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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 ”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 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 ）——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 ，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

“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注意。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

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众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 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 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 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 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 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 。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去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 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 ”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 ”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

“第一段就写到了登山队还有两名队员遇难。可到底是哪两个，又是怎样遇难的？”

“哦。”我笨手笨脚地摊开报纸，手指从头挪到尾，指到最后一段。文章写的不是马洛里就是欧文。但我终于在最后找到了另外两人的信息。在这儿呢。文章说：

根据德国探险者布鲁诺·西吉尔的说法，登山队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了珠峰的大本营，身负为德国人攀登珠峰执行侦察任务的西吉尔看到了三十二岁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此人是莱斯特第五任侯爵的兄弟，还有另外一名德国登山者——西吉尔认出他是科特·梅耶，两人是在五号和六号营地之间被雪崩卷走的。布罗姆利勋爵是诺顿上校探险队的非正式成员，跟同探险队从大吉岭前往珠峰大本营。虽然季风季节已经来临，诺顿上校的探险队早已从山上撤了下来，他们当时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打算最后一次去搜寻乔治·马洛里和桑迪·欧文的下落。最后，布罗姆利爵士和那名德国登山者的尸体都没找到。

我再次放下报纸。

“一名世袭的贵族死在珠峰上，报纸上竟然只有寥寥几句。”让-克洛德咕哝道，“上面写的全是马洛里，全是他和欧文的报道。”

“我们在英国称他为‘珀西勋爵’或‘珀西瓦尔勋爵’，”理查轻声说，“‘布罗姆利勋爵’是他的兄长，他是一名侯爵。就算珀西·布罗姆利是第二位继承人，他其实也不配做一个贵族。乔治·马洛里虽然出身贫寒，但确实是那次探险中真正的贵族。”他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低着头，漫步走到狭窄的山脊那头。他看起来就像在校园里心不在焉地行走的教授，正思考他所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

理查走远后，我小声对让-克洛德说：“他认识马洛里或者欧文吗？”

让-克洛德看着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尽管理查已经走远，但他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欧文，杰克。但他认识……马洛里，理查认识他很多年了。战争开始前，他们曾在剑桥的同一所大学上学。战争期间，他们曾多次一同上过战场。理查曾于1921年受马洛里之邀参加一次侦察活动。1922年，他们还曾一起在珠峰勘探。但今年无论是马洛里，还是登山俱乐部，都没有邀请他。”

“天哪！”我以为已经慢慢了解我这两位新朋友及登山伙伴。现在我才发现，我压根儿就不了解他们。“原本在珠峰上失踪的可能是马洛里和理查，而不是年轻的桑迪·欧文。”我小声对J.C.说。

让-克洛德紧咬嘴唇，看起来像是确保理查仍远远地在意大利山脊那边似的，他似乎正入神地盯着某个地方。

“不，不是这样的，”让-克洛德小声说，“在前两次探险中，马洛里和理查有几次都……怎么用英语地道地说‘跌落’呢？”

我以为他是想形容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往下掉时的情形，尔后我才恍然大悟。“应该是‘争吵 ’。”我说。

“是的，是的，而且，恐怕两人吵得还很凶。我确定，自打他们从1923年的那次探险回来后，马洛里没有跟理查说过话。”

“两人为什么事情争吵呢？”我小声说。现在又起风了，将山峰上的小冰块吹到我们脸上。

“第一次探险……正式的说法应该叫作侦查探险活动，但马洛里等人的真实目的是在到处都是冰崩和冰川的大本营找到前往山里的最快路线，然后尽快开始登山。我知道理查和马洛里都相信他们可能在1923年的那次探险中登顶成功。”

“他们野心可真不小。”我喃喃道。理查仍在山峰远端的意大利山脊上。风从他那个方向吹来，越来越大，我怀疑即使我们大声喊，他也未必能听见我们说话。但我和让-克洛德继续快速小声地说着。

“所以，马洛里坚持认为前往珠峰北坳的最佳路线是从东边出发，往上翻越卡塔山谷。但那里却是一个……用英语如何说‘culdesac’？”

“死胡同。”

让-克洛德咧嘴笑了。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喜欢这种半生不熟的英语。“是的——死胡同。马洛里领着所有人绕过那座大山，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他甚至让布洛克上到西绒布，他们差点儿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境内，寻找往南登上珠峰的路，最后他们认为南面的冰川和冰崩，再加上那些山脊根本没办法登山。最后只能从北坡上去。”

“我很怀疑。”我小声说，与其是在对J.C.说，不如说我在自言自语。

“无论怎样，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 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 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 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gIxg7mPTW6hIalJzgxein8LzeFipJQEvw4zAVgenP2z1ddLANcx/2W3CRskjYU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