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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近七个精锐师一举越过三八线，扬言要在六周之内解放整个南方地区。在中国内战期间，这七个精锐师中的许多士兵都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效力。此前大约六个月，由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一时疏忽，美国没有将韩国纳入其在亚洲的防御范围之内，从而铸成大错。当时驻扎在韩国的美军不仅为数极少，而且仅仅隶属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军事顾问团，因此对于朝鲜的这次进攻，他们几乎毫无防备。在这次攻击行动开始后的前几周里，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对美军而言，从战场上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令人失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正在华盛顿就敌人的意图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辩论。这次进攻是俄国人的授意而朝鲜只不过是莫斯科手中的一枚棋子吗？或者，敌人意欲声东击西，而这次行动也许是共产主义妄图称霸全球的第一次挑衅？他们随即就做出决定，派遣美国军队以及随后组成的联合国军开赴韩国，以抵御朝鲜的进攻。
然而朝鲜战争不仅没有在三周之内结束，反而持续三年之久。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面对敌方数量上的强大优势，兵力相对有限的美军与联合国军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在武器装备与技术上的过人之处。但是，朝鲜半岛不仅地势极为险峻，气候也十分恶劣，对于美军来说，最大的威胁与其说是朝鲜或者中国的士兵，不如说是这里冬季凛冽刺骨的寒风。因此，军事历史学家S. L. A.马歇尔称之为“20世纪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部战争”。 ［1］ 崔嵬险要的崇山峻岭不仅足以抵消美军及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尤其是在装甲车辆上）的所有优势，还为敌方提供了众多栖身之所和天然屏障。在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艾奇逊国务卿说：“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让全世界最为高明的专家找出一处这场糟糕的战争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就是朝鲜。” ［2］ 就连艾奇逊的朋友艾佛瑞·哈里曼也认为：“这是一场有苦难言的战争。” ［3］
美国方面所谓“没有必要挑起战争”的言论完全是一派掩人耳目之辞。实际上，正是那位不愿将此行冠名为“战争”的总统亲口号召美军奔赴朝鲜战场。然而杜鲁门从一开始就相当谨慎，力图淡化这一冲突的本质。对于那些凡是有可能激化美苏对峙局面的因素，他都要加以限制，而其惯用伎俩之一就是玩弄文字游戏。6月29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边境线之后的第四天下午，杜鲁门刚刚把美军送上战场，就立即在白宫接见记者。当有记者问美国是否实际上已经处于交战状态时，他断然否定。于是，又有一名记者问道：“那么我们能否将其称之为一次联合国主持下的警察行动？”杜鲁门答道：“是的，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 ［4］ 这无疑等于说，驻韩美军充其量只不过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然而这一暗示却让那些奔赴朝鲜战场的美军士兵感到无比辛酸（无独有偶，四个月之后，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下令数十万中国军队挺进朝鲜时，出于某种与杜鲁门相似的原因，决定采用同样微妙的措辞——“志愿军”）。
提问者漫不经心，作答者也不痛不痒，然而这正是政策乃至战争的玄机所在。不知什么缘故，杜鲁门当时的说法被人沿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这一回答，如果说总统本人一直感到无怨无悔的话，那么许许多多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美军将士却并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不是一场仅仅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这样动机单纯的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完全相反，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就像数十年后的越南战争那样。反之，这是一场令人困惑的、阴云惨淡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看似永无希望，永无止境。而个中缘由，除了那些在前线奋力厮杀的美军将士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宁愿不求甚解。不过，在这场战争结束将近三十年之后，约翰·普莱恩的一段歌词倒跟人们现在的心境很贴切：“戴维曾在朝鲜战争中挂掉/然而原因我们却不知道/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场战争仍然停留在美国的政治与文化视野之外。关于朝鲜战争，有一本杰出的著作名叫《被忘却的朝鲜战争》，书名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鲜战争似乎已经成了美国历史的弃儿。
许多驻韩美军对这次劳师远征都满怀怨恨之情。他们有些人曾经在“二战”期间服役，然后退入预备役，现在又被迫放弃自己的平民工作，极不情愿地应征入伍。当他们的大多数同僚能够在国内安居乐业时，他们却不得不在十年之内两次远涉重洋、南征北战。还有一些人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留在军中，对于朝鲜发动进攻时美军的可悲状况，他们备感触目惊心。兵员不足、素质低下，装备陈旧不堪，再加上那些高级将领愚蠢透顶，让驻韩美军陷入窘境。在这些老兵看来，“二战”期间美军之辉煌、素质之精良、将士之孔武与朝鲜战争初期美军的困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愈是身经百战，就愈是对当前遭遇的状况感到心灰意冷与惊恐不安。
第2师第23团某营营长乔治·罗素中校曾经写道，朝鲜战争最糟糕的地方，“正是朝鲜本身”。美军一向过于依赖其发达的工业生产与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离不开坦克，然而这里的地形却让他们难以施展身手。虽然西班牙与瑞士也都地势陡峭、群山连绵，但是山区过后很快就是一马平川，让工业强国的坦克可以长驱直入。然而，朝鲜在美国人看来，正如罗素所言，却是“过了一山又一山”。 ［5］ 如果可以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朝鲜的话，罗素说，“那一定是棕色”。如果说要为这里的美军颁发一条军功绶带的话，那么所有参加过此次战争的将士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条绶带理所应当是棕色的。
与越南战争不同的是，朝鲜战争发生时，美国尚未进入信息社会，而电视新闻也刚刚出现。在朝鲜战争时期，每晚15分钟的电视新闻过于简短，不仅内容索然寡味，影响也微乎其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把从朝鲜战场上拍摄的胶片寄到纽约新闻中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国内也形成不了什么气候。美国人多是通过白纸黑字的新闻报道来了解朝鲜战争，因此这种黑与白的印象也一直延续至今。2004年，在写作本书期间，我有幸参观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图书馆：那里的书架上一共有八十八本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而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却只有四本。也许这一事实多多少少说明这场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留下多少记忆。第2步兵师一位名叫阿登·罗利的年轻工程师曾经在战争中被俘，且被关达两年半之久。他不无辛酸地写道，不论是2001年还是2002年，都是朝鲜战争中数次重大战役的五十周年纪念，然而在这两年间美国只有三部以战争为主题的电影——《偷袭珍珠港》《风语者》和《我们曾经是战士》，前两部是关于“二战”的，第三部是关于越南战争的。即使再加上1998年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一共也只有四部。在所有涉及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最著名的人物应该是1962年拍摄的《满洲候选人》中的英国演员劳伦斯·哈维，在影片中他扮演一个名叫雷蒙德·肖的美国战俘。
如果说朝鲜战争最后终于在流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罗伯特·奥尔特曼的一部反战题材电影（同时也是情景喜剧）《陆军战地医院》功不可没。这部影片拍摄于1970年，时值美国国内反对越战运动浪潮高涨。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影片，但就当时的好莱坞而言，导演对于制作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仍然感到惶恐不安。因此，这部影片虽然打着朝鲜战争的幌子，实际上演的却是越南战争的事情。无论是导演奥尔特曼还是编剧林·拉德纳都对越战表现得极为关注，但是碍于这一题材过于敏感，难以随心所欲地处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人物以及军官的发型不是朝鲜战争年代的平头，而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寸头。
因此，尽管这场战争如此惨烈，但是却从未触及美国文化意识的深处。据估计，朝鲜战争中美军有3.3万人阵亡，10.5万人受伤；韩国有41.5万人丧生，42.9万人受伤。但是，中国与朝鲜却一直对自己的伤亡人数秘而不宣。据美国官方粗略估计，这一数字约为150万人
［6］
。朝鲜战争让两大阵营从“冷战”暂时转入“热战”，不仅加剧了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也加深了美军与共产党势力在亚洲争夺势力范围的鸿沟。美国一招不慎，让中国也卷入战争，在两极对峙的格局下，双方之间这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态势愈演愈烈。当签署停战协定时，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局势与战前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它的亚洲战略视野变了，国内的政治平衡也被打破了。
那些远赴朝鲜战场的美国士兵常常感到与自己的同胞在认知上存在巨大的隔膜——没有人对他们所做的牺牲表示感激，也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至关重要。近日有人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战场上的将士被国人奉为美国民主精神与优秀价值观的传承者而备受崇敬。然而，朝鲜战争却是一场难熬的局部战争，人们很快就认为这场战争对美国毫无益处。于是，当驻韩美军服役期满回归故土时，对于他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街坊邻里不仅显得无动于衷，而且很快就抛诸脑后，那些在后方发生的重大事件、工作职位的提升、新房产或新轿车的购置才是他们更为迫切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来自朝鲜战场上的新闻总是令人沮丧，即使战局有所好转，媒体也似乎从未感到乐观。1950年10月底，当中国参战后，美军打破困境的可能性好像越发遥不可及，就更不用说胜利了。当时在军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戏谑之语讽刺这种僵局，那就是“为平局而死”（Die for a Tie）。
无论他们的表现多么骁勇，无论他们的目的多么崇高，这种前方将士与后方人民之间的巨大隔阂让驻韩美军始终觉得，较之于先前参加过其他战斗的士兵，他们总是次人一等，从而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难以磨灭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