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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桂林雁山园首次召开桂学研究研讨会，形成“桂学”大讨论冲击波，对“桂学”概念含义理解围绕“桂”与“学”展开的讨论，这既涉及桂学概念界定及其性质特征的定位，又涉及桂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的厘清，还涉及桂学观念、思路、目标、路径及其价值取向的确定。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影响深远，推动了桂学研究的兴起，形成了广西学界讨论热潮。
关于“桂学”概念的提出，庞铁坚在《关于钟文典教授提议创立桂学的一点说明》一文中谈道：“2003年中秋临近时，我们去看望著名历史学家、桂林市社科联首任主席、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先生。在这次会面中，钟文典先生很郑重地提出建立临桂学研究的设想。当时，我提议改为‘桂学研究’并得到钟文典先生的认可。这个最初的设想，主要是考虑系统研究桂林或者说桂北文化的成长发展过程以及特色，研究桂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从这个语境来理解，所谓桂学，应该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结合为其重要的文化特色。不久，我着手成立桂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同时设立了桂学研究室，也与包括祝仁兄的几位同道浅浅地研究过一些事宜，其中包括编辑桂学名著丛书和桂学研究丛书等，颇有理想的样子。因为能力不逮，加之环境约束，桂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尚未开展工作就结束了，桂学研究室也没张罗起来，只是几位热心人一直关心这个学科，并且在不同的场合提及桂学之名。”
从该文所见，早在2003年钟文典先生就提出“桂学”倡议，当时所指“桂学”显然是桂林之学的狭义“桂学”，其概念使用也仅仅限于桂林市社科联几位学者讨论圈子，并未在学界流行开来并形成影响。而真正将“桂学”提到广西之学的理解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09年桂林雁山园首届“桂学研究”研讨会开始，至今以学术研讨形式进行桂学的研究和讨论不仅已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化，而且也进一步推动百家争鸣，学术交流，思想交锋，观点碰撞，由此产生火花，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首届桂学研究研讨会是桂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2009年4月以时任广西文联主席潘琦为首的专家学者云集桂林雁山园，召开首次桂学研究研讨会，“桂学”作为广西区域文化学术的核心范畴在学界公开亮相，“我们正式打出了桂学的旗号，宣告了桂学的诞生”
，标志着广西文化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该次研讨会上，潘琦率先提出“桂学”概念，并对其含义及其对象范围、性质特点、作用意义进行阐发，认为桂学研究具有开放性、综合性、民族性、创造性和传承性等特点。潘琦旗帜鲜明的主张，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也引发热烈的讨论及其不同意见的争论。张家璠认为：把桂学作为专用名词，只是学科概念，如果是一门学科，对象要十分明确，思考桂学，以学科研究为对象，要有准确的把握。王枬认为：广西本土文化汇集在一起，走向全国非常有意义，在一个大框架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概念，从性质上还需要充分论证。总之，创意很好，概念需要进一步推敲。张葆全认为：广西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心，不要笼统的说广西文化落后。梁启超曾说，两广在唐代以前对中国的影响不大，但宋代以后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康有为来桂林讲过学。近代以来，广西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从学者专家各抒己见的热烈讨论看，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发表各自不同观点与认识，但殊途同归的是大家都表现出对桂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关注，形成了桂学研究学术研讨的开放性、多元性、交流性的百家争鸣风气，为桂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桂学的持续讨论与研究，吸引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也更多地通过论文发表方式表达各自观点和认识。
从2009年开始，桂学研究文章开始见诸报刊。邓祝仁《创立桂学与开展桂学研究》删节版短文发表于《桂林日报》2009年4月2日，全文发表于《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也在2009年率先开辟“桂学研究瞭望”专题栏目，其后，广西各报刊、广西电视台、广西电台、广西各高校学报也相继开辟桂学研究及其相关研究专栏和专题，推动桂学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2010年，潘琦主编的《桂学序论》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桂学讨论及其桂学研究论文20多篇，“这是第一本关于桂学和桂学研究的书，带有‘开荒’的性质，填补了广西文化发展史上这一空白”
，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该书为“桂学文库”出版的首部著作，可谓桂学讨论与研究成果汇编，集中反映出桂学研究现状及其桂学讨论的大体面貌。
“桂”以确定其广西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及其文化空间范围。广西历代简称为“桂”，从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始，广西便与“桂”联为一体，此后历代广西首府桂林或称桂州，都离不开“桂”，广西也就称为“桂”或“八桂”。从“桂学”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角度阐释桂学研究对象，则存在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古代桂林、始安、桂州所称谓的、作为广西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的桂林，“桂学”即桂林之学；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包括桂林在内的整个广西，“桂学”即广西之学；再一种意见认为可作狭义与广义的分别理解，狭义指桂林学，广义指广西学。潘琦明确主张对于“桂学”概念理解应该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整体性，他认为桂学研究对象范围不应该局限于桂林，而应该是包括桂林在内、以桂林为重点的广西地域空间范围，“桂林文化是桂学研究的重点，但桂学不是单纯地研究桂林文化，一定要避免狭隘的观念”；桂学是“以广西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具有岭南特色的一种理念、理论、学说的总和。‘桂学’是一个地域性的广义文化概念，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现代、现代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是广西文化的名片。广西人在广西本土创造的学说，广西人在区外创造的学说，外省籍人在广西创立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都属于桂学的研究范畴”。
吕余生认为：“桂学是广西学术文化的总称，它概括和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广西文化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说。”
李建平则主张“桂学”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他认为：“狭义是桂林学，广义是广西学……桂学可以是研究桂林的一门学问，也可以是研究广西的一门学问，我们可以在不同学术场景中使用。”
黄健亦认为：“广义的桂学是指中外学者对广西社会、历史、人物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部分自然科学、现代化进程。狭义的桂学是指以广西的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它只涉及广西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民俗和文学艺术等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胡大雷则从历史时限界定视角提出桂学概念可分狭义、中义和广义：“狭义‘桂学’概念，发端于宋代广西之正式命名，确立于宋元时期一系列对广西地域的研究论著；……中义的‘桂学’概念，有标志性的即指渊源于汉代陈钦、士燮的经学，苍梧牟子的佛学，以及酝酿形成于宋的广西地域之学，成熟并显赫成名于清季的王鹏运、况周颐的文学之学；……广义的‘桂学’概念即‘大桂学’，指的是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的古代百越、萌发于汉而自宋以来渐渐兴盛繁荣并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广西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也涵盖有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
邓祝仁认为：“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范围抑或研究意义上考察，桂学恐怕以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为宜，广义的桂学指‘广西学’，狭义的桂学指‘桂林学’。”
综合以上不同意见，其实具备许多共同点，殊途同归的是无论狭义、中义还是广义，“桂”作为广西从古至今的简称，“桂学”之“桂”理应与之对应。或者说可将桂学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涵盖狭义、中义、广义的层次结构系统，既构成广西区域空间结构性与综合性的序列范围，又构成广西历代发展阶段性与整体性的时序范围。
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是，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桂学研究对象的区域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应该立足广西，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充分考虑广西沿边、沿海、沿江的区位特点、历代行政区域划分沿革、人口迁徙、多民族聚居、各种文化融合，以及跨境、跨界、跨区域交往交流等现象，应该将其也纳入桂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扩展桂学研究的视野与视角。广西文化地理空间的区域与跨区域范围涵盖内容还应包括：一方面是省际交界构成的区域与跨区域文化形态，如历史形成的“百越”、“越族”、“南越”、“岭南”、“岭西”、“粤西”等跨区域历史文化，省际交界构成的粤桂、湘桂、黔桂、滇桂等跨区域文化，以及泛珠江流域、泛北部湾地区、南海地区、湘漓流域等跨区域流域文化；另一方面是跨境及其边境交界构成的文化现象，广西与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的跨境文化现象，以及广西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位置、北部湾大开发及其广西成为西南出海大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海上新丝路”建设，均将广西区域位置上升到国家战略及其国际战略地位，广西区域文化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交汇特点；再一方面广西因毗邻港澳，以及在台桂籍台胞较多缘故，桂港、桂澳、桂台交往范围扩大；此外，广西是客家聚居的重要地区，是仅次于广东、福建的第三大侨乡，从而也会扩大桂学研究对象范围。由此证明，桂学研究对象既需要科学界定及其范围的相对限定，又需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灵活性。
桂学研究在厘清“桂学”概念含义及其研究对象范围基础上，必须进一步追根溯源理清桂学的学脉、文脉及其文化传统，探究其文化渊源及其学缘关系，认清其学术肌理与知识谱系，提供桂学研究的学理依据，以利于更好地传承弘扬桂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为此，专家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桂学”概念源头及其渊源关系
“桂学”概念的提出并非无中生有，也并非仅仅是时势造就的结果，而是有其发生的根源及其渊源传统。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桂学”这一概念的是清末著名学者、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李建平指出：“在10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当时的风云人物康有为已提出‘桂学’一词。那是1894年冬至1895年春，康有为来桂林讲学，居住于桂林叠彩山，在当时所作的《桂学答问》和《桂学答问序》篇名上醒目提出的。细读《桂学答问序》全文，不见有关桂学的任何定义，甚至没有关于桂学的只言片语。”确实，康有为篇名所使用的“桂学”一词原指在桂讲学之义，其讲学之“学”主要是孔儒经学及其读书方法内容，其中自然也包含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新学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康有为来桂讲学，确实含有宣传新学之意。由此可见，康有为所提“桂学”并非桂林之学或桂地之学含义。李建平则认为：“在《桂学答问序》里，可以发现蛛丝马迹。该文记叙写作《桂学答问》的缘由。起首一句，康有为就写‘桂山书院’，接着描述了书院悬挂的一块同治皇帝所赐的‘经明行修’匾额，又记叙了书院乃广西巡抚刘长佑和布政使康国器所建的历史。这康国器，正是康有为的叔祖。有此观感，康有为深有感慨：‘先帝教诲桂人士，训词深厚，先公教惠桂人士，手泽浓渥若此哉！’紧接着感慨之后的一句论断，值得我们重视了：‘于今二十年，桂士彬彬，其举人在今皇帝时再魁天下，而创作桂山书院以教惠之者，宜不能忘也。’这短短的40余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广西教育有成效；二是广西有人才，且‘魁天下’；三是要总结这段历史和这个经验，‘不能忘’。”“所以，笔者认为，康有为这里所说的桂学，并非与今天的桂学毫无关系，可以认定为桂学的源头，在100多年前就已存在。”
这一观点言之成理，论之有据，得到学者专家普遍认同。尽管康有为所提“桂学”含义与当今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的“桂学”有所不同，但从其对广西文化教育业绩的称赞来看，“却不经意间透露出广西特别是桂林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某个时期往往能得风气之先”
，包含有桂地之学兴盛之义。由此，以之作为“桂学”概念源头理所当然。当今潘琦等所提出的“桂学”概念，显然含有更为深广的含义与丰富的内容，以及现代观念与时代意识，当然也是广西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厚积薄发的产物，更是广西文化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之“桂学”与今之“桂学”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同时，通过学界持续不断的桂学研究及其讨论，“桂学”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仍然还在建构及其完善与丰富过程中。
(二)桂学的学脉、文脉及其文化传统
关于桂学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的讨论自然就会涉及地方文化史与学术史，探讨桂学的学脉、文脉传统成为一个重要热点。换言之，桂学文脉渊源并非止于康有为提出“桂学”概念，而从“桂士彬彬”、“再魁天下”追溯广西历史文化学术发展渊源。韦苏文认为应该“寻找桂学文脉的更远点”，可着重“从古代典籍文献中钩沉”、“从民间文化中捕捉”、“从文物考古中挖掘”、“从收藏品中去追寻”
等多渠道追根溯源。早在先秦文献典籍以及《史记》中就有关于“百越”、“南瓯”、“西瓯”、“骆越”等史料记载；壮族史诗《布洛陀》、瑶族史诗《密洛陀》以及桂林山水神话、刘三姐民间传说从古至今传承传播；考古发现百色古人类遗址证明距今80万年前广西就有古人类活动遗迹；集中代表古越族文化的铜鼓收藏广西为全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过竹《桂学的文化根脉》提出“石器：桂学文化根脉的最初形态”、“图腾与信仰：桂学文化根脉的活化石”、“铜鼓：桂学文化根脉的器物载体”、“花山：桂学文化根脉的历史积淀”、“且歌且谣：桂学文化根脉的乡土韵律”、“融合、重组与再生：桂学未来的发展取向”
等视角，探寻桂学学术根脉所依存的文化符号标志物，厘清桂学的学脉、文脉所在，以及桂学与广西历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学缘关系。为此，容本镇认为：“对广西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梳理和调研，追根溯源，摸清家底，是创立桂学、开展桂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只有在深度发掘利用广西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才能更好夯实桂学的学源、学缘、学脉基础，提供桂学研究的学理性依据。
(三)桂学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
桂学学术传统体现在历代广西学人和旅桂学人及其研究所确立的学术取向与学术风格上，形成“桂士彬彬”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张利群从根、本、魂视角讨论了桂学研究传统与文化精神，认为桂学研究需要：“寻根。所谓‘根’，指桂学立足之根，当然指桂学学术传统，包括广西历史文化传统、广西民族文化传统、广西民间文化传统等文、史、哲的人文传统”；“固本。所谓‘本’，指桂学立身之本，即指桂学作为地方之学的本土资源和本土对象范围”；“树魂。所谓‘魂’，指桂学精神魂魄。‘魂’一方面指广西文化精神与人文精神是桂学树魂的基础；另一方面指桂学的学术精神和研究宗旨”。
以桂学的根、本、魂确立桂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胡大雷列举粤西士人事迹资料后证明：“以上所述士人，有原籍粤西而土生土长的，他们的事迹或心理，有着根深蒂固的粤西文化精神；又有外籍人士远赴粤西任职为宦的，他们在粤西的事迹或由此的心理，是与粤西这片土地紧密相关的。以上所述粤西士人的文化精神，是与粤西地域特点紧密相连者，是与地域相关的文化精神之个性，可显示粤西文化的特殊性。”
潘琦指出：“长期以来，广西被误称为‘南蛮之地’，其文化为世人所忽略。今天，我们开展桂学研究，可以激发世人对广西这片土地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和精神产生兴趣，使之在理论上得到确认，在研究上得到重视，纳入中国区域文化研究范畴，重树广西人的文化自信。”
过伟认为：“桂学研究的意义，首先为广西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学术支持；第二，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提供理论支持；第三，为广西‘十二五规划’提供建设性意见。所以，‘桂学’研究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实践性。实践中提炼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乃实践——理论——实践之学。”
黄健认为：“要通过开展‘桂学’研究弘扬广西的历史文化，使广西各族人民重新认识自我，实现文化自觉，从而增进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
陈雄章提出“桂学是改变广西群体文化形象的重要学术诉求”，则从文化反思和自我内省视角，桂学研究需要在寻根中改变广西被称为“南蛮地区”的历史偏见和“老少边山穷”形象，更需要通过桂学研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广西新形象。他提出：“形象在传播中塑造，符号在历史中固化，精神在岁月中沉淀。今天的广西，需要让影响广西的旧文化符号、文化形象从骨髓中抹去，让全新的广西群体人文形象在世人面前熠熠生辉。但是，从文化符号到精神枷锁的剖析尚未清算，导致我们无法寻找到真正代表广西全新文化符号，我们需要寻根，更需要除根！或许这才是桂学存在的真正依据及其重要人文责任所在。”
这些讨论不仅从学术研究价值取向角度阐发了桂学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而且也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承创新的角度阐发了桂学研究的学术自觉与文化反思精神。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三点共识：一是尽管康有为所提“桂学”与当今所提“桂学”含义有所不同，但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及其渊源关系，两者在学术精神上一脉相承；二是桂学具有源远流长的学脉、文脉与学源、学缘传统及其文化传统，是历代广西学人及其旅桂学人学术精神传承与弘扬的结果；三是桂学研究既需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精神，也需要观念变革与文化反思精神，抓住传统与现实的衔接点和突破口，推进桂学研究创新发展。
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研究究竟有何区别，桂学提出究竟有何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价值，桂学性质特征究竟何在，诸如此类问题，既是时常萦绕在学者专家脑海中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不同意见交锋碰撞的讨论焦点。这些思考与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对桂学之“学”的认识与理解，集中表现在桂学的学科、学术、学问、学说、学派等问题的讨论上。
(一)桂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定位
尽管学科概念及其学科划分是近现代以来知识体系化与教育学科化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古代传统学科就不存在，诸如文史哲、数理化的传统分科，汉代始分文学、经学、玄学、史学四科。总体而论，古代分科并不像近现代学科那样严密，具有综合性、交叉性、模糊性、笼统性等特征。现代学科关键在于将知识体系化、系统化、理论化、专业化，构建起严密且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形成严格的学科界限和壁垒。当代学科发展呈现两种趋向，一是因于大工业生产分工需要、新生事物产生与人类认知需求，学科分类愈来愈精细化，分支学科、新兴学科越来越多；一是为便于更为深化和拓展研究视角和视野，整合学科资源，形成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和整体研究方向，学科发展愈来愈综合化，跨学科、交叉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学科发展趋势。基于传统学科与现代学科共同发展、学科分类需要与综合学科发展趋势的背景和语境，桂学作为学科的依据及其基础条件均已具备，关键在于如何厘清其性质特征及其定位。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立，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即学科对象及其研究范围、知识体系及其学术谱系、性质特征与功能定位。也就是说，桂学作为学科必须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与条件，具备成为学科的合理性与学理性，符合科学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规则，概而言之，一个字：“学”。学科之“学”与学术、学问、学说、学派、学脉、学缘密切相关，但有所区别，学科概念可以涵盖这些“学”之各要素。潘琦在《桂学序论》的“前言”中明确提出：“桂学是以广西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理、学科。”
明确了桂学作为学科及其学科对象与研究范围。陈洛认为：“桂学是广西学的简称，是正在孕育、需要各路各派的众多学者来共同支撑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是指以广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体育、旅游、民俗民风为研究对象，具有广西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称。”
陈学璞《桂学的学科性质》一文从学科性质厘定的角度，分别从“认识桂学学科性质的理论依据”、“认识桂学学科性质的实践依据”、“桂学学科性质的认定和一般表述”三方面论证了桂学学科形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首先从学科构成的基本要素学科对象认定角度确立桂学学科的独立性，他认为：“桂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特殊性质，桂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本质上的界限，主要是由桂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规定的。桂学的学科对象，主要是广西独特的区域地理、历史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与广西文化的历史渊源，中华文化、汉文化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重点是研究桂人，研究桂人的生理、心理、特殊性格和精神面貌。”继而，认定了桂学学科形成的基础条件所构成的必然性：“广西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作为学科的桂学概念。但是，桂学研究的实践早已客观存在，与桂学相关的活动一直是广西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广西历史文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各学科的许多建树，为桂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条件。”最后，在理论论证与实践依据的基础上，他总结概括出桂学学科性质：“我们可以这样认定桂学的学科性质，桂学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与并非自然科学交叉的大学科；桂学是涉及文、史、哲传统学科和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预测学、统计学、行为学等现代学科的跨学科；桂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广西传承的‘桂学科’，它包括儒道释的汉文化，特别是儒学子经史集的精华，以及中华民族中其他少数民族进步文化，如何被桂人吸收，而嬗变成桂文化的一部分；桂学是扎根八桂大地、诞生兴起于广西地区的有鲜明的地域特性特点的地方学学科。”
概括这些观点，可以获得三点认识：一是桂学作为学科具备一定的学科基本要件，具有学科形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二是桂学学科属于地方学学科类型，与湘学、楚学、徽学、浙学、蜀学等省学的地方学学科属同一类型；三是桂学学科性质及其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或学科群。
(二)桂学特征及其研究特色
近年来关于桂学特征的讨论其实大都围绕的是研究对象特征展开，这也是理所当然，研究对象特征必然影响和涉及学科特征及其学科研究特色，或者说为学科特征及其学科研究特色的形成打下基础，从中也能够认识把握学科特征及其学科研究特色。此外，因为在各自表述中“桂学”与“桂学研究”并未严格区分，两者能否划等号，抑或认为无须纠缠于文字游戏，见仁见智，各据其理，故而往往将对象特征置换为学科特征及其学科研究特点。尽管如此，这对于认识理解桂学特征抑或桂学研究特征并无大碍，彼此都有紧密联系和内在逻辑关系。关于桂学特征及其研究特色讨论从桂学学科特征视角主要有三个观测点：一是桂学的地方学学科特征。所谓地方学自然是立足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的地方之学，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地域特色无疑影响到地方学。广西是一个沿边、沿海、沿江的南方少数民族自治区，具有资源丰富、生态和谐、历史悠久、文化融合、民族和睦等特点。由此，潘琦认为“桂学具有综合性、民族性、创新性、传承性和包容性”
的特点。陈学璞指出：“桂学从它一诞生起，就显示了与其他不同的特殊性，正是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在祖国的南方顺势而起，放射出色彩斑斓的光芒。桂学的学科特色，概括起来，主要是地域性特色，历史文化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性多样性特色，优长学科特色，等等。”
江建文认为，桂学研究应该更多地重视地域自然环境、江河湖海流域对文化学术的影响，水域文化、海洋文化形成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他举“广西西江流域文化与桂学研究”为例以说明广西文化研究与桂学研究的关系，认为“广西西江流域诞生的史前文明，是八桂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开对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八桂文化的研究无法顺利进行”
，桂学研究当然也无从谈起。陈学璞从“特色优长学科视角”考虑桂学特色及其研究优势，他列举了“广西地域与民族文化研究”、“广西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广西文学史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刘三姐文化现象研究”、“广西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法战争史研究”、“桂系史研究”、“广西方志理论研究”、“广西考古研究”
等十一个广西特色优长学科，以说明广西地方研究的学科特色和优势，给予桂学特征及其桂学研究特点探讨以启发。由此可见，桂学作为地方学学科表现为地方性、区域性、本土性特征。二是桂学的学科群特征。桂学提出之前，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均依托于学科分门别类地对广西地方史、文学、艺术、民族、民俗、文化、社会、宗教、教育等进行学科研究，为桂学夯实学科群基础，形成地方性学科特色。桂学既是在这些地方性学科研究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同时，又是汇集和聚合广西地方研究的各学科平台，由此构成桂学学科群，呈现出桂学学科群的多样性、丰富性、专业性特征。三是桂学综合学科及其跨学科特征。桂学作为地方学学科，带有鲜明的综合学科特点，因此其综合性特征鲜明突出。桂学学科综合性特征一方面表现在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的多学科协作、协同及其综合研究上；另一方面表现在跨学科整合团队、资源、人才及其集成研究与整体研究上。张利群认为：“桂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学科研究的视角是不言而喻的。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术与学问的总称以及研究对象的地方性资源范围，其实也就确定其包含不同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性质。从学科研究角度而言，桂学学科方法论就具有分支学科方法论与综合性学科方法论特征，也形成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的特点。”
李建平提出：“桂学研究应该是或者说主要是那些整体性研究、宏观性研究、系统性研究、规律性研究、基础性研究的成果。”郑超雄认为：“桂学是地域性学术研究的综合体，它是由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整合组成。一个地域有不同的知识群，各自领域的研究者都要熟悉掌握专门的知识和技能，研究出有地域特色并且可与外界对话的成果，再由这些成果构筑成‘桂学大厦’。”
这些讨论糅合对象特征、桂学特征及其桂学学科特征进行讨论，尽管并非严密和细致，但可窥其大概，作为深化研究之参考借鉴。
(三)“桂学”之“学”的逻辑构成
“学”以确定“桂”之地的广西文化研究的地方学学科视角、学问知识、学术取向和学派特征。大凡冠之以“学”为名的概念范畴往往均与学科、学问、学说、学术、学派，以及理论、知识、研究相关，诸如湘学、楚学、徽学、藏学等，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儒学、理学、经学、子学等，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等。所谓桂学，当然是相对于各省地方学的湘学、楚学、徽学等而相提并论提出，以指称广西地方学之学科、学问、学说、学术、学派。
“桂学”之学除其作为地方学学科内涵外，还具有学术、学问、学说、学派等内涵构成及其外延系统，但也有认识与理解上的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桂学之学乃纯学术，主要指文史哲及其经史子集的学术范围，重点在传统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传统学术的国学及其文献典籍研究，与广西文化研究有所区别，不能将桂学研究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研究；另一种意见认为桂学之学包括广西学术文化，既表明学术与文化并列，又表明学术研究与文化研究渗透融合，还表明学术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视角和取向，或曰广西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或曰在广西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再一种意见认为桂学之学含义应该更为宽阔与开放，其内涵为学术，外延为文化，而文化为广义而非狭义，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社会生活文化、行为文化。潘琦认为：“从广义上说，桂学是关于广西文化的学术总称；从狭义上说，桂学指的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内，以广西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种研究行为成果，同时亦包含广西及与广西有关的学人的多种人文研究成果及行为。”
张利群认为：“凡冠以‘学’者大都与学术、学问、学派、学科相关联，桂学顾名思义当然所指为桂地之学，即简称为‘桂’的广西地方之学术。”
陈学璞认为：“桂学以广西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又不同于广西文化，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它的涵盖面比广西地域文化还要广阔。桂学不仅仅包含以广西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种的大量的研究行为和学术成果，既物的果实；而且包含广西本土学人以及广西有关系的外来学人的研究行踪和学术成就，即人的果实。”
王朝元认为：“桂学理论则要继承和发展‘八桂文化’对广西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重要人物进行全面总结的成果，成为博大精深、绚烂多姿的国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八桂文化’是桂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来源，桂学则是‘八桂文化’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总结。”
莫道才指出：“我以为桂学研究虽然既是纯学术的研究，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但首先是纯学术的研究，也就是说是学院派的纯学术研究。称其纯学术研究是就其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而言，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操作规范。”
黄伟林认为：“桂学的‘学’，则含义多元：在对象层面，它指的是文化；在行为层面，它指的是研究；在形态层面，它指的是学问、学术；在价值层面，它指的是学理；在目标层面，它指的是学说。”
李建平、莫道才等还将桂学与广西文化、桂学与壮学、桂学与八桂文化、桂学与广西学等作了廓清，以凸显桂学特点及其内涵外延界定。这些讨论意见可以概括为三点基本认识：一是桂学之“学”是区别于广西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立足于“学”而构成地方学学科性质及其学术研究指向；二是通过地方学学科研究，将学术、学问、学说、学派、学人等构成“桂”之“学”结构系统；三是以“学”确立桂学研究宗旨及其学术价值取向。
纵观近年来桂学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论，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奠定了桂学研究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为桂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环境与基础条件；二是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初见成效，形成桂学学科及其理论研究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学界发挥出强劲的影响力、辐射力和传播力；三是从桂学兴起到桂学崛起，理论问题探索与基础理论研究并进，成为桂学研究先锋与旗帜，推动桂学研究深化发展。
在此基础上桂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解放，民主多元的开放性；二是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求真务实，理论构建的开拓性；三是跨学科综合、资源整合，团队协同，集聚合力的开创性。
通过这场关于桂学的大讨论获得三点启发和收获：一是通过学术争鸣和探讨，将有所争议的问题逐步理清与澄清，使概念越辩越明确，道理越辩越明白，思路越辩越清晰，达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效果；二是理论认识和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和深化，广西学界及其学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三是形成学科整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基本格局和态势，为桂学研究创新发展开辟路径。基于以上综述和评价，可以认定桂学研究具备坚实雄厚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条件，桂学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