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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遇埃略特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作家，他没把我放在眼里。他对人的面孔能做到过目不忘，无论在哪里跟他邂逅，他都会和我热情握手，但未表露加深交往的意向。打个比方，如果我在歌剧院遇见他，他正和一位上流人士在一起，他就太容易看不见我了。但是，紧接着我在剧作方面有了一鸣惊人的成就，很快我就发现，埃略特对我亲热多了。有一天我收到他的请帖，邀我去克拉里治饭店吃午餐，那是他在伦敦时的住所。这是个小型聚会，没什么要人参加，我的想法是，他在试探我。但从那以后，由于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许多新朋友，我见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此后不久，我到巴黎度过了秋日里的几周，在一位共同的相识家里遇见了他。他问我住在哪里，一两天后我又收到午餐邀请，这一次是在他的公寓里。到达后，我吃惊地发现，这是个档次相当高的聚会。我不禁笑了。我知道，他以准确无误的社交理解力，已经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我在英国社交界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法国，一名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作家，就会备享尊荣，而我就是如此。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们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却没有发展为友谊。我怀疑埃略特·坦普尔顿是否可能做朋友。他对人品毫无兴趣，只看重人的社会地位。我偶尔到巴黎，他偶尔到伦敦，每逢他需要补充宾客，或者他不得不款待美国游客时，他总是邀请我赴会。我猜想，那些美国游客，有些是他的老主顾，有些是拿着介绍信来找他的陌生人。他们是他背负的十字架。他觉得他得为他们做点什么，但又不愿让他们会见他那些显赫的朋友。打发他们的最好办法当然是请他们吃顿饭，领他们看场戏，但这也往往是棘手的，因为往后三周他每晚都腾不出身来，而且他知道那些人是很难就此满足的。由于我是个作家，翻不起大浪，他不介意告诉我他在这种事情上的难处。
“美国人乱写介绍信，一点儿也不体谅别人。我并不是不愿意见那些推荐来的人，可我真是不懂，干吗要把他们强加给我的朋友！”
为了弥补招待上的不周，他把大篮的玫瑰花与大盒的巧克力送给客人，但有时他还得加码。就是在那时，在他对我讲了心里话之后，他有几分天真地请我去参加他组织的聚会。
“他们很想认识你，”他在邀请函里恭维我，“某某夫人很有教养，你写的书她全读过。”
某某夫人会告诉我，她非常爱读我的那本《佩林先生与特瑞尔先生》，并祝贺我发表剧本《软体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