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会是非常简单的组织机构，如果世界末日不是朝夕之间发生的事，那么即使耶稣遇难了，也不会很快迎来最后的审判，人们都很清楚，基督教确实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可能走得很艰辛，也很挫折，所以急需建立一个规范的体制来加以管理。

犹太人的教堂是基督教徒（全部都是犹太人）最早的集会地。至于非犹太人，为避免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别人家的空房子则成了他们专用的会议室，如果实在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些虔诚弟子的空房子，他们倒不介意利用室外露天或者废弃的石材场。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集会都是定在星期六。但是犹太基督教徒与非犹太基督教徒之间实在是太剑拔弩张，已经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于是非犹太基督教徒把基督复活的星期天作为集会的日期，放弃了星期六安息日。

公众的特点和丰富的情感在这些庄严的宗教仪式中体现无遗，所有的人，只要内心有圣火的感召，都可以马上站出来敞开内心，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完全阐述出来，不必有固定的演说和说教形式，也无须有教士这类人物在场。保罗在他的书中对这些虔诚的兄弟雄辩的口才和逻辑推论做了详尽的记录，还有关于他提出的二元哲学思想。这位伟大的圣徒从来没有怀疑过充满希望的前途。大多数的平民老百姓是真诚质朴的，他们没有机会接受什么良好的教育，性格也易于激动，时常头脑发热，大吼大叫的像疯了一样。对于人们的冷嘲热讽，教会似乎有些手足无措，相比较而言，它无惧于任何形式的迫害。为了维持秩序，保持良好的风气，保罗、彼得，还有他们的继承人，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安抚人们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情绪，而这些情绪是由于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表达和神圣的热情无处发散所造成的。

由于用于维持秩序的这些规章制度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相悖甚远，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收到多少实际的效果，但是到了最后，人们还是接受了现实，慢慢接受了这种集会的相对固定的形式。

集会的固定形式以一首赞美诗拉开序幕（赞美诗的作用是用来安抚参与的犹太基督教徒），紧接着，全体教徒要高唱歌曲，这首歌曲是为罗马和希腊的崇拜者所谱写的。

然后，还要作一段高亢的演说，就是从这篇著名的祷告文字中，可以看到耶稣闪光的哲学思想。当然，真正的布道其实是自发的，如果内心感到有需要表达的言语，就可以登台说教，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潜规则。

不断增加的集会次数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毕竟，这些诡异的秘密社团最容易暗藏巨大的波澜，对于警察的干涉，集会必须要推选出一些人与外界交涉。领导的才能在保罗的评价体系里到达了很高的境界，他觉得，那些他曾经走访过的亚洲和欧洲的小团体就如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的渺小舟叶，如何安全平稳地驶出大海，优秀舵手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于是，团体中的执事就诞生了，他们由虔诚的信徒们集体推选，他们最先的角色定位是团体的“仆人”，照顾好病人和穷人（早期的基督徒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管理集体财产是他们的职责，同时，日常的一切琐碎的事务也要兼顾到位。

发展到后来，随着教会成员的大量增加，教会中的管理任务变得非常繁重，在此情况下，专职执事顺其自然的产生了，最先担任此职的人是教会中年老的人，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长老”，即我们口中的“神父”。

多年以后，当教堂出现在每个村庄和城市的时候，原先存在的管理系统已经捉襟见肘了，执行共同的政策被提上了议程，于是，能够对整个教区实施监督的“总监”（就是主教）出现了，他拥有可以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交涉的权力。很快，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以及帝国的其他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主教这类人物，这些著名的当权者拥有很大的权力。

在耶路撒冷变成废墟之前，耶稣生活、受难、死去并受到尊敬的广袤土地都在主教的掌控之中。当这些连同本身的威望在破败的宫殿里化为泡影的时候，已是那些梦想天国和期待世界末日的一代人消失在地球上之后的事情了。

传说中的罗马大主教就是住在文明世界首都、被各种优越所包裹的“总监”，作为虔诚信徒的首领，他们严密地守护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的殉教地。

与其他主教一样，这位主教也获得神职人员的惯有称呼，被冠之于“神父”或“圣父”，这些称呼为他们赢得了尊敬和热爱。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心目中“圣父”称谓已经成了主教管区的首领所特有的。人们口中的“圣父”，绝不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而是指罗马的大主教——教皇。这个演变过程是很顺其自然的，就像我们看到报纸上的“国王”这个词的时候，不必再在前面加上“英格兰”三个字，我们都能立马知道这说的是政府首领，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联合国主席没有丝毫关系。

当罗马还是强盛浩大的帝国的首都所在地的时候，“教皇”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了正式的公文里面了，那是258年，主教的势力在皇帝面前还不值一提的时候。但是，时间往后推移三百年，在帝国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即大名鼎鼎的拜占庭，它是恺撒大帝的后裔为避免外侵内乱的威胁所开辟的新的安乐窝。这个新城市的名字与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有关。拜扎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登陆于此地，切开亚欧大陆的几条海峡横亘在它周围，它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商业贸易之地，有几家独一无二的商业中心牢牢地控制在它手中，它在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经勾起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血腥杀戮。

这样的拜占庭在被马其顿掌控之前的亚历山大时期，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但自那以后，它成为罗马帝国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数十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它已经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当几百个国家的船只停靠在号称“金号角”的海港里的时候，它作为罗马帝国的国家中心以高姿态翘首挺立于国家版图上。

这个时候，曾经高高在上的罗马居民被卸下帝国的保护伞，任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还有很多无名的野蛮人残害。皇宫连续好几年没有任何收入，政府组织陆续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搬迁，千里之外的法律条令紧紧束缚着都城的人们，当这一切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时候，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笼罩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

但是，历史是一个天平，一头上升，另一头就下降了。皇帝离开后，城镇的主权当然就落在了主教手里，作为皇位荣誉的继承人，他们才是实实在在的显贵。他们利用自己掌握城市主权的这段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好时机，将教会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意大利所有的博学之才都对他们趋之若鹜，主教们在此成功地扮演了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的角色。他们以传播永恒经典信念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最佳时机，来个出奇制胜。他们并不急于求成，因此没有像别人那样急功近利带来的压力，他们明白，太过急躁会引起慌乱，最终出错，欠缺考虑会招致失败。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主教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任何话都是围绕一个目的进行的，他们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威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这个代表上帝的凡间组织教会更加强大、更有力量。他们用以后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充分证明了他们付出努力所取得的功绩。

教徒在黑暗混乱的中世纪的形象就是最好的佐证。那时候，欧洲大陆被野蛮部落搞得腥风血雨，帝国的围墙分崩离析，到处一片狼藉，破败腐朽，不堪入目，几千个跟巴比伦平原一样古老的体制被分割吹散，像垃圾一样到处飘落。只有教堂，作为唯一坚实的支撑屹立着，没有半点损伤。

虽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马厩里面诞生的基督教，最后在富丽的宫殿里安然了断一切。那些宣扬自己是神的使者，能在人与神之间自由对话的神父，努力做到了让每个世俗的凡人对他都绝对服从、俯首称臣，他们大概忘记了，基督教原本就是为了与政府抗争才发展起来的。带有变革性质的基督教经过发展，使新的神权政治体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

现在，我将要用下面的篇幅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科利西姆是现在很多到罗马旅游的人们必去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块洼地，它在被风沙蚕食的围墙里安静地躺着，这个特殊的地方被数千名基督徒的鲜血浸染过，他们死于罗马专制统治之下。

有几次，新信仰的倡导者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迫害，这与宗教的专横毫无关系。

以一个宗教派别存在的基督教拥有非常广泛的自由。但是，当他们以宗教道德为借口而拒绝服兵役的时候，他们被冠以国家敌人的身份，并且被送上了断头台，当然，除了拒服兵役那件事以外，他们竟然在任何场合公开藐视、辱骂土地法，甚至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还若无其事的吹嘘所谓的和平主义，这些都是把他们逼上死路的原因。

基督徒受自己头脑里坚定信念的指引，各种言行围绕这个信念展开，但这一套在地方法官面前一文不值，那些政府长官们对于基督徒努力辩解的基督的道德本性一头雾水，一无所知。

这些罗马的地方法官被召唤来当审判官，面对罪犯的辩解和陈述，他们认为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只是个凡人而已，该如何判决，这倒是把他们给难住了。这个时候，他凭借长期累积的经验以及借用许多皇帝赦令中对政府官员的忠告，采用超脱的态度和圆滑世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企图用说教的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但是，当全部的分歧意见触及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那些具有逻辑的方法就失去效用了。

到了最后，一道选择题摆在了这些长官面前：一个选项是弃法律的尊严于不顾，另一个选项是维护国家最高权力的惩罚职能，尽管这种职能可能不太够格。但是，在那些异教徒心里，死亡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开始，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就能够去天堂享福，这对他们而言是何等幸福而值得欢呼的事情啊，所以牢狱和酷刑他们又怎么会放在眼里呢？

至此，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战争在政府和基督教徒之间爆发了。在这场战斗中死了多少人，并没有确切的官方记载。不过，根据奥利金的说法，“因为坚持信念而牺牲的真正的基督徒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放出这一说法的这位颇有名气的神父生活在公元3世纪，亚历山大曾经无情的迫害了他的很多亲戚。

我们可以从早期圣徒的研究中看到许多残酷带血的故事，这个屡次遭受迫害、被屠杀的宗教居然能够一直流传下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让人费解。

即使我用确切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也难免会有人说我是骗子，是心怀偏见，对于这些，我无话可说，保留意见，读者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生平，而且自己作一个定论，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专制统治下疯狂迫害、杀戮的真面目。

除此之外，读者如果想透彻地了解远离帝国的那些小官吏们面对的困难，就先想想马可·奥勒留皇帝。你们可曾记得，这个英明睿智的帝王，居然在关于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上公开承认自己的能力低下。那些小官吏们实在是非常的为难，他们要么就玩忽职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么就杀掉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拒不服从帝国政府颁布的保护自己的简单法律。

与此同时，基督教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教徒们没有被异教徒惺惺作态的小伤感所牵绊，反而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公元4世纪后期，由于罗马元老院的基督徒的控诉，格拉提恩皇帝下令将那座矗立了四百年之久的胜利女神雕像搬离了恺撒大帝创建的宫殿。基督徒们控诉的理由是这座圣像是异教的偶像，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每天生活在这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之下。有几个持反对意见的元老，还因为这件事而遭到流放。

这个时候，颇负盛名的昆塔斯·奥勒留·西马克斯及时站出来，这位忠实的爱国者写了一封书函，一个折中的道理跃然纸上。

“为什么？”他提出疑问，“我们异教徒与基督教的朋友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抬起头看见的也是同一颗星星，在同一片土地上留下我们共同的脚印，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世间万物暗藏着如此之多的秘密玄机，寻求真理的方法有很多，通往真理的道路也有很多条，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走哪一条去追寻真正的道理，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懂，古罗马宗教的开放性政策传统正在遭受威胁，关于这一点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在拜占庭内部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因为罗马胜利女神像搬离皇宫的事情展开了激烈争执。围绕这场争执，由哲学家泰米思提厄斯发起了关于宽容的才思广溢的大讨论，这种大讨论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行为。这位绝对忠诚于祖先信仰的上帝的讨论发起人看到瓦伦斯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表现的不够公平时，他认为皇帝必须了解自己真正的职责所在。

于是他发表了一通根本没有人听得进去的金玉良言：“只有统治者不以强权政治来作威作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美好清明的国家，才算得上是一个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用强制专横的统治手段换来的归顺只是由欺骗和虚伪伪装而来的。宽容精神可以有效防止民众的冲突事件，因此，统治者要对所有的信仰持以宽容的态度。并且，宽容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已经明确地向世人们阐明要允许多种宗教共同存在。对于人类寻找解释真理的各种方法，上帝都是能够辨别的，各种各样对他表示的崇拜，他也是欣然接受的，他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不排斥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思想也好、理想也好，在消失了的遥远的古代世界，没有任何行为、任何人可以成功地逆转时空。生活和进步，进步和磨砺是永远分不开的。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的消亡，边境叛乱不断，军队沦为反对帝国的外国雇佣民，野蛮人将英格兰和其他边陲之地收归己有。

几个世纪以来，为国家统治部门效力的聪明年轻人在最后的灾难的逼迫之下终于清醒地看到，只有供职教会才是唯一的升迁途径。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权力，西班牙地方官员总是对主教俯首称臣，基督教的作者只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的论题，大量的读者和崇拜者就会蜂拥而至，作为基督教外交官，如果他是罗马教皇的忠实代表，就可以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受到很好的待遇，又或者他们愿意到危险的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腹地去稍加走动，取得野蛮人首领的信任，平步青云地高升就等着他们了。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有相同本质的事情，到公元1914年为止，那些胸怀大志的欧洲中部的青年人，他们跳开艰辛的体力劳动，把职业生涯规划入政府部门，渐渐地他们活跃在皇家陆军队、海军以及法庭的各个要职和首脑部位。他们把持着财政，成为殖民地的总督或军事总司令。财富并不是他们最终追求的目的，他们热衷的是这些体面的官职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感，他们充分发挥着聪明的头脑，非常勤奋努力，保持城市信用的美德，这些努力为他们的晚年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和人们的爱戴敬仰。

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旧社会体系下的封建构建顷刻间土崩瓦解，政权又回到了下层阶级的手中。那些年事已高的正式官员无法在新潮流中有什么改变，他们变卖代表自己荣誉的勋章，将那些生前的习惯一同带进了坟墓。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跟着潮流走。这些从小时候就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经商持鄙夷的态度，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很丢脸的事。先不提经商这件事，但是，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去办公室还是去贫民窟这样的选择。这场灾祸过后几年，我们已经很少会看见为了坚持信仰而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了，至于那些政府官员和军官们，他们一概抛开十年前对生意的偏见，心甘情愿的混入经商行列淘金。另外，这些世代从政的家庭背景以及惯有的指挥别人的天性使他们在新的领域里受益匪浅，让他们的事业发展得比想象中的顺利，幸福和美满也就随之而来。

今天的经商贸易与教会在十六世纪以前的境况不谋而合。

很多的年轻人都自以为自己的祖先是赫拉克里斯、罗米拉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有如此“显赫”家世的人是不可能轻易听得进去一个奴隶的儿子、普通的平民教士的教导的。但是，矛盾的是，那些以赫拉克里斯、罗米拉斯和特洛伊战争的英雄的后代自居的年轻人狂热追求的东西只有那些身为奴隶的儿子、朴素的教士才能传授。所以，如果这双方都能聪明机智一些（很可能是这样的），就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共赢互惠的局面。往往是从表面上看有很大变化的事物，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奇怪的历史法则。

统治者只可能由很少的一部分智慧聪颖的人来当，而大部分愚笨的人的职责只是服从听任。这条不可逆转的规律是从远古时期，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形成的。不同的时代，这两种人分别有不同的名称，一类是力量、领袖的代名词，确切地说，他们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而另外一类则是软弱和服从的代表，他们也有不同的名称，被称为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我们在莫斯科、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所看到的关于推进人类发展的神秘规律都是一个样子的，没有因为地点不同而有异处。它用伪善、怪诞的外衣遮盖了原本残酷严苛的原始法则的真面目，继而向人们大肆鼓吹爱，对上帝的忠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期望得到好处的愿望。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人首先要满足生存这个职责的事实，很多人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这让他们既恼怒又反感。这些人认为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这样。

他们宁愿把历史当作一个赏心悦目的神话故事来听，但，当历史以一门严谨的科学站在他们面前时，也许还带有对其他事物的控制性，他们就有些接受不了，感到无比惊讶，这时他们还可能连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都不认同了。

规律的东西是必须要服从的，这是我给他们的忠告。

只有做到这一点，历史的真正作用才能发挥，它应该以对人类的实用价值而存在，那些种族偏见、部落专横以及试图利用人们的无知来填充自己的行为，应该被彻底摒弃。

我在前面几页中已经写下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如果谁对上面的观点有怀疑的话，可以去看前面写过的那些历史，从中寻找证据。

如果对生活在最初的四个世纪里的教会领导的平生事迹作一个详细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在充满异议的古代社会出生的教会首领都曾经有过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的经历，毕业的时候，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们不得已步入了基督教会的殿堂。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想在教会得到升迁的机会才放弃效忠凡间的主人，而转投天国统治者的怀抱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几个真正被新思想感动、想真心诚意地追随基督的人。

教会从不过问那些新教徒从别的教会或民间进入基督教的真正目的，从这一点看，它其实是通情达理的，对教徒们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对所有的人认真细致的对待和保护。教会给那些对物质生活无比热爱的教徒提供进入政界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让他们大干一番。而对于那些一心追随教义，坚持信仰的人，教会同样也不会忘记，安排他们远离拥挤污秽的城市，在安静清幽的环境中继续思考领悟，让他们去追求让灵魂幸福安宁的仙境。

一开始，那些心中装满上帝，祈祷、思考、冥想的生活是非常自由舒心的。

教会刚刚建立的初期，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下层阶级还没有明显地感到教会势力的干涉。但是，当教会接过帝国的接力棒，拥有了统治世界的权力的时候，那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便在这个拥有广袤土地的庞大政治组织的统领下慢慢消退了。“过去的美好生活”成为信徒们争先恐后追寻的目标，他们努力创造条件，为了幸福的生活，为了能像以前那样将做好事和祈祷作为最伟大的事业，他们要让过去那种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局面以人为的方式使之再次出现。

这场由东方传来的倡导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深远的影响力一直延及一千年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并且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支对付不信教和异教徒的强有力的军队，他们绝对忠诚于教会。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人们没有任何活力去钻研地中海东岸沿海国家的那些陈旧的文明，他们太过疲惫，对此提不起兴趣。当第一个居民决定在尼罗河谷定居的时候，埃及境内的几十种文化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着循环运动。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上。路边到处是倒塌的庙宇和宫殿，在那一堆堆残垣断壁的废墟的背后，隐藏着人们空虚渺茫的生活，毫无希望和生机，人类努力付出和追寻，最后一无所获。欧洲的青年人出于对生活的无比热情而委身于基督教门下，至少，这些青年在那里可以挥洒一下他们的热情，消耗一下他们旺盛的精力。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与他们大相径庭。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渴望的是通过宗教之门走向死亡的崇高境界，他们渴望解脱，他们希望远离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不愿意看见堆满尸骨的冰冷，他们在沙漠里居住，宁愿自己孤单、自己悲伤，而与上帝同在。

在每一次的改革运动中，士兵们总是最先被感染和召唤的人群，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难以解释清楚，他们是最先直面文明中的野蛮和恐怖面貌的人。另外，他们还具备强烈的纪律观点。查理五世军队中一个上尉，叫作帕科米乌，他是教会最伟大忠诚的卫士，这个埃及人曾经是君士坦丁帝王军队中的一名小兵，退役以后，他投靠了由小头目安东尼组织的一个小团体中，做了一个隐士。从此，他在远离城市的沙漠里同豺狼野狗一起生活。但是，有些隐士会在隐居生活中产生过分悲观的虔诚，使他们的行为走向极端，比如，有人会爬到高大的古石柱上去生活，也有人居然钻进荒废的坟墓里面去（这种行为被异教徒所嘲笑，真正的信仰者则感到伤感）。这就是隐居生活所萌发的一些思想矛盾。鉴于此，帕科米乌下决心要使这种活动与现实世界靠拢，让它具有确实的实际效果。作为宗教秩序的第一个奠基人，那个时候（公元4世纪中期）他成为隐居者们共同的长官，他们称之为“最高统领”，每个修道院的院长都由他来任命，那些林立的修道院，在他看来就是上帝的堡垒。

公元346年，帕科米乌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来的修道院思想成为成百上千的人们躲避世界的避难所，在这个坚实的堡垒里面，现实的邪恶、掠夺再也不能侵蚀他们。最先将他的这种思想带到罗马的是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的阿萨内修斯主教。

但是，与尼罗河谷的景象大不相同，欧洲有冰天雪地的气候，人们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忍受品尝饥寒交迫的滋味，再加上欧洲人超现实的本性，他们也不可能在东方思想表现出的肮脏和邋遢里得到什么有用的启示，反而让他们感到恶心乏味，于是，创始人不得不把这番事业做一下修改，使它更适合欧洲人的口味。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始反思：“早期教会励精图治、做了很多善事，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几个人住在遥远的森林里，搭起阴冷的帐篷，禁欲苦修，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任何的好处。”

西方世界的首领们下决心要对修道院思想进行修改，让这种体系趋于合理化，在这件事情中，住在亚平宁山脉纳西亚镇的本笃具有很大的功劳，这位被称为圣人本笃的人，曾被他的父母送到罗马去学习过，在那段学习的期间，这个城市给他的基督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恐惧感，于是他逃走了，在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的一座尼禄时代的古老乡间会所里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他隐居期间，他的盛名和美德迅速传遍了乡间村落，谁要是能够与他有所接触，就能立刻名满天下，于是大批的隐居者慕名而来，这些人实在是太多了，非得要修建十几座修道院才能容得下他们。

为了更好地统领这些追随者，本笃离开了隐居的土窟，开始为修道者们编制法典。制定法律是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在他的法律条款文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罗马血统的影子。那些发誓追随他，并坚定地遵守他法律的僧人们每天都必须祝福和默默祈祷，此外，他们必须到田地里去辛勤劳作，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让他们游手好闲。就算是年迈干不了繁重农活的人也不能闲着，他们有另外一个职责，就是教育年轻僧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好公民。本笃修道院的教育能够屹立千年不倒，并且时刻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与这些严谨的制度以及僧人们恪尽职守的品质是分不开的。在中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它获准成为才能超群的年轻人的培养基地。

当然，僧人们并不是白白地辛苦劳作，他们可以得到漂亮得体的服装，有丰盛可口的食物，有舒适的温床，要是不干活不祈祷的时候，还有两三个小时用来睡觉。

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僧人是上帝的仆人，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是那种为了躲避现实的残酷和推脱义务而躲进修道院祈祷，只为了下辈子的灵魂能得到解救的普通凡人。为了对得起上帝仆人的这一光荣尊称，他们必须在尘世中接受漫长的痛苦煎熬和锻炼，这样才能为传播天国中上帝的思想和旨意发挥有效的作用。

要向欧洲那些原本不信教的人们传播教义，这项工作的初期准备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成果必须加以巩固，为了取得老百姓们和官员们强有力的支持，僧人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荒凉的冰岛，他们背着铁锹和斧头，带着祷告书，辛勤地劳作、收获、传道、开办学校，第一次为这片远方的土地播下了许多人只是听闻过的文明的种子。

各种各样的人类精神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尽收在罗马教皇的手中——这位教会的最高统领。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做的运动，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浪费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这跟做梦者会在梦里安静的树林中找寻到幸福是一个道理，只要采取运动，力量就会壮大，很快，随着基督教徒们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可以对国王和皇帝理直气壮地提自己的要求了，而帝王们如果还想继续待在自己的王座上，就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基督教徒取得成功绝对不是单单靠人们心血来潮对宗教狂热追随的结果（大多数人可能这样认为），它是有很明确的原因的，我们可以从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中看到。

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基督教徒又被牵进了无情的迫害之中，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得不提的是，在欧洲用近卫军力量登上统治者宝座的众多君主中，戴克里先并不是最残暴的一个，可是历代的人类统治者当中，这个对经济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却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已经大不如前了，国力衰落，正在走向土崩瓦解的地步，这个久经沙场、戎马一生的帝王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症结就是罗马的军事体制。正是这个体制的规定，国家的边防守卫任务由占领地的士兵来执行，但是，非常不幸，这些士兵已经在长期的生活中成了乡村俘虏，优哉游哉地过着乡下人的生活，甚至还与本应该赶至国门外的野蛮人做了卖萝卜白菜的勾当，他们早已斗志全无。

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必将走向覆灭，这是他无力改变的事实，可是，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召集了众多年轻机智的战士，组成一支新型野战军，这支强悍的队伍能在帝国遭受入侵的第一时间内奔赴帝国的任何地方，为帝国解除危机。

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问题是这需要十分庞大的一笔费用来支撑，几乎所有军事领域的好方法都要附带这个条件。军队开销由赋税支付，而赋税就牵扯到百姓的钱包了，果然，老百姓不干了，他们太过愤怒了，高声控诉这些赋税会让他们倾家荡产。皇帝一边安抚百姓们说是他们想错了，一方面又赋予了收税官刽子手一样的权力。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各行各业的人们辛苦劳作，一年到头却并没有收获，只是亏损而已，于是他们不得不抛家离乡，走上了在城市流浪、乞讨的道路。

到此，皇帝一鼓作气，颁布了一道使罗马帝国彻底走向东方专制主义的法令，用以解决当前所遇到的困难。他规定所有政府机关、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换句话说就是官员的儿子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有当官这条路走，面包匠的儿子永远也只能是个面包匠，即使他是个音乐天才或者典当业天才，也只能在面包房度过一生。水手的儿子则注定在船板上过完一生，即使他只在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他的一生也必将跟船板连接在一起。相比较而言，苦工在技术上倒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就像奴隶一样一辈子都不能踏出出生地一步。

那些自负的统治者会不会忍受得了人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干遵守或反对法律规定的事呢？尽管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如果有谁认为他们会，那就错了。戴克里先的确是对基督徒采取了暴戾的行为，可是，那个时期，他已经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徘徊了，再加上他对上百万的人们的忠诚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些臣民们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无动于衷，只知道在皇帝的庇护下享受物质生活，整天声色犬马，没有半点为国家承担忧虑的责任心。所以，当我们对戴克里先皇帝作评价的时候，必须对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作深刻的了解。

在早期的基督徒的意识里，世界随时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并且这也是他们所希望发生的，所以，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写那些文学作品，即使写出来，连十年的时间也保存不了就要在世界毁灭的烈火中丧失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懒得动笔去做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以至于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传世。可是，世界并没有在新教徒的预言中毁灭。口口相传的基督教故事，越来越背离了原本的位置，人们总是热衷于对它添枝加叶，所以，那些忠诚的信徒们已经无法区别它的真假了。《新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想要一本更权威的书，收录和整编耶稣的短传和圣徒们的信件。

有关城市建立在“七座山”之中的佐证和预言被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启示录》那一章中。传说，罗马是建立在七座山之中的城市，人们从罗慕拉斯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描写这一章的作者以匿名形式向人们讲述的那个城市就是巴比伦，他对那个城市深恶痛绝，尽管他只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是，帝国的官员还是充分地理解了。在书中，那个城市成了“妓女的母亲”，是“地球的污点”，所有的魔鬼和邪恶之徒的老窝，那里洒遍了圣人和牺牲者的血液，是所有恶心肮脏的鸟类的卵巢，像这样的污言秽语随处可见。

可能，这位作者在撰写本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多年前被残害的朋友们，于是，他内心开始汹涌澎湃、热血沸腾，同情和怒火同时向他攻击，在他一颗狂热之心的驱使下，那些胡言乱语就这样落在了纸上，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这些言论在教堂里被一层又一层地赋予神圣的外衣，教士们无比虔诚地在庄严的礼拜仪式上向人们宣读，所以，旁观者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语言的确是代表了基督徒们对位于台伯河畔的那个强大城市的真实看法。当然，基督徒们大概是可以跟旁观者们达成一样的共识，可是，我们却不能苛责戴克里先的不同观点和情感。

这并没有代表全部。

关于“异教徒”这个词，起先罗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这个概念就在他们头脑中渐渐变得清晰了。最开始的时候，“异教徒”这个名称可以与一个“教派”相提并论，它是指那些愿意信仰某些教义的人们。慢慢地，它的意思缩小了，专指那些不信仰教会的人，他们公然反对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圣徒给他们戴上了“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帽子。

有几个隔离在基督教会的罗马人，他们虽然坚持旧信仰，但却可以不被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这些被隔离在基督教徒之外的人连阐释自己观点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同样，《新约》中的那些诸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愤怒、怒火、争斗、杀戮、祸乱、酗酒”这些话是有伤皇帝自尊的，当然，这类语言还有很多，基于礼貌问题，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摩擦、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接下来自然是血腥的迫害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局面，基督教囚徒住满了罗马的每一个监狱，他们一批一批地倒在刽子手的刀下，尽管数量与日俱增，却并没有什么收获。戴克里先已经没有任何招数了，他走投无路，只好从帝国统治者的王位上走下来，回到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白菜。

王位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终止了这种屠杀镇压策略，在313年，首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依靠暴力是不可能铲除基督教的，于是便改变政策，做了一场有损威严的交易，借以收买敌人。

假如有一天，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历史修改研究会”，用特定的标准对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这些带“大”字称号的人作一个评价，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是“国际历史修改研究会”法庭需要特别谨慎细致考量的一位人物。

君士坦丁大帝，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无比野蛮的塞尔维亚人，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驰骋在欧洲的各个战场上，金戈铁马，手刃无数人的生命，甚至还包括他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连一位地位低下的亲戚也没能从他的屠刀下逃生。就是这么一个残暴的人却具有“第二个摩西”的称号，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当他最危险的对手马克森提乌让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他为了获得基督徒们有力地支持而大肆许愿和承诺。在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中他是圣人的化身。这个天生的野蛮人是不可能真正认可基督教的，在他即将死亡的时候还企图蒸煮祭祀羊，用它的内脏来测算未来。可是，这些在他的《米兰赦令》面前都微不足道，不会有人想起的，基督徒们只知道这位帝王在《米兰赦令》中向他们承诺“不干涉他们的自由言论和集会”。

这个法令的颁布，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事情，它使基督教这个小教派披上了国教的华丽外衣。这都是教会首领们的功劳，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期这些首领们实用政治家的本性，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了。对于这件事情成功的内幕，教会首领们和君士坦丁的后裔们都非常清楚。不管施展怎样花言巧语的本领，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扼杀真相。

“伟大的帝国领袖，请把那些反对教会的敌人交给我来处理，你的敌人同时也是我的敌人，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你的敌人由我来帮你清除，你跟我站在一起，就可以看见天堂。”这是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的承诺，由此，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交易达成了。

虽然，有无数这样的交易发生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但是像基督教掌权这样的妥协还真是绝无仅有。

至此，基督教收获了巨大的权力。 yRWDnOCEyhjW3wtO0xYE3RjAi86ztvdz4lQRkldjNlpqzXlRPdU2NRTr6xL2j25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