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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路在何方
人有智愚，临事可断真伪、定高下；性有巧拙，遇人可示显隐、用伏扬。
范蠡虽“痴”，但头脑不傻；范蠡虽“狂”，但内心不乱。他的愤世嫉俗、独来独往，甚至不务正业都是缘于才学超凡，而“知我者希”。历史一次一次地向我们证实，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谋略家，他们都曾经因为保持了自己的独特个性，有着凡人难以企及的智慧高度而“被精神病”。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曾经先于范蠡在渭水河畔上演“直钩钓鱼”行为艺术的姜太公，还是那晚于范蠡而躬耕陇亩，却常“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诸葛亮，他们在出山之前遭遇到的社会评价，总是惊人的相似。
文种的到来，恰如天降鲍叔牙，为无人能识、无人可诉的范蠡打开了一扇敞心之门，也为他推开了一扇由梦想通向现实的幸运之门。
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范蠡和文种之间的“终日而语”，究竟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些交流话题对于二人的命运转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范蠡与文种之间终日畅谈的是这样三个话题：个人话题、国家话题、天下（社会）话题。在这三个话题中围绕的核心就是“疾陈霸王之道”，即如何以符合天道的智慧思想，凭借各自所学，整合双方优势，来实现个人价值，解救国家危机，承担天下责任。
我们先来说说“个人问题”。在世俗的眼中，范蠡和文种这两个人的交往几无可能：一个是出身贫寒、自谓衰贱的佯狂草民，一个是主政一方、高高在上的宛令老爷。身份的悬殊，并没有拉开两人心灵的距离。范蠡和文种之间的“扺掌促膝，志合意同”，是彼此的认可，优势的互补，思想的激荡，智慧的碰撞。
所以，范蠡和文种相处相谈的第一步，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发现、相互磨合、相互弥补的过程。
范蠡与文种，出身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才学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处事方法也不一样。文种是楚国邹部落的贵族。邹国本属中原南方的国家，春秋末年时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在强敌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一向比较注重谋略。文种虽不是强悍善战的武将，但在以少击众、以弱抑强的策略表现上颇为突出。
《吴越春秋》卷四记载： “大夫文种者，国之栋梁，君之爪牙，夫骥不可与匹驰，日月不可并照，君王委国于种，则万纲千纪无不举者。” 谁能够真正地赏识、启用文种，那真的是君主之福、社稷之福。他的智慧才学，是骐骥这样的千里马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可以与日月这样的大光明相互参光的。君王把国政托付给他治理，没有不遂心如意的。
范蠡是一介平民，虽然出身草根，但是勤奋好学，更兼明师高人指点。在计然的悉心栽培下，范蠡掌握了用兵之策、治国之法、致富之术，还有为医之道，学到了道家因任自然、不循常规、以小博大、长于应变的智谋，以及形成了虚实互换、祸福相生的辩证思维。所以他能够安于贫困，善于等待机会，尤其是奇思怪想不绝，创新能力超强。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由于在农村长大，范蠡算得上是一个田野学者。他对于自然山川、天象气候、草木作物、农田水利的熟悉程度及其重要性的认知，肯定要优于贵族出身并一直做官的文种。
从性格和所擅长的领域来讲， “种善图始，蠡能虑终。”“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 。文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与管理者，他善于把握细节，着眼今天，注重程序，强调纲纪，以正治国，奋进有为，是儒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范蠡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者和经营者，他善于掌控战略，放眼未来，擅长创新，超越规则，以奇用兵，退守无为，是道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知人而自知？如何成人而成己？这就需要强强联手。高明的人，总是善于识外缘、借外势而壮实自我，以求内外合谋，傲视天下。所谓“贤臣择明主而事，飞鸟择良木而栖”正是此理。
遗憾的是，尽管文种很想帮范蠡成就大业，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明人，而非明主。文种与范蠡式的遇合，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十分典型的案例。但是它跟姜太公渭水独钓，周文王愿者上钩的故事不同，也跟诸葛亮躬耕南亩，刘皇叔折节三顾的故事有别。周文王和刘备都是老板的命，文种却没有这个先天优势。
春秋时期，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人才流动也非常普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人才猎头服务、人才鉴定评估也风生水起。文种来到宛邑南阳，或许就是一种历史的使命与巧合。他如同伯乐那样善于甄别人才，在“时人尽以为狂”的纷乱假象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范蠡。
作为中国春秋时期的知名猎头，文种与鲍叔牙荐管仲、伍子胥荐孙武相比，也不能等同而论。跟这两位鼎鼎有名的大猎头相比，文种具备什么优势呢？贬职边陲的楚国公务员，蹉跎岁月的地方县太爷，怎么帮范蠡？怎么荐人才？说得难听点，位卑言轻，自身尚难成全。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认识自己是成就自己的枢机。解决个人问题要靠团队，解决底层问题要正高层，解决眼前问题要谋长远，解决局部问题要看战略，解决小我问题要入大我。“大我”是谁呢？就是邦国天下。
所以， 范蠡和文种交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问题。
国家的概念起源于中国的先秦时代。熟悉西周和春秋典籍的人应该知道，“国”与“家”是存在等差之分的。《尚书》曾提出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说法。在那个时代，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而作为当时周天子脚下唯一有受地治民权利的两种人——诸侯和卿大夫，他们封地的结合体就是周天子的天下。
楚国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是先秦最具特立独行个性的诸侯国；大约诞生于周成王时期（公元前11世纪），正式立国于公元前1042年。在成王、庄王时期，通过励精图治，楚国开始走向强盛与繁荣，开始称霸中原。据史料记载，作为春秋五霸霸主之一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但率领军队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甚至还率军开赴伊水和洛水之间，向周天子耀武扬威。
盈极而虚，盛极而衰。当楚国的强盛顶点出现后，也就开始了它的下坡路厄运。在范蠡出生前的公元前541年，楚灵王杀掉自己的哥哥，登上了楚国国君的宝座。自恃风光无限的楚灵王，守着老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可谓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对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享乐纵欲，极尽奢华，失去民心，荒废国事；对外连年征伐，广惹祸端，坐吃积蓄，消耗国力。正所谓上行下效，在这样的政治风气影响下，楚国国内政局紊乱，不堪收拾，权贵专权，贪赃枉法，哪里有贤能之才的容身之处！
楚灵王制造的这份“烂摊子”，并没有随着楚平王、楚昭王的继任而得到遏制和缓解。撕裂的窟窿伴随着浩浩荡荡的天下大势，呈现出“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的衰败之势。
期间，楚国还得应付自己的宿敌晋国及晋国所扶持的代理国——吴国不断发起的军事骚扰。由于缺乏治国统军人才，在长期消极防御的军事策略中，楚国的国防实力大为削弱。就在文种与范蠡遇合的这一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逃难吴国的楚国大将伍子胥的唆使策划下，由一代兵圣孙武出任大将军，兵分三路远征楚国，攻陷了楚都郢城。楚昭王逃亡随国（今湖北随州），于是吴军蹂躏郢都达十月之久。
在文种和范蠡“终日而语”的岁月里，他们的交流有激情，也有无奈，有得知己的喜悦，也有忧家国的伤悲……眼看着在南方诸侯霸主地位争夺战中，几乎被淘汰出局的楚国，以及那残破不堪的郢都，心情可想而知。一官一民，一文种一范蠡，他们谈论的话题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国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能承担什么责任呢？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国家救亡图存呢？假如文种有能力和渠道推荐范蠡在楚国为官，在国内这种政治氛围下，满腹韬略的范蠡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布衣出身的范蠡，在楚国这个“烂摊子”中会有大的作为吗？
“疾陈霸王之道”。一个疾字，道出了风雨之疾烈、内心之急迫、智谋之激荡。
如何解楚国之危难，逞干世之雄智呢？那就必须放眼天下，跳出楚国救楚国；窥破天机，把握大势弄风云。既然为楚王出谋划策的理想不太现实，那就遵循“以曲就直”的原则，走民间救国、迂回救国、外部救国之路，进而实现放眼救天下的人生战略使命。
《越绝书》曰：“ 谓大夫种曰：‘三王则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运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 ”
《越绝书》： “俱见霸兆出于东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
道家奇书《黄帝阴符经》认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成功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观测天道运行的轨迹，掌握天道盛衰生杀的变化规律，从而顺势而谋、顺天而行。倘若能够知行合一，则永无败事。范蠡对于天道与时势的认识如何呢？
《越绝书》中范蠡对文种说，夏禹、商汤、周武王这三王，是燧人氏、伏羲、神农这三皇的余泽，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此起彼伏的春秋霸主，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帝的延续。天道运势的规律，以一千年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周而复始，万世不穷。黄帝为何能够成为天下的共主呢？这是因为他发现了王气的奥秘。
执辰破巳。辰就是土，巳就是火。当初，神农氏秉承火德而王，经过十多世后，德衰而不能驾驭天下，以至于天下诸侯相侵伐，才有蚩尤等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导致的混乱和杀戮。黄帝有土德之瑞，顺天应命，以德治兵，播五谷，艺五种，以给养人民，受众诸侯的拥戴。后来，黄帝在自己的领地涿鹿之野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蚩尤部族大军的野蛮进攻，一举统一了古老的华夏。神农氏遂禅位于黄帝，黄帝以土德而王天下。
范蠡告诉文种，根据我对天象的观测和对天运的推算，“俱见霸兆出于东南”，在东南方位有王气出现，是真正可以称霸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地户。东南方位刚好有吴、越二国坐落，目前的状态是吴国强而越国弱。你看我们楚国的伍子胥、伯嚭，齐国的孙武这样的人才，都纷纷去投奔吴国，这难道不是王气霸兆的感召吗？我们要想成就大事，就一定要去吴国仔细考察一番。
《越绝书》称： “于是要大夫种入吴。”
《越绝外传本事》又说： “种见蠡之时，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东游，入越而止。”
到底是范蠡鼓动文种离开楚国，还是文种邀约范蠡东游呢？这都难以具体考证了。身为楚国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文种，与所辖地不安分的老百姓范蠡离楚，在春秋时期被允许吗？这属不属于一种“叛国”行为呢？
在先秦时代，诸侯和大夫都是“有国有家者”，而士人是贵族的最低等，他们没有封地，是自由职业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谋生。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各诸侯国和大夫的家，这在道德和制度上都没有问题，只要能被用就行。
说来有趣，后来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吴越争霸，其实原本是一场大国博弈之下被挟持操纵的代理人战争。吴楚结仇，这既得益于楚国的老对头晋国大力扶持的结果，也跟楚国人才外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中原霸主晋国和南方霸主楚国为了相互之间的利益争霸，战事绵延不绝，长达百年不休。自楚庄王称霸中原后，晋国由于长期对外用兵，使得手握军权的晋国六卿的力量凌驾于晋王室之上，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大大牵制了晋国的整体作战力，把晋国的综合国力拉入了历史新低。后来，因为和楚国大夫公子反争风吃醋失败的楚国权臣申公巫臣，在逃亡晋国后为了一报“夺美之仇”，极力鼓动晋王室开辟第二战场，联合其他国家对楚国进行战略牵制。而地处东南地区，尚属部落小国的吴国，就这样被选中而成为春秋末期新的战争增长点。通过晋国的经济扶持和军事援助，吴国不但有效地完成了牵制楚国的战略任务，并且开始霸气外露，差点导致了楚国的亡国。
既然晋国可以选择吴国来制衡克害楚国，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可不可以从外围入手，选择吴国的敌对势力来进行牵引、转化，扭转强弱势能，以太极之巧劲拨去楚国肩负的不堪承受之痛呢？
同样地处东南霸兆之地，曾经身为吴国附属国的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终日“疾陈霸王之道”的讨论中，羞答答地走上了春秋争霸赛的擂台。
如何判断越国是否具有风险投资价值呢？
面对着当前强悍霸道、盛气凌人的吴国，越国真的能够帮助楚国进行战略牵制，从吴国背后进行消耗分化、攻击撕裂，转移吴楚战争矛盾的焦点吗？
在霸兆出于东南之地的特殊时期，越国具备泄放强吴之霸气，而盗夺天机、自养称霸的时运与机缘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解决上述的疑虑，成功实现“扶越救楚”的战略计划，不但要去越国进行战略指导，更要先去吴国探探虚实。
如果说，出身于贵族的文种对于楚国还有不可割舍的感情，抱着为楚王室复仇的外出目的；那么，学悟“阴阳盈虚”之道多年的范蠡，早就对“物壮则老，是谓不道”的道家自然演变规律烂熟于胸。对范蠡而言，“因循天道，择时机而有为，实现自我，展抱负于天下”才是让他激动和心动的真正原因。
家国大事，救亡图存，扶弱抑强，天下为任。这种事，大丈夫当挺身独任，让不得人。
我们不做，谁去做？
以战止战，扬名四海，济世救民，吞吐天下的英雄成就、神仙事业，在文种与范蠡这份肝胆相照的兄弟遇合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道德经》：“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