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被基督迅速征服时候，它不得不臣服在基督教义之下。这个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基督教的思想是天国所赐呢？对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多加辩驳的兴趣，当然，我必须指出的是，最早期的传教士的胜利与辉煌其实是建立在大多数罗马人的苦难生活之上的，这跟窘苦的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是一个道理。

到此为止，罗马的一个方面已经逐渐展现在广大读者朋友们面前了，那就是士兵、政客和企业富豪为素材的社会，这些居住在拉特山坡、坎帕尼亚峰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的上帝宠儿正沐浴着文明的阳光，享受幸福生活赐予的美好呢。当然，这仅仅只是罗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

相反，如果你走向城郊，你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贫民窟，诗人叫嚣中的太平盛世以及演说家口中如朱庇特般繁荣的奥克塔维安是不复存在的。

廉价破败的出租房一排连着一排，就像要绵延到天边一样，生活窘迫的贫民一群群集聚在这里，黑压压一片，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们的命运永远与饥饿、流放和无止境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是虚无的，只有那个质朴的木匠讲述的故事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使像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在大海彼岸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辛勤汗水来勉强度日的人，最终还是被残暴不仁、嗜血成性的敌人给无情地杀害了，这是因为他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热爱给他招来的祸害，他的躯体再也不能居住在那个小山村里了。还有谁可以来拯救他们？他们所熟知的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都死了很久了，腐朽的尸体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的庇护，就连对他们的一点认知也是从死了几千年的人们那里听来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不久前还活着的，他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约书亚，基督。当帝国还把持在台比留皇帝手中的时候，他就悠闲自在地在叙利亚南部到处发表演说，当时他的大名深深烙印在活着的人们心中，可能许多去过那一带的人都有幸听到过他的演说。

卑微到街角旮旯里的面包师傅以及对面街的贩卖水果的小商贩都曾经在阿皮恩大道旁边那个幽暗的小小花园里与彼得有过交谈；当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幕或许正好被到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尽收眼底。这些是我列举的另外一些实例，记住这些，我们或许能较快地理解人们突然改变信仰，去追随新信仰的原因。

基督教所释义的爱深沉地接应了各国受苦受难、饱受压迫、尽失权利的广大平民百姓心底的声音，它因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乐意接受它，至于基督所说的与后人所用的词汇是否一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奴隶们可以思考、可以理解，翻开那无比神圣的首页，铿锵理性的措辞，那就是一股股的暖流和希望，奴隶们有了平生第一次可以直起腰杆的支撑，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不得不说，基督教之所以优胜于其他教义就是因为这些饱含关怀的私人感情以及更亲密的接触。

自由的火炬已经点亮，美好生活展现在眼前，世界上一切的欺压权力、势利小人统统滚一边，抛掉卑贱低微的帽子，慈父的手掌抚过他们炽热的脸庞，世界的主宰里面有他们一席之地，这一切，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分享了，包括萨姆尼别墅高墙大院里肆无忌惮、高高在上的欢乐。

普通人在基督教面前可以充分感到实实在在的平等和公平，至此，新信仰的力量孕育而生，掷地有声。

其实，我并不是想刻意地去美化基督教，把他夸大为灵魂深处的感动，也不想把它和生活以及思考方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在人们内心炸开一个惊雷，引起奔走呼号的局面是必然的。由于历史往往忽略了普通人的冒险历程，从奴隶到自由人似乎很少会在历史的篇幅中找到一小个安身之处，除了个别情况。所以，即使我们对基督教会本身知道的很多，但关于它的创始人的背景资料却知之甚少，无比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读到一段极为有趣的基督教早期发展历史。如果当时，这些小人物用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来进行划分，由统一的权力来指挥和领导，长年累月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并训练士兵到处征战杀戮，踏上征服的道路，这样可能就会在历史学家的编年纪事里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了，现在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故事可能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

当古老帝国的断壁残垣上出现一座座基督教堂的时候，博爱的慈善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同时在教堂的屋顶并存了。这是两个对立又不得不结合在一起的利益体，前者由耶稣亲自率领传教，而后者却让耶稣的同乡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竖起了一面屏障。换句话说，就是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霸道在这种地方主义的驱使下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催生了思想极其压抑的最恐怖的统治政权，这种制度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却违背了情理和人民意愿。

要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妨将目光再次转回到保罗的年代，并纵观耶稣遇难后五十年的那段历程。从犹太教内变革分裂出来的基督教以一场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拉开序幕，受到它最直接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们，这一定位从它一出现就是注定好的了，这是事实。

基督对当权的帕里希人的威胁作用往往让他们胆寒，一旦精神威胁侵入到武力之上，所发出的威力不仅仅是鼓动宣传这么简单，这种垄断作用很有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出去，为避免祸害发生在自己的头上，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敌不动我动，所以当罗马政权还未来得及进行干涉的时候，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架起了屠刀，于是绞刑架上挂满了无数的牺牲品。

假如，基督不曾死去，他会实施什么方法回应当局者呢，我们无从知道，他的信徒尚没有在他的号召下组成有抗衡能力的教派，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告诉人们如何去做，他就遇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的精神给了信徒们最大的自由指引，没有文字框架、没有条理规定、没有书本束缚，只有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任其遨游，所以他们没有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句号、冒号的研究游戏没有人愿意去深究。这样看来，基督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符号这些东西反而是件好事。

诚然，基督教会不会踏入其他那些教派走过的道路，轰轰烈烈开始，凄惨溃败结束呢？不得不考虑，如果那样的话，新信仰只会吸引个别专业学者而已，而最后，等待那些争吵不休理论家的是警察和大马路。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产生的影响，其力量是惊人的。奴隶们的躁动不满、女人们开始谈论天国之王、老人们口中地球在火中灭亡的预言，这一切的情绪变化和歪风邪气都是由那个所谓的东方先知所赐，帝国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他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匈奴人和哥德人发动的侵略。令人费解的是，帝国的当政者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

他们大概把守护帝国的安宁都寄托在警察身上了吧，至少他们能理解贫民们为某个宗教人物发狂这类事情，因为这太常见了，不是第一次，也没有最后一次，这类平常的事情只要警察盯紧一些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新宗教信徒们做事方式较为有趣，他们还没有萌发要推翻政府这样的思想，鉴于他们的谨慎行事和戒备森严，警察无法找到可以使用武力的理由。新教徒里有某些奴隶还做结束奴隶身份的美梦，他们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们的兄弟情感会撕碎这个模式，当这个想法在他们心中萌发的时候，圣徒保罗会立刻告诉他们，凡人们只有理所应当的接受现实的一切，才会在看不见的灵魂天国里得到好的回报。

当妻子们搬出基督教来争辩解放和男女平等，试图挣脱罗马法典的婚姻束缚的时候，保罗再一次出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教导这些可爱的女子不要走向极端，并用亚当和夏娃的例子生动的向她们说明，妻子们保持半奴隶的状态是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女人应该保持本分，女人们应该安分守己、安于现状，教会也就免于异教徒的猜忌和威胁了。如此种种行为，无一不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和维护，这是很值得效仿的，由于这些说教者口中的道理与当局者心底的声音听起来是一致的，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们获得了任意往来的权利和自由。

可是，就像历史中极为常见的那样，统治者在宽容方面要比一般群众百姓的觉悟高得多，贫苦多难的群众纵然有可以积累财富、获得财富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有满足和欣慰的感觉。这一规律是有确实的实例加以佐证的，从古罗马的底层人民的行为说起，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只热衷于酗酒、打架斗殴这类事情，那些表情呆滞、面容枯槁的男人女人可以为他们提供粗俗的快乐，当这些男女津津有味地倾听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像其他流氓那样龌龊的死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要为向耶稣投石子的流氓祈祷一下，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对于这个发展趋势，罗马传教士已经不能够处之泰然、无动于衷了。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会在某些节日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当然，这些钱最终的归宿将是那些教堂头目温暖的荷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对帝国不忠诚，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生活在帝国城市里的还有另一伙人，说他们是骗子一点也不为过，他们如同印度的瑜伽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罗马帝国中产阶级的金库成为他们的私人钱庄，这些耳目不聪、轻易听信谎言的人毫不吝啬地给他们提供挥霍的花销，生活极度奢华，年年月月如此。如果基督教加入到与他们竞争的行列中来的话，他们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上帝之名将那些收费合理化。在上帝的意志面前，不管是巫师还是看手相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抱怨呢？

用预言来做幌子，真是个不错的主意，这种生意允许别人也参与一下倒也可相安无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基督教不买这套账，他们不仅不收任何酬劳，而且还主动将自己的东西往外送，为饥饿的人慷慨解囊，不嫌弃将无家可归的人领进家门，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搅乱了市场，这种操作模式的背后如果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或别的隐蔽的财富，恐怕是很难维持的。

这一时期的帝国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迁徙过来的失去财产的农民，再也不是那个只有自由民众的国度了。这些人太过于平庸，乐于安分守己，脑子里蹦不出一点异己行为，人云亦云、跟风，这些都是他们的特点和本质，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稍微有不同于常人的行为，就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和反感。在他们眼里，只有那些与他们一样经常喝点小酒，高兴的时候替别人付账的人才是友善的邻居、可爱的朋友。但是，如果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看到有战俘在游街而不欢呼雀跃，就是他们的敌人，是国家的叛徒，至少是不正常的人。

公元64年，罗马的贫民窟里燃起了熊熊大火，随着那些破败景象在火中化为灰烬，对基督徒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攻击开始了。

尽管，在最初的时候，有人以喝醉的尼禄大帝发布的命令为托词，把火烧贫民窟说成意在重新规划建造城市，但关于这场火的真正起因，大家还是心知肚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将预言中天国的火球变成了现实，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放了一把火。

这种说法一经传开，立刻引来许多的连锁反应，各种关于基督徒狡猾卑劣的行为一一被细数：一个老妇人听见了基督徒跟死掉的人说话；另外一个人则知道基督徒有拐骗小孩的勾当，甚至割断孩子的喉咙，在奇怪的上帝祭坛上抹上孩子的鲜血。当然，关于这些传闻，没有人亲眼目睹过，大概警察的口袋早已经被基督徒的钱财塞满了。

当保罗和彼得的名字沉寂在人们的口中的时候，有多少教徒带着他们最后的虔诚毙倒在私刑之下，我们无从得知。

确实，民众普遍参与的这场斗争中，无人受利。那些牺牲掉的人们只能说是以他们的生命为新教做了一下宣传，至少，当厄运降临的时候，他们还保持着该有的节气。一个基督徒倒下后，他的位子会被十几个异教徒补上。可怜的尼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作为，生命也比较短暂，但还做了一件略显体面的事情（指的是公元68年他自杀的事件），这事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他们还是依恋这片土地，于是，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的罗马当政者开始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产生怀疑，他们并不是一样的，对于当时的当政者来说，这可能算是一个重大发现。

通过几百年的历史研究，犹太人集会场所的真相逐渐暴露在阳光下，其实它是新信仰思想传递的中转站，世界各地的信徒们从这里获得了信息，把它理解为今天的情报中转站最为恰当，所有关于他们的错误认知，我们是可以原谅的。

你可能没有忘记，那个只对着犹太人演讲的耶稣，他本身就是个犹太人，祖先制定的律法他丝毫不敢亵渎，一直很谦恭地执行和推崇，他一生只离开过故乡一次，而且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一切都是为了犹太人，甚至连给自己定下的使命也是要跟犹太人一起完成。罗马人从他的言行中找不出任何基督教与犹太人有所区别的地方。

耶稣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门宗教的创始人，他只是在祖先留下的教堂里看到各种陋习后，决心将之整顿一下，于是他发出呼号，并为之斗争，可是自始至终，他也只是在内部进行了一下改革，他努力工作，做的就是这些。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已经创立了一门新宗教，他可能会觉得荒谬可笑。当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许多的问题出现了，他深陷其中，无法进行合理的调节和管制，他已经跳不出来了。像路德以及其他改革者一样，他事业的初衷只是想稍微调整一下内部事务，将他们理理顺，顺便自己做点好事，可是，某一天回过头来才发现，事情已经势不可挡的发展开去了，自己莫名其妙成了外部某个团体协会的新领袖，于是乎，多少有点手足无措，回不过神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耶稣可能是幸运的，他还没有体会到这样一种感受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耶稣辞世后的很多年时间里，基督教（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是一个犹太小教派，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者，甚至连叙利亚省的大门都没有迈出过一步。

这个新生宗教未来的光明前景，最先由盖尤斯看到，这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意识到基督教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大教派。当然，正是他饱经磨难、历经沧桑的传奇经历，开诚布公地向世人展现了犹太基督教强烈反对宗教世界化的意愿。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接受基督教义，只有本族人才能加入这个宗教，而这个宗教理所应当只该在本国享有统治地位，对于遍地开花，不分种族的宣讲灵魂拯救的人，他们极其反感。保罗最后一次踏进耶路撒冷的土地上的时候，因为有了罗马护照的保驾护航才没有使耶稣厄运在历史上重演，同乡人的怒火终究被压抑在了心底。当然，为了周到的保护这位圣徒，有必要用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为他竖起坚固的堤防，让他安全的由港口城市乘船回到罗马，然后出席并没有发生的著名审判。

他生前曾经发出的预言，并且担心了很久的事情，终究在他死后几年发生了。

罗马人的铁蹄踏平了耶路撒冷，新建的朱庇特神庙在被推倒的耶和华庙旧址上拔地而起，连城市的名字也被爱利亚首都所替代，这时，朱迪亚也被圈点进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版图上，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可怜的当地居民，等待他们的是杀戮和驱逐的命运，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再无人烟。

这座曾经带给犹太基督教徒无数灾难的圣城，在金戈铁马中灰飞烟灭。当然，此后几十个世纪中，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势力一直存在着，他们居住在朱迪亚内地的一些小村子里，以穷人自居，被别人看作异类，他们年复一年的发出冷静的祷告声，安然的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

公元5、6世纪的书中有关于他们的详细记载，这些蒙昧无知、与文明没有太大瓜葛的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渐渐创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荒诞怪异的教义。这套体系的宗旨集中体现在对保罗的无比仇视上。那些拿撒勒人在公元7世纪时候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们在伊斯兰教的胜利者的屠刀下化作一缕青烟，不知飘向了何方，但是，就算他们能够躲过地狱的召唤，再活个几百年，历史也不会对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以及化零为整的国家版图，为宗教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已经有条件接受它了。况且，基督教简单实用的特色使它在与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成功已经成为必然。但新宗教在发展中仍然对原来存在的缺陷加以了继承，这一点与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这让人无比遗憾。

从亚洲到欧洲的那一只小舟带来了保罗和巴纳巴斯这两个人物，同时也带来了希望和仁慈的力量。

同时溜上船的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家伙，他纱巾遮面，看似神圣高洁，但却戴着一副残忍仇恨的嘴脸。

它的名字是：宗教独裁。 llyzEzi6ms9Y8i9LVx3XVpRYtsncw8aCLX9aGnXSL1gozMnAIPwLnSrJX68qAf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