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两天后我去向布莱德雷夫人和埃略特告别。我看到他们坐着喝茶。我到后不久，伊莎贝尔也进来了。我们谈了谈我即将开始的旅行。我感谢他们在我居留芝加哥期间对我的友好款待，当我觉得该离开的时候到了，便起身告辞。

“我送你到药店那儿，”伊莎贝尔说，“我刚记起我要买一样东西。”

布莱德雷夫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你见到亲爱的玛格丽特皇后时，一定要代我问候她，好吗？”

我没有再次声明我并不认识那个令人敬畏的女人，而是满口答应说我一定会办到。

我们走上大街之后，伊莎贝尔含笑斜睨了我一眼，问道：“你能喝冰激凌汽水吗？”

“可以试试。”我谨慎地回答。

在我们到达药店之前，伊莎贝尔没有再说话，而我无话可讲，也沉默着。我们走进店里，坐在桌边铁丝网靠背和扭铁丝腿的椅子上。这种椅子坐着很不舒服。我要了两份冰激凌汽水。有几个人在柜台那边买东西；两三对男女坐在别的桌子旁，但他们忙着谈他们自己的事情。从各方面看来，我们是单独相处。伊莎贝尔装出满足的神态，用一根长秸秆吸汽水，我点起一根香烟等着。我觉得她很紧张。

“我想跟你谈谈。”她突如其来地说。

我笑着回答：“我猜到了。”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阵，说道：“前天夜里在萨特兹韦特家，你为什么讲关于莱雷的那些话？”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我忽然想到你可能并不完全了解他关于闲荡的想法是怎么回事。”

“埃略特舅舅太多舌啦。当他说他要到布莱克斯顿去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要知道，我们认识好多年了。谈论别人的事情能给他许多乐趣。”

“正是。”她笑了，但笑容只是昙花一现。她盯着我，眼神很严肃，接着说：“你觉得莱雷怎么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他似乎是个很好的孩子。”

“就这么多吗？”

她声音里带着忧伤。

“不，不能说就这么多。我很难说；你知道，我对他了解得很少。当然，他有魅力。他谦虚，友好，文雅，非常打动人。他这么年轻，却很沉着。他跟我在这里遇见的其他男孩都不大一样。”

当我如此摸索着把我自己脑子里并不明晰的印象组织成语言说出来的时候，伊莎贝尔专注地望着我。我讲完之后，她轻轻叹了口气，如释重负，接着对我迷人而近乎顽皮地一笑。

“埃略特舅舅说，他往往为你的观察力感到惊奇。他说很少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你的法眼，不过你作为作家的巨大资本就是你的判断力。”

“我能想到一种更有价值的品质，”我冷冷地回答，“例如天才。”

“你知道，我没有人可以谈论这些。妈妈只能以她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她希望我的将来有保障。”

“那很自然，对吧？”

“而埃略特舅舅只从社会角度看问题。我自己的朋友，我是指我的同代人，认为莱雷是个失败者。这太叫人伤心了。”

“当然。”

“他们并不是对他不好。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莱雷好。可他们把他当作笑料。他们总是拿他打趣，而他似乎不在乎，这就使他们恼火了。他只是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

“我只知道埃略特告诉我的那一些。”

“我可以把我们去马文时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吗？”

“当然可以。”

我现在复述伊莎贝尔的叙述，部分依据自己对她当时谈话的记忆，部分借助于我的想象。但她跟莱雷之间的一番交谈很长，我可以肯定，他们所说的话，比我现在打算重述的要多得多。我认为，就跟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一样，他们不仅会说很多不相干的话，还会把同一件事说了一遍又一遍。

伊莎贝尔醒来后，看到天气晴朗，便打电话给莱雷，告诉他，母亲要她去马文为她办点儿事，请莱雷开车送她去。除了她母亲叫尤金装进篮子里的那一暖水瓶咖啡以外，她为防不足，添加了一暖水瓶的马天尼酒。莱雷的跑车是刚到手的，他很为这辆车自豪。他喜欢开快车，他开车的速度使两人都很兴奋。他们到达后，伊莎贝尔量了待换的窗帘，莱雷记下尺寸。接着他们把午餐摆在门廊里。门廊四面挡风，而深秋初冬季节的阳光令沐浴者感到舒畅。那所房子建在一条土路边，没有新英格兰老木屋的雅致，你要说它的好话，最多只能说它宽敞，住着舒服。但是从门廊里你可以看到一片悦人的景色，一座盖了黑屋顶的红色大谷仓，一片古老的树林，林子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棕色田野。这风景是单调的，但岁末的阳光和热烈的色彩在当天赋予它一种亲切的美。开阔地里有一种愉悦伸展在你眼前。它在冬日一定是寒冷、阴沉、荒凉的，在三伏天则必然是干燥、炙灼而闷热的，唯有在这一天它却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因为无垠的风景在召唤灵魂去冒险。

他们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一样享受午餐，他俩在一起感到幸福，伊莎贝尔倒咖啡，莱雷点燃烟斗。

“现在直说吧，亲爱的。”莱雷说这话时，眼里现出顽皮的微笑。

伊莎贝尔吃了一惊。

“直说什么？”她问道，脸上尽可能装出无知的表情。

莱雷嘿嘿一笑，说道：“你要把我当十足的傻瓜吗，亲爱的？要是你母亲对客厅窗户的尺寸不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就吃掉我这顶帽子。你要我开车把你送到这里不是为这事。”

伊莎贝尔恢复了镇静，对他嫣然一笑，说：“也可能是我觉得我俩单独在一起度过一天会很有意思。”

“有可能，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猜想，埃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们，我推辞了亨利·马图林的聘请。”

他说得快活而轻松，伊莎贝尔发现以同样的语气谈下去倒也方便。

“格雷一定失望极了。他觉得有你和他一起工作真是太棒了。迟早你得沉下心来工作，闲得越久就越不想工作。”

莱雷抽着烟斗，看着伊莎贝尔，温柔地笑着，所以伊莎贝尔弄不清楚他是当真还是开玩笑。

“你可知道，我有个想法，我这一生想做更多的事情，不想卖卖债券了事。”

“那很好啊。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学医。”

“不，那些我也不想干。”

“那你想干什么？”

“闲荡。”

“莱雷，别开玩笑。这是正经不过的事情！”

伊莎贝尔声音发颤，眼里噙满泪水。

“别哭嘛，亲爱的。我不想让你伤心。”

莱雷走过去，坐在伊莎贝尔身旁，搂住她。莱雷的声音里有一种使她心碎的温柔，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但她擦干眼睛，露出勉强的微笑，说：“你说不想让我伤心，说得倒轻巧。可你就是让我伤心了。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爱你，伊莎贝尔。”

伊莎贝尔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挣开莱雷的臂膀，抽出身子，说道：“让我们都明智一些。男人总得工作，莱雷。这关系到自尊。这是个年轻的国家，男人有义务参加国家活动。早两天亨利·马图林还在说，我们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会使过去的成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他看不出我们的发展会有止境，他相信到1950年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国家。你不认为这极为令人振奋吗？”

“极为振奋。”

“年轻人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机会。我原以为你会自豪地参加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这是多么美妙的奇遇！”

莱雷轻快地笑了，说道：“我敢说你是对的。阿莫和斯威夫特会制造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麦考密克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将要出厂更多更好的小汽车。人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为什么不呢？”

“正如你说的，为什么呢？金钱恰巧引不起我的兴趣。”

伊莎贝尔咯咯地笑着说：“亲爱的，别说傻话了。人没有钱就不能生活。”

“我有一点儿钱。这就使我可能干我想干的事情。”

“闲荡？”

“是的。”莱雷笑着回答。

“莱雷，你真叫我为难！”伊莎贝尔叹息着说。

“对不起。要是我有法子，我不会为难你。”

“你有法子。”

莱雷摇摇头。他沉默片刻，陷入深思。当他终于开口时，说的话使伊莎贝尔大吃一惊。

“人死了以后，那僵死的模样真是可怕！”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伊莎贝尔焦急地问。

“就是那个意思。”他对伊莎贝尔报以伤心的一笑，“当你一个人在空中飞行时，你会有很多时间思考。你会有奇怪的想法。”

“什么样的想法？”

“模糊的，”他笑着说，“支离破碎的，混乱的。”

伊莎贝尔对此思索了一阵，又说：“如果有了工作，这些想法就会理出头绪了，而你也就神志清醒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想到了这一点。我起过一个念头，我可以去当木匠，或者修汽车。”

“噢，莱雷，人们会以为你疯了！”

“那很重要吗？”

“对我而言，是的。”

沉默再一次落到他们头上。这次是伊莎贝尔打破沉默。

她叹了一口气，说：“你和去法国以前的那个你大不相同啦。”

“那不奇怪。当时我遇到很多事情，你懂的。”

“例如？”

“哦，就是偶然发生的普通事件。我在陆军航空兵团最好的朋友因为救我而被打死了。我无法轻易地忘掉此事。”

“给我说说，莱雷。”

他看着伊莎贝尔，眼里含着深切的悲痛。

“我不愿谈这个。这毕竟只是一件平常事。”

伊莎贝尔生性容易动情，她眼里又噙着泪水。

“你不快活吗，亲爱的？”

“不，”莱雷笑着回答，“唯一令我不快活的事情，就是我弄得你不快活。”他握住伊莎贝尔的手，伊莎贝尔触到他那只紧握着自己的坚定有力的手，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友好，一种非常亲密的挚爱，致使她不得不咬住嘴唇，以免自己哭出来。“我认为在我对事情有了定见之前，我是找不到安宁的。”莱雷严肃地说。他迟疑了片刻，又说：“这很难用语言表达。在想说出来的那一刻，你会感到窘迫。你会对自己说：‘我是谁？为什么要为这事、那事和另一件事伤脑筋？也许这只是因为我是个自高自大一本正经的人。循着常轨行走，顺其自然，不是更好一些吗？’接着你想到一个伙伴，他一个小时前还是生龙活虎，嬉笑开心，而现在却躺在那里死了；这真是太残酷了，太没有意义了。你很难不问自己：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究竟有没有任何意义，它究竟是不是盲目命运的一个悲剧性错误？”

当莱雷用他那极为悦耳的声音讲话时，他时而停顿，好像他在勉强自己来讲他宁可不讲的事情，而又以这般极度痛苦的真诚讲了出来，那么听者是不可能不为之感动的。有一阵子，伊莎贝尔不敢让自己讲话。

“如果你离开一段时间，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呢？”

伊莎贝尔心情沉郁地提出这个问题。莱雷过了很长时间才回答：“我想是这样。你不想去理会舆论，但这不容易。如果舆论是敌对的，它会在你心里引发敌对情绪，扰乱你的心境。”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唉，为了你呀。”

“让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亲爱的。如今在你的生活中就没有我的地位。”

“这是不是说你不再想和我保持婚约了？”莱雷问道。

伊莎贝尔颤抖的嘴唇挤出一丝笑容，说：“不，傻瓜！这是说我准备等你。”

“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

“没关系。也可能要不了那么久。你想去哪儿？”

莱雷热切地看着她，好像努力要看到她内心最深处。她轻松地笑着，以隐藏她那深沉的悲痛。

“嗯，我想先去巴黎。那里我没有熟人。不会有人干扰我。我以前去过几次巴黎休假。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在那里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事情会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个有趣的地方，它给你一种感觉，在那里你能毫无阻碍地彻底整理你的想法。在那里我想我也许能够看到自己前方的路。”

“要是看不到，你会怎么办？”

莱雷轻笑一声，说道：“那时候我会回过头来依赖于美国人的常识，知其不可而不为，返回芝加哥，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

那情景对伊莎贝尔影响太深，她对我讲述时难免动情，她讲完后可怜兮兮地望着我，问道：“你认为我做得对吗？”

“我认为你做了你唯一能做的事情，但我更觉得你心肠极好，极为慷慨，极能体谅人。”

“我爱他，我想使他快乐。要知道，从某方面来说，他出走我并不遗憾。我想让他脱离这种敌意的氛围，不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别人说他永远没出息的时候，我不能责备人家；我为此而恨他们，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恐惧，担心他们说得对。可别说我能体谅人。我还没有开始理解他的追求。”

“也许你是用你的心而非以理智去理解他的，”我笑道，“你干吗不马上嫁给他，和他一块儿去巴黎？”

伊莎贝尔眼里飘过一抹笑影。

“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我不能那样做。你知道，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的确认为他离开时最好还是不要带着我。如果尼尔森博士所言不虚，莱雷仍然余惊未消，那么新环境、新兴趣就能治好他。当他恢复平衡以后，他会回到芝加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干事业。我不愿嫁给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伊莎贝尔是被按照某种方式培养长大的，她接受了灌输给她的那套原则。她并不考虑钱，因为她从来不知道没有了她所需要的一切是个什么滋味，但她本能地意识到钱的重要性。金钱意味着权力、影响和社会地位。男人应该挣钱，是既自然又明白的事情。那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

“你不了解莱雷，我并不惊讶，”我说，“因为我能肯定他也不了解他自己。他不爱讲他的目标，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看不清楚。听着，我不怎么了解他，我只是揣测：他是不是在寻找一样东西，但又不知那东西是什么，或许他甚至还不能肯定这东西是否存在？或许，战争期间他不论遭遇了什么，那件事一直使他不得安宁，让他无法自拔。你不觉得他是在追求一个藏在未知云端里的理想吗？就像是一位天文学家在寻找仅仅是数学运算告诉他会存在的星球？”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折磨他。”

“折磨他的灵魂？可能是他有点儿害怕自己。可能是他不相信心灵之眼隐约看到的景象是真实的。”

“他有时给我一种怪异的印象；他使我觉得他像一个梦游者，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想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在战前他正常极了。他可爱的地方之一，便是他对生活有巨大的热情。他迷糊而快活，和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那么可爱那么滑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改变得这么厉害？”

“我猜不出。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对你产生大得出乎意料的影响。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你的心情。我记得在万圣节，即法国人的亡灵节，我去一个乡村的教堂做弥撒，德国人刚打进法国时，曾到那教堂骚扰过一阵。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身着黑衣的妇女。墓地里有一排一排的木头小十字架，当悲伤肃穆的仪式进行时，女人哭泣，男人也哭泣，我有一种感觉：那些躺在小十字架下边的男人，比我们活着的人好过一些。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一位朋友，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我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后我见到一堆法国军人的尸体，一个压一个地堆着。他们好像破了产的木偶戏班子里的牵线木偶，被凌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角落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用处。我那时的想法和莱雷对你说的完全一样：死去的人显得没有一丝生气。”

我不想让读者以为我在故弄玄虚，隐瞒莱雷在战争期间究竟遇见了什么事情，使他受到如此深刻的影响，以便在方便的时候把秘密说破。我想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不过，多年以后他倒是对一个名叫苏珊·鲁维埃的女人讲了那个为了救他而付出生命的年轻飞行员的情况。我和莱雷都认识苏珊，她对我复述了莱雷的话，因此我只能做间接的转述。我的转述是对她讲的法语进行翻译。莱雷显然和他那个中队里的另一个男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苏珊只知道别人拿那个男孩打趣所取的绰号，莱雷讲到他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伙子，爱尔兰人，我们常叫他帕奇。”莱雷说，“他比我所认识的人都要精力充沛。老天！他真是精力充沛！他的脸长得滑稽，笑起来也滑稽，只要看他一眼你就会笑。他是个冒失鬼，会做一些最疯狂的事情；他老是惹上司发火。他天不怕地不怕，当他九死一生地脱离危险之后，他会笑得满脸开花似的，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玩笑。但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一到空中他就沉着而机警。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比我大一点儿，把我放在他的羽翼之下；这确实有点儿好笑，因为我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如果打起架来，我会把他揍得半死。有次在巴黎，他喝醉了，我怕他闹事，就揍了他。

“我进中队之后，觉得有点儿不能适应，我担心自己不行，但他说几句玩笑话就鼓起了我的自信心。他觉得战争很好玩，他并不恨德国兵；他喜欢打仗，和德国兵打仗使他高兴得要命。打下德国人的一架飞机，他觉得只是个恶作剧而已。他脸皮厚，放肆，没有责任心，但他身上有一种坦诚，使你不禁会喜欢他。他会把自己的最后一分钱给你花，也会花掉你的最后一分钱。如果你感到孤独，想家了，害怕了，我有时就是这样，他看得出来，他那张难看的小脸就会笑得满脸褶皱，他会说出有针对性的话，使你的情绪恢复正常。”

莱雷叭叭地抽烟斗，苏珊等着他往下说。

“我们常常说谎，以便能同时请到假，我们一到巴黎，他就撒起欢来。我们过得太惬意了。3月初，那是在1918年，我们得到几天假，我们事先订了计划。我们准备什么都要玩一玩。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我们奉命飞过敌人的防线侦察敌情，然后回报。突然，砰，我们撞上了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置身于混战之中了。一架敌机从我后边追来，但我先开火了。我想看看它是否已被击落，这时我从眼角里看到又有一架敌机咬着我的尾巴。我俯冲，想摆脱它，但它像闪电一样冲来，我想我完了；这时我看到帕奇像一道电光向它冲下来，把所有的火力向它射去。它们招架不住，逃跑了，我们返航。我的飞机受了重创，我勉强飞回了机场。帕奇比我先回机场。我从飞机里爬出来时，他们刚把他抬出飞机。他躺在地上，大家在等救护车开来。他一见我就咧嘴笑了。

“‘我把咬住你的那个家伙干掉了。’他说。

“‘你怎么啦，帕奇？’我问道。

“‘噢，没什么。他伤了我。’

“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突然他脸上显出奇怪的表情。他刚明白他要死了，他过去从没有过可能死去的念头。大家没来得及制止他，他已经坐了起来，哈哈大笑。

“‘瞧，我给报销啦！’他说。

“他倒下去，死了。他才二十二岁。他本来打算在战后回爱尔兰娶一个姑娘。”

在我和伊莎贝尔谈话的第二天，我离开芝加哥去了旧金山，然后从那里乘船前往远东。 wa5pAAJY502YQCPAS5TM8repM4tjoRki+6+PDwU4QvOJGO1mvypZcTtE6yzccn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