据。实际上，有两种原动力驱使着美国人的殖民扩张，一种源于军事和政治上的需求，另一种则更为残忍和贪婪，而且似乎比第一种原动力更重要，那就是获胜的欲望。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中所写的那样：“似乎有一种新的意识——力量的意识，逐渐进入了我们的头脑。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意识，我们才有了新的欲望，一种想要展示我们的野心、捍卫我们的利益、扩张我们的领土、炫耀我们的骄傲的欲望以及对于战斗的纯粹嗜好。无论这种欲望是什么，它都令我们生机勃勃……人民口中帝国的味道就像丛林中鲜血的味道一样。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政策。” ［9］
当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时，美国曾经是菲律宾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伙伴。美国人向自己的盟友一再强调，他们天生不喜欢统治别人。然而，美国最终却以一场对菲律宾土著惨绝人寰而又丑陋不堪的武装镇压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此过程中，美国人的两种原动力得以暴露：一方面他们怀揣某种传教士的理念，认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可以帮助这些野蛮人走进文明世界，以此解除白人基督徒的负担；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异己的人种充满蔑视与敌意。美国人把当地的游击队称为“黑鬼”或者“咕咕”。“咕咕”是菲律宾人对当地一种树皮的叫法，妇女用它们来洗头发，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一个更为宽泛的蔑称——“咕克”（gook）。从“二战”到朝鲜战争再到越南战争，美军官兵都用这个词来泛指所有亚洲人。 ［10］
是否向菲律宾派兵，这是萦绕在麦金莱总统心中最大的问题。来自他身边的推动力要大于他自己的意愿，他看上去对占领菲律宾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麦金莱对某个传教士团说，自己最终派兵是无奈之下唯一可行的选择。他还说，出兵菲律宾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之后的决定。他甚至提到，自己曾在白宫双膝下跪，祈求“万能的上帝给予自己光明和指引”。一方面，他不能把这个群岛再送给西班牙人，这么做显得太懦弱、太不道德；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把菲律宾拱手送给另外两个殖民地掠夺者——法国和德国；他也决不能让孩子气的菲律宾人自治。因此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菲律宾收归美国管辖，从此让美国人“教育他们的子民，升华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成为基督的信徒。为他们奉献出我们的一切，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同胞献身一样”。 ［11］
实际上，美国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和麦金莱总统冠冕堂皇的言论有着天壤之别，菲律宾人似乎丝毫没有从美国人的实际行为中感受到他们的好意。美军最初低估了菲律宾起义军，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人善于利用熟悉的地形，还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拿起武器，以游击战抵抗外国占领军，而且打得非常好。美国唯一略微占有优势的就是武器装备。多亏挪威人制造的新式步枪，这种“克拉格-约根森步枪”的弹匣可装五发子弹，使用无烟火药，也就是说，开枪射击不会产生烟雾，因此敌方士兵难以发现开枪者。当时在美军士兵中流行的一首歌唱道：“星条旗高高飘扬，我们用克拉格为文明开道。”所有这些不过是美军此后参与亚洲诸多战争的一个开端而已。出于对黄种人的蔑视，美国人最初将亚洲人视如敝屣，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意外而又痛苦地发现，这些亚洲人的反抗令他们难以招架。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打响之后，一名美军少校向自己的上级弗雷德里克·芬斯顿上校报告说：“上校，快点来吧，舞会开始了。” ［12］ 其实这绝不是一场舞会，实际上，菲律宾战场的艰难境况和惨烈程度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为了这次殖民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像阿瑟·麦克阿瑟一样从边境及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上赶来。他们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正如此前对待其他战场上的敌人一样，不只是简单的敌对情绪，而且还包含着某种复杂的种族仇恨与他们对异族的莫名恐惧。有一个美国士兵对记者说：“只有像对待印第安人那样，把这些黑鬼斩尽杀绝，才能平息这个国家的战乱。”另一名士兵也有同样的看法：“菲律宾人只有死了才不会干坏事。” ［13］ 正如美国人六十年后对越南人的愤恨一样，许多美军指挥官都对菲律宾人恨之入骨，因为菲律宾人很少公开与美国人对垒，也很少在白天美军能够观察到他们的情况下进攻；相反，他们非常狡诈，昼伏夜出，擅打伏击战。由于菲国民众掩护起义军，被激怒的美国人对平民百姓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因为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没有哪个菲律宾人会持中立的立场。这场看似应能轻易而迅速地取胜的战争却大范围地蔓延开来。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共向菲律宾派出了11.2万名士兵，包括6.2万名正规军和5万名志愿军。
暴力不断升级，同时也变得越发邪恶。人称“魔头”的雅各布·史密斯准将告诉属下：“我不要战俘，我希望你们把他们统统杀了。你们杀的人越多，烧的房子越多，我就越高兴。不要留下哪怕一个能扛得起武器与美国为敌的战俘。”当一名士兵问史密斯对于被处决战俘是否有年龄限制时，史密斯的回答是“10岁”。“10岁？”那名士兵吃惊地问道，“10岁的孩子就能手执武器与美国为敌吗？”“是的。”史密斯毫不犹豫地答道。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半，到战争结束之时，美国人早已丧失最初的野心和热情。1901年，芬斯顿将军俘虏了起义军领导人阿奎纳多，而美军对菲律宾的疯狂进攻也加快了战事的结束。最后，美军有4200人阵亡、2800人受伤；有大约2万名起义军战士和25万菲律宾平民在战火中丧生。有一次，麦金莱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如果当初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径直离开而没有接管菲律宾群岛，那会为我们省去一个多大的麻烦啊。” ［14］
1900年5月，阿瑟·麦克阿瑟少将接替埃尔韦尔·奥蒂斯将军成为驻菲美军司令。阿瑟·麦克阿瑟非常鄙夷奥蒂斯，他对奥蒂斯的评价是：“一辆四脚朝天的火车头，怎么开也是原地打转。”奥蒂斯曾试图推行政治改革来争取当地民心，但是阿瑟·麦克阿瑟宁愿使用极端暴力来消灭游击队。上任之初，阿瑟·麦克阿瑟就注定将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紧张：一方是固执己见、孤傲自负的麦克阿瑟，另一方是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华盛顿政府。麦金莱总统不想卷入一场没完没了、消耗人力物力而又逐渐失去民众支持的战争，因此纯粹依靠武力镇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办法。相反，他希望能够寻求某种政治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冲突。1901年，麦金莱最终决定派遣一支五人小组深入菲律宾，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组长是他的朋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是俄亥俄州一位非常干练的法官兼律师，原本一心只想在最高法院赢得一席之地，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和菲律宾产生任何牵连。不过他也十分清楚，如果自己拒绝麦金莱的邀请，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最高法院了。这位体重320磅的大块头律师一想到要前往马尼拉就打不起精神。他在见到麦金莱时说：“总统先生，我对祖国在菲律宾遭遇的困境深表遗憾，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所以我想您应该找一位更加同情这场战争的人来出任组长。”麦金莱答道：“我和你一样也不想占领这个鬼地方。” ［15］ 据塔夫脱回忆，麦金莱坚持让他出访马尼拉。总统告诉塔夫脱，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值得信任同时又能够代表总统立场的人。
身为菲律宾军事总督的阿瑟·麦克阿瑟闻讯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个小组的到来将对他在菲律宾的绝对权威构成潜在威胁。麦克阿瑟决意不给塔夫脱任何机会。按照惯例，在工作小组到达马尼拉的第一天，麦克阿瑟就应该到码头迎接，可他只派了一名副官前去。更糟糕的是，用外交家、历史学家沃伦·齐默尔曼的话说：“麦克阿瑟纯粹是要压我们一头。他让我们五人在酷暑中足足等了一天，然后才像个君主一样接见了我们。” ［16］ 阿瑟·麦克阿瑟试图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就连接见他们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虽然塔夫脱和阿瑟·麦克阿瑟都面临着棘手的任务，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却显得尤为困难。在过去，那些相互看不惯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只会暗中怀恨、落井下石，可是阿瑟·麦克阿瑟却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对塔夫脱的蔑视。虽然塔夫脱在众人眼中一向做事利落、性格和善，却还是遭到了阿瑟·麦克阿瑟毫不留情的侮辱。侮辱塔夫脱就是在侮辱总统，可是阿瑟·麦克阿瑟并无不安。他的斗争结果是自我战胜了常识——他没有击败塔夫脱，而是击败了自己。
塔夫脱的任务是个政治任务：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未来利益，同时协助菲律宾人在遥远的未来独立。有时候，他会采用“菲律宾人的菲律宾”这样的措辞，不过在某种场合，他也偶尔会用“我们棕色皮肤的小兄弟”来称呼菲律宾人。但是麦克阿瑟麾下的士兵们从不将这些战场上的劲敌视为兄弟，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他们的兄弟可能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但绝对不是我。”将军和组长之间的私人交往少得可怜，因此塔夫脱只能给他写信进行联络。此前，塔夫脱与许多最具影响力的政客打过交道，然而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还是让他感到忍无可忍，最后不得不写信给包括国防部长伊莱休·鲁特在内的华盛顿政要们，对阿瑟·麦克阿瑟的人品表示质疑。这些话与半个世纪后人们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评价如出一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奇怪的轮回。阿瑟·麦克阿瑟缺乏幽默感，“宁愿热衷于研究某个民族深刻而抽象的心理状况，而对于初来乍到的本国政府官员却傲慢无礼、不闻不问”。 ［17］ 塔夫脱认为阿瑟·麦克阿瑟喜欢夸夸其谈，却从不善于聆听。
塔夫脱不仅由麦金莱亲自任命，还是麦金莱密友，因此阿瑟·麦克阿瑟的行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目光短浅、自掘坟墓。在和塔夫脱展开的这场军政双方孰重孰轻的战斗中，麦克阿瑟无可挽回地触怒了美国四位至关重要的共和党人：麦金莱、鲁特、老罗斯福（1900年麦金莱参加总统选举时的竞选伙伴，在麦金莱遭到暗杀之后继任总统）和塔夫脱。
1902年，塔夫脱成为菲律宾总督，而后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1908年当选美国总统。在处心积虑地和塔夫脱周旋了十三个月后，阿瑟·麦克阿瑟终于被华盛顿召回。在马尼拉的日子是阿瑟·麦克阿瑟事业中最辉煌的时期。八年之后，当塔夫脱出任总统后，阿瑟·麦克阿瑟立即辞去军职。然而，他的职业生涯早在此之前就画上了实质性的句号。
虽然他被授予美军当时最高的中将军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陆军参谋长——这个在他看来最有价值的职位。除了那些功勋卓著的战绩，阿瑟·麦克阿瑟的事业与人生最终在一种绵延不绝的痛苦与无法排遣的愤懑中黯然结束。根据威廉·曼彻斯特的记载，在那些岁月里，阿瑟·麦克阿瑟在儿子的心中种下了一粒文武权力冲突的可怕种子：“这粒种子虽然耗费半个世纪的漫长等待才开出花来，但最终结出了惊人的果实。”
回顾阿瑟·麦克阿瑟的生平和他怠慢塔夫脱（也就是怠慢总统）的行为，再看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关系的破裂，这对父子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在历史上留下了怪异的一笔。类似麦克阿瑟父子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历史上屈指可数。
阿瑟·麦克阿瑟在1909年辞职后只活了短短三年。在他去世以后，妻子平克尼接过丈夫的衣钵，继续着丈夫的神话。在她看来，年轻的道格拉斯应当为麦克阿瑟家族报仇雪耻。她不断地教诲自己的儿子：“你必须成为一个像你父亲那样伟大的人。”有时候，她还会这样说：“或者成为一个像罗伯特·李将军那样伟大的人。” ［18］ 道格拉斯不但要达到父亲的高度，而且应该超越父亲的成就，让她成为最成功的母亲。当道格拉斯最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时，平克尼说道：“要是你父亲能活着看到今天就好了！道格拉斯，你已经成为他最想成为的人了。” ［19］
谁也没有想到，出生在19世纪的一位女性会对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争有着如此意义深远的影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母亲出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九十八年，在朝鲜战争到来的十五年前就离开了人世。想要从本质上了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除了要谈到他自视甚高、不可一世的父亲，同样也不得不提及他那深谋远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所有重要人物，即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受其极为强势的母亲的影响都远远不及道格拉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位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在敌人的炮火面前——即便是在自杀式袭击面前也毫不畏惧，但同时他一直是“妈妈的乖儿子”。很少能有女性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母亲那样，在儿子离家去西点军校求学时，为了监督孩子的成长而举家搬迁。为了确保儿子朝着伟人的方向发展，平克尼在西点军校附近的哈德森小镇上找了家最好的旅馆，她就在“克雷尼酒店”里整整住了四年，以监督儿子的四年学业，免得他误入歧途、沦为庸人。西点军校是美国要求最严格的四年制高校，但平克尼仍然对学校的管理忧心忡忡。她唯恐管理人员疏忽大意，让平庸散漫有机可乘，或者校方没有认识到，她给西点送去的乃是一位青年才子。
平克尼不仅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终生事业的主要设计师，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一手塑造了麦克阿瑟的个性和灵魂，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崇拜者。可惜的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反而掩盖甚至削弱了麦克阿瑟无与伦比的才华，她耗尽心血塑造的是一个令整个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之辗转周旋四十余载的人。现在看来，平克尼更像是一位典型的犹太人母亲，胸怀大志而又勇敢无畏。由于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施展抱负，她转而将这种理想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儿子事业的成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可以说平克尼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野心家，而她的野心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平克尼随着麦克阿瑟的成长而成长，随着麦克阿瑟逐一攻克成功之路的关卡要塞，她也获得了胜利的喜悦。当他获得荣誉的时候，她也仿佛受到了褒奖。她养育麦克阿瑟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他获得普通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让他不惜牺牲所有其他的个人品质为代价来获得成功。想成功就不能顾及他人，否则就会反受其累。
平克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培养成了一个极端自我同时也因此而极端孤立的人。从年轻时起，麦克阿瑟就没有朋友。结婚典礼一向都是西点军校学生中一项颇为重要的活动，新郎常常会邀请自己的同学参加婚礼，以示同学间的深厚情谊。然而麦克阿瑟的婚礼却因为缺少朋辈的出席而引人注目，当时，麦克阿瑟仅有一位朋友参加了他的婚礼。多年后，当麦克阿瑟的事业走向尽头时，他已远离所有的军中同僚，除了一个溜须拍马遭人唾弃的下属之外，无人愿与麦克阿瑟为友。麦克阿瑟完全不具备与人建立真诚友谊的能力，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没人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
平克尼对道格拉斯的培养不仅是为了让他替父报仇，更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不逊乃父的大人物。她培养出的道格拉斯是一个天赋过人、才能出众、无人能及之人；他既是一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人中之妖——从不犯错、从不失败。虽然他才华过人，却有可怕而不为人知的人格缺陷。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也许那个让麦克阿瑟与之殊死搏斗的劲敌既不是杜鲁门总统，也不是中国人，而是麦克阿瑟自己。实际上，整个朝鲜战争不过是一个聪明胆大、极富创造力的麦克阿瑟和一个虚荣自私、骄傲自大的麦克阿瑟之间的一场对抗。麦克阿瑟究竟是一个圣贤伟人还是一个恶魔化身，人们很难去分辨。西点军校的军事史教授科尔·金西德曾经把麦克阿瑟与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进行对比。某个描述克伦威尔的句子似乎也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在麦克阿瑟的身上，那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恶人”。 ［1］
麦克阿瑟一生的轨迹都与自己的母亲平克尼息息相关。平克尼教会他如何力求完美，或者至少做到如何看起来完美，教会他如何巧妙地掩盖内心的任何一丝懦弱。最重要的是，这位母亲还教他不能承认错误。成就完美不可避免地要与狂妄自大相伴同行。在他心目，别人总是不如自己，别人怎么可能比自己强？他年轻时在法国司令部当军官时是如此，后来在华盛顿当高级军官时也是如此。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当人们谈论起他时，只能想起他的丰功伟绩。即使在出现问题或者遭遇失败时，麦克阿瑟也绝不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失败一定是自己的敌人造成的，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失误造成的，绝对与己无关。在第一支进入朝鲜作战的部队因为准备不利而遭遇惨败时，麦克阿瑟写道：“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允许这么糟糕的局势发生？这不由让我想起不久前的美国，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美国的实力迅速衰退。更可怕的是，从长远来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能力仍然在继续衰减。”此时，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提及是自己加快了美国裁军速度，因为他对外宣称，只需不到驻日美军一半的兵力就可以轻松拿下朝鲜；当然他也不会提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无论防守还是进攻，自己的军队在朝鲜人民军的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他更不会提起自己很少真正关心部属，除非他们是在参加军内的橄榄球赛；他同样也不会提起自己和美国政府一样，承平日久，早就忘了怎么打仗。
玛丽·平克尼·哈迪是个南方美人，这在当时可非比寻常。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一位棉花经纪人的女儿。她与阿瑟·麦克阿瑟的相遇发生在新奥尔良四旬斋狂欢节那天。1873年，即美国内战八年后，他们二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的南方人仍然没有从内战的阴影中走出来，对北方人仍然有很多偏见。平克尼的两个哥哥就是如此，出于对未来妹夫的仇视，他们甚至拒绝参加平克尼的婚礼，因此平克尼的婚姻生活并不安逸。她出生在一个富裕而有地位的家庭，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无论在娘家如何锦衣玉食，婚后的她却必须面对捉襟见肘的生活。她跟随丈夫在荒凉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安营扎寨，频繁地搬家。为了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她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为了西部拓荒者。人们很难想象，出身显赫的她这么多年是凭借什么样的力量坚持下来的。在威廉·曼彻斯特看来，她的动力是源于“奉献精神、勇气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
平克尼的长子阿瑟·麦克阿瑟三世在成年之后加入海军，但是在1923年就过早地牺牲了；二儿子马尔科姆在5岁时因麻疹而不幸夭折；三儿子道格拉斯1880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的道奇堡，后来这个地方改名为小石城。次子的夭折对平克尼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她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对三儿子的培养上。道格拉斯成为了她唯一的希望。在道格拉斯出生的十七年前，阿瑟·麦克阿瑟就已经成为国家英雄，如果说父亲是道格拉斯的学习与崇拜的榜样，那么母亲平克尼就是他的军事教练——她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她不断向道格拉斯讲述老麦克阿瑟的传奇，希望有一天儿子能够超越父亲。日本国会通过《日本土地改革法案》那一天，作为日本实际统治者的麦克阿瑟靠在椅背上，抬头凝视着父亲的照片。他的父亲在生前曾力推一部菲律宾土地改革法案，但最终没有成功。此时的道格拉斯却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老麦克阿瑟生前未竟的事业。他仰望着父亲的照片，喃喃地问道：“爸爸，我做得怎么样？” ［3］
平克尼迫切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进入西点军校学习。让她意外的是，尽管麦克阿瑟家在政治圈里有些人脉，但是想要得到西点的录取通知，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她带着麦克阿瑟搬到一名国会议员所在的地区，而这名国会议员是道格拉斯祖父的朋友。即便如此，要录取道格拉斯还有一个麻烦：由于他驼背，所以体检不合格。于是，平克尼又找来一名医生，帮忙修改了道格拉斯的体检报告。由于申请者纷至沓来，而国会议员们又难以一一仔细审核，再加上所有这些想进西点军校的孩子的家庭背景都旗鼓相当，因此他们要举办一场特别考试。平克尼立即找到一位高中校长来为自己的儿子进行考前准备。在考试的前一晚，道格拉斯感到十分紧张，辗转反侧甚至难以入眠。平克尼却沉着平静，她鼓励道格拉斯说：“儿子，只有克服紧张情绪才能获得胜利。你必须相信自己，否则没人会相信你。你一定要自信，要大胆。不管成功与否，只要你尽到最大的努力就行，而现在正是你要努力的时候。”在这次共有十三名年轻人参加的考试中，麦克阿瑟以99.3分的成绩名列第一，而第二名只有77.9分。
道格拉斯进入西点军校以后，一如既往地表现优异，始终是班里的第一名，而且在西点军校有史以来的所有成绩中位列第三。比他成绩高的两人中，罗伯特·李是平克尼的偶像。“一战”爆发后，道格拉斯的军事才能开始让他崭露头角。他在指挥第42师（即“彩虹师”）时表现出来的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使他得到上级的肯定与推崇。作为“一战”中最年轻的师长，他表现优异，荣获七枚银星勋章，还几乎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但是平克尼仍然认为自己的儿子可以做得更好，她总是提醒儿子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如果有人对儿子的能力不甚清楚，她会亲自向他们举荐麦克阿瑟；她经常给麦克阿瑟的上级写信，信中除了满纸的褒扬，还有隐约暗示收信人不要忘记麦克阿瑟在法国的战斗业绩以及在西点的骄人成绩。“一战”时，她觉得道格拉斯的上校已经当得太久了，于是就给国防部长牛顿·贝克写信，建议他提拔自己的儿子做将军。她在信中写道：“麦克阿瑟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对他委以重任是个绝对正确的选择……他是一个忠诚无私、愿为祖国利益献出生命的年轻人。希望您能考虑提拔他，这不但对他本人是难得的锻炼，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对国家有利的行为。”虽然贝克没有给她回信，但是她却没有放弃。八个月后，她再次致信贝克：“恕我冒昧，再一次以诚恳的心情给您写信。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我的信，我这个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普通母亲想和您聊聊我的儿子。我衷心地希望您能够给他一次升职的机会。鉴于他以往对祖国的贡献与他在枪林弹雨中取得的杰出成就，我希望您能升任他为将军。这必将得到全体美国军人的集体支持与拥护。” ［4］
在收到平克尼的第二封信后不久，贝克就把她的意见转达给约翰·潘兴将军。得知此事，平克尼欣喜万分。潘兴是阿瑟·麦克阿瑟当年在菲律宾的老朋友，那时他只是个年轻的上尉，而阿瑟·麦克阿瑟已位居少将。不久潘兴就收到平克尼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以老朋友的身份真诚地向您和您的家人问好，我代亡夫向您表达最诚挚的钦佩之情……我与国防部长以及他的家人非常熟悉。国防部长非常喜欢也非常了解麦克阿瑟。” ［5］ 1917年麦克阿瑟终于升任为将军后，平克尼还继续写信，因为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她意识到对军方施压还是起作用的。在麦克阿瑟当了五年的准将（在她看来太久了）之后，平克尼再次感到儿子的成就早已超出现有的职位，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战斗，为麦克阿瑟争取提升为少将的机会；麦克阿瑟的第一任妻子路易丝·麦克阿瑟也参与其中。路易丝雇佣了一位“彩虹师”的前任军官帮助自己游说军方——这位军官在退伍后成为华盛顿地区一个人脉很广的律师。路易丝对他说：“花多少钱我不在乎，只要能办成事就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打点的地方就不要吝惜，只需要把账单寄给我就可以。还有，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道格拉斯。”这位说客召集了许多“一战”时曾在法国为麦克阿瑟效力的上校，领着这群人和美国国防部长约翰·威克斯会面。部长却告诉他们，麦克阿瑟还太年轻，暂时不能升职。威克斯的话很快便传到麦克阿瑟的耳朵里，于是他颇为不快地抱怨道，成吉思汗13岁时就能统领骑兵东征西讨，拿破仑在26岁时就能运筹帷幄、执掌三军。为什么我却因为年轻不能成为少将？ ［6］
在麦克阿瑟掌管西点军校时，平克尼还是他的女主人。麦克阿瑟和一个魅力四射的寡妇的第一次婚姻遭到平克尼的极力反对。实际上，一听到儿子将要结婚的消息，平克尼就病倒在床上，对于这个坚强的女人来说，这还是头一次。她仿佛是在向麦克阿瑟示威：你最好先照看好你的妈妈，再去管你的老婆。每当儿子似乎快要挣脱她的桎梏独立行事时，平克尼都会一次又一次地采取行动，重新赢回自己对儿子的掌控权。为此，她执意不参加儿子的这次婚礼。麦克阿瑟的这场婚姻没能维持多久——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当麦克阿瑟已经出任陆军参谋长时，平克尼还在背后掌握他的一切，当他正式的女主人。麦克阿瑟的第二次婚姻之所以能够维持，部分是因为吉恩·费尔克劳斯是平克尼亲自为他遴选的妻子，同时也因为费尔克劳斯这位南部女性对丈夫毕恭毕敬，而且满怀极端崇拜之情，也非常珍视自己作为将军夫人的地位。她在公共场合称麦克阿瑟为“将军”，在私下里称呼麦克阿瑟为“我的主人”。
平克尼教导麦克阿瑟，成功是最重要的，为此，其他一切牺牲，特别是她作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个人的成功对国家也有利。在写给麦克阿瑟上级的那些满纸溢美之词的信中，她反复提到，对麦克阿瑟有利和对国家有利是一样的事。反之，麦克阿瑟的选择也都是出于对祖国利益的考虑，国家的利益就是麦克阿瑟的利益。在她的培养下，麦克阿瑟与同时代的将军们，甚至是同样高傲不羁的巴顿将军都大相径庭。其他的大部分军人，不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可以找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忍受旷日持久、栉风沐雨的军旅生涯；他们肝胆相照、同甘共苦，彼此之间可以建立起至死不渝的友谊。但是麦克阿瑟没有这样天长地久的友谊；他有辉煌的军旅生涯，却没有知己。在军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如何处理自我需求、责任义务、忠诚守纪以及执行命令之间的矛盾。忠诚的品质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军人：不但能让你的下属遵从你的命令，而且也教会你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在这场决定性的考验中，麦克阿瑟也一败涂地。
无论如何，朝鲜战争初期的麦克阿瑟，仍然是一位足以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在当时，他的政治人物身份已经与其优秀军人的身份不相伯仲。无论华盛顿对他如何褒贬，麦克阿瑟仍然是美国人心中的偶像，是两次指挥美军驰骋于世界大战战场的人。尤其是麦克阿瑟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更让人们对他的雄才大略钦佩不已。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完全不清楚战争的形势是什么，既不知道航空母舰和制空权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日本士兵（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即使在日本人成功地突袭飞机场并炸毁多架飞机后，他仍然不相信日本人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和装备。出于个人对日本人的蔑视以及对黄种人的偏见，麦克阿瑟坚信日本人一定是雇佣了白人飞行员。 ［1］ 12月7日之前，他一直都在高谈阔论，声称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譬如，他告诉《时代》周刊那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约翰·赫西：“如果日军参战，英国、荷兰和美国三国只需动用他们部署在太平洋上的一半军力，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阻止日军的进攻，并控制住日本舰队。” ［2］
不久之后，他终于开始意识到日本人的文化和军事力量有多大。一旦日本人制订了计划、获得了主动权，他们就会精密地按照原定计划执行下去。似乎所有日本人的行为都是按计划执行，都是一丝不苟而又无比忠诚地遵守上级的命令，都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差池。但在战局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日本人丧失战斗的主动权，这些固执、循规蹈矩的精神力量反过来会对他们造成危害。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反映出日本人胶柱鼓瑟的个性特点，也就是不会相机行事。因此只有在与自己有着相同作战方式的军队对垒时，日本人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战术技巧。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而又专制独裁的社会，对于个性的创新性毫不关注，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战士们需要随时随地做出反应时，他们的一成不变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善于指挥军队。与此同时，日本人还缺乏战场上必需的一种关键品质，那就是对于未知情况的迅速应变能力。所以，当日本人面对美国人变化多端的作战方式时，很快就无计可施了。麦克阿瑟曾经告诫自己的手下：“绝对不要等日本人来攻击你。当日军制订出协同作战计划时，他们就能打得很漂亮。当日本人遭到攻击而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时，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3］
麦克阿瑟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战争环境。如果说麦克阿瑟过去不了解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以致在1941年12月8日让日军有机可乘轰炸克拉克空军基地，使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损失大量飞机，那么至少他还拥有极高的悟性和杰出的学习能力。很快，麦克阿瑟就矫正了自己此前所犯的错误，这还要得益于当时一位技术精湛、心直口快的青年空军军官乔治·肯尼。肯尼勇敢反对麦克阿瑟和他那个霸道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还教会了麦克阿瑟如何利用当时的环境充分发挥空军力量。当时美军四面环海，基地周围的汪洋之中有零星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便是日本的战略要地。有了肯尼切实可行的空战技术，加上麦克阿瑟出神入化的灵活运用，他们很快就共同制订出一套作战方案，后来不负众望地重创日军。战争伊始，麦克阿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的地面部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日军非常善于岛屿作战。日本官兵在近战时凶猛异常，而美军的装备和技术优势却无法在这些作战地区大显身手。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避免与日军短兵相接。麦克阿瑟和肯尼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避重就轻，袭击日本兵力薄弱的岛屿，并且在其他珊瑚礁上新建飞机场，以便美军攻击被日本占领的纵深地带。同时，美军还缓慢而坚定地封锁日军的后勤供给线，将日本人活活饿死在驻地。此外，美军有意避开日本的军事要地。当日本在所罗门群岛附近的拉包尔集结十万多人准备和美军决一死战时，麦克阿瑟却远远地避开他们。“把他们困死在拉包尔！丛林！饥饿！它们都是我们的盟友！” ［4］ 这真是一招无往而不胜的必杀技。著名记者约翰·冈瑟虽然对麦克阿瑟的个人品质颇有微词，但对于这场战役，他夸赞道：“在大流士之后，没有哪位指挥官能像麦克阿瑟那样，用极少的伤亡就攻占了大量的领地。” ［5］
麦克阿瑟身上不那么吸引人的一面也开始暴露出来。（早在“一战”之时，麦克阿瑟就露出自我膨胀的危险苗头。但当时的他一来年轻，二来还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因此在多数时候他都能精明地控制住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他果敢干练、体恤下情，和普通士兵一起厮杀在最前线。到了“二战”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的他声名显赫，还有了政治头脑。他的自我意识开始与军事需求不断地进行激烈斗争。此时，麦克阿瑟也面对着比以往更多的敌人：不只是战场上的侵略者，还有华盛顿的达官显贵和高级军官）麦克阿瑟对于荣誉的追求也比以往更甚，渴望功名简直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与此同时，他受到的管辖和约束却越来越少。“二战”结束时，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已经超越他的军事才华，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
麦克阿瑟要求手下必须对自己绝对忠诚。他认为部下理当要为自己赴汤蹈火。但是如果有人想从麦克阿瑟那里分得一丝一毫的胜利荣誉，那就无异于自讨苦吃。他对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做法不屑一顾：让部下和自己平起平坐？让部将和自己一样声名远扬？麦克阿瑟的字典里向来没有这些概念。所有从他的军事基地派出的部队都只能以麦克阿瑟的名义执行任务。因此，在来自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头条新闻中，都只能找到“麦克阿瑟的部队”这样的措辞；这仿佛是在暗示，无论是谁在真正指挥作战，无论是谁在真正流血牺牲，他们的成就只能归功于麦克阿瑟一人。他甚至规定，所有太平洋战区的胜利消息都必须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对外发布。威廉·曼彻斯特做过一项统计，结果发现，在“二战”开始后的前三个月中，太平洋战区总共对外发布过142条战况公报，其中多达109条有麦克阿瑟的名字。麦克阿瑟的部下罗伯特·艾克尔伯格（时任第8集团军司令）曾经对自己的新闻官说，他宁愿有人拿条眼镜蛇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也不愿意在一篇报道中受到褒奖。艾克尔伯格是一位天资聪颖而又积极进取的战地指挥官，可是当有关艾克尔伯格的报道分别出现在《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二者都是当时影响甚广的刊物）上时，麦克阿瑟大为光火。于是，麦克阿瑟立即召见艾克尔伯格，毫不留情地对他说道：“你知不知道，明天我就可以把你降为上校，让你卷铺盖回家？” ［6］ 他所谓的忠诚是条单行道，所有人都必须效忠于他，而他却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背总统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和华盛顿的上级分庭抗礼。年复一年，麦克阿瑟已经成为美国军界最政治化的人物，他的重点就是搞好与共和党人的关系。即使是在1944年硝烟弥漫的全球战争中，出于赤裸裸的野心和对罗斯福的个人仇恨，麦克阿瑟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活动，几乎和罗斯福最不共戴天的政敌结为盟友；接着在1948年，他又试图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遭到惨败；1950年麦克阿瑟出征朝鲜时，白宫官员和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认为，他此举是在为1952年的总统大选铺路蓄势。即使在朝鲜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候，麦克阿瑟仍然念念不忘远在美国的总统竞选。
共和党保守派一直认为麦克阿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很传统，这一点倒是不错，但麦克阿瑟的行动证明他也是最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日本总督。根据美国政治的分类标准，20世纪中叶的麦克阿瑟是保守派而非自由派，他的政治观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不过那些真正了解麦克阿瑟的人都很清楚，麦克阿瑟的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他真正为之全力以赴的，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他唯一的政治观点，就是一切都要围着他转。
没有什么比麦克阿瑟在20世纪30年代“酬恤金进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他对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政治人物的渴望：为了能够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他不惜对手无寸铁的“补助金大军”进行无情的镇压。当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美国国内迅速暴露出各种深刻的社会问题，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在贫穷与恐慌之中，整个社会乱作一团。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不但对胡佛政府忠心不二，而且竭力维护已经山穷水尽的旧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当“酬恤金进军事件”爆发时，麦克阿瑟自然而然也是不可避免地站在政府一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对名望和荣誉的强烈渴求，却让麦克阿瑟的行为表现大大超出正常的范围。所谓的“补助金大军”是一群曾经在“一战”中为国效力的退伍老兵，在大萧条时期他们生活非常窘迫，甚至一贫如洗，因此他们饥肠辘辘地来到华盛顿，希望能够拿到“一战”时美国政府承诺给他们的生活补助。事情发生在1932年，也就是大萧条的顶峰。麦克阿瑟在这种情况下所选择的政治立场，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无论他在“二战”中表现得如何英勇善战，无论他如何名扬四海，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美国人都不会忘记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酬恤金进军事件”成为麦克阿瑟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永远地烙在美国人民的心中。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于是“补助金大军”，或者像他们自己称呼的那样——这支“补助金远征军”开始了向政府的请愿运动。这些老兵都是退伍军人中最贫困的人。1932年春，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华盛顿，希望以此支持得克萨斯州议员莱特·帕特曼的提案，建议政府向退伍军人支付福利补助金。一旦提案生效，老兵们就能立即拿到政府的欠款，平均每人1000美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一战”中的官兵，就像1945年的官兵一样，应当得到这笔补助。
大约三万名请愿者在华盛顿组成一个临时村落，村民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妻儿。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南部安那柯斯提河对面的安那柯斯提低地。他们用厚纸板做成棚屋，或是蜗居在简陋的帐篷里，风餐露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请愿者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激进分子。虽然在那个年代，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对贫富悬殊、因循守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信心，然而在这场运动中，大部分请愿者的目的却非常简单。总是为麦克阿瑟辩护的考特尼·惠特尼（这位将军最亲密的助理之一）写道，补助金请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罪犯或者曾经有犯罪记录。他们犯有谋杀、过失杀人、强奸、抢劫、入室行窃、勒索和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罪”。 ［7］ 对麦克阿瑟而言，这群请愿者不过是一伙危险的乌合之众，他们聚集起来无非是想要寻衅滋事，找政府的麻烦。但是，从退伍军人管理部门后来的解密档案来看，94％的请愿者都是名副其实的退伍军人，其中67％还曾经在海外服役。当时还在麦克阿瑟手下当差的艾森豪威尔少校是麦克阿瑟的得力助理，但是这一次他并不认同麦克阿瑟的行动，反倒认为政府曲解了请愿者的意图。想到这些九死一生的“一战”老兵和他们卑微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就满腹辛酸：“他们不但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而且还遭受着精神上的侮辱和虐待。”
随着国会内部关于帕特曼议案的政治斗争逐级升温，“补助金大军”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到1932年夏天时，仅凭华盛顿的警力已无法控制局面。胡佛总统疲于应付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因而他的民众支持率一路猛跌。在这种情况下，“补助金大军”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让胡佛格外警惕，寝食难安，精神紧张。虽然此前帕特曼的提案已经得到众议院的支持，但却终因参议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与此同时，聚集在国会外的请愿者们与当地警方先后发生几次小摩擦，胡佛总统感到必须立即遣散请愿队伍，让他们迅速离开华盛顿。于是，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美国陆军。在与政府和军队高层的一次会议中，请愿军领导人希望政府承诺，在部队进入请愿者的宿营地时，必须要列队而行，给予这些退伍军人最后的尊严。当时在场的麦克阿瑟立即答道：“没问题，当然可以，我的朋友们。” ［8］ 7月28日，在陆军与请愿者发生几起暴力冲突后，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胡佛总统责令美军迅速处理补助金大军的对抗行为。艾森豪威尔当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放任不管，请愿者和美军之间必定会爆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不想让军队过多地介入此事。为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耍了个小把戏，希望借此避免麦克阿瑟的直接干预。艾森豪威尔任命一名颇有能力的准将佩里·迈尔斯来指挥军队，年轻的装甲兵少校乔治·巴顿指挥坦克部队。坦克的出动清楚地表明，请愿者试图抵抗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但是当他意识到麦克阿瑟打算亲自到场指挥镇压行动时，艾森豪威尔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当天早上，他和麦克阿瑟都穿着便装来到办公室。麦克阿瑟让艾森豪威尔回家去换军装，自己派勤务兵回营房去取他那套挂满勋章的军装；但是艾森豪威尔竭力反对，并且和麦克阿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认为麦克阿瑟亲临指挥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会让整个行动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使军队和请愿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从而最终失去民主党人对他们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后来说道：“我告诉那个蠢货他没有必要和这件事扯上关系，我告诉他那根本不是一名陆军参谋长应该去的地方。” ［9］ ）一贯喜欢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的麦克阿瑟答道：“麦克阿瑟已经决定要到现场指挥疏散行动。”此外，他还补充说：“反动革命已经初露端倪。” ［10］ 艾森豪威尔无可奈何，再次向麦克阿瑟建议，如果他非去不可的话，他们两人应该身着便装出行。但是，就连这条建议也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
最后，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穿着整齐的军装出现在衣不蔽体的请愿者面前。陆军部长对这次任务有极为详尽的说明：胡佛总统希望出动军队能够使示威者驯服，但不想因此引发任何暴乱，因此士兵的行动必须有节制。同时他还下令，所有士兵都不得越过安那柯斯提河，也不得靠近河对面示威者们的主营区。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明确提醒麦克阿瑟，而且胡佛总统也派一位传信官带来了关于此次任务的具体指示。但是麦克阿瑟却说：“我不想听什么指示，把他给我打发走。”麦克阿瑟是在掩耳盗铃，他觉得只要自己不接待这个传令官，他就没有必要遵命行事，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能够对他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于是他命令军队跨过安那柯斯提河，一举捣毁闹事者的营地。
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那些老兵们可怜的棚屋很快就被焚烧殆尽。艾森豪威尔十分清楚，军队的暴力行为会引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人们会越发同情请愿者们的处境，从而越发厌恶胡佛政府。于是，他试图劝说麦克阿瑟离开现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民间运动，很快就会不了了之，军队没有必要过分干预。可是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引人注目的事发现场就像劝说一只飞蛾远离烛火一样徒劳无功。麦克阿瑟本来就是有意要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为此他特意在当天晚上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它给胡佛政府带来了一次致命的信任危机，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极大地帮助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麦克阿瑟不但没有就这场新闻发布会请示胡佛，而且还在记者面前大肆赞扬胡佛对请愿者的强硬态度，“如果再等一周，恐怕我们的政府就要身陷险境了”。 ［11］ 然而，这一次麦克阿瑟的马屁拍错了地方，他的说辞让人们瞬间认定“胡佛武力镇压退伍军人”的假想。此举让胡佛如坠深渊、百口莫辩，人们一致认为，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是胡佛指使的，这无疑对胡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人比罗斯福更清楚这是他锁定总统宝座的良机。
美国军队的无情镇压只能使成千上万生活困顿的普通民众更加同情那些和他们处境相同的退伍老兵。在这次事件中，麦克阿瑟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一个滥用武力、作威作福的太爷，只会利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镇压人民，是一个无法信任其政治立场的军国主义者。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麦克阿瑟却由此达到了他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此前右翼分子一直将“补助金大军”视为对自己的重大威胁，而麦克阿瑟的行为却帮他们排除了隐患。因此麦克阿瑟和右翼势力的关系空前密切，并且很快就成为这伙恶名昭彰而又日渐衰颓的政客心目中最受欢迎的美军将领，这些人痛恨罗斯福“新政”的每一条措施。虽然此时麦克阿瑟对政治事件的参与远远超出任何一位将军应有的范围，但是这却使他逐渐远离那些在政途上蒸蒸日上的人，反而沦落在那些失势的人群当中。
在镇压请愿者的当天，这两位主角的表现让人们清楚地认识了这两位个性迥异的陆军军官。虽然这两个人后来在美国历史上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却有着天壤之别。艾森豪威尔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对政治事件的预测有着某种天生的直觉，他深谙政治技巧，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艰辛感同身受、充满怜悯；而麦克阿瑟却认为“补助金大军”是在蓄意谋反，会严重地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他身着戎装、挂满勋章，是为了站在全国舞台的中心，接受所有媒体的关注。
麦克阿瑟对国情和国家处境的感知常常与事实相去甚远。由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强大动力驱使美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行进，而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越来越年老昏聩、刚愎自用。他对华盛顿当时的诸多政治改革都怀恨在心，而且把政见不合化为个人仇恨。在他看来，“新政”的支持者们除了颠覆传统以外，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新政”的支持者就是他的敌人，是想篡夺他的领导地位的阴谋家。实际上，罗斯福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激怒麦克阿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人不像因循守旧的老一辈那样对麦克阿瑟言听计从。麦克阿瑟对这些不买账的后起之秀恼羞成怒。虽然他先后为两任民主党政府服务，但内心却将他们视为毒药，他对罗斯福的仇视尤为刻骨。罗斯福精明老到、深谙世故，轻轻松松就将麦克阿瑟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令麦克阿瑟愤懑的是，他竟然发现罗斯福比自己更加善于使用老派的手段对付他。罗斯福对麦克阿瑟的评价一针见血，颇为辛辣，他认为麦克阿瑟可用而不可信。罗斯福曾经对自己的助理雷克斯福德·塔格韦尔说过，休伊·朗是美国国内最为危险的两个人物之一。塔格韦尔于是问另一个危险人物是不是科格林神父，这个当时在电台节目中散布仇恨言论的人。“噢，不，”罗斯福答道，“另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2］
在“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之间上演了一场最为复杂的拉锯战。一方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另一方是同样出类拔萃但满腹怨恨的大将军。有一次，罗斯福对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位一流的军事家，但是我同样知道，你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政治家。” ［13］ 后来，麦克阿瑟经常引用罗斯福的这句话，用以证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也许罗斯福所言非虚，麦克阿瑟并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素养，所以圆滑世故、气度非凡的罗斯福才能轻松地控制住麦克阿瑟，让他动弹不得。罗斯福对麦克阿瑟的了解（以及麦克阿瑟对总统之位的热烈渴望）要远比麦克阿瑟对罗斯福的了解更为深刻。虽然麦克阿瑟一向对总统宝座虎视眈眈，但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拉拢普通选民，因此总统先生从来不把麦克阿瑟当作自己的威胁。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罗斯福保存了一份麦克阿瑟在“二战”爆发前呈交给华盛顿的报告。报告中麦克阿瑟极其自信地宣称，他能够守住菲律宾群岛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要塞。在他看来，“敌人完全没有能力对我们的岛屿发动空中进攻”。除此之外，罗斯福还保留了另外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足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在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九小时后，还让日本人轻易炸毁克拉克机场上的飞机。所有这些都是麦克阿瑟司令部指挥不力的结果。
罗斯福和麦克阿瑟之间互不信任。一向自视甚高的麦克阿瑟在罗斯福面前终于感觉到什么叫棋逢对手，而无法战胜对手的事实又让他对罗斯福充满嫉恨。1945年4月，在欧洲战场取得胜利的前夕，罗斯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世长辞。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对这位总统的哀思之中，但麦克阿瑟却毫无伤感。在听到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后，麦克阿瑟转过身去对一名参谋邦妮·菲勒斯说道：“罗斯福终于死了。他是一个能用谎言来粉饰太平而绝不会说真话的人。” ［14］ 所有听到麦克阿瑟这句话的人都感到极为震惊。人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在听到自己的总统溘然长逝时，居然还能够说出这么刻薄狠毒的话来。
麦克阿瑟对罗斯福的记忆都是负面的，满腹不平，没有任何的喜悦。麦克阿瑟已经忘记，1942年初，当他身陷菲律宾，而日本人已经端了自己的司令部时，是罗斯福出面解围，下令对他进行营救。同样，麦克阿瑟也已经忘记，当他和海军高层在就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式及如何夺取日本主要岛屿出现激烈争执时，是罗斯福在关键时刻同他站在了一起。可是在麦克阿瑟看来，罗斯福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斯福没有为他做什么。事实上，正是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使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更为麦克阿瑟赢得了无上尊严，使他一跃成为公众神话。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会回来》的声明。华盛顿方面曾经想让他将这次演讲的题目改为《我们会回来》，但是他执意不从；他认为这是一句极为个人主义的誓言，除此之外，这项任务也将由他一手完成，因此这篇宣言就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样子。 ［15］ 在那段危机重重的黯淡时期，美国民众迫切需要英雄的出现，而麦克阿瑟的撤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视为一种壮举。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无疑帮了麦克阿瑟的大忙，麦克阿瑟自己在战争初期的错误判断和指挥失职却被掩盖了起来。换了其他任何一位将军，如果犯了与麦克阿瑟同样的错误，可能早已被撤职退伍了。可是人们听说的却与事实大相径庭，这个故事里充满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麦克阿瑟活着是为了明日再战。”也许没有什么能比威廉·多诺万（华尔街律师，后成为战略情报局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话更能表达人们对麦克阿瑟的英雄崇拜了。“伟大的麦克阿瑟，”他当时说道，“他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在被敌军占领的海洋和天空中，他仍在为了自由而浴血奋战。” ［16］ 不过即使这样的奉承，麦克阿瑟也毫不领情，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不许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踏入他的领地一步。
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无论是战地指挥官还是参谋军官）都主动投奔到艾森豪威尔麾下。但是在麦克阿瑟统率的太平洋战场，情况却完全相反，从战争之初到最终撤离日本，麦克阿瑟的部下中既没有什么人功成名就，也几乎没有人员变动。约翰·甘瑟在1950年11月写道：“麦克阿瑟需要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可惜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身边的人晋升得太快，有人甚至这样说道：‘麦克阿瑟的手下没有人胆敢自居第一。’” ［17］ 麦克阿瑟的忠实信徒们被称为“巴丹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考验，成为其中一员就意味着承担压力。被纳入“巴丹帮”的人，都是那些伴随着麦克阿瑟走过低谷时期的人。当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受到日本人的四面夹击被迫撤往澳大利亚时，并无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跟随麦克阿瑟，但内德·阿尔蒙德是个例外，他是麦克阿瑟在日本时的参谋长，一直是麦克阿瑟最亲密的幕僚之一。到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从30年代起就追随着他的下属，而他的高级幕僚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这个群体。这是一个极端排外的群体，除了圈内人之外谁都不信任。当德高望重的作家兼剧作家罗伯特·谢伍德（曾经在“二战”中坚定地支持罗斯福）抵达麦克阿瑟的总部时，立刻感到自己被包裹在敌意之中，似乎总部中的所有人都对其他军事集团与政治阵营怀恨在心，这让谢伍德感到深深的恐慌。1944年，谢伍德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阿瑟带来一个好消息：盟军已经越过雷马根大桥，这是向德国进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是当他告诉查尔斯·威洛比这一消息时，后者却厉声斥责道：“除了这里的事，我们他妈的才不在乎在欧洲发生了什么。”谢伍德后来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毫无疑问地处处弥漫着一种妄想，仿佛他们正在遭受来自外界的残酷迫害。如果你听过这里的参谋们的谈话，你就会觉得美国陆军部、国务院乃至白宫都处在‘共产主义者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掌控之下”。 ［18］
罗斯福始终认为，麦克阿瑟是个和美国政治彻底绝缘的人，整日对自己的痴心妄想浮想联翩，毫不关注国内日新月异的政治经济现状。1936年总统大选时，麦克阿瑟坚信艾福·兰登能够击败罗斯福，而他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兰登一样都来自堪萨斯州）却认为兰登没有胜算，这让麦克阿瑟大为气恼。艾森豪威尔只好给麦克阿瑟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阿比林城的一位朋友写来的，信中暗示兰登可能连在自己的老巢堪萨斯州都难以获胜。而麦克阿瑟则认为艾森豪威尔和另一位同样怀疑兰登获胜的军官是“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的一类人。即使有足够的证据也不敢做出判断”。 ［19］ 后来，兰登虽然赢得两个州，却输掉了四十六个州，其中就包括堪萨斯州。
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中期时，已经有传言说麦克阿瑟和罗斯福总统关系恶劣。一些最为痛恨罗斯福的共和党右翼分子趁机极力怂恿麦克阿瑟参加总统竞选。其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A. L. 米勒将麦克阿瑟的参选视为拯救美国的唯一希望。他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我深信，除非有人能立即阻止‘新政’改革，否则美国必将走向穷途末路。”米勒在信中大肆攻击当时的政治和军界要人，言辞中充满各种妄想。米勒这种人本该遭到唾弃，而麦克阿瑟却经常与他交换意见。他给这位国会议员回信说：“对您的智慧之言和政治立场，我深表赞赏。”他还批评当时的社会“混乱不堪”。他写这话时，恰逢美国全面转向战争，各行各业的美国民众都心怀善意、坚定不移地为国奉献和牺牲。
这些事实丝毫不能阻止麦克阿瑟和米勒的书信往来。米勒写道：“这个建立在美国的君主政体会极大损害普通人民的利益。”麦克阿瑟回信称：“您对美国现状的剖析深刻而清醒，一定会激起真正的爱国志士们的深刻反思。” ［20］ 麦克阿瑟对于米勒的阿谀奉承大为欢喜，对他来说，被他人崇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喜欢巧言令色之徒是麦克阿瑟的一个致命弱点，并且一步步将他引入歧途。然而米勒对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而感到异常兴奋，因此他不顾此时如火如荼的太平洋战事，贸然公开了自己和麦克阿瑟的通信，这实在令麦克阿瑟尴尬不已。于是麦克阿瑟只好解释说，这些信件纯属私人信件（这倒不假），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政界领袖或政治哲学所批评（这当然不对）。但是，这些信件对他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在阿瑟·范登堡参议员（麦克阿瑟的朋友和支持者，孤立主义的化身）的敦促下，麦克阿瑟不得不发表声明，称自己无意在共和党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事实证明，麦克阿瑟口是心非。范登堡认为，如果麦克阿瑟参加提名竞争，无疑将会沦为世人的笑柄。最后的提名结果是，汤姆·杜威获得了1056张选票，而麦克阿瑟获得一票，只有一位与会代表选择站在麦克阿瑟一边。可以肯定的是，1944年是麦克阿瑟在政治上最不痛快的一年，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麦克阿瑟并未因此放弃对总统职位的觊觎。
1946年5月，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东京拜访了麦克阿瑟将军。其间，他们谈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麦克阿瑟极力怂恿艾森豪威尔参选，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也力劝麦克阿瑟参与角逐。 ［21］ 虽然当时麦克阿瑟声称自己年事已高，不太适合大型选举，但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的野心和虚荣却深为了解，他知道麦克阿瑟的答复不过是口是心非。回到华盛顿以后，艾森豪威尔就对杜鲁门提及此事，说麦克阿瑟很有可能参加1948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的环境对麦克阿瑟也确实十分有利：战争刚刚结束，国家万象更新、百废待兴，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又卓有成效，这些无疑将为其竞选之路积蓄力量。因此，1947年麦克阿瑟就放话给自己的支持者们，说他并不会追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如果被委以此任，他也会乐意效劳。与此同时，他还向支持者们保证，参与竞选，他责无旁贷。事实上，在1948年的大选前，提名麦克阿瑟的呼声极高，可惜他对国情毫不了解。麦克阿瑟即便一直留在国内，他也可能远离同胞，更何况到1948年为止，他已经离开美国长达十余年了。
当时，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逐步走向中产阶级，这一变化很快就对美国的两大党派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经济基础的好转，曾经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们开始对自己的选票更加审慎。即便如此，由于“新政”改革行之有效，罗斯福仍然得到了相当多选民的支持。那些力挺麦克阿瑟竞选总统的人认为，罗斯福的“新政”不过是其漫长而又危险道路中的第一步，这条道路终将会使美国走向共产主义。麦克阿瑟最忠实的支持者都来自中西部地区，其中又以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管辖的地区最为突出。麦考密克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业主，也是当时最主要的孤立主义者。虽然麦克阿瑟自己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但他很乐意与这些人为伍。因此，麦克阿瑟最强硬的支持者是孤立主义者、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仇视劳工的人。这些人无一不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美利坚主义”最忠实的代表。1948年总统竞选前夕，麦克阿瑟的好友乔治·凡·霍恩·默斯利少将写信向他表态道：“大量的敌人对您闻风丧胆，包括产业工会联合会、共产党和犹太人等，甚至连沃尔特·温切尔（喜欢说长道短、评论时政的专栏作家）和德鲁·皮尔逊（此前和麦克阿瑟有摩擦的自由主义专栏作家）这样的讨厌鬼，也无不对您敬畏有加。” ［22］ 鉴于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约翰·麦卡顿在《美国信使报》上写道：“为麦克阿瑟摇旗呐喊的都是右翼集团中最糟糕的一帮人，包括那些露骨得像疯子一样的圈外人，这当然未必是麦克阿瑟的错，但肯定是他的不幸。” ［23］ 面对这些人鼓动他参加1948年大选，麦克阿瑟则以典型的语气这样回答：“我只能说，我决不会因为将要面对危险和责任就拒绝美国人民的希望，无论我应当如何谦逊，我都必须勇敢地忠于我的人民。” ［24］ 他说得如此高尚，似乎无人可及。
那些鼓动麦克阿瑟竞选1948年总统的人都是些政治门外汉，他们满怀所谓的热情、正义感和愤怒。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一拍即合，在他们的世界中很少有异议的声音。此外，他们对于如何运用政治手段也一无所知。麦克阿瑟竞选的试验田定在威斯康星，这是麦克阿瑟幼年时曾居住过的地方。像许多军人世家一样，麦克阿瑟家族也在当地有着广泛的人脉。此外，威斯康星州不但是美国中西部的心脏地区，还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影响区域。麦克阿瑟的老朋友罗伯特·伍德当时是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成为麦克阿瑟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伍德信心满满地认为麦克阿瑟至少会赢得威斯康星州27张选票中的20张。由于麦克阿瑟当时是缺席竞选，支持者们就对外宣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由于忙于国事而无法参加竞选，因此总统职位非他莫属。他们之所以确信将在威斯康星州大获全胜，是因为麦克阿瑟根本不屑于亲自到该州拉选票，因此他们将要在候选人缺席的情况下，在威斯康星州大干一场。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他们想的那样顺利，他们甚至很难得到退伍军人的支持。民意调查显示，麦克阿瑟并不受普通士兵爱戴，更别提从退伍军人处得到选票。实际上，那些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的军人更欣赏的，恰恰是麦克阿瑟最厌恶的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威斯康星州被视作麦克阿瑟竞选的第一站，但很快就结束了。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斯塔森巧妙地赢得了40％的投票和19张选举人票的支持；后来继续参与并终获提名的托马斯·杜威则获得20％的投票，但未能赢得选举人票；而麦克阿瑟，在这片本该拥有主场作战优势的地区，只赢得了36％的投票和8张选举人票。第二天，美国驻日大使威廉·西博尔德到第一生命保险大厦开会。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保罗·缪勒少将拦住西博尔德，并示意他离开。他告诉西博尔德：“将军现在情绪异常低落，脾气很不好。” ［25］ 西博尔德只好决定改日再来。虽然1948年麦克阿瑟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最终遭遇彻底的失败，但却有力地证明了一件事：即使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到了暮年，麦克阿瑟也始终对总统宝座一往情深。
从一开始，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就注定无法和谐相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毫不尊重，杜鲁门同样也打心眼里不喜欢麦克阿瑟，更谈不上对他的信任。1945年，杜鲁门上任之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怎样处理与一位妄自尊大的五星上将之间的关系呢？麦克阿瑟比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和洛奇家族更难对付。那两家人至少在采取任何举动之前还会互通有无，而麦克阿瑟呢？只有上帝知道他要做什么。更可悲的是，美国政府的要职上却有这样一位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我不知道1942年罗斯福总统究竟为什么没有命令温赖特从科雷吉多岛返回美国，而让麦克阿瑟做一名烈士……如果当时召回来的是温赖特，那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的斗士、一位真正的将军，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有的只是一个演员、一个说谎精。很难想象，美国在造就罗伯特·李、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等英雄的同时，还会诞生像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样的蠢材。” ［26］
在麦克阿瑟的眼里，杜鲁门的信任可有可无。杜鲁门虽然勤劳刻苦，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家、一个差劲的民主党自由派分子、令人讨厌的罗斯福的指定接班人。麦克阿瑟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一战”时的小小国民警卫队队长，一个毫无建树的小人物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头上发号施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把彼此看作异类，水火不容。他们的出身背景与个人经历完全不同，因此对荣誉和责任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从1945年4月杜鲁门成为总统的那天开始，这二人之间就矛盾重重。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曾经警告杜鲁门，不要让麦克阿瑟代表美国去接受日本的投降。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康纳利对我说，如果我把道格拉斯的威望树立起来，他必将在1948年的大选中与我竞争。我告诉汤姆说，我不会参加1948年的大选，那样我就不用再和道格拉斯打交道了。” ［27］
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太平洋战争刚一结束，麦克阿瑟就表现得行为失常。他们的意见分歧首先发生在军队裁员问题上。在世界恢复和平后的第一个月里，杜鲁门总统及其幕僚决定放缓战后的裁军计划。然而，1945年9月17日，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宣布，由于战后日本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秩序正常，所以他不用50万美军驻守日本，20万人就已足够。杜鲁门政府认为，麦克阿瑟在这个举国上下一致要求裁军的当口抛出这样的言论，会让政府的批评者喝彩，而且他是故意这么干的。
在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眼中，这是麦克阿瑟行为乖张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军人，他不应该干涉政治，不应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应该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安全之上。如果是其他军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立即被解除军职，或者至少遭到重处。但是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麦克阿瑟，而他也总是专断独行。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五角大楼定下来的计划本应得到立即执行，但是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些计划仅供参考。 ［28］ 然而，没有哪个身处后方的官员想去惹恼麦克阿瑟。在裁军这件事上，杜鲁门总统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他得知麦克阿瑟的发言后，大为光火，一度想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总统助理埃本·埃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因麦克阿瑟的言论而大声咆哮，说他‘一定要在合适的时候收拾一下那个把事件闹大的家伙’。他还说自己已经厌倦了无所事事。” ［29］ 这件事情让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更使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最后，在杜鲁门的指使下，马歇尔在发给麦克阿瑟的一封电报中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后者。电报上说，你在日本的言行使国家在平时征兵和维持海外兵力更加困难。最后马歇尔还写道，今后如果再想发表类似言论，应当先与国防部协商。 ［30］
1945年的9月和10月，杜鲁门总统连续两次要求麦克阿瑟回国述职，以接受全国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到时候他会让麦克阿瑟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讲，并由国家授予他陆军服役优异十字勋章。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新任总统的一次盛情邀请，但实际上这是三军统帅对他下达的命令。然而麦克阿瑟丝毫没有把它当作命令看待，连续两次拒绝了杜鲁门总统。尽管他是五星上将，是美国的最高级军官，但是以他的身份来说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总统召他前来，无论麦克阿瑟正在做什么事情，都应当听从指挥。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杜鲁门总统表现得很不尊重，仿佛他们二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或者是他的地位更高一些），因此他根本不需要听从总统的命令。麦克阿瑟回复总统说他在东京很忙，如果现在离开的话，东京将会陷入危机，因为那里存在着“极其危险甚至一触即发的局面”。杜鲁门听后大为恼火，前不久麦克阿瑟还说，他只需要原来一半的兵力就能够维持日本的稳定，而现在又说当地的局势不稳，这简直是信口雌黄。当然，麦克阿瑟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对自己的一名助理说：“我打算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拒绝总统召回命令的将军。我会告诉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事正等着我去做，我没工夫回去述职。” ［31］ 实际上，他对助理说的原话要比这更刻薄。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如果他现在就离开日本的话，整个日本乃至整个亚洲都将失去控制。他还对其他助理说过，他只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日程，选择在最方便的情况下回国。显然，麦克阿瑟是在闹情绪。当麦克阿瑟的一位朋友劝他回国时，他勃然大怒：“要我现在回国，门儿都没有。这一次我必须这么做。我曾经对他们唯命是从，但反过来，总统也好，国会也好，马歇尔也好，都跳出来攻击我。他们最终都可以获得胜利全身而退，而我呢，苏联人追着我，共产党恫吓我。不过这反而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就连华盛顿也没法打败我。我真是要感谢苏联人让我反败为胜，我真想给他们颁发一枚勋章……” ［32］
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将军，没有哪两个人会比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职业生涯更具反差。早在“二战”之前，麦克阿瑟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而杜鲁门此时还屡战屡败，处处碰壁。20世纪30年代初，当麦克阿瑟违背命令，越权镇压“补助金大军”时，杜鲁门作为“补助金大军”的成员之一，身处人生低谷，处处如履薄冰。杜鲁门军事生涯的最高峰是在“一战”时作为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上尉参加了美国远征军出征法国，而麦克阿瑟也参加了这次远征。不同的是，杜鲁门的表现连给麦克阿瑟的杰出表现做注脚都不够。然而，所有这些强烈的对比都没有影响到1945年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将军。
从一开始，杜鲁门就对麦克阿瑟这样一个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总司令感到头痛不已。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想法频繁地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闪现。然而在发生裁军事件之后，当有人向杜鲁门建议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时，总统先生却回答：“再等等，还要再等等。” ［33］ 麦克阿瑟的这一计策一直让他庆幸不已，他知道自己所选择的职位既重要又微妙，因此总统先生绝对不敢轻易撤销他的职务。
在美军刚刚介入朝鲜战争的那段阴云密布的日子里，杜勒斯赶赴朝鲜与麦克阿瑟进行磋商。在开过多次会议之后，他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建议杜鲁门立即更换司令。他指出，麦克阿瑟老迈，注意力也有衰退的迹象。但是杜鲁门觉得自己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他告诉杜勒斯，自己的双手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由于麦克阿瑟极端热衷于政治活动，同时又资历深厚，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为了不让麦克阿瑟达到目的，杜鲁门只得让他远离美国。杜鲁门还补充道，只有将麦克阿瑟派往朝鲜，“才不会让麦克阿瑟在国内掀起滔天巨浪，因为美国人一直将他视为民族英雄”。 ［34］ 这一决定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总统先生将要依靠一个自己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来指挥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不但如此，出于某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杜鲁门甚至不敢把他替换掉。
麦克阿瑟自视为美国历史继往开来的继承者，只有华盛顿和林肯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曾经说过：“我有两名最重要的顾问，一位创立了美国，一位保卫了美国。如果你仔细查看他们的生平，你就会找到答案。” ［35］ ）在担任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华盛顿的肖像挂在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而战争胜利后，据西德尼·麦斯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回忆，麦克阿瑟在办公室向华盛顿的肖像敬礼时说：“尊敬的先生，虽然他们穿的不是红色军服，但我一样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36］ 而他几乎对其他总统都深恶痛绝。在麦克阿瑟看来，罗斯福就是罗森菲尔德，而杜鲁门则是“住在白宫里的犹太人”。有一次，他的军事秘书鲍尔斯满腹狐疑地问道：“白宫里的哪个犹太人？”麦克阿瑟回答：“杜鲁门。你可以从他的名字就看得出来，或者看看他的那张脸就行了。”一次，为了反驳鲍尔斯说他几乎不喜欢所有美国总统的话，麦克阿瑟说道：“胡佛总统，他还不算太差。” ［37］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两人几乎从未真正有过共同的目标，也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他们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于怎样获取战争的胜利，对于美国需要对这场战争投入多大的努力，他们的认识都相去甚远。可是冤家路窄，从1950年的6月25日开始，这两个思想意识迥异的人物却因朝鲜战争而时刻纠结在一起，时间之长，关系之密，史上少有。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杜鲁门发现自己的宝座时常因无法控制麦克阿瑟而受到威胁，但麦克阿瑟也因对杜鲁门的无礼和怠慢而使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损害。
美国即将在没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走向战争。美国第一支投入战斗的部队装备陈旧、兵员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指挥欠佳。曾经屹立于两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巅的那支美军已不复存在，现在的这支美军脆弱得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不堪一击。这种表现应当归咎于美国朝野上下：总统为了偿还“二战”留下的战争债务，开始严格控制预算，大幅降低军费支出；国会力图削减一切预算；而那位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在五年前的“二战”时期甚至鼓吹自己不需要全部投入从美国调来的军队就能大获全胜，然而时至今日他领导的军队依然训练不足。世界上最繁荣、最富裕国家的军队居然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在战场上被蹂躏践踏，因此总统难辞其咎。由于资金短缺，陆军缺少必要的枪支弹药，炮兵在平时无法得到实弹演练，装甲兵由于缺少汽油只能进行模拟训练，甚至在著名的军事基地刘易斯堡等地，士兵们上趟公厕也只许使用两张卫生纸。 ［1］ 由于缺少配件，那些刚入伍的新兵只能自掏腰包从外面低价购进二手军用物资来滥竽充数。 ［2］ 如果说美军的武器有所升级的话，那也只是对空军的装备进行了改良，从来都没有为步兵更新过任何装备。
“二战”使沉睡的美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在自身领土不会受到别国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有现代化的工厂，有发展中国家羡慕的发达工业，并且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造出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二战”初期，人们曾经认为美国人在舒适的环境下长大，因此不能成为战场上骁勇善战的士兵；美国的民主氛围也让人们一度担心美国人民能否真正打击那些强大的极权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有一流的士兵，美国的民主精神把这支部队培养得更加英勇和坚忍。在“二战”时的欧洲战场，即使是那些来自美国普通家庭的年轻人，在配备了高科技武器之后，一样能够打赢纳粹德国强大的国防军。顽强的美军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最终摧毁了第三帝国。在太平洋战场，虽然日军打得很顽强，但美军实施了多军种联合作战，再加上装备精良和麦克阿瑟旨在孤立而不是强攻的精明战略，还有日本人资源的有限性，最终使日军覆亡。
但是现在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如下报道：在朝鲜军队的进攻下，美军节节败退。难道“二战”后美军开始变得洋洋自得，从而对敌人不屑一顾了吗？尽管现在的美国比起“二战”时更加强大，难道仅凭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就能理所当然地拥有强大的军队吗？难道美国人民认为其他国家在美国强大之后就不会对美国进行挑衅了吗？可以肯定的是，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的高级将领一致认为，虽然本方兵力不足，而且疏于防范，但是对付弱小的朝鲜军队绰绰有余。在美国人看来，不论美军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朝鲜军队跨越三八线，美军就会给予迎头痛击，轻而易举地打败敌人，从而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是麦克阿瑟本人，就连其他高级军官以及政府官员们也一致认为，美军可以以少胜多，不费吹灰之力将朝鲜军队一举击溃。
然而，这些想法其实是美国人的种族歧视思想在作怪，即认为白种人在战场上天然优于亚洲人。但这一观念又不能解释日本在“二战”前期的连连得手，美国人只好把它解释为日本人狂热好战。这回是朝鲜人。美国军人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落后的朝鲜怎么会打败战术娴熟且装备先进的美国？威廉·费舍·迪安少将的话或许能解答这个疑惑。7月下旬，有报道传出迪安少将失踪，后经证实他是在大田防御战中被俘。在他被俘的前几天，《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斯·比奇在一个飞机跑道边采访了他。迪安对比奇说：“我们必须承认，敌人有我军没有的战斗意志，那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作为一名“二战”时的海军老兵，比奇很同意迪安的观点，他写道：第一支奔赴朝鲜的美军“在精神上、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3］ 这是一支平常的军队，士兵大多娇生惯养，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经过简单训练，就匆匆远离舒适平静的东京生活，直接开赴战场。在出征之前，他们甚至夸夸其谈地说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返回日本。然而一夜之间，噩梦仿佛降临他们的头上。美军被朝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连阵地都守不住。朝鲜的先头部队斗志高昂、装备精良，他们的凌厉攻势让美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败退。到7月底，战局开始变得对美军极为不利。直到这时，美国国内才开始积极应战，加速向战场运送飞机、坦克和反坦克火箭筒。
韩国没想到朝鲜军队竟然如此骁勇，与韩军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几乎在所有的防线上南方军队都一败涂地。让美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美国一支开赴朝鲜半岛的部队同样表现得极为糟糕。此时此刻，美国人的心情与其说是诧异，倒不如说是震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拟定的首战行动计划——“蓝心行动”计划，也反映出美军对自己实力的盲目乐观。麦克阿瑟对这次行动的预期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可以在朝鲜军队的身后发起两栖快速进攻。这样一来，美军就能像拍死几只微不足道的蚊子一样，轻轻松松就把他们打垮。仁川登陆的时间定于7月16日，即第一支美军部队到达朝鲜半岛两个星期之后。尽管驻韩美军装备极差，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但是自信过度的东京司令部仍然认为美军可以完胜朝鲜军队。
然而美军的“蓝心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戛然而止。这是因为美军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自保以免被赶出半岛。现在的战局既表示美军指挥官忽视了朝韩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程度，也表示东京司令部制订计划的失败之处。这些计划无不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任何有经验的指挥官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要想获得最终胜利，美军的第一支地面部队必须拿出最佳的状态痛击朝鲜人，这样才能够让美军在以后的战斗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然而，战情的实际发展却与他们的希望背道而驰，美军的作战计划不仅是他们草率从事的表现，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无能。司令部首先命令驻日美军四个师中实力最弱并且战前没有丝毫准备的第24师开进朝鲜半岛，而下达这个命令仅仅是因为这个师驻扎在日本的九州，离朝鲜半岛最近。九州是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离东京最远，因此它是最后在日本国内得到军官、士兵和装备补给的地方。那里大部分的团长、营长的能力都是二三流的，因此让这些人开赴朝鲜战场，成为美军在战争前几个月接连失利的主因。驻扎在那里的一位排长说：“这里是日本补给线的最后一环。” ［4］ 第34团的作战参谋形容说：“这里的武器装备简直就是国家的耻辱。”大量的迫击炮弹都不能用，点30口径的机枪破旧不堪，根本打不准。这里还有早已被淘汰的老式反坦克火箭筒。后来该师一位军官写道：“让这支实力不足、装备陈旧、训练差劲的部队去打仗，简直令人伤心，甚至是犯罪行为。” ［5］
T. R.费伦巴赫（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任连长）写道：“二战”时的老兵已经走了，取而代之的新兵却对战争状况不甚清楚。他们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南方盟友，更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敌人，他们一点都不愿意踏上这个战场。用费伦巴赫的话来说，“这些志愿入伍的新兵参军目的五花八门，唯独不是为了打仗而来”。 ［6］ 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认为，最早派往朝鲜的部队有40％是精锐部队，不过克雷·布莱尔认为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 ［7］ 就像其他驻扎东京的美军一样，第24师的每个团都不是三个营的正常编制，而仅有两个营的兵力。更糟糕的是，第24师的师长只派两个团的劣势兵力奔赴战场，留下一个团在日本待命。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集中兵力和火力，而是兵分三路迎敌。最终美军抵挡不住朝鲜人民军的大规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而溃散。尽管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美军也曾英勇地反击过，但是由于实力悬殊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甚至落荒而逃。这无异于是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
战事的结果不是偶然的，而是美国人被五年前的“二战”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大幅裁军的结果。当艾克尔伯格把第8集团军交到沃克手上时，他很清楚这支军队的弱小程度，用他的话来形容就是，这支军队“只剩下了光杆司令”。 ［8］ 在“二战”中与日军战斗获得的那些来之不易的亚洲作战经验，现在一点也没有传承下来。在东京服役的士兵过的简直是一种天上人间的生活，那里的士兵没有任何军事任务，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有一种身为富人的优越感。从美国来的新兵一到日本就受到良好的优待，很快就会发现日本就是一方乐土：只要在军中按章办事，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出去寻欢作乐，甚至还可以有“同居女友”；每个士兵在日本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他们在国内时的水平。在这个一贫如洗、尽为灰烬的日本，每个美国人（即使是最底层的列兵）都能够找到童仆为自己穿衣擦鞋。与那些沦为乞丐的日本人相比，美国的列兵或者下士可以说十分富有（至少比他在国内的俄亥俄州或者田纳西州要富有），因此他们认为白种人在各个方面都更加优秀，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人的种族歧视。白人赢得了战争，于是非白人男子成了给白人擦皮鞋的人，而女子则成了白人的女人。在这种颇为轻松的生活方式下，士兵们甚至不用参加周一早上的点名，而是由连里的文书向上级报告本连队仍然有战斗力。
实际上，这支军队没有战斗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1945年的阿登反击战中，曾经坐镇巴斯托涅的托尼·麦考利夫少将就在1948年带领过这支驻在日本南方的部队。当比奇问他是否喜欢这里的生活时，他嘲讽地答道：“我很喜欢，但是这里的官兵却不喜欢我。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浑蛋。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的职责都应该是备战，而这支军队简直他妈的一无是处……我做的事情把这里搞得一团糟，命令他们出去训练反而害得他们弄湿了鞋子，弄脏了脚。”然而，麦考利夫在这里待的时间很短，也没能改变这支军队的懈怠状况。 ［9］
这就是第一支派往韩国的部队，可想而知，他们当然会被朝鲜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率领第一个团奔赴韩国的约翰·米凯利斯上校在最初几个月里发现本团的表现实在差劲。10月上旬，他对《周六晚邮报》的记者罗伯特·马丁说：“当我的部队开赴战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使用。大多数的士兵只是在教室里上上政治课，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实战训练。他们娇生惯养，有人告诉他们要给家里写信，不要开快车，不要买国防公债，不要为红十字会捐款，不要得性病等，唯独没有人告诉他们，当枪支哑火时该怎么清理弹膛。而且他们过于依赖汽车，甚至都不会用腿走路了。让他们出去巡逻、侦察，他们也只会开车拉着成吨的行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10］
如果以上这些充分反映了美军的形象，那么朝鲜军队则截然不同。朝鲜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在一夜之间从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拥有坚韧不拔、骁勇善战的军队；他们的士兵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适应野外生存的环境。据军事史学家罗伊·艾普曼估计，朝鲜军队三分之一的官兵曾经在艰苦的战斗中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次战争只是过去抗日战争的延续。他们已被灌输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过之而无不及。 ［11］
朝鲜人民军的官兵大多农民出身，憎恨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认为韩国政府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不能带给人民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看来，现在的美国是日本的盟友，代表旧朝鲜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必须要把美国人从他们的领土上驱逐出去。然而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南方军队居然与日本人站在一起。朝鲜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他们不仅善于伪装，而且能够在荆棘地中赤脚行军，这些都是美军难以企及的。从他们的老师和盟友——中国共产党那里，他们学会了游击战：先是骚扰，然后偷袭，最后分割歼灭。他们甚至派出先头部队佯装成普通老百姓，对美军的位置进行侦察，以便准确地集中火力进攻。
与美军相比，他们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了解自己的作战目的。他们明确自己的敌人就是来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白人侵略者以及任美国在南方傀儡政府摆布下的同胞。而美军尽管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要与朝鲜人民军开战。他们只是驻扎在日本的美军，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与韩国军队并肩作战。第34团有一位名叫拉里·巴奈特的排长说：“星期天，当我们得知出征的消息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韩国在什么地方？让那些亚洲人自相残杀去吧’。” ［12］ 第24师的34团和21团是第一批被派往韩国的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尽快奔赴战场，从西向北行军，直捣朝鲜军队的老巢。在汉城以南水原市的一个村庄里，他们碰到了朝鲜军队。但是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在重要目标上集中有限兵力，而是极不明智地将队伍分成几个小分队，这一部署反映出美军严重的轻敌倾向。第一支离开日本奔赴韩国的先头部队是由布拉德·史密斯中校率领的“史密斯特遣队”。运输机把他们送到了韩国东南端的城市釜山。由于天气恶劣、运输机数量有限，美军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把这些部队运送完毕，当所有特遣队的官兵到达该地时，已经是7月2日了。当晚，他们立即乘坐火车赶往前线大田市。7月3日早上，当他们抵达大田时，史密斯中校遇到了约翰·丘奇准将。丘奇是麦克阿瑟派来韩国调查美军需要哪些物资补给的。
然而丘奇的调查工作还没展开，朝鲜人民军就发动了猛烈进攻，韩国军队立刻溃不成军。丘奇只好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水原市后撤到了90公里开外的大田市。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同时也摧毁了美军自视甚高的心理，他对史密斯说，现在美军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能够打硬仗的士兵。他指着地图对史密斯说，只要他们拿下位于水原市南方的乌山，就能以那里为据点阻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于是，史密斯率部乘坐火车开赴安城方向。在安城火车站，南方民众的欢呼声令他们感到异常自豪，仿佛自己成了救苦救难的人民英雄。但是威廉·威利克中尉不久就发现，成千上万逃往南方的民众不是因为美军的出现而欢呼雀跃，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火车而如释重负，这样他们就可以搭乘火车逃往更安全的釜山。 ［13］
与此同时，迪安少将也赶到大田市，并且替换丘奇接管了在韩国的美军部队。他指派第34团开赴汉城—釜山公路一线的平泽市（位于乌山西南方）。由于第34团没有充足的军用物资，他们还从十公里之外的第21团借了些装备。其他人都认为美军应当集中兵力，以四十英里之外的锦江作为天然屏障构筑防线，但是迪安认为自己能够“快速而轻易”地完成任务；他错误地兵分三路，从而铸成大错。
从日本出发之前，第34团的士兵被告知要穿夏装上阵，因为出兵不久就可以攻克汉城，并且大获全胜。营长哈罗德·埃尔斯中校更是对自己的官兵说：“朝鲜军队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队伍，他们没有现代化的枪炮武器，因此我们可以毫发无损地一举击败他们。” ［14］ 同样，普通士兵也都表现得狂妄自大，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这些亚洲人，然后就可以返回东京继续自己的美好生活了。然而，在阿尔蒙德少将的副官弗雷德·拉德上尉看来，美军上下对胜利的乐观情绪显得过于盲目，“亚洲人没法抵抗美军，这种信念很难说是自上而下传染的，还是自下而上，也可能两者皆有”。 ［15］ （在十三年后的越南战争中，他也同样体会到美军对敌人的轻视。）当第34团到达平泽时，韩军的一些军官准备炸掉朝鲜军队必经的一座桥梁，但是美军却把爆炸装置扔了，并且嘲笑他们胆小如鼠。
当双方首次交火之后，美军才从现实中清醒过来，这就是轻敌要付出的惨痛代价。7月4日，史密斯扔下远在釜山的主力，只身带着两个加强连共540人的微弱兵力赶赴乌山。7月5日凌晨3点，他们到达指定作战位置。天上下着雨，他们又冷又累。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副排长劳伦·钱伯斯中士发现有八辆T-34型坦克从水原市朝这边驶来。排长菲利普·戴中尉问他这些是敌军还是友军。他回答道：“报告排长，这些坦克看上去不是友军的部队。”
紧跟在坦克后面的是长达六公里、浩浩荡荡的朝鲜部队，队伍后面的25辆坦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当朝鲜军队距离美军还有一公里的时候，美军率先用迫击炮发起攻击。尽管有几辆坦克被击中，但是朝鲜的坦克部队继续向美军冲来。当距离近到只有几百码时，美军用反坦克火箭筒和步枪射击坦克，但是完全不起作用。于是，钱伯斯中士打电话请求上级用60毫米口径迫击炮进行火力支援。但上级的回话是，迫击炮打不了那么远。“那81毫米口径迫击炮呢？”他继续问道。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没有携带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那4.2英寸的呢？”“4.2英寸的迫击炮根本不能用。”“大炮能不能用？”“我们联系不到炮兵指挥部。”“那空军呢？”空军也找不到史密斯特遣队的具体位置。”钱伯斯最终失望地说：哪怕给他一架照相机也好，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拍张照片。 ［16］ 但是，他们转眼间就要被朝鲜军队包围了，很多人开始仓皇逃命；他们甚至扔掉武器，脱掉鞋子，好让自己在稻田里跑得快一些。
第34团的团部就驻扎在史密斯特遣队的附近，此时朝鲜军队已经向他们渐渐逼近。《伦敦电讯报》和《墨尔本先驱报》的澳大利亚记者丹尼斯·华纳被指派到平泽市附近的第34团1营随军采访。7月5日上午，当师炮兵指挥官乔治·巴尔特准将到访时，华纳正与营长里德·埃尔斯在一起。由于前线没有大炮，迪安只派他来管理其他事务。巴尔特走出吉普车对记者们说：“战斗就要开始了，我将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你们汇报战况。”他说自己已经下令，如果朝鲜军队近至1500码时，我军就会开火。华纳还记得，所有的美军军官似乎都对局势十分乐观。他听到埃尔斯说：“当那些朝鲜劳动党的浑蛋看到我们这么强大的部队时，一定会吓得屁滚尿流。这个周末我军一定会把汉城拿下。” ［17］ 然而让华纳感到为难的是，他到底应该是相信这番话留下来完成采访，还是为了保命，搪塞一篇报道然后赶快逃跑。
图5 史密斯特遣队作战情况，1950年7月5日
最终，他选择留下来继续采访，但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在崎岖不平的大路上，大批的韩国农民朝着这边跑过来。凡是稍微有些警觉的人都会想到前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战况。尤其让华纳感到恐慌的是，在逃跑的这些人当中，韩国军人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农民的数量，因此他决定和几个战地记者一起上前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他们就遇到韩国的骑兵，华纳觉得这些骑兵的坐骑不是高头大马，而更像是谢德兰矮种马。这些韩国逃兵边跑边用他们的韩式英语大喊：“坦克，坦克来了！”这时，华纳也已经看到朝鲜军队的坦克正耀武扬威地朝这边驶了过来。于是，他立即转身往埃尔斯的营部跑去，但是埃尔斯却不相信华纳亲眼看到的事实：“我们没有坦克，一定是你们看错了。”
“没有看错，那些坦克不是我们的，而是朝鲜军队的。”华纳回答。
“就算是有坦克，也不可能通过那座桥。”埃尔斯坚持这样认为，但他还是派了一支反坦克部队随华纳返回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两辆朝鲜坦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尽管美军的反坦克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伤不到敌军坦克的皮毛。
此时，埃尔斯还没有收到史密斯特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最终几个幸存者突出重围向他报告了此事。华纳写道：“听到消息后，埃尔斯开始拼命逃跑。就在当晚，巴尔特的司令部被朝鲜的坦克夷为平地。7月6日黎明，朝鲜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开过平泽市，在早饭时间拿下水原市，并在当晚抵达天安，36小时推进了36英里。” ［18］ 第二天晚上，美军继续撤退，于是迪安将军解除了巴尔特的先遣部队指挥权，甚至还解除了一名团长的职务。
这就是美军在朝鲜战争的失败开局。毫无还手之力的美军连拖延朝鲜军队向南行进的能力都没有。在与朝鲜人民军战斗的第一个星期内，美国损失了两个团，三千多名官兵伤亡或在战斗中失踪；大批武器被丢弃在战场上，足以武装朝鲜两个团的兵力。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华盛顿和东京的情绪一落千丈。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军队在压力下或许会动用原子弹。7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士兵在武器落后、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搏斗，这让我们感到既痛心疾首，又十分钦佩。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少数人的牺牲换来了数百万韩国人的生命安全。尽管这个选择对那些阵亡的士兵来说极其残忍，但是他们的功劳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绝不允许世界民主进程的倒退，绝不允许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泛滥。”
朝鲜战争最初几周阵亡的将士让美国人民醍醐灌顶：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终极武器原子弹。实际上，靠原子弹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思维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以为，既然美国拥有像原子弹这样令人恐怖的武器，那么就不用再担心其他国家的挑衅或者入侵了。此外，依赖原子弹还可以削减国防预算，削减兵力规模。就在一年之前，布莱德雷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如今陆、海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坦白地讲，只要原子弹用得好，我们将再也不需要海军和陆军来打击敌人。”然而，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失利的教训表明，用原子弹来保卫国家不过是人们的幻想。原子弹的作用十分有限，只能用来威慑，譬如在冷战时期对敌人进行恐吓。但是它在阵地战时派不上用场。此外，由于原子弹的威力过于恐怖，不是特殊情况在道德上是不允许使用的，因此原子弹一度成了战场上禁止使用的武器，人们不会动辄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美国早期对核武器的垄断，使得“二战”戛然而止，于是美国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可以建设一支不需要一兵一卒的部队，而且这样既保卫了国家，又节省了预算。如果说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标志着人类战争历史的新篇章，那么人类就可以废弃所有的武器，创造一个军事力量仅由那些最富有、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掌握的世界。然而，1950年7月，美国人的这一信仰在朝鲜战争中完全破灭。1945年的“二战”之后，世界军事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虽然这一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作为美国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如果想要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地面部队才行。对原子弹的幻想破灭之后，人们对朝鲜战争和杜鲁门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他们不接受朝鲜战争的结果，也不再信任现任的华盛顿政府，而现在美国所处的国内与国际局势甚至是他们自己都不想看到的。
1950年7月是美军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个月。整整一个月，面对朝鲜一次又一次的大兵压境，美军只能节节败退。尽管美军在兵力上和武器装备上都不及敌军，但是偶尔的反击却足以表现出美军的英勇。美国的部队始终坚守着几个关键的据点，战场上美军部队竭尽全力争取时间，力图压制住朝鲜的猛烈攻势，从而为美军赢得在本土集结以及开赴战场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在美国本土，举国上下都因为这场战争被调动起来了。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驻日美军兵力十分短缺。为了广泛征兵，甚至是那些在日本犯有重罪的士兵或者是即将遣返美国监狱的犯人，都得到了在朝鲜战场上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他们立下战功，犯罪记录就会被一笔勾销。 ［19］ 威廉·魏斯特中尉（骑1师师长盖伊少将的副官）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你会发现自己大多数的时间都要花在处理手下上军事法庭的事情上。 ［20］
7月上旬，麦克阿瑟告诉参联会，他需要十一个营的兵力才能守住美军在韩国的防线。于是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征兵，征兵海报上写着：山姆大叔需要你为国效力，参加朝鲜战争。那些已经退役成为平民的“二战”海军陆战队士兵懊恼地发现：他们虽然已结束海军预备役服役期，但是依照之前同政府所签的协议，他们又不得不应召入伍，加入其他兵团。这是他们十年之间第二次踏上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征程。在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由于很少有年轻人来登记入伍，陆战队一直人手短缺。只要新兵一登记，他们就被编入部队，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直接送上朝鲜战场。曾在朝鲜战争初期指挥一个连的弗兰克·门诺兹上尉说：“我们就像是一个吸尘器一样吸走了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公职人员、医生、司机。我们很快就把他们编入部队。” ［21］ 起先，在新兵被送到战场之前，他们会有六个星期的战斗训练，但结果是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准备；后来，他们又被告知在到达朝鲜之后还会有十天的训练，但是这个训练过程也被省去了；最后他们还听说一到釜山就会进行为期三天的特别训练，但是由于朝鲜军队一次又一次逼近，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受到过任何军事训练。这些新兵往往是从美国直接送到朝鲜，而且被直接派到作战地点。在此之前，他们既没有调准过自己的步枪，也没有测试过部队的迫击炮，更没有用“柯斯莫林”润滑油为自己的机关枪上过油。 ［22］
在五角大楼，人们对指挥官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特别是对第8集团军司令，也就是驻韩美军司令（不久成为联合国军司令）的沃克少将表示怀疑。因此，五角大楼在8月上旬派遣李奇微中将作为三人特别专家组成员之一听取麦克阿瑟的困难与意见。同时白宫也表达了他们对麦克阿瑟与蒋介石关系的担忧。
三人小组的领头人哈里曼的主要任务是调查麦克阿瑟，并帮他修复与政府在蒋介石和中国问题上的裂痕；而李奇微的主要任务是视察沃克和他的司令部。李奇微曾在“二战”末期指挥过一支世界级的精英部队——美国空降兵，但是当他到达朝鲜战场时，却被这里的情况惊呆了。他认为，沃克手下的许多军官在战场上都表现欠佳；他们来韩国不是为了作战，而是想浑水摸鱼捞个军功，以便退役回家后能够谋个好差事或者高薪职位。在李奇微看来，华盛顿和东京司令部拖了沃克的后腿，他们没有派遣最好的青年军官来给沃克当助手。沃克常常为此感到十分恼火。那些素质较高的军官一到亚洲，就被东京司令部抽走了，没有前往战场的机会。李奇微认为沃克是一名好军官，如果给他一支坦克部队，让他执行特殊任务，没人比他干得好。不过，他认为沃克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他手下的那些参谋显然很弱，组织能力很差。沃克手下的一些团长都是一群缺乏战斗经验的老人，甚至连他的参谋长也是一个非常消极、不求进取的人。李奇微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这些人距离他们“二战”时期前辈的水准差得太远。
他的报告对这支部队各方面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这支队伍缺乏步兵战斗素养，缺乏斗志；由于韩国的公路状况很差，他们几乎离不开交通工具；他们不知道怎样反击，不懂得怎样挖战壕，不知道怎样在战场上伪装自己，不知道怎样布置火力点，甚至不知道怎样和其他连队进行通讯。李奇微很是震惊，美国把自己的士兵投入战场，却根本不顾他们的死活，让他们处在如此恶劣、如此危险的环境当中。对他来说，这严重违背了作为一名陆军指挥官的信仰。李奇微强烈认为应当免去沃克的职务，因为他不仅缺少指挥战局的技巧，而且缺乏改变局势的才能。然而，李奇微并不急着向华盛顿提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明白，撤换一个受困部队的指挥官，会使军心更加涣散，对战局更加不利。李奇微不断反问自己，这样的人事调动会不会有损于这支部队已经十分脆弱的斗志？同时，他还担心有人狭隘地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抢夺军队的大权。他很担心如果自己向麦克阿瑟建议免除沃克的职务，麦克阿瑟会作何反应。他不知道，麦克阿瑟实际上和沃克之间有着极深的隔阂。李奇微心想，既然麦克阿瑟总是同华盛顿过不去，那么一旦撤除他的手下，他会不会借机向杜鲁门总统发难？于是他决定去和哈里曼商讨此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里曼就已经开始处理这些困难的敏感任务了。最后，三人小组的成员——李奇微、哈里曼及空军将军劳里斯·诺斯塔德一致认为应当解除沃克的职务。同时他们也认为，除非麦克阿瑟自己要求解除沃克的职务，否则他们将按兵不动，并且谨慎行事。他们不想让麦克阿瑟觉得，自己从华盛顿来到前线的目的是为了挑战他的指挥能力。 ［23］
但是哈里曼建议李奇微同包括总统在内的华盛顿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沃克的事情，通过正当的途径解除他的职位。但是克莱·布莱尔后来指出，麦克阿瑟早已对沃克失去信心，并且早就想解除沃克的职位让李奇微来取而代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布莱尔曾经写道：“如果当时由李奇微取代沃克，那么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很可能会朝着有利于美军的态势发展。” ［24］ 与沃克不同的是，李奇微可以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也就是说如果换成李奇微，那么战场的指挥就能更好地与华盛顿的指挥遥相呼应。此外，这次换将也会使美军更加小心谨慎地去考虑自己是否真的要跨越三八线。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诺斯塔德劝说李奇微担任第8集团军的指挥官：“我认为你应该去那里指挥。”但是，对于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及在五角大楼的影响力去争夺另一个人的指挥权，李奇微却很反感：“别再提这件事情了。好像我去前线进行调查就是为了这个职位去的一样，我不想这么做。” ［25］ 有另一件事情引起了李奇微的注意，但是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担心麦克阿瑟准备在敌人的腹地仁川进行登陆。作为一名空降兵军官，他更喜欢在远离敌人主力的地方进行突袭。不过他认为，要反对麦克阿瑟的这个计划一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实际上，那时的指挥权几乎要交到李奇微的手上。哈里曼极力向杜鲁门总统、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以及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推荐李奇微。这是一个理想的调动，所有人都同意，因为这样就可以让军中最精明强干、最为年轻的指挥官参与到战事中来，同时还可以防止麦克阿瑟独断专行。李奇微是一位在军中威望颇高的指挥官，就连向来刚愎自用的麦克阿瑟都不能不敬他三分。1951年，柯林斯曾建议将李奇微升任陆军副参谋长，他不无担心地说道：“你很可能深陷朝鲜战争，我都拽不出你来。” ［26］ 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指挥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在战争初期的表现反映出华盛顿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仍然认为真正的敌人只会来自欧洲。对于这一点，就连李奇微也深信不疑。
在战时的华盛顿和东京，尽管在制定重大军事战略时，麦克阿瑟及其亲信们都经常把沃克排除在外，并私下里嘲笑他，但是这些伎俩都掩盖不了沃克在战争中不可取代的作用。沃克的心腹飞行员迈克·林奇曾经形容道：作为一名作战先锋，沃克不时受到“两面夹击”，一方面他需要与当地的朝鲜军队斗智斗勇，另一方面还需要与美军的东京最高司令部进行斡旋。 ［1］ 沃克心里清楚，自己的作风很难得到上级的青睐，他总感到身边危机四伏，时刻有被解除职务的危险。因此，即使在李奇微看来沃克办不到的事情，沃克也会以自己的坚韧意志完成。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将军们思考的问题是，要么死守釜山环形防御圈，要么撤出整个朝鲜半岛。为了稳妥，将军下令沃克的部队全部撤退到洛东江。在军事会议上，李奇微问沃克，他的部队撤退后沃克将怎样排兵布阵，但是沃克却回答他的部队不会撤退。“你可以那样命令你的部队，”李奇微说，“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的军队撤退到洛东江一线，你将怎样部署他们。”沃克坚定地答道：“将军，我的部队不会撤退到洛东江沿线。” ［2］
唯一对沃克有利的是，他没有时间去担心华盛顿或东京的高层们怎样看他。他每天都马不停蹄地忙着调动部队以逃脱朝鲜军队的进攻；战争的危机接踵而至，使得他完全没有时间顾影自怜。由于伤亡惨重，各个师、团、连都缺兵少将。在7月的每个晚上，朝鲜人民军似乎都能够在四五个地点突破美军的防线；沃克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防线上查缺补漏，看哪个据点需要部队增援。在战场上，很少有美军将领处理过这么棘手的问题。沃克的军队疏于防范的原因也在于此，在战争爆发的6月25日之前，作为一名东京司令部的指挥官，他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在战争爆发的初期，他所领导的部队被人多势众而且熟悉地形的敌军压制得不能动弹。沃克军队的补给线很长，甚至一直延伸到大后方的加利福尼亚州，因此他的军队几乎什么都缺：不仅缺兵少将，最要命的是就连弹药都供给不足。在两军交锋时，他的部队不熟悉这个多山国家的地形，因此敌方的胜算要大得多。更糟糕的是，在司令部里他更像是个局外人。
对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来说，即使他们不会对沃克嗤之以鼻，也不会重用他。有时候，沃克似乎是远东地区最后一个得知军事指令的人。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派来的指挥官就像这两位长官一样藐视沃克，还经常对沃克指手画脚。
在战时，沃克一直没有得到他急需的一线指挥官。在华盛顿的人以及出巡的李奇微都抱怨沃克没有好的参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记录良好的军官都会在运兵船停靠在日本横滨前就被远东司令部挑出来。好的军官会被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挑走，剩下的才能派往沃克的第8集团军。 ［3］ 司令部把精锐分子放在错误的地方，这完全是一种失败的做法。沃克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他总是服从上级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军事决策。他只能向好友抱怨，司令部怎样藐视他的幕僚以及军事决定，怎样拒绝向他增派急需的军官人才。他一直想把斯利姆·吉姆·加文招至自己的麾下，因为加文是“二战”时期著名的空军指挥官，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可是这么优秀的人才他却得不到，这使得沃克大为恼火。 ［4］ “二战”时期，马歇尔总是喜欢把有活力的年轻人升为团长，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团长年龄超过45岁。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刻，九名团长中仅有米凯利斯符合马歇尔的标准，其他的团长中，一人55岁，一人50岁，四人49岁，还有两人47岁。在战争初期，米凯利斯发挥良好，他的第27团就像消防队一样，在各个危急时刻都派上了用场。当美国部队被朝鲜军队包围时，米凯利斯总能够率部突出重围。作为一名空军指挥官，米凯利斯早就受过专业的训练，即使被包围仍能临危不乱。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所畏惧已经流进每个空军士兵的血液里。换作其他指挥官，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迅速命令自己的部队撤退，这样一来反而会受到那些训练有素的朝鲜军队伏击。米凯利斯的军队总是把战争全局利益放在首位；即使被包围，米凯利斯的官兵也会奋不顾身，用火力掩护其他士兵。
对沃克来说，战争是他军旅生涯的转机。沃克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东北部的贝尔顿。像那个时代的所有孩子一样，他想要出人头地，除了选择入伍参军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先到当地一所军官学校就读。毕业之后本打算进入西点军校，但由于他当时只有15岁，只能先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他的成绩不算优秀，在一个有92名学生的班里仅排第52名，但是在1907年6月，他却成功获得国会的批准，并于1911年正式加入西点军校学习。那时得克萨斯州人的生活十分艰苦，他的父亲曾经写信给他，要他回家帮忙盖一座仓库；当年10月，他休学回家，并于1912年重返西点。返校后，他的学业同样不出众，在96人的班里他排名第71。毕业以后，时值“一战”爆发，他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一战”之前，他隶属于第19团，这个团的任务是在美墨边境平息以潘乔·维亚为首的团伙所引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 ［5］
图6 朝鲜人民军高歌猛进，1950年8月底
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沃克手持机关枪英勇地与德国人作战，并在默兹—阿拉贡战役后获得两枚银星勋章。他与同龄人都关系要好，其中包括莱昂纳德·杰罗和那个时代的闪耀之星艾森豪威尔。1925年，沃克被选入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指挥参谋学校。这所学校建于“一战”之后，目的在于选拔人才，作为未来将军人选的储备。在那个和平时期，谁要想在军中升职，利文沃斯的指挥参谋学校不失为一条快速升迁的通道。杰罗和艾森豪威尔是245个学员中的佼佼者，他们总是鹤立鸡群，而处在这些人当中第117名的沃克却被分配了一个很好的机会。1935年，尽管对军官进行大幅裁员，沃克还是进入陆军学院学习。1936年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位于华盛顿州温哥华兵营的第5步兵旅当参谋。实际上，他的运气很好，因为旅长正是年轻的马歇尔。作为一位卓越的实战家，严谨朴实的马歇尔很喜欢这个激进大胆的沃克。1939年，马歇尔在华盛顿担当作战计划处主任时，和沃克一家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马歇尔和沃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这件事情对沃克有利也有弊：作为马歇尔派系的重要人物，这个友谊增进了沃克升迁的机会；但是后来在日本与朝鲜前线，同样由于派系的问题，沃克却没有受到麦克阿瑟的重用。
沃克算不上一个有魅力的人，他只有5英尺高，又矮又胖。“他很胖，不是吗？”曾经有人这样对沃克在“二战”时的上级巴顿将军说。“是的，但他是个英勇善战的小混蛋。” ［6］ 巴顿将军这样回答。沃克的下巴又厚又圆，脸和身体一点也没有雕塑般的美感。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165磅的体重确实有点儿超重了。一位英国作家写道，他长得很像法国一个米其林轮胎广告中的那个男人。 ［7］ 如果好莱坞要挑选演员饰演沃克，那么他们必须得挑一个长得较高或者稍瘦的人来对沃克进行美化，而不是真的找一个和沃克一模一样的演员，因为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凡是将军都应该高大威猛才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沃克穿着戎装，他看起来也不像一名指挥官，而更像一名平民百姓。
让沃克籍籍无名的原因在于他讨厌报刊，即使对于那些喜欢他理解他的记者，他也总是抱着一种怀疑与谨慎的态度。有一次，面对他信任的新闻记者，《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时，沃克向他提及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以及有待提高的部队素质。 ［8］ 在其他时候，他总是对自己的愤怒与挫折守口如瓶。沃克兢兢业业地执行公务、服从指挥、处理问题，并且凭借自己的实力，从巴顿将军指挥的第3集团军之下的一个师长升任至军长。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一直想要巴顿将军手下的这个职位，但天才的他后来被调到马歇尔的司令部，这才让沃克得到了这个装甲兵指挥官的职位。
巴顿将军很喜欢沃克的激进与勇敢。向来不肯轻易褒奖他人的巴顿曾在给沃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指挥的所有军团中，你的军队是最能打硬仗的。”沃克能够把战略制定得像巴顿那样好，但是他从来不炫耀自己，更不会搞个人崇拜。 ［9］ 他明白，世界上只能有一位巨星，那就是巴顿；当有媒体把沃克比作巴顿时，他总是会出言制止。虽然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经常拿他和同一战场上的李奇微和“闪电”柯林斯相提并论。 ［10］ 但是沃克从来都不自以为是，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军官，而他所建立的功勋完全能够与自己的上级媲美。
1948年的9月，沃克曾以第8集团军司令的身份到过东京。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经允许暂留东京，但是由于没有和“巴丹俱乐部”的麦克阿瑟及其下属混熟，所以尽管他在东京待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得到重用的机会。而他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在于他不是麦克阿瑟的人，提拔他的是马歇尔，他的伙伴是杰罗和艾森豪威尔，因此他的朋友与麦克阿瑟之流没什么过深的交往。反之，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点可从他能够出现在只有少数军方人员参加的艾森豪威尔儿子的婚礼上看出来。
在东京，沃克很难融入上层军官或者被他们接受，高层核心集团的资深军官都不怎么重视他，特别是麦克阿瑟的新任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阿尔蒙德是朝鲜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在整个战争时期他都与沃克作对。在他的军旅生涯前期，他不属于麦克阿瑟派系，反倒是出身于马歇尔派系。但是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他极力想要证明自己对麦克阿瑟的忠诚，对太平洋远东司令部的忠诚，就像天主教徒皈依天主教那样。阿尔蒙德的性格很像沃克，但他更有心机，他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上爬。“二战”中，他指挥了非常特别的第92师。这个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士兵都由黑人组成，而所有的军官都由南方白人组成，他们认为只有南方白人当军官才能够管理好手下的黑人。这个师表面上主张民主、平等，实际上却充斥着陈旧的种族歧视思想。后来，当第一夫人开始对该师的福利和表现表示关注之后，这个师的士兵们就被其他军的士兵们戏称为“埃莉诺·罗斯福的火枪手”。在诸多军官的歧视下，这些士兵的表现也常常会大打折扣。
1892年12月，阿尔蒙德出生于美国南部。他生长的环境使他从小就歧视黑人，而在“二战”以后，他的种族歧视观点变得更加严重。在朝鲜，他的命令无缘无故就会被人们打上种族歧视的烙印，仿佛他在军中是个异类。令人发笑的是，“二战”爆发前，他曾是马歇尔的手下。他领导的第92师极力效忠马歇尔，即使再艰难的任务，阿尔蒙德都能够马到成功。在战争开始时，他与同时代的布莱德雷、科林斯、巴顿和李奇微等人并肩作战，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发现自己总是苦于时运不济，没有机会得到提升。
朋友们认为，阿尔蒙德像巴顿将军一样自负。实际上，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好的指挥家。但是让阿尔蒙德感到失望的是，尽管他对自己信心十足，但是在关键时刻他的命令总会出岔子，因此他认为自己被上天愚弄了。他曾对麦克阿瑟说，无论在东京和韩国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感到懊恼，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在第92师那样的糟糕情形。在军中，那些毕业于西点军校或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军人都喜欢将自己与同级学生进行比较，例如：谁第一个晋升为上校？谁第一个当上营长？谁第一个得到奖章？谁第一个当上师长？他的同级都已经从战争中凯旋，获得高官厚禄，变成国家英雄，而他所领导的部队却一无所获。他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在他的心里总是认为所有的错误都是他的部下造成的。
阿尔蒙德不畏艰难、信心十足、无所畏惧，甚至不惧死亡。实际上，他的部下一致认为，朝鲜战场上的他总是视死如归。在他的朋友们看来，他到达东京司令部时，悲剧就已经开始。由于他指挥的是第92师，他想成为“二战”中一名重要指挥官的这一伟大梦想破灭了。就其个人而言，他在“二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1944年的某天，他收到妻子的来信，信中说他的儿子和女婿在一次战斗中双双牺牲：曾经就读于西点军校43班的小爱德华随第45师在意大利的波河河谷遇难，同样曾经就读于西点军校42班的飞行员托马斯·加罗韦在诺曼底登陆中也不幸牺牲。阿尔蒙德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他从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精心培养，一路把小爱德华送入西点军校，后来又把他送去当步兵。小爱德华奔赴战场时，阿尔蒙德还给儿子的上级写信，告诉他要委派自己的儿子去步兵连当连长而不是到司令部当参谋。
当晚，阿尔蒙德的高级参谋比尔·麦卡弗雷问他是否需要静养几天。麦卡弗雷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类似的问题，他的长官威利斯·克里滕伯格中将的儿子汤森德·克里滕伯格就在横渡莱茵河的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寄托哀思，克里滕伯格中将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让手下替他管了两天军队。麦卡弗雷觉得，阿尔蒙德同样也需要休息几天。“不，不需要休息，”阿尔蒙德说道，“比尔，明天我还要照样指挥军队。”他告诫麦卡弗雷，无论如何都不要把他的事情传出去。他不想让别人插手他的部队，也不希望别人对他表示怜悯。 ［11］
战后的阿尔蒙德晋升少将，与他同辈的许多人却晋升中将或上将。1945年战争结束，军队开始裁员，就连军官都开始大幅削减；如果再有敌人威胁美国的话，美国将会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对于一个错过最好机会的二星将军，历史还会需要他吗？尽管他有机会前往欧洲战场，但是1946年他还是申请加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在墨西哥当武官，但是这个职位对他毫无吸引力。
在东京的这个职位是人事部主任，不能算作通往权力的跳板，但就在这样一个司令部中，他证明了自己拥有杰出的能力。麦克阿瑟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不是在欧洲，不管他是不是马歇尔的人，阿尔蒙德的办事效率都要比其他人高。阿尔蒙德是个渴望成功的人，这正是麦克阿瑟想要的；麦克阿瑟意识到即使自己有“巴丹党”，也仍然需要阿尔蒙德这样的人。1949年初，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转业回家时，阿尔蒙德立即占住了这个位置。虽然这不是战地指挥官，但总有一天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在军队中，参谋长的工作着实令人厌恶，要想当好这个参谋长，就必须在人们寻求帮助的时候，能够公正地处理各种大小事情。凡是麦克阿瑟不想要或不想处理的事情，这位新任参谋长总是一口拒绝，搞得手下人都想越过阿尔蒙德，直接与更和善的麦克阿瑟打交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尔蒙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前方连连告捷和战略部署的逐步展开，战争策略变得越来越重要。此时，不仅仅是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矛盾重重，在东京司令部内部，政治斗争也日渐残酷，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使用援军上。此外，阿尔蒙德在麦克阿瑟基地的政治影响要远远高于沃克，而阿尔蒙德和沃克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其实是另一场更为广义的对峙的缩影，即美国陆军和道格拉斯部队之间的对峙。阿尔蒙德有很多绰号，包括“大人物”“恐怖之王”等，但在东京的高阶官员中人们用得最多的还是“救世主”。 ［12］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唯原则是从的人，是麦克阿瑟将军不折不扣的爪牙；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的命令发出挑战，就像他从来不挑战自己的上级一样。他总是以麦克阿瑟将军的身份发号施令，或者经常为自己辩解，人们甚至很难听不到他为自己辩解的时候。阿尔蒙德变得甚至比麦克阿瑟还麦克阿瑟，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拥有麦克阿瑟一样的洞察力，不管制定的战略是否符合韩国的国情，只要他认定的命令都要坚决予以执行。
阿尔蒙德比沃克更有心机，更有政治头脑。沃克代表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指挥美国军队，而阿尔蒙德则变成了东京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指挥麦克阿瑟的“自治”部队。阿尔蒙德从一开始就明白，尽管麦克阿瑟有很多优秀的高级将领，但他最需要的还是一名效忠者。在阿尔蒙德的影响下，司令部变成了任人唯亲和奉承拍马的温室，一些高级官员甚至用“接近王位的人”来形容司令部最高行政长官。在阿尔蒙德到达东京若干年后，他最终成了这样一个人。 ［13］
阿尔蒙德很聪明，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派系，也不会使自己陷入任何派系之争。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自己保持对麦克阿瑟的虔诚、忠诚和服从，才能得到麦克阿瑟的信任和重用。麦克阿瑟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他对麦克阿瑟的忠诚。他也从来不怀疑麦克阿瑟将军的伟大军事决定，凡是将军的命令他都认为是正确无误的。毫无疑问，他已经变得唯麦克阿瑟是从。历史学家科尔曼曾在阿尔蒙德手下担任军官，他写道：“逢迎讨好是阿尔蒙德的天性。” ［14］ 除了能说上级想听的奉承之词，阿尔蒙德还能预料到将军想要的，并提前为将军做好准备。
麦卡弗雷最佩服阿尔蒙德的一点就是他曾经的桀骜不驯，但是在麦克阿瑟面前阿尔蒙德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棱角。很久以前，阿尔蒙德曾经敢于直言不讳地和军长克里滕伯格讨价还价；由于担心阿尔蒙德的无礼之词触犯军长，麦卡弗雷甚至从他的手中抢下了电话，在他开始破口大骂之前阻止了他。 ［15］ 他的坦率一直感染着麦卡弗雷，但麦卡弗雷发现如今的阿尔蒙德已经完全变了，变得对上级唯唯诺诺。最让他难以理解的是阿尔蒙德的三重处事标准，完全是为了迎合麦克阿瑟，而与其他同级别的军官钩心斗角，并且对自己的手下极为严苛。他最好的幕僚杰克·吉利斯，一位从事务执行员升任为团长的年轻人，也说阿尔蒙德“就像是一个在荒岛上孤立无援的人”， ［16］ 可见他是一位不易相处、脾气暴躁的人，大多数下属都不喜欢他。一位由于曾因报道朝鲜战争而获普利策奖的记者比奇说过这样的话：“阿尔蒙德是我遇见过的最自私自利、最睚眦必报、最庸庸碌碌的浑蛋。”
除了设法迎合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还设法接近麦克阿瑟的整个团队，否则他的阿谀奉承就会功亏一篑。 ［17］ 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若想讨好“巴丹俱乐部”的成员，就必须放弃原来的一些处事准则。在“二战”爆发的前一年，他还经常对麦卡弗雷说他看不起一位驻拉美某国的武官查尔斯·威洛比；同其他军官一样，阿尔蒙德常说威洛比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蠢人，连他上报的工作报告都经常错误连篇。一夜之间，阿尔蒙德却一改常态，居然为威洛比辩护起来。对阿尔蒙德突如其来的变化，麦卡弗雷很不以为然。
阿尔蒙德熟知沃克的缺点，因此他经常耍手段戏弄沃克。虽然沃克是个三星将军，而阿尔蒙德只是个两星将军，但阿尔蒙德代表的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当沃克接通司令部的电话时，阿尔蒙德总是狐假虎威。沃克总是压抑着自己，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沉不住气，反问：“现在是阿尔蒙德命令我，还是阿尔蒙德以麦克阿瑟将军的身份命令我？” ［18］ 沃克从来没有和麦克阿瑟亲近，但是他清楚阿尔蒙德是在麦克阿瑟将军委任之下行事，因此尽管他对阿尔蒙德的做派十分恼火，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表示服从。沃克从来都不对阿尔蒙德表示反抗，也从来不向自己在华盛顿的朋友抱怨自己被小人愚弄的处境。
沃克的助手乔·泰纳认为，阿尔蒙德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把沃克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在多数情况下，沃克都默默忍受，但他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泰纳还记得，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阿尔蒙德在自己的家里邀请各级军官聚餐。沃克到达时，他发现按照军中的礼仪，原本属于自己的上座被阿尔蒙德让给了自己喜欢的友人——英国驻日大使阿尔瓦里·加斯科因勋爵。沃克拉着泰纳说：“给我叫车，我们回去吧。”泰纳意识到将军十分生气，但是一旦让他离开，事态会变得更严重，于是他答道：“将军，刚才我已经把司机派回去了。”然后他赶紧与阿尔蒙德的助手商讨有关座位的事情，并且最终让沃克重新得到了那个座位，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19］
美国国内加紧集结军队的同时，沃克也在指挥着自己那支兵力不足的队伍，以压住敌军强大的攻势。从7月到8月，战局开始朝着有利于沃克的局势发展：朝鲜人民军把美军和韩国军队赶到朝鲜半岛的一个偏远角落，但是在那里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形优势；朝鲜军队同时也给了沃克一个负隅顽抗的机会，使他可以调动美军官兵的士气，并且利用自己的军事智慧背水一战。由于朝鲜的交通和供给线拉得太长，使得他们极易受到美国空军的重创；据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缺粮草、缺弹药、缺医疗用品，甚至缺少有经验的老兵。日复一日，虽然朝鲜人仍然在进攻，但是这时他们的进攻已经很难讨到什么便宜了。
图7 釜山包围圈，1950年8月4日
越来越多的美国精锐部队与联合国军队被增派到釜山环形防御带。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第一次主动出击，他们进行了一次突袭，意欲包围朝鲜人民军。在那段满布愁云惨雾的日子里，沃克曾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和指挥官说，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希望能以此牵制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好让美军有时间等援兵到来。问题是，沃克的这支弱旅能够在战场上撑到美军精锐部队的到来吗？他的部队能够撑到麦克阿瑟计划在9月15日实施的仁川登陆吗？到了7月下旬，当他的部队全部跨过洛东江后，沃克命令手下士兵在此地加筑防御工事，他对自己的下属说：“我们不会再次撤退，或者调整战线，我们要背水一战，誓死战斗到底。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牺牲了，其他人仍然要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 ［20］
沃克反对以仁川作为美军的登陆地点，在他看来这个军事决策太冒险了，弄不好会全军覆没。可他的反对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被认为是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不忠。最让沃克感到不安的是，在未来的六周内，这个任务可能会使这支曾经是美国的精锐而如今早已精力耗尽的陆军部队，以及那些增援的空军、海军力量土崩瓦解。沃克认为最好的登陆地点不应该远离朝鲜半岛的海岸线，但是他的意见立即遭到了阿尔蒙德的否定。9月的仁川战役已经迫在眉睫，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此时的阿尔蒙德已经掌握了美军的海军和陆军的指挥大权，即使海军高级将领对登陆地点提出异议他也毫不在意。
在登陆地点上，阿尔蒙德完全支持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随着司令部里政治斗争的深入，阿尔蒙德逐渐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完全信任。事实上，重权在握的阿尔蒙德已经有了两个头衔：仁川登陆部队第10军军长以及远东司令部参谋长。但是沃克的权力却遭到践踏，他明白自己已经没了发号施令的权力。于是，他半开玩笑地说：“我只是一个被打败的盟军将军。” ［21］ 仁川登陆计划在东京按部就班展开的同时，釜山防御战成了美军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它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南北战争和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岛屿作战。朝鲜战争的双方都信心十足，都觉得自己胜利在望。金日成曾经向斯大林保证，朝鲜人民军将在三周之内拿下釜山。因为他们意识到，必须在美军的防御工事建好之前就将其彻底摧毁。金日成虽然没有料到美军会介入朝鲜战争，但即使美军参战，他也没有因为对方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产生过丝毫顾虑，相反，他仍然对自己的部队充满必胜的信心。战争到了白热化阶段时，金日成对其前方司令部下令“必须在8月底前结束战斗”。于是，朝鲜人民军的口号改为“8月必胜”， ［22］ 金日成希望这场战争能够速战速决，因为他越来越担心这场战争会进入某种僵持阶段。即便如此，对于战争形势，金日成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对此，作为朝鲜战略盟友的中国却忧心忡忡。在中国看来，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注定会惨遭失败，战局必将对朝鲜极为不利。虽然金日成天天喊着“胜利在望”，但是中国人却已经感到他必将失败，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朝鲜军队高歌猛进的日子已经结束，下一步的攻击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美军的作战能力今非昔比。因此早在金日成开口之前，中国人已经厉兵秣马，蓄势待发。为了挽救自己的盟友，他们做好了随时参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