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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模样 |
谁能想到，不久以后，我们会成为同学。“同学”，这个词离开我们太久，我们少年时就被迫告别了学生的身份，变成了知青、工人、军人……东西南北，人海茫茫，我们都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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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夏到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时代记忆的背景。
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完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师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汤锅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的达紫香花开了，片片烂漫，让人眼前一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
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叽叽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捂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拎出去了。打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里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时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土，回到宿舍每人都只能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提前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当知青的时候，拍照片是很奢侈的事，因此当时没有留下照片。后来，新胜复制了一个小广播站，留下那个时代的一个念想。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地摆上小板凳。记得有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从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暗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忙整理图书，收工后，可以把那些“文革”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回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也没有那书库，再也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秋天的山，天天都在变。从一片浓绿，到渐渐出现浅黄、橙红。我想到的词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林区老人儿说：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们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儿在树林和草甸之间，我们拿着麻袋，采下一嘟噜一嘟噜榛子，包着榛子的那层厚厚的叶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点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着饱满的榛子。采榛子时，心里想的是家人，总想着多采点儿，晒干，干得哗啦啦响，过年时，把榛子带回家。一边采，一边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没有人来采，年年都这样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山货。在山里，我们停不下来，贪婪地摘下榛子，有时还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动了，我们才下山。
秋雨，让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给家里写信。那时，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种寄托。外面的雨下着，我在枕头上铺上信纸，信给姐姐，那是知青间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团，我是从她的知青生活里成为“准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黑龙江密山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信写给父母时，我描述修路的艰难，爸爸回信：“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时还遇到冬妮娅。”我在信里告诉妈妈：“我试着独自住在广播站，早起广播方便。”妈妈立即回信：“不要独自住，要回到大的集体宿舍！”妈妈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她心里对女儿有深深的担忧，她还在信里发布两个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
冬天，那个傍晚，小兴安岭脚下清河小镇的路上卷过一阵阵白毛风，风夹着雪没遮没拦，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我到这里当知青已经好几年，对这里的冷已经习惯了。我顶着风，睁不开眼睛，迈不开腿，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儿木。这时，迎面来了一挂马车，那马身上结了白霜，车老板的帽子上也结了白霜。走近了，那车老板指着我，说着什么。我没听清，愣在那儿。车老板勒了勒缰绳，马慢了下来，几乎停住了，车老板指着我的脸说：“你的脸冻了！”我赶紧用手去摸，他又说：“别用热手摸。”说着，马车带着一团白雾在冰雪路上走了。我于是背着风，倒着走，终于到了屋子里，对着镜子一看，通红的脸颊上白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那白变红了，好了，没事儿了。人家告诉我：如果你当时再冻下去，就冻伤了，一点儿知觉也没有，你这脸上就带花了。
我庆幸在那风雪路上，与那车老板相遇，就在要各奔东西、南辕北辙的瞬间，他对我说了句话。可是，我连那车老板的样子都没看清，只看见他脸上白花花一片，眼睛、眉毛、胡子全是白的。那会儿，俺山里人也不兴说“谢”。
那年11月，我从哈尔滨回清河。从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车，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没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货厢里，敞篷的车厢让我有点犹豫，可是，错过了这辆车，不知啥时再能搭上，豁出去了！好在车上还有别人，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刚开始，觉得还能忍，车开起来，风无遮无拦，几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冷过，没了抵挡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冻住了。终于，车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会走路了，也不会说话了。同车的几个人让我就近进了一户人家，慢慢地，终于缓过来了。从此我知道了，人真的会被冻死的。
林场里，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关系很亲，冬天，有的人家杀猪了，会招呼我们去吃杀猪菜，我们都可高兴了，又解馋，又享受家庭的气氛。一进屋，女主人热乎乎迎上来：上炕，上炕！炕烧得很热，锅里炖着酸菜血肠，我们也搭把手，帮孙婶徐婶干点儿零活儿，扒蒜，捣蒜酱，气氛像过年似的。离开人家的时候，雪花飘来，我们很满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还在回味。寒冬里，这些老职工老家属的关照曾经给了我们那么多温暖。
那年，我在林区的广播站过年。值班的时候，透过结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队来了，打头的王敏也曾是广播员，她风华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红绸，率领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给人们带来难得的热闹。我的窗台上，堆放着一个个饭盒，里边有肘子肉、黏豆包、饺子、菜，那是广播站的郭站长和同事给我送来的年货，那个年，我是吃百家饭过来的，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新疆之大，不出门还真不知道。
1970年底，我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我们就踏上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
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两夜，才到了要去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没想到，距离目的地还要走大半天的路，才能真正到达我们落户的地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红光牧场。远离家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新疆如此之大。
到了红光牧场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远远地看到星星点点的光亮，走到跟前才发现，是牧民男女老少提着马灯来欢迎我们，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看汽车。
我们听着听不懂的语言，隐约看到了山坡上的马、牛、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踩到了软乎乎的牛粪马粪，不时还听到女同学的尖叫声。
这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既陌生，又新奇，还包含着些许的恐惧。
记得干农活半年之后，应该是割麦子的季节，队长交给我一个任务——送文化到哈萨克毡房，我特别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终于不用再辛苦割麦子了。
谁承想更大的困难在等着我。
我原以为会有马车拉着我去，没想到队长拉着一匹马过来，用很生硬的汉话说：“这匹马嘛，是走路的马，不是跑路的马，你不会掉下来，很安全。”
我只得自己骑马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哈萨克毡房相隔都很远，走一天也只能跑三到四个帐篷。每到一个毡房，我就用小黑板写两个汉字教给牧民，比如“中国”“人民”，直到他们学会了，我再去下一个毡房。
一路还很顺利，饿了有自己带的馕饼，渴了就喝牧民家的奶茶。
有一次，就在我从第三个毡房出来准备再去下一个毡房的路上，突然，我骑的马惊了，两个前蹄子上扬，马头抬起很高，整个马的身体都竖了起来。
我当时就吓傻了，不知怎么办好，一下子蒙了。
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见一把镰刀，“嗖”的一声旋风般地飞了过来。我清晰地看到，一条蛇的头“唰”地飞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哈萨克大叔跑过来，先是拉住我马的缰绳，又快速地将吓傻了的我从马背上扶下来。
这时候，我的双腿已经抖得实在站不住。
哈萨克大叔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告诉我：今天算你命大，如果马被蛇咬了，很可能就会受惊跳到河里。
听大叔讲我才弄明白，草原上的蛇是旱地蛇，与黄土地的颜色很相近，我骑在马上不走近根本看不见。马过，惊蛇，这条蛇向我的马发起进攻，导致马惊。
旁边就是特克斯河，河水湍急，那我很可能真就没命了。
哈萨克大叔陪我坐了半个多小时，看我差不多缓过神儿来了，才把我又扶上马。他又赶着马车陪我走了很远的路，才让我自己继续往前走。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不管啥时想起来，哈萨克大叔的形象还是历历在目，那张朴实、憨厚的黑红脸庞，依然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
是他救了我，一辈子感谢他！
1973年一个冬日，我们的知青车出了哈尔滨直奔双城。到了五家公社解放大队，远远就听到唢呐锣鼓声，我看到全村的男女老少列队欢迎，欢天喜地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那场面对我们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到过农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小青年来说，激动啊！虽然还有点儿想家，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感染，我们就要融入村里的生活了。
接着我们就被热情的贫下中农大爷大妈兄弟姐妹们，纷纷接到了各自的家里，我打量着陌生的新家，我们的吃住都安排在农民家里，从此，我们就成了他们新的家庭成员了。
难忘在新家吃的第一顿团圆饭。东北的冬天本来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只能吃上土豆、大萝卜、大白菜，还有家家户户自己腌渍的酸菜，而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知识青年，特意杀了一口大肥猪，按家按户都分了猪肉，所以入户第一顿饭，我们吃上了地地道道的东北大菜——猪肉炖粉条子，还有通常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的黏豆包。当时好满足啊！
东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又没有通电，所以到了天黑就只好睡觉，没有任何业余活动。我看到，生产队部里，几个守夜的老农民围着煤油灯，在吧唧吧唧地抽着大旱烟，东家长李家短地唠嗑。
东北的农村，农民家里的生活还是挺苦的，我们住的农户家只有一间房，我们只好分南北大炕来住，知青住一边，农户住一边，中间挂一大帘子，就这条件。每天呼风唤雨、雷鸣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是夜夜不寐啊！我从懵懵懂懂中渐渐体味到了人生的艰辛，从多少个无知里慢慢地认识了乡村生活。
冬天，东北的农村就该猫冬了，但当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被我们赶上了，当时的口号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夺取农业全面大丰收！”村子里那热火朝天的大会战场面真是太壮观了。当时生产队所有的大牲畜要休息，养精蓄锐。怎么往地里送粪呢？由人来拉马车往地里送粪，休牲口不休车，就是马牛可以休，人和车不能休，要大战一百天，夺取冬季大会战的全面胜利。分两个队，一个是知青队，一个是村民队，来展开竞赛。看看哪个队运送的粪肥最多，我们插队的男青年全部来驾辕，女青年在两边儿拉套，后边还有体弱的青年在推着。大家都在飞快地装车、卸车，不知疲倦地拉着大马车飞跑着，一边跑还一边高喊着口号：“多拉快跑，人定胜天……”就这样我们拼着命干了一个冬天，可到最后，我们连村民的妇女队都没比过，还有好多知青的小腰板儿为此留下了后遗症。
黑土地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喜欢唱歌，喜欢乐器，当时中阮弹得还不错，经常被县文工团借调去参加文艺演出，也逐渐在青年点小有名声。每当生产队里开大会，我就组织队里的青年先表演上几个小节目，我的歌声也总是飘在田间地头。让我兴奋的是去参加公社、县里组织的文艺汇演，我用自己创作的歌曲参演，知青战友写歌词，我来作曲：“金灿灿的稻穗，黄澄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我们辛勤地劳作在田间，盼望着一年的大丰收，嘹亮欢快的歌声，在田间地头飘荡……”就是这稚嫩的初创，还受到多次奖励，我想，这是在鼓励我更多地唱出农民的心声。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电台大院度过的。当年，父亲是新华社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武汉后他留下来参加了广播电台的接管，随后他一生都在这里生活工作。
记忆中，武汉夏天的夜晚总是那样炎热。20世纪60年代初，没有空调电扇，大家都搬出竹床、靠椅，在电台院子里乘凉。
这时不知是哪户人家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格外清晰。
——频道调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每晚半小时连续播送长篇小说《红岩》。
每每我都听得入了神。江姐、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华子良、小萝卜头……这些人物在她的声音里惟妙惟肖。
躺在竹床上，望着满天繁星，我想，男女老少，好人坏人，这个阿姨说谁，就像谁，真厉害！
她长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的电台保卫不严格，孩子可以在院子里随意溜达。一天，我无意中闯入了播音室，这里，一位女播音员正在录制《红岩》。
那一刻我惊呆了！原来是她——我的邻居胡阿姨，是她播的《红岩》！
我趴在播音室的玻璃窗外，久久凝望着胡阿姨，听着她圆润的声音，心中满是仰慕。
“我长大了就要像她这样当播音员！”
理想的种子也许就在这一刻种下！
虽然仰慕之情势不可挡，可惜我一口楚腔汉调，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当上播音员。
没人知道我的心思。
“文革”，学校停课了，收音机里除了新闻、社论，天天都是八个样板戏，戏里人物唱腔台词我全都听会了。
谁都不知道，我在一直偷偷学习普通话。
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卷到鄂南的广济县梅均公社梅均塆当了下乡知青。
当年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每年一季麦、双季稻的农活儿就不说了，光打理自己的生活都难。农民再穷有个家啊，我们的家呢？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着落——喝的每一口水，都是自己从井里挑回来的；吃的每一口粮食，都是自己从地里收获的；烧的每一根柴火，都是自己从山上砍的；菜，是自己种的；衣被，是自己拿到池塘边的石板上洗的。
我们是冬天到农村的，生产队没有现成的房子，就让我们四个女孩住在原来的牛棚里。刚到的第一天，牛棚来不及整理，不能遮风避寒，晚上我们睡在铺着稻草的竹床上。雪花飘进了牛棚，飘落在我脸上、被子上，很快就融化了。飘落在桌子上的雪花，覆盖了我们放在上面的手套。第二天，生产队派人上了房梁重铺了瓦，窗户钉上了塑料薄膜。但我们的被子一个冬天都没干。
夏天的时候，烈日炎炎，大地像着了火。为了躲避太阳，队长就半夜一两点叫我们起床干活，天亮后热了，就回去睡觉。
农忙，我们在生产队劳动，插秧、割麦、双抢，整天“黑汗如水流”！南方的水稻田里好多蚂蟥，插完秧上田埂，小腿上能被蚂蟥爬满。
用两头尖的冲担挑谷子去稻场晾晒，途中是不能停歇的，因为谷穗头朝下，放下冲担就会散一地。一路挑起，累得耳朵嗡嗡叫，听什么声音都不真实了。
当时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鼓舞着，我不觉得苦，现在想起来，知青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比起当地的农民我们过得更苦！苦得没个头！
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得了夜盲症，大地一片灰白，走夜路分辨不出高低来，深一脚浅一脚，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母亲一直不放心，有个夏天她从武汉到生产队来看我，她的人造革手提包里带来一斤我喜欢吃的奶油球水果糖。我兴致勃勃地要拿出来时，却发现奶油球全部化成了糖浆，和糖纸一起粘在包里，拿不出来了。当时我和母亲的眼圈都红了。
当地农民觉得知青们的日子过得不容易，经常有人给我们送上一把菜，挑上一担水。
有人跟我们唠叨，这些娇儿（方言姐儿，即女孩）在城里哪受过这罪啊，马上就有队里的干部警告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千万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们拼命点头。
1974年，在那个激情的年代，我高中毕业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七名同学从兰州向插队的目的地——甘肃庆阳地区合水县固城公社进发了。
那里是原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我们怀揣一颗红心，激情万丈。
当时去庆阳要坐两天车，当汽车爬上著名的六盘山顶，突然映出七个石头铺成的大字——“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早晨的阳光下十分耀眼。
我们的心被震撼了，齐声喊：“停车！停车！”
站在六盘山顶，仰望着七个大字，我们心潮澎湃，激情万分。七个18岁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宣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做出成绩誓不回城！
下午，我们到达了合水县城。没想到一进县城，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路两边站满了人，夹道欢迎我们。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让我们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以后，我们是合水县迎来的第一批插队知识青年，当地格外重视。
激情的岁月有许多激情的感动，只有用一些“大词”才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太多了，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第二天，我们被簇拥着来到了目的地——固城公社董家寺大队，路边上、崖畔上、院子里都站满了社员，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生产队专门为我们杀了一只羊做了羊肉泡馍，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香的饭。
生产队胡队长说，粮仓里的粮食你们随便吃，没有了就去拿，生产队有菜园子，想吃菜就去摘。
温暖啊！我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我们插队的两年都是这样的待遇。
第一天的农活是收割庄稼，我们谁也没有用过镰刀，不到10分钟，一位女生就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一位社员跑过来，把自己八成新的衣服撕掉一块，给那位女生包扎，一股暖流顿时涌上我们的心头，好像亲眼看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给伤员包扎伤口！
我们住的小院充满欢乐和温暖，每天晚上都有社员来我们这里，聊天，唱歌，唱秦腔，讲故事，讲当年老区的故事，教我们做饭做菜，时常带些好吃的给我们。队长也几乎天天来看望大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生活习惯不，身体怎么样。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革命老区的老乡们是多么热情、质朴、厚道，他们的真心让我们这些知青感动不已。
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除了接受再教育以外，还应该为老乡们做点什么，这是发自内心的。
两年中我们为老乡做了三件事：
一是七个人全上阵办起了扫盲班，让不少人脱了盲。
二是办了百口猪场。当时本地的猪品种不好，长得小且育肥慢。我们采用每天喂猪吃八顿的新育肥法，生产队有几头养了两年的猪，我们三个月就给育肥销售了，这给了我们鼓舞。虽然每三小时喂一次猪很辛苦，但我们很兴奋，有了更大胆的想法——改变当地的猪种。
我找到了县商业局长，希望县种猪场能支持我们。商业局长欣然答应，马上给种猪场打电话，给了我们十几头乌克兰小种猪，当时那个高兴啊！
我们带着十几头小种猪回到了生产队，队长就像见到了宝贝，看啊看，摸啊摸，在广播喇叭里向全队社员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大家都赶到队部去看。
就这样，修建百口猪场的计划从第二天就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我们连讨带买带产，实现了百口猪场的目标，远近十几里的村民都赶着猪来配种，天天有人来买小猪。后来这个百口猪场存在了十几年，改变了当地的猪种。
三是给村民们讲故事。讲雷锋的故事，讲王杰的故事，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讲历史故事。先是从田间地头开始讲，后来讲到了全公社，讲到了全合水县，甚至讲到了庆阳地区。
这下名出大了，我们被甘肃省评为“先进知识青年点”，全省开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我作为“点长”去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省电台让我去台里录了一个讲话录音，介绍我们点的事迹。
不承想，就是这个讲话录音使我离开了农村。
开完会回到知青点只20天，我就接到了去省电台学习的通知。没想到这一学习就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参加的是“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一个月学习结束了，又通知我去甘肃省电台播音组学习。
我不去，村里还有那么多伙伴等着我呢。
领导给我做思想工作：你讲革命故事，学学播音可以提高表达水平啊。
就这样，我到了省台播音组学习。
又过了一段时间，台领导拿着省委组织部的调令找到我说，调你到电台当播音员，这是调令，赶快回去办手续吧。
我一下慌了，说：“我不去，我不愿意到电台工作，我和同学们约定，扎根农村干革命。现在正是关键时期，我不能扔下同学不管，不能背叛他们，当逃兵。”
领导讲了很多劝说的话，后来实在没辙了，就说，你在农村扎根是你一个人的事，最多只能影响一个生产队，但如果你是一个播音员，你每天都在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人民群众的先进事迹，有千百万人在听你广播，这个任务多重要啊！你要好好考虑，哪个更重要！
这才算是说服了我，我不情愿地带着调令回去办手续了。
回到知青点上，我什么都不敢说，总觉得自己背叛了同学。在点上整整住了一个月，拖着不去办调动。
董传亮在知青点
后来在台里的一再催促下，这才去办了手续。走之前，我把所有东西都送给了社员，只剩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跟同学们匆匆告别，趁着晚上悄悄地离开了。
去县城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觉得自己对不起大家，是逃兵。
从走出董家寺大队那天起，到现在40年了，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敢再跟点上的同学联系，想想是不厚道啊！
40年来，我每每回忆起插队的那一件件事，那一张张可亲的面容，心里总是不能平静。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老区人民教会了我为别人做点什么，学会感恩！我感谢他们，在我十八九岁形成人生观的关键时期，给了我最好的教育。
这就是我的插队经历，这经历也许与很多人不同，我受到的是关心、关爱，感受到的是温暖、阳光，这温暖和阳光伴随了我一生！
北京，六九届全下乡，七○届全留京。我本该是七○届，小学四年级，由于太闹，学习又好，“被跳级”到六九届。
这一跳，跳进了知青的洪流。
那时候，一家只许留一个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时我刚满15岁。我家和杨叔家都是独门独院，杨叔给了我家太多的帮助。要走了，杨叔问奶奶：“舍得孙子走吗？”奶奶说：“儿子媳妇都没留住，孙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让他去吧。”
我家离学校很近，不到300米，欢送会的高音喇叭听得清清楚楚。我没去开会，能陪奶奶一会儿是一会儿。
听到通知准备上车，我知道该走了。奶奶指着桌上叔叔阿姨们送的水果和点心说：“带上吧。”
我说：“不，留家吧。”
奶奶拿起一个最大的苹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门。
哪想到我正在排队上车，杨叔跑来说：“你奶奶哭得不行。”
我又飞快跑回家，奶奶见我回来，忙止住哭：“孩子，我没事，快走吧，别误了车，记着给奶奶来信。”
我回到校门口，车正一辆一辆开出。看见我们班那辆车，我招手让停车，车上的同学也喊“快停，快停”，可司机竟然不停车。后来才知道，司机有命令，沿途绝不许停车开门。
杨叔推来自行车，驮上我直奔永定门火车站。
整个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家长们紧紧聚在车窗前，紧紧拉着孩子的手不放。我没人送，独自站在早已上锁的车门后。
列车开动了，顿时一片哭声。真的一辈子回不来了吗？脑海中一闪而过。不，绝不会，我一定会回来！
我没有流一滴眼泪，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又一次在学校去“学农”。
“抽支烟吧。”我回头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师，我最不喜欢的老师，学农时曾抓住我抽烟，没收了。
我接过烟点上，何老师说：“你们这么小，就要独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帮助。”
说着，拿出两盒“大前门”烟放进我的口袋：“少抽，对身体不好。”
见我不说话，他沉默了一会说：“我只能送你们到丰台。”何老师转身离去，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离开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号傍晚，在黑龙江拉哈车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坐船过江，到达团部。各营、连的马车、拖拉机、汽车来接，我们分到18连。那夜里到达连队，昏天黑地，晕头转向，进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号，先来的上海知青找我们用毛主席像章换面包和水果，我们也没闹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29号，一个上海知青抢别人吃的，我们三个北京知青与十几个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用像章找我们换食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饿”。
10月1日，每人到仓库领了一把旧式镰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们血淋淋的手和脚，就把连队卫生员的胶布全用完了。
连队每人每天都有劳动定额，我们刚来，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经常是一人哭，几人劝，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刘凡站在路边，遥望北京，别无选择，生存下去才有未来。刘凡出身书香世家，带着一箱数理化下乡，从此，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亲和一批干部被保护，总理批示，家属随迁。母亲拿着公函，从师到团——营——连为我办理了调令。
我那时还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进了指挥部，满桌杯盘狼藉，那个被知青称为魔鬼的团首长冲我大吼：“千百万知青扎根边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个可耻的逃兵。”随后，破口大骂。
第二天，连长给我送来调令，并亲自送我到山下车站，只说了一句话：“走吧，回家吧，我这还有一百多知青呢。”
那次从山上下来，我在齐齐哈尔买了一箱酒，回到连里与大家告别。众人无话，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说，对不起，我必须走。
多年后他们说，我的回城，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信念，连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第二天，刘凡开着拖拉机把我送到拉哈车站，一句“北京见”，挥手道别。
1969年1月初，我还不满17岁，就和一帮“老三届”学生，来到位于博斯腾湖附近的新疆兵团24团3连。
欢迎会后，给我们分进各个班排。每个人发了一把坎土曼，嘱咐我们，坎土曼以后就归自己管了。
我拎着坎土曼左看右看，样子像内地的锄头，但锄面有铲子那么宽。我想，维吾尔人咋这么聪明，发明的这坎土曼兼具了锄头和铲子的功能。脑子里突然跳出学马列著作的一个名词：“生产工具”。
哈，我们就是“生产者”啦。
兵团农场的职工都拿工资，称呼叫“农工”。我们第一年的工资是12块5毛钱，但发到手里的只有四五元，另外8元钱用粮菜票冲抵。因农场困难，这几块钱常常会延期发放。第二年以后，工资涨到17元。
周环在连队演样板戏《沙家浜》的《智斗》——“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刚到的那天，为了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吃的是白面馍（馒头）。
后来才知道，连队里是每一两个星期吃一次白面馍，每个月吃一次大米饭，逢年过节杀一次猪羊，能吃顿肉。
那时候饿啊，我这个女娃每顿要吃两个苞谷馍，也就是8两啊！男生每顿吃三个四个的，不新鲜。
每天出工午饭时，很多人不带饭碗，就把坎土曼浸在渠水里洗一洗，那个凹度刚好像个盘子，舀进西葫芦菜汤，再撅几根树枝当筷子，稀里哗啦吃个精光。我们学生后来也学会用坎土曼当盘子吃饭了。
最高兴的是夏天分西瓜，我们挑个筐到西瓜地里，用地磅称，每个人能分一二百公斤西瓜。运回宿舍后，往床底下一滚一堆，床底下就成了储藏间。那是最甜美的日子。
我们的宿舍是3人一间。所谓宿舍，就是用土坯垒成的土屋，屋顶是木梁，上铺苇席油毡，抹上泥。墙壁也不刷白。屋里的地面，就是原本的土地。一到春天盐碱地返浆时，宿舍里又阴又潮，地面也变软，凹凸不平。
这，可是连队里最好的房子了。
很多农工住的是窑洞，用苇篾子捆扎而成。成家的人，可以每家分到一孔这样的窑洞。
还有一种“地窝子”，很像原始人的穴居，冬暖夏凉。第一代开发新疆的兵团人，住的都是地窝子。
我们的床，是用芦苇捆扎成两米长的苇把子，然后用坚硬的红柳枝条扦子，把十几个苇把子穿到一起（类似南方的竹排），这就是“床铺”。在地上打进两排树桩，就是床架。经常有人睡到半夜，苇把子床铺软乎乎地塌了下去。
有两次，我都是睡梦中忽然身体下沉。第一次给吓醒了，第二次迷迷糊糊中，我索性把整个苇把子铺拉到地上，继续睡。早晨起来，再换上新的苇子捆绑做床。
记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塌床，而是臭虫和蚊子。
人说，新疆的蚊子能吃死人，一点不假。而那臭虫，真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先检查墙壁，按死所有能看到的臭虫，才能躺下。每夜，必定被吸饱血的臭虫给咬醒两三次。就马上打亮手电筒，只见蚊帐上、墙壁上，几十上百只臭虫，见光后齐刷刷地往上爬。我手疾眼快地迅速去按圆鼓鼓的臭虫，一按一道紫红的血印，一般都能消灭几十只。
有时实在太困，我就由着臭虫咬，心想，吸饱了血，这一拨臭虫就不闹腾了。
农工们把蚊子臭虫戏称为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因为臭虫猖獗成灾，影响睡眠，全连总动员，利用休息日来了个歼灭战，所有房子都用农药烟熏，总算暂时缓和了臭虫一害。
天上的“飞机”，当然还是照飞不误。
我们团是盐碱地，春天返浆时，地下的盐浆把表面的冻土拱得如波浪起伏，人踩在上面颤乎乎的，汽车拖拉机开上去，很容易陷住。
到了夏天，这些盐碱软土变成细细的盐碱粉尘，一脚蹚过去，粉尘能没过脚脖子，喷得满裤脚都是土。拖拉机开过去，就是一路黄尘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每天出工，我们扛着坎土曼，都要走在这条暴土狼烟的大路上，不管冬夏，头上必须蒙上白纱布，既防蚊子，又防土。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啥时候，我能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床上，能不挨臭虫咬啊？！
啥时候，我们连队能有条石子路，上工路上不暴灰？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割麦子。
南疆的六七月，白天气温至少在三十五六摄氏度，所以割麦期间，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走到地里五点钟，趁太阳没升高，赶快收割。
男生每人是1亩2分地的任务量，照顾女生，好像是1亩1分地。每人一垄，约半个条田长。
老农工都是左手一搂一大把麦子，右手持镰哗哗几下，割下来基本上就够一捆了。一会就跑我前面十几米。
我哪有那个手脚，只能几撮几撮地割。还不会打麦捆，一捆老散。
有经验的老农工到早上八九点钟，就完成任务回家了。慢点的人到十一点，也都割完走了。
望着前面近百米，只有我那垄麦子还高高地站在那。
我想站起身，腰却酸得怎么也直不起来。干脆，就半蹲半跪地割吧。
头上背上也不出汗了，就觉得胸闷口干，好像心里在往外“滋油”。后来我看书上描写说，人给晒得“冒油”，中医说“伤失津液”，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趴在麦捆上，真恨不得死过去，死过去啥也不知道，就轻松了。
但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得鼓起革命的勇气，起码定额得干完啊！
后来的几十米，我几乎是趴着，爬着，一撮撮地割下来。
割完最后的几米，我摇摇晃晃走到大渠边，喝了几口渠水，就倒在大树下。
直到五点多钟，有位骑车的老农工经过，看我通红发烧的样子，用自行车把我驮回连队。我一直记着这位好心人。
第二天，我起不来了。第三天，我照样出工。
当农工的第二年，我们团里引进水稻，用水田来压盐碱。插秧、灌水、收割、晾晒、脱粒，我统统干过。
记忆最深的是稻谷脱粒，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康拜因”。
男工负责把稻捆挑进来，女工的任务是用杈子把一捆捆的稻谷往康拜因的“大嘴巴”里送，还算个轻活。
只要机器一开动，谷壳稻灰扑面而来，呛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天再热，我们都得穿长衣长裤，把袖口裤管扎紧，戴上口罩，再用白纱布把头部紧紧包住，只露出一双眼睛。
上白班时，太阳晒得人浑身刺痒，也没有办法挠。工间休息时，晒场上没有树，我们就钻到牛车下面躲太阳。
晚班是从晚上十点到早八点，夜里两点吃一次夜班饭。饭后休息半小时，我们每个人在稻捆垛上刨个坑，钻进去。再用纱布在脸上支起一个“小蚊帐”，抓紧睡觉。
每天下班互相一看，那是真正的灰头土脸。再懒的人，也得从头洗到脚。
冬天，我们连近百人的队伍拉到博斯腾湖湖边去割苇子。
第一天，先割苇子，扎苇把子，各班给自己支起一个个三角形的窝棚，里面铺上很厚的芦苇当垫子，铺上被褥，就是宿舍。
第二天开始干活。男工到冰上割苇子，运苇子。女工则坐在露天地上，把芦苇破成苇篾子，打成捆。
怎么破呢？每人发一个有四孔的铁制破篾器，将苇子一点一点地送入，拉出来就成为四片苇篾子。
那时已顾不上什么好看难看，所有能取暖的衣物都套到身上头上。每个人手上都有多次被篾子划伤出血的痕迹。
最难受的，是早上起床。
夜间零下20摄氏度的湖畔，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每个苇棚睡四五个人，整夜就靠被窝挤被窝“抱团取暖”。每个人都蒙头而睡，被面上是一层冰霜，早晨谁也不想钻出被窝。
刚开始大家还天天洗漱，后来冻得受不了，索性不洗了。
现在我想起那种冷，还会不寒而栗。“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当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能再经受得住那样的“考验”吗？
整整一个月，我们班师回连。过年。
那时，我们就是一个念头——改造思想，“广阔天地练红心”。
40年后同学们在微信群里聊起周环在新疆兵团的经历，引起了曾在内蒙兵团的侯玉茹和新疆插队的韩菊强烈的共鸣——
从小就做着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穿上军装，当上一名飒爽英姿的女兵。可是到了我毕业的那一年，没有征兵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学校招人。
当不了兵，我就报名参加了当时称为“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建设兵团，当上了一名兵团战士。
1969年我16岁，离开了北京，到了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我们早出操，晚点名，白天干农活，过上了亦军亦农的生活。
平平淡淡，快快乐乐的。然而到了1973年连队的现役干部纷纷转业离开了连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陆续换成当地农场的人担任。
我们也不像个兵了，我就动了离开兵团的念头。
对北京人来说，青海很远，对我来说，青海离我的青春很近。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为部分省电台代招播音员，三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分配到了青海省电台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远离家门坐火车的情景。
1964年9月24日，我们坐上了通往青海省会西宁的火车。整整两天两夜的行程，一路上我们丝毫没有睡意，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火车每到一站，我们仨都要下车在站台上看一看。
正像作家贺敬之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
就在这不成眠的夜晚，我们不知是激动，还是留恋家乡北京，带着这复杂的心情，我们听了很久，看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青海省会西宁海拔2300米，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常年雨水少，风沙满天。夏天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需要穿长衣、长裤，有时还需要穿两件衣服。
休息日从街上回家，鞋上裤脚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黄土。遇上起风，漫天的黄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只能背对风沙暂时停下脚步。
那时我们住的宿舍离公共厕所很近，当年的厕所是旱厕，没有冲水马桶。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刚出门，突然看见有好几条白色的虫子，也许是蛆吧，在门口爬着，由于有门挡着，虫子爬不进屋。当时吓得我大声尖叫，将屋里的人都喊了出来。事后同志们还开玩笑说，是虫子们在给我们站岗呢！
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我们并不觉得苦，每天都跟着前辈播音员学习业务知识，并且很快都能适应本职工作。就这样，在青海一干就是25年。
时下网络流行语：远方有多远？我要去看看。
1972年高中毕业，因为哥哥当兵，我属于家中唯一的孩子。按政策可以不下乡，但是我拿着户口本走了，为了去“广阔天地”。1974年，长春电视台（现吉林省电视台）从知青中挑选电视播音员，我被选中。
1975年，西藏电视台开始组建，全国各广播系统大力传达此消息，鼓励大家报名。没人动员我，我没有和任何人商议，在第一时间写了进藏申请——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瞬间或许是冲动。但我想，在当时不会有什么人可以改变我要去西藏的意愿，因为，西藏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天高地远的神秘地方，我要去看看。
我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母亲知道后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我的申请一交出，当时的广电总局就以飞一样的速度批准了。母亲哭了。现在回想，我可能真的是个“熊孩子”。
广电总局热情地支持我这样的自愿报名者，所以进藏的路比起出藏的路真是“一片坦途”。长春——北京——兰州——拉萨，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抵达了拉萨，住进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大院儿里的一间小宿舍，成了拉萨人。
藏装小梅
放下行囊，我立马就去了八廓街，东遛西看，然后就钻进了“甜茶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啊——当年，西藏的甜茶馆是没有女人进入的。或许那时的藏汉关系没有后来那么紧张，也或许因为我太年轻、太突兀，总而言之，满屋的藏族男人看着我，随之善意地笑了，我堂而皇之地喝完了茶。
当年的拉萨，不是现在旅游者要去“看看”并“安放灵魂”的拉萨。那是一个安静无比的地方，下午街头基本就不见行人了。老拉萨人都记得，当年只要来了新人，在街上你马上就会被认出是新面孔（汉族）。
除了在八廓街有一些买卖尼泊尔货品的小商铺，拉萨只有一家小小的国营百货商店，一个小小的书店，一个比现代人自家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公共浴堂。我们吃的青菜全部要靠自己种，冬季基本就看不到绿色了。有人从内地回来，送给你一只柑橘，都是稀罕珍贵的礼物。
电台就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夜晚仰头，可见挂在布宫上空的明月，漫天的星星似乎触手可及。记得我还参观了布达拉宫——没有过卖门票历史的原始布达拉宫。
当年的西藏电视台无人，无设备。除了我们五名来自各省台的自愿报名者，还有就是中央台淘汰的一部电视转播车。当年建发射台，埋设电缆，都是我们自己抡大镐刨沟，在海拔三千多米的缺氧状态下完成的。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上小学五年级时，因为写了篇《为革命而学》的作文，我被选为“贫下中农管学委员会”学生委员，后来又当上学校红卫小兵兵团“司令”，现在想起这些称谓，都会觉得可笑。
当年自己的嗓音不错，时常上台演唱样板戏、领唱革命歌曲，作为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每当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我都要上街宣传一番。
1974年，我在北京顺义城关中学上高一。一天，西藏广播电台来学校招播音员，老师推荐我去应考，考试内容是读报和唱歌，这对有过登台表演经历的我来说，不算难事。
果然，初试、复试顺利通过。我和县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共7人，被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录用。
“你真的要去西藏？那可是个高寒缺氧、生活艰苦的地方，其他六人都来自农村，只有你是城市户口，你可要想清楚啊！”
一些老师、同学好心地提醒、劝阻我。
在征求家人意见时，奶奶哭了，她虽然不识字，但知道北京最好，西藏太远。父母则沉默了几天，才对我说，尊重我自己的意见。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并不那么“革命”，也有自己的“盘算"，觉得孩子去西藏工作，至少可以躲避上山下乡，不用去插队。
当时党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长期担任学生干部的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进藏。我想：既然自己被边疆广播电台选中，怎么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呢？况且广播电台对自己来说，又是那么神秘。
临行前，我在学校的欢送会上还做了发言，批判了“孔老二”“父母在不远游”的腐朽思想，表示了服从组织需要、为边疆贡献青春的坚定决心。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父母把能了解到和想到的，都准备了，从高压锅、电炉子、棉衣、棉被、皮手套，到牙膏、牙刷、常用药品，塞满了我的旅行包和大箱子。
车站送别，无意间发现父亲的泪眼，那是我从未见过的。
此时，对自己的决定，我有过片刻犹疑，心头闪过一丝悲凉，但很快，就被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冲散。
那一年的10月，17岁的我作别家人和同学，踏上了进藏之路。
唐丽珍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农村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朗诵，只知道高门大嗓、声音洪亮就好，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也许是这种原因，在学校“革命文艺宣传队”我是报幕员，运动会上我是广播员。
1972年中学毕业，我回村当上了一名大队广播员，我利用广播宣传中央文件精神，播报大批判稿，广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把村广播办得有声有色，也被当作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各大队。在这一年我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4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高中毕业后，再无书可读了。
心情非常压抑。郁闷地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挖土、挑粪，到插秧、扮禾，真正体会了“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家里五姊妹，我是老三，姐姐和哥哥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回家务农，挣工分养家。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实行大集体生产，俗称吃“大锅饭”，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一年劳作到头，分配的口粮还不够吃。
最辛苦最难熬的是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季节。南方的夏天酷暑难耐，水田里的水晒得烫脚，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
收稻子只有脚踏式打稻机，非常消耗体力，全天劳作，衣服全湿透了。中午收工回到家中，没有电，更没有电扇，吃了饭后扯一块化肥包装袋铺在地上就睡，以恢复体力，下午再干。
那时天天在想，这日子啥年月是个头啊。
大山，还是大山。
1969年3月，我坐在工厂接新学员的汽车上，心中充满了对工厂、对工作的好奇和憧憬。汽车出了延庆县城不久，就进入了重重大山中，一路盘山道曲折惊险。
工厂从外表看就是普通的山，其实每座山都被掏空，有十几个车间，分别建在各个山洞中。进去后里面灯火通明，机声隆隆，一派嘈杂繁忙景象。
960厂隶属国防科工委，是军工企业，生产7.62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工厂位于北京市延庆县与河北省交界处——后城。当时出于战备需要，这种大中型军工厂一般都建在深山中，建厂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被称作“小三线”，“大三线”则指建在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大型军工单位。
后来才知道，进这种单位工作，“政审”相当严格。
进厂后，我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学徒。当时工厂管理非常严格，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能凭出入证进出自己的车间，绝不能进其他车间。而我这一工种负责修理全厂机械设备，给我提供了可以进出各个车间的机会。
当学徒对于刚走上社会的学生来说，是新奇的，也是辛苦的，什么重活、脏活都要抢着干。要想多学东西，就要多干、多问、多实践，要虚心，要用心，绝不能偷懒。
记得在我学徒的第三年，工厂提出大会战口号：
“大干100天，产量翻一番，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革命。”
于是全厂加班加点，三班倒，歇人不歇设备，因此设备故障率显著增加，维修工作量极大。这次大会战也给我提供了大量实践的机会，我的维修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学徒工的月工资第一年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现在听起来简直低得不可想象，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太“奢侈”的话，养活自己一点都没问题。那时物价便宜，一个素菜5分钱，一个鸡蛋8分钱，一个熘肉片2毛5分钱，红烧肉3毛钱。
记得我第一次领到工资，除了换够当月用的饭票，就所剩无几了。那时整天都穿工厂发的工作服，除了买些学习用书和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没什么花销，自给自足虽然没有问题，但也没有给家里的钱了。直到第二年涨工资了，才给家里买了一个当时的新潮物件——电子挂钟。
由于工厂离北京较远，不能每周休息，而是每月连续工作25天，集中休息4天，外加1天往返的路程假。
我们工厂休假也很有特点，几十辆进口的墨绿色斯柯达克拉莎超大型豪华轿车一路行来，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令人羡慕的风景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国家代表团来了呢。
由于我的左眼视力超常，曾被借调到总装车间担任校枪员，这个工作也很有意思，每支枪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校对，对其精准度要求很高，光凭仪器还不行，需要人工实际校验。这一经历使我在广院“学军”时占了便宜，最后射击打靶时我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
在工厂工作7年多的时间里，有苦，有累，有欢乐，有收获，可供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前几年可能是出于怀旧心理吧，我去了一趟工厂旧址，曾经“为支援世界革命大干快上”，曾经热火朝天、机器轰鸣的昔日工厂，早已不见了，留下的是被拆掉的厂房，填充的山洞……工厂早已停产关闭。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这类军工企业由于生产产品、地理位置、生产运输成本等原因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以我在开头说的工厂位置、产品等，也就不算泄密啦！
1970年，已经从精神上、物质上都准备好上山下乡的我，忽然走了狗屎运。
由于“文革”开始5年来，一直没有招工，北京市各工厂人力告急！突然得到通知，七○届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工厂。
耶！
本来呢，看着前几届毕业生，不是插队，就是兵团，我估计自己也是这个路数。此时，爸爸的老战友来招兵，老爸却对人家说：我家男孩儿可以当，女孩儿不当兵。
不让我去。哼！后来才知道，老爸心疼闺女，不想让我走远，要让我留在身边。
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能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光荣地成为北京市机械局所属第二通用机械厂的小车工。
关蕾和机床
那年，我16岁。
我跟着像妈妈一样的高师傅，学会了操作C620、C616车床，经我的手车床出了许多漂亮精巧的零件，当时感到自豪又激动，特别有成就感。
同时，我也尝到了作为一名产业工人的艰辛。现在想起来，16岁的小孩儿，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常年轮换。记得上大夜班，是夜里12点上班，下半夜2点吃顿饭，早晨8点下班。
每次到了凌晨三四点时，困得我呀！眼睛怎么也睁不开了。高师傅说，去，洗把脸，到车间门口吹吹风儿，清醒一下！
早晨下了班，赶快骑车回家，十几分钟到了家，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傍晚，昏天黑地的，一看表，6点？就蒙了：这是早上6点，还是晚上6点？妈妈问：“一直睡，你不饿呀？”
现在，60多岁了，有时间了，却总睡不着。
多么怀念小时候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父母被揪斗，有段时间一听到敲锣打鼓声，我都会禁不住心颤。尤其是母亲被关地下室那段时间，我很孤独，曾一个人从电信大楼地下室的窗口走过，想看到母亲，却见不到面。
我父亲1940年参加革命，我母亲1939年15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母结识于新四军部队，在新四军电台从事的就是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那种收发电报的保密工作。
那时，我不理解发生了什么。
由于父母的原因，我大哥失去了当海军航空兵的资格，我想参加红小兵的愿望就更甭提了。
1968年，我的三个哥哥先后去黑龙江支边。如今我读到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想到当年走到铁轨前和江边码头送哥哥们离杭的情景，仍会泪水模糊双眼。
三个哥哥去了黑龙江支边，使我有机会中学毕业后留在杭州。
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工厂。那是交通部直属汽车第八分公司汽车保养场，据说当时是战备单位，场里有200辆解放牌卡车，打起仗来就要用到它们。
我去保养场报到后，一位师傅告诉我，我将被分到钣金车间去。现在看来，这个车间修理汽车外壳儿，比较轻松、干净，技术性也强。可我当时想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分在这个车间，心中很不情愿，就向师傅表示了我要与多数同学一起当修理工的愿望。
有位技术熟练的年轻师傅曾说：“躺下像是条狗，站起来才是个人”——这就是我当时做汽车修理工的生活写照。我成天要跟气缸、气门、齿轮、活塞、汽油、机油等打交道。
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回丝”这个词儿，起先还当成是经纬的“纬”字，后来才知道，就是指的棉线团儿，最能吸油垢的那种。
在那里，我懂得了拧螺丝的技巧：只有上下左右兼顾，才可避免拧偏、拧过头的现象发生。
那段时间，我还使用过钢锯在工作台上锯些金属材料。记得我大哥有一次来场里，看我穿一身工作服，吃力地锯着什么，心疼我，怕我干不了。我对哥哥说：无论老师傅教会我干什么，我都一定能干得好！
我出生在郑州，在我幼年，父亲病故，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家中经济非常困难。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继续念高中，而是考入了一所管吃管住的铁路技工学校，开始了我三年的学工生涯，在当时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很满足的事了。
学校是全日制住校学习，每月为每位学生提供十元零八角钱的伙食费，分成早、中、晚餐券发给学生。每天开饭时，在兼做学生食堂的礼堂中，同学们按小组围成个圈，席地而餐。伙食不能算很好，但对于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常都吃不饱肚子的我，总算是有了不挨饿的基本保障。
通过入校和毕业时的体检表可见，三年时间，我整整长高了10厘米。
身材最高、年龄最小的我，由于在初中就是班干部，所以入校后被班上和老师推荐到校学生会，任文艺宣传部的副部长，主管学校三届学生和二十多个班的板报宣传、对外包场电影的联络及校园广播站工作，这些都锻炼了我多方面的工作能力。
我所在的铁路技工学校，有自己的校办实习工厂，车、钳、刨、铣设备设施一应俱全，还担负着为铁路列车生产一些零配件的任务。学生都发有工作服、手套等劳保用品，轮流在校办工厂实习劳动。这样，15岁的我，离家住校独立生活，基本上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减轻了家庭负担。
因学有专长，毕业时对口分配，我没有像读高中的学生那样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直接进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铁路工人。
国家培养了自己，自然就要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母亲深明大义，她忍住爱子之情，在我毕业后，挥泪送我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四川去工作。
“文革”中受全国“停产闹革命”的影响，国家普遍物资供应匮乏，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每人每月只定量供应半斤肉和二两菜油，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30来斤。
长期的营养不良和独立生活能力的欠缺，导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这场病后，我深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像运动员一样，每天用两个小时锻炼身体，一年四季，无论是酷热的三伏天或是严寒的三九天，都从未间断，整整坚持了六年。
铁路基层的艰苦生活和锻炼，不仅使我的身体和过去判若两人，更磨炼了我的意志。我努力工作，钻研技术，没几年，我也成为了师傅，带上了徒弟。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在院子的空地习武——腾挪闪打，一连串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双脚把地板跺得砰砰作响。
正练得起劲时，身边走来一位军人，穿“四个兜”，身材微胖，正在上下不断地打量着我。
“小伙子，你练的是什么拳？今年多大了？”
“这是一套长拳，我今年十四岁。”
这时候，传达室老王头走过来对他说：这是秦站长家的老四，这娃样样都好，每天都在这儿打拳。
他点点头对我说：“你想不想去参军？”
秦鲁滨守卫祖国边陲
我一听让我参军，赶忙回答说：“那当然想啦！”
他叫我第二天去空军大院找他。就这样，我自作主张地报名参了军。
收到入伍通知书，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第一时间给远在甘肃的爸妈发了封电报，告诉他们：我已参军入伍，一周后就出发。
父母接到电报，第三天就赶回来。看得出，他们舍不得我这么小就离开家。爸爸劝我：“你年纪太小了，多读几年书不好吗？”
我态度坚决，一定要参军！
爸爸没再说什么，只是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1970年12月，我告别了家人，离开了学校和同学，坐着闷罐火车一路西行，出嘉峪关，过河西走廊，走阳关道，整整七天七夜，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我被剃了光头，然后裹着一件油黑发亮的破旧大衣，又坐了三天的汽车，终于抵达南疆焉耆的荒滩戈壁，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军旅生涯。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
新兵教导队驻地，四周没有围墙，营房是干打垒构造，孤零零矗立在戈壁滩上，显得十分凋零和荒芜，呈现眼前的只有漫漫黄沙和一簇簇的骆驼草，一切都不及想象的美好。
我们到达时正好是冬天，大地仿佛被冰冻起来，穿再多的衣服还是觉得冷。一阵大风袭来，眼睛无法睁开，等踉跄着站稳了脚，全身变成一个雪人。
十三四岁的新兵还都是孩子，晚上起夜，谁也不敢去百米开外的简易厕所。于是，一帮人站在屋檐下对着营房的墙壁齐刷刷“拔出枪”怒射起来。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吹响了紧急集合哨，全体列队的地点，正好就是昨夜撒欢的地方。
再低头一看，只见营房墙面上大大小小被冲出了十几个“窟窿”，有的深达二十几公分。哎，谁能想到一泡“水”竟差点冲垮了“铁打的营盘”！
现场证据确凿，你还有啥辩解的？挨了一顿臭骂不说，哥几个被罚掏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茅厕。
呵呵，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挨惩罚！
我们小兵主要学习俄语，必须在两年内掌握俄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技侦部队是军中的精英，学习和训练极其严苛，实行择优劣汰制度，每阶段学习结束后，严格考核，两次不及格者将被淘汰。
时间紧任务重，除了每天要熟记四五十个俄语单词外，还要连篇累牍背课文，厚厚的教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恨爹妈少给生了一个脑袋。
我虽然跟得上学习进度，考试成绩也不错，但就是不会发俄语L音。天哪！学习俄语不会发颤音，那哪成？时间长了肯定会被淘汰出局，那丢人可就丢大了！我整个人都臊得慌。
我不甘心落后，也不相信失败。不就是个L音吗？
打这以后，我天天L不离口，中午和晚上也“L-L-L”地不松口，甚至连睡觉做梦都在练习L音，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发不出L音。
随着中考临近，我的心情也越发焦虑和不安。唉，该怎么办好呢？一想到可能被淘汰，不由得倔脾气上来，于是一咬牙一跺脚——拼了！
我找了一块小石头洗净垫在舌根处，练习的时候只要舌根一紧张，石头便会硌得舌头痛，同时再含上一口水，就这样“L呜L呜”一练就是一整天。
不承想一周下来，非但没练成L音，而且舌根处起了个大血泡，别说继续练颤音了，就连咽口唾沫都钻心地疼。
实在没辙了，只好闭上嘴巴，一切听天由命吧！
一周后，我正在刷牙，随口轻轻“L”了一声，舌头竟然颤动了。
咦？不敢相信，再“L”了一下，舌头仍然在颤动。
呵呵，我大喜过望，嘴巴不停地“LL”着，生怕停下来L音又跑掉了。也顾不上擦干净嘴巴，带着满嘴牙膏沫“LL”地走向教室。
啊，这一天终于被我等来了！
在新疆当兵，尤其在焉耆县当兵，没经过厕所的历练就不算一名合格的兵。
焉耆境内有著名的博斯腾湖，鱼儿肥美，蚊子特大，光秃秃的戈壁滩倒成了蚊虫的重灾区。
夏天傍晚，屋外蚊群的叫声如同飞机的引擎嗡嗡作响，“解大”回来后，满屁股全是大疙瘩，惨不忍睹。痒了忍不住就使劲地抠，可抠了后会更加地疼痒。所以一想到上厕所，人人都胆战心惊。
实在没辙了，就只能尽量改在白天解决问题。晚上实在要上厕所，那你得先憋着，等快要忍不住了，手拿报纸快速冲进厕所，点燃报纸后，再脱下裤子，一边烧火一边拉屎，十秒二十秒结束战斗，完事后立马提裤子往回跑。就是这样严防死守，仍然会被小咬几口，那算是很幸运的！
新疆冬天一般都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简易厕所都搭建在陡坡上，就像吊脚楼似的，茅坑下面是露天的，大风一刮，雪渣子打着旋转，吹得满屁股都是，冻得人直打哆嗦也得硬挺！
蹲坑的木板全都结了冰，稍不留神就会滑一跟头，摔个仰马趴。谁愿意躺在屎尿横流的茅坑上？爬起来的速度比倒下去的还要快。我们每个人都中过招，摔倒过无数次。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在新疆当兵，真正的考验是掏厕所，但凡经历过一次，你会记一辈子。
茅坑下面的露天地上，上百号人的大小便一层叠一层，没几天就堆积冻结成一座座“冰塔冰峰”，如不及时清理，屎尿就会破坑而出。
我们手持钢钎举起铁锤用力猛砸，屎尿渣子崩得满头满脸满嘴都是，一个班八九个人动手掏厕所，也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才能够完成。大冬天把棉袄全脱了，可汗水还是浸透了衣衫。砸下的“冰块”要运走，又没有工具盛，只好各自端着洗脸盆来当屎盆子用。
掏厕所一般会在周六进行，而一周一次的改善伙食吃肉也正好安排在周六。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填饱肚子，然后再装上满满两大碗的饭和肉菜，偷偷地端回宿舍留着第二天享用。房间烧的是火墙，炉灶是自己盘的，热起饭来很方便，把饭菜倒进洗脸盆，煮开了照样满屋飘香！
洗脸、端屎、煮饭一盆三用，创下了全军新纪录！
在条件艰苦的边疆部队，像我们新兵教导队是非编制单位，穷得经常揭不开锅。吃菜，要自己种，吃肉，要自己养猪，为了不挨冻，自己要砍柴。总之，什么都得靠自己去解决。
1970年开春，我们已经三个月没吃上一滴油了，有时候为了调剂口味，靠挖野葱蘸酱油下饭。连队决定杀一头猪犒劳大家，我们一听高兴得欢呼跳跃起来——要知道，部队只有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才杀猪，提早杀了，过节就没有肉吃了。可眼下大伙唯一盼望的就是赶紧杀猪！
一声令下，哥几个把猪从圈里拖出来，四个人紧紧地按住它，再上来一人扳住猪嘴不让叫唤，用杀猪刀从喉咙下方捅入心脏，然后就是放血烧水刮毛。等到开膛破肚一看，大家顿时傻了眼，只见猪的瘦肉上长满了一颗颗的白米粒——这是一头典型的“病米猪”！领导决定把猪埋掉！
唉，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那天晚上，一群人辗转睡不着，一直在念叨病猪的事。我说：“就这样埋了太可惜，不如把它挖出来，用高压锅多炖炖就没问题了。”
后经领导同意，又把猪挖了出来。
第二天炊事班蒸了好几锅的米猪包子。还记得包子刚出锅，咬上一口直往下滴油，那叫一个香啊！当兵一年多还从来没有敞开吃过肉，用队长的话说：管你吃个够！
啊，真的很过瘾，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次包子！
离我们驻地几公里有一条小河，我们经常带渔网去捕鱼。我们发现，只要用渔网堵住水渠的入口处，在另外一头一阵吆喝，鱼就会往入口处回游而自动落网。
咦，怎么越往上提渔网就越沉，挣扎得也越发厉害？感觉有点不对劲，赶紧把渔网拖上岸。
这一看可不得了，吓得人差点晕过去！
只见网里有两只硕大的老鼠龇牙咧嘴在挣扎，每只足有七八斤那么重。哥几个从没见过如此大的老鼠，吓得不轻。
我们逮住的是“水老鼠”，主要靠吃鱼虾长大。理论上是可以食用的，于是我们找来铁锨把老鼠敲死。
我当兵前做过饭，理所当然是大厨。扒了皮，切成块，用开水焯去腥味，按红烧肉的做法来了个“红烧老鼠肉”。
当老鼠肉做好后，却没人敢动筷子，几个人你看我，我瞧着你的，谁也不肯吃第一口。我皱着眉头夹起一块老鼠肉放进嘴里……哦，还真的很好吃！
为了多吃几口，我也不吭声，闷着头一个劲地吃。几个人先是直愣愣地看着我发呆，也不知是谁先反应过来，哐当一声，锅里全都是筷子……
我们部队那时没有洗澡堂。有的人实在忍不住，光着身子在极低温度下擦澡，结果没几天病倒了好几个。
领导坐不住，真着了急，再这样下去，没人干活了。于是做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明决定：将炊事班的厨房临时改作澡堂，用蒸馒头的大铁锅烧热水，再用炒菜的大铁锅当澡盆，两人为伍，坐在铁锅里洗澡，一次倒一桶半热水，规定十五分钟洗完。
就这样，我们在食堂门口排队，一对对走进厨房去洗澡。这是当兵两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洗澡，虽说两人坐一个铁锅有点挤，但能够“泡澡”已经很满足了！我们洗得很认真，互相帮忙搓着背，到钟点准时“出锅”，再舀上两瓢凉水，把铁锅冲洗干净，接着又轮到下两位。
第二天开饭，大伙开玩笑说：今天饭菜的味道不一样，吃起来觉得特别香！
戈壁滩的艰苦岁月，叫我终生难忘。
1953年我出生在雾都重庆，因此父母给我起名叫“小渝”。出生后没多久，我又随同父母迁到北京，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因父亲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工作，我从小就与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只要父母单位有家属参加的联欢会，我都会出现在舞台上。
当年北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川风味的峨眉酒家。因为母亲是四川人，所以基本上每周从学校回家后，母亲都要带我们几姐妹去那儿过过干瘾。鱼香肉丝、麻婆豆腐是我们的首选。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1965年父亲调往贵州，我们全家随同前往。
由于还差半年才小学毕业，于是父母找到他们的老战友，把我安插进贵阳一所子弟学校。大概是我从京城来的缘故，进校后，我马上被任命为少先队大队长。
眼看着就要踏入中学的门槛，正在考虑选择哪所学校的关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之后，我们这拨孩子整整在家待了三年，待分配。
1969年，我们终于盼到进入中学上课的机会。好不容易又能进入教室，踏踏实实听老师讲课了，那会儿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进校没多久，学校成立宣传队，我又被选中。刚恢复的复课闹革命，课程安排也不紧张，随之而来的反而是校宣传队火热的演出，还一场接一场。
记得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两位部队领导来到我们学校。那个年代大家对军人无比崇拜，同学们都在纷纷议论：这两位兵哥哥来干啥呀？
陈小渝当兵时期
几天后这两位部队领导又敲响了我家的大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解放军总后某部队宣传队瞧中了我，决定招收我去当兵。
那个年代，跟我同龄的孩子多半都去上山下乡，再强点儿的，也就是进厂当工人。能荣幸地去当兵，那时大家简直连想都不敢想。
我心里乐开花了。1970年，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我离开了只待了不到一年的学校，奔赴部队，光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
那个年代，部队大兴招文艺兵，排演样板戏，组织各种演出。我们就是为了参加总后文艺会演，被招聚到了一起。
我们宣传队排演的是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一帮年仅十五六岁的小兵，每天在练功房压腿踢腿下腰练足尖，一天下来大汗淋漓腰酸背痛，从没穿过芭蕾舞鞋，不少女孩子的脚都磨破了，虽没有正规军人那样辛苦，但也一样汗流浃背。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们这帮娃娃兵终于登上了首都总后勤部的舞台。在所有参加会演的团队中，我们的年龄最小，不少观众评价我们演出的是“缩小版”的《白毛女》。
芭蕾舞是西方宫庭推崇的高雅艺术，我们这帮小土妞小土娃们，在那种年代也过了一把芭蕾瘾。
我们虽然是文艺兵，正规军事训练安排得非常少，但也跟正规兵一样参加过拉练、紧急集合、夜间站岗、打靶等训练。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打靶了。
我第一次拿起枪对着靶子练习，简直找不着北，光练拉枪拴对准星三点一线，就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教练对我的评价：偏左，实战成绩不会理想。
真枪实弹的考核开始了，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开始了射击。一枪、两枪、三枪……九发子弹射出。
成绩出来后简直没想到，九发子弹我的成绩是85环，四个10环，五个9环——名列我们宣传队第一。事后教练说，枪都有偏左偏右之分，只能说我那支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吧。
陈小渝（前排右一）在部队文宣队演出剧照
之后，部队体工队曾向宣传队提出要调我去射击队，但被我拒绝了。
前前后后走南闯北，我们除了参加总后文艺会演之外，还奔赴各兵站汽车团等基层单位慰问演出。部队生活锤炼了我，培养了我，使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975年全军大裁员，我复员回到家乡贵阳。
那年年底，正赶上贵州电视台招聘播音员。又是因为我的文艺天赋，及在部队演过话剧报过幕，我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于是我走进了电视台这个陌生的行当，开始了播音员的生涯。
20世纪70年代初，初高中毕业的城镇青年，通常得下乡。我即将高中毕业，心里在想，未来将会怎样？
1972年的一天，校长通知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去领一份表格。我拿到一看，竟是一份招工登记表！里面有三个选项：医生、教师、会计。
啊？我不必插队落户了！可以直接参加工作！
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一阵欢呼雀跃之后，镇定下来，认真考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做什么工作呢？
小学教师？不行！我不善于管理别人，不喜欢为人师表。
会计？“NO”，妈妈就是银行会计，每天要填写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格、经手一沓一沓的人民币，责任重大啊！
医生？这个不错！听诊器、方向盘正是当下被社会尊重而羡慕的职业，正好爸爸就在卫生系统工作，可以在业务上帮助我。
我要当白衣天使！
等待批准的日子里，我开始对未来心驰神往：做一个穿着白大褂儿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该是多么崇高伟大啊！
拿到高中毕业证，16岁的我如愿进入河北省大厂县医院工作。
走进医院，看到医生们行色匆匆穿行于门诊、病房，漂亮的护士姐姐拿着输液瓶子管子为病人打针用药，这一切都令我新奇兴奋。记得第一次发给我的白大褂儿，布料粗糙，泛黄，不够白，我找来漂白粉把衣服浸泡了一把，得到了满意的雪白色，郑重地穿上身，哈哈！那叫一个神气！
王亚平在化验室工作
可是，光神气管什么用呢？医院是跟病人打交道的，那可是人命关天啊！院方为我们这十六名对医学一无所知的学生，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
第一阶段：人体解剖。县级医院没有解剖室，没有人体标本可供观摩学习，指导老师取来一具小小的无脑死婴给我们上解剖课。十几岁的学生哪里经受得住这般惊吓，都退得远远的，不肯走到近前观看。老师急了，说：就这胆量你们还当什么医生！一顿吓唬批评，大家战战兢兢围着手术台仔细观察辨别各器官及骨骼血管构造。为了让我们了解心脏内部结构，老师竟然找了一只最接近人心构造的猪心来做解剖标本，由此我们明白了左右心室、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肺动脉。
第二阶段：熟悉护士业务，练习打针、输液。发给每人一只中医用的号脉小枕头，手持针管练习下针的腕力，学生之间互相在对方的手背手臂上练习准确穿刺静脉血管。当年练就的这份功底令我受益终身，给家人打针是常事，两岁的儿子害怕去医院打针，宁愿妈妈亲自下手，说妈妈打针不疼，从来不哭不闹。
第三阶段：各科室巡回实地操练。记得轮到我去外科实习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个被脱粒机卷入手臂来看急诊的农民大叔，他的右胳膊光秃秃的已经没有了手，露着白骨的小臂血淋淋的，沾满稻草，人痛得脸色青白，医生吩咐我和另一个学生负责清理掉伤臂上的杂物以便进行手术，我心里虽然又怕又紧张，可依然硬着头皮进行清创，从此练成了不再怕血的女汉子！外科之后，我依次进入妇科产房手术室实习，观摩新生儿诞生、阑尾病人的阑尾切除术等等。最后转到病房见习护士工作，每天跟着医生查房配药，掌握听诊器听诊支气管炎、分辨肺炎干湿罗音……
半年左右的培训实习结束，院领导分别找我们谈话了解各自的爱好特长，我选择了化验室。
对一切未知领域我天性有着狂热探索的动力。显微镜下的世界是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细胞及奇奇怪怪的微生物，细胞核各异的白细胞，血液中最多的含有血红蛋白的血细胞，体积最小的淋巴细胞，衰亡、脱落的上皮细胞，人体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竟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我跟领导强烈要求到化验室工作，刚好此时化验室缺人手，我得以如愿成为一个准化验员，而一切又要从头学起。
从刷洗各种试管瓶瓶罐罐开始了我的化验室学习日常。练习取末梢血做血常规，抽取静脉血做生化检验，取样尿便在显微镜下观看病变程度，我开始走入微观世界。
病人的心态素来排斥年轻医生，从病人对我投来的怀疑目光我明白阅历资质对从业者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决心用熟练的专业素质赢取病人对我的信任。
为了尽快提高业务水平，院方还派我到北京和平里医院学习进修。一年多后经领导多方面测评，认定我具备了独立署名出具化验单的执业资格，从此白班及门诊夜班我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一晃四年，我对业务已经驾轻就熟，对未来的发展却有些焦灼。化验员并不能直接为病人诊病，没有处方权，自己当医生的初衷是要治病救人啊，而当一名医师是需要专科学历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行各业的青年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热潮，使得“文革”期间读书甚少的青年们有了再次读书的可能。我的内心蠢蠢欲动了，我要去读书、深造，去系统地学习医学理论，将来做一名合格的有处方权的医生！
我从1955年出生到上小学这一阶段，基本是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但1966年小学没毕业，就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就被停学了。
该上初一的年龄，又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可我当时已经跟随被下放的父母去五七干校了。
干校有个设在泥巴房子的“五七中学”，三两个五七战士充当教师。记忆里学习没有劳动多。
后来随着被调回工作岗位的父母返回城市，我才算接着完成了初高中学业。
因为在学校时一直是板报组成员，喜欢画画，父母当年很“前卫”地给我找了“家教”——被发配而赋闲的中央美院大学生教我画画。那时家教是不收费的。
高中毕业，老师和家长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应该去当年正好有招生任务的长春艺术学校（现吉林省美术学院）继续上学。可是，当时的艺校只被允许面向战斗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招生。
于是，我下乡成了知青。
第二年，赶上全国都像学大寨那样热情地向陕西户县农民学习，因为那里村村都轰轰烈烈地剪纸画画，是有文化的“新新农民”形象。于是我被抽调去县文化馆，与一帮喜爱画画的知青一起，搞“农民画”创作。
正当我画得十分投入，向往着艺校再来招生时，吉林省电视台来知青中招播音员了。
只招一名，我被录取了。如此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我应该是何等庆幸！但前后脚，艺校也再一次面向知青招生了。
记忆中，从上小学到参加工作填写过无数张表格，但从没有机会在“志愿”一栏里写点什么。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
我是1954年出生，经历了大跃进、大锅饭、三年自然灾害等。1966年小学还没毕业，就赶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全部停课，我不得已又多上了一年，成了七年级小学生。1967年10月，中央又提出“复课闹革命”，我才继续初中和高中的学习。
1972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那时我家兄妹较多，当时有一项政策：多子女可留一孩儿在父母身边。我刚好符合这一条件，没有到广阔天地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走上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工作岗位。当时镇里建立广播站，需要一名广播员，我很荣幸被选中，成了一名广播员。工作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5元工资，高高兴兴地拿回家，交到了母亲的手里。
小时候的我话语很少，性格内向，可是不知咋回事，一到台面上就像换了个人，目中无人，从不怯场，很有表现欲。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全市的一次庆祝大会上，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我代表全市的少先队员讲话。我牢牢记住老师说的话：“上去后你一定对着面前的话筒，然后开始朗读。”
那是我第一次在话筒前发声。市中心的鼓楼广场站满了参加节日的游行队伍，我站在高高的鼓楼主席台上，手拿讲稿面对话筒大声地朗读。
突然，我能听到广场四周的大喇叭里传来我朗读的回音，是我手里这个话筒传出的吗？这样一个东西能把声音传得那么远，那么大，太奇妙了！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期待着能再见到这个神奇的话筒。
1969年，我在开封五中上学。
一天，学校工宣队的崔师傅说，市广播站要招播音员，他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到广播站参加考试。
我们被带进了一个大演播室。淡黄色的木板墙，上面有好多排列整齐的小圆孔，后来才知道那是起吸音作用的。没有窗户，一张大桌子很显眼的位置上摆着话筒，桌子上的播音控制匣连着的另一个房间叫控制室。
我正在好奇地东张西望，工作人员拿来一张报纸，让我对着话筒念。我又紧张又兴奋，话筒对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这次在广播站的录音间我又来到了话筒前。
那时候报纸上都长篇大论，我大概看了一遍就开始念。
“能大声念吗？”工作人员问我。我顿了一下，就放大声音念。工作人员又拿来一些口号让我喊。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喊，我就大声喊起来：“×××万岁！×××专政！”
很快学校通知我去广播站报到，我成为了市广播站的一名播音员。
那时，我1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