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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惶惑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的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不过,日久天长,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也就只好教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所以没有学名。出嫁以后,才由她的丈夫像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她一个名字——韵梅。韵梅两个字仿佛不甚走运,始终没能在祁家通行得开。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她名字的习惯与必要,别人呢又觉得她只是个主妇,和“韵”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况且,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这样一来,连她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她了,于是她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便成了“小顺儿的妈”;小顺儿是她的小男孩。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做事,都是快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着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祁老人把白须梳够,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才对小顺儿的妈说:“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顺儿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很快的转动了两下,已经猜到老太爷的心意。很脆很快的,她回答:“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她不愿因说了实话,而惹起老人的啰嗦。对老人和儿童,她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她回答的更快当:“也够吃的!干疙疸,老咸萝卜,全还有呢!”她知道,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验,她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老人满意了。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就是天塌下来,祁家也会抵抗的。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小顺儿的妈点一次头,或说一声“是”。老人的话,她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但是还当作新的听。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不由的提高了一点嗓音,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你公公,别看他五十多了,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你婆婆,简直是个病包儿,你跟她商量点事儿,她光会哼哼!这一家,我告诉你,就仗着你跟我!咱们俩要是不操心,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你信不信?”

小顺儿的妈不好意思说“信”,也不好意思说“不信”,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宣还没回来哪?”老人问。瑞宣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她回答。

“哼!开了炮,还不快快的回来!瑞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老人问的是二孙和二孙媳妇——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

“他们俩——”她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母俩,老是蜜里调油,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顺儿的妈笑了一下:“这早晚的年轻夫妻都是那个样儿!”

“我就看不下去!”老人斩钉截铁的说。“都是你婆婆宠得她!我没看见过,一个年轻轻的妇道一天老长在北海,东安市场和——什么电影院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她真说不上来,因为她几乎永远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儿呢?”小三儿是瑞全,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儿;事实上,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妞子是小顺儿的妹妹。

“他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连北平都要保不住!”小顺儿的妈说得很快,可是也很清楚。“说的时候,他把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的!我就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我是好意这么跟他说,好教他消消气;喝,哪知道他跟我瞪了眼,好像我和日本人串通一气似的!我不敢再言语了,他气哼哼的扯起妞子就出去了!您瞧,我招了谁啦?”

老人愣了一小会儿,然后感慨着说:“我很不放心小三儿,怕他早晚要惹出祸来!”

正说到这里,院里小顺儿撒娇的喊着:“爷爷!爷爷!你回来啦?给我买桃子来没有?怎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爷爷你真没出息!”

小顺儿的妈在屋中答了言:“顺儿!不准和爷爷讪脸!再胡说,我就打你去!”

小顺儿不再出声,爷爷走了进来。小顺儿的妈赶紧去倒茶。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中等身材,相当的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铺店的掌柜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上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今天,他的神气可有些不对。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像不能拧紧;笑的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怎样?老大!”祁老太爷用手指轻轻的抓着白胡子,就手儿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心中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很不自然的坐下,好像白胡子老头给了他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压迫。看了父亲一眼,他低下头去,低声的说:“时局不大好呢!”

“打得起来吗?”小顺儿的妈以长媳的资格大胆的问。

“人心很不安呢!”

祁老人慢慢的立起来:“小顺儿的妈,把顶大门的破缸预备好!”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着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家去考察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在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他爱这个地方。胡同口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

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幸而有这几株树,否则祁家的南墙外便什么也没有,倒好像是火车站上的房子,出了门便是野地了。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除了北房的木料还说得过去,其余的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在祁老人手里,南房的山墙与东房的后墙便塌倒过两次以上,而界墙的——都是碎砖头砌的——坍倒是每年雨季所必不能免的。院中是一墁土地,没有甬路;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须打赤脚。

祁老人可是十分喜爱这所房。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其次,自从他有了这所房,他的人口便有增无减,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这里的风水一定是很好!在长孙瑞宣结婚的时候,全部房屋都彻底的翻盖了一次。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亲置买的产业变成一座足以传世的堡垒,好上足以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孙。木料糟了的一概撤换,碎砖都换上整砖,而且见木头的地方全上了油漆。经过一修改,这所房子虽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体面,可是在实质上却成了小羊圈数一数二的好房子。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作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

现在,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作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到瑞宣与瑞丰的卧室;尽东头的和尽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祁老太爷的卧室。东屋作厨房,并堆存粮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树和夹竹桃什么的。当初,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须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显着院内不太空虚;今天,他自己的儿孙都快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满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里也就充满了欢喜。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每一条枝上的花叶都是由他生出去的!

在胡同里,他也感到得意。四五十年来,他老住在这里,而邻居们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能一气住到十年二十年的就少少的。他们生,他们死,他们兴旺,他们衰落,只有祁老人独自在这里生了根。因家道兴旺而离开这陋巷的,他不去巴结;因家道衰落而连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无力去救济;他只知道自己老在这里不动,渐渐的变成全胡同的老太爷。新搬来的人家,必定先到他这里来拜街坊;邻居有婚丧事设宴,他必坐首席;他是这一带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

在得意里,他可不敢妄想。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教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他去呢,他闭眼就走,教子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

在葫芦胸里,路西有一个门,已经堵死。路南有两个门,都是清水脊门楼,房子相当的整齐。路北有两个门,院子都不大,可都住着三四家人家。假若路南是贵人区,路北便是贫民区。路东有三个门,尽南头的便是祁宅。与祁家一墙之隔的院子也是个长条儿,住着三家子人。再过去,还有一家,里外两个院子,有二十多间房,住着至少有七八家子,而且人品很不齐。这可以算作个大杂院。祁老太爷不大看得起这个院子,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为掩饰真正的理由,他总说那个院子只有少一半在“胸”里,而多一半在葫芦腰里,所以不能算作近邻,倒好像“胸”与“腰”相隔有十几里路似的。

把大杂院除外,祁老人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最被他重视的是由西数第一个——门牌一号——路南的门。这个门里住着一家姓钱的,他们搬走过一次,可是不久又搬了回来,前后在这里已住过十五六年。钱老夫妇和天佑同辈,他的两个少爷都和瑞宣同过学。现在,大少爷已结了婚,二少爷也定了婚而还未娶。在一般人眼中,钱家的人都有点奇怪。他们对人,无论是谁,都极有礼貌,可是也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好像对谁都看得起,又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的服装都永远落后十年,或二十年,到如今,钱老先生到冬天还戴红呢子大风帽。他家的妇女似乎永远不出大门一步;遇必要的时候,她们必须在门口买点针线或青菜什么的,也只把门开开一点缝子,仿佛怕走漏了门中什么秘密似的。他们的男人虽然也和别家的一样出来进去,可是他们的行动都像极留着神,好使别人莫测高深。钱老先生没有作事,很少出门;只有在他脸上有点酒意的时候,才穿着古老的衣服在门口立一会儿,仰头看着槐花,或向儿童们笑一笑。他们的家境如何?他们有什么人生的乐趣?有什么生活上的痛苦?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院子里几乎永远没有任何响动。遇上胡同里有什么娶亲的,出殡的,或是来了跑旱船或耍猴子的,大家都出来看看热闹,只有钱家的门照旧关得严严的。他们不像是过日子,而倒像终年的躲债或避难呢。

在全胡同里,只有祁老人和瑞宣常到钱家来,知道一些钱家的“秘密”。其实,钱家并没有什么秘密。祁老人心中很明白这个,但是不愿对别人说。这样,他就仿佛有一种替钱家保守秘密的责任似的,而增高了自己的身分。

钱家的院子不大,而满种着花。祁老人的花苗花种就有许多是由这里得来的。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茵陈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他也不出一声。他的大少爷在中学教几点钟书,在趣味上也颇有父风。二少爷是这一家中最没有诗意的,他开驶汽车。钱老先生决不反对儿子去开汽车,而只不喜闻儿子身上的汽油味;因此,二少爷不大回家来,虽然并没有因汽油味和父亲犯了什么意见。至于钱家的妇女,她们并不是因为男子专制而不出大门,而倒是为了服装太旧,自惭形秽。钱先生与儿子绝对不是肯压迫任何人的人,可是他们的金钱能力与生活的趣味使他们毫不注意到服装上来,于是家中的妇女也就只好深藏简出的不出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

在祁老人与钱先生的交往中,祁老人老来看钱先生,而钱先生绝对不到祁家去。假若祁老人带来一瓶酒,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必定马上派儿子送来比一瓶酒贵着两三倍的一些礼物;他永远不白受人家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没有宽裕过,因为他永远不算账,不记账。有钱他就花掉,没钱他会愣着想诗。他的大少爷也有这样的脾气。他宁可多在家中练习几点钟的画,而不肯去多教几点钟的书,增加一点收入。

论性格,论学识,论趣味,祁老人都没有和钱先生成为好友的可能。可是,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在祁老人呢,他,第一,需要个年老的朋友,好有个地方去播放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第二,他佩服钱老人的学问和人品。在钱先生呢,他一辈子不肯去巴结任何人,但是有愿与他来往的,他就不便拒绝。他非常的清高,可并没有看不起人的恶习气。假若有人愿意来看他,他是个顶和蔼可亲的人。

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厚厚敦敦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他和祁老人谈诗,谈字画,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感趣味。但是,两个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教祁老人看画,祁老人便点头夸好。祁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移转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祁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畅谈了花草以后,钱先生往往留祁老人吃顿简单的饭,而钱家的妇女也就可以借着机会来和老人谈谈家长里短——这时节,连钱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在生活中除了作诗作画,也还有油盐酱醋这些问题的。

瑞宣有时候陪着祖父来上钱家串门儿,有时候也独自来。当他独自来的时候,十之八九是和太太或别人闹了脾气。他是个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虽然偶尔的动了怒,他也不愿大喊大叫的胡闹。他会一声不响的溜到钱家去,和钱家父子谈一谈与家事国事距离很远的事情,便把胸中的恶气散尽。

在钱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欢钱家对门,门牌二号的李家。在全胡同里,只有李家的老人与祁老太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人矮着不到一寸——这并不是李四爷的身子比祁老人的短这么些,而是他的背更弯了一点。他的职业的标志是在他的脖子上的一个很大的肉包。在二三十年前,北平有不少这种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们自成一行,专给人们搬家。人家要有贵重的东西,像大磁瓶,座钟,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们便把它们捆扎好,用一块窄木板垫在脖子上,而把它们扛了走。他们走得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作“窝脖儿的”。自从有板子车以后,这行的人就渐渐的把“窝”变成了“拉”,而年轻的虽然还吃这一行的饭,脖子上可没有那个肉包了。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尽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压得老早就有点弯。现在,他的年纪已与祁老人不相上下,可是长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眼睛还不花,一笑的时候,他的眼与牙都放出光来,使人还能看出一点他年轻时的漂亮。

二号的院子里住着三家人,房子可是李四爷的。祁老人的喜欢李四爷,倒不是因为李四爷不是个无产无业的游民,而是因为李四爷的为人好。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有时候他给穷邻居搬家,便只要个饭钱,而不提工资。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的给大家服务。例如:地方上有了兵变或兵灾,他总是冒险的顶着枪子儿去到大街上探听消息,而后回来报告给大家应当怎样准备。城门要关闭了,他便在大槐树下喊两声:“要关城了!赶紧预备点粮食呀!”及至灾难过去,城门又开了,他便又去喊:“太平没事啦,放心吧!”祁老人虽然以这一带的老人星自居,可是从给大家服务上来说,他自愧不如李四爷。所以,从年纪上和从品德上说,他没法不尊敬李四爷。虽然李家的少爷也是“窝脖儿的”,虽然李家院子是个又脏又乱的小杂院。两个老人若在大槐树下相遇而立定了,两家的晚辈便必定赶快的拿出凳子来,因为他们晓得两个老人的谈话多数是由五六十年前说起,而至少须花费一两钟头的。

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祁老人的紧邻六号都也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她的外孙子,外孙以沿街去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和拉洋车的小崔——除了拉车,还常打他的老婆。六号也是杂院,而人们的职业较比四号的略高一级:北房里住着丁约翰,信基督教,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府”作摆台的。北耳房住着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在给人家搭棚而外,还会练拳和耍“狮子”。东屋住着小文夫妇,都会唱戏,表面上是玩票,而暗中拿“黑杵”

对四号与六号的人们,祁老人永远保持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有事就量力相助,无事便各不相扰。李四爷可就不然了,他对谁都愿意帮忙,不但四号与六号的人们都是他的朋友,就连七号——祁老人所不喜欢的大杂院——也常常的受到他的协助。不过,连这样,李四爷还时常遭受李四妈的指摘与责骂。李四妈,满头白发,一对大近视眼,几乎没有一天不骂那个“老东西”的。她的责骂,多数是她以为李四爷对朋友们还没有尽心尽力的帮忙,而这种责骂也便成为李四爷的见义勇为的一种督促。全胡同里的孩子,不管长得多么丑,身上有多么脏臭,都是李四妈的“宝贝儿”。对于成年人,李四妈虽然不好意思叫出来,而心中以为他们和她们都应该是她的“大宝贝儿”。她的眼看不清谁丑谁俊,她的心也不辨贫富老幼;她以为一切苦人都可怜可爱,都需要他们老夫妇的帮忙。因此,胡同里的人有时候对祁老人不能不敬而远之,而对李老夫妇便永远热诚的爱戴;他们有什么委屈都去向李四妈陈诉,李四妈便马上督促李四爷去帮忙,而且李四妈的同情的眼泪是既真诚而又丰富的。

夹在钱家与祁家中间的三号是祁老人的眼中钉。在祁家的房还没有翻修以前,三号是小羊圈里最体面的房。就是在祁家院子重修以后,论格局也还不及三号的款式像样。第一,三号门外,在老槐下面有一座影壁,粉刷得黑是黑,白是白,中间油好了二尺见方的大红福字。祁家门外,就没有影壁,全胡同里的人家都没有影壁!第二,论门楼,三号的是清水脊,而祁家的是花墙子。第三,三号是整整齐齐的四合房,院子里方砖墁地。第四,三号每到夏天,院中必由六号的刘师傅给搭起新席子的凉棚,而祁家的阴凉儿只仗着两株树影儿不大的枣树供给。祁老人没法不嫉妒!

论生活方式,祁老人更感到精神上的压迫与反感。三号的主人,冠晓荷,有两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经红过一时的,尤桐芳。冠先生已经五十多岁,和祁天佑的年纪仿上仿下,可是看起来还像三十多岁的人,而且比三十多岁的人还漂亮。冠先生每天必定刮脸,十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拔一根。他的衣服,无论是中服还是西装,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得最时样最合适。小个子,小长脸,小手小脚,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小,而都长得匀称。匀称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装,他颇像一个华丽光滑的玻璃珠儿。他的人虽小,而气派很大,平日交结的都是名士与贵人。家里用着一个厨子,一个顶懂得规矩的男仆,和一个老穿缎子鞋的小老妈。一来客,他总是派人到便宜坊去叫挂炉烤鸭,到老宝丰去叫远年竹叶青。打牌,讲究起码四十八圈,而且饭前饭后要唱鼓书与二簧。对有点身分的街坊四邻,他相当的客气,可是除了照例的婚丧礼吊而外,并没有密切的交往。至于对李四爷,刘师傅,剃头的孙七,和小崔什么的,他便只看到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老刘,明天来拆天棚啊!”“四爷,下半天到东城给我取件东西来,别误了!”“小崔,你要是跑得这么慢,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听见没有?”对他们,他永远是这样的下简单而有权威的命令。

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作大赤包儿。赤包儿是一种小瓜,红了以后,北平的儿童拿着它玩。这个外号起得相当的恰当,因为赤包儿经儿童揉弄以后,皮儿便皱起来,露出里面的黑种子。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的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褶子与黑点。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

冠太太只给冠先生生了两个小姐,所以冠先生又娶了尤桐芳,为是希望生个胖儿子。尤桐芳至今还没有生儿子。可是和大太太吵起嘴来,她的声势倒仿佛有十个儿子作后援似的。她长得不美,可是眉眼很媚;她的眉眼一天到晚在脸上乱跑。两位小姐,高第与招弟,本质都不错,可是在两位母亲的教导下,既会修饰,又会满脸上跑眉毛。

祁老人既嫉妒三号的房子,又看不上三号所有的男女。特别使他不痛快的是二孙媳妇的服装打扮老和冠家的妇女比赛,而小三儿瑞全又和招弟小姐时常有些来往。因此,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手指西南,对儿孙说:“别跟他们学!那学不出好来!”这也就暗示出:假若小三儿再和招弟姑娘来往,他会把他赶出门去的。

祁老人用破缸装满石头,顶住了街门。

李四爷在大槐树下的警告:“老街旧邻,都快预备点粮食啊,城门关上了!”更使祁老人觉得自己是诸葛亮。他不便隔着街门告诉李四爷:“我已经都预备好了!”可是心中十分满意自己的未雨绸缪,料事如神。

在得意之间,他下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不出三天,事情便会平定。

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越是城门紧闭,他越得在铺子里。儿媳妇病病歪歪的,听说日本鬼子闹事,长叹了一口气,心中很怕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一急,她的病又重了一些。

瑞宣把眉毛皱得很紧,而一声不出;他是当家人,不能在有了危险的时候,长吁短叹的。

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老太爷在院中啰嗦,他俩相视,缩肩,吐一吐舌头。

小顺儿的妈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她同情老太爷的关切与顾虑;同时,她可也不怕不慌。她的心好像比她的身体老的多,她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

她一答一和的跟老人说着话儿,从眼泪里追忆过去的苦难,而希望这次的危险是会极快便过去的。听到老人的判断——不出三天,事情便会平定——她笑了一下:“那敢情好!”而后又发了点议论:“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来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

老人想了一会儿才说:“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

“干吗单看上了卢沟桥呢?”小顺儿的妈纳闷。“一座大桥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

“桥上有狮子呀!这件事要搁着我办,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反正摆在那里也没什么用!”

“哼!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些狮子干吗?”她仍是纳闷。

“要不怎么是小日本呢!看什么都爱!”老人很得意自己能这么明白日本人的心理。“庚子年的时候,日本兵进城,挨着家儿搜东西,先是要首饰,要表;后来,连铜钮扣都拿走!”

“大概拿铜当作了金子,不开眼的东西!”小顺儿的妈挂了点气说。她自己是一棵草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

“大嫂!”瑞全好像自天而降的叫了声。

“哟!”大嫂吓了一跳。“三爷呀!干吗?”

“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你说得我心里直闹得慌!”

在全家里,没有人敢顶撞老太爷,除了瑞全和小顺儿。现在他拦阻大嫂说话,当然也含着反抗老太爷的意思。

老太爷马上听出来那弦外之音。“怎么?你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把耳朵堵上就是了!”

“我是不爱听!”瑞全的样子很像祖父,又瘦又长,可是在思想上,他与祖父相隔了有几百年。他的眼也很小,但很有神,眼珠像两颗发光的黑豆子。在学校里,他是篮球选手。打球的时候,他的两颗黑豆子随着球乱转,到把球接到手里,他的嘴便使劲一闭,像用力咽一口东西似的。他的眼和嘴的表情,显露出来他的性格——性子急,而且有决断。现在,他的眼珠由祖父转到大嫂,又由大嫂转到祖父,倒好像在球场上监视对方的球手呢。“日本人要卢沟桥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

“得了,得了!老三!少说一句。”大嫂很怕老三把祖父惹恼。

其实,祁老人对孙子永远不动真气——若是和重孙子在一处,则是重孙子动气,而太爷爷赔笑了。

“大嫂,你老是这样!不管谁是谁非,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你老是劝人少说一句!”三爷虽然并不十分讨厌大嫂,可是心中的确反对大嫂这种敷衍了事的办法。现在,气虽然是对大嫂发的,而他所厌恶的却是一般的——他不喜欢任何不论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

“不这样,可教我怎样呢?”小顺儿的妈并不愿意和老三拌嘴,而是为她多说几句,好教老太爷不直接的和老三开火。“你们饿了找我要吃,冷了向我要衣服,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吗?”

这,把老三问住了。像没能把球投进篮去而抓抓头那样,他用瘦长而有力的手指抓了两下头。

祖父笑了,眼中发出点老而淘气的光儿。“小三儿!在你嫂子面前,你买不出便宜去!没有我和她,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还说什么国家大事!”

“日本鬼子要是打破了北平,谁都不用吃饭!”瑞全咬了咬牙。他真恨日本鬼子。

“那!庚子年,八国联军……”老人想把拿手的故事再重述一遍,可是一抬头,瑞全已经不见了。“这小子!说不过我就溜开!这小子!”

门外有人拍门。

“瑞宣!开门去!”祁老人叫。“多半是你爸爸回来了。”

瑞宣又请上弟弟瑞全,才把装满石头的破缸挪开。门外,立着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而是钱默吟先生。他们弟兄俩全愣住了。钱先生来访是件极稀奇的事。瑞宣马上看到时局的紧急,心中越发不安。瑞全也看到危险,可是只感到兴奋,而毫无不安与恐惧。

钱先生穿着件很肥大的旧蓝布衫,袖口与领边已全磨破。他还是很和蔼,很镇定,可是他自己知道今天破例到友人家来便是不镇定的表示。含着笑,他低声的问:“老人们都在家吧?”

“请吧!钱伯父!”瑞宣闪开了路。

钱先生仿佛迟疑了一下,才往里走。

瑞全先跑进去,告诉祖父:“钱先生来了。”

祁老人听见了,全家也都听到,大家全为之一惊。祁老人迎了出来。又惊又喜,他几乎说不上话来。

钱默吟很自然,微抱歉意的说着:“第一次来看你老人家,第一次!我太懒了,简直不愿出街门。”

到北屋客厅坐下,钱先生先对瑞宣声明:“千万别张罗茶水!一客气,我下次就更不敢来了!”这也暗示出,他愿意开门见山的把来意说明,而且不希望逐一的见祁家全家的老幼。

祁老人先提出实际的问题:“这两天我很惦记着你!咱们是老邻居,老朋友了,不准说客气话,你有粮食没有。没有,告诉我一声!粮食可不比别的东西,一天,一顿,也缺不得!”

默吟先生没说有粮,也没说没粮,而只含混的一笑,倒好像即使已经绝粮,他也不屑于多去注意。

“我——”默吟先生笑着,闭了闭眼。“我请教瑞宣世兄,”他的眼也看了瑞全一下,“时局要演变到什么样子呢?你看,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地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我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下去!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是不是?”

见他们没有回答。他又补上了两句:“假若北平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北平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

祁老人颇想说出他对北平的信仰,而劝告钱先生不必过于忧虑。可是,他不能完全了解钱先生的话;钱先生的话好像是当票子上的字,虽然也是字,而另有个写法——你要是随便的乱猜,赎错了东西才麻烦呢!于是,他的嘴唇动了动,而没说出话来。

瑞宣,这两天心中极不安,本想说些悲观的话,可是有老太爷在一旁,他不便随便开口。

瑞全没有什么顾忌。他早就想谈话,而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哥的学问见识都不坏,可是大哥是那么能故意的缄默,非用许多方法不能招出他的话来。二哥,跟二哥二嫂只能谈谈电影与玩乐。和二哥夫妇谈话,还不如和祖父或大嫂谈谈油盐酱醋呢——虽然无趣,可是至少也还和生活有关。现在,他抓住了钱先生。他知道钱先生是个有些思想的人——尽管他的思想不对他的路子。他立起来挺了挺腰,说:“我看哪,不是战,就是降!”

“至于那么严重?”钱先生的笑纹僵在了脸上,右腮上有一小块肉直抽动。

“有田中奏折在那里,日本军阀不能不侵略中国;有九一八的便宜事在那里,他们不能不马上侵略中国。他们的侵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征服了全世界,大概还要征服火星!”

“火星?”祖父既不相信孙子的话,更不知道火星在哪条大街上。瑞全没有理会祖父的质问,理直气壮的说下去:“日本的宗教,教育,气量,地势,军备,工业,与海盗文化的基础,军阀们的野心,全都朝着侵略的这一条路子走。走私,闹事,骑着人家脖子拉屎,都是侵略者的必有的手段!卢沟桥的炮火也是侵略的手段之一,这回能敷衍过去,过不了十天半月准保又在别处——也许就在西苑或护国寺——闹个更大的事。日本现在是骑在虎背上,非乱撞不可!”

瑞宣脸上笑着,眼中可已经微微的湿了。

祁老人听到“护国寺”,心中颤了一下:护国寺离小羊圈太近了!

“三爷,”钱先生低声的叫。“咱们自己怎么办呢?”

瑞全,因为气愤,话虽然说的不很多,可是有点声嘶力竭的样子。心中也仿佛很乱,没法再说下去。在理智上,他知道中国的军备不是日本的敌手,假若真打起来,我们必定吃很大的亏。但是,从感情上,他又愿意马上抵抗,因为多耽误一天,日本人便多占一天的便宜;等到敌人完全布置好,我们想还手也来不及了!他愿意抵抗。假若中日真的开了仗,他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献给国家的。可是,他怕被人问倒:“牺牲了性命,准能打得胜吗?”他决不怀疑自己的情愿牺牲,可是不喜欢被人问倒,他已经快在大学毕业,不能在大家面前显出有勇无谋,任着感情乱说。他身上出了汗。抓了抓头,他坐下了,脸上起了好几个红斑点。

“瑞宣?”钱先生的眼神与语气请求瑞宣发表意见。

瑞宣先笑了一下,而后声音很低的说:“还是打好!”

钱先生闭上了眼,详细咂摸瑞宣的话的滋味。

瑞全跳了起来,把双手放在瑞宣的双肩上:“大哥!大哥!”他的脸完全红了,又叫了两声大哥,而说不上话来。

这时候,小顺儿跑了进来,“爸!门口,门口……”

祁老人正找不着说话的机会与对象,急快的抓到重孙子:“你看!你看!刚开开门,你就往外跑,真不听话!告诉你,外边闹日本鬼子哪!”

小顺儿的鼻子皱起来,撇着小嘴:“什么小日本儿,我不怕!中华民国万岁!”他得意的伸起小拳头来。

“顺儿!门口怎么啦?”瑞宣问。

小顺儿手指着外面,神色相当诡秘的说:“那个人来了!说要看看你!”

“哪个人?”

“三号的那个人!”小顺儿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因为听惯了大家对那个人的批评,所以不愿意说出姓名来。

“冠先生?”

小顺儿对爸爸点了点头。

“谁?,他!”钱先生要往起立。

“钱先生!坐着你的!”祁老人说。

“不坐了!”钱先生立起来。

“你不愿意跟他谈话,走,上我屋里去!”祁老人诚意的相留。

“不啦!改天谈,我再来!不送!”钱先生已很快的走到屋门口。

祁老人扶着小顺儿往外送客。他走到屋门口,钱先生已走到南屋外的枣树下。瑞宣,瑞全追着送出去。

冠晓荷在街门坎里立着呢。他穿着在三十年前最时行,后来曾经一度极不时行,到如今又二番时行起来的团龙蓝纱大衫,极合身,极大气。下面,白地细蓝道的府绸裤子,散着裤角;脚上是青丝袜,白千层底青缎子鞋;更显得连他的影子都极漂亮可爱。见钱先生出来,他一手轻轻拉了蓝纱大衫的底襟一下,一手伸出来,满面春风的想和钱先生拉手。

钱先生既没失去态度的自然,也没找任何的掩饰,就那么大大方方的走出去,使冠先生的手落了空。

冠先生也来得厉害,若无其事的把手顺便送给了瑞宣,很亲热的握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和瑞全拉手,而且把左手放在上面,轻轻的按了按,显出加劲儿的亲热。

祁老人不喜欢冠先生,带着小顺儿到自己屋里去。瑞宣和瑞全陪着客人在客厅里谈话。

冠先生只到祁家来过两次。第一次是祁老太太病故,他过来上香奠酒,并没坐多大一会儿就走了。第二次是谣传瑞宣要作市立中学的校长,他过来预为贺喜,坐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谣言并未变成事实,他就没有再来过。

今天,他是来会钱先生,而顺手看看祁家的人。

冠晓荷在军阀混战的时期,颇作过几任地位虽不甚高,而油水很厚的官。他作过税局局长,头等县的县长,和省政府的小官儿。近几年来,他的官运不甚好,所以他厌恶南京政府,而每日与失意的名士,官僚,军阀,鬼混。他总以为他的朋友中必定有一两个会重整旗鼓,再掌大权的,那么,他自己也就还有一步好的官运——也就是财运。和这些朋友交往,他的模样服装都很够格儿;同时,他的几句二簧,与八圈麻将,也都不甚寒伧。近来,他更学着念佛,研究些符咒与法术;于是,在遗老们所常到的恒善社,和其他的宗教团体与慈善机关,他也就有资格参加进去。他并不怎么信佛与神,而只拿佛法与神道当作一种交际的需要,正如同他须会唱会赌那样。

只有一样他来不及,他作不上诗文,画不上梅花或山水来。他所结交的名士们,自然用不着说,是会这些把戏的了;就连在天津作寓公的,有钱而失去势力的军阀与官僚,也往往会那么一招两招的。连大字不识的丁老帅,还会用大麻刷子写一丈大的一笔虎呢。就是完全不会写不会画的阔人,也还爱说道这些玩艺;这种玩艺儿是“阔”的一种装饰,正像阔太太必有钻石与珍珠那样。

他早知道钱默吟先生能诗善画,而家境又不甚宽绰。他久想送几个束修,到钱家去熏一熏。他不希望自己真能作诗或作画,而只求知道一点术语和诗人画家的姓名,与派别,好不至于在名人们面前丢丑。

他设尽方法想认识钱先生,而钱先生始终像一棵树——你招呼他,他不理你。他又不敢直入公堂的去拜访钱先生,因为若一度遭了拒绝,就不好再谋面了。今天,他看见钱先生到祁家去,所以也赶过来。在祁家相识之后,他就会马上直接送两盆花草,或几瓶好酒去,而得到熏一熏的机会。还有,在他揣测,别看钱默吟很窘,说不定家中会收藏着几件名贵的字画。自然喽,他若肯出钱买古玩的话,有的是现成的“琉璃厂”。不过,他不想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那么,假若与钱先生交熟了以后,他想他必会有方法弄过一两件宝物来,岂不怪便宜的么?有一两件古物摆在屋里,他岂不就在陈年竹叶青酒,与漂亮的姨太太而外,便又多一些可以展览的东西,而更提高些自己的身份么?

没想到,他会碰了钱先生一个软钉子!他的心中极不高兴。他承认钱默吟是个名士,可是比钱默吟的名气大着很多的名士也没有这么大的架子呀!“给脸不要脸,好,咱们走着瞧吧!”他想报复:“哼!只要我一得手,姓钱的,准保有你个乐子!”在表面上,他可是照常的镇定,脸上含着笑与祁家弟兄敷衍。

“这两天时局很不大好呢!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什么消息,”瑞宣也不喜欢冠先生,可是没法不和他敷衍。“荷老看怎样?”

“这个——”冠先生把眼皮垂着,嘴张着一点,作出很有见解的样子。“这个——很难说!总是当局的不会应付。若是应付得好,我想事情绝不会弄到这么严重!”

瑞全的脸又红起来,语气很不客气的问:“冠先生,你看应当怎样应付呢?”

“我?”冠先生含笑的愣了一小会儿。“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我现在差不多是专心研究佛法。告诉二位,佛法中的滋味实在是其妙无穷!知道一点佛说佛法,心里就像喝了点美酒似的,老那么晕晕忽忽的好受!前天,在孙清老家里,(丁老帅,李将军,方锡老,都在那儿,)我们把西王母请下来了,还给她照了个相。玄妙,妙不可言!想想看,西王母,照得清楚极了,嘴上有两条长须,就和鲇鱼的须一样,很长很长,由这儿——”他的手指了指嘴,“直——”,他的嘴等着他的手向肩上绕,“伸到这儿,玄妙!”

“这也是佛法?”瑞全很不客气的问。

“当然!当然!”冠先生板着脸,十分严肃的说。“佛法广大无边,变化万端,它能显示在两条鲇鱼须上!”

他正要往下说佛法,他的院里一阵喧哗。他立起来,听了听。“哦,大概是二小姐回来了!昨天她上北海去玩,大概是街上一乱,北海关了前后门,把她关在里边了。内人很不放心,我倒没怎么慌张,修佛的人就有这样好处,心里老是晕晕忽忽的,不着急,不发慌;佛会替咱们安排一切!好,我看看去,咱们改天再畅谈。”说罢,他脸上镇定,而脚步相当快的往外走。

祁家弟兄往外相送。瑞宣看了三弟一眼,三弟的脸红了一小阵儿。

已到门口,冠先生很恳切的,低声的向瑞宣说:“不要发慌!就是日本人真进了城,咱们也有办法!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找我来,咱们是老邻居,应当互助!”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他的身体虽还很强壮,可是今天他感到疲乏。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李四妈在这两天里迷迷忽忽的似乎知道有点什么危险,可是始终也没细打听。今天,她听明白了是日本兵进了城,她的大近视眼连连的眨巴,脸上白了一些。她不再骂她的老头子,而走出来与他蹲在了一处。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

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告诉你,好小子,别再跟家里的吵!日本鬼子进了城!”李四妈没说完,叹了口气。

剃头匠孙七并不在剃头棚子里耍手艺,而是在附近一带的铺户作包月活。从老手艺的水准说,他对打眼,掏耳,捶背,和刮脸,都很出色。对新兴出来花样,像推分头,烫发什么的,他都不会,也不屑于去学——反正他作买卖家的活是用不着这一套新手艺的。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四太爷!您是好意。告诉大伙儿挂白旗,谁爱挂谁挂,我孙七可就不能挂!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知道我孙七的厉害!”

要搁在平日,小崔一定会跟孙七因辩论而吵起来;他们俩一向在辩论天下大事的时候是死对头。现在,李四爷使了个眼神,小崔一声没出的躲开。孙七见小崔走开,颇觉失望,可是还希望李老者跟他闲扯几句,李四爷一声也没出。孙七有点不得劲儿。待了好大半天,李四爷抬起头来,带着厌烦与近乎愤怒的神气说:“孙七!回家睡觉去!”孙七,虽然有点酒意,也不敢反抗李四爷。笑了一下,走回家去。

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的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的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只有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他作事非常的认真。但是,在认真中——这就与他的老人们不同了——他还很自然,不露出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很俭省,不虚花一个铜板,但是他也很大方——在适当的地方,他不打算盘。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在学校教书,他是顶好的同事与教师,可不是顶可爱的,因为他对学生的功课一点也不马虎,对同事们的应酬也老是适可而止。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他不故意的冷淡谁,也不肯绕着弯子去巴结人。他是凭本事吃饭,无须故意买好儿。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他似乎有点女性,在行动上他总求全盘的体谅。举个例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赶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

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在那里,他能一气立一个钟头。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他愿意摆脱开一切俗事,到深远的山中去读书,或是乘着大船,在海中周游世界一遭。赶到不得已的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他的看电影有个实际的目的:他的英文很不错,可是说话不甚流利,所以他愿和有声片子去学习。每逢他到“平安”去,他总去的很早,好买到前排的座位——既省钱,又得听。坐在那里,他连头也不回一次,因为他知道二爷瑞丰夫妇若也在场,就必定坐头等座儿;他不以坐前排为耻,但是倒怕老二夫妇心里不舒服。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到屋里,他从平日积蓄下来的知识中,去推断中日的战事与世界的关系。忽然听到太太或小顺儿的声音,他吓了一跳似的,从世界大势的阴云中跳回来:他知道中日的战争必定会使世界的地理与历史改观,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这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祖父已经七十多岁,不能再去出力挣钱。父亲挣钱有限,而且也是五十好几的人。母亲有病,禁不起惊慌。二爷的收入将将够他们夫妇俩花的,而老三还正在读书的时候。天下太平,他们都可以不愁吃穿,过一份无灾无难的日子。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平日,他已是当家的;今天,他的责任与困难更要增加许多倍!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小顺儿吓愣了,忙跑到祖母屋里去。祖母微弱的声音叫着,“老三!老三!”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老三先打破了沉寂,叫了声:“大哥!”瑞宣没有答应出来,好像有个枣核堵住了他的嗓子。老三把想起来的话又忘了。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老三,听!”瑞宣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坦克车的声音更大了,空中与地上都在颤抖。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大哥!”老三叫了声。

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的响着,瑞宣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大哥!”

“啊?”瑞宣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哦!说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对!”瑞宣点了点头,胖脸上起了一层小白疙疸。“不过,也别太忙吧?谁知道事情准变成什么样子呢。万一过几天‘和平’解决了,岂不是多此一举?你还差一年才能毕业!”

“你想,日本人能叼住北平,再撒了嘴?”

“除非把华北的利益全给了他!”

“没了华北,还有北平?”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咱们允许他用经济侵略,他也许收兵。武力侵略没有经济侵略那么合算。”

坦克车的声音已变成像远处的轻雷。

瑞宣听了听,接着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瑞宣叹了口气。“哼!你……我永远走不了!”

“大哥,咱们一同走!”

瑞宣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这时候,李四爷已立起来,轻轻的和白巡长谈话。白巡长已有四十多岁。脸上剃得光光的,看起来还很精神。他很会说话,遇到住户们打架拌嘴,他能一面挖苦,一面恫吓,而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小羊圈一带的人们都怕他的利口,而敬重他的好心。

今天,白巡长可不十分精神。他深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怎样的重大——没有巡警就没有治安可言。虽然他只是小羊圈这一带的巡长,可是他总觉得整个的北平也多少是他的。他爱北平,更自傲能作北平城内的警官。可是,今天北平被日本人占据了;从此他就得给日本人维持治安了!论理说,北平既归了外国人,就根本没有什么治安可讲。但是,他还穿着那身制服,还是巡长!他不大明白自己是干什么呢!

“你看怎样呀?巡长!”李四爷问:“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

“我简直不敢说什么,四大爷!”白巡长的语声很低。“我仿佛是教人家给扣在大缸里啦,看不见天地!”

“咱们的那么多的兵呢?都哪儿去啦?”

“都打仗来着!打不过人家呀!这年月,打仗不能专凭胆子大,身子棒啦!人家的枪炮厉害,有飞机坦克!咱们……”

“那么,北平城是丢铁了?”

“大队坦克车刚过去,你难道没听见?”

“铁啦?”

“铁啦!”

“怎么办呢?”李四爷把声音放得极低:“告诉你,巡长,我恨日本鬼子!”

巡长向四外打了一眼:“谁不恨他们!得了,说点正经的:四大爷,你待会儿到祁家,钱家去告诉一声,教他们把书什么的烧一烧。日本人恨念书的人!家里要是存着三民主义或是洋文书,就更了不得!我想这条胡同里也就是他们两家有书。你去一趟吧!我不好去——”巡长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李四爷点头答应。白巡长无精打采的向葫芦腰里走去。

四爷到钱家拍门,没人答应。他知道钱先生有点古怪脾气,又加上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便惹人注意,所以等了一会儿就上祁家来。

祁老人的诚意欢迎,使李四爷心中痛快了一点。为怕因祁老人提起陈谷子烂芝麻而忘了正事,他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祁老人对书籍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书籍都是钱买来的,烧了未免可惜。他打算教孙子们挑选一下,把该烧的卖给“打鼓儿的” 好了。

“那不行!”李四爷对老邻居的安全是诚心关切着的。“这两天不会有打鼓儿的;就是有,他们也不敢买书!”说完,他把刚才没能叫开钱家的门的事也告诉了祁老者。

祁老者在院中叫瑞全:“瑞全,好孩子,把洋书什么的都烧了吧!都是好贵买来的,可是咱们能留着它们惹祸吗?”

老三对老大说:“看!焚书坑儒!你怎样?”

“老三你说对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老大无论如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落了泪。

“听见没有啊,小三儿?”祁老者又问了声。

“听见了!马上就动手!”瑞全不耐烦的回答了祖父,而后小声的向瑞宣:“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交给了大哥。他很喜爱书,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与书的关系已不十分亲密了。他应该放下书而去拿起枪刀。他爱书,爱家庭,爱学校,爱北平,可是这些已并不再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这两天,连作梦都梦到逃亡。他还没有能决定怎样走,和向哪里走,可是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他要到那有鲜血与炮火的地方去跳跃,争斗。在那里,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开,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风飘荡!

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铐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瑞全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祁老人听李四爷说叫不开钱家的门,很不放心。他知道钱家有许多书。他打发瑞宣去警告钱先生,可是瑞全自告奋勇的去了。

已是掌灯的时候,门外的两株大槐像两只极大的母鸡,张着慈善的黑翼,仿佛要把下面的五六户人家都盖覆起来似的。别的院里都没有灯光,只有三号——小羊圈唯一的安了电灯的一家——冠家的院里灯光辉煌,像过年似的,把影壁上的那一部分槐叶照得绿里透白。瑞全在影壁前停了一会儿,才到一号去叫门。不敢用力敲门,他轻轻的叩了两下门环,又低声假嗽一两下,为是双管齐下,好惹起院内的注意。这样作了好多次,里面才低声的问了声:“谁呀?”他听出来,那是钱伯伯的声音。

“我,瑞全!”他把嘴放在门缝上回答。

里面很轻很快的开了门。

门洞里漆黑,教瑞全感到点不安。他一时决定不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好。他只好先将来意说明,看钱伯伯往里请他不请!

“钱伯伯!咱们的书大概得烧!今天白巡长嘱咐李四爷告诉咱们!”

“进去说,老三!”钱先生一边关门,一边说。然后,他赶到前面来:“我领路吧,院里太黑!”

到了屋门口,钱先生教瑞全等一等,他去点灯。瑞全说不必麻烦。钱先生语声中带着点凄惨的笑:“日本人还没禁止点灯!”

屋里点上了灯,瑞全才看到自己的四围都是长长短短的,黑糊糊的花丛。

“老三进来!”钱先生在屋中叫。瑞全进去,还没坐下,老者就问:“怎样?得烧书?”

瑞全的眼向屋中扫视了一圈。“这些线装书大概可以不遭劫了吧?日本人恨咱们的读书人,更恨读新书的人;旧书或者还不至于惹祸!”

“哦!”钱默吟的眼闭了那么一下。“可是咱们的士兵有许多是不识字的,也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对不对?”

瑞全笑了一下。“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哼一声的狗!”

“那是个最大的错误!”钱先生的胖短手伸了一下,请客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作我的管理人!”他的声音还像平日那么低,可是不像平日那么温柔。愣了一会儿,他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说:“你知道吗,我的老二今天回来啦!”

“二哥在哪儿呢?我看看他!”

“又走啦!又走啦!”钱先生的语声里似乎含着点什么秘密。

“他说什么来着?”

“他?”钱默吟把声音放得极低,几乎像对瑞全耳语呢。“他来跟我告别!”

“他上哪儿?”

“不上哪儿!他说,他不再回来了!教我在将来报户口的时候,不要写上他;他不算我家的人了!”钱先生的语声虽低,而眼中发着点平日所没有的光;这点光里含着急切,兴奋,还有点骄傲。

“他要干什么去呢?”

老先生低声的笑了一阵。“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线装书,也不爱洋装书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

瑞全点了点头。“二哥要跟他们干?可是,这不便声张吧?”

“怎么不便声张呢?”钱先生的声音忽然提高,像发了怒似的。

院中,钱太太咳嗽了两声。

“没事!我和祁家的老三说闲话儿呢!”钱先生向窗外说。而后,把声音又放低,对瑞全讲:“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多少多少像我的儿子的人呢!你们的大队人马来,我们会一个个的零削你们!你们在我们这里坐的车,住的房,喝的水,吃的饭,都会教你们中毒!中毒!”钱先生一气说完,把眼闭上,嘴唇上轻颤。

瑞全听愣了。愣着愣着,他忽然的立起来,扑过钱先生去,跪下磕了一个头:“钱伯伯!我一向以为你只是个闲人,只会闲扯!现在……我给你道歉!”没等钱先生有任何表示,他很快的立起来。“钱伯伯,我也打算走!”

“走?”钱先生细细的看了看瑞全。“好!你应当走,可以走!你的心热,身体好!”

“你没有别的话说?”瑞全这时候觉得钱伯伯比任何人都可爱,比他的父母和大哥都更可爱。

“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心便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而不看自己的消沉堕落!记住吧,老三!”

“我记住!我走后,只是不放心大哥!瑞宣大哥是那么有思想有本事,可是被家所累,没法子逃出去!在家里,对谁他也说不来,可是对谁他也要笑眯眯的像个当家人似的!我走后,希望伯伯你常常给他点安慰;他最佩服你!”

“那,你放心吧!咱们没法子把北平的一百万人都搬了走,总得有留下的。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一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镣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来吧,我跟你吃一杯酒!”

钱先生向桌底下摸了会儿,摸出个酒瓶来,浅绿,清亮,像翡翠似的——他自己泡的茵陈。不顾得找酒杯,他顺手倒了两半茶碗。一仰脖,他把半碗酒一口吃下,咂了几下嘴。

瑞全没有那么大的酒量,可是不便示弱,也把酒一饮而尽。酒力登时由舌上热到胸中。

“钱伯伯!”瑞全咽了几口热气才说:“我不一定再来辞行啦,多少要保守点秘密!”

“还辞行?老实说,这次别离后,我简直不抱再看见你们的希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钱先生手按着酒瓶,眼中微微发了湿。

瑞全腹中的酒渐渐发散开,他有点发晕,想到空旷的地方去痛快的吸几口气。“我走啦!”他几乎没敢再看钱先生就往外走。

钱先生还手按酒瓶愣着。直到瑞全走出屋门,他才追了上来。他一声没出的给瑞全开了街门,看着瑞全出去;而后,把门轻轻关好,长叹了一声。

瑞全的半碗酒吃猛了点,一着凉风,他的血流得很快,好像河水开了闸似的。立在槐树的黑影下,他的脑中像走马灯似的,许多许多似乎相关,又似乎不相关的景象,连续不断的疾驰。他看见这是晚饭后,灯火辉煌的时候,在煤市街,鲜鱼口那一带,人们带着酒臭与热脸,打着响亮满意的“嗝儿”,往戏园里挤。戏园里,在亮得使人头疼的灯光下,正唱着小武戏。一闪,他又看见:从东安市场,从北河沿,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倚着肩,眼中吐露出爱的花朵,向真光,或光陆,或平安电影场去;电影院放着胡鲁胡鲁响的音乐,或情歌。他又看见北海水上的小艇,在灯影与荷叶中摇荡;中山公园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士女。这时候,哪里都应当正在热闹,人力车,马车,电车,汽车,都在奔走响动。

一阵凉风把他的幻影吹走。他倾耳细听,街上没有一点声音。那最常听到的电车铃声,与小贩的呼声,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

忽然的,槐树尖上一亮,像在梦中似的,他猛孤丁的看见了许多房脊。光亮忽然又闪开,眼前依旧乌黑,比以前更黑。远处的天上,忽然又划过一条光来,很快的来回闪动;而后,又是一条,与刚才的一条交叉到一处,停了一停;天上亮,下面黑,空中一个颤动的白的十字。星星失去了光彩,侵略者的怪眼由城外扫射着北平的黑夜。全城静寂,任着这怪眼——探照灯——发威!

瑞全的酒意失去了一半,脸上不知何时已经被泪流湿。他不是个爱落泪的人。可是,酒意,静寂,颤动的白光,与他的跳动的心,会合在一处,不知不觉的把泪逼出来。他顾不得去擦眼。有些泪在面上,他觉得心中舒服了一些。

三号的门开了。招弟小姐出来,立在阶上,仰着头向上找,大概是找那些白光呢。她是小个子,和她的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她的眼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媚。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她的眼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她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她的眼会使她征服一切;看见她的眼,人们便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她可爱。她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

她现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绸袍,很短很宽,没有领子。她的白脖颈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向上翘着;仿佛一个仙女往天上看有什么动静呢。院内的灯光照到大槐上,大槐的绿色又折到她的白绸袍上,给袍子轻染上一点灰暗,像用铅笔轻轻擦上的阴影。这点阴影并没能遮住绸子的光泽,于是,光与影的混合使袍子老像微微的颤动,毛毛茸茸的像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轻颤。

瑞全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几乎没加思索,就走了过来。他走得极轻极快,像自天而降的立在她的面前。这,吓了她一跳,把手放在了胸口上。

“你呀?”她把手放下去,一双因惊恐而更黑更亮的眼珠定在了他的脸上。

“走一会儿去?”瑞全轻轻的说。

她摇了摇头,而眼中含着点歉意的说:“那天我就关在了北海一夜,不敢再冒险了!”

“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呢?”

“怎么没有?”她把右手扶在门框上,脸儿稍偏着点问。

瑞全没有回答她。他心中很乱。

“爸爸说啦,事情并不怎么严重!”

“哦!”他的语气中带着惊异与反感。

“瞧你这个劲儿!进来吧,咱们凑几圈小牌,好不好?多闷得慌啊!”她往前凑了一点。

“我不会!明天见吧!”像往前带球似的,他三两步跑到自己家门前。开开门,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里立着呢。他想再回去和她多谈几句,可是像带着怒似的,梆的一声关上门。

他几乎一夜没能睡好。在理智上,他愿坚决的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可是,情爱与爱情——特别是爱情——总设法挤入他的理智,教他去给自己在无路可通的地方开一条路子。他想:假若他能和招弟一同逃出北平去,一同担任起抗战中的工作,够多么美好!他对自己起誓,他决定不能在战争未完的时候去讲恋爱。他只希望有一个自己所喜爱的女友能同他一道走,一同工作。能这样,他的工作就必定特别的出色!

招弟的语言,态度,教他极失望。他万没想到在城池陷落的日子,她还有心想到打牌!

再一想,他就又原谅了招弟,而把一切罪过都加到她的父母身上去。他不能相信她的本质就是不堪造就的。假若她真爱他的话,他以为必定能够用言语,行为,和爱情,把她感化过来,教她成个有用的小女人。

即使她的本质就不好吧,她还可爱!每逢一遇到她,他就感到他的身与心一齐被她的黑眼睛吸收了去;她是一切,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温暖,与任何别人所不能给他的一种生命的波荡。在她的面前,他觉得他是荷塘里,伏在睡莲的小圆叶上的一个翠绿的嫩蛙。他的周围全是香,美,与温柔!

去她的吧!日本人已入了城,还想这一套?没出息!他闭紧了眼。但是,他睡不着。由头儿又想了一遍,还是想不清楚。

想过了一遍,两遍,三遍,他自己都觉得不耐烦了,可是还睡不着。

他开始替她想:假若她留在北平,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她的父亲还会因求官得禄而把她送给日本人呢!想到这里,他猛的坐了起来。教她去伺候日本人?教她把美丽,温柔,与一千种一万种美妙的声音,眼神,动作,都送给野兽?

不过,即使他的推测不幸而变为事实,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得先打出日本鬼子去吧?他又把脊背放在了床上。

头一遍鸡鸣!他默数着一二三四……

有许多像祁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过风烛残年,而被侵略者的枪炮打碎他们的希望。即使他们有一份爱国的诚心,可是身衰气败,无能为力。他们只好忍受。忍受到几时?是否能忍受得过去?他们已活了六七十年,可是剩下的几年却毫不能自主;即使他们希望不久就入墓,而墓地已经属于敌人!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有许多像祁天佑的半老的人,事业已经固定,精力已剩了不多,他们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清楚,只求在身心还未完全衰老的时候再努力奔忙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而后再——假若可能——去享几年清福。他们没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凭着努力去挣得衣食与家业。可是,敌人进了他们的城;机关,学校,商店,公司……一切停闭。离开北平?他们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家庭之累把他们牢牢的拴在屋柱上。不走?明天怎办呢?他们至少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命,难道这么长的光阴都要像牛马似的,在鞭挞下度过去?他们不晓得怎样才好!

有许多像祁瑞宣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他们必定马上去奔赴国难,决不后人。他们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恨他们。可是,以瑞宣说吧,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钉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现在,学校是停闭了,还有开学的希望没有?不知道!即使开学,他有什么脸去教学生呢?难道他上堂去告诉年轻的学生们好好的当亡国奴?假若学校永远停闭,他便非另谋生路不可;可是,他能低首下心的向日本人或日本人的走狗讨饭吃吗?他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的,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国民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的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国民的第一个责任!现在,日本兵攻破他们的北平!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受这个污辱!可是,他们手中是空的;空着手是无法抵抗敌人的飞机与坦克的。既不能马上去厮杀,他们想立刻逃出北平,加入在城外作战的军队。可是,他们怎么走?向哪里走?事前毫无准备。况且,事情是不是可以好转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学生,知道求学的重要;假若事情缓和下去,而他们还可以继续求学,他们就必定愿意把学业结束了,而后把身心献给国家。他们着急,急于知道个究竟,可是谁也不能告诉他们预言。他们不知怎样才好!

有许多小崔,因为北平陷落而登时没有饭吃;有许多小文夫妇,闭上了他们的口,不能再歌舞升平;有许多孙七,诟骂着日本人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发泄恶气;有许多刘师傅想着靠他们的武艺和日本小鬼去拼一拼,可是敌人的坦克车在柏油路上摆开,有一里多地长;有许多……谁都有吃与喝那样的迫切的问题,谁都感到冤屈与耻辱,他们都在猜测事情将要怎样变化——谁都不知怎样才好!

整个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舟上的人们,谁都想作一点有益的事情,而谁的力量也不够拯救他自己的。人人的心中有一团苦闷的雾气。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的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的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人们的眼,画家的手,诗人的心,已经不敢看,不敢画,不敢想北平的雄壮伟丽了!北平的一切已都涂上耻辱与污垢!人们的眼都在相互的问:“怎么办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摇头与羞愧!

只有冠晓荷先生的心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他比李四爷,小崔,孙七,刘师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么“国家”“民族”“社会”这类的名词;遇到机会,他会运用这些名词去登台讲演一番。可是,小崔们虽然不会说这些名词,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冠先生,尽管嘴里花哨,心中却没有这一股子气。他说什么,与相信什么,完全是两回事。他口中说“国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自己是一切。他自己是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大赤包与尤桐芳和他的女儿是他的卫星——小羊圈三号的四合房是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作饭,闹酒,打牌,唱戏,穿好衣服,彼此吵嘴闹脾气,是季节与风雨。在这个宇宙里,国家民族等等只是一些名词;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饭食更好,衣服更漂亮,这个宇宙的主宰——冠晓荷——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在他心里,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当奢华舒服。为达到他的理想生活水准,他没有什么不可以作的事。什么都是假的,连国家民族都是假的,只有他的酒饭,女人,衣冠,与金钱,是真的。

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由这点恨恶向前发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国。他觉得中国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给他官儿作!再向前发展,他觉得英国法国都可爱,假若英国法国能给他个官职。现在,日本人攻进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起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脸上浮起点笑意,像春风吹化了的冰似的,渐渐的由冰硬而露出点水汪汪的意思来。他想:日本人一时绝难派遣成千成万的官吏来,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们去办事。那么,他便最有资格去作事,因为凭良心说,他向来没存过丝毫的抗日的心思。同时,他所结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日本人有相当的关系的,他们若是帮助日本人去办事,难道还能剩下他吗?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印堂确是发亮,眼睛也有光。他好像记得西河沿福来店的大相士神仙眼说过,他就在这二年里有一步好运。对着镜子,他喊了一声:“桐芳!”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形是颇有些气派,也听到自己的声音是清亮而带着水音儿,他的必能走好运的信心当时增高了好几倍。

“干吗呀?”桐芳娇声细气的在院里问。

因为自己心里高兴,他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好听,而且仿佛看到了她的永远抹得鲜红而范围扩大的嘴唇。他好像受了她的传染,声音也带着几分甜美与尖锐:“那回神仙眼说我哪一年交好运来着?”问罢,他偏着点头,微笑的等她回答。

“就是今年吧?”她刚说完,马上又把那个“吧”字取缔了:“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吗?”

“是牛年!他说我牛年交运啊?”

“一点不错,我记得死死的!”

他没再说什么,而觉得心中有一股热气直往上冲腾。他不便说出来,而心里决定好:日本人是可爱的,因为给他带来好运!

在全城的人都惶惑不安的时节,冠晓荷开始去活动。在他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的心中颇有些不安。街上重要的路口,像四牌楼,新街口,和护国寺街口,都有武装的日本人站岗,枪上都上着明晃晃的刺刀。人们过这些街口,都必须向岗位深深的鞠躬。他很喜欢鞠躬,而且很会鞠日本式的躬;不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章或标志,万一日本兵因为不认识他而给他一些麻烦呢?人家日本人有的是子弹,随便闹着玩也可以打死几个人呀!还有,他应当怎样出去呢?是步行呢?还是把小崔叫过来,作他的暂时的包车夫呢?假若步行到阔人的家里去,岂不被人耻笑?难道冠晓荷因为城亡了就失去坐车的身分?假若坐车呢,万一过十字路口,碰上日本兵可怎么办呢?坐在车上安然不动,恐怕不行吧?这倒是个问题!

想了好久,他决定坐小崔的车出去。把小崔叫来,冠先生先和他讲条件:“小崔,这两天怎么样?”

小崔,一个脑袋像七棱八瓣的倭瓜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什么好气儿的回答:“怎么样?还不是饿着!”不错,冠先生确是小崔的主顾,可是小崔并不十分看得起冠先生。

“得啦,”冠先生降格相从的一笑,“今天不至于饿着了,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头还开着炮哪!”小崔并不十分怕大炮,他倒是心中因怀疑冠先生要干什么去而有些反感。他不准知道冠先生出去作什么,但是他确能猜到:在这个炮火连天的时候要出去,必定是和日本人有什么勾结。他恨在这时候与日本人有来往的人。他宁可煞一煞腰带,多饿一两顿,也不愿拉着这样的人去满街飞跑!生活艰苦的人,像小崔,常常遇到人类和其他的一切动物最大的忧患——饥饿。可是,因为常常的碰上它,他们反倒多了一些反抗的精神;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他们总不肯轻易屈服。

冠先生,可是,不明白这点道理;带着骄傲与轻蔑的神气,他说:“我不教你白拉,给你钱!而且,”他轻快的一仰下巴颏,“多给你钱!平日,我给你八毛钱一天,今天我出一块!一块!”他停顿了一下,又找补上个“一块!”这两个字是裹着口水,像一块糖果似的,在口中咂着味儿说出来的。他以为这两个字一定会教任何穷人去顶着枪弹往前飞跑的。

“车厂子都关着呢,我哪儿赁车去?再说,”小崔没往下说,而在倭瓜脸上摆出些不屑的神气来。

“算啦!算啦!”冠先生挂了气。“不拉就说不拉,甭绕弯子!你们这种人,就欠饿死!”

大赤包儿这两天既没人来打牌,又不能出去游逛,一脑门子都是官司。她已经和尤桐芳和两个女儿都闹过了气,现在想抓到机会另辟战场。仰着脸,挑着眉,脚步沉稳,而怒气包身,她像座轧路的汽辗子似的走进来。并没有看小崔(因为不屑于),她手指着冠先生:“你跟他费什么话呢?教他滚蛋不就结啦!”

小崔的倭瓜脸上发了红。他想急忙走出去,可是他管不住了自己。平日他就讨厌大赤包,今天在日本鬼子进城的时节,他就觉得她特别讨厌:“说话可别带脏字儿,我告诉你!好男不跟女斗,我要是还口,你可受不了!”

“怎么着?”大赤包的眼带着杀气对准了小崔的脸,像两个机关枪枪口似的。她脸上的黑雀斑一个个都透出点血色,紫红红的像打了花脸。“怎么着?”她稳而不怀善意的往前迈了两步。

“你说怎么着?”小崔一点也不怕她,不过心中可有点不大好受,因为他知道假若大赤包真动手,他就免不了吃哑巴亏;她是个女的,他不能还手。

教小崔猜对了:大赤包冷不防的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他发了火:“怎吗?打人吗?”可是,还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的身上。“要打,怎不去打日本人呢?”

“好啦!好啦!”冠先生觉得小崔挨了打,事情就该结束了,他过来把大赤包拉开。“小崔,你还不走?”

“走?新新!凭什么打人呢?你们这一家子都是日本人吗?”小崔立住不动。

二太太桐芳跑了进来。两只永远含媚的眼睛一扫,她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她决定偏向着小崔。一来,她是唱鼓书出身,同情穷苦的人们;二来,为反抗大赤包,她不能不袒护小崔。“得了,小崔,好男不跟女斗。甭跟她生气!”

小崔听到这两句好话,气平了一点:“不是呀,二太太!你听我说!”

“全甭说啦!我都明白!等过两天,外面消停了,你还得拉我出去玩呢!走吧,家去歇歇吧!”桐芳知道从此以后,大赤包决不再坐小崔的车,所以故意这么交待一番,以示反抗。

小崔也知道自己得罪了两个——冠先生和大赤包——照顾主儿;那么,既得到桐芳的同情与照应,也该见台阶就下。“好啦,二太太,我都看在你的面上啦!”说完,手摸着热辣辣的脸,往外走。

约摸着小崔已走到门口,冠先生才高声的声明:“这小子,给脸不要脸!你看着,从此再不坐他的车!”说罢,他在屋中很快的来回走了两趟,倒好像是自己刚刚打完人似的那样发着余威!

“算啦吧,你!”大赤包发着真正的余威,“连个拉车的你都治不了,你没长着手吗?你家里的小妖精帮着拉车的说话,你也不敢哼一声,你看你,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多咱你的小婆子跟拉车的跑了,你大概也不敢出一声,你个活王八!”

她的话里本也骂到桐芳,可是桐芳已躲到自己屋里去。像得了胜的蟋蟀似的在盆儿里暗自得意。

冠晓荷微笑的享受着这绝对没有乐音的叫骂,决定不还口。他怕因为吵闹,说丧气话,而冲坏了自己的好运。他又走到镜子前,细细端详自己的印堂与眉眼:印堂的确发亮,他得到不少的安慰。冠太太休息了一会儿,老声老气的问:“你雇车干吗?难道这时候还跟什么臭女人拿约会吗?”

冠先生转过脸来,很俊美的一笑:“我出去干点正经的,我的太太!”

“你还有什么正经的?十来年了,你连屁大的官儿都没作过!”

“这就快作了啊!”

“怎吗?”

“一朝天子一朝臣,你还不明白吗?”

“嗯!”大赤包由鼻孔里透出点不大信任他的声音与意思。可是,很快的她又“嗯”了一下,具有恍然大悟的表示。她马上把嘴唇并上,嘴角下垂,而在鼻洼那溜儿露出点笑意。她的喜怒哀乐都是大起大落,整出整入的;只有这样说恼便恼,说笑就笑,才能表现出她的魄力与气派,而使她像西太后。

她的语声忽然变得清亮了:“你为什么不早说!走,我跟你去!”

“咱们俩走着去?”

“不会叫汽车吗?”

“铺子都关着门哪!”

“就是铁门,我也会把它砸开!走!”

虽然孙七平日好和小崔闹别扭,及至小崔受了委屈,他可是真诚的同情小崔。

“怎么着?大赤包敢打人?”孙七——因为给人家剃过二十多年的头,眼睛稍微有点近视——眯着点眼问。

“他妈的,他们还没勾上日本鬼子呢,就这个样;赶明儿他们给小鬼子咂上××,还有咱们活的份儿吗?”小崔的声音故意放高,为是教三号的人们听见。

“他们也得敢!”孙七的声音也不低。“咱们走着瞧,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

孙七和小崔的联合攻击,教全胡同的人都晓得了冠家的活动。大家全不晓得国家大事要怎样演变,而一致的以为冠晓荷没有人味儿。

这点“舆论”不久便传到白巡长的耳中去。他把小崔调到个空僻的地方嘱咐了一番:“你少说点话!这年月,谁也不准知道谁站在那儿呢,最好是别得罪人!听见没有?”

“听见了!”小崔,一个洋车夫,对巡警是向来没有什么好感的。白巡长可是个例外。多少次,他因酒后发酒疯,或因穷而发邪脾气,人家白巡长总是嘴里厉害,而心中憨厚,不肯把他带了走。因此,即使白巡长的话不能完全教他心平气和,他也勉强的遵从。“白巡长,难道日本兵就这么永远占了北平吗?”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坏鬼们都快要抬头!”白巡长叹了口气。

“怎么?”

“怎么!你看哪,每打一次仗,小偷儿,私运烟土的,和嘎杂子们,就都抖起来一回。我知道的清楚,因为我是干警察的。我们明明知道,可是不能管他们,你看,连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儿呀!这次,就更不同了;来的是日本人,还有不包庇坏蛋琉璃球儿的?你看着吧,赶明儿大街上要不公然的吆喝烟土,你把咱的眼珠子挖了去!”

“那么从今以后就没有咱们好人走的路儿了?”

“好人?城全教人家给打下来了,好人又值几个铜板一个?不过,话得往回说,坏人尽管摇头摆尾的得意,好人还得作好人!咱们得忍着点,不必多得罪人,好鞋不踩臭狗屎,你明白我的话吧?”

小崔点了点头,而心中有点发胡涂。

事实上,连日本人也没把事情弄清楚。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的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了地球的欲望,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用的。

在攻陷北平以前,在北平,在天津,在保定,日本都埋伏下一些地痞流氓,替她们作那些绝对无耻,连她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的事情。及至北平攻陷,这些地痞流氓自然没有粉墨登场的资格与本领,而日本也并未准备下多少官吏来马上发号施令。所以,北平只是军事的占领,一切都莫名其妙的停顿下来。

小崔的腿,孙七的手,小文的嘴,都空闲起来。只有冠晓荷“马不停蹄”。可是,他并没奔走出什么眉目来。和大赤包转了两天,他开始明白,政治与军事的本营都在天津。北平是世界的城园,文物的宝库,而在政治与军事上,它却是天津的附属。策动侵华的日本人在天津,最愿意最肯帮助日本人的华人也在那里。假若天津是唱着文武带打的大戏,北平只是一出空城计。

可是,冠晓荷并不灰心。他十分相信他将要交好运,而大赤包的鼓励与协助,更教他欲罢不能。自从娶了尤桐芳以后,他总是与小太太串通一气,夹攻大赤包。大赤包虽然气派很大,敢说敢打敢闹,可是她的心地却相当的直爽,只要得到几句好话,她便信以为真的去原谅人。冠晓荷常常一方面暗中援助小太太,一方面给大赤包甜蜜的话听,所以她深恨尤桐芳,而总找出理由原谅她的丈夫。同时,她也知道在姿色上,在年龄上,没法与桐芳抗衡,所以原谅丈夫仿佛倒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败中取胜的办法。她交际,她热心的帮助丈夫去活动,也是想与桐芳争个各有千秋。这回在城亡国辱之际,除了凑不上手打牌,与不能出去看戏,她并没感到有什么可痛心的,也没想到晓荷的好机会来到。及至听到他的言论,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看到了官职,金钱,酒饭,与华美的衣服。她应当拼命去帮助丈夫,好教这些好东西快快到她的手中。她的热诚与努力,颇使晓荷感动,所以这两天他对太太特别的和蔼客气,甚至于善意的批评她的头发还少烫着几个鬈儿!这,使她得到不少的温暖,而暂时的与桐芳停了战。

第三天,她决定和晓荷分头出去。由前两天的经验,她晓得留在北平的朋友们都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势力,所以她一方面教晓荷去找他们,多有些联络反正是有益无损的;在另一方面,她自己去另辟门路,专去拜访妇女们——那些在天津的阔人们的老太太,太太,姨太太,或小姐,因为爱听戏或某种原因而留在北平的。她觉得这条路子比晓荷的有更多的把握,因为她既自信自己的本领,又知道运动官职地位是须走内线的。把晓荷打发走,她嘱咐桐芳看家,而教两个女儿也出去:“你们也别老坐在家里白吃饭!出去给你爸爸活动活动!自从政府迁到南京,你爸爸就教人家给刷下来了;虽然说咱们没有挨过饿,可是坐吃山空,日子还长着呢,将来怎么办?乘着他还能蹦蹦跳跳的,乘着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机,咱们得众星捧月,把他抬出去!听明白没有?”

高第和招弟并不像妈妈那么热心。虽然她们的家庭教育教她们喜欢热闹,奢侈,与玩乐,可是她们究竟是年轻一代的人;她们多少也知道些亡国的可耻。

招弟先说了话。她是妈妈的“老”女儿,所以比姐姐得宠。今天,因为怕日本兵挨家来检查,所以她只淡淡的敷了一点粉,而没有抹口红。“妈,听说路上遇见日本兵,就要受搜查呢!他们专故意的摸女人的胸口!”

“教他们摸去吧!还能摸掉你一块肉!”大赤包一旦下了决心,是什么也不怕的。“你呢?”她问高第。

高第比妹妹高着一头,后影儿很好看,而面貌不甚美——嘴唇太厚,鼻子太短,只有两只眼睛还有时候显着挺精神。她的身量与脾气都像妈妈,所以不得妈妈的喜欢;两个硬的碰到一块儿,谁也不肯退让,就没法不碰出来火光。在全家中,她可以算作最明白的人,有时候她敢说几句他们最不爱听的话。因此,大家都不敢招惹她,也就都有点讨厌她。

“我要是你呀,妈,我就不能让女儿在这种时候出去给爸爸找官儿作!丢人!”高第把短鼻子纵成一条小硬棒子似的说。

“好!你们都甭去!赶明儿你爸爸挣来钱,你们可别伸手跟他要啊!”大赤包一手抓起刺绣的手提包,一手抓起小檀香骨的折扇,像战士冲锋似的走出去。

“妈!”招弟把娘叫住。“别生气,我去!告诉我上哪儿?”

大赤包匆忙的由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小纸,和几块钱的钞票来。指着纸条,她说:“到这几家去!别直入公堂的跟人家求事,明白吧?要顺口答音的探听有什么路子可走!你打听明白了,明天我好再亲自去。我要是一个人跑得过来,决不劳动你们小姐们!真!我跑酸了腿,决不为我自己一个人!”

交代完,大赤包口中还唧唧咕咕的叨唠着走出去。招弟手中拿着那张小纸和几张钞票,向高第吐了吐舌头。“得!先骗过几块钱来再说!姐姐,咱们俩出去玩会儿好不好?等妈妈回来,咱们就说把几家都拜访过了,可是都没有人在家,不就完啦。”

“上哪儿去玩。还有心情去玩?”高第皱着眉说。

“没地方去玩倒是真的!都是臭日本鬼子闹的!”招弟噘着小嘴说。“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太平?”

“谁知道!招弟,假若咱们打不退日本兵,爸爸真去给鬼子作事,咱们怎办呢?”

“咱们?”招弟眨着眼想了一会儿。“我想不出来!你呢?”

“那,我就不再吃家里的饭!”

“哟!”招弟把脖儿一缩,“你净拣好听的说!你有挣饭吃的本事吗?”

“嗨!”高第长叹了一口气。

“我看哪,你是又想仲石了,没有别的!”

“我倒真愿去问问他,到底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仲石是钱家那个以驶汽车为业的二少爷。他长得相当的英俊,在驶着车子的时候,他的脸蛋红红的,头发蓬松着,显出顶随便,而又顶活泼的样子;及至把蓝布的工人服脱掉,换上便装,头发也梳拢整齐,他便又像个干净利落的小机械师。虽然他与冠家是紧邻,他可是向来没注意过冠家的人们,因为第一他不大常回家来,第二他很喜爱机械,一天到晚他不是耍弄汽车上的机件(他已学会修理汽车),便是拆开再安好一个破表,或是一架收音机;他的心里几乎没想过女人。他的未婚妻是他嫂子的叔伯妹妹,而由妈妈硬给他定下的。他看嫂子为人老实规矩,所以也就相信她的叔伯妹妹也必定错不了。他没反对家中给他定婚,也没怎样热心的要结婚。赶到妈妈问他“多咱办喜事啊”的时候,他总是回答:“不忙!等我开了一座修理汽车行再说!”他的志愿是开这么一个小铺,自东自伙,能够装配一切零件。他愿意躺在车底下去摆弄那些小东西;弄完,看着一部已经不动的车又能飞快的跑起来,他就感到最大的欣悦。

有一个时期,他给一家公司开车,专走汤山。高第,有一次,参加了一个小团体,到汤山旅行,正坐的是仲石的车。她有点晕车,所以坐在了司机台上。她认识仲石,仲石可没大理会她。及至说起话来,他才晓得她是冠家的姑娘,而对她相当的客气。在他,这不过是情理中当然的举动,丝毫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高第,因为他的模样的可爱,却认为这是一件罗曼司的开始。

高第有过不少的男友,但是每逢他们一看到招弟,便马上像蜂儿看到另一朵更香蜜的花似的,而放弃了她。她为这个和妹妹吵嘴,妹妹便理直气壮的反攻:“我并不要抢你的朋友,可是他们要和我相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是你的鼻子不大讨人喜欢吧?”这种无情的攻击,已足教高第把眼哭肿,而妈妈又在一旁敲打着:“是呀,你要是体面点,有个人缘儿,能早嫁个人,也教我省点心啊!”妈妈的本意,高第也知道,是假若她能像妹妹一样漂亮,嫁个阔人,对冠家岂不有很大的好处么?

因此,高第渐渐的学会以幻想作安慰。她老想有朝一日,她会忽然的遇到一个很漂亮的青年男子,在最静僻的地方一见倾心,直到结婚的时候才教家中看看他是多么体面,使他们都大吃一惊。她需要爱;那么,既得不到,她便在脑中给自己制造。

遇见了仲石,她以为心里所想的果然可以成为事实!她的耳朵几乎是钉在了西墙上,西院里的一咳一响,都使她心惊。她耐心的,不怕费事的,去设尽心机打听钱家的一切,而钱家的事恰好又没多少人晓得。她从电话簿子上找到公司的地址,而常常绕着道儿到公司门外走来走去,希望能看到仲石,可是始终也见不到。越是这样无可捉摸,她越感到一种可爱的苦痛。她会用幻想去补充她所缺乏的事实,而把仲石的身世,性格,能力等等都填满,把他制造成个最理想的青年。

她开始爱读小说,而且自己偷偷的也写一些故事。哪一个故事也没能写得齐全,只是她的白字与错字却非常的丰富。故事中的男主角永远是仲石,女主角可有时候是她自己,有时候是招弟。遇到以招弟为女主角的时候,那必定是个悲剧。

招弟偷看了这些不成篇的故事。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知道高第有这个秘密的。为报复姐姐使她作悲剧的主角,她时常以仲石为工具去嘲弄姐姐。在她看,钱家全家的人都有些古怪;仲石虽然的确是个漂亮青年,可是职业与身分又都太低。尽管姐姐的模样不秀美,可还犯不上嫁个汽车司机的。在高第心中呢,仲石必是个能作一切,知道一切的人,而暂时的以开车为好玩,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脱颖而出,变成个英雄,或什么承受巨大遗产的财主,像小说中常见到的那样的人物。每逢招弟嘲讽她,她就必定很严肃的回答:“我真愿意和他谈谈,他一定什么都知道!”

今天,招弟又提起仲石来,高第依然是那么严肃的回答,而且又补充上:“就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汽车夫吧,也比跪下向日本人求官作的强,强的多!”

祁瑞宣的心里很为难。八月中旬是祖父七十五岁的寿日。在往年,他必定叫三四桌有海参,整鸡,整鱼的三大件的席来,招待至亲好友,热闹一天。今年怎么办呢?这个事不能去和老人商议,因为一商议就有打算不招待亲友的意思,而老人也许在表面上赞同,心里却极不高兴——老人的年岁正像岁末的月份牌,撕一张就短一张,而眼看着已经只剩下不多的几张了;所以,老人们对自己的生日是特别注意的,因为生日与丧日的距离已没有好远。

“我看哪,”小顺儿的妈很费了一番思索才向丈夫建议,“还是照往年那么办。你不知道,今年要是鸦雀无声的过去,他老人家非病一场不可!你爱信不信!”

“至于那么严重?”瑞宣惨笑了一下。

“你没听见老人直吹风儿吗?”小顺儿的妈的北平话,遇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时候,是词汇丰富,而语调轻脆,像清夜的小梆子似的。“这两天不住的说,只要街上的铺子一下板子,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这不是说给咱们听哪吗?老人家放开桄儿(尽量的)活,还能再活几年,再说,咱们要是不预备下点酒儿肉儿的,亲戚朋友们要是来了,咱们岂不抓瞎?”

“他们会不等去请,自动的来,在这个年月?”

“那可就难说!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

瑞宣没再言语。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净凭耳熏目染,也可以得到许多见识。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今天,听到韵梅的话,他有点讨厌北平人了,别管天下怎么乱……,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

“你甭管,全交给我得啦!哪怕是吃炒菜面呢,反正亲友来了,不至于对着脸儿发愣!老人家呢要看的是人,你给他山珍海味吃,他也吃不了几口!”小顺儿的妈说完,觉得很满意,用她的水灵的大眼睛扫射了一圈,仿佛天堂,人间,地狱,都在她的了解与管理中似的。

祁天佑回家来看看。他的脸瘦了一些,挂着点不大自然的笑容。“铺户差不多都开了门,咱们可挑出了幌子去。有生意没生意的,开开门总觉得痛快点!”他含着歉意的向祁老人报告。

“开开门就行了!铺户一开,就有了市面,也就显着太平了!”祁老人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和老父亲搭讪了几句,天佑到自己屋里看看老伴儿。她虽还是病病歪歪的,而心里很精细,问了国事,再问铺子的情形。天佑对国事不十分清楚,而只信任商会,商会一劝大家献捐,他就晓得是要打仗,商会一有人出头维持治安,他便知道地面上快消停了。这次,除了商会中几个重要人物作些私人的活动,商会本身并没有什么表示,而铺户的开市是受了警察的通告的。因此,天佑还不能肯确的说大局究竟如何。

至于买卖的好坏,那要完全依着治乱而决定,天佑的难处就在因为不明白时局究竟如何,而不敢决定是否马上要收进点货物来。

“日本鬼子进了城,一时不会有什么生意。生意淡,货价就得低,按理说我应当进点货,等时局稍微一平静,货物看涨,咱们就有个赚头!可是,我自己不敢作主,东家们又未必肯出钱,我只好愣着!我心里不用提有多么不痛快了!这回的乱子和哪一回都不同,这回是日本鬼子打咱们,不是咱们自己打自己,谁知道他们会拉什么屎呢?”

“过一天算一天吧,你先别着急!”

“我别着急?铺子赚钱,我才能多分几个!”

“天塌砸众人哪,又有什么法儿呢?”

说到这里,瑞宣进来了,提起给祖父作寿的事。父亲皱了皱眉。在他的心里,给老父亲作寿差不多和初二十六祭财神一样,万不能马虎过去。但是,在这日本兵刚刚进了城的时候,他实在打不起精神来。想了半天,他低声的说:“你看着办吧,怎办怎好!”瑞宣更没了主意。

大家愣住了,没有话说,虽然心里都有千言万语。这时候,隔壁小文拉起胡琴来,小文太太像在城根喊嗓子那样,有音无字的咿——咿——啊——啊——了几声。

“还有心思干这个!”瑞宣皱着眉说。

“人家指着这个吃饭呀!”天佑本来也讨厌唱戏,可是没法子不说这句实话。意在言外的,他抓到了人们的心情的根底——教谁压管着也得吃饭!

瑞宣溜了出来。他觉得在屋中透不过气来。父亲的这一句话教他看见了但丁的地狱,虽然是地狱,那些鬼魂们还能把它弄得十分热闹!他自己也得活下去,也就必须和鬼魂们挤来挤去!

“瑞宣!”天佑叫了一声,赶到屋门口来。“你到学校看看去吧!”

小顺儿正用小砖头打树上的半红的枣子。瑞宣站住,先对小顺儿说:“你打不下枣儿来,不留神把奶奶屋的玻璃打碎,就痛快了!”

“门口没有,没有卖糖的,还不教人家吃两个枣儿?”小顺儿怪委屈的说。

奶奶在屋里接了话:“教他打去吧!孩子这几天什么也吃不着!”

小顺儿很得意,放胆的把砖头扔得更高了些。

瑞宣问父亲:“哪个学校?”

“教堂的那个。我刚才由那里过,听见打铃的声儿,多半是已经开了课。”

“好!我去看看!”瑞宣正想出去走走,散一散胸中的闷气。

“我也去!”小顺儿打下不少的叶子,而没打下一个枣儿,所以改变计划,想同父亲逛逛街去。

奶奶又答了话:“你不能去呀!街上有日本鬼子!教爷爷给你打两个枣儿!乖!”

瑞宣没顾得戴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是在两处教书。一处是市立中学,有十八个钟点,都是英语。另一处是一个天主教堂立的补习学校,他只教四个钟头的中文。兼这四小时的课,他并不为那点很微薄的报酬,而是愿和校内的意国与其他国籍的神父们学习一点拉丁文和法文。他是个不肯教脑子长起锈来的人。

大街上并没有变样子。他很希望街上有了惊心的改变,好使他咬一咬牙,管什么父母子女,且去身赴国难。可是,街上还是那个老样儿,只是行人车马很少,教他感到寂寞,空虚,与不安。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的,规矩的店伙,都静静的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有了洋车,车夫们都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耻辱的外衣是静寂。

他在护国寺街口,看见了两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他觉得两脚像踩着棉花。走出老远,他才敢抬起头来。仿佛有人叫了他一声,他又低下头去;他觉得自己的姓名很可耻。

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学生可是并没有到齐。今天没有他的功课,他去看看意国的窦神父。平日,窦神父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祁瑞宣眼中,他好像很冷淡,高傲。瑞宣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因自己的心情不好而神经过敏。说过两句话后,神父板着脸指出瑞宣的旷课。瑞宣忍着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必定停课!”

“哦!”神父的神气十分傲慢。“平常你们都很爱国,赶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瑞宣咽了口吐沫,愣了一会儿。他又忍住了气。他觉得神父的指摘多少是近情理的,北平人确是缺乏西洋人的那种冒险的精神与英雄气概。神父,既是代表上帝的,理当说实话。想到这里,他笑了一下,而后诚意的请教:“窦神父!你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神父本也想笑一下,可是被一点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回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瑞宣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神父的脸上看到人类的恶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恶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

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神父——他不再来教课。

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可是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一个被捉进笼中的小鸟,尽管立志不再啼唱,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有点头疼。丧胆游魂的,他走到小羊圈的口上,街上忽然乱响起来,拉车的都急忙把车拉入胡同里去,铺户都忙着上板子,几个巡警在驱逐行人:“别走了!回去!到胡同口里去!”铺户上板子的声响,无论在什么时候,总给人以不快之感。瑞宣愣着了。一眼,他看见白巡长。赶过去,他问:“是不是空袭?”这本是他突然想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及至已经问出来,他的心中忽然一亮:“我们有空军,来炸北平吧!和日本人一同炸死,也甘心!”他暗自祷告着。

白巡长的微笑是耻辱,无可奈何,与许多说不出的委屈的混合物:“什么空袭?净街?给——”他的眼极快的向四围一扫,而后把声音放低,“给日本老爷净街!”

瑞宣的心中又黑了,低头走进巷口。

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脖横狼的放着。小崔,倭瓜脸气得一青一红的,正和李四爷指手画脚的说:“看见没有?刚刚把车拉出去,又净了街!教人怎么往下混呢?一刀把我宰了,倒干脆!这么笨锯锯我,简直受不了!”

李四爷今天得到消息较迟,含着歉意的向瑞宣打招呼:“街上怎样啦?祁大爷!”

“吃过饭了?四爷爷?”瑞宣立住,勉强的笑着说:“大概是日本要人从这里过,净街!”

“不是关城门?”在李四爷的心中,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

“不至于吧!”

“快三十年没见过这个阵式了!”李四爷慨叹着说。“当初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出来才净街!难道日本人要作咱们的皇上吗?”

瑞宣没话可答,惨笑了一下。

“祁先生!”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宣一把,给大褂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他妈的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啦!”

瑞宣喜欢李四爷与小崔这点情感,可是他没法回答他们的问题。

四大妈拖着破鞋,眯着两只大近视眼,从门内出来。“谁说当兵去?又是小崔吧?你这小子,放下老婆不管,当兵去?真有你的!把老婆交给我看着吗?赶紧回家睡个觉去,等铺子开了门,再好好的去拉车!”

“四大妈,谁知道铺子关到什么时候呢!一落太阳,又该戒严了,我拉谁去?”

“甭管借盐,还是借醋,我不准你在这儿瞎胡扯!”

小崔知道反抗四大妈是没有便宜的,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

“看你这老东西!”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铺子都上了门,你怎么不喊一声,教大家伙知道知道哇?”说到了这里,她才看见瑞宣:“哟!祁大爷呀,你看我这瞎摸合眼 的?祁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净街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呀?”

瑞宣没话可说。他恨那些华北执政的人们,平日把百姓都装在罐子里,一旦遇到危难,他们甩手一走,把那封得严严的罐子留给敌人!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可是……

“我也说不清!盼着过几天就好点了吧!”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

进了家门,他看见祁老人,天佑,瑞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丰手里捧着好几个半红的枣子,一边吃,一边说:“这就行了!甭管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只要有人负责,诸事就都有了办法。一有了办法,日本人和咱们的心里就都消停了!”说着,把枣核儿用舌头一顶,吐在地上;又很灵巧的把另一个枣子往高处一扔,用嘴接住。

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什么地方都仿佛没有油水。因此,他特别注意修饰,凡能以人工补救天然的,他都不惜工本,虔诚修治。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到要往下流的程度。他的小干脸永远刮得极干净,像个刚刚削去皮的荸荠;脸蛋上抹着玉容油。他的小干手上的指甲,永远打磨得十分整齐,而且擦上油。他的衣服都作得顶款式,鲜明,若在天桥儿闲溜,人家总以为他是给哪个红姑娘弹弦子的。

或者因为他的头小,所以脑子也不大,他所注意的永远是最实际的东西与问题,所走的路永远是最省脚步的捷径。他没有丝毫的理想。

现在,他是一家中学的庶务主任。

瑞宣与瑞全都看不上老二。可是祁老人,天佑,和天佑太太都相当的喜欢他,因为他的现实主义使老人们觉得他安全可靠,不至于在外面招灾惹祸。假若不是他由恋爱而娶了那位摩登太太,老人们必定会派他当家过日子;他是那么会买东西,会交际,会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七姑姑八老姨都说得来。不幸,他娶了那么位太太。他实际,她自私;二者归一,老人们看出不妥之处来,而老二就失去了家庭中最重要的地位。为报复这个失败,他故意的不过问家事,而等到哥嫂买贵了东西,或处置错了事情,他才头头是道的去批评,甚至于攻击。

“大哥!”瑞丰叫得很亲切,显出心中的痛快:“我们学校决定了用存款维持目前,每个人——不论校长,教员,和职员——都暂时每月拿二十块钱维持费。大概你们那里也这么办。二十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可是,这究竟算是有了个办法;是不是?听说,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大概不久就能发表中日两方面的负责人。一有人负责,我想,经费就会有了着落,维持费或者不至于发好久。得啦,这总算都有了头绪;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

瑞宣很大方的一笑,没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父子兄弟之间,他知道,沉默有时候是最保险的。

祁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于二孙子的话。他可是没开口说什么,因为二孙媳妇也在一旁,他不便当众夸奖孙子,而增长他们小夫妇的骄气。

“你到教堂去啦?怎么样?”天佑问瑞宣。

瑞丰急忙把嘴插进来:“大哥,那个学校可是你的根据地!公立学校——或者应当说,中国人办的学校——的前途怎样,谁还也不敢说。外国人办的就是铁杆儿庄稼!你马上应当运动,多得几个钟点!洋人决不能教你拿维持费!”

瑞宣本来想暂时不对家中说他刚才在学校中的举动,等以后自己找到别的事,补偿上损失,再告诉大家。经老二这么一通,他冒了火。还笑着,可是笑得很不好看,他声音很低,而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那四个钟头辞掉了!”

“什——”老二连“什”下的“么”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平日,他和老三常常吵嘴;老三不怕他,他也不怕老三;争吵总是无结果而散。对老大,他只敢暗中攻击,而不敢公开的吵闹;他有点怕老大。今天,看瑞宣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

祁老人心里很不满意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

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也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事是必定有进有退的,而且进退决定于一眨眼的工夫,不愿意别人追问为了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宣,而赶紧的说:“反正只是四点钟,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小顺儿的妈正在东屋里作事,两手又湿又红,用手背抹着脑门上的汗,在屋门里往外探了探头。院中大家的谈话,她没有听清楚,可是直觉的感到有点不对。见丈夫往北屋走,她问了声:“有晾凉了的绿豆汤,喝不喝?”她的语气满含着歉意,倒好像是她自己作了什么使大家不快的事。

瑞宣摇了摇头,走进老三屋里去。老三正在床上躺着,看一本线装书——洋书都被大哥给烧掉,他一来因为无聊,二来因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线装书可以保险,所以顺手拿起一本来。看了半天,他才明白那是一本《大学衍义》。他纳着气儿慢慢的看那些大字。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扭着方步,一点也不精神。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他皱紧了眉头,用眼去捉它们,一个个的捉入脑中。他须花费很大的心力与眼力,可是读到一个段落,他便整个的得到一段知识,使他心中高兴,而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那些细小的字,清楚的图表,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教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而心里空空的;赶到读书的时候,他便忘了身体,而只感到宇宙一切的地方都是精微的知识。现在,这本大字的旧书,教他摸不清头脑,不晓得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敌人不怕线装书。

“大哥!你出去啦?”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

瑞宣把与窦神父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然后补上:“无聊!不过,心里多少痛快点!”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劲儿!”瑞全很兴奋的说。

“谁知道这点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拣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一想起窦神父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气!连神父都这样看不起咱们,别人更可想见了!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

“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

“不,我不拦你走!多咱我看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

“可要保守秘密呀,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的说。

“当然!”

“我不放心妈妈!她的身子骨那么坏,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要是依着日本军阀的心意,当然最如意与简明的打算,是攻陷一处便成立个军政府,以军人作首领,而把政治用枪刺挑着。但是,这样去作,须一下手便有通盘的军事计划与雄厚的兵力。事实上,他们有极大的侵略野心,而没有整个的用兵计划与庞大得足以一鼓而攻下华北的兵力。他们的野心受了欺诈的诱惑,他们想只要东响几声炮,西放一把火,就能使中华的政府与人民丧胆求和,而他们得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欺诈是最危险的事,因为它会翻过头来骗你自己。日本军人攻下了北平与天津,而战事并没有完结。他们须将错就错的继续打下去,而不能不把用枪刺穿住的肥肉分给政客们与资本家们一些。他们讨厌政客与大腹贾,可是没法子不准他们分肥。他们更讨厌中国的汉奸,而汉奸又恰好能帮助他们以很小的兵力镇服一座城或一个县份。他们须擦一擦手上的血,预备和他们所讨厌的政客与汉奸握手。握手之后,那些政客与汉奸会给他们想出许多好听的字眼,去欺骗中国人与他们自己。他们最不愿要和平,而那些小鼻小眼的人却提出“和平”;他们本只忠于自己——为升官,为抢钱,而发动战争——而政客们偏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的精神,因此,一变而为欺人与自欺,而应当叱咤风云的武士都变成了小丑。

假若他们不是这样,而坦率的自比于匈奴或韩尼布尔,以烧红的铁鞭去击碎了大地,他们在历史上必定会留下个永远被诅咒的名声,像魔鬼永远与天使对立似的。但是,他们既要杀人放火,而又把血迹与火场用纸掩盖上。历史上将无以名之,而只能很勉强的把他们比作黄鼬或老鼠。

北平为老鼠们净了街。老鼠是诡诈而怕人的。

他们的聚议,假若不是因战争催迫着,将永无结果。他们非教政客与汉奸们来帮忙不可,可是帮忙即须染指。他们应教别人分润多少?分润什么?自己抢来的,而硬看着别人伸手来拿,不是什么好受的事,特别是在鼠眼的东洋武士们。假若照着他们的本意,他们只须架上机关枪,一刻钟的工夫便把北平改成个很大的屠场,而后把故宫里的宝物,图书馆的书籍,连古寺名园里的奇花与珍贵的陈设,统统的搬了走,用不着什么拐弯抹角的作文章。可是,还有许多西洋人在北平,东洋的武士须戴上一张面具,遮盖上狰狞的面孔。政客们又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应当多耗费子弹。资本家们也笑容可掬的声明,屠杀有背于经济的原理。最后,汉奸们打躬作揖的陈述,北平人是最老实的,决不抗日,应求“皇军”高抬贵手。于是,最简单的事变成很复杂,而屠杀劫抢变为组织政府与施行“王道”。

这样的从军事占领迂回到组织政府,使藏在天津的失意军阀与官僚大为失望。他们的作官与搂钱的欲望,已经随着日寇的侵入而由期待变为马上可以如愿以偿。他们以为只要一向日本军人磕头便可以富贵双临。没料到,日本军是要详加选择,而并不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人。同时,日本军人中既有派别,而政客与资本家又各有党系,日本人须和日本人斗争,华人也就必须随着乱转,而不知道主要的势力是在哪里。他们的简单的认日本军阀为义父的办法须改为见人就叫爸爸。他们慌乱、奔走、探听、勾结、竞争、唯恐怕落选——这回能登台,才能取得“开国元勋”的资格与享受。他们像暑天粪窖的蛆那么活跃。

更可怜的是冠晓荷一类的人。他们所巴结的人已经是慌乱而不知究竟如何,他们自己便更摸不清头脑。他们只恨父母没多给了他们两条腿!他们已奔走得筋疲力尽,而事情还是渺茫不定。

冠晓荷的俊美的眼已陷下两个坑儿,脸色也黑了一些。他可是一点也不灰心,他既坚信要转好运,又绝不疏忽了人事。他到处还是侃侃而谈,谈得嗓子都有点发哑,口中有时候发臭。他买了华达丸含在口中,即使是不说话的时候,口中好还有些事作。他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眉目,他可是已经因到各处奔走而学来不少名词与理论;由甲处取来的,他拿到乙处去卖;然后,由乙处又学来一半句,再到丙处去说。实在没有地方去说,他还会在家中传习给太太与女儿。而且,这样的传习与宣传,还可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常常的在一语未完而打个哈欠什么的,表示自己因努力而感到疲乏。

假若他的事情已经成功,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闲心去关切,或稍稍的注意,老街旧邻们。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把握,他就注意到邻居们:为什么像祁瑞宣那样的人们会一声不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呢?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与把握呢?对钱默吟先生,他特别的注意。他以为,像钱先生那样的年纪,学问,与为人,必定会因日本人来到而走一步好运。在他这几天的奔走中,他看到不少的名士们,有的预备以诗文结交日本朋友,打算创立个诗社什么的。

从这些诗人骚客的口中,冠晓荷学会了一套:“日本人是喜欢作诗的,而且都作中国旧诗!要不怎么说白话诗没价值呢!”

有的预备着以绘画和书法为媒,与日本人接近,冠晓荷又学会一套:“艺术是没有国籍的,中国人作画,正和日本人一样,都要美。我们以美易美,也就没什么谁胜谁败之分了!”

有的预备着以种花草为保身之计,他们说:“日本人最爱花草。在东洋,连插花瓶都极有讲究!大家在一块儿玩玩花草,也就无须乎分什么中国人与日本人了!”这一套也被冠先生学会。

这些准备与言论,使冠晓荷想到钱默吟。钱先生既会诗文,又会绘画,还爱种花;全才!他心中一动:!假若打着钱先生的旗号,成立个诗社或画社,或开个小鲜花店,而由他自己去经营,岂不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来,何必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谋事去呢?

想到这里,他也恍然大悟,!怨不得钱先生那么又臭又硬呢,人家心里有数儿呀!他很想去看看钱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祁家门口与钱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肯再去吃钉子。他想还是先到祁家打听一下好。假若祁瑞宣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同时,他也纳闷祁瑞宣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办法,何以一点也不慌不忙的在家里蹲着。含上一颗华达丸,梳了梳头发,他到祁家来看一眼。

“瑞宣!”他在门口拱好了手,非常亲切的叫:“没事吧?我来看看你们!”

同瑞宣来到屋中,落了坐,他先夸奖了小顺儿一番,然后引入正题:“有甚么消息没有?”

“没有呢!”

“太沉闷了!”冠晓荷以为瑞宣是故意有话不说,所以想用自己的资料换取情报:“我这几天不断出去,真实的消息虽然很少,可是大致的我已经清楚了大势所趋。一般的说,大家都以为中日必须合作。”

“哪个大家?”瑞宣本不想得罪人,但是一遇到冠先生这路人,他就不由的话中带着刺儿。

冠先生觉到了那个刺儿,转了转眼珠,说:“自然,我们都希望中国能用武力阻止住外患,不过咱们打得过日本与否,倒是个问题。北平呢,无疑的是要暂时由日本人占领,那么,我想,像咱们这样有点用处的人,倒实在应当出来作点事,好少教我们的人民吃点亏。在这条胡同里,我就看得起你老哥和钱默翁,也就特别的关切你们。这几天,默翁怎样?”

“这两天,我没去看他。”

“他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呢?”

“不知道!他恐怕不会活动吧,他是诗人!”

“诗人不见得就不活动呀!听说诗人杜秀陵就很有出任要职的可能!”

瑞宣不愿再谈下去。

“咱们一同看看默翁去,好不好?”

“改天吧!”

“哪一天?你定个时间!”

瑞宣被挤在死角落里,只好改敷衍为进攻。“找他干什么呢?”

“是呀,”晓荷的眼放出光来,“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商量的呀!我知道钱先生能诗善画,而且爱养花草。日本人呢,也喜欢这些玩艺儿。咱们——你,我,钱先生——要是组织个什么诗画社,消极的能保身,积极的还许能交往上日本人,有点什么发展!我们一定得这么作,这确乎是条平妥的路子!”

“那么,冠先生,你以为日本人就永远占据住咱们的北平了?”

“他们占据一个月也好,一百年也好,咱们得有个准备。说真的,你老哥别太消极!在这个年月,咱们就得充分的活动,好弄碗饭吃,是不是?”

“我想钱先生决不肯作这样的事!”

“咱们还没见着他呢,怎能断定?谁的心里怎么样,很难不详谈就知道!”

瑞宣的胖脸微微红起来。“我自己就不干!”他以为这一句话一定开罪于冠先生,而可以不再多啰嗦了。

冠先生并没恼,反倒笑了一下:“你不作诗,画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我是说由默翁作文章,咱们俩主持事务。早一点下手,把牌子创开,日本人必闻风而至,咱们的小羊圈就成了文化中心!”

瑞宣再不能控制自己,冷笑得出了声。

“你再想想看!”冠先生立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值得作!作好了,于我们有益;作不好呢也无损!”一边说,他一边往院中走。“要不这样好不好?我来请客,把钱先生请过来,大家谈谈?他要是不愿上我那里去呢,我就把酒菜送到这边来!你看怎样?”

瑞宣答不出话来。

走到大门口,冠先生又问了声:“怎样?”

瑞宣自己也不知道哼了一句什么,便转身进来。他想起那位窦神父的话。把神父的话与冠晓荷的话加在一处,他打了个冷战。

冠晓荷回到家中,正赶上冠太太回来不久。她一面换衣服,一面喊洗脸水和酸梅汤。她的赤包儿式的脸上已褪了粉,口与鼻大吞大吐的呼吸着,声势非常的大,仿佛是刚刚抢过敌人的两三架机关枪来似的。

大赤包对丈夫的财禄是绝对乐观的。这并不是她信任丈夫的能力,而是相信她自己的手眼通天。在这几天内,她已经和五位阔姨太太结为干姊妹,而且顺手儿赢了两千多块钱。她预言:不久她就会和日本太太们结为姊妹,而教日本的军政要人们也来打牌。

因为满意自己,所以她对别人不能不挑剔。“招弟!你干了什么?高第你呢?怎么?该加劲儿的时候,你们反倒歇了工呢?”然后,指槐骂柳的,仍对两位小姐发言,而目标另有所在:“怎么,出去走走,还晒黑了脸吗?我的脸皮老,不怕晒!我知道帮助丈夫兴家立业,不能专仗着脸子白,装他妈的小妖精!”

说完,她伸着耳朵听;假若尤桐芳有什么反抗的表示,她准备大举进攻。

尤桐芳,可是,没有出声。

大赤包把枪口转向丈夫来:“你今天怎么啦?也不出去?把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了?你也不害羞!走,天还早呢,你给我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儿,还怕走大了脚?”

“我走!我走!”冠先生拿腔作调的说。“请太太不要发脾气!”说罢,戴起帽子,懒洋洋的走出去。

他走后,尤桐芳对大赤包开了火。她颇会调动开火的时间:冠先生在家,她能忍就忍,为是避免祸首的罪名;等他一出门,她的枪弹便击射出来。大赤包的嘴已很够野的,桐芳还要野上好几倍。骂到连她自己都觉难以入耳的时候,她会坦率的声明:“我是唱玩艺儿出身满不在乎!”

尤桐芳不记得她的父母是谁,“尤”是她养母的姓。四岁的时候,她被人拐卖出来。八岁她开始学鼓书。她相当的聪明,十岁便登台挣钱。十三岁,被她的师傅给强奸了,影响到她身体的发育,所以身量很矮。小扁脸,皮肤相当的细润,两只眼特别的媚。她的嗓子不错,只是底气不足,往往唱着唱着便声嘶力竭。她的眼补救了嗓子的不足。为生活,她不能不利用她的眼帮助歌唱。她一出台,便把眼从右至左打个圆圈:使台下的人都以为她是看自己呢。因此,她曾经红过一个时期。她到北平来献技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二岁。一来是,北平的名角太多;二来是她曾打过二次胎,中气更不足了;所以,她在北平不甚得意。就是在她这样失意的时候,冠先生给她赎了身。大赤包的身量——先不用多说别的——太高,所以他久想娶个矮子。

假若桐芳能好好的读几年的书,以她的身世,以她的聪明,她必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小女人。退一步说,即使她不读书,而能堂堂正正的嫁人,以她的社会经验,和所受的痛苦,她必能一扑纳心的作个好主妇。她深知道华美的衣服,悦耳的言笑,丰腴的酒席,都是使她把身心腐烂掉,而被扔弃在烂死岗子的毒药。在表面上,她使媚眼,她歌唱,她开玩笑,而暗地里她却以泪洗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姊妹亲戚;睁开眼,世界是个空的。在空的世界中,她须向任何人都微笑,都飞眼,为是赚两顿饭吃。在二十岁的时候,她已明白了一切都是空虚,她切盼遇到个老实的男人,给她一点生活的真实。可是,她只能作姨太太!除了她的媚眼无法一时改正——假如她遇上一个好男人——她愿立刻改掉一切的恶习。但是,姨太太是“专有”的玩物;她须把媚惑众人的手段用来取悦一 个人。再加上大赤包的嫉妒与压迫,她就更须向丈夫讨好,好不至于把到了口的饭食又丢掉。一方面,她须用旧有的诱惑技巧拴住丈夫的心,另一方面,她决定不甘受欺侮,以免变成垫在桌腿下的青蛙。况且,在心里,她不比任何人坏;或者,因为在江湖上走惯了,她倒比一般的人更义气一些。以一个女人来说,她也不比任何女人更不贞节。虽然她十三岁就破了身,二十二岁就已堕过两次胎,可是那并不是她自己的罪恶。因此,大赤包越攻击她,她便越要抗辩,她觉得大赤包没有骂她的资格。不幸,她的抗辩,本来是为得到了解,可是因为用了诟骂的形式来表达,便招来更多的攻击与仇恨。她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的继续反攻。

今天,她的责骂不仅是为她自己,而且是为了她的老家——辽宁。她不准知道自己是关外人不是,但是她记得在沈阳的小河沿卖过艺,而且她的言语也是那里的。既无父母,她愿妥定的有个老家,好教自己觉得不是无根的浮萍。她知道日本人骗去了她的老家,也晓得日本人是怎样虐待着她的乡亲,所以她深恨大赤包的设尽方法想接近日本人。

在全家里,她只和高第说得来。冠晓荷对她相当的好,但是他的爱她纯粹是宠爱玩弄,而毫无尊重的意思。高第呢,既不得父母的欢心,当然愿意有个朋友,所以对桐芳能平等相待,而桐芳也就对高第以诚相见。

桐芳叫骂了一大阵以后,高第过来劝住了她。雷雨以后,多数是晴天;桐芳把怨气放尽,对高第特别的亲热。两个人谈起心来。一来二去的,高第把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告诉了桐芳,引起桐芳许多的感慨。

“托生个女人,唉,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告诉你,大小姐,一个女人就像一个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牢骚了一阵,她把话拉回来:“我没见过西院里的二爷。不过,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你甭忙,我去帮你打听!我这一辈子算完了,睁开眼,天底下没有一个亲人!不错,我有个丈夫;可是,又不算个丈夫!也就是我的心路宽,脸皮厚;要不然,我早就扎在尿窝子里死啦!得啦,我就盼着你有一门子好亲事,也不枉咱们俩相好一程子!”

高第的短鼻子上纵起不少条儿笑纹。

北平的天又高起来!“八一三”!上海的炮声把久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

祁瑞宣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的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

瑞全扯着小顺儿,在院中跳了一个圈,而后把小妞子举起来,扔出去,再接住,弄得妞子惊颤的尖声笑着,而吓坏了小顺儿的妈。

“老三!你要是把她的嫩胳臂嫩腿摔坏了,可怎么办!”小顺儿的妈高声的抗议。

祁老人只晓得上海是个地名,对上海抗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慨叹着说:“劫数!劫数!这又得死多少人呀!”

天佑在感情上很高兴中国敢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在理智上却担忧自己的生意:“这一下子更完了,货都由上海来啊!”

“爸爸,你老想着那点货,就不为国家想想!”瑞全笑着责备他老人家。

“我并没说打日本不好哇!”天佑抱歉的声辩。

小顺儿的妈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看到大家都快活,她便加倍用力的工作,并且建议吃一顿茴香馅的饺子。歪打正着,瑞全以为大嫂是要以吃饺子纪念这个日子,而大加夸赞。

“大嫂我帮着你包!”

“你呀?歇着吧!打惯了球的手,会包饺子?别往脸上贴金啦!”

天佑太太听到大家吵嚷,也出了声:“怎么啦?”

瑞全跑到南屋,先把窗子都打开,而后告诉妈妈:“妈!上海也开了仗!”

“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

“是呀!妈,你看咱们能打胜不能?”瑞全喜欢得忘了妈妈不懂得军事。

“那谁知道呀!反正先打死几万小日本再说!”

“对!妈你真有见识!”

“你们要吃饺子是不是?”

“大嫂的主意!她真有两下子,什么都知道!”

“搀我起来,我帮她拌馅子去;她拌馅子老太咸!”

“妈你别动,我们有的是人!连我还下手呢!”

“你?”妈妈笑了一下。她慢慢的自己坐起来。

瑞全忙过去搀扶,而不知把手放在哪儿好。

“算了吧!别管我,我会下地!这两天我好多了!”事实上,她的病是像夏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当她精神好的时候,她几乎和好人差不多;可是,忽然的一阵不舒服,她便须赶快去睡倒。

慢慢的,她穿上了鞋,立了起来。立起来,她是那么矮,那么瘦,瑞全仿佛向来没注意过似的;他有点惊讶。他很爱妈妈,可是向来没想到过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老太太。再看,妈妈与祖父,父亲,都长得不同。她不是祁家的人,可又是他的母亲,他觉得奇怪,而不知怎么的就更爱她。再看,她的脸色是那么黄,耳朵薄得几乎是透明的,他忽然感到一阵难过。上海开了仗,早晚他须由家里跑出去;上海在呼唤他!他走了以后,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是不是能再见到她呢?

“妈!”他叫出来,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她。

“啊?”

“啊——没什么!”他跑到院中,仰头看着那又高又蓝的天,吐了口气。

他到东屋看了看,见大嫂没有容纳他帮忙包饺子的表示,没出声,找了大哥去。

“大哥!我该走了吧?想想看,上海一开仗,得用多少人,我不能光坐在家里等好消息!”

“到上海去?”

“是呀!以前,想走我找不到目的地;现在有了去处,还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爆炸了!”

“怎么走呢?天津有日本人把住,你又年轻力壮,又像学生的样子,日本人能轻易放你过去?我不放心!”

“你老这么婆婆妈妈的,大哥!这根本是冒险的事,没法子想得周到!溜出北平去再说,走一步再打算第二步!”

“咱们再仔细想一想!”瑞宣含着歉意的说。“怎样走?怎样化装?带什么东西?都须想一想!”

“要是那样,就别走啦!”瑞全并没发气,可是不耐烦的走出去。

瑞丰有点见风驶舵。见大家多数的都喜欢上海开仗的消息,他觉得也应当随声附和。在他心里,他并没细细的想过到底打好,还是不打好。他只求自己的态度不使别人讨厌。

瑞丰刚要赞美抗战,又很快的改了主意,因为太太的口气“与众不同”。

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泰;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她很像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抹颜色,头发烫得像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瑞丰干枯,太太丰满,所以瑞全急了的时候就管他们叫“刚柔相济”。她不只是那么一块肉,而且是一块极自私的肉。她的脑子或者是一块肥油,她的心至好也不过是一块像蹄髈一类的东西。

“打上海有什么可乐的?”她的厚嘴唇懒懒的动弹,声音不大,似乎喉眼都糊满脂肪。“我还没上过上海呢!炮轰平了它,怎么办?”

“轰不平!”瑞丰满脸赔笑的说:“打仗是在中国地,大洋房都在租界呢,怎能轰平?就是不幸轰平了,也没关系;赶到咱们有钱去逛的时候,早就又修起来了;外国人多么阔,说修就修,说拆就拆,快得很!”

“不论怎么说,我不爱听在上海打仗!等我逛过一回再打仗不行吗?”

瑞丰很为难。他没有阻止打仗的势力,又不愿得罪太太,只好不敢再说上海打仗的事。

“有钱去逛上海,”太太并不因瑞丰的沉默而消了气:“你多咱才能有钱呢?嫁了你才算倒了霉!看这一家子,老少男女都是啬刻鬼,连看回电影都好像犯什么罪似的!一天到晚,没有说,没有笑,没有玩乐,老都噘着嘴像出丧的!”

“你别忙啊!”瑞丰的小干脸上笑得要裂缝子似的,极恳切的说:“你等我事情稍好一点,够咱们花的,再分家搬出去呀!”

“等!等!等!老是等!等到哪一天?”瑞丰太太的胖脸涨红,鼻洼上冒出油来。

中国的飞机出动!北平人的心都跳起多高!小崔的耳边老像有飞机响似的,抬着头往天上找。他看见一只敌机,但是他硬说是中国的,红着倭瓜脸和孙七辩论:“要讲剃头刮脸,我没的可说;你拜过师,学过徒!说到眼神,就该你闭上嘴了;尊家的一对眼有点近视呀!我看得清楚极了!飞机的翅膀上画着青天白日;一点错没有!咱们的飞机既能炸上海,就能炸北平!”

孙七心中本来也喜欢咱们的飞机能来到北平,可是经小崔一说,他就不能不借题抬几句杠。及至小崔攻击到他的近视眼,他认了输,夹着小白布包,笑嘻嘻的到铺户去作活。到了铺户中,他把小崔的话扩大了一些,告诉给小商人们。他一手按着人家的脸,一手用刀在脸上和下巴底下刮剃,低声而恳切的说:“我刚才看见七架咱们的轰炸机,好大个儿!翅儿上画着青天白日,清楚极了!”人家在他的剃刀威胁之下,谁也不敢分辩。

小崔哼唧着小曲,把车拉出去。到车口,他依然广播着他看见了中国飞机。在路上,看到日本兵,他扬着点脸飞跑;跑出相当的远,他高声的宣布:“全杀死你们忘八日的!”而后,把咱们的飞机飞过天空的事,告诉给坐车的人。

李四爷许久也没应下活来——城外时时有炮声,有几天连巡警都罢了岗,谁还敢搬家呢。今天,他应下一档儿活来,不是搬家,而是出殡。他的本行是“窝脖儿”,到了晚年,他也应丧事;他既会稳当的捆扎与挪移箱匣桌椅,当然也能没有失闪的调动棺材。在护国寺街口上,棺材上了杠。一把纸钱像大白蝴蝶似的飞到空中,李四爷的尖锐清脆的声音喊出:“本家儿赏钱八十吊啊!”抬杠的人们一齐喊了声“啊!”李四爷,穿着孝袍,精神百倍的,手里打着响尺 ,好像把满怀的顾虑与牢骚都忘了。

李四大妈在小羊圈口上,站得紧靠马路边,为是看看丈夫领殡——责任很重的事——的威风。擦了好几把眼,看见了李四爷,她含笑的说了声:“看这个老东西!”

棚匠刘师傅也有了事作。警察们通知有天棚的人家,赶快把棚席拆掉。警察们没有告诉大家拆棚的理由,可是大家都猜到这是日本鬼子怕中央的飞机来轰炸;席棚是容易起火的。刘师傅忙着出去拆棚。高高的站在房上,他希望能看到咱们的飞机。

小文夫妇今天居然到院中来吊嗓子,好像已经不必再含羞带愧的作了。

连四号的马老寡妇也到门口来看看。她最胆小,自从卢沟桥响了炮,她就没迈过街门的门坎。她也不许她的外孙——十九岁的程长顺——去作生意,唯恐他有什么失闪。她的头发已完全白了,而浑身上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手指上还戴着四十年前的式样的,又重又大的,银戒指。她的相貌比李四妈还更和善;心理也非常的慈祥,和李四妈差不多。可是,她在行动上,并不像李四妈那样积极,活跃,因为自从三十五岁她就守寡,不能不沉稳谨慎一些。

她手中有一点点积蓄,可是老不露出来。过日子,她极俭省,并且教她的外孙去作小生意。外孙程长顺在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就跟着外婆。他的头很大,说话有点囔鼻,像患着长期伤风似的。因为头大,而说话又呜囔呜囔的,所以带着点傻相;其实他并不傻。外婆对他很好,每饭都必给他弄点油水,她自己可永远吃素。在给他选择个职业的时候,外婆很费了一番思索;结果是给他买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两打旧唱片子,教他到后半天出去转一转街。长顺非常喜欢这个营业,因为他自己喜欢唱戏。他的营业也就是消遣。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与腔调都能唱上来。遇到片子残破,中间断了一点的时候,他会自己用嘴哼唧着给补充上。有时候,在给人家唱完半打或一打片子之后,人家还特烦他大声的唱几句。他说话时虽呜囔呜囔的,唱起来可并不这样;反之,正因为他的鼻子的关系,他的歌唱的尾音往往收入鼻腔,听起来很深厚有力。他的生意很不错,有几条街的人们专等着他,而不照顾别人。他的囔鼻成了他的商标。他的志愿是将来能登台去唱黑头,因他的脑袋既大,而又富于鼻音。

这一程子,长顺闷得慌极了!外婆既不许他出去转街,又不准他在家里开开留声机。每逢他刚要把机器打开,外婆就说:“别出声儿呀,长顺,教小日本儿,听见还了得!”

今天,长顺告诉外婆:“不要紧了,我可以出去作买卖啦!上海也打上了,咱们的飞机,一千架,出去炸日本鬼子!咱们准得打胜!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

外婆不大信长顺的话,所以大着胆子亲自到门外调查一下;倒仿佛由门外就能看到上海似的。

老太太的白发,在阳光下,发着一圈儿银光。大槐树的绿色照在她的脸上,给皮肤上的黄亮光儿减去一些,有皱纹的地方都画上一些暗淡的细道儿。胡同里没有行人,没有动静,她独自立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回屋中去。

“怎样?外婆!”长顺急切的问。

“倒没有什么,也许真是平安了!”

“上海一开仗,咱们准打胜!外婆你信我的话,准保没错儿!”长顺开始收拾工具,准备下午出去作生意。

全胡同中,大家都高兴,都准备着迎接胜利,只有冠晓荷心中不大痛快。他的事情还没有眉目。假若事情已定,他大可以马上去浑水摸鱼,管什么上海开仗不开仗。但是,事情既没决定,而上海已经在抗战,万一中国打胜,他岂不是没打到狐狸而弄来一屁股臊?他很不痛快的决定这两天暂时停止活动,看看风色再说。

大赤包可深不以为然:“你怎么啦?事情刚开头儿,你怎么懈了劲儿呢?上海打仗?关咱们什么屁事?凭南京那点兵就打得过日本?笑话!再有六个南京也不行!”大赤包差不多像中了邪。她以为后半世的产业与享受都凭此一举,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凑巧,六号住的丁约翰回来了。丁约翰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在庚子年被义和团给杀了。父亲殉道,儿子就得到洋人的保护;约翰从十三岁就入了“英国府”作打杂儿的。渐渐的,他升为摆台的,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虽然摆台的不算什么很高贵的职业,可是由小羊圈的人们看来,丁约翰是与众不同的。他自己呢也很会吹嘘,一提到身家,他便告诉人家他是世袭基督徒,一提到职业,他便声明自己是在英国府作洋事——他永远管使馆叫作“府”,因为“府”只比“宫”次一等儿。他在小羊圈六号住三间正房,并不像孙七和小崔们只住一间小屋。他的三间房都收拾得很干净,而且颇有些洋摆设:案头上有许多内容一样而封面不同的洋书——四福音书和圣诗;橱子里有许多残破而能将就使用的啤酒杯,香槟杯,和各式样的玻璃瓶与咖啡盒子。论服装,他也有特异之处,他往往把旧西服上身套在大衫上当作马褂——当然是洋马褂。

在全胡同里,他只与冠家有来往。这因为:第一,他看不起别的人家,而大家也并不怎么特别尊敬他,所以彼此两便,不必往来;第二,他看得起冠家,而冠家也能欣赏他的洋气,这已经打下友谊的基础,再加上,他由“府”里拿出来的一点黄油,咖啡,或真正的牛津橙子酱什么的,只有冠家喜欢要,懂得它们是多么地道,所以双方就更多了一些关系——他永远把这类的洋货公道的卖给冠家。

这次,他只带来半瓶苏格兰的灰色奇酒,打算白送给冠先生。

假若丁约翰是在随便的一家西餐馆摆台,大赤包必定不会理会他,即使他天天送来黄油与罐头。丁约翰是在英国府摆台,这就大有文章了。假若宫里的太监本来是残废的奴役,而因在皇宫里的关系被人另眼看待,那么,大赤包理当另眼看待丁约翰。她觉得丁约翰本人与丁约翰所拿来的东西,都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倒是“英国府”那三个有声势的字。丁约翰来自英国府,那些东西来自英国府,这教大赤包感到冠家与英国使馆有了联系,一点可骄傲的联系!每逢她给客人拿出咖啡或果酱的时候,她必要再三的说明:“这是由英国府拿出来的!”“英国府”三个字仿佛粘在了她的口中,像口香糖似的那么甜美。

见丁约翰提着酒瓶进来,她立刻停止了申斥丈夫,而把当时所能搬运到脸上的笑意全搬运上来:“哟!丁约翰!”她也非常喜欢“约翰”这两个字。虽然它们不像“英国府”那么堂皇雄伟,可是至少也可以与“沙丁鱼”“灰色奇酒”并驾齐驱的含有洋味。

丁约翰,四十多岁,脸刮得很光,背挺得很直,眼睛永远不敢平视,而老向人家的手部留意,好像人们的手里老拿着刀叉似的。听见大赤包亲热的叫他,他只从眼神上表示了点笑意——在英国府住惯了,他永远不敢大声的说笑。

“拿着什么?”大赤包问。

“灰色奇!送给你的,冠太太!”

“送?”她的心里颤动了一下。她顶喜欢小便宜。接过去,像抱吃奶的婴孩似的,她把酒瓶搂在胸前。“谢谢你呀,约翰!你喝什么茶?还是香片吧?你在英国府常喝红茶,该换换口味!”

“坐下,约翰!”冠先生也相当的客气。“有什么消息没有?上海的战事,英国府方面怎么看?”

“中国还能打得过日本吗?外国人都说,大概有三个月,至多半年,事情就完了!”丁约翰很客观的说,倒仿佛他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驻华外交官。

“怎么完?”

“中国军队教人家打垮!”

大赤包听到此处,一兴奋,几乎把酒瓶掉在地上。“冠晓荷!你听见没有?虽然我是个老娘们,我的见识可不比你们男人低!把胆子壮起点来,别错过了机会!”

冠晓荷愣了一小会儿,然后微笑了一下:“你说的对!你简直是会思想的坦克车!”

十一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

日本人是相当的细心的。对中国的一切,他们从好久就有很详密的观察与调查,而自居为最能了解中国人的人。对中国的工矿农商与军事的情形,他们也许比中国人还更清楚,但是,他们要拿那些数目字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正好像拿着一本旅行指南而想作出欣赏山水的诗来。同时,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国际间的友谊才是了解文化的真正基础,彼此了解并尊重彼此的文化,世界上才会有和平。日本人的办法,反之,却像一个贼到一所大宅子中去行窃,因贿赂了一两条狗而偷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从此,他便认为宅子中的东西都应该是他的,而以为宅子中只有那么一两条可以用馒头收买的狗。这,教日本人吃了大亏。他们的细心,精明,勤苦,勇敢,都因为那两条狗而变成心劳日拙,他们变成了惯贼,而贼盗是要受全人类的审判的!

他们没有想到在平津陷落以后,中国会有全面的抗战。在他们的军人心里,以为用枪炮劫夺了平津,便可以用军事占领的方式,一方面假装静候政治的解决,一方面实行劫抢,先把他们的衣袋装满了金银。这样,他们自己既可达到发财的目的,又可以使军人的声势在他们国内继长增高。因此,上海的抗战,使在平津的敌寇显出慌张。他们须一方面去迎战,一方面稳定平津;他们没法把平津的财宝都带在身上去作战。怎样稳定平津?他们在事前并没有多少准备。肆意的屠杀固然是最简截明快的办法,但是,有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抗战,他们开始觉到屠杀也许是危险的事,还不如把他们所豢养的中国狗拉出几条来,给他们看守着平津。假若在这时候,他们能看清楚,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在物质的损失中,具有忍无可忍的决心,他们就会及时的收兵,免得使他们自己堕入无底的深渊。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的国家,而只以枪炮的数目估计了一切。人类最大的惨剧便是彼此以武力估计价值,像熊或狗似的老想试试自己的力气,而忽略了智慧才是最有价值的,与真有价值的。

酝酿了许久的平津政治组织,在那半死不活的政务委员会外,只出来了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维持会,与替日本人维持地面的市政府。日本军人们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样的简陋的场面颇有损于“帝国”的尊严。汉奸们很不高兴,因为出头的人是那么少,自己只空喜欢了一场,而并不能马上一窝蜂似的全作了官。好讽刺的人管这叫作傀儡戏,其实傀儡戏也要行头鲜明,锣鼓齐备,而且要生末净旦俱全;这不能算是傀儡戏,而只是一锣,一羊,一猴的猴子戏而已。用金钱,心血,人命,而只换来一场猴子把戏,是多滑稽而可怜呢!

冠晓荷听了丁约翰的一番话,决定去加入猴子戏,而把全面的抗战放在一边,绝对不再加以考虑。市长和警察局长既然发表了,他便决定向市政府与警察局去活动。对市政与警政,他完全不懂,但是总以为作官是一种特别的技巧,而不在乎有什么专门的学识没有。

他和大赤包又奔走了三四天,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晓荷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出点原谅自己的道理:“我看哪,说不定上海的作战只是给大家看看,而骨子里还是讲和。讲和之后,北平的官员还是由南京任命,所以现在北平也不大更动人。要不然,就凭咱们这点本事,经验,和活动的能力,怎么会就扑个空呢?”

“放你的狗屁!”大赤包心中也不高兴,但是还咬着牙不自认失败。“你的本事在哪儿?我问问你!真有本事的话,出去一伸手就拿个官儿来,看看你!不说你自己是窝囊废,倒胡猜乱想的泄自己的气!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就泄了气还行吗?挺挺你的脊梁骨,去干哪!”

冠先生很难过的笑了笑。不便和太太吵嘴,他暗中决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也得弄个官儿,教她见识见识!

这时候,真的消息与类似谣言的消息,像一阵阵方向不同,冷暖不同的风似的刮入北平。北平,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经死去,而北平人却还和中国一齐活着,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动。东北的义勇军又活动了,南口的敌人,伤亡了二千,青岛我军打退了登陆的敌人,石家庄被炸……这些真的假的消息,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三十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猜测,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他年轻,他在京北开车,他老不回家……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一定是他!

可是,钱宅的街门还是关得严严的,他们无从去打听消息。他们只能多望一望那两扇没有门神,也没有多少油漆的门,表示尊敬与钦佩!

瑞宣听到人们的嘀咕,心中又惊又喜。他常听祖母说,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许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尽殉难。不管他们殉难的心理是什么,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这回日本人攻进北平,人们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除了阵亡的将士,并没有什么殉难的官员与人民。这是不是真正的聪明呢?他不敢断定。现在,听到钱二少爷的比自杀殉难更壮烈,更有意义的举动,他觉得北平人并不尽像他自己那么因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钱老人曾经对瑞全讲过二少爷的决定不再回家。同时,他深怕这件事会连累到钱家的全家,假若大家因为钦佩钱仲石而随便提名道姓的传播。他找了李四爷去。

李四爷答应了暗地里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而且赞叹着:“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

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可是没有去,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说出来倒教老人不放心。

李四爷去嘱咐大家,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可是,在他遇到小崔以前,小崔已对尤桐芳说了。小崔虽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尤桐芳和高第可是还坐他的车;桐芳对苦人,是有同情心的,所以故意的雇他的车,而且多给点钱,好教小崔没白挨了大赤包的一个嘴巴;高第呢是成心反抗母亲,母亲越讨厌小崔,她就越多坐他的车子。

坐着小崔的车,桐芳总喜欢和他说些闲话。在家里,一切家务都归大赤包处理,桐芳不能过问。她虽嫁了人,而不能作主妇,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因此,她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虽然穷苦,虽然常挨打,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小崔呢,不仅向桐芳报告家政,也谈到街坊四邻的情形。照着往常的例子,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也告诉了她。

“冠太太!”不当着冠家的人,他永远称呼她太太,为是表明以好换好。“咱们的胡同里出了奇事!”

“什么奇事?”她问,以便叫他多喘喘气。

“听说钱家的二爷,摔死了一车日本兵!”

“是吗?听谁说的?”

“大家伙儿都那么说!”

“喝!他可真行!”

“北平人也不都是窝囊废!”

“那么他自己呢?”

“自然也死喽!拼命的事嘛!”

桐芳回到家中,把这些话有枝添叶的告诉给高第,而被招弟偷偷听了去。招弟又“本社专电”似的告诉了冠先生。

晓荷听完了招弟的报告,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为摔死别人,而也把自己饶上,才不上算!除了这点批判而外,他并没怎样看重这条专电。顺口答音的,他告诉了大赤包。

大赤包要是决定作什么,便连作梦也梦见那回事。她的心思,现在,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所以刮一阵风,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她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听到钱二少的消息,她马上有了新的决定。

“晓荷!”她的眼一眨一眨的,脸儿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颇似西太后与内阁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似的。“去报告!这是你的一条进身之路!”

晓荷愣住了。教他去贪赃受贿,他敢干;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胆气。

“怎么啦?你!”大赤包审问着。

“去报告?那得抄家呀!”晓荷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都死在刀下,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

“你这个松头日脑的家伙!你要管你自己的前途,管别人抄家不抄家干吗!再说,你不是吃过钱老头子的钉子,想报复吗?这是机会!”

听到“报复”,他动了点心。他以为钱默吟大不该那么拒人千里之外;那么,假若钱家真被抄了家,也是咎由自取——大概也就不会在死后还闹鬼!他也琢磨出来:敢情钱默吟的又臭又硬并不是因为与日本人有关系,而是与南京通着气。那么,假若南京真打胜了,默吟得了势,还有他——冠晓荷——的好处吗?“这个消息真不真呢?”他问。

“桐芳听来的,问她!”大赤包下了懿旨。

审问桐芳的结果,并不能使晓荷相信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他不愿拿着个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讨赏。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教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的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

晓荷心中还不十分安帖,可是又不敢劳动皇后御驾亲征,只好答应下来。

桐芳又很快的告诉了高第。高第在屋里转开了磨。仲石,她的幻想中的英雄,真的成了英雄。她觉得这个英雄应当是属于她的。可是,他已经死去。她的爱,预言,美好的幻梦,一齐落了空!假若她不必入尼姑庵,而世界上还有她的事作的话,她应当首先去搭救钱家的人。但是,她怎么去见钱先生呢?钱先生既不常出来,而街门又永远关得严严的;她若去叫门,必被自己家里的人听到。写信,从门缝塞进去?也不妥当。她必须亲自见到钱先生,才能把话说得详尽而恳切。

她去请桐芳帮忙。桐芳建议从墙头上爬过去。她说:“咱们的南房西边不是有一棵小槐树?上了槐树,你就可以够着墙头!”

高第愿意这样去冒险。她的心里,因仲石的牺牲,装满了奇幻的思想的。她以为仲石的死是受了她的精神的感召,那么,在他死后,她也就应当作些非凡的事情。她决定去爬墙,并且嘱咐桐芳给她观风。

大概有九点钟吧。冠先生还没有回来。大赤包有点头痛,已早早的上了床。招弟在屋中读着一本爱情小说。高第决定乘这时机,到西院去。她嘱咐桐芳听着门,因为她回来的时候是不必爬墙的。

她的短鼻子上出着细小的汗珠,手与唇都微颤着。爬墙的危险,与举动的奇突,使她兴奋,勇敢,而又有点惧怕。爬到墙那边,她就可以看见英雄的家;虽然英雄已死,她可是还能看到些英雄的遗物;她应当要过一两件来,作为纪念!想到那里,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假若不是桐芳托她两把,她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树。上了树,她的心中清醒了好多,危险把幻想都赶了走。她的眼睁得很大,用颤抖的手牢牢的抓住墙头。

费了很大的事,她才转过身去。转了身,手扒着墙头,脚在半空,她只顾了喘气,把一切别的事都忘掉。她不敢往下看,又不敢松手,只闭着眼挣扎着挂在那里。好久,她心里一迷糊,手因无力而松开,她落在了地上。她的身量高,西院的地又因种花的关系而颇松软,所以她只觉得心中震动了一下,腿脚倒都没碰疼。这时候,她清醒了好多,心跳得很快。再转过身来,她看明白:其余的屋子都黑忽忽的,只有北房的西间儿有一点灯光。灯光被窗帘遮住,只透出一点点。院中,高矮不齐,一丛丛的都是花草;在微弱的灯光中,像一些蹲伏着的人。高第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大着胆,手捂着胸口,慢慢的用脚试探着往前挪动,底襟时时挂在刺梅一类的枝上。好容易,她挪移到北屋外,屋里有两个人轻轻的谈话。她闭着气,蹲在窗下。屋里的语声是一老一少,老的(她想)一定是钱老先生,少的或者是钱大少爷。听了一会儿,她辨清那年少的不是北平口音,而是像胶东的人。这,引起她的好奇心,想立起来看看窗帘有没有缝隙。急于立起来,她忘了窗台,而把头碰在上面。她把个“哎哟”只吐出半截,可是已被屋中听到。灯立刻灭了。隔了一小会儿,钱先生的声音在问:“谁?”

她慌成了一团,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按着头,半蹲半立的木在那里。

钱先生轻轻的出来,又低声的问了声:“谁?”

“我!”她低声的回答。

钱先生吓了一跳:“你是谁?”

高第留着神立起来:“小点声!我是隔壁的大小姐,有话对你说。”

“进来!”钱先生先进去,点上灯。

高第的右手还在头上摸弄那个包,慢慢的走进去。

钱先生本来穿着短衣,急忙找到大衫穿上,把钮扣扣错了一个。“冠小姐?你打哪儿进来的?”

高第一脚的露水,衣服被花枝挂破了好几个口子,头上一个包,头发也碰乱,看了看自己,看了看钱先生,觉得非常的好笑。她微笑了一下。

钱先生的态度还镇静,可是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之感,眨巴着眼呆看着她。

“我由墙上跳过来的,钱伯伯!”她找了个小凳,坐下。

“跳墙?”诗人向外打了一眼。“干吗跳墙?”

“有要紧的事!”她觉得钱先生是那么敦厚可爱,不应当再憋闷着他。“仲石的事!”

“仲石怎样?”

“伯伯,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他没有回来!”

“大家都说,都说……”她低下头去,愣着。

“都说什么?”

“都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

“真的?”老人的油汪水滑的乌牙露出来,张着点嘴,等她回答。

“大家都那么说!”

“哦!他呢?”

“也……”

老人的头慢慢往下低,眼珠往旁边挪,不敢再看她。高第急忙的立起来,以为老人要哭。老人忽然又抬起头来,并没有哭,只是眼中湿润了些。纵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来。“小姐,你……”他的话说得不甚真切,而且把下半句——你不喝酒吧?——咽了回去。厚敦敦的手微有点颤,他倒了大半茶杯茵陈酒,一扬脖喝了一大口。用袖口抹了抹嘴,眼亮起来,他看着高处,低声的说:“死得好!好!”打了个酒嗝,他用乌牙咬上了下唇。

“钱伯伯,你得走!”

“走?”

“走!大家现在都吵嚷这件事,万一闹到日本人耳朵里去,不是要有灭门的罪过吗?”

“哦!”钱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又端起酒来。“我没地方去!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坟墓!况且,刀放脖子上的时候,我要是躲开,就太无勇了吧!小姐,我谢谢你!请回去吧!怎么走?”

高第心里很不好受。她不能把她父母的毒计告诉钱先生,而钱先生又是这么真纯,正气,可爱。她把许多日子构成的幻想全都忘掉,忘了对仲石的虚构的爱情,忘了她是要来看看“英雄之家”,她是面对着一位可爱,而将要遭受苦难的老人;她应当设法救他。可是,她一时想不出主意。她用一点笑意掩饰了她心中的不安,而说了声:“我不用再跳墙了吧?”

“当然!当然!我给你开门去!”他先把杯中的余酒喝尽,而后身子微晃了两晃,仿佛头发晕似的。

高第扶住了他。他定了定神,说:“不要紧!我开门去!”他开始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死得好!死得好!我的……”他没敢叫出儿子的名字来,把手扶在屋门的门框上,立了一会儿。院中的草茉莉与夜来香放着浓烈的香味,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高第不能明白老诗人心中的复杂的感情。而只觉得钱先生的一切都与父亲不同。她所感到的不同并不是在服装面貌上,而是在一种什么无以名之的气息上,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到了大门内,她说了句由心里发出来的话:“钱伯伯,别伤心吧!”

钱老人嗯嗯的答应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出了大门,高第飞也似的跑了几步。她跳墙的动机是出于好玩,冒险,与诡秘的恋爱;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现在,她感到了充实与热烈,忘了仲石,而只记住钱先生;她愿立刻的一股脑儿都说给桐芳听。桐芳在门内等着她呢,没等叫门,便把门开开了。

默吟先生立在大门外,仰头看着大槐树的密丛丛的黑叶子,长叹了一声。忽然,灵机一动,他很快的跑到祁家门口。正赶上瑞宣来关街门,他把瑞宣叫了出来。

“有工夫没有?我有两句话跟你谈谈!”他低声的问。

“有!要不是你来,我就关门睡觉去了!完全无事可作,连书也看不下去!”瑞宣低声的答对。

“好!上我那里去!”

“我进去说一声。”

默吟先生先回去,在门洞里等着瑞宣。瑞宣紧跟着就来到,虽然一共没有几步路,可是他赶得微微有点喘;他知道钱先生夜间来访,必有要紧的事。

到屋里,钱先生握住瑞宣的手,叫了声:“瑞宣!”他想和瑞宣谈仲石的事。不但要谈仲石殉国,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他幼时是什么样子,怎样上学,爱吃什么……——都说给瑞宣听。可是,他咽了两口气,松开手,嘴唇轻轻的动了几动,仿佛是对自己说:“谈那些干什么呢!”

比了个手式,请瑞宣坐下,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儿上,面紧对着瑞宣的,低声而恳切的说:“我要请你帮个忙!”

瑞宣点了点头,没问什么事;他觉得只要钱伯伯教他帮忙,他就应当马上答应。

钱先生拉过一个小凳来,坐下,脸仍旧紧对着瑞宣,闭了会儿眼。睁开眼,他安详了好多,脸上的肉松下来一些。

“前天夜里,”他低声的安详的说:“我睡不着。这一程子了,我夜夜失眠!我想,亡了国的人,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睡不着,我到门外去散散步。轻轻的开开门,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呢!我赶紧退了回来。你知道,我是不大爱和邻居们打招呼的。退回来,我想了想:这个人不大像附近的邻居。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他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本不是好管闲事的人,可是失眠的人的脑子特别精细,我不由的想看清他到底是谁,和在树底下干什么。”说到这里,他又闭了闭眼,然后把杯中的余滴倒在口中,咂摸着滋味。“我并没往他是小偷或土匪上想,因为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怕偷。我也没以为他是乞丐。我倒是以为他必定有比无衣无食还大的困难。留了很小的一点门缝,我用一只眼往外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有很大的困难。他在槐树下面极慢极慢的来回绕,一会儿立住,仰头看看;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的走。走了很久,忽然他极快的走向路西的堵死的门去了。他开始解腰带!我等着,狠心的等着!等他把带子拴好了才出去;我怕出去早了会把他吓跑!”

“对的!”瑞宣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有了白沫儿,所以插进一两个字,好教老人喘口气。

“我极快的跑出去!”默吟先生的眼发了光。“一下子搂住他的腰!他发了怒,回手打了我两拳。我轻轻的叫了声‘朋友!’他不再挣扎,而全身都颤起来。假若他一个劲儿跟我挣扎,我是非松手不可的,他年轻力壮!‘来吧!’我放开手,说了这么一句。他像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

“现在还在这里?”

钱先生点了点头。

“他是作什么的?”

“诗人!”

“诗人?”

钱先生笑了一下:“我说他的气质像诗人,他实在是个军人。他姓王,王排长。在城内作战,没能退出去。没有钱,只有一身破裤褂,逃走不易,藏起来又怕连累人,而且怕被敌人绐擒住,所以他想自尽。他宁可死,而不作俘虏!我说他是诗人,他并不会作诗;我管富于情感,心地爽朗的人都叫作诗人;我和他很说得来。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个人的事。咱们得设法教他逃出城去。我想不出办法来,而且,而且,”老先生又愣住了。

“而且,怎样?钱伯伯!”

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了:“而且,我怕他在我这里吃连累!你知道,仲石,”钱先生的喉中噎了一下:“仲石,也许已经死啦!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据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日本人的气量是那么小,哪能白白饶了我!不幸,他们找上我的门来,岂不也就发现了王排长?”

“听谁说的,仲石死了?”

“不用管吧!”

“伯伯,你是不是应当躲一躲呢?”

“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是的,只要他们捕了我去,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好,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而要赶快决定怎样教王排长马上逃出城去。他是军人,他会杀敌,我们不能教他死在这里!”

瑞宣的手摸着脸,细细的思索。

钱先生倒了半杯酒,慢慢的喝着。

想了半天,瑞宣忽然立起来。“我先回家一会儿,和老三商议商议;马上就回来。”

“好!我等着你!”

十二

老三因心中烦闷,已上了床。瑞宣把他叫起来。极简单扼要的,瑞宣把王排长的事说给老三昕。老三的黑豆子眼珠像夜间的猫似的,睁得极黑极大,而且发着带着威严的光。他的颧骨上红起两朵花。听完,他说了声:“我们非救他不可!”

瑞宣也很兴奋,可是还保持着安详,不愿因兴奋而卤莽,因卤莽而败事。慢条斯礼的,他说:“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老三慌手忙脚的登上裤子,下了床,倒仿佛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长背出城似的。“什么办法?大哥!”

“先别慌!我们须详细的商量一下,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瑞全忍耐的坐在床沿上。

“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老三又立了起来:“那好极了!”

“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王排长既是军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办法;他不会教你吃亏。坏处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说话举止的态度神气,都必教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把着城门,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不幸而出了岔子,你也跟着遭殃!”

“我不怕!”老三的牙咬得很紧,连脖子上的筋都挺了起来。

“我知道你不怕,”瑞宣要笑,而没有笑出来。“有勇无谋可办不了事!我们死,得死在晴天大日头底下,不能窝窝囊囊的送了命!我想去找李四大爷去。”

“他是好人,可是对这种事他有没有办法,我就不敢说!”

“我——教给他办法!只要他愿意,我想我的办法还不算很坏!”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李四大爷要是最近给人家领杠出殡,你们俩都身穿重孝,混出城去,大概不会受到检查!”

“大哥!你真有两下子!”瑞全跳了起来。

“老实点!别教大家听见!出了城,那就听王排长的了。他是军人,必能找到军队!”

“就这么办了,大哥!”

“你愿意?不后悔?”

“大哥你怎么啦?我自己要走的,能后悔吗?况且,别的事可以后悔,这种事——逃出去,不作亡国奴——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瑞宣沉静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逃出去以后,不就是由地狱入了天堂,以后的困难还多的很呢。前些日子我留你,不准你走,也就是这个意思。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而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记着我这几句话,老三!记住了,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你要老不灰心丧气,老像今天晚上这个劲儿,我才放心!好,我找李四大爷去。”

瑞宣去找李四爷。老人已经睡了觉,瑞宣现把他叫起来。李四妈也跟着起来,夹七夹八的一劲儿问:是不是祁大奶奶要添娃娃?还是谁得了暴病,要请医生?经瑞宣解释了一番,她才明白他是来与四爷商议事体,而马上决定非去给客人烧一壶水喝不可,瑞宣拦不住她,而且觉得她离开屋里也省得再打岔,只好答应下来。她掩着怀,瞎摸合眼的走出去,现找劈柴升火烧水。乘着她在外边瞎忙,瑞宣把来意简单的告诉了老人。老人横打鼻梁 ,愿意帮忙。

“老大,你到底是读书人,想得周到!”老人低声的说:“城门上,车站上,检查得极严,实在不容易出去。当过兵的人,手上脚上身上仿佛全有记号,日本人一看就认出来;捉住,准杀头!出殡的,连棺材都要在城门口教巡警拍一拍,可是穿孝的人倒还没受过多少麻烦。这件事交给我了,明天就有一档子丧事,你教他们俩一清早就跟我走,杠房有孝袍子,我给他们赁两身。然后,是教他俩装作孝子,还是打执事的,我到时候看,怎么合适怎办!”

四大妈的水没烧开,瑞宣已经告辞,她十分的抱歉,硬说柴火被雨打湿了:“都是这个老东西,什么事也不管;下雨的时候,连劈柴也不搬进去!”

“闭上你的嘴!半夜三更的你嚎什么!”老人低声的责骂。

瑞宣又去找钱老者。

这时候,瑞全在屋里兴奋得不住的打嗝,仿佛被食物噎住了似的。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他的思想像走马灯似的,随来随去,没法集中。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军队去作战。刚想到这里,他又看见自己跟招弟姑娘在北海的莲花中荡船。他很愿意马上看见她,告诉她他要逃出城去,作个抗战的英雄!不,不,不,他又改了主意,她没出息,绝对不会欣赏他的勇敢与热烈。这样乱想了半天,他开始感到疲乏,还有一点烦闷。期待是最使人心焦的事,他的心已飞到想象的境界,而身子还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知如何处置自己。

妈妈咳嗽了两声。他的心立时静下来。可怜的妈妈!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轻轻的走到院中。一天的明星,天河特别的白。他只穿着个背心,被露气一侵,他感到一点凉意,胳臂上起了许多小冷疙疸。他想急忙走进南屋,看一看妈妈,跟她说两句极温柔的话。极轻极快的,他走到南屋的窗外。他立定,没有进去的勇气。在平日,他万也没想到母子的关系能够这么深切。他常常对同学们说:“一个现代青年就像一只雏鸡,生下来就可以离开母亲,用自己的小爪掘食儿吃!”现在,他木在那里。他决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一定要逃走,去尽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至少也须承认他并不像一只鸡雏,而是永远,永远与母亲在感情上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立了有好大半天,他听见小顺儿哼唧。妈妈出了声:“这孩子!有臭虫,又不许拿!活像你三叔的小时候,一拿臭虫就把灯盏儿打翻!”他的腿有点软,手扶住了窗台。他还不能后悔逃亡的决定,可也不以自己的腿软为可耻。在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还是软弱,是富于感情,还是神经脆弱之际,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恶——有多少母与子,夫与妻,将受到无情的离异,与永久的分别!想到这里,他的脖子一使劲,离开了南屋的窗前。

在院里,他绕了一个圈儿。大嫂的屋里还点着灯。他觉得大嫂也不像往日那么俗气与琐碎了。他想进去安慰她几句,表明自己平日对她的顶撞无非是叔嫂之间的小小的开玩笑,在心里他是喜欢大嫂,感激大嫂的。可是,他没敢进去,青年人的嘴不是为道歉预备着的!

瑞宣从外面轻轻的走进来,直奔了三弟屋中去。老三轻手蹑脚的紧跟来,他问:“怎样?大哥!”

“明天早晨走!”瑞宣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似的,一下子坐在床沿上。

“明——”老三的心跳得很快,说不上话来。以前,瑞宣不许他走,他非常的着急;现在,他又觉得事情来的太奇突了似的。用手摸了摸他的胳臂,他觉得东西都没有预备,自己只穿着件背心,实在不像将有远行的样子。半天,他才问出来:“带什么东西呢?”

“啊?”瑞宣仿佛把刚才的一切都忘记了,眼睛直钩钩的看着弟弟,答不出话来。

“我说,我带什么东西?”

“哦!”瑞宣听明白了,想了一想:“就拿着点钱吧!还带着,带着,你的纯洁的心,永远带着!”他还有千言万语,要嘱告弟弟,可是他已经不能再说出什么来。摸出钱袋,他的手微颤着拿出三十块钱的票子来,轻轻的放在床上。然后,他立起来,把手搭在老三的肩膀上,细细的看着他。“明天早上我叫你!别等祖父起来,咱们就溜出去!老三!”他还要往下说,可是闭上了嘴。一扭头,他轻快的走出去。老三跟到门外,也没说出什么来。

弟兄俩谁也睡不着。在北平陷落的那一天,他们也一夜未曾合眼。但是,那一夜,他们只觉得渺茫,并抓不住一点什么切身的东西去思索或谈论。现在,他们才真感到国家,战争,与自己的关系,他们须把一切父子兄弟朋友的亲热与感情都放在一旁,而且只有摆脱了这些最难割难舍的关系,他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他们——既不准知道明天是怎样——把过去的一切都想起来,因为他们是要分离;也许还是永久的分离。瑞宣等太太睡熟,又穿上衣服,找了老三去。他们直谈到天明。

听到祁老人咳嗽,他们溜了出去。李四爷是惯于早起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把弟弟交给了李四爷,瑞宣的头,因为一夜未眠和心中难过,疼得似乎要裂开。他说不出什么来,只紧跟在弟弟的身后东转西转。

“大哥!你回去吧!”老三低着头说。见哥哥不动,他又补了一句:“大哥,你在这里我心慌!”

“老三!”瑞宣握住弟弟的手。“到处留神哪!”说完,他极快的跑回家去。

到屋中,他想睡一会儿。可是,他睡不着。他极疲乏,但是刚一闭眼,他就忽然惊醒,好像听见什么对老三不利的消息。他爱老三;因为爱他,所以才放走他。他并不后悔教老三走,只是不能放心老三究竟走得脱走不脱。一会儿,他想到老三的参加抗战的光荣,一会儿又想到老三被敌人擒住,与王排长一同去受最惨的刑罚。他的脸上和身上一阵阵的出着讨厌的凉汗。

同时,他得想出言词去敷衍家里的人。他不能马上痛痛快快的告诉大家实话,那会引起全家的不安,或者还会使老人们因关切而闹点病。他得等合适的机会再说,而且有证据使大家放心老三的安全。

多么长的天啊!太阳影儿仿佛随时的停止前进,钟上的针儿也像不会再动。好容易,好容易,到了四点钟,他在枣树下听见四大妈高声向李四爷说话。他急忙跑出去。李四爷低声的说:“他们出了城!”

十三

瑞全走后,祁老人问了瑞宣好几次:“小三儿哪里去啦?”瑞宣编了个谎,硬说日本兵要用瑞全的学校作营房,所以学生都搬到学校里去住,好教日本兵去另找地方。其实呢,瑞宣很明白:假若日本兵真要占用学校,一个电话便够了,谁也不敢反抗。他知道自已的谎言编制的并不高明,可是老人竟自相信了,也就不必再改编。

瑞丰看出点棱缝来,心中很不高兴,向大哥提出质问。瑞宣虽然平日不大喜欢老二,可是他觉得在这种危患中,兄弟的情谊必然的增高加厚,似乎不应当欺哄老二,所以他说了实话。

“怎么?大哥你教他走的?”瑞丰的小干脸绷得像鼓皮似的。

“他决心要走,我不好阻止;一个热情的青年,理当出去走走!”

“大哥你可说得好!你就不想想,他不久就毕业,毕业后抓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呀!真,你怎么把只快要下蛋的鸡放了走呢?再说,赶明儿一调查户口,我们有人在外边抗战,还不是蘑菇?”

假若老二是因为不放心老三的安全而责备老大,瑞宣一定不会生气,因为人的胆量是不会一样大的。胆量小而情感厚是可以原谅的。现在,老二的挑剔,是完全把手足之情抛开,而专从实利上讲,瑞宣简直没法不动气了。

可是,他咽了好几口气,到底控制住了自己。他是当家的,应当忍气;况且,在城亡国危之际,家庭里还闹什么饥荒呢。他极勉强的笑了一笑。“老二,你想得对,我没想到!”

“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别声张出去!”老二相当骄傲的嘱告哥哥。“一传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没命!我早就说过,大哥你不要太宠着老三,你老不听!我看哪,咱们还是分居的好!好嘛,这玩艺儿,老三闯出祸来,把咱老二的头耍下去,才糟糕一马司!”

瑞宣不能再忍。他的眼只剩了一条缝儿,胖脸上的肉都缩紧。还是低声的,可是每个字都像小石子落在渊涧里,声小而结实,他说:“老二!你滚出去!”

老二没想到老大能有这么一招,他的小干脸完全红了,像个用手绢儿擦亮了的小山里红似的。他要发作。可是一看大哥的眼神和脸色,他忍住了气:“好,我滚就是了!”

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作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的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作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像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校长!我们还在这儿作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像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像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的说。

“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呢!”

“拿人?”瑞宣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

“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

“日本宪兵?”瑞宣低声的问。

巡警点了点头。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的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真叫窝囊!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儿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

“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钱诗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作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隙缝间的。愣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厂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的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提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的显出镇定,而眼睛像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儿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为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棚匠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的认出他来。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像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的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像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作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踹门,门轻轻的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像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褶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钮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的,他想到两件事: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泄漏了。极快的,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的,他问了声:“干什么?”

这三个字像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兽兵像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兽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兽兵往里走。诗人愣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的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像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快的过来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来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踹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儿。

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的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

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漆嵌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衣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像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像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疾痛。摇摇晃晃的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的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捉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的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响,作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

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乘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拼就拼吧;大少爷可不能也教他们捉了去!”

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无恐惧与不安。他只盼着长子不被捕,那么他的老妻与儿媳妇便有了依靠,不至于马上受最大的耻辱与困苦。他不想和老妻诀别,他想她应该了解他:她受苦一世,并无怨言;他殉难,想必她也能明白他的死的价值。对冠晓荷,他不愿去怨恨。他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像庙中的五百罗汉似的,各有各的一定的地位;他自己的应当死,正如冠晓荷的应当卖人求荣。这样的一一想罢,他的心中很平静坦然。在平日,他有什么感触,便想吟诗。现在,他似乎与诗告别了,因为他觉得二子仲石的牺牲,王排长的宁自杀不投降,和他自己的命运,都是“亡国篇”中的美好的节段——这些事实,即使用散文记录下来,依然是诗的;他不必再向音节词律中找诗了。

这时候,钱太太被兽兵从屋里推了出来,几乎跌倒。他不想和她说什么,可是她慌忙的走过来:“他们拿咱们的东西呢!你去看看!”

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白巡长拉了钱先生好几下,低声的劝告:“别笑!别笑!”钱太太这才看清,丈夫的口外有血。她开始用袖子给他擦。“怎么啦?”老妻的袖口擦在他的口旁,他像忽然要发痧似的,心中疼了一阵,身上都出了汗。手扶着她,眼闭上,他镇定了一会儿。睁开眼,他低声的对她说:“我还没告诉你,咱们的老二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又来抓我!不用伤心!不用伤心!”他还有许多话要嘱咐她,可是再也说不出来。

钱太太觉得她是作梦呢。她看到的,听到的,全接不上榫子来。自从卢沟桥开火起,她没有一天不叨念小儿子的,可是丈夫和大儿子总告诉她仲石就快回来了。那天,夜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像是种地的庄稼汉儿,又像个军人。她不敢多嘴,他们也不告诉她那是谁。忽然,那个人又不见了。她盘问丈夫,他只那么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还有一晚上,她分明听见院中有动静,又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嘁嘁喳喳的;第二天,她问,也没得到回答。这些都是什么事呢?今天,丈夫口中流着血,日本兵在家中乱搜乱抢,而且丈夫说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想哭,可是惊异与惶惑截住了她的眼泪。她拉住丈夫的臂,想一样一样的细问。她还没开口,敌兵已由屋中出来,把一根皮带子扔给了白巡长。钱先生说了话:“不必绑!我跟着你们走!”白巡长拿起皮绳,低声的说:“松拢上一点,省得他们又动打!”老太太急了,喊了声:“你们干什么?要把老头弄了到哪儿去?放开!”她紧紧的握住丈夫的臂。白巡长很着急,唯恐敌兵打她。正在这时候,孟石苏醒过来,叫了声:“妈!”钱先生在老妻的耳边说:“看老大去!我去去就来,放心!”一扭身,他挣开了她的手,眼中含着两颗怒,愤,傲,烈,种种感情混合成的泪,挺着胸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了看他手植的花草,一株秋葵正放着大朵的鹅黄色的花。

瑞宣从护国寺街出来,正碰上钱先生被四个敌兵押着往南走。他们没有预备车子,大概为是故意的教大家看看。钱先生光着头,左脚拖着布鞋,右脚光着,眼睛平视,似笑非笑的抿着嘴。他的手是被捆在身后。瑞宣要哭出来。钱先生并没有看见他。瑞宣呆呆的立在那里,看着,看着,渐渐的他只能看到几个黑影在马路边上慢慢的动,在晴美的阳光下,钱先生的头上闪动着一些白光。

迷迷瞪瞪的他走进小羊圈,除了李四爷的门开着半扇,各院的门还全闭着。他想到钱家看看,安慰安慰孟石和老太太。刚在钱家的门口一愣,李四爷——在门内坐着往外偷看呢——叫了他一声。他找了四大爷去。

“先别到钱家去!”李四爷把瑞宣拉到门里说:“这年月,亲不能顾亲,友不能顾友,小心点!”

瑞宣没有回答出什么来,愣了一会儿,走出来。到家中,他的头痛得要裂。谁也没招呼,他躺在床上,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的,自己嘟囔着。

全胡同里的人,在北平沦陷的时候,都感到惶惑与苦闷,及至听到上海作战的消息,又都感到兴奋与欣悦。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看见敌人是什么样的面貌,也想不出到底他们自己要受什么样的苦处。今天,他们才嗅到了血腥,看见了随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损害。他们都跟钱先生不大熟识,可是都知道他是连条野狗都不得罪的人。钱先生的被打与被捕,使他们知道了敌人的厉害。他们心中的“小日本”已改了样子;小日本儿们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同时,他们斜眼扫着冠家的街门,知道了他们须要极小心,连“小日本”也不可再多说;他们的邻居里有了甘心作日本狗的人!他们恨冠晓荷比恨日本人还更深,可是他们不会组织起来与他为难;既没有团体的保障,他们个人也就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冠晓荷把门闭的紧紧的,心中七上八下的不安。太阳落下去以后,他更怕了,唯恐西院里有人来报仇。不敢明言,他暗示出,夜间须有人守夜。

大赤包可是非常的得意,对大家宣布:“得啦,这总算是立了头一功!咱们想退也退不出来了,就卖着力气往前干吧!”交代清楚了这个,她每五分钟里至少下十几条命令,把三个仆人支使得脚不挨地的乱转。一会儿,她主张喝点酒,给丈夫庆功;一会儿,她要请干姊妹们来打牌;一会儿,她要换衣裳出去打听打听钱先生的消息;一会儿,她把刚换好的衣服又脱下来,而教厨子赶快熬点西米粥。

及至她看清冠晓荷有点害怕,她不免动了气:“你这小子简直不知好歹,要吃,又怕烫,你算哪道玩艺儿呢?这不是好容易找着条道路,立了点功,你怎反倒害了怕呢?姓钱的是你的老子,你怕教人家把他一个嘴巴打死?”

晓荷勉强的打着精神说:“大丈夫敢作敢当,我才不怕!”

“这不结啦!”大赤包的语气温柔了些。“你是愿意打八圈,还是喝两盅儿?”没等他回答,她决定了:“打八圈吧,今个晚上我的精神很好!高第!你来不来?桐芳你呢?”

高第说要去睡觉。桐芳拒绝了。大赤包发了脾气,想大吵一阵。可是,招弟说了话:“妈!你听!”

西院里钱太太放声哭起来,连大赤包也不再出声了。

十四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匀。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挟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的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丽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唰啦唰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席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

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儿爷摊子,一层层的摆起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儿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儿,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柜;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美的种子。

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的往城里运送叶齐苞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

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甸,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上一些清香。

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

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祁老太爷的生日是八月十三。口中不说,老人的心里却盼望着这一天将与往年的这一天同样的热闹。每年,过了生日便紧跟着过节,即使他正有点小小的不舒服,他也必定挣扎着表示出欢喜与兴奋。在六十岁以后,生日与秋节的联合祝贺几乎成为他的宗教仪式——在这天,他须穿出最心爱的衣服;他须在事前预备好许多小红纸包,包好最近铸出的银角子,分给向他祝寿的小儿;他须极和善的询问亲友们的生活近况,而后按照着他的生活经验逐一的给予鼓励或规劝;他须留神观察,教每一位客人都吃饱,并且检出他所不大喜欢的瓜果或点心给儿童们拿了走。他是老寿星,所以必须作到老寿星所应有的一切慈善,客气,宽大,好免得教客人们因有所不满而暗中抱怨,以致损了他的寿数。生日一过,他感到疲乏;虽然还表示出他很关心大家怎样过中秋节,而心中却只把它作为生日的尾声,过不过并不太紧要,因为生日是他自己的,过节是大家的事;这一家子,连人口带产业,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他理应有点自私。

今年,他由生日的前十天,已经在夜间睡得不甚安贴了。他心中很明白,有日本人占据着北平,他实在不应该盼望过生日与过节能和往年一样的热闹。虽然如此,他可是不愿意就轻易的放弃了希望。钱默吟不是被日本宪兵捉去,至今还没有消息么?谁知道能再活几天呢!那么,能够活着,还不是一件喜事吗?为什么不快快活活的过一次生日呢?这么一想,他不但希望过生日,而且切盼这一次要比过去的任何一次——不管可能与否——更加倍的热闹!说不定,这也许就是末一次了哇!况且,他准知道自己没有得罪过日本人,难道日本人——不管怎样不讲理——还不准一个老实人庆一庆七十五的寿日吗?

他决定到街上去看看。北平街市上,在秋节,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一闭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没有上街去的必要。但是,他要出去,不是为看他所知道的秋节街市,而是为看看今年的街市上是否有过节的气象。假若街上照常的热闹,他便无疑的还可以快乐的过一次生日。而日本人的武力占领北平也就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地方了。

到了街上,他没有闻到果子的香味,没有遇到几个手中提着或肩上担着礼物的人,没有看见多少中秋月饼。他本来走的很慢,现在完全走不上来了。他想得到,城里没有果品,是因为,城外不平安,东西都进不了城。他也知道,月饼的稀少是大家不敢过节的表示。他忽然觉得浑身有些发冷。在他心中,只要日本人不妨碍他自己的生活,他就想不起恨恶他们。对国事,正如对日本人,他总以为都离他很远,无须乎过问。他只求能平安的过日子,快乐的过生日;他觉得他既没有辜负过任何人,他就应当享有这点平安与快乐的权利!现在,他看明白,日本已经不许他过节过生日!

以祁老人的饱经患难,他的小眼睛里是不肯轻易落出泪来的。但是,现在他的眼有点看不清前面的东西了。他已经活了七十五岁。假若小儿们会因为一点不顺心而啼哭,老人们就会由于一点不顺心而想到年岁与死亡的密切关系,而不大容易控制住眼泪,等到老人与小儿们都不会泪流,世界便不是到了最和平的时候,就是到了最恐怖的时候。

找了个豆汁儿摊子,他借坐了一会,心中才舒服了一些。

他开始往家中走。路上,他看见两个兔儿爷摊子,都摆着许多大小不同的,五光十色的兔儿爷。在往年,他曾拉着儿子,或孙子,或重孙子,在这样的摊子前一站,就站个把钟头,去欣赏,批评,和选购一两个价钱小而手工细的泥兔儿。今天,他独自由摊子前面过,他感到孤寂。同时,往年的兔儿爷摊子是与许多果摊儿立在一处的,使人看到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极快的把二者联结到一起——用鲜果供养兔子王。由于这观念的联合,人们的心中就又立刻勾出一幅美丽的,和平的,欢喜的,拜月图来。今天,两个兔儿爷的摊子是孤立的,两旁并没有那色香俱美的果子,使祁老人心中觉得异样,甚至于有些害怕。

他想给小顺儿和妞子买两个兔儿爷。很快的他又转了念头——在这样的年月还给孩子们买玩艺儿?可是,当他还没十分打定主意的时候,摆摊子的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子,满脸含笑的叫住了他:“老人家照顾照顾吧!”由他脸上的笑容,和他声音的温柔,祁老人看出来,即使不买他的货物,而只和他闲扯一会儿,他也必定很高兴。祁老人可是没停住脚步,他没有心思买玩具或闲扯。瘦子赶过来一步:“照顾照顾吧!便宜!”听到“便宜”,几乎是本能的,老人停住了脚。瘦子的笑容更扩大了,假若刚才还带有不放心的意思,现在仿佛是已把心放下去。他笑着叹了口气,似乎是说:“我可抓到了一位财神爷!”

“老人家,您坐一会儿,歇歇腿儿!”瘦子把板凳拉过来,而且用袖子拂拭了一番。“我告诉您,摆出来三天了,还没开过张,您看这年月怎办?货物都是一个夏天作好的,能够不拿出来卖吗?可是……”看老人已经坐下,他赶紧入了正题:“得啦,你老人家拿我两个大的吧,准保赔着本儿卖!您要什么样子的?这一对,一个骑黑虎的,一个骑黄虎的,就很不错!玩艺作的真地道!”

“给两个小孩儿买,总得买一模一样的,省得争吵!”祁老人觉得自己是被瘦子圈弄住了,不得不先用话搪塞一下。

“有的是一样的呀,您挑吧!”瘦子决定不放跑了这个老人。“您看,是要两个黑虎的呢,还是来一对莲花座儿的?价钱都一样,我贱贱的卖!”

“我不要那么大的!孩子小,玩艺儿大,容易摔了!”老人又把瘦子支回去,心中痛快了一点。

“那么您就挑两个小的,得啦!”瘦子决定要把这号生意作成。“大的小的,价钱并差不多,因为小的工细,省了料可省不了工!”他轻轻的拿起一个不到三寸高的小兔儿爷,放在手心上细细的端详:“您看,活儿作得有多么细致!”

小兔儿的确作得细致:粉脸是那么光润,眉眼是那么清秀,就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也没法不像小孩子那样的喜爱它。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儿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一个叶褶与花瓣都精心的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

祁老人的小眼睛发了光。但是,他晓得怎样控制自己。他不能被这个小泥东西诱惑住,而随便花钱。他会像悬崖勒马似的勒住他的钱——这是他成家立业的首要的原因。

“我想,我还是挑两个不大不小的吧!”他看出来,那些中溜儿的玩具,既不像大号的那么威武,也不像小号的那么玲珑,当然价钱也必合适一点。

瘦子有点失望。可是,凭着他的北平小贩应有的修养,他把失望都严严的封在心里,不准走漏出半点味儿来。“您爱哪样的就挑哪样的,反正都是小玩艺儿,没有好大的意思!”

老人费了二十五分钟的工夫,挑了一对。又费了不到二十五分也差不多的时间,讲定了价钱。讲好了价钱,他又坐下了——非到无可如何的时候,他不愿意往外掏钱;钱在自己的口袋里是和把狗拴在屋里一样保险的。

瘦子并不着急。他愿意有这么位老人坐在这里,给他作义务的广告牌。同时,交易成了,彼此便变成朋友,他对老人说出心中的话:“要照这么下去,我这点手艺非绝了根儿不可!”

“怎么?”老人把要去摸钱袋的手又拿了出来。

“您看哪,今年我的货要是都卖不出去,明年我还傻瓜似的预备吗?不会!要是几年下去,这行手艺还不断了根?您想是不是?”“几年?”老人的心中凉了一下。

“东三省……不是已经丢了好几年了吗?”

“哼!”老人的手有点发颤,相当快的掏出钱来,递给瘦子。“哼!几年!我就入了土喽!”说完,他几乎忘了拿那一对泥兔儿,就要走开,假若不是瘦子很小心的把它们递过来。

“几年!”他一边走一边自己嘟囔着。口中嘟囔着这两个字,他心中的眼睛已经看到,他的棺材恐怕是要从有日本兵把守着的城门中抬出去,而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他想不起像“亡国惨”一类的名词,去给他心中的抑郁与关切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结论,他只觉得“绝了根”,无论是什么人和什么东西,是“十分”不对的!在他的活动了七十五年的心中,对任何不对的事情,向来很少有用“十分”来形容的时候。即使有时候他感到有用“十分”作形容的必要,他也总设法把它减到九分,八分,免得激起自己的怒气,以致发生什么激烈的行动;他宁可吃亏,而决不去带着怒气应付任何的事。他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他老以为这种吃亏而不动气的办法是孔夫子或孟夫子直接教给他的。

一边走,他一边减低“十分”的成数。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老不以筋骨为能”,他必须往下压制自己的愤怒。不知不觉的,他已走到了小羊圈,像一匹老马那样半闭着眼而能找到了家。走到钱家门外,他不由的想起钱默吟先生,而立刻觉得那个“十分”是减不得的。同时,他觉得手中拿着两个兔儿爷是非常不合适的;钱先生怎样了,是已经被日本人打死,还是熬着苦刑在狱里受罪?好友生死不明,而他自己还有心情给重孙子买兔儿爷!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承认钱少爷的摔死一车日本兵,和孙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举动了。

一号的门开开了。老人受了一惊。几乎是本能的,他往前赶了几步;他不愿意教钱家的人看见他——手中拿着兔儿爷!

紧走了几步以后,他后了悔。凭他与钱老者的友谊,他就是这样的躲避着朋友的家属吗?他马上放缓了脚步,很惭愧的回头看了看。钱太太——一个比蝴蝶还温柔,比羊羔还可怜的年近五十的矮妇人——在门外立着呢。她的左腋下夹着一个不很大的蓝布包儿,两只凹进很深的眼看看大槐树,又看看蓝布包儿,好像在自家门前迷失了路的样子。祁老人向后转。钱太太的右手拉起来一点长袍——一件极旧极长的袍子,长得遮住脚面——似乎也要向后转。老人赶了过去,叫了声钱太太。钱太太不动了,呆呆的看着他。她脸上的肌肉像是已经忘了怎样表情,只有眼皮慢慢的开闭。

“钱太太!”老人又叫了一声,而想不起别的话来。

她也说不出话来;极度的悲苦使她心中成了一块空白。

老人咽了好几口气,才问出来:“钱先生怎样了?”

她微微的一低头,可是并没有哭出来;她的泪仿佛已经早已用完了。她很快的转了身,迈进了门坎。老人也跟了进去。在门洞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种失掉了言语的音乐的哑涩的声音:“什么地方都问过了,打听不到他在哪里!祁伯伯!我是个终年不迈出这个门坎的人,可是现在我找遍了九城!”

“大少爷呢?”

“快,快,快不行啦!父亲被捕,弟弟殉难,他正害病;病上加气,他已经三天没吃一口东西,没说一句话了!祁伯伯,日本人要是用炮把城轰平了,倒比这么坑害人强啊!”说到这里,她的头扬起来。眼中,代替眼泪的,是一团儿怒的火;她不住的眨眼,好像是被烟火烧炙着似的。

老人愣了一会儿。他很想帮她的忙,但是事情都太大,他无从尽力。假若这些苦难落在别人的身上,他会很简单的判断:“这都是命当如此!”可是,他不能拿这句话来判断眼前的这一回事,因为他的确知道钱家的人都是一百一十成的好人,绝对不应该受这样的折磨。

“现在,你要上哪儿去呢?”

她看了看腋下的蓝布包儿,脸上抽动了一下,而后又扬起头来,决心把害羞压服住:“我去当当!”紧跟着,她的脸上露出极微的,可是由极度用力而来的,一点笑意,像在浓云后努力透出的一点阳光。“哼!平日,我连拿钱买东西都有点害怕,现在我也会上当铺了!”

祁老人得到可以帮忙的机会:“我,我还能借给你几块钱!”

“不,祁伯伯!”她说得那么坚决,哑涩的嗓子中居然出来一点尖锐的声音。

“咱们过得多呀!钱太太!”

“不!我的丈夫一辈子不求人,我不能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没有能说完这句话,她要刚强,可是她也知道刚强的代价是多么大。她忽然的改了话:“祁伯伯!你看,默吟怎样呢?能够还活着吗?能够还回来吗?”

祁老人的手颤起来。他没法回答她。想了半天,他声音很低的说:“钱太太!咱们好不好去求求冠晓荷呢?”他不会说:“解铃还是系铃人”,可是他的口气与神情帮忙他,教钱太太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求他?”她的眉有点立起来了。

“我去!我去!”祁老人紧赶着说。“你知道,我也很讨厌那个人!”

“你也不用去!他不是人!”钱太太一辈子不会说一个脏字,“不是人”已经把她所有的愤恨与诅咒都说尽了。“啊,我还得赶紧上当铺去呢!”说着,她很快的往外走。

祁老人完全不明白她了。她,那么老实,规矩,好害羞的一个妇人,居然会变成这么坚决,烈性,与勇敢!愣住一会,看她已出了大门,他才想起跟出来。出了门,他想拦住她,可是她已拐了弯——她居然不再注意关上门,那永远关得严严的门!老人叹了口气,不知道怎的很想把手中的一对泥东西摔在大槐树的粗干子上。可是,他并没肯那么办。他也想进去看看钱大少,可是也打不起精神来,他觉得心里堵得慌!

走到三号门口,他想进去看看冠先生,给钱默吟说说情。可是,他还须再想一想。他的愿意搭救钱先生是出于真心,但是他绝不愿因救别人而连累了自己。在一个并不十分好对付的社会中活了七十多岁,他知道什么叫作谨慎。

到了家中,他仿佛疲倦得已不能支持。把两个玩艺儿交给小顺儿的妈,他一语未发的走进自己的屋中。小顺儿的妈只顾了接和看两个泥东西,并没注意老人的神色。她说了声:“哟!还有卖兔儿爷的哪!”说完,她后了悔;她的语气分明是有点看不起老太爷,差不多等于说:“你还有心思买玩艺儿哪,在这个年月!”她觉得不大得劲儿。为掩饰自己的不知如何是好,她喊了声小顺儿:“快来,太爷爷给你们买兔儿爷来啦!”

小顺儿与妞子像两个箭头似的跑来。小顺儿劈手拿过一个泥兔儿去,小妞子把一个食指放在嘴唇上,看着兔儿爷直吸气。兴奋得脸上通通的红了。

“还不进去给老太爷道谢哪?”他们的妈高声的说。

妞子也把兔儿爷接过来,双手捧着,同哥哥走进老人的屋内。

“太爷爷!”小顺儿笑得连眉毛都挪了地方。“你给买来的?”

“太爷爷!”妞子也要表示感谢,而找不到话说。

“玩去吧!”老人半闭着眼说:“今年玩了,明年可……”他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

“明年怎样?明年买更大,更大,更大的吧?”小顺儿问。

“大,大,大的吧?”妞子跟着哥哥说。

老人把眼闭严,没回出话来。 FNO/SoPS4OJcAP7pWuQE+BPa31vZpJOIsAwsatVSmBFPN+7H3KumWhkPabuobw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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