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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第三部作品《美》（ On Beauty ，2005）在《白牙》（ White Teeth ，2000）之后为她赢得了持续的赞誉和更多的关注。她的血统——父亲是英国白人，母亲是牙买加移民——使她从骨髓里既懂得白人的微妙心理，又懂得黑人的处境、情感和灵魂需求；她的视角使她笔下的黑人形象比任何时候都离白人更近，也更加真实感人。她的学识和阅历、她的智慧和幽默，让她能轻松驾驭学院和知识分子这个领域，从学术论争、政治主张、家庭生活、两性关系、种族平等、艺术审美、诗歌及音乐等方面架构起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赋予人物以生动的趣味、鲜明的个性、细腻真实的情感，贡献给读者一幕幕惊人的戏剧冲突和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情节。连简单的风景描写都体现出作者非凡的审美品味和深厚的功力。作为译者，能如此近距离地领略作者的才华与温情、如此深刻地优先体验作品的结构之精巧和文笔之细腻，在深感幸运的同时，迫切地想从作品主题、人物关系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对书名的困惑：如此精彩好看的一部小说，作者竟然题名为《美》（或译《关于美》/《论美》），这听起来怎么都像是一部美学论著。可是投入进去之后，发现“美”确实是这部小说遍布全身的神经，是贯穿全书的主题与灵魂，它无处不在，虽或隐或现。
“美”，有着表层的理由。扎迪·史密斯在“致谢”中说她是从伊莱恩·斯卡里的论著《关于美及审美公正》中借来了本小说的书名和最后一章的标题“关于美和犯错”，小说中还引用了故事主人公之一克莱尔·马尔科姆的一首同名小诗《美》。另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霍华德·贝尔西是一位美学教授，他研究伦勃朗的绘画，给学生讲授艺术理论和绘画欣赏课；女教授克莱尔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给学生开设创造性诗歌课程。在这个虚构的惠灵顿大学的艺术圈子之外，还涉及古典音乐、现代说唱和嘻哈音乐等艺术形式。所以说“美”和审美几乎无处不在。
“美”，又是一个深层的诱惑，它诱使人去探索，也诱使人犯错。五十六岁的霍华德在伦勃朗研究方面是逆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他反对经典的传统解读和权威的定论，在课堂上给学生宣讲他的自由主义艺术观。他说“艺术是一种西方神话，我们用它来安慰和塑造自己”，认为“美就是权力所戴的面具”，伦勃朗并非历史所传闻的“反叛大师”，也不是什么天才和独创者，而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是一个对富有客户有求必应的能干的手艺人而已。霍华德的选修课算不上热门，但他却有着少数的拥趸。他在学术上不算成功，手头一直在写的伦勃朗专著依然是一堆散落在地上的稿纸，而他的对手、持保守主义观点的蒙塔古·基普斯同一研究议题的书却已经出版并热销。
霍华德对自己的研究和授课有点儿心不在焉，毕竟连续多年一直都在教授这门课，讲着同样的内容，重复着同样的第一节课。他觉得自己就跟课堂上用的老式幻灯机一样不再时髦了。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和物理环境下，霍华德犯下了中年男人常犯的错误，使他三十年的婚姻陷入危机。他第一次出轨的对象是他们夫妻共同的老朋友——他的女同事克莱尔·马尔科姆。出轨的原因对两个人来说都显得荒唐，与爱情无关。克莱尔之所以主动献身于霍华德这个她无论如何都不抱有性欲望的男人，是受了心理驱使而施加给自己的感情折磨，她幼年时的心理创伤使她沉湎于自我破坏，因为她遇见了天使一样的爱人沃伦之后个人生活太过完美了，完美得让她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相比之下，受了诱惑的霍华德释放出的则是一种传统的男性冲动和性幻想的欲望——一种“迟到的他人的可能性，过他种生活、拥有新的肉体、变回年轻”。这是他自己身上“隐秘的、不稳定的、猥亵的部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霍华德第二次犯错的对象，是十九岁的女学生维多利亚。她是霍华德死对头的女儿，也是使霍华德的长子杰尔姆坠入初恋的女孩。她后来跟随父亲从英国来到美国，并选修了霍华德的艺术史课程。维多利亚的美是有自我意识的、危险的、致命的，如果她伸出触角，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出她的网。这个黑皮肤的女孩“像上帝的理念一样美丽”，杰尔姆在给父母的电子邮件里说她“令人惊异，美艳绝伦，光彩照人”；克莱尔觉得维多利亚像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又像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下面那些雕像中的一尊，她的脸具有一种远古美韵。霍华德见到维多利亚的时候，首先想到“这姑娘是个危险品”。维多利亚自然知道自己的美所具有的威力，年轻的她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貌，于是少不了一些滥用。维多利亚跟杰尔姆短暂的“恋情”，在她一方，只是好奇和探索的性质，或者是把自己当作一件礼物施与罢了。因此，不难理解当维多利亚在她母亲的葬礼之后、在痛苦加酒精的作用下，狂乱地向霍华德发起性进攻时，霍华德除了乖乖就范几乎没有退路。
在第一次犯错之后，霍华德面对妻子琪琪的责问，为自己辩解说：“不错，男人——他们对美有反应……对他们来说那没有止境，这……这种对美的关注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种肉体的现实存在——那显然是禁锢性的和幼儿化的……然而它却是真实的……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来解释那——”
“为什么性要意味着一切呢？”这位美学教授面对妻子惩罚性的性拒绝百思不解，他不认为自己跟别的女人上床就意味着不爱自己的妻子，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妻子的脸。而且，他的两个错误都是短暂的，第一个持续了三个星期，第二个只有一次。然而，琪琪无法很快地原谅他和接纳他，他的长子杰尔姆也怨恨他。女儿佐拉面对父亲的第一次出轨时虽并不同情自己的妈妈，却对他的第二次犯错不能原谅，她充当起了道德法官的角色，对这位教授父亲进行了“惩罚”。琪琪也选择了离家独居。文中所引克莱尔·马尔科姆的一首四行诗颇有意味：“不，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人们不能原谅我们的那些罪过。/美丽，总少不了伤口。/天，总在开始下雪。”
美与罪过，罪过与伤害，所有涉事人物都在“负伤而行”，无论是中心人物霍华德，还是琪琪、克莱尔和维多利亚，还有杰尔姆（他还没有从对维多利亚的失恋中彻底解脱）、佐拉（维多利亚在受到霍华德冷落之后开始与美男子卡尔约会，而卡尔是佐拉一直暗恋的男孩）都因霍华德的“罪过”而受了伤害。克莱尔的那首小诗似是对此的回应：因此它们的悲伤是完美的。/美丽，总少不了伤口。
美——罪过——悲伤——完美，就是如此缠结在一起，形成小说的主题与情绪。
扎迪·史密斯塑造的人物形象立体、个性鲜明，个个活泼可见；众多小说人物之间都以合理可信的方式产生联系、发生各种关系——有的明朗，有的含糊微妙，以推动故事的发展，形成自然的情节流动。
霍华德·贝尔西和蒙塔古·基普斯是一对学术宿敌，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保守派，两人之间激烈、公开的学术论战连两家的孩子们都熟知，然而他们“拒绝成为彼此”，相互毫不妥协。而他们的妻子却“一见钟情”。卡琳·基普斯初见琪琪·贝尔西时吟咏了一句诗：“我们彼此互为庇护”，表达两位女性“适时地遇见”了的美好心情。两人的友谊使她们似乎回到了纯真的少女时代，由衷的相互欣赏和毫不吝啬的赞美，袒露内心的交流，发乎自然的喜爱，甚至是真诚的生气。病重将死的卡琳在最后的日子里将自己最喜爱的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作遗赠给了琪琪，并在画的背面写了赠言：“……它需要被像你这样的人爱惜。我们彼此互为庇护。”琪琪在经历过霍华德背叛的伤痛之后，还跟卡琳探讨起“女人是否可以跟女人一起生活”的问题。这已经接近于“革命性”了。两个女人友谊发展的高潮是琪琪决定跟病中的卡琳一起坐火车去阿默斯特的房子看画，结果在火车站被赶回来的卡琳的家人撞见，琪琪只能望着卡琳被她的家人拥挟着越走越远的背影。
小说中还写到了男人之间微妙的“友谊”。通过卡琳之口，读者知道，她的丈夫蒙塔古最为亲密的朋友是詹姆斯·德拉菲尔德教士，一个著名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喜欢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抽雪茄。这是卡琳与琪琪分享的一个小秘密；而琪琪的丈夫霍华德也有自己亲密的男性助手克里斯琴。我们不妨也分享一下琪琪从一个隐秘的视角观察到的他们两人一起在家庭聚会上的不完全画面：“霍华德生气勃勃的样子，两手插在头发里，身体前倾。他在听——不过是真的在听。真令人惊异，琪琪想，他一旦用心竟然可以这样专注。……琪琪领会它所带来的融融暖意，那种取悦的喜乐。克里斯琴，受此影响，破天荒地看上去这样年轻。你能看得出，他允许自己生硬的人格面具有部分的释放……”而克里斯琴的名字先是被琪琪从邀请名单上删掉，后又被霍华德悄悄加上了，可见两人之间关系的微妙。
比起上述几对微妙晦暗的同性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体现出来的关系就要明朗得多。霍华德与蒙塔古除了在伦勃朗的研究领域之争，还有关于平权思想的不同政见。霍华德及家人都是平权行动的主张者和支持者，主张机会平等，尤其是黑人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而蒙塔古则是平权行动的反对者，他公然在《惠灵顿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霍华德的平权行动委员会，挑战它存在的权利。他认为机会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件礼物，机会，或者说权利必须通过正当渠道来“挣得”，而不是等着别人赠送。他认为如果为黑人提供默许、特许权和支持，就是在鼓励一种受害者文化。他对处于贫困地位的黑人丝毫没有同情，这位已在英国获封爵士的黑人曾经操着他优美的尼日利亚调子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时鼓吹说：“有色人种必须依靠自己的家，有色人种必须承担责任。”而琪琪则坦率地对蒙塔古说了她对此论调的反应：“我只觉得当我们黑人据理反对为黑人提供机会时，那散发出一种，喔，一种自我憎恨的味道。”蒙塔古道貌岸然的背后，却是对海地黑人艺术品的廉价购买与独占，还有对黑人的利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莱尔在自己极为热门的创造性诗歌课上、冒着来自校方的压力和蒙塔古的批评，破例吸纳了几个社会地位低下却有天赋的校外生；身为教授的女儿及在校大学生的佐拉为黑人天才少年卡尔的受教育机会在校园里奔走宣讲；霍华德的另一个儿子利瓦伊为海地黑人的苦难遭遇哭肿了眼睛，并与他们并肩斗争，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关心黑人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这个并不时髦的话题，在作品中以真实而自然的现实性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本人的半牙买加血统使她能以同胞般的情怀细腻地关照到故事中主人公的内心渴望和精神需求，使黑人的平等权不再仅仅是个概念。卡尔的天赋、所处的社会阶层和他的受教育渴望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而佐拉这位出身美国中产阶级的“受教育的姐妹”在帮助卡尔的过程中，潜意识里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所有这些关系，既充满了感人的温情，也充满了斗争和困惑。所以耐读。
一部小说耐读，还因为它有内在的生命力。对于《美》来说，其生命力就是它的戏剧性冲突和喜剧性情节。
我一直都很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句话：“你可以解剖一只青蛙，但是你却没法使它跳跃；不幸得很，还存在着一种叫做生命的东西。”接触的文学理论越多，就越喜欢文本本身的鲜活生动。阅读一本小说的乐趣在于感受小说本身的生命，而不是过多的理论分析。
小说翻译到一半，就已经为其情节的设置叹服。故事情节设计之巧妙自然，细节的埋伏和照应，冲突爆发时的势不可挡，收束时的从容自如、得心应手，一切全在作者掌握之中。喜剧性场景的描写又那么令人忍俊不禁。霍华德收到杰尔姆从英国写来的邮件，说他爱上了基普斯的女儿并要跟她结婚时，竟乘飞机十万火急地赶到伦敦去拯救自己的儿子，绝不想跟自己的宿敌结成亲家。结果他前脚刚走，儿子的邮件就来了，宣布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此行几乎将儿子置于挨揍的境地，多亏卡琳及时出手化解。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霍华德·贝尔西的对手蒙蒂·基普斯竟然携家眷从英国临时搬到了美国，住在惠灵顿，与贝尔西家为邻，而且还参加了贝尔西夫妇举办的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派对。基普斯一家的到来只是个戏剧化的因素，为后面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聚会中最为戏剧性的画面则是霍华德与克莱尔的见面。这对婚外情的男女主人公在相互回避了几乎一年之后，觉得现在可以相互对视和说话了，结果就在克莱尔转过身来的一瞬间，他们都明白了这一对视是致命的。两人的身体语言把一切都泄露了，霍华德先前对琪琪说的谎言也不攻自破。当琪琪走近两人时，克莱尔把手从霍华德身上拿开的动作过于快了，作者是这样描写琪琪的反应的：
琪琪并没有看克莱尔；她在看着霍华德。你跟某个人结婚三十年了：你熟悉他的脸，就像熟悉自己的名字一样。它来得如此之快，然而又是如此的确定无疑——欺骗结束了。霍华德即刻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克莱尔怎会注意到他妻子左侧嘴角那一小块紧绷的皮肤，又怎能明白它的含义呢？克莱尔全然无知，她把琪琪的两只手攥在手里，还以为自己是在挽救局面呢。
这一幕很具有画面感和镜头感。本来，霍华德对他妻子谎称自己是在密歇根的一次学术会议期间跟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发生了一夜情，琪琪也已经在试着原谅他的“过失”。夫妻之间的坚冰正在一点点融化，如果不是这次聚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意外，他们甚至都可以恢复性生活了。那意味着一切都成为过去，生活又重新开始。但是克莱尔的出现使这一切更快地朝着毁坏的方向发展。发现了真相的琪琪外表的冷静沉着与内心的痛苦狂暴情绪形成巨大的张力，霍华德看着妻子站在那里，像个僵尸，她的眼睛对于霍华德的任何恳求都毫无反应，她的笑容是钉在脸上的，霍华德倒宁愿听到她尖叫。这种震撼的效果不逊色于重磅炸弹爆炸。
而戏剧冲突最为显象化和激烈的，当属佐拉大闹青年派对的一场。她听杰尔姆说维多利亚正在衣帽间与她暗恋的卡尔做爱，于是这个强壮的黑人女孩像个复仇女神一样，以飓风般的速度和狂暴力量将卡尔从衣帽间拖到了外面的门廊上，连她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做到的。戏剧性并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情景和卡尔的话又解释了更大的黑暗秘密——霍华德与维多利亚的不伦之性、道貌岸然的蒙蒂·基普斯对黑人女学生钱特尔·威廉斯长期的性侵犯和对妻子卡琳的隐秘背叛。于是伤害蔓延开来，毁坏在扩大，这效果有如引爆了连环炸弹。
在这些戏剧性冲突之外，小说中还有很多喜剧性的描写，如霍华德对合唱团的生理性过敏使得他屡屡在庄重的场合失态和出丑（在卡琳的葬礼上和在维多利亚的校园社交晚宴上）；人文学院院长杰克·弗伦奇说话的风格，有如口吃者的单口相声。还有种种巧合，如佐拉与卡尔初次相识拿错了随身听，后来卡尔又在泳池边拿了佐拉的泳镜，于是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开始了交往，并走入更开阔的现实领域；佐拉、杰尔姆和利瓦伊同胞三人在寒风中的波士顿街头不期而遇、利瓦伊劫富济贫从基普斯办公室偷来的画恰恰是卡琳要赠给琪琪却被蒙蒂和他的孩子们昧而不宣的，等等。
小说中体现的艺术之美和对话之精彩，无法一一举出，只能细读慢赏。本书值得反复阅读，生动的画面感和戏剧性又很适合以电影的形式表现。
姚翠丽
2016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