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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从电话里得知，下星期日将对他的案件进行一次小范围的审理。打电话的人提醒他注意，现在这种审讯是有规律地进行的，尽管不是每周都接连不断，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一方面因为大家普遍都希望诉讼早日结束，另一方面审讯必须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彻底，却因为为此花了那么多努力，绝不能拖得太久。所以人们选择了这种连续却又短暂的审讯方式。为了不打搅K的业务工作，他们选择星期日作为审讯的日子。估计他会同意，假如他希望在另外的日子，也可能会满足他的愿望。比如审讯也可以在夜里进行，但是那可能K的头脑就不够清醒。无论如何只要K没有异议，就在星期日吧。不言而喻，他肯定必须出席，这一点人们大概早就提醒过他了。告诉了他应该去的那栋房子的门牌号码，是在偏僻的郊区，K还从没到过那里。
K接到这个通知后，没有回答，挂上了电话。他立刻决定，就星期日去，这肯定是必要的，他必须面对，这第一次审讯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他还站在电话旁思忖着，这时他听见身后有副经理的声音，副经理想打电话，但是K挡住了他的路。
“坏消息？”副经理漫不经心地问，不是为了想得到什么消息，而是让K从电话旁离开。
“不是，不是。”K说着站到旁边，但是没有离开。
副经理拿起话筒，在等着电话接通的时候，他扭过脸对K说：“可以问一个问题吗，K先生？您想不想星期天赏光和我一道参加在我的游艇上举行的聚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聚会，肯定也有好多您的熟人在场。其中就有检察官哈斯特勒。您来吗？您就来吧！”
K尽量注意副经理对他说的内容。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和副经理的关系从来没这么密切过，这个邀请意味着从他那方面和解的尝试，而且表明，K在银行里变得多么重要，他的友谊或者至少他保持中立，对于银行的第二把手来说显得多么宝贵。这个邀请是副经理贬低身份，也只能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装作顺便说出来。但是K必须让他第二次屈尊，他说：“非常感谢！但是很遗憾，星期天我没时间，我已经和人约好了。”
“可惜。”副经理说完，又转过身去打电话，这时电话恰好接通了。通话很短，但是K在整段时间里一直心不在焉地留在电话机旁。直到副经理挂上电话，他才回过神来，为他毫无意义地站在这里只稍微表示一点道歉，解释说：“我刚才接电话来着，我想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忘了让他们告诉我什么时间去。”
“您再问一次。”副经理说。
“不那么重要。”K说，尽管如此这样一来他先前已经缺乏诚意的道歉就更没多少意思了。副经理一边走，一边还说起什么别的事，K也强迫自己回答，但是他主要想着，最好星期天上午九点到那儿去，因为在工作日里，所有的法院都在这个钟点开庭。
星期天天气不好，K觉得很疲倦，他因为参加一个固定餐桌的老顾客聚会活动，直到深夜还待在餐馆里，他几乎都睡过头了。他没有时间集中考虑他在一周中想好的各种不同的计划。他赶快穿好衣服，没吃早饭，跑到给他标明了的郊区去。尽管他没时间四处看，奇怪的是他遇到了参与他的案件的那三个职员，拉本施太纳、库利希和卡米纳，前两个人坐在一辆电车里，正穿过K走的马路，而卡米纳坐在一间咖啡馆的门前的平台上，当K走过时，他正弯着腰，好奇地趴在栏杆上。三个人大概都在望着他的背影，奇怪他们的上司怎么在路上跑；一种对抗的心理使他决定不乘车往那儿去，在他的事情上他厌恶外人任何一点，哪怕是最小的帮助，他也不想求助于任何人，并且不愿意因此让人即便稍微介入一点此事，最后他也没有一点兴趣，通过分秒不差准时到达在调查委员会面前贬低自己。不过现在他还是加快脚步，只是为了尽可能九点到，虽然根本没有给他规定时间。
他起初以为，那栋房子从远处看就有某种他想象不出来什么样的标志，或门前特别热闹，从远处就能认出来。但是，那条尤利乌斯大街，他到了那儿，还在大街的开头停留了好长时间，两旁都是几乎完全一样的房子，穷人租住的高高的灰色房子。现在星期天早晨大多数窗口都有人占着，男人们只穿着衬衣靠在那儿抽烟，或者小心、温柔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小孩。另一些窗口挂满了被单，被单的上边匆匆露出头发乱蓬蓬的女人的脑袋。人们隔着小巷相互打招呼，有一声喊声恰好在K的头顶上，引起一阵大笑。在长长的街道上隔不远就有一家比街道低，下几磴台阶就到的、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小店铺。女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或者站在台阶上聊天。一个卖水果的正在朝着上面的窗户吆喝自己的商品，他像K一样心不在焉，差点用他的手推车把K撞倒。一架在比较富裕的街区已经用坏了的唱机开始演奏，发出刺耳的声音。
K往小巷深处走进去，走得很慢，仿佛他现在已经有时间了，或者预审官从那个窗户里看见他了，就是说知道K找着地方了。九点刚过。房子相当大，两边伸出去很远，特别是进门处又高又宽。那显然是为载重汽车出入预备的，运货车是各个货栈的，这些货栈围着大院子，现在货栈关着门，挂着商号的牌子，K由于银行的业务知道其中几个。和他往常的习惯不同，他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仔细研究面前的一切情况。在他附近，一个光脚的男子坐在一个箱子上看报。一辆手推车上两个少年坐在上面摇晃。抽水机前站着的一个穿着宽大的睡衣、身体瘦弱的年轻姑娘，一边朝K望着，一边正往她的壶里灌水。院子的一角，两扇窗户之间拉了一条绳子，上面已经挂了肯定是要晾干的衣物。一个男子站在下边，通过喊叫指挥干活。
K转向楼梯，要去调查委员会的房间，但是后来他又站住了，因为除了这个楼梯，他看见院子里还有三个不同的楼梯口，此外在院子尽头还有一个小通道，好像通向第二道院子。他很生气，打电话的人没给他详细描绘房间的情形，这当然是别人对待他特别漫不经心或冷漠，他决定把这点大声、明确地指出来。但是最终他登上了第一个楼梯，脑子里回忆起看守威廉的话，法院被罪行所吸引，因此审查室必定紧挨着K偶然挑选的楼梯。
他上楼时撞上了许多在楼梯上玩耍的孩子，他从他们中间穿过时，孩子们愤怒地看着他。“如果我下次再来这儿，”他对自己说，“我一定得要不带糖块来讨好他们，要不就带棍子打他们。”快到二楼时，他甚至不得不等一会儿，直到一只球滚过去，两个满脸皱纹、长了一副大人相的小男孩趁机抓住他的裤腿。他要是想摆脱他们，就不得不把他们弄疼，他害怕他们叫唤。
在二楼他才开始真正寻找。然而因为他不能直接讯问调查委员会，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找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他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上尉，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叫这个名字，现在他想到所有的屋子里打听，是否有一个细木工兰茨在这儿住，这样才有可能进屋里去看。但是其实这样做轻而易举，因为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敞开着，孩子们出来进去乱跑。这是些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一扇小窗户的屋子，里边也烧饭。有些女人一个胳膊抱着吃奶的婴儿，空着一只手在灶台上忙活。好像只穿着围裙的半大姑娘非常勤快地忙来忙去，所有的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病人、正睡着的人或者穿着衣服摊开四肢躺在那儿休息的人。那些关着门的房子，K就上去敲门，问住没住着一个叫兰茨的细木工。往往是一个女人打开门，听到问题，转身回到屋里，朝正在从床上爬起来的什么人说：“这位先生问，这儿是否住着细木工兰茨。”
“细木工兰茨？”那人从床上问。
“是的。”K说，尽管调查委员会毫无疑问不在这儿，可因此他的任务完成了。许多人相信，K就是非常想找到细木工兰茨，想了好半天，说出一个细木工来，但是不叫兰茨，或者说出一个和兰茨相近的名字来，他们问邻居，或者陪K到离这儿很远的门前，他们认为那儿的房子可能转租出去了，也许住着像兰茨这样的人，或者那儿有人比他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最后K用不着自己打听了，而是这样被一层层带上楼去。他很可惜起初他觉得非常实用的计划。在上六楼之前，他决定放弃寻找，和那个本想带他继续往上走的热心的年轻工人告别，走下楼去。但是接着他又为这次完全徒劳的行动感到恼火，他又转回来，敲六楼上的第一个门。他在小屋里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大挂钟，已经指着十点了。
“这儿住着细木工兰茨吗？”他问。
“往里走。”一个长着黝黑明亮的眼睛的年轻女人说，她正在一个桶里洗小孩衣服，湿漉漉的手指着旁边房间敞开的门。
K相信是走进了一个会场。一间有两扇窗、大约中等大小的房间里面挤了好多人，没有人注意进来的人，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圈楼座，那儿也同样站满了人，人们只能弯着腰站着，头和背碰到天花板。K觉得空气太闷，又走出来，他对一个年轻的女士说：“我打听一个细木工，有一个叫什么兰茨的吗？”
“对，”女士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说，“请您进去吧。”假如那女人没有朝他走来，抓住门把手，同时说“在您之后我必须锁上门，不允许再进入了”的话，那K也许不会跟着她走。
“那好吧，”K说，“但是现在已经太满了。”然后他仍然进去了。
紧贴着门边的两个男子在交谈，其中一个人两手张开做数钱的动作，另一个人盯着他的眼睛，K从他们两人中间穿过去时，一只手抓住他。那是一个脸颊红红的小个子年轻人。“过来，请您过来。”他说。K任他带领自己朝里走，看来在乱七八糟挤成一团的房间里还有一条小窄道，可能是分成两派形成的。在前几排左右两边，K几乎看不见一张转向他的脸，只看见那些人的后背，他们的谈话和动作只是对着自己一派的人。这种情况也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多数人身穿黑衣，披着古老、宽大的节日长外套。只是这种服装使K有点糊涂了，否则他准会把它整个看作一次地区政治集会。
K被带到大厅的另一头，在一个同样过分拥挤、很低的讲台上横放着一张小桌，小桌后面紧靠讲台边坐着一个矮个子、呼哧呼哧喘气的胖男子。他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靠背上，腿交叉着，正和站在他身后的人在哄笑声中交谈。他时而把手臂向空中挥动，仿佛在讽刺地模仿谁。领K到这儿的年轻人感到很难通报。他两次踮起脚尖，想说什么，可是上面坐着的人没注意到他。直到讲台上的人中有一个注意到年轻人，那个人才朝他转过脸来，俯下身子听他小声报告。然后他掏出他的怀表，很快朝K看了一眼。“您本应该一小时五分钟前就到了。”他说。K想回答什么，但是他没有时间，那人几乎还没说完，大厅右边的一半就发出一阵普遍不满的牢骚。“您早在一小时五分钟前就应该出现。”那人提高声音说，同时也迅速向下边大厅里看。喧哗声也立刻更响了，因为胖男子也没再说什么，声音才渐渐地消失。现在大厅里比K进来时安静得多。只是在楼座里的人还注意着事态发展。在上边昏暗的光线里只能区分灰尘和雾气，人们好像穿得没有下边的好。有人还带来了枕头，放在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被挤伤。
K决定多观察，而不多说，于是他放弃为自己的所谓迟到辩护，只说：“可能我来晚了，现在我在这儿了。”接着从大厅的右半边又响起一阵掌声。“真容易争取过来的人。”K想着，只是大厅左半边的干扰使他不安，那些人正好在他身后，从那边只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他考虑可以说些什么，能够一下子把所有人，如果不可能的话，至少暂时把另一拨人争取过来。
“是的，”那人说，“但是我现在不再负责审问您。”——又是一片喧哗，但是这回误会了，因为那人用手向人们示意，接着说下去——“但是今天我想还破一次例。这样的迟到绝不允许再发生。现在请您到前边来！”一个什么人跳下讲台，好给K腾出一块地方，让他跳上去。他紧挨着桌子站着，在他身后挤得要命，他不得不拼命向后撑着，不然他也许就把调查委员会的桌子、可能还有预审官本人都从台上推下去了。
但是预审官不管这些事，而是舒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在他和身后的那人说完告别的话以后，拿起摆在他的桌子上的东西，一本小记事簿。那像一本学生练习簿，旧的，由于翻阅的次数多已经不像样了。“这么说，”预审官翻着记事簿，用了种确定的口吻对K说，“您是油漆匠？”
“不是，”K说，“而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在右边的那部分人中引起哄堂大笑，笑得那么开心，以至于K也不得不跟着笑起来。那些人把手支在膝盖上，像咳嗽得很厉害那样笑得前仰后合。甚至于楼座上也有个别笑声。已经十分生气的预审官似乎对下边的人没有权威，就想拿楼座上的人出气，他跳起来，威胁楼座里的人，眼睛上面平常不引人注意、又粗又黑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大厅左边的一半人却还一直没有声音，人们在那儿排成队，脸朝向讲台，安静地交替听着讲话和另一派人的喧哗，他们甚至容忍个别人走出他们的队列，和另一派的人偶尔一块攀谈。左边那派的人一般来说人数少点，基本上与右边那派同样不很显眼，但是他们行为举止的平静安详使他们显得重要。当K现在开始说话时，他坚信，是在代表他们的意见说话。
“您的问题，预审官先生，我是不是油漆匠——您根本没多问，就直截了当这样称呼——这种做法和针对我的整个诉讼程序进行的方式有关。您可以提出异议，说根本不是诉讼，您说得很对，因为它只是在我承认它是诉讼时才是一次诉讼。但是我现在暂时承认它是诉讼，出于某种同情。假如人们一般说想注意它的话，那就只能表示同情。我不是说这是一次卑鄙下流的审判，但是我想把这个名称提供给您，让您自己认识到。”
K中断了自己的话，朝下看着大厅。他刚才说的很尖锐，比他原来预想的更尖锐，但是正确。本应该在这边或那边获得掌声，但是全都是寂静无声，显然大家紧张地等待着后果，也许在寂静中孕育着爆发，爆发将结束一切。突然沉寂被打破了，大厅尽头的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女洗衣工可能干完了活，走了进来，尽管她小心翼翼，还是把一些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只有预审官使K感到格外高兴，因为他似乎马上就被刚才的话击中了。到现在为止他一直站着听，因为当他站起身来斥责楼座上的人时，K的发言令他惊呆了。现在趁着间歇时间他慢慢坐下，好像不想引人注意。也许是为了使他的表情平静下来，他又拿起笔记本。
“毫无用处，”K接着说，“您的小本也证实了我说的话。”他对此很满意，在陌生的会议上只听见他从容不迫的话语，K甚至敢于径直从预审官手中把小本拿过来，而且用手指尖捏着中间一页高高举起，好像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似的，这样两边那些写得密密麻麻，沾上污渍，发黄的纸页就倒垂着散开来了。“这是预审官的文件，”他说着让本子掉到桌上，“您继续好好读下去，预审官先生，说真话，我不怕这个犯罪记录簿，尽管如此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可以只用两个手指尖捏着它。”这可能只是一个深深屈辱的信号或者至少必须这样理解，因为本子刚刚掉在桌子上，预审官就过去拿，想把它稍微弄整齐，并且打算翻阅。
第一排的人心情紧张地面朝着K看，使得K向下面看了他们好一会儿。那全是些老头，有一些胡子都白了。也许他们是能够影响整个会议的决定性人物，自从K发言起，会议就陷入静止状态，即便是预审官的屈辱，大家也毫无反应。
“我出了什么事？”K继续说，声音比刚才轻一点，同时一直搜索第一排人的脸，他们的脸上表现出对他的讲话漫不经心的表情，“我身上发生的事只是个别情况，作为这样一种情况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没把它们看得很严重，但是它是一种诉讼的信号，对许多人像这样提出诉讼。我在这儿为这些人说话，不是为我自己。”
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不知在哪儿有人高举双手鼓掌，欢呼：“万岁！为什么不呢？万岁！万万岁！”第一排的人不时捋捋胡子，没有一个人因为喊声回转身子。K也觉得欢呼没什么意义，但是他确实受到鼓舞。他认为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得到大家的掌声，如果大家普遍开始思考此事，而且只要有时通过劝说争取过来一个人，那就足够了。
“我不想当成功的演说家，”K出于这种信念说，“我也不可能达到。预审官先生肯定比我说的好得多，那是他的职业。我想做的只是公开讨论一下大家所蒙受的痛苦。请你们听好：我二十天以前被捕了，被捕的事实本身，我觉得很可笑，但那不属于这儿的话题。早晨我在床上受到侵袭，也许有人——按照预审官说的，不排除这种可能——发布命令逮捕一个什么油漆匠，他很可能像我一样也是无辜的，但是他们选了我。旁边的房间被两个看守占了。就算我是一个危险的强盗，他们也不会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了。再说这两个看守是道德败坏的无赖，他们的废话灌满了我的耳朵。他们暗示我行贿，他们耍花招，想骗走我的内衣和西服，在他们无耻地在我眼前吃光我的早餐后，又想要钱，所谓的为了给我买早点。这还不够。
“我被带进第三个房间，带到监督官面前。那是一间我很尊重的女士的房间，我得承认，由于我的缘故，但不是我的过错，因为那两个看守和监督官的在场，房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弄得脏乱了。我没办法再平静。但是我努力冷静下来，完全平和地问监督官——假如他在这儿，他也会证实这一点——我为什么被捕。这个监督官这会儿怎么回答的？我现在还能在眼前清楚看见，他怎么舒舒服服地坐在我提到的那位女士的椅子上，一副傲慢冷漠的神情。先生们，他根本什么也没回答，也许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他把我逮捕就万事大吉了。他甚至还额外做了一件事，把我的银行的三个低级职员带到那位女士的房间里，他们乱摸乱动相片，把女士的私人物品搞得乱七八糟。这些人的存在当然还有另一个目的，让他们像我的女房东和女仆一样，传播我被捕的消息，损害我的公众威信，特别是动摇我在银行的地位。现在他们一点也没达到目的，甚至我的房东，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现在在这里怀着尊敬的心情提到她的名字，她叫格鲁巴赫太太——甚至格鲁巴赫太太也完全明白，这样的逮捕和小巷里没看管好的男孩子干的恶作剧一样。我重复一句，整个事件只是使我很不舒服，生了一会儿气就过去了，但是它不会也有更坏的后果吗？”
K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朝着默不作声的预审官望着，他相信自己发现了，这人正在用一种目光给人群中的某个人使眼色。K微笑着说：“刚才我旁边的预审官在这儿向你们中的某人发了一个秘密的信号。就是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是受他从上面指挥的。我不知道，信号是意味着应该嘘我还是给我鼓掌，因此我不想过早揭露事实，也不用有意识地弄明白信号的意义。我完全无所谓，而且我公开授权预审官先生，不必秘密地给下边那些他收买的职员发信号，而是大声发令，他可以比如一次说‘现在嘘他’，下一次说：‘现在鼓掌’。”
预审官十分狼狈或者忍耐不住了，在他的椅子上扭来扭去。他身后的刚才已经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又向他俯下身子，好像是一般地给他鼓劲或者出一个特别的主意。人们在下边小声谈话，但是很热烈。原来似乎意见如此对立的两派混合起来，一部分人用手指着K，另一部分人指着预审官。房间里雾气腾腾，让人特别难受，甚至使人不能看清楚站在窗户旁边的人。这对楼座上的人影响特别大，他们被迫当然是胆怯地从侧面看着预审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们向会议的参加者小声提问。回答的人用手捂着嘴，同样声音很小。
“我马上就说完了。”K说，因为没有铃，他用拳头敲桌子，预审官和给他出主意的人吃了一惊，两人的脑袋暂时分开，“我置身事外，因此我可以平静地评判，如果你们仔细听我说的话，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前提是你们对它感兴趣。你们对于我提供的情况意见相左的争论，请你们往后推迟些，因为我没有时间，我马上要离开。”
全场立刻安静下来，K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人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乱喊乱叫，也不再鼓掌，但是好像已经被说服了或者将要被说服。
“毫无疑问，”K说，声音很轻，因为他很高兴整个会场上的人都紧张地注意听着，在寂静中出现的一丝声响都比令人陶醉的掌声更使人受到刺激，“无疑，在这次审判表面过程的后面，在我的案件中，也就是说逮捕和今天调查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存在。这个机构不仅有索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官和至少是不中用的预审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群比较高层的和最高级的法官，以及无数绝对必要的随从：差役、书记员、宪兵和其他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我不回避这个词。而这个机构的作用是什么呢，我的先生们？是逮捕清白无辜的人和对他们提起荒唐的诉讼，如在我的案子里，就毫无结果。在这种荒唐愚蠢的整个事件中让人怎么能避免官员最严重的腐败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最高法官也做不到。因此看守想拿走被捕者身上的衣裳，因此监督官闯入陌生人的家中，因此无辜的人不是接受审讯，而是被带到全体与会者面前受侮辱。看守曾对我讲到过存放被捕者的私人物品的仓库，我希望有一天看看这些地方，在那里被捕者辛辛苦苦挣来的财物，如果没被小偷一样的保管员偷走的话，一直放到霉烂。”
K的话被大厅尽头一声刺耳的尖叫打断，因为模模糊糊的光线使烟雾变白，朦朦胧胧，为了能看清楚那儿的情形，他把手搭在眼睛上面。那是一个洗衣女工，在她进来时，K立即看出秩序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现在她有没有过错，还不能断定。K只看到，一个男人把她拉到门边的一个角落里，紧紧搂住。但是不是她发出尖叫，而是那个男人，他张开大嘴，望着天花板。在他们俩周围围了一小圈人，附近楼座里的人好像为此感到高兴，K在会场里造成的严肃被这样打破了。K第一个想法是马上跑过去，他以为，大家也会想到恢复秩序，至少把那两人从大厅里赶出去，但是在他面前第一排的人根本站着没动，没有一个人动一下，没人让K过去。相反人们拦着他，老人们伸出胳膊，不知是谁的手——他没时间回身——从背后抓住他的衣领，K实际上顾不上再想那一对，他觉得仿佛他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好像真的把他逮捕了，他什么也没多想，就跳下了讲台。于是他和拥挤的人群面对面站着。难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他们吗？他过于相信他讲话的作用了吗？难道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是假装的，而现在因为他讲到最后了，他们假装够了吗？他周围都是些什么面孔啊！小黑眼珠滴溜溜转来转去，脸耷拉着，像那些酗酒的人一样，他们的长胡子又硬又稀，如果把胡子抓在手里，捏着的就只像爪子，根本不像握住胡子。但是在胡子底下，K奇怪地发现，外套领子那儿有不同颜色和大小的徽章闪闪发光。在他看得见的范围内，大家都戴着徽章。全体人都属于一体，表面上分成左边一派，右边一派，而且当他突然回过头来，看见预审官衣领下边也有同样的徽章。预审官正双手放在膝头，平静地望着下边。
“噢！”K喊了一声，并且把手向空中一挥，突然一切都明白了，“你们大家原来都是像我看到的那样的官员，你们是我反对的一群腐败分子，你们挤到这儿来，作为听众或者包打听，表面上分成两派，一派用鼓掌来检验我，你们想学习应该如何诱导无辜者。那么我希望，你们在这儿不是毫无用处，你们或者拿这个来取乐，看有人期望从你们这儿得到为清白无辜的人的辩护，或者——让我走，要不我揍你——”K朝一个靠他特别近，哆哆嗦嗦的老头喊道，“或者你们真的学到了什么。我祝你们在你们的职业中交好运。”他说着很快拿起放在桌边上的帽子，在普遍的寂静中、由于惊愕形成的寂静中朝出口挤去。但是预审官似乎动作比K还快一点，因为他在门口等着K。“等一会儿。”他说，K站住了，但是没有看预审官，而是看着门，他已经抓住了门把手。“我只想提醒您，”预审官说，“您今天自己失掉了——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审讯在任何情况下给被捕者带来的好处。”
K笑着看看门。“你们这群流氓，”他喊起来，“我把所有的审讯都送给你们吧！”他打开门，飞快跑下楼梯。在他身后重新又活跃起来的会场上响起了嘈杂的声音，他们多半开始以学者的方式讨论刚才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