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之师：低调而神秘的计然

计然：身兼七国顾问的“流亡者”

我们要解读范蠡的一生，计然是一个不得不讲的人物。因为他是范蠡的老师，与范蠡的一生息息相关。下面我们先了解他的这位入门之师。

《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

汉初三杰之一的留侯张良在功成之后，以追随赤松子之游的名义而归隐身退，陶朱公范蠡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这些内势根基，但又何尝不是得益于自己的导师——文子计然呢。且让我们对计然的个人履历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太平御览》中关于“计然子传”是这样记载的。

计然者，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请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

计然是春秋时期葵丘濮上（今河南民权、兰考一带）人。据说，他曾经拥有一个显赫的家族，是晋国“亡公子”，有的版本也称“三公子”，恐为传抄之误。在春秋那段战乱频繁的岁月里，大国忙于争霸天下，小国则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危险。动荡纷争的社会局势，不但没让这位晋国的“公子”养尊享福，反而逼着他从此踏上了永无归期的流亡之路。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 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 ”

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 姓辛，……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

计然学道早通，以老子道学思想为总纲，又游学各地，糅合他言。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遂别生新义，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故而在老子门下众弟子中得道尤高。王充在《论衡·自然》中极尽赞誉之词：“ 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对他大加赞赏，推崇备至。

作为一个流亡者，避祸保命的最佳方式，就是自己定期或不定期改名换姓。所以，我们很惊奇地看到了计然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不同名字：辛研、文子、计然、渔父……

本名辛研的文子计然，为什么要用“计然”二字作为自己的化名呢？有人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和理财家，“计然”体现着计划使然、谋划未然、计合自然的思想。也有人认为，计然者，寂然也。《周易·系辞下》：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代表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寂寥独立，静若深渊。纷纷扰扰的外物变化，虽无穷无尽，我不为所动，则如镜中显影，不见而明，不行而知。

这，似乎更加符合老子的道学思想。

计然与计倪是同一人吗？在很多文献资料与学者的观点中，作为范蠡之师的计然与越国大夫计倪被视为同一人。我们也看到，在《越绝书》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计倪向勾践陈述如何以“农业、经济”复兴越国的进言，其“习源流、重积蓄、通历法、明治岁、利农商、知阴阳”的思想主张，不但与范蠡的富国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也与传说中的计然有着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个计倪被写成了计研。

笔者认为，作为范蠡之师的计然与越国大夫计倪，二人之间虽然思想体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但还是有区别的。

其一，计然与计倪的年龄不符。 班固《汉志》对文子计然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计然的年龄应该是与孔子年龄相仿的；同时，计然还曾经被楚平王召请过去问政，楚平王在公元前516年已经离开人世了，对于楚平王这样一位既昏庸又英明的君主，哪怕他在临死前召请了计然，那时候的计然也绝非未成年少年，而那一年，范蠡和勾践都刚刚满5岁。如果我们相信计然就是越国大夫计倪，那么该如何解释后来计倪的“年少官卑”？

《越绝书·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曰： “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曰： “於是计研年少官卑，列坐於后。”

勾践向计倪问策的时候，是勾践十年（公元前485年），那时候33岁的范蠡已经是越国相国了。如果计倪是范蠡之师，仍然“年少官卑”，于情于理都似乎说不过去。

其二，计然与计倪的风格不符。 计然的风格是“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于诸侯”。就这样一个天生不受任何拘束和管制的闲散人，怎么可能在越国埋头苦干二三十年呢？计然早就劝告过范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这位先知的智者，又怎么会在范蠡离开越国之后才“计研佯狂”。

笔者倒觉得，越国这位年少官卑的大夫计倪，很可能就是计然的儿子。这位“阴所利者七国”的计然，为了帮助自己的弟子范蠡成就经世之功名，也为了天下的和平与稳定，暗中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了越国协助范蠡开展工作。

这样的猜测有根据吗？除了学术思想体系的高度一致外，我们不要忘了《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年少，有道则进，无道则退。’”

勾践问计倪：“你年纪这么轻，怎么对事物的研究如此透彻呢？太让我震撼了。”计倪回答：“人与人之间能一样吗？我的能力来源于我的家族遗传基因和家道传承。智慧的父母就会培养出圣明的孩子，痴呆的父母则容易教育出愚狂的孩子。桂树的种子发芽成桂树，梧桐树的种子自然成长为梧桐。大王你不要看我年轻，我们家族世代学道悟道的，有道则进，无道则退，家庭教育好，比什么都强！”

这段文字赤裸裸地泄露了天机。

至于另外有说法称文子计然就是文种，这就更加不可能了。计然早就提醒自己的弟子，勾践之人不可共富贵。怎么可能在范蠡离开越国并留下书信发出警示的时候，文种还犯糊涂舍不得走，并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这完全就是两种思想风格的人。

这个世界真的有天才存在吗？

相比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孔子而言，“少而明”的计然从小就已经显露出了他非凡的天赋。他自幼就刻苦好学，通览群书，再加上特殊的流亡生涯，让他学会了时常观察学习大自然，善于从事物刚开始发生露出端倪时，就能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知道别人的想法。而漂浮不定、居无定处的生活方式，让计然比常人更有机会访求明师，结交高人。人常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才锤炼、铸就了计然的博学多才，培养、激发了计然的见微知著，使得他对天文地理无所不通、阴阳四时无所不晓。

上天是公平的。天才嘛，总得带有那么一丝丝缺陷和遗憾。

不知道是在流亡生涯中的人为整容，还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智若愚，计然那看似愚钝、平庸的形象仪容，总不能做到让人赏心悦目，顿生亲近之感。计然那“有内而无外”的相貌无情地背叛了他，严重地颠覆了他本身固有的内在才学与高超智慧，也挡住了众多只求其表的狂热粉丝。

文子计然作为老子门下最具代表性的弟子之一，他的人生风格与专业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计然好“隐”。 他继承了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行事风格，不求名不求利，喜欢偷偷帮助人、成就人。 “阴所利者七国。” 暗中帮助和辅导了不少国家的君主，偷偷培养和发掘了不少国家的人才，他是中国最早的地下战线工作者，也是春秋时代最让人尊敬的“活雷锋”。计然的身上完美体现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精神风貌。

其二，计然好“谋”。 满腹经纶、喜好思考的计然继承了老子“婵然而善谋”的智慧，他通晓富民强国之道，精于“天文历法、农业地理、管理之道、谋略兵法”，善于出谋划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更是独树一帜，闻名天下。计然也是中国的咨询业祖师，“阴所利者七国”就是他不为人知的业绩。

据说，当计然周游天下行至楚国期间，楚平王熊弃疾听说他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便专程接见了他。楚平王问计然： “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 我听说先生您是老子的真传弟子，请问在这个乱世之中，该如何治国安民呢？

计然的回答很有高度，他并没有从自己所擅长的经济学角度来谈治国方略，而是真诚告诫眼前这位看起来谦卑求道的“楚国一哥”：“用高尚的道德纠正邪恶，就能使国家安宁。要使人人都注意道德修养，使天下安定，关键在于君主一人。君主对百姓恩德深厚，国家就会兴旺；暴虐积怨，国家就要灭亡。唐尧、虞舜以仁德治天下，百姓拥戴，国家昌盛；夏桀、商纣虐待百姓，众叛亲离，国破家亡。”

楚平王马上接话过去，说：“我知道如何才能使国家安定富强了。”

遗憾的是，楚平王不但欺骗了计然，也欺骗了自己，他压根儿就没听进去计然的忠言相告。这个顶替了自己儿子入洞房的一国之君，既不能依计然之言修“正身之道”，也不能“谨左右”，而是错误地宠信了费无忌这样的佞臣。最后的结局嘛，不但差点酿成了亡国之祸，自己也被仇恨冲天的伍子胥掘墓鞭尸，遭受了生罪死受的奇耻大辱。

要是楚平王识人，重用计然，历史必将改写。

其三，计然好“色”。 这个“色”，不是美色女色，而是善于察言观色，精通相人之术。在辅佐勾践复国期间，范蠡曾经想将自己的恩师计然推荐给越王。但是阅人无数、见微知著的计然，一眼看出脖子细长、嘴尖如鸟的勾践将来一定会过河拆桥。于是他忠告范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后来，果真如此。

其四，计然好“游”。 一个人的想法往往可以决定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品性刚直、热爱自然的计然，虽然才华盖世，冠绝古今，却不肯主动游说而自荐于诸侯。他怀着“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御，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无门”的泛泛大志，经常遨游于山海湖泽，自号“渔父”，不为天下所知。

在《庄子·杂篇》中，记载了一则不知真伪的“渔父”故事。故事中的渔父，是道家学派隐世高人的写照，更有可能是文子计然的一段经历。

故事说，孔子有次来到一个名叫缁帷的树林，坐在杏坛上休息。弟子们在一旁读书，孔子在弹琴吟唱，好一派学习型组织的融洽氛围。就在曲子还未奏完一半的时候，有个须发皆白的渔父下船而来，只见他披着头发扬起衣袖，沿着河岸而上，来到一处高而平的地方便停下脚步，左手抱着膝盖，右手托起下巴听孔子弹琴吟唱。

曲终，渔父用手招唤子贡、子路两个人过去，问弹琴的是何人。子路回答：“他是鲁国的君子，姓孔。”渔父又问：“孔老师钻研并精通什么学问？”这时候子贡抢答：“我们的孔老师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渔父听罢，笑着背转身去边走边说道：“孔老师虽然讲仁奉行仁，但他还是解决不了自身祸患问题，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唉，他离大道还是太远了！”

子贡把跟渔父的谈话汇报给孔子后，孔子当即走下杏坛寻找渔父。他来到湖岸边对着渔父行礼，说：“刚才先生留下话尾而去，我实在是不聪明，不能领受其中的意思，希望能有幸听到您的谈吐以便有助于我！”渔父赞扬了孔子的好学精神，对他说：“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自古以来，天子、诸侯、大夫、庶民，这四种人能够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社会治理的美好境界，四者倘若偏离了自己的位置，社会动乱也就没有比这再大的了。官吏处理好各自的职权，人民安排好各自的事情，就不会出现混乱和侵扰。如今你上无君侯主管的地位，而下无大臣经办的官职，却擅自修治礼乐，排定人伦关系，从而教化百姓，不是太多事了吗！”

渔父对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行为提出了直接批评，同时也给他指出了“八疵”“四患”的行为。他劝告孔子先要清除自身“摠[zǒng]”“佞”“谄”“谀”“谗”“贼”“慝[tè]”“险”这八种毛病，同时要改掉“叨”“贪”“很”“矜”四种祸患，方才可以教育。他认为孔子一生仔细推究仁义的道理，考察事物同异的区别，观察动静的变化，掌握取舍的分寸，疏通好恶的情感，调谐喜怒的节度，却几乎不能免于灾祸。这由其自身修养身心的功夫不够，没有谨慎地保持自己的真性，颠倒了本末所致。

如何修养自己的真性呢？渔父告诉孔子：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 所谓真，就是因循自然的规律，内心精诚到极点。真正的悲痛没有哭声而哀伤，真正的怒气未曾发作而威严，真正的亲热未曾含笑而和善。与天地相通的真心在身内，虽然含而不露，但是人心感应天地后，却可以获得自然造化的神机，从而凭借自然无为而有助于自己的成功。在渔父看来，最大的成功，首先要修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真性，要善于跟天地沟通。

孔子听完渔父的教诲，又一次深深行礼后站起身来，说：“如今我孔丘有幸能遇上先生，好像苍天特别宠幸于我。我冒昧地打听先生的住处，请求借此受业于门下而最终学完大道。”渔父却缓缓地顺着芦苇丛中的水道，划船而去。

渔父的言论是否符合文子计然的思想观呢？我们看《文子》一书是怎么说的。文子告诉我们“圣人妄乎治人，而在乎自理。”一切的改变首先要从自我管理做起。又说“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真人者，通于灵府，与造化为人，执玄德于心，而化驰如神。”无论这位渔父是杜撰中的虚拟人物，还是其他具有道家思想的隐者，以“渔父”的名义深藏功与名的文子计然，观水悟道堪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乐趣。

然而，计然终还是为人所知、为人所学、为人所爱了。

唐天宝元年（742），文子计然被崇道的玄宗皇帝赐封为“通玄真人”，与文始真人尹喜、冲虚真人列御寇、南华真人庄周并称道教四大真人，其著作《文子》也被尊为《通玄真经》。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该墓位于河北省定州城关西南4千米八角廊村，称“八角廊竹简《文子》”，墓主被确定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八角廊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相同处有六章，可见它并非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把《文子》带到棺材里的中山怀王刘修，对于《文子》和计然，那可真算得上是“死了都要爱”呀！

阴阳两利：道商经济学家的宏观视野

人类社会的竞争，表面上纷乱复杂，各为其主，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在道家看来，究其深层，还是无形制约有形，一道化生万术。如《文子》所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万物变化，合于一道。如果我们能够循其根源，执其精要，“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即可化复杂为简单。那么，这个合万物变化而为“一”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语道破红尘滚滚的本质——唯利是图。在残酷的人类社会竞争中，其背后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实质内容，那就是利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所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生态……都是为了“趋利”而“谋生”，都是在朝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合理流动、奔腾不息。

何谓经济学？今人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学经济学的最大作用就是揭示规律、解释现象。道学本为重生、贵生之学。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谁能够将这套理论悟透，就可以“上富其国，下富其家，内正其身，外治天下”，建功立业，不争而胜。

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鼻祖，计然是老子道学的正宗传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巨匠与商业哲学大师，也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中“计然家”的形象代言人。

计然家，又叫轻重家。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计然家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以此为治国之道。通过对天人、本末、农商、轻重、国民、虚实的分析研究和动态调控，来实现商业的成功、经济的腾飞、国民的富强、社会的发展。所谓“富上而足下”，成就圣王之圣事也。

老子有没有经商？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以老子当时中央档案文献馆馆长兼周天子顾问的政治身份，从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老子绝对研究过商业。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如果老子没有研究过商业，没有研究过商人，自然不会对“良贾深藏若虚”这个结论如此认同。

老子要是真正从事经商活动的话，相信凭借他的道学智慧，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天才和营销大师。“无为自化”的老子，在《道德经》书稿创作完成后，任何看似有效的宣传工作都没有进行。然而，从《道德经》问世一直到现在，它却拥有过数以千计的注释者，以及400多个不同的版本，并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影响遍及世界，高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世界图书发行量排行榜前列。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让人叹为神奇！仅就图书发行版税收入这一项，老子完全可以做到高居全球富豪排行前列。

然而，无为不争的老子，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学者，却把成为天下富豪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徒子徒孙——计然、范蠡。

计然，不但深得老子信任，也深得老子真传。他将老子道学的思想，巧妙地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天道、人事相结合，在2500年前就清楚地为世人揭示了经济发展规律，阐述了商业经营本质；并且通过亲身实践，帮弟子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成功，切实检验了这套道商经济学的正确性，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作为老子门下最具代表性的弟子，文子计然与其他同门师友相比，其学术体系有何独特之处？

老子的观点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学的是什么阴阳呢？是算命吗？是看相吗？是看风水吗？不，这些都不是文子计然的研究方向。他学的“阴阳”是指老子道学中深蕴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拜计然为师，而计然教会范蠡的是什么呢？除了老子所研究的“祸福成败存亡之道”外，他还教给范蠡计然七策，即经世济民之道。后来，范蠡仅仅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学阴阳，其一要掌握好“不易”与“变易”的总体认识。

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无形的存在，具有“独立而不改”的永恒本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可以成为天地的产生者。老子通过观天之道与执古之道，看到了一切事物都是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相互激荡、相互制约，既相反又相成，还相返。鉴于此，老子提出了他的六字真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万事万物的“变易”（可道）之中，我们既要把握其“不易”（道）的本质，又要正视和接受其“交易”（非常道）的事实，同时还要严格遵循并主动把握其“变易”的规律和法则。老子认为，这是“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的伟大存在。

在老子看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转化的。所谓祸福、尊卑、曲直、强弱、否泰、善恶等对立现象，都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但同时又周行循环，相互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这个既相互生成又相互克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破坏的规律，就是“道”，故“恒也”。日月循环、寒暑更替，四时的生长化收藏，即万物的生长规律，无不包含于阴阳交替之中。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经济学的发展。

学阴阳，其二要掌握好“有欲”与“不欲”的研究工具。

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经济学者们通过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对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但很多资源都具有稀缺性，所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面临选择。而老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早就提出了“有欲”和“无欲”的两种价值认识观。

老子站在人生的边缘，以带着超越现实的“不欲”眼光，审视着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荒谬和矛盾，批判人类自身理智的浅薄和愚蠢；以“道”的观点来看世界，得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的结论。自然无为，就是让事物依照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要以外在的力量去干预它、约束它。这是道家思想的本质，也是老子提供给统治者为政方略的基本原则，留给社会大众人生处世的基本方法。

道家智慧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对人世间一切利害关系转化的深刻洞察。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反”就是事物运动的总规律。所谓“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们只有在“有欲”的主动认识和把握下，在“知其雄，守其雌”的兼顾原则下，才能实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这对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商业竞争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学阴阳，其三要掌握好“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

老子通过对天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象的综合观察和成熟思考，得出了“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整体认识。

计然把老子的这种天道思想具体应用在了经济学领域。在计然看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掌握“平粜法”，做到阴阳平衡、农商两利。他举例分析说，用一石二十的极低价格向百姓收买粮食，就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用一石九十的极高价钱卖粮食给商人，就会伤害经商的动力。农民没有了积极性，稻田里的农作物就没有人管理；商人没有了动力，就不买卖货物。所以，粮食出售价不宜高过八十，收购价不宜低于三十。这样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这种思想，完全就是老子道学中“守中”理念的应用体系。

《文子》中说：“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成败、利害、取予、得失的关键，就在于顺应天时，掌握天时的变化而制定方案，确定动静。计然根据天体星象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十二周期循环理论”。他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当岁星处于金星的三年中，大地就丰收；处于水星的三年中，就会遭遇灾祸；处于木星的三年中，就会收获平平；处于火星的三年中，就会遇到旱灾。所以，能帮我们安然度过灾祸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识及在和平时充足的准备。

后世杜道坚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

学阴阳，其四要掌握好“买进”与“卖出”的对应关系。

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理财专家，计然告诉他的弟子范蠡：你看，要成为高明的商人，必须懂得按照自然变化及市场缺乏的多寡来预备货物，等待时机。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规律，来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当市场需求还没有来时，买入价格就低；当需求时机来临时，就可以赚取几倍、十几倍的厚利。所以，只有先于别人，才能很快聚集起财富。

根据市面上货物流通量的多与少，就可以预测出价格的贵与贱，这就是经济学原理中最为朴素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最早论述。如何将阴阳学说中的“动静”思维运用到商业与经济领域呢？计然提出了“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的观点。这体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阴阳转变，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在商品的价格波动中，贵了就要把它像粪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珠宝一样买进，这反映的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原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所有财富的使命都是用来流通的，只有利用经济规律如同流水一样快速流通周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学阴阳，其五要掌握好“实体”与“虚拟”的对应关系。

老子是哲学思想家，但是他的真知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不但研究了商业与商人，还进行了诸如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等跨行业研究。

《道德经》第十一章言：“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车辆制造、陶器加工、居室建筑等诸多实业制造有着研究认知的智者老子。而后来的计然、范蠡所提出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理论，以及范蠡在实体经营中的巨大成就，也是得益于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合的思想观念。

学阴阳，其六要掌握好“有余”与“不及”的对应关系。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是天运更是人祸。这种人祸的酿成和放大，源于人心的贪婪和不公，是殷、周之时“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的恶果。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社会经济的不健康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失衡，就在于统治者与民夺利，过分地剥夺和伤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以及太多的人为干预，限制和左右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演变规律，社会从而出现动荡不安。

统治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去甚、去奢、去泰”，减损自己的欲望；其次要保持“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良好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要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原则，降低政府对于市场过分的人为干预，不轻易发号施令，以免破坏和影响“微观”市场的自发自律。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用好“中和”的原理，进行贫富与有无的宏观调控，“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只有在“天之道，利而不害”最高原则的指导下，万物才会因为得到“利”这个“一”而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出生生不息之新意。在老子看来，如果侯王能够谨守和把握好上述原则，天下将自宾，万物将自化，五湖四海的财源将会滚滚而来，自动归顺臣服；社会亦将和谐稳定，人民也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老子一方面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抛出了吸引消费需求的“乐与饵，过客之”策略。对于稀缺性的转化和价格波动规律，老子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并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逆向思维观点。为了防止阴阳矛盾走向反面，背道而驰，老子告诫世人应该“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计然深刻感悟到：一朝一国之兴，往往兴于为公而衰于自私，兴于利而误于害，兴于让而废于夺。所以，计然把他对“无为”的理解告诉了范蠡，那就是“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他秉承了老子“慈”“俭”“自然”“守中”的思想教诲，倡导低碳、环保生活。他提出了“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 卵不探，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的主张。对自然资源采取了有节制的利用和开采，对正处于生长期的幼小生灵发起了爱心保护的呼吁，这种讲究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才是富国利民之道。

学阴阳，其七要掌握好“财货”与“生命”的对应关系。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阴阳之道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阴阳是转化变易的，一切现象界的事物都是不长久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宇宙万物皆平衡，凡事不可走极端。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问我们：“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到底是虚名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到底是身体值钱还是财货值钱？到底是拥有后产生的问题隐患多，还是失去后产生的麻烦问题多？过分地贵重爱惜名利地位者，必有无辜的耻辱和大破费；过多地收集珍藏资金财物者，必有惨重的损失和大灾难。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算账后，就自然会明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会“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并最终恍然大悟——“知足之足，常足矣！”唯有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懂得知足知止者，身体生命和事业才会长久平安。

在文子计然的悉心栽培下，范蠡深刻地认识到，“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而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则是“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无论是以道治国还是经商，都要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公心为心，不要自满自持。根据百姓的缺乏和盈余，帮助和诱导他们进行生产，积累财富。这样一来，天下诸侯将争相学习。要强调国家的法律纲纪，任用有才能的人，帮助他们各自成就一番事业。帮人就是帮己，利人就是利己，我们可以凭借所“投资”之人的功业而成就自己，长盛不衰。

从某种意义上讲，计然的这番高论显然属于人才投资和期货投资。

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中国传统经济学派（轻重家、计然家）的诞生不但早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千年以上，更由于其尊道贵德、富民让利的理念高度，对于经济运作过程中的道德归属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有着独到而卓越的解决方案。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千经万典，不如名师指点。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计然用几句简单的格言，便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天下“祭祀不辍”的财神爷。试问古今中外，谁能望其项背？

而范蠡，也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他的一生，都遵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的准则，追求着唯道是从、大道为公的大成境界。

陶朱公，无公岂称陶朱？

只可惜，后世的商人往往追求留恋于“富比陶朱”的财富积累，却不知无公、失公久矣！

道商之学，遂隐而不行。

《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

《道德经》：“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恒也！” gRAi/7PdVsaJVSYbkirQUSEP9vt9z86sk/OM1Ie/fbqJgm/qytOTJ+A1m2P3JN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