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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目的地

当洪堡在普鲁士各地忙于勘查矿井、结交科学界同道的时候，他对远方的向往也从未停歇。然而他明白，母亲对他的冒险梦想毫无耐心。玛丽·伊丽莎白·冯·洪堡期待儿子在普鲁士的官方机构中步步高升，而洪堡感到自己被她的愿望牢牢“束缚”。1796年11月，她在与癌症搏斗了一年后去世。这改变了一切。

母亲的死去并没有给威廉和亚历山大带来太多哀痛，这恐怕并不令人惊讶。威廉告诉妻子卡洛琳娜，母亲总是抱怨儿子们的表现，无论他们在学习与工作中多么成功与优秀，她总能找出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她病倒以后，威廉就从耶拿搬回泰格尔宫和柏林来照顾她，但没过多久就非常怀念耶拿令人兴奋的智性生活。在母亲阴郁的情绪笼罩下，他无法阅读、工作甚至思考。威廉在给席勒的信中抱怨道，自己完全麻木了。亚历山大短暂地回家探访，旋即离开，留下哥哥总管一切。过了15个月，威廉再也无法忍受单调的守候，于是便回到了耶拿。两个星期之后，母亲病逝，没有一个儿子陪伴在侧。

兄弟二人甚至未能出席她的葬礼。其他事务似乎更重要：亚历山大正为他发明的矿井照明灯所受到的好评而兴奋不已，还包括自己业余时间进行的“动物电”实验。母亲去世四个星期后，亚历山大就宣布，自己在为“伟大的旅行”做准备。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等候已久，终于在27岁时挣脱了所有的枷锁。他对弗莱贝格的老友承认，母亲的死并未触动他，因为母子二人多年以前就已经“形同陌路”。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尽量避免回家，即使不得不回去，也总在离家的时候倍感释然。

一位友人来信写道：“她的离世……恐怕是你极为乐见的吧！”

不出一个月，洪堡就辞去了矿井监察员的职务。威廉稍微等待了一些时日，但数月后也搬到了德累斯顿，之后又和卡洛琳娜一起迁往巴黎。他们的新家成了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经常光顾的沙龙。母亲去世后，兄弟二人突然变得非常富有，亚历山大名下就有十万塔勒 。他炫耀道：“我有这么多钱，多到可以给自己的鼻子、嘴巴和耳朵镀满金子。”事实上，他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亚历山大向来生活俭朴、不喜奢华——除了购买印制精美的书籍和最新的科学仪器——也没有高贵的服饰和入时的家具，但现在，他愿意将一大部分继承到的财产作为远航的费用。他兴奋不已，甚至无法决定到底要去哪里：希腊和芬兰北部的拉普兰地区、匈牙利、西伯利亚……或者去西印度群岛，又或是菲律宾。

具体的远行目的地暂时还不重要，因为洪堡希望首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并且马上开始热火朝天地购置行装。他需要购买并且测试所需的仪器，游历欧洲的其他学术中心，尽可能多地学习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天文学。他早期发表的研究成果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人脉为他广开方便之门。他已经给一种新发现的植物冠上了自己的名字：Humboldtia laurifolia。这是一种来自印度的“美妙的树”。洪堡兴奋地给朋友写信说：“这真不可思议！”

在后面的几个月中，他拜访了弗莱贝格的地质学家，并且到德累斯顿学习如何使用六分仪。他攀登阿尔卑斯山——以便和新大陆的山峰进行比较（他是这样告诉歌德的）。在耶拿，他进行了更多的电学实验。在维也纳皇家花园的温室中，他观察了那里的热带植物，并说服年轻的总管约瑟夫·范·德·肖特（Joseph van der Schot）随他一起踏上征途，共享未来“甜美”的旅行。他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测量了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的高度；冒着冻雨试用了他的气象学仪器，就像他曾经在暴雨中高举测量仪器探测大气中的电量。他搜寻一切旅行游记反复玩味，并如痴如醉地翻阅植物学手册。

在这段游历欧洲最高学府的日子里，洪堡的信件流露出令人屏息的精神力量。“我就是这样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干脆利索。”他写道。

没有一个地方或一个人能提供所有他想学习的东西。

行前准备的忙乱持续了一年左右。洪堡意识到，正当自己的行囊塞满仪器、头脑中也装满了最新的科学知识之时，欧洲的政治局面突变，旅行的梦想濒临破灭。法国大革命之后引起的战争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1793年1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促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法国革命者。几年之内，法国接连对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宣战。战局反复拉锯，胜负参半，停战条约签了又作废，直到1798年——拿破仑指挥法国军队占领了比利时、普鲁士的莱茵省、当时受奥地利控制的尼德兰，以及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因为战事，洪堡的行程四处受阻；拜拿破仑所赐，甚至连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与埃特纳火山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

洪堡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准许他出海旅行的国家，哪怕只是一个通向其海外殖民地的许可。他向英国、法国与丹麦的官员求助。他正在考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可能性，却发现海战的打响打破了希望。他继而接受了加入英国布里斯托尔伯爵一行前往埃及的邀请，尽管传言中这位上了年纪的贵族脾气古怪。谁知伯爵不久就被法国人以间谍罪逮捕，洪堡的计划再次落空。

1798年4月末，距离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一年半，洪堡决定去巴黎探望威廉和卡洛琳娜，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哥哥了。况且，既然法国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那也许应该找他们碰碰运气。在巴黎期间，除了和哥哥一家共处外，洪堡还不停地写信与人联络，软磨硬泡，在笔记本上记满了科学家们的地址；同时，洪堡也继续购买书籍和仪器。“我生活在科学的中心。”他兴奋地写道。周游各地时，他见到了童年偶像，曾于1768年率先登上塔希提岛的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壮心未泯，正在准备一次环球航行，目的地是南极。他十分欣赏这位年轻的普鲁士学者，并邀请洪堡同行。

也是在巴黎，洪堡在临时租住的房屋走廊里遇见了年轻的法国科学家艾梅·邦普兰（Aim é Bonpland）。这位肩上挎着破旧植物标本盒的住客，显然也是一位植物学爱好者。他曾受教于法国最顶尖的博物学家，很有才华。洪堡在交谈中很快发现他还擅长比较解剖学，并曾在法国海军担任外科军医。25岁的邦普兰来自海港城市拉罗谢尔的一个航海世家，从小热爱旅行，身体里流淌着冒险家的血液。二人在走廊里畅谈，一拍即合，并立刻捕捉到彼此共享的对植物与异域旅行的热情。

和洪堡一样，邦普兰向往远方的世界。洪堡发现他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旅伴：不仅精通植物学与热带风物，并且性情温和、谈吐文雅。邦普兰体格魁梧，遇事沉着，健康而可靠，在很多方面都像是洪堡的反面。洪堡做事风风火火，而邦普兰踏实、温顺。他们将成为绝好的搭档。

行期将近，洪堡在百忙中似乎时时闪过愧对母亲的念头。席勒告诉歌德，有传言说“亚历山大没法摆脱母亲魂灵的纠缠”。显然，她时时刻刻都好像在洪堡身边。他们的一位共同好友向席勒透露，洪堡在巴黎参加某些形迹可疑的由灵媒举行的降神会，试图召唤母亲的鬼魂。几年前，洪堡曾经向一位朋友承认自己“十分怕鬼”，现在情况更严重了。无论如何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理性的科学家，他仍然感到母亲在注视着自己的每一步。是时候逃离了。

眼前更紧要的问题是，布干维尔把航行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更年轻的船长，尼古拉·博丹（Nicolas Baudin）。虽然洪堡一再收到准许他参与旅行的保证，但整个计划还是由于缺少一部分政府资金支持而中断。洪堡拒绝放弃。时值1798年5月，他甚至想过赶往土伦港，和另外200名学者一起跟随拿破仑出征埃及。但怎么才能到达那里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面临着少见的挑战”。

洪堡继续寻找合适的船只。他联系上了瑞典驻巴黎的公使，后者答应给他从马赛出发到北非海岸阿尔及尔的许可，他可以从那里经陆路前往埃及。他还向在伦敦的相识约瑟夫·班克斯求助，想给邦普兰办一本护照，以防途中与英国战舰狭路相逢。他做好了应对一切突发事件的准备。洪堡自己的护照是由巴黎的普鲁士大使签发的。除了姓名和年龄，护照上还颇为详细地描述了他的长相，虽然并不一定客观：灰眼睛、大嘴巴、显眼的大鼻子，以及“形状端正的下巴”。洪堡风趣地在旁边批注道：“嘴巴太大、鼻子太肥，但下巴尺寸刚刚好。”

10月底，洪堡和邦普兰赶到马赛，准备立即出发。然而他们的旅程再次受阻。整整两个月，他们每天爬到山顶的守护圣母院，眺望港口。每次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一叶白帆，他们的心中就又燃起希望。最终消息传来，他们等待的护卫舰在一次风暴中严重受损。洪堡决意凭一己之力包下一艘船，但很快发现，无论他出多少钱，都没有船愿意在战事正酣之时出海。“所有希望都破灭了。”他在给柏林的老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感到绝望：手上资金充裕，脑袋里装满了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可终究无法出行。他感叹道，战争与政治让一切停滞，“世界封闭了起来”。

终于，在1798年底——母亲去世整整两年后——洪堡对法国人丧失了信心，他转而前往马德里碰碰运气。虽然西班牙政府向来不愿让外国人进入他们的海外领地，但洪堡凭着与西班牙廷臣过硬的交情，获得了珍贵的通行证。1799年5月初，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给他颁发了前往南美洲与菲律宾殖民地的护照，但前提是洪堡需要自己出钱完成航行；另外，洪堡答应向西班牙皇家珍宝阁与御花园发送旅行中收集到的植物与动物。这开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很多西班牙人都惊讶于国王居然肯让一个外国人如此自由地进出他们的海外殖民地。

洪堡不会再浪费时间。收到护照5天后，洪堡和邦普兰离开马德里，前往西班牙西北角的港口城市拉科鲁尼亚，登上了正在等候他们的护卫舰“皮萨罗”号。1799年6月初，启航的准备一切就绪，虽然有传言警告说，有人看见英国战舰正在附近出没。加农炮和可怕的敌人都不能让洪堡放弃，他写道：“我快乐得飘飘欲仙。”

从望远镜、显微镜到大型摆钟和罗盘，洪堡的42件科学仪器都被单独包裹在底部铺着丝绒的箱子里，一同装上船的还有用来储存种子和泥土样本的玻璃瓶、成卷的纸张、天平，以及数不清的工具。洪堡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好心情：“正如开始一项伟大工作时所必须拥有的。”

出发前夜，洪堡在信中讲述了他的计划。和此前的探险家一样，他打算收集植物、种子、岩石以及动物标本。他想测量山峰的高度，确定其经纬度坐标，并且测定水体和大气的温度。但这次旅行更真实的使命在于，发现“自然的所有力量是如何相互交织起来的”——有机生命与无机物在自然中如何互动。“人必须向往善和崇高、伟大的事物，”洪堡在离开西班牙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其余的则交给命运。”

在驶往热带的途中，洪堡越来越兴奋。他们捕捉并仔细观察了海里的多种鱼类、水母和海藻，以及沿途碰到的鸟类。他试着用自己的各种仪器来测量温度以及太阳的高度。一天夜里，海水被片片磷光点亮，如同着了火一般，“像是布满了有机颗粒的、可以饮用的液体。”洪堡在日记中描述道。两星期后，他们停靠在特内里费——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一座岛屿。登陆的时候，整座岛屿被浓雾笼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但当雾气散开，泰德峰的雪顶赫然闪耀在日光之下。洪堡冲到船头，屏息欣赏眼前的这幅景象：这将是他在欧洲之外登上的第一座山峰。但由于他们仅计划在特内里费岛停靠两三天，因此时间紧迫。

次日清晨，洪堡、邦普兰和一些当地的向导一起出发，向火山走去。他们没有帐篷和厚外套，只带了一些轻便的“冷杉火炬”。峡谷中非常热，但越往上攀登，温度就下降得越快。到达海拔12000多英尺的顶峰时，狂风吹得他们几乎站不住脚。他们脸颊冰冷，但脚底却饱受火山内部蕴藏着的热力灼烫。洪堡毫不介意这些疼痛和不适。空气中似乎有一种透明的“魔力”物质，预示着美好的未来。虽然他恋恋不舍，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船上去。

“皮萨罗”号起锚了，航程继续展开。洪堡心情愉快，除了抱怨夜间不能点灯或蜡烛（因为怕引起远方敌船的注意）。洪堡每天仅需要几小时的睡眠，让他在黑暗中假寐、不能阅读、不能动手做实验或进行研究简直是巨大的折磨。越向南行，白昼时间越短，渐渐地，傍晚六点就无法工作了。于是他开始观察夜空。正如无数曾经穿过赤道的前人一样，洪堡惊喜地注视着新的星星，看它们逐一浮现——那些只有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星座，每夜都提醒着他：已经离家很远了。在首次观测到南十字星座的当晚，洪堡意识到，自己“年轻懵懂时代”的梦想已经实现。

1799年7月16日，离开拉科鲁尼亚41天后，新安达鲁西亚 的海岸出现在地平线上。望向新大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意葱茏的棕榈树和香蕉树丛，它们沿着岸边生长；再向远处看，依稀可见的高耸山峰直入云端。距离海岸一英里处的是被可可树环绕的库马纳城，由西班牙人建于1523年。1797年，也是洪堡来访的两年前，一场地震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洪堡一行将在这里停留数月。天空是最澄清的蓝色，空气纯净得没有一丝薄雾；烈日炎炎，白昼耀眼。洪堡走下船，顺手掏出温度计插入脚下的白沙中，“37.7℃”，他在笔记本上记道。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领地北至加利福尼亚，向南一直延展到智利的最南端。新安达鲁西亚是委内瑞拉总督区的一个省，库马纳是它的首府。所有西班牙殖民地都听命于王室和位于马德里的西印度理事会，在这个专制统治的体系内，各地的总督直接向马德里汇报情况。如果没有明确的批准，各个殖民地之间不能相互交易，信息来往也受到严密管控。要出版书籍和发行报纸，必须获得执照；出版社与工厂不允许在殖民地当地运营。只有在西班牙出生的人才能在殖民地拥有店铺或矿山。

18世纪70年代以来，席卷北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使得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居民们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他们需要向西班牙缴纳高额的税金，并且不允许参政。所有不是来自西班牙的船只都被自动当作敌人，而且所有人——即便是西班牙人——都必须持有国王颁发的许可才能进入殖民地。民怨日益积聚。看到殖民地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洪堡明白自己必须小心行事。虽然他有国王颁发的护照，但地方官员随时可能找他麻烦。可以想见，如果不能成功地让当地管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产生兴趣”，他在新大陆将“举步维艰”。

然而，在向库马纳总督交付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洪堡饱览了热带风光。一切事物都如此新鲜、壮美。每一只鸟儿、每一棵棕榈树、每一波海浪都“宣告着自然最宏大的面相”。这是他新生的开始。在此后的5年中，他将从一个聪颖、好奇的少年成长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洪堡将用头脑和心灵去审视自然。 rk4XUGxev1/2znBy0yuHgIdzyrgbVRUHSVhSHR32pzvCgFO8r5mbv4l4kqU3lu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