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到五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六个师秘密开赴三八线附近，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让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贯通南北的铁路线被切断，此时，他们要不顾一切地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约九万名士兵（至少七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许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 ^［1］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施压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方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画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 ^［2］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了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 ^［3］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 ^［4］ 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战场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最后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 ^［5］ 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刺激了金日成的雄心。他认为现在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1950年1月，在为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饯行午宴上，金日成再次对苏联大使馆几位高级官员表明自己的态度。金日成说：“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又说，为了解决统一问题，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接着，金日成把特伦蒂·什特科夫上将这位能左右朝鲜局势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拉到一旁，请他安排自己与斯大林再次见面，然后再与毛泽东会面。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艾奇逊发表演说的十八天以后，斯大林拍电报请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 ^［6］ 当什特科夫将这一消息告知金日成时，后者表示十分愉快。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朴宪永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共产党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惨痛的代价。从4月10日到25日这十五天当中，金日成和朴宪永一共与斯大林见了三次面。 ^［7］ 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又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这两者当权都已经有五年之久，而无论南方人对于李氏政权如何怨声载道，对平壤的高压政策他们同样也闻之色变。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金日成可想不到南方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政权有压迫性。他始终坚信，在北方崛起的新朝鲜乃是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国家。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支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当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虽然自己与他的立场一致，但是不会提供过多的援助，因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还有更多重要的考虑。因此，假如美国真的介入，金日成没法指望苏联派兵增援。“如果到时候你打不过美国，我不会出手相救。你还是得让毛泽东助你一臂之力。” ^［8］ 斯大林说，金日成的任务就是向那位对“东方之事知之甚深”的毛泽东寻求更为可靠的援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做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毛泽东一直想要一统中国，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国民党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毛泽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与苏联方面密切磋商，请求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援助。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毛泽东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哲说，金日成的回答有些“自大”。 ^［9］ 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危难中的小国的代表向一个刚刚在国内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大国统治者求援，而中国会慷慨大度地施以援手。中国人认为，好像金日成来北京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斯大林的承诺而已。显然，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须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是，毛泽东向他暗示，既然美国一手扶植了李承晚政权，日本又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那就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金日成对这一暗示无动于衷。至于援助问题，苏联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他这话倒是不假，苏联的重型武器已经通过补给通道陆续运抵平壤。（在战争开始之前，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正如沈志华 所言，毛泽东向金日成暗示，要想“速战速决”，朝鲜人民军应当绕过城市，不要让部队陷入城市战中，而要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军事要地。速度是关键。毛泽东预言般向他承诺，美国要是参战的话，中国一定会出兵相援。 ^［10］ 这次会见结束以后，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与毛泽东对自己即将发动的这次进攻意见一致。

在此之前，朝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苏联的卫星国，而后者也一直在刻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影响。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将军逐渐接管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订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朝鲜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显然，朝苏双方都想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金日成曾经暗示，希望在6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的某一时间发动攻击。最后，斯大林同意把时间定在6月末。苏联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军火已于6月初运达；距离朝鲜发动进攻的日期越近，苏联的指使就越明显。直到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当金日成终于接见中国大使时，一口咬定是韩国首先发动攻击。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出现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对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越过国界的“进犯”，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国家因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苏联和朝鲜却显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分界的那条38度纬线，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线。在他们看来，朝鲜在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结束的、而中国业已结束的国内战争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他们代表朝鲜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次行动而已。

实际上，早在北方发动攻击的前几周里，就已经出现某些征兆。不过，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的关于虎视眈眈的南北双方的报告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正反两面的消息证明某些事件即将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这些迹象很容易从情报人员的眼皮底下溜走。如果当时稍加留心，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驻华官员杰克·辛格劳布当时正在培训一批韩国特工去寻找一些能够证明平壤方面不再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的证据。随后，他派遣这些人越境潜伏。这些人都是新手，而且他们的训练也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因此这些特工的任务就是搜寻那些最简单的迹象：其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有无疏散或者撤离当地居民的行动，因为这是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信号，而共产党当局对此会极力掩饰；其二，他们有没有对一些小型桥梁进行拓宽或者加固；其三，有没有人从事任何有可能重新开通南北铁路的活动。 ^［11］

辛格劳布的手下都很年轻，不过他认为有些人相当优秀。到了春末，他已经搜集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朝鲜正在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夜间，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因此，辛格劳布相信，尽管有关情报铺天盖地，但边境地区源源不断的事件足以证明，这里必将有大事发生。

然而，辛格劳布的工作却受到诸多方面的束缚。作为一名在前战略情报局即今中央情报局就职的官员，他甚至不能公开在朝鲜半岛搜集情报，因为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情报部长威洛比都对战略情报局恨之入骨。“二战”期间，他们就将该局排除在自己的战区之外，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麦克阿瑟的宿怨部分来自他素来为人所知的反英情绪，以及对那些在战略情报局影响甚深、威望颇重的东方当权派的不满情绪，部分则是出于某种更为实际的考虑：如果他的情报部门能够垄断这一战区的所有消息，他就更有可能掌控该战区的决策大权。因此他和威洛比都希望，在亚洲那些他们的地盘上发生的事情，五角大楼和杜鲁门政府最好能完全依赖他们的情报，这样麦克阿瑟就不会被反面情报所掣肘。掌握情报就等于掌控决策权。

此前造访过东京的乔治·凯南对东京司令部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的参谋，尤其是那些华而不实、极端反共、过度自信的情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深感怀疑。某次他对一位空军高级军官说道，如果美国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那么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极为脆弱，这位军官却不以为然地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地面部队，因为驻冲绳的战略轰炸机足以击退任何可能来犯的敌军。然而，凯南表示难以苟同，因为他曾经目睹过中国内战，中共的军队似乎并不惧怕国民党的空中打击。随后，在1950年的五六月间，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一些同僚听到一些风声，据说共产主义世界即将有大事发生，而且很快就会有大批军队投入到战斗中。当时，美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在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东欧的卫星国，都不可能轻举妄动。凯南却认为，也许朝鲜有这种可能。然而从军中传来的消息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袭击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事，因为韩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远在北方之上”。 ^［12］

来自辛格劳布手下情报员的报告被威洛比之流打上了“F-6”的最低等标签，就是说该特工不值得信任，其报告的可信度极低。因此，朝鲜人民军在清晨挥师南下时，韩国军队及其美国顾问团完全猝不及防。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是势均力敌。朝鲜人民军骁勇善战，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他们的武器大都是专为此次进攻而由苏联新近制造并运抵朝鲜的；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人数上几乎是韩军的两倍，其中将近一半士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经毛泽东允许，大约有45 000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逐步调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批官兵思想坚定，多数人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并且在一场军事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实际上，朝鲜人民军是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队伍，为同样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政府服务。这些士兵大都出身农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极其不满。一开始，当权者把他们的怨恨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日本统治者的暴虐无道，以及上流社会与日本人的同流合污，而眼下在他们心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新的仇恨对象。如果无人刻意强调这些那倒也没什么，然而生活的残酷却无时无刻不在反复强化着这些信条。

在汉城，作为韩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少量美国人反应迟缓，很晚才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即有十万北方大军杀将过来了。朝鲜的进攻始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4时，即华盛顿时间周六下午3时。时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约翰·穆奇欧是国务院才具非凡的官员之一，然而却是在战斗开始四个小时后才从一位助理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你可要坐稳了，”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埃弗雷特·德伦姆莱特对穆奇欧说，“共军正在全线进攻。” ^［13］ 李承晚是在清晨6时30分听到这一消息的，也就是说，在其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通知美国人。穆奇欧与德伦姆莱特通话结束后，两人决定在使馆见面。在前往使馆的路上，穆奇欧碰到合众社记者杰克·詹姆斯，詹姆斯本来打算处理一些工作然后就去野餐的。穆奇欧告诉詹姆斯，有报告说朝鲜人在全线进攻，自己正要去核实这一消息。詹姆斯一进大使馆就遇到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位军官问詹姆斯：“你听说边境那边出事了吗？”詹姆斯回答说：“我听到的不多，你都听到了什么？”这位军官答道：“见鬼，除了第八师的地盘以外，恐怕他们早就无孔不入了。”

听到这些消息后，詹姆斯立刻来到一部电话机旁，开始疯狂拨电话，试图把这些只言片语拼凑起来。随后，大约在上午8点45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保罗·杜普拉斯中士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朝鲜人已经越过边境。杜普拉斯说，这没什么，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詹姆斯答道：“是的，但这次他们开着坦克。”随着各方面的细节越来越多，詹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50分左右发布第一则新闻快报。此前他一直在城里四处打探消息，等回到大使馆后，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现在是让华盛顿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了。詹姆斯觉得，既然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消息，那么自己当然也可以接受。于是，詹姆斯字斟句酌，他后来这样说，为了尽量避免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事关一场战争，没有必要再去夸大任何事实，此后数小时以及数天当中，更详细的报道一定会接连不断。虽然合众社向来因其恶趣味而臭名昭著，但是这一次詹姆斯却自作主张，用最快的速度发了这则新闻快报。由于他行动迅速，因此他的报道第一个到达美国，并且立即被刊登在周日的晨报上。这则报道的措辞是典型的通讯社风格：“据纽约合众社25095通讯员詹姆斯紧急报道，陆续有消息称，朝鲜军队于周日上午穿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全线进攻。当地时间9点30分的报告称，距离汉城西北四十英里的开城和韩1师师部已在9时失守。敌军已抵达翁津半岛南三四英里处。据悉，敌军在距离汉城西北五十英里处的春川地区使用了坦克……” ^［14］

此后，华盛顿也不断收到大使馆的报告，但是詹姆斯的新闻快报是第一个触动美国神经的人。当合众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纷纷致电政府高官想要确认这一消息时，他们才如梦初醒，一场始料未及的新战争已在朝鲜半岛拉开了序幕。

当朝鲜人发动进攻时，麦克阿瑟的反应出人意料地迟缓。他对那些有关北方进攻的最初消息似乎无动于衷，反而对周边一些人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不光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要架空他的自由派人士，还包括那位与国家安全部门过从甚密的极端保守派人士、共和党影子内阁国务卿、时任国务院顾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曾经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到访过汉城和东京的国务院强硬派人士约翰·阿利森。

杜勒斯与阿利森恰巧都在东京，他们是为与日本签署正式结束美国对日占领的和平条约而来。在战争爆发的数天前，他们一同来到三八线附近韩军的一处地堡视察，还与当地的军人合影留念。当时，杜勒斯头戴一顶招牌式的卷沿帽，好像要去华尔街参加银行家大会一样。国务卿艾奇逊说：“福斯特竟然戴着一顶卷沿帽出现在地堡里，这幅景象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15］ 他对杜勒斯这个一心想占据自己职位的人毫无好感。十八个月前，在汤姆·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杜勒斯满以为自己能坐上艾奇逊现在的位置。第二天，这位从不自恋的杜勒斯竟然在韩国国民议会上摆出一副满腔正义悲天悯人的样子发表演讲。他告诉议员们：“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只要继续为人类的自由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孤军奋战。” ^［16］ 这篇演讲稿是专门为杜勒斯在华盛顿讲话而量身打造的，执笔人就是在几个月后的强硬派中坚人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 ^［17］ 尽管杜勒斯的演讲措词夸张，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觉得韩国陷入危境。就在几天前，杜勒斯和阿利森听过威洛比将军的汇报，汇报中没有提及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事。

当朝鲜发动攻击时，杜勒斯与阿利森私下里一直对麦克阿瑟总部某些人的意见十分关注，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对朝鲜抱有同情心，但不是麦克阿瑟团队的核心成员。一开始，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可是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却令人难解地漠然置之。6月25日，也就是攻击发生的周日晚上，麦克阿瑟在情况通告会上显得非常放松。他告诉杜勒斯与阿利森，之前的有关报道都是不确定的。他说：“这很可能只是一次武力侦察而已。如果华盛顿不在那里碍手碍脚的话，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都能对付他们。” ^［18］ 接着又补充道，李承晚总统曾经要求美国增援一些歼击机，虽然他认为韩国人还玩不转这些飞机，但是为了鼓舞士气，他还是打算送一些过去。

阿利森觉得，麦克阿瑟信心满满的态度一度让杜勒斯如释重负，不过他还是想给艾奇逊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拍一份电报，请他们立即增援韩国。但是，阿利森和杜勒斯与麦克阿瑟圈外的人士交流越多，他们越感到事关重大。当晚，阿利森前往老朋友横滨港司令克伦普·加尔文准将家中赴宴，后者向他透露，最近两三周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多份重要报告显示，朝鲜边境附近居民正在被悄悄地疏散，并有大批军队在该地集结。阿利森大吃一惊。加尔文对阿利森说：“凡是看过这些报告的人都明白，很快就有大事发生。不知道东京的情报部门都在干什么。” ^［19］

到了周一，前方的事实与麦克阿瑟总部的情报之间的出入似乎已经越变越大。美国驻韩大使穆奇欧下令美国妇女儿童要尽快撤离韩国。麦克阿瑟仍然摆出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还暗示穆奇欧的做法有失妥当。他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必要在韩国引起恐慌。”然而，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却是一条接着一条。

当晚，这两位高级官员开始分头行动，阿利森前往东京与某些高官共进晚餐，杜勒斯参加麦克阿瑟的一次私人晚宴。晚餐期间，阿利森看到不断有高级新闻记者与外交人员进进出出，核实来自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利战报——韩国已经溃不成军。傍晚之后，阿利森决定与杜勒斯核实一下情况，想来他在晚宴上得到的消息一定比自己多得多。“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朝鲜方面的坏消息。”他说。然而杜勒斯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不是与将军共进晚餐吗？”“是的。”杜勒斯回答，席间只有麦克阿瑟夫妇及他们夫妇四人，晚餐结束后大家还一起观看了将军最喜欢的一部娱乐片，没有人打断他们的晚宴。于是，杜勒斯打电话给麦克阿瑟，问他有关韩国溃败的情况。将军回答说他要先了解一下情况。阿利森后来写道：“让一个国务院代表告诉美军司令他的后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恐怕屈指可数。” ^［20］

第二天，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穆奇欧大使报告说，汉城已经开始撤离行动，李承晚政府准备撤到汉江以南的大田。就在当天，杜勒斯和阿利森准备飞回美国。他们在羽田机场候机时，麦克阿瑟来了，神色异常，这让阿利森感到十分诧异。这位两天前还洋洋自得、顾盼自雄地认为朝鲜不过是在搞武装侦察的风云人物现在却垂头丧气、满面阴云。虽然他们此前就听说过这位将军有些喜怒无常，但是乍见之下，杜勒斯和阿利森还是感到无比震惊。麦克阿瑟宣布：“韩国已经全线失守，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人安全撤离。”阿利森后来写道：“我从没见过麦克阿瑟将军像1950年6月27日那天那样灰心丧气、萎靡不振。” ^［21］

然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还是飞机因机械故障而延误时麦克阿瑟的举动。告别仪式似乎没完没了，这时陆军部长来电，要求在东京时间下午1点与将军进行一次电讯会议。由于当时的通讯手段尚不发达，所谓电讯会议就像通过打字员之间的文字往来而进行的电话会议。杜勒斯与阿利森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华盛顿急切地想从这位身在前线的总司令那里知道，应当如何应对这次重大危机。麦克阿瑟必须立即离开羽田机场才能赶上这次会议，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将军满不在乎地告诉助手，他正忙着为杜勒斯送行，华盛顿方面与他的参谋长谈就行了。麦克阿瑟的做法让杜勒斯极为不解，于是他设计让麦克阿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让机场方面呼叫他们一行人立即登机。直到这时，麦克阿瑟才起身前往总部。此后，杜勒斯以及随行人员又返回贵宾室等了几个小时。后来阿利森才得知，就在那次电讯会议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向朝鲜半岛派遣美国的空中和海上力量。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

有些人会由此而联想起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同样措手不及。他低估了日本在太平洋美军势力范围内的打击能力，再加上各级指挥员的疏于防范，致使日本空军一举摧毁了美国在复活节岛上的所有轰炸机，而那时已是日军偷袭珍珠港九小时之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竟毫无作为。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斯·黑斯汀写道：“在其他国家，像他那样经历了美军1941—1942年在菲律宾的惨败后，不仅撇开一切责任，而且还能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恐怕少之又少。像他那样在巴丹一战中放弃自己的指挥职责，与亲信甚至仆人逃出生天，还宣称自己对于国家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为之牺牲的将士的将领，恐怕更是鲜有其人。” ^［22］ 看来，那些适用于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麦克阿瑟本人。

二

当朝鲜军队突然越过三八线发起全面进攻时，没有人比麦克阿瑟上将更吃惊了。为了让日本从战败国转变为一个更平等、更民主的国家，他此时正全神贯注于该国的政治发展。“二战”刚拉开序幕时，日本还只是一个奇特混合体：既有现代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也有封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了进行土地改革、组建工会、维护妇女权利，麦克阿瑟一直在创造相互制衡的力量，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他似乎是应运而生的——这个国家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涂地，天皇也因此威望扫地，日本正在寻求一个新的世俗领袖。麦克阿瑟恰巧是那种喜欢受人崇拜的人，这正是他进行自我神化的绝佳机会。天性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麦克阿瑟在处理这个战败国时显示出令人惊叹的敏捷性。他审时度势，挟天皇以令诸侯，不仅无损天皇的神威，而且增加了自己的威望。在美国，他本是个保守人士，与许多顽固的保守派政治人物过从甚密，但在日本，他仿佛象征着自由而现代的美国。尽管在国内的时候，他向来都对所谓的新政不以为然，但是在这里，他不仅极为热情地对待那些拥护新政纲领的年轻自由派人士，而且允许他们极为自由地重塑战后的新日本。自由派领袖查尔斯·凯兹相信，他们当时的确拥有塑造日本的自由权力，这不仅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正确选择，而且在由旧体制向新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日本发生的变化越大，麦克阿瑟就显得越重要，在该国的权力也就越大。 ^［1］

这位将军一直致力于推动改变日本社会以及《和平宪法》的颁行，因此无暇旁顾。对其麾下的驻日美军部队，那支在太平洋战场上曾经大败日军但如今已丧失昔日风采的军队，他漠不关心；尽管这支队伍已经人员短缺、装备落后、缺乏训练，麦克阿瑟仍然置若罔闻。对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1945年被美苏两国解放后又一分为二、南北对峙的这个半岛，他更是漠然置之。麦克阿瑟对于韩国没有任何兴趣，他只行色匆匆地造访过一次。美军驻韩司令约翰·霍奇将军反复恳请作为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多关注一下那里的局势，他依然置之不理。有一次，他搪塞霍奇说：“我对于当地的情况不够了解，因此难以向你提出更加明智的建议，但是对你在这一事项上的任何决定，我都会表示支持。”

显然，在1945到1950年间，麦克阿瑟对朝韩双方没有兴趣。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霍奇将军向他征询建议或者寻求帮助的电报。其中一份电文如下：“我迫切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得到您的积极配合……”福宾·鲍尔斯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成为麦克阿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还记得，有一次霍奇自作主张前去拜访将军，在门外满怀希望地苦苦等候了几个小时以后，得到的答复却是他得自己管好自己的地盘。麦克阿瑟在驱车回家的途中告诉鲍尔斯：“我不会涉足朝鲜的，那儿归国务院管。他们不是想要朝鲜吗，好啊，就让他们管好了。那儿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不是我的，我连碰一下都不会。那些该死的外交官挑起战争，但仗是我们打赢的。我为什么要向他们伸出援手？我才不会去帮霍奇，就让他们各顾各的吧。” ^［2］ 实际上，麦克阿瑟只到过韩国一次，还是为了出席由美国扶植上台的总统李承晚的就职典礼。在那次典礼上，他漫不经心地向李承晚夸下海口，如果韩国遭遇袭击，美国会像“保卫加利福尼亚州那样保卫韩国”， ^［3］ 而他说这话前没有征询任何华盛顿官员的意见。

在他的诸多仰慕者与部下看来，像麦克阿瑟这样年逾古稀仍然精力旺盛的人并不多见，然而他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却早已成了外界议论纷纷的话题。甚至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就有高级将领开始为他感到担忧。当年9月，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观看日军受降仪式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发现麦克阿瑟的双手不住地颤抖，这让史迪威感到十分震惊。一开始，史迪威将军还以为这是由于紧张，但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沃尔特·克鲁格告诉他说，这是帕金森症的表现，史迪威心想：“这可太糟了。” ^［4］ 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足以显示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日益恶化。他的注意力似乎越来越难以集中，有时候甚至魂不守舍，也很难理解新挑战的严重性。他日渐衰退的听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消息灵通的参谋助手都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位最高司令官才不怎么喜欢主持会议。还有些人认为，当有来宾有幸获接见时，他却总是在自言自语，那是因为他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很难进行交流。麦克阿瑟向来注重外表，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为了确保记者从正确的角度拍摄照片，好使他显得年轻一点儿，他的助手可谓煞费苦心。麦克阿瑟总是喜欢戴着军帽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为了掩饰他日渐稀疏的头发。然而，无论他年轻也好，年迈也罢，不管他堪当此任也好，力不从心也罢，他仍然是一尊极具政治资本的偶像。在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当中，他也犯过不少小错。有时候，与其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军，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虚荣自负的俗人，许多人都因他的失误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作为一位曾经在“一战”期间敢作敢为、名扬四海的将领，作为一位曾经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运筹帷幄、以少胜多的指挥官，作为一位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正在为日本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领袖，1950年的麦克阿瑟仍然算得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麦克阿瑟对朝鲜毫无兴趣的态度在他的同胞中也屡见不鲜。朝鲜与美国既没有政治上的共性，也缺乏精神上的契合。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对中国兴致盎然，对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怀有强烈的父爱之感，其中还掺杂着好奇心。美国人对日本也曾经敬畏交加。但对于朝鲜，他们却始终提不起一点兴致。1906年，一位名叫霍默·赫尔伯特的传教士曾经这样写道，对于朝鲜，“我们丑化的太多，而欣赏的太少。他们没有中国人口众多，又不像日本人那样诡计多端，他们既没有中国商人的精明，又缺乏日本武士的勇猛，但他们却堪称远东地区最为和善友好的一个民族。他们错就错在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一定能够迅速改变当前的境况”。 ^［5］ 此后的四十多年中，美国对于朝鲜的兴趣并无明显增加。在太平洋战场上，苏联人姗姗来迟，美国的两枚原子弹让这场大战戛然而止。直到那时，好像为了亡羊补牢一样，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刻，朝鲜才被五角大楼里的人漫不经心地从三八线处一分为二。因此，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美国将领对于韩国人如何痛恨日本的占领，对于日本的统治有多么暴虐无道毫不知晓，甚至还在利用日本的警察势力来维持韩国的秩序。霍奇是战后第一位在韩国坐镇指挥的美国将军，他性格粗鲁、说话直率，既不喜欢韩国这个国家，也不喜欢韩国人民，在他看来韩国人“就像日本人一样卑贱”。 ^［6］ 美国人在朝鲜的存在也许是以一种随随便便甚至不负责任的形式开始的，但他们的出现却给这个小国带来一个新的强权。韩国随后几年因其地理位置而不是自然资源成为邻近强国争相重视的对象。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所指出的那样，一支新生力量——美国的出现，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平衡，不仅仅是因为自1945年以后苏联人就盘踞在此，而且更是因为朝鲜的安危还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全。

美国与朝鲜（更准确地说是韩国）之间始于1945年的联姻，或多或少是一种无奈的结合或者冷战的产物，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作为一个附庸国，韩国不仅因为刚刚结束的殖民统治而感到满腔酸楚，更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在被人一分为二之后统治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笨手笨脚、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要称霸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韩国人认为，“二战”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为他们带来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重建国家的机遇。他们认为朝鲜被一分为二的事实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不公。他们不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的命运，相反却又一次沦为在他人阴影之下生存的国家。韩国人首先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半壁河山竟然掌握在千里之外、远隔重洋、对这个国家既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的人手中。美韩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紧张与误解。随着冷战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才真正变得具有价值与意义。如果全球不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才不会关心韩国的死活；有了这种威胁，美国才会誓死为之奋战到底。

朝鲜是一个面积虽小却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不幸的是，它不得不在三个更大、更强的国家——中国、日本与苏联之间求得生存。这三国都想把朝鲜作为自己攻击或者防御其他两个国家攻击的战略基地。1950年6月之前，朝鲜的这些强邻都曾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为了抵御其他对手的攻击，为防患于未然而入侵过朝鲜。就像因为地理因素而不得不在德国与苏联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的波兰一样，朝鲜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李承晚更乐于引用一句朝鲜谚语：“群鲸相争，小虾丧命。” ^［7］

中国在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比其他两国更大，1895—1896年的甲午战争却暂时终结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而此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传统军国主义国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帝国，成为地区霸权的有力竞争者。1896年的俄国这个在社会上、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已经腐朽不堪的庞然大物与积极进取的日本达成一项协议，双方沿三八线划分势力范围。如果俄国看起来要比实际上更加强大的话，那么日本看起来好像没有实际上那么强大，而它们之间的协议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已。

1904年2月，在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日本突然袭击俄国的军舰，并且在对马海战中将其彻底摧毁。此后不久，驻太平洋与中国东北的俄军也遭到重创。后来，为了给自己这次在远东的不宣而战寻找借口，日本宣称一个俄化的朝鲜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威胁。日本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藤泽利喜太郎说日本袭击俄国是迫不得已，因为“朝鲜就像一把对准日本心脏的尖刀”（一位美国国家安全高官在近半个世纪以后也这么说）。接着，他补充说：“俄国占领下的朝鲜，无论怎样腐败无能，随时都可能沦为强大的俄国的捕食对象，从而使得日本的命运落入这个肆无忌惮的‘北方巨人’之手。日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因此，日俄战争不只是日本进行的防御战，还是其为了独立而进行的生存斗争，这一点无须做出更多的解释与说明。” ^［8］ 这其实是一场进攻战的绝妙托词，让日本蠢蠢欲动的不是魔鬼，而是朝鲜。

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发言权似乎已成为朝鲜国运的一部分。日俄战争的和平缔造者不是朝鲜人，而是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还为此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他付出的一切努力与朝鲜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罗斯福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开始展现其潜意识中的帝国主义冲动。1898年，他极力鼓吹美西战争，并且使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罗斯福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时代人物，他笃信并身体力行所谓“白人的负担”这一说法，也就是说，他认为（信仰基督教的）高加索人种体格健硕、为人可靠、品质高尚，因此他们有义务对虚伪狡诈的非白人世界进行统治，同样非白人世界也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管辖。唯一被罗斯福排除在自己所认为的亚洲低等国家和民族之外的就是日本。“日本人很有意思，我喜欢他们。” ^［9］ 他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总之，日本人除了在肤色、体型与眼型方面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异，在吃苦耐劳、体格强壮、有组织、有纪律，甚至在富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方面与白人都如出一辙。

罗斯福对日本人的能力印象深刻、赞赏有加；在他看来，日本这个国家“完全有资格与文明世界当中的任何一国比肩”。 ^［10］ 这一切使得朝鲜，按照罗伯特·迈尔斯（作家、前情报人员，专长朝鲜问题）的说法，“在恶狼一样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仿佛就像一头初生的小牛犊一样软弱无力”。 ^［11］ 对不幸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朝鲜来说，唯一能和日本有别的就是远隔重洋的美国。实际上，早在1882年，朝鲜王国就曾经与美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签订条约，请他们在自己遭受攻击时施以援手。然而，这种援助却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美国对朝鲜鞭长莫及，而且在日俄战争之时，美国的海军力量也十分有限。此外，对于亚洲事务的安排，罗斯福总统自有轻重缓急之分，而朝鲜永远都上不了台面。美国感兴趣的不是增援朝鲜，而是保卫自己的新殖民地菲律宾。因此，在美国人的默许下，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愈加严格，日俄战争结束后更是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到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将其完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李承晚被朝鲜宫廷选作特使，于1905年夏赴美会见老罗斯福总统。此时老罗斯福总统正准备磋商结束日俄战争的和约，李承晚希望老罗斯福能够帮助自己，终结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用记者兼历史学家约瑟夫·古尔登的话来说，罗斯福给李承晚灌了一通“不失礼貌而又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词”。他知道，朝鲜驻美国大使馆的亲日分子不会给李承晚任何帮助。他也没有告诉李承晚，国务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路上，准备与日本签订一项秘密协议，美国准许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与朝鲜；作为回报，日本应承诺不插手美国在菲律宾的事务。后来，之所以有些美国友人认为李承晚生性多疑、为人狡诈，正是因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背叛、欺骗了他。最终，日本人开始了在朝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暴虐无道的殖民统治。老罗斯福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连对自己都保证不了的事情，当然无法向朝鲜做出保证”。 ^［12］ 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虽然异常残暴，但在朝鲜境外，这一情况却鲜为人知。

李承晚留在美国，接受了对于他那一代朝鲜人来说非常优异的教育，并且继续为朝鲜的解放孤军奋战。这一期间，他经常与一些有地位的美国人见面，这些人多数与教会有关系，通过他们又结识了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然而，这些关系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些途径，使他有机会为祖国的自由大声疾呼，他依旧人微言轻。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李承晚颇受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赏识。他成了威尔逊家非正式社交聚会的常客，在那里经常有许多学生一起弹琴、唱歌。尽管李承晚不会唱歌，却乐于分享这种轻松自在的美式聚会所带来的温馨感觉。威尔逊看来很喜爱他，也经常向陌生的来宾夸赞他是“未来朝鲜独立的缔造者”。 ^［13］

但是，后来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把美国带入“一战”的威尔逊，与在普林斯顿当校长时的威尔逊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表示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之一便是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权。对于威尔逊这一设想，没有人比他的门生兼故友李承晚更感欢欣鼓舞了。在这次八月盛会上，那位曾经属意于李承晚作为独立的新朝鲜领导人的导师，为李承晚的祖国带来了自由的曙光。这正是李承晚期盼已久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够立即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代表自己的同胞向这位伟大的知己进行游说，让日本殖民者松开攥紧朝鲜的拳头。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他不是一条心。正像过去一样，这位总统需要日本在亚洲的配合。此外，日本在“一战”中选择了正确的一方，作为胜利者，它正准备继承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李承晚这才懂得世界大战的首要原则，那就是获胜者继续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而失败者只能把自己的地盘拱手送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接到命令，不得给李承晚签发护照。

1950年6月，美国决定要誓死保卫韩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美国之所以看重韩国，绝不是因为它自身有什么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美国担心，如果自己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做出干预与回应，那么曾对朝鲜长期实行殖民统治而其工业潜力对美国又极为重要的日本，不知会发生什么。历史前进的步伐就是这样难以捉摸、没有定数。现在，本来看似将成为盟友的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敌人，而日本却要改头换面，成为美国的新盟友。

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本殖民者的暴虐无道与残酷压迫，使大批杰出的朝鲜政治家被捕或遇害，再加上李承晚及其未来的对手金日成被流放，让朝鲜丧失像其他国家一样推动政治进步与现代化的一切可能。有些南方人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沦为他们的帮凶。“二战”期间，正如罗伯特·迈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欧洲被占国家一直对援军的到来望眼欲穿，等待强大的盟军在此集结，然后结束德国对欧洲的蹂躏。然而朝鲜从来都没有指望过援军的到来，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国家的援军前来解救贫困、屈辱的百姓，把日本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 ^［14］

直到1941年12月，当日本人的手伸得太长，悍然攻击美国、英国与荷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时，一丝希望出现了，虽然还太过渺茫，因为战争初期的胜利都属于日本。当太平洋战局逆转之时，朝鲜人对时局变化的消息仍一无所知。西方的援军正在到来，即使不是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考虑。他们的胜利意味着日本的末日。但是到了1945年，朝鲜的中上层已经不同程度地与日本殖民者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甘愿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并且变得孱弱无能。 ^［15］ 日本的占领使朝鲜人中滋生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情绪，有些人甚至开始羡慕起日本人来，无论如何，他们是第一个打败其他亚洲国家白人殖民者的亚洲国家。

1945年的朝鲜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政治制度与本土领袖的国家。当红军横扫北方的时候，苏联人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位新的领导人金日成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在南方，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他们还是选中那位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国外流放的李承晚。那时的他已是一位75岁的老人，易动感情、自以为是、反复无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一旦掌握全国的民主制度后，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正是日本人与美国人造就了这样一个李承晚，他的一生都在背信弃义、铁窗生涯与政治放逐中度过，他的性格因此而改变，心也变得坚硬如铁。无论是这位曾经野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的多舛命运，还是金日成的种种人生际遇，实际上这些正是朝鲜历尽磨难的现代历史悲剧的生动写照。

李承晚年纪轻轻就已是个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政治犯。尽管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人生仍然像他的祖国一样充满坎坷与失望。作为一个被流放国外的政治犯，李承晚始终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同样，作为列强眼中一个被人遗弃的国家，朝鲜一直举步维艰。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曾经短暂回国，但是此后却不得不重返美国，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时光。他成为一名逆境中的“乞求者”，为了让朝鲜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而不断游说。李承晚既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我倡导者——当大权独揽时，他的成功助长了他的偏执倾向。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李承晚的手里攥有一张王牌，为了这个出牌的机会，他已经苦等了三十年。由于那些即将决定战后朝鲜命运的少数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个国家的战后地位，因此长期生活在美国，曾经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游说的李承晚就成为能够得到美国支持的不二人选。此外，他还与一直同华盛顿过从甚密的中国国民党有长期的交往。在朝鲜，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人想要选出一个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基督徒的领袖。同时，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还必须符合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标准。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就等于有了一张能在华盛顿发挥影响力的通行证。实际上，那些无论赏识还是憎恶蒋介石的人都认为李承晚就是一个“小蒋”。与蒋介石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严谨的基督徒。李承晚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加入基督教，并且在许多场合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人诟病。对那些早年力挺李承晚的美国人来说，尽管亚洲人与他们格格不入，但是他（以及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却让他们感到宽慰。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位外交官向当时很有影响力、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讥评蒋介石与李承晚，杜勒斯颇有启发地回答说：“好吧，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他们什么，这两位绅士都相当于当代的耶稣。他们为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遭受磨难。” ^［16］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都向麦克阿瑟推荐过李承晚。当他最终回国出任总统时，乘坐的是麦克阿瑟的飞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则典型的政治宣言。美国人似乎找到了自己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人找到了他们。对美国十分友好的英国高级外交官罗杰·梅金斯认为，美国当时的举动就像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世界大国的新角色，因此他们始终倾向于找到一个让自己放心的代理人；美国选择李承晚说明“美国人总是希望与一个能够被他们当作‘自己人’的外国领袖打交道。他们不喜欢大动干戈”。 ^［17］ 但是，喜欢李承晚的并不包括那些在韩国每天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十分反感。生性粗鲁、不擅外交的首任驻韩美军司令霍奇将军尤其鄙视李承晚；正如军事历史学家科雷·布莱尔所说，霍奇认为李承晚“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凶残腐朽、捉摸不定”。 ^［18］

三

在北方，苏联选择扶植金日成，这一做法显然更有远见。“二战”结束后，金日成凭借斯大林的力量与红军的强势大权在握。正是因为如此，从一开始他就借用苏联模式，他的身边围满苏联顾问。到1950年春，金日成已执政五年之久。在其中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向斯大林施压，要求攻打南方，并且一次比一次积极。他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一定会揭竿而起，自发地支持他的进攻。届时，南方二十万共产党人与爱国人士一定会拿起手中的武器，痛打李承晚这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个时代共产党的流行语）。但是，能够对这次进攻行动大开绿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不断地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力，并且在“一战”后的近二十五年中左右着苏联的发展。他因苏联红军大败希特勒德国而赢得崇高的威望，虽然他曾经严重误判希特勒的意图，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数月前，他还在军中搞大清洗。不管斯大林犯过多大的错误，苏联人仍然把他当作卫国战争的伟大领袖。至于那些几乎让德国人击败苏联的错误，反倒让他在苏联人的眼中更具英雄色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对苏联的控制，同时还为他的领导神话平添几分神秘色彩。斯大林体现的不是苏军早期的惨败，而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浴血奋战与红军在柏林的大获全胜。这次胜利让他在苏联百姓心中变得分外伟大，使他成为现代的传奇“沙皇”，成为20世纪苏联的主要人物。

1950年，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领袖。他在经历多年的镇压、斗争与内战后才掌握中国的政权，理应成为更加显赫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革命度过漫长而艰辛的岁月；他经常以寡敌众，从蒋介石与军阀的联合攻击中拯救革命。在中国内战期间，他既是一名政治战略家，也是一名军事战略家。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把政治和战争紧密联系与结合起来，使军事因素永远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社会，他的革命理论在20世纪后五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共鸣，其影响非常大。

朝鲜全国都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丰富土壤。随着日本人占领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种宿命论开始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许多特权阶层的人也极不情愿地与日本人达成了妥协，并且最终沦为他们的帮凶。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韩国经济界和军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与此相反，那些出身农民、对日本统治者恨之入骨并且不会为钱而与之勾结的人，最后变成了一群疏离于社会的左派分子。诚然，他们的确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因为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异常残暴。在日本人看来，朝鲜人是低等人，并因轻易被征服而更加下贱。

日本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毫不留情地摧毁朝鲜一切独立的可能与民族文化。他们从语言入手，想让朝鲜文化荡然无存。日本宣布朝鲜的官方语言为日语，而日语课本则被命名为《母语读本》。他们还规定，朝鲜人都要取日本名字，而朝鲜语只是方言而已。正如许多其他殖民统治者一样，日本人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你越是想要压制某种东西，它就会变得越发重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本来看似习以为常的事物——历史、语言、宗教以及许许多多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才体现出真正的意义。日本殖民者给朝鲜社会中制造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深得超出许多外国人的想象。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不仅仅是一条三八线，还有全体国民心中那一条深深的裂痕，也就是在那段令人心碎的岁月里，一个朝鲜人到底站在哪一边；这条裂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在朝鲜战争时期相互碰撞。这不仅仅是一场越境战争，一场北方对南方的“侵略”战争，而更像是因为殖民统治阴魂不散，那种压抑几十年之久的政治冲突犹如离弦之箭爆发了。双方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名义解决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纷争。日本的殖民统治异常残暴，因此民族主义无法在本土滋生。可以说，那些留在当地的爱国人士通常都或多或少地与日本人有瓜葛，而那些被放逐到国外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也多多少少与自己客居之处的外国势力发生过一些联系或者深受其影响。正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被他国占领的殖民地朝鲜，让李承晚在自己的放逐生涯中前往美国求援，同时也使金日成走上另一条道路。在日本的早期殖民统治下，朝鲜的经济状况极不平衡，使得许多朝鲜家庭，包括金日成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从孩提时代起，金日成就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年幼的他曾被流放国外，大部分青年时期也是在与日本人的艰苦斗争中度过的。因此，金日成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矢志不渝的民族主义者与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朝鲜近代史上的愤怒与辛酸。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生于1912年4月15日，也就是日本在朝鲜开始殖民统治两年之后。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欧洲儿童从出生到33岁都生长在纳粹当权时期的荷兰或者法国，那么金日成身上的愤怒与强硬就不难理解了。他的祖父母生活在万景台村，后来这里因为是金日成的出生地而闻名于世。有一次，金日成宣称，他的曾祖父在1886年率领当地人民袭击了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当时这艘船偏离大同江航线太远，后来又不慎搁浅，当地居民蜂拥而至，把这些外国佬打得七零八落。他的父亲金亭稷出身农家，中学没上完就辍学了。15岁时，金亭稷与当地一名小学校长的女儿结婚，并且先后当过小学教师、韩医，偶尔还充当过守墓人。当时，他的妻子康磐石l7岁，比金亭稷年长两岁。康磐石的家人大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她的亲戚中既有教师，也有牧师。康磐石的家人对于他们的婚姻并不怎么热心，因为金亭稷门第较低，名下只有两英亩（1英亩=4046.856平方米）土地。金日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只有17岁，仍然在自己父母的家中生活。金日成的家人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曾经因为从事独立活动而屡次被捕入狱。1919年，金日成只有7岁的时候，他们家也像其他成千上万朝鲜民族主义者一样，举家越过北部边境来到中国东北，逃避日本人的苛政。他们在间岛一带定居下来。该地有一个大的朝鲜族聚居区，金日成在那里的中国学校读书，并且学习汉语。

金日成11岁的时候，父亲将他送回朝鲜，想让他对自己的祖国及母语有更深入的了解，虽然日本人禁止公开使用朝鲜语。他在那里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中国东北，进入一个由朝鲜民族主义者举办的军事院校就读。后来，金日成声称，因为自己过于激进，所以在入学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不管怎样，他很快移居吉林，那里有大批朝鲜流亡人士，也有许多日本特务。在吉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说，自己经常和好友一起争论，他们究竟是应该先进行一场结束日本经济掠夺的斗争，还是应该先进行一场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他们还探讨这场革命究竟是应当由朝鲜首先发动，还是要等到共产党在日本掌权以后再伺机行事。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朝鲜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难以磨灭的痛苦，金日成变得越来越激进。金亭稷去世之后，金日成的母亲开始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他在中国上初中的时候，遇到一位名叫尚钺的老师。尚钺是一名共产党员，出于对自己学生的赏识，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借给了金日成（随后由于观点激进，尚钺很快就被该校开除，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此后，金日成的思想日渐左倾，并且成为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体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秋，金日成在17岁时被中国东北当局拘捕入狱。写过金日成传记的作家布拉德利·马丁写道，幸运的是，当局没有把他转交给日本人。六个月以后，金日成获释，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大约1931年开始，作为游击队长的他就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危在旦夕的岁月，经常与搜捕他的日军部队正面交锋。

这就是说，金日成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开始拿起武器与日本殖民者进行斗争。到1932年春，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支游击队。回国以后，金日成以及其他一些像他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因为经常在东北甲山一带活动而被人们称为“甲山派”。此时，由于在东亚地区连连得手，日本人的野心膨胀起来。他们妄图把殖民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还给它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满洲国”。打击日本殖民者的游击队中既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而金日成的队伍就是其中之一。游击战争持续将近十年，但几乎屡战屡败。日本军队人数众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日本人还让当地农民不得不经常作出痛苦的抉择：要么提供这些可能是他们朋友或者同乡的游击队员的情报，并因此获得不菲的酬劳；要么不与日本人合作，那就等于死路一条。

大约从1934年到1940年，日本人往该地区派遣大批军队，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使当地居民招供。他们最终打败了游击队，并将他们驱逐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当时金日成的队伍加入了由中国将军杨靖宇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的目的与其说是歼灭日军，不如说是骚扰日军，使他们难以顺利进入中国。尽管金日成的部下大都是朝鲜人，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展活动的。

毋庸置疑，当时他对游击队的领导举足轻重，他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从营长到后来的师长，不过据说他的手下只有三百多人。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是一位久经考验、忠诚可靠、价值很高、受人尊敬的游击队领袖，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是重要的通缉犯之一。从1935年起，日本人就不惜重金悬赏金日成的人头，但他总能顺利脱险。虽然金日成与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有着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但是他们之间仍有巨大的民族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猜忌。

1940年，当杨靖宇将军最终落入敌手并被日本人杀害时，金日成暂时成为该地区被通缉的头号游击队员，被悬赏20万日元捉拿。但是，随着这一带的日军变得越来越强大，游击队被迫暂时撤退。在这个阶段，大约在1940年，金日成最终来到苏联。1942年，他已经转入苏联军队，并被派往苏联远东地区伏罗希洛夫村附近的训练营。在那里，金日成迅速成为苏军一支秘密部队第88独立狙击兵旅 的成员之一。该旅的任务是侦察进入苏联境内的日军动向（当时苏联与日本并未正式进入交战状态）。他不仅成为一个苏联士兵，还从开始的上尉升为后来的营长。在这支高度集权的队伍当中，他成为彻底的苏联军官，以及事实上的苏联公民。他的营大约有两百名士兵，全部是朝鲜族人，其中有一些是在苏联境内土生土长的。他们个个都极为坚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在苏联军中是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政治信仰的要求甚至超过对军事能力的要求。在“二战”期间，金日成曾经来到莫斯科。不过在苏联人看来，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以及苏军的不断东进，他的营不再适于用来对日军进行迎头痛击，倒是可以另作他用。

像其他同时代的朝鲜人一样，金日成知道，朝鲜的独立离不开外援。对于身着苏联军装的金日成来说，他更倾向于让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做自己的后盾，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对朝鲜的影响特别大。此外，到1944年，苏联人的胜利指日可待，而且必将成为战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而此时毛泽东的革命运动仍主要在中国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进行。再说，苏联不但完成国内革命，一举击溃敌军，而且还成功地让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苏联模式对于这位来自不发达世界、即将成为朝鲜劳动党领袖的金日成来说，显得格外有吸引力。那时的金日成是一位全新的现代朝鲜爱国人士，一个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身体力行的信徒。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民族主义与苏联模式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但是对于朝鲜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或者更准确地说，苏联和朝鲜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金日成始终坚信不疑。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两者其实毫无二致，因为凡是对苏联有利的事情也都对他和朝鲜有利。

就在这时，“二战”戛然而止，让苏联人与美国人大感意外。朝鲜立即被从三八线处临时一分为二。苏联红军——而不是朝鲜人，当然更不是金日成所在的第88独立狙击兵旅——随即开赴朝鲜，由此赢得解放朝鲜的美名。数周以后，苏联红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才得以进入境内。刚开始的时候，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只能依靠苏联人的势力，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想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达到的目标。

朝鲜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些为苏联模式歌功颂德者的乐土，而金日成的经历就是一个现代传奇。为了宣扬他在战争中的英勇，为了宣扬他如何单枪匹马战胜困难、赤手空拳勇退日寇、游击战术无人能及，为了证明他不出手太阳在朝鲜就升不起来，任何手段都能派上用场。朝鲜的革命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毛泽东出色而严格地运用革命思想去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秩序。与此相反，金日成必须依靠莫斯科的决定与红军的强大实力。

在那些不了解斯大林心理的外界人士看来，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人能够领导战后的朝鲜，但是从该国独立之日起，大部分人就被自动排除在外。有些朝鲜人曾经在毛泽东的军中长期服役，并且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不够纯洁。另外还有一些人无论从观点上还是理想上，都与克里姆林宫大相径庭，因此也不在考虑之列。

朝鲜人民翘首企盼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来为他们指点江山，决不再要一位外国统治者，无论他比日本人友善多少。1945年10月初，苏联人特意选择在某饭店的一次小型午宴上推出这位政治人物。一位苏联将军在午宴上致辞说，金日成是一位英勇抗击日寇的伟大的朝鲜爱国志士。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一个人称“朝鲜甘地”的非暴力民族主义者曹晚植。他出席这次宴会的任务之一是给金日成接风，但是在苏联人的眼里，他有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让人放心。

10月初的这场盛宴算不上成功，给其他赴宴的朝鲜政治家留下的印象不深。到了10月中旬，在平壤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苏联人再次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推出这位政治人物。

金日成终于在朝鲜的半壁江山里大权独揽，但无论是在世界舞台上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他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金日成既不像毛泽东那样有那么强的合法性，因为毛泽东是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政权，苏联人只提供了少量帮助；也不像当时正对法国殖民者发动一次军事攻击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是越南本土民族主义的化身。

金日成也像斯大林那样搞个人崇拜。在1948年出版的一本传记中，金日成就被说成是最英勇的抗日游击队长，是“我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我们人民希望的太阳”。这本传记中还写道：“在朝鲜三千万人民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最痛恨的就是金日成将军。” ^［1］ 在他回到朝鲜尚不满一年的时候，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似乎就在向人们暗示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满洲原野茫茫风雪请你告诉我/密密森林漫漫长夜请你告诉我/不朽的游击战士他是谁？卓越的爱国者他是谁？/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你是民主的新朝鲜，伟大的太阳。” ^［2］

1950年初，金日成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所有的大权。现在最让他耿耿于怀的问题是，他不甘心只执掌半壁河山。他最大的希望莫过于亲自率领这支日渐强大的、经过苏联训练和装备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去解放南方，而千百万南方人民正期盼着他打过来。他要一统江山。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终于挥师南下，一开始连战连捷，似乎印证了金日成的预言。面对轻而易举的胜利，金日成及其高官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显得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7月5日，斯大林建议中国向鸭绿江畔派遣九个师的兵力以防万一。这与中方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对于美国是否会介入战争，中国的态度没有金日成那样乐观。事实上，早在几天之前，周恩来就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柴军武（即柴成文）赶赴平壤，以加强中朝之间的关系。7月10日，柴军武抵达后立即与金日成见面，但是后者却告诉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随后，金日成专门委派一名高官每天向柴军武通报战况，从而将其排除在决策圈外。事实证明，朝鲜人所谓的通报根本毫无价值可言，因为他们提供的情报完全可以通过当地的外国电台得知。中国领导人要求向平壤派驻一批高级军官以便实地考察，金日成表示拒绝。他确信朝鲜没必要请求中国增援，因为事态的发展一帆风顺。

四

韩国军队不仅缺乏训练，而且毫无防范。也许有一天，韩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富于活力的国家，但是建国之初的韩国政府和军队管理不善、混乱不堪。高级军官个个都腐败无能，广大士兵思想懈怠，装备陈旧。他们使用的大都是“二战”后已被磨损、淘汰的武器，缺少火炮，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几架歼击机。华盛顿始终担心，如果他们按照李承晚开出的单子给韩国提供武器的话，那么他很可能第二天就挥师北伐。这一切都表明，喜怒无常、在所有傀儡中最有独立性的李承晚与那些以主子自居的美国人之间的巨大分歧。李承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反共心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对北方宣战（或者如有可能的话，诱使更加富强的美国代替自己向北方宣战）。他的目标与金日成恰恰相反，那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建立起一个由他执掌大权的独立统一的非共产主义朝鲜。在亚洲，美国已经在蒋介石身上有过一次教训，而这次和上次一样棘手：是他们在战后把李承晚作为一个亚洲领导人安插在南方，因此他越是依赖美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发艰难。作为一个傀儡，他渴望采取措施以证明自己有独立性，痛恨美国人的控制。

1950年，等级鲜明、高度集中的朝鲜人民军折射出该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同样，一盘散沙的南方军队也能够折射出韩国当时的困窘局面：一个压抑的半封建社会，正在与殖民历史和封建包袱作斗争，在一个自诩为真正民主主义者的喜怒无常的独裁者领导下，笨拙、缓慢而又无力地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朝鲜现代化的进程即将到来，一开始南方要比北方慢，但北方的现代化进程尽管迅速，但空无一物，缺少某种灵魂。南方的现代化进程更困难、更复杂。实际上，正是朝鲜的这次“入侵”让韩国突然获得现代化的形式与目标。五十年后，当韩国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充满工业活力，甚至更加民主的国家时，朝鲜依旧还是一个贫瘠呆板的国家，与朝鲜战争刚开始的状况差不多。

1950年6月，南方的情况大致可以这样形容：一支孱弱无能的军队正在为一个同样孱弱无能甚至难以确定是否真正存在的国家而浴血奋战。韩国士兵大多是青年文盲，被人从街头或田里强拉而来，许多人在上战场之前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逃兵不计其数；战斗一开始，韩国士兵就大量消失，还以为他们阵亡或在战斗中失踪了，不过几周或几个月之后，他们就会回来，但手中的武器肯定丢失了。韩国也有一些英勇无畏的青年军官，但是正如科雷·布莱尔所言，军队竟然成为“投机分子以权谋私的避风港。在这里，偷窃、贿赂、勒索以及回扣屡见不鲜”。 ^［1］ 那年6月，韩国军队正如韩国这个国家一样，距离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在1950年6月，那些负责韩国军队发展的人通通不关心这支队伍的窘迫状况。恰恰相反，韩国军事援助与顾问团的美国顾问与高级官员对于军队的现状存在相当惊人的自欺欺人现象。这个顾问团的英文缩写是KMAG，后来很快被那些在战场上与韩军并肩作战的美军官兵语带揶揄地，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地，解读为“Kiss My Ass Goodbye” 。同样的自欺欺人现象又出现在十年后的越南，当时许多美国高级军官在明知南越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下，还公然宣称这支军队是亚洲的常胜军。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越南，美国人通常会担忧，如果他们坦承当地军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恐怕他们就与晋升无缘了。

朝鲜战争开始的数周前，韩国军事顾问小组组长威廉·林恩·罗伯茨将军刚刚结束视察工作，他是当时唯一敢于直言相告的人。早在1949年3月，他就写了一封2300字的长信，递交给自己的上司——参联会的查尔斯·博尔特中将，详细汇报了韩国军队的糟糕状况。但因当时美国出于财政紧张正准备从韩国撤军，所以公开口径是这样的：韩国军队的状况已经好转，武器装备亦在朝鲜人民军之上。这就是1949年6月博尔特在国会作证时的证言；他还说，现在美国军队可以从那里安全撤出。没有一个参与训练韩国军队的人相信他的话。1950年6月，也就是他即将赴国防部任职前的几周，罗伯茨开展了一次宣传活动，目的是告诉公众韩国军队如何英勇无敌。他在韩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大多数手下都知道，他在撒谎。1950年6月15日，也就是在朝鲜发动攻击的十天前，该团向五角大楼递送了一份报告，指出韩国军队基本没有作战能力，武器装备形同虚设。他们至多只能抵抗十五天。该报告最后总结说：“韩国面临的是一场像中国曾经遭受过的巨大灾难。” ^［2］ 由于小道消息满天飞，部队状况之差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而罗伯茨将军的继任者弗兰克·基廷少将也因此被勒令退休。

让罗伯茨将军特别担心的是朝鲜空军，因为它拥有一百多架苏式飞机。不过没想到他作为一名前坦克部队指挥官，竟然对朝鲜的装甲部队不怎么担心，因为他认为在这样一个极不适合坦克战的国家里，坦克并不重要。他的看法没错，朝鲜的确是一个不适合使用坦克的地方，因此美国在坦克制造与战术方面的优势变得荡然无存，不能再像他们在其他战场上那样仅靠坦克就能一举定乾坤。然而，他的错误在于，朝鲜一开始利用自己在坦克而不是空军方面的优势，将没有配备坦克、仍旧在使用老掉牙的反坦克火箭筒的韩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对于本方没有坦克或者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普通步兵来说，没有什么比坦克更加让人感到可怕的了。所以说，在战争初期，引起韩国军队恐慌的不是坦克，而是朝鲜坦克部队就要来了的传言。科雷·布莱尔写道：“作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坦克手，罗伯茨一定知道，在‘二战’期间的阿登反击战中，德军装甲师曾使那些没有配备坦克的美国步兵惊恐不已。而现在他却无视朝鲜人民军的装甲部队，这可真是令人费解。” ^［3］

尽管当时“斯大林Ⅲ”已经取代T-34成为苏联最先进的坦克，但T-34坦克仍然威力惊人，而且朝鲜军队有150辆此型坦克。战争初起的那几周，T-34所向披靡。大约在十年前的莫斯科保卫战中，T-34在抗击纳粹德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被曾在1939年率领德国装甲师横扫波兰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当它在1942年首次出现在苏联战场上时，苏联人终于能和德国人一争高下。这型坦克前脸低平，这样就容易使敌方炮弹偏离目标；它结实耐用，行动迅速，最高时速可达32英里；它的履带很宽，能在泥地或冰面上平稳行驶，100加仑的超大油箱使之能在不加油的情况下连续行进150英里；它重32吨，装有一门85毫米口径的主炮、两架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及厚实的防弹钢板。韩军使用老式2.36英寸火箭筒对付它，但这种火箭筒在“二战”的战场上就不怎么好使。吉姆·加文准将曾经在“二战”后对这种火箭发射筒进行过专门研究，结果对其有效性十分怀疑，认为它还没有德国的火箭筒好用。五年后，事实证明，这种火箭弹通常会被T-34坦克的装甲弹开，而且有些甚至不爆炸。毫无疑问，在朝鲜战争初期，T-34可以粉碎韩军的一切抵抗。凑巧的是，当时美国刚刚研制出一种经过改良的新型反坦克火箭筒，并于1950年6月10日开始投入生产。6月12日，第一批新型反坦克火箭筒运抵韩国，还有专人负责指导他们如何使用。此后，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已有的巨大优势开始丧失。

朝鲜人民军所打击的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大防御圈上最薄弱的一个点，此时美国对于什么才是其国家安全的责任依旧茫然不清。因此，在朝鲜人民军的猛攻之下，韩军不可避免地节节失守，并且迅速分崩离析。6月27日，即北方发动进攻两天以后，朝鲜人民军就占领了距离三八线以南60英里的韩国的首都汉城，而韩国守军匆匆炸毁汉江上的桥梁，好让自己有片刻的喘息之机。 eRAiPRI/3QmiNh8xzTh5u8wCswuhWwwrVmG8QjIJCFCyh7Bw6rcIRhFiK8uFDM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