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强大的对手砥砺出人生的光明

不弃小义：活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左传》曾有一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大国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济济的楚国，由于未能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与激励机制，对体制内人才也不加重视并多方排挤，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为晋、吴这样的“敌国”培养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最终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历史常常让人尴尬。吴国的臣僚班子中，处于核心领导岗位的伍子胥、伯嚭等后来在吴越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人物，都是曾经的楚国人。

范蠡确实很幸运。他不但拥有文种这样志同道合的知己，还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选择了当时最强大最具实力的团队对手。这让身为历史旁观者的我们，在这场棋逢对手惊心动魄的吴越战争中，获得了既紧张屏息却又酣畅淋漓的观感。

没有伍子胥就没有范蠡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手有时候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了解伍子胥，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范蠡。

作为“蠡种组合”最强劲的对手，伍子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背楚而奔吴？他对吴国的强大做出过哪些贡献？强盛者易折，皎洁者易污，看似强大的伍子胥，其性情的缺陷和人生的“死穴”在哪里？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在遇到对手时，我们不应群情激昂，而应首先认清他。范蠡就是这样做的。

范蠡与文种二人经过了解，总结出伍子胥身上所具有的“七大”特征。哪“七大”呢？那就是：有大智、历大难、怀大仇、效大忠、建大功、尽大孝、惹大非。

第一个方面是“有大智”。 在历史上，伍子胥与孙武一样，也是有军事著作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伍子胥》十篇、图一卷，虽已失传，但足以证明伍子胥生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伍子胥的大智，体现在生死关头的决策力，以及对潜在事件洞若观火的预见力。

伍子胥，名员[yún]，字子胥，本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爷爷叫伍举。这个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望。伍举死后，楚平王为嘉奖伍举敢于直谏的美德，封伍奢于连，号为连公。由于家庭的背景关系，伍子胥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史书称他“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有“文治邦国，武定天下”之才。

满门忠直的伍氏家族，为何到了伍子胥这里，却叛楚而投吴，甚至还引领吴军攻打楚国，险些导致楚国灭亡呢？这要从那不听文子计然苦口规劝的楚平王惹下的大祸说起。

当初楚平王在蔡国的时候，蔡国有个边境官员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生下了太子建。平王即位后，便派伍奢当太子建的首席老师，即太子太傅。而费无极则位居副职，做了太子少傅。

当“老二”需要一份胸怀，当老师更需要一份胸怀，身为“老二级别”的费无极老师偏偏严重缺乏胸怀。由于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恶费无极，得不到学生信任的费老师不仅不深刻检讨反思自身存在问题，反而在自己学生和同事身上打起了鬼主意。

费无极得不到宠信，便想要诬陷太子。他向楚平王建议：“太子建可以娶妻了。”男大当婚，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公元前527年，“好爸爸”楚平王为时年十五岁的儿子太子建娶亲，选中了秦国秦景公之女孟嬴，遂昭告天下一切备绪，并派遣大臣费无极专程前往秦国迎娶。费无极见秦国嫁给太子建的女子长得非常姣美，再加上自己对太子建非常忌恨，就动了邪念，认为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应该为太子建拥有。

费无极当然无法染指美丽的孟嬴，但深谙“美女经济”之道的小政客，于是从孟嬴身上看到了可以兑换的政治利益。既然太子建不该得到美女，那这个美女谁才配真正拥有呢？那当然只有楚平王了。

于是，费无极不顾一切快马回宫对楚平王细述姑娘之美，那可是倾国倾城、绝世无双；并向楚平王真诚建议：“机会难得，美女难求呀，君王您完全可以自己娶之为妻子，给太子另外找一位女子做妻子。”男人对于美色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尤其是被费无极独家广告渲染下的美女。楚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极说动了心，本该属于制片人角色的他雄心勃勃地当起了主演。转眼间，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公爹楚平王的妃子。

费无极用“调包计”办妥此事，更深得楚平王的赏识了。然而，做贼心虚的费无极却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他知道太子迟早也会成为君王的，于是又萌生了“调人”之计。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近中原；而楚国偏狭小，所以不能同晋国争雄。如果扩大城父的城墙，把太子安排在那里，以便和北方各诸侯国交往，就可以取得天下。”正为父子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而伤透脑筋的楚平王很高兴，再一次听从了费无极的建议。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楚平王让太子熊建离开国都，去镇守城父。作为太子太傅，伍奢父子也陪同情场官场双失意的太子到了楚国北疆的城堡驻守。

来到城父，是伍子胥的一个命运转折点。今天的城父故城，西北距安徽亳州市三十多千米，东南距涡阳县城二十多千米。而涡阳，则是道学始祖老子的诞生地。”修改为：“今天的城父故城，西北距安徽亳州市三十多千米，距河南鹿邑六十多千米，东南距涡阳县城二十多千米。而涡阳和鹿邑二地，直到今天都在为谁是道学始祖老子的诞生地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伍氏父子镇守城父之时，学问渊博名动天下的老子已经告老还乡，开授私学。与高人为邻，如此机遇伍子胥自然不会错过。虽然史无明载，但是相信在城父的一年多时间内，伍子胥一定向老子请教过道学，并蒙授一二。

多年以后的伍子胥，因为越国贡西施、郑旦给吴王而进谏劝说夫差。他是怎么说的呢？《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有记载： “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伍子胥闻传的这句话，是老子传付尹喜的五千言中的原文。伍子胥从何处闻？于何人闻？在传播方式处于原始落后状态的春秋时期，唯有耳闻目睹、当面聆听，才能一字不差，记忆犹新。

到城父后的第二年（公元前522年），小人得志利令智昏的费无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次施行“调命”之计，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外交诸侯，将入为乱”。费无极的目的，是通过诬陷太子建谋反，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彻底清除后顾之忧；同时通过改立孟嬴的儿子轸当太子，换取自己的官禄晋升。“子不教，师之过”。信以为真的楚平王，立刻召见太子建的老师伍奢，严加诘问。三代以刚直谏诤著称的伍氏家族，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伍奢借此规劝平王：“大王受到佞臣蒙蔽，已经夺去了儿媳，又要谋杀儿子，于心何忍？”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伍奢的话使楚平王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他下令立即把伍奢囚禁，并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便暗中派人先去向太子建告密，才使太子建得以奔宋国而逃亡。

费无极深知伍奢两个儿子伍尚、伍子胥相当了得，不杀他们，恐日后为患。在费无极的唆使下，楚平王一面派人去追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以营救父亲的高尚名义诱骗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

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楚平王派人去召伍子胥兄弟二人回来，说：“只要回来，我就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看到信就要动身，伍子胥警告他：“这是阴谋，楚王忌惮我们的威名，不敢伤害父亲。他们把父亲扣作人质，就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你先不要去，我来设法救出父亲。”伍尚对弟弟伍子胥说：“你到吴国去，我准备回去送死。我的才智比不上你，我能为父亲而死，你能为父亲报仇。听到可以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赶快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没有人报仇。赴死而使父亲得到赦免，这是孝顺；掂量成功的可能性而行动，这是仁义；选择重任而前往，这是明智；明知必死而不躲避，这是勇气。父亲不可以抛弃，名誉不可以毁掉，你努力而为吧！这样总比两个人跟在一起好。”子胥说：“既然如此，我们兄弟只好就此别过。”

伍子胥头脑清醒，看问题尖锐，在父亲与兄长的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逃走。这并不是懦弱，而是他深知：在这场“水很深”的政治阴谋中，应父之召必然父子俱死；而不回，或许平王还有顾忌；即使再不济，也还有报仇雪恨的机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辱逃走，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而是怕“俱灭，无为也”。所以伍子胥不得不弃小义而雪大耻，走上了一条“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复仇之路。

伍子胥这份高智商的洞察力，在后来的吴越战争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总是不厌其烦永不言弃地重申“伐越”战略，并一次次地识破了范蠡和文种隐藏至深的谋略，将这次各为其主的智力争霸赛推向了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高潮。

仇恨之火：是动力也是阻力

第二个方面是“历大难”。 对于伍子胥，不能仅仅用贵族子弟来评价。家庭的变故，父兄的血仇，让他不得不保存实力，亡命天涯。他有张弓拒捕、反叛独立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一面。作为一个有丰富人生经历和阅历的男人，伍子胥绝对是一个吃得起苦受得了罪的可怕对手。

离开楚国，伍子胥便开始了他传奇而又悲惨的逃难历程。他先是追随楚国太子建到宋国，后来因为宋国“华氏之乱”又辗转来到郑国。太子建和晋国君王私通，要做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伍子胥劝说无果。后来郑国国君知道了，就把太子建杀了。伍子胥又带着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出郑国奔吴而去。就这样白天躲藏，晚上赶路，终于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全国通缉令和诱人的赏银，昭关的官吏盘查工作开展得紧张而又细密。如何才能顺利过关，“越狱”成功呢？期间，伍子胥生命中的贵人接二连三地开始出现。其悲惨经历引发了扁鹊弟子东皋公的恻隐之心，深谙医道的东皋公准备出手搭救，他把伍子胥二人带进自己的居所，一连七日好心招待，却丝毫不谈过关之事。

物极必反，情急必乱，内心急迫至极的伍子胥彻夜翻覆，寝不能寐。他想告别东皋公而去，又担心过不了关，反而惹祸；若是不走，又不知还要等多久。真可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如此翻来覆去，其身心如在芒刺之中，卧而复起，绕屋而转，不觉捱到天亮。

俗话说，命由心改，相随心移，愁从心生。几天工夫一耗下来，曾经那年轻帅气英雄少年的伍子胥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须发俱白，整个一“白头翁”了。

相貌全变的伍子胥，这才因祸得福，蒙混过关。

第三个方面是“怀大仇”。 仇恨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自己的力量去报复君王的逃亡者，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一路狂奔。他的眼早已被仇恨的血光所充斥，他的心早已被仇恨的念头所炙烤。父兄的死如同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食不甘味，度日如年。

《史记》中称： “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很短的一句话，却给我们勾勒出了报仇心切忍辱负重的伍子胥的形象。我们不难想象：不管是在长江边经历困顿窘迫，还是在道路上乞讨糊口，只有父兄被弑的深仇大恨，才能支撑染疾的他即使止于中道乞食为生，也要活下去为他们报仇的信念。

为了复仇，伍子胥不再简单和透彻。他可以极其敏感而智慧超人，也可以异常迟钝而迷昧不清，他的性格和历史身影变得复杂起来。

当伍子胥到达吴国时，正值吴王僚当政，公子光为将军。但是，伍子胥很快就发现，吴国当时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他报仇，吴王僚也没有真正对自己加以重用的意思。后来，伍子胥慢慢了解到，竟然是公子光在吴王僚左右屡进谗言的缘故。因为每当伍子胥向吴王僚陈述伐楚的益处，提议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总是冷冷地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所以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就这样，伍子胥的报仇愿望被吴公子光给彻底搅黄了。

作为吴国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公子光为何要屡次进言反对伐楚，和伍子胥过不去呢？

史书上记载： “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 ”伍子胥顿时醒悟过来，公子光反对伐楚，是因为不想伍子胥为吴王僚所用，是在敲打暗示自己要站对队伍，是想拉拢自己而排除异己，让伍子胥依靠自己复仇。这个公子光有篡位之谋！

伍子胥敏锐地洞察到公子光的心思。为了自己的复仇目标，伍子胥和公子光开诚布公地谈判：“只要你答应将来为我发兵楚国，我可以帮助你顺利夺取王位。”公子光一口答应了。于是伍子胥为他策划夺权的一系列行动，首先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公子光十分高兴，把伍子胥作宾客对待。伍子胥退居郊野耕作，等待专诸成功。后来，在吴王僚因楚平王大丧伐楚、国内空虚之际，令专诸杀王僚，而拥立公子光为吴王。

伍子胥的风险投资终于大功告成，复仇的梦想似乎不再遥不可及了。

然而，由于复仇的心火太过熊烈，伍子胥也为自己深埋下了祸根。

这就要说到吴越战争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伯嚭了。伯嚭本是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父亲郤宛，是楚王左尹，为人耿直，贤明有能，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受到了少傅费无极的忌恨进谗。后郤宛被楚国令尹（国相）子常所杀，并株连全族，但伯嚭竟得侥幸逃离。他听说另一位遭楚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孤身一人逃到吴国投靠伍子胥。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是因为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就将他举荐给吴王阖闾。阖闾高兴地接见了这位满怀深仇大恨的青年。在盛大的宫宴上，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大夫被离对伯嚭很不放心，轻声询问伍子胥：“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坦然以答：“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吗？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被离提醒伍子胥道：“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则不以为然。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被仇恨之心扰乱了心智的伍子胥，终未能听进去被离的忠告。他太需要战友了！最后，在伍子胥的大力举荐下，阖闾收留了伯嚭，并任命他为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图谋国事。谁也无法料到，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可怜老乡伯嚭，会成为伍子胥的克星。

史上最狠毒的“掘墓人”

第四个方面是“效大忠”。 伍子胥的忠，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站在吴国和吴王的立场，伍子胥是千秋可鉴的大忠之臣；站在楚国和楚王的立场，那伍子胥则又变成了大不忠之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伍子胥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他的是非功过却得到了时人和历代史书作者们的广泛理解。如庄子评价他为：“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楚国人屈原也认为：“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晚明思想家李贽更是认为：“伍子胥绝孝纯忠，惊天震地，楚之烈也。”为何他们对于伍子胥背叛楚国的行为如此宽容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在春秋时代，国家的意义与我们现在并不相同，诸侯们共奉一个周天子，共属华夏民族，其实都是出自一家。时人的价值观虽然也宣扬忠于自己的诸侯国，但最主要的还是忠于周王朝。所以，诸侯列国称霸的时候都还免不了打着周王室的旗号。而且当时人才的流动都是自由和自愿的，转换国家如同跳槽一样的人相当普遍，楚国人跑到敌国入仕的事情太多了，即使他们为其他诸侯效忠，也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臣。

成功的人生贵在选择，千秋的功名在于遇合。刘向《新序》中说：“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昏庸的楚平王无德无识，未能选择伍子胥强国辅政；宋国、郑国也无缘无分，最终与流亡客寄的伍子胥失之交臂；即使到了吴国之后，吴王僚也未能慧眼独具地发现伍子胥的真正价值，而独为公子光（阖闾）重用。

伍子胥对于吴王阖闾的感情，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简单纯粹，也有全力付出竭诚尽忠的股东心态和合伙人情结。对伍子胥来讲，唯一的红利就是“借力以雪父之耻”。所以，只要阖闾有需求有指示，伍子胥绝对可以披肝沥血，使命必达，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为了刺杀吴王僚，伍子胥找到了史上最具创意的刺客专诸；为了除掉吴王僚逃亡在卫国的儿子庆忌，伍子胥又成功物色了东海勇士要离来断绝后患。伍子胥请求阖闾发兵攻楚，阖闾推却说：“不行，我现在还缺少一个领兵的大将。”伍子胥马上又七荐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

万能的伍子胥，简直就像一个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或如那百宝袋里藏着无尽宝贝的哆啦A梦。

第五个方面是“建大功”。 吴国的兴衰成败，伍子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吴王阖闾在其执政期间，任用伍子胥进行改革。他举荐贤才，加强操练，严明军纪，务实为用。《越绝书》称：“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从未有死亡之失。”足见其治国用兵，深具远见卓识，实乃谋略不凡！

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王成霸”的目的，顺应吴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破楚伐越的需要，阖闾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几年之后，“ 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禾稼登熟，兵革利坚” 。伍子胥根据吴与周边各诸侯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了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

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伍子胥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 “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 ，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吴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自己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而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应子胥、伯嚭复仇伐楚的请求，重用孙武为大将，子胥、伯嚭为副将，大举攻楚。伍子胥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接着展开追击，五战五捷，长驱攻入楚国都城郢都，终成破楚之功。

太史公在《史记》中评价道：“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这是怎样的丰功伟绩啊！

第六个方面是“尽大孝”。 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事实上，中国人家族观念都很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所以古代通常把家放在国前面称“家国”，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春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里对复仇尽孝的概念，是高于对诸侯国主的忠诚的。

伍子胥堪称孝子的典范，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报杀父兄之仇。但是以个人之智和力，要向一个国家的君主及他身后代表的国家寻仇，哪怕是再厉害的英雄豪杰，也犹如天方夜谭，谈何容易！

伍子胥最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生死，不是千辛万苦，而是报不了仇。所以在公元前516年，伍子胥得到楚平王死讯后，放声大哭。当时的公子光劝道：“楚平王无道，你何必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并不是为他伤心，而是伤心无法为父亲兄长报仇啊。”

为了复仇尽孝，伍子胥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以至于司马迁也说伍子胥是舍小义雪大耻，并感慨：“所以说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抱负远大的壮士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在讲到伍子胥这一段的时候也评价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可以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被杀，儿子为父亲复仇就会形成“推刃之道”，即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后者不被赞赏。伍子胥当年为报父仇的行为，得到了时人的充分理解和接受。

报仇雪恨虽说没错，但是为了报一己私仇而让一国之人都痛苦，这就有些过了。所以，对于伍子胥评价分析的 第七个方面就是“惹大非”。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人死了，那一切仇怨似乎也该一笔勾销了。但是伍子胥做不到，他心中积蓄了十几年的仇恨需要宣泄，因此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魔。熊熊的仇恨之火，转瞬间把这位悲情英雄变成了白发恶魔。

就在伍子胥五战五捷，攻入郢都后，楚昭王逃跑。伍子胥做出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 “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史记·伍子胥列传》曰：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为解心头之恨，请求吴王准许自己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他“手持九节铜鞭，肉烂骨折”，犹不解恨，此后更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并骂道：“汝生时枉有目珠，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吾父兄，岂不冤哉！”又割下平王的头，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于荒野。这种“重口味”的复仇手段，和那足以抵消他一生功业的三百鞭，似乎可以证明他是有史以来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

按理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找楚平王报杀父兄之仇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仍不善罢甘休，又让吴兵拆楚宗室庙，妻宫室女，寝大夫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断发文身的吴军进入历代楚王经营了二百多年的楚都，目睹其繁华富丽，见楚国宫室之富、姬妾之美，立刻暴露出豺狼本性。于是，吴国君臣经过公开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按照官职等级住进楚王宫室和大臣府邸，霸占其财产和妻女。“ 君居其君之寝，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 ”一时间郢都内乱作一团，从吴王到士卒无不趁机发泄私愤，大肆掠夺和破坏，抢钱、抢房、抢女人。他们“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大肆洗劫、捣毁。虽然孙武极力劝阻，但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根本不听。

进入郢都的吴军，失去了继续作战的雄心和计划，对外没有联盟诸侯，取得道义的支持，对内没有抚恤百姓，反而不断制造和扩大战争暴行，给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被逼上绝境的楚人自发组织起来，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鱼死网破与吴军拼死相搏，竟一夜而三败吴人，将吴军赶出国境，使得楚国成功复兴。为泄一己私愤，伍子胥劝吴攻楚，不仅让吴楚两国生灵涂炭，无辜百姓遭殃，也让吴国多年战争准备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对此，后人有诗这样评价道：“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有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甚至连司马迁也觉得伍子胥的行为过分了，称“怨毒之于人甚哉”。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阖闾、伍子胥、伯嚭等人胜利攻入楚国后所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的极端行为，才让兵圣孙武与伍子胥产生了鲜明的价值观分歧。清人魏源指出： “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一羁旅臣能已之乎！” 孙武虽然受命为将，但毕竟是为客的羁旅之臣。吴王求胜时能够对他言听计从，得胜之后就不一定有言必听了。

在孙武的价值观里，“主孰有道”是考核选择老板的首选项，既然吴国君臣在破楚后的所作所为与他内心坚持的标准差距太大，“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公元前503年，也就是范蠡和文种进入吴国开展调研工作的前一年，一代兵圣孙武以回国探亲为由，功成身退，隐遁山林。《东周列国志》载：“孙武不愿居官，固请还山……遂飘然而去。”从此史无所记。

彪悍的人生需要强大的对手

身具“七大”之征的吴国政坛核心人物伍子胥，真的智勇无敌、不可战胜吗？占据东南霸兆之地的吴国，真的如日中天、坚不可摧吗？其实未必。

道学思想认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伍子胥那偏激执着、正直无曲、锋芒太露、刚强躁烈的强势性格，将是他自己无法战胜的天然敌人。

其一，伍子胥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保国而不知保身，只善于图敌而不善于避祸。伍子胥的性格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整个人生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孤立的“有极图”，而非阴阳平衡统一的“太极图”。伍子胥的头脑里始终被仇恨的阴影，忠孝的概念，事业的追求，称霸的目标填充饱满，缺乏人性化、柔性化的一面。他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操劳奔波的，是板着脸的，是悲情的，是苦口婆心据理力争的。他没有心思来思考人生，无暇追求快乐，难以适应未来，未曾想过放下。吴王阖闾信任他，是因为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是，伍子胥有没有想过，老爹买账，儿子上台以后还会买账吗？自己的信用额度是否会面临提前透支的危机呢？

对于一个着眼今天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假以时日，打持久战。天运一转，盛极必衰。

其二，伍子胥性格暴烈急躁，没有清静之心。为过昭关而一夜白头，足以证明在伍子胥表面的强大下，深藏着一颗对失败的恐惧之心，不敢坦然面对失败。伍子胥虽然很善于识别和抓住机会，但是他更害怕失去机会，也就做不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可以说，他的隐忍是一种很可怕的强行压抑性隐忍。

对于一个内心躁动急迫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持续冲动，而自己则以“静胜躁，弱胜强，曲就直，柔克刚”。

其三，伍子胥虽然谋略高超，但是刚直强势，善谋而不善言。他习惯于“一根筋”式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不懂迂回，不知示弱，不会圆滑，不善美言。他既不会思考自己的言行会伤害谁，也不会在乎谁会因为自己的言行来伤害自己。忠正刚直，难道就幸遇明主吗？一心为公，难道就不遭泼污吗？

对于一个忠正刚直，从不设防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发现矛盾，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用矛盾来蒙蔽他的君主，夸大他的功绩来扩大矛盾，造成功高盖主的紧张局势。

其四，吴国的臣僚团队看似强势组合，但是表面和谐，内在真的表里如一吗？伍子胥没有意识到，早年因为“同病相怜”而被自己举荐并获重用的伯嚭家族，已经在吴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了。因善于理财，精于逢迎，伯嚭家资殷盛，却又与疾恶如仇、常挟功自傲的伍子胥势成水火，互不相容。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团队不合，二虎相斗，吴国还牢不可破吗？

天有宝，日月星辰；国有宝，忠臣良将。范蠡和文种敏锐地认识到，“守其一，万事毕”。战胜吴国的实质内容就是战胜伍子胥，战胜伍子胥有伯嚭，战胜伯嚭有金钱、美女、宝器……大道的演变规律，周而复始，循环互生，生克制衡，正复为奇，一阴一阳，动荡起伏，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核心人物，所谓的乱象纷纭，自然简单明了、无欲自静了。此时当谨守其一，执其要妙，以处其和，以应其变。

虽然伍子胥当初随父兄在镇守楚国城父之时，也因机缘而拜访老子，求学而闻道。但他毕竟不是老子的真传弟子，后来因为仇恨冲昏头脑更是无暇领悟老子道学中“尊道贵德，以德报怨，清静无为，功成身退”的思想精髓，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最大遗憾。

作为老子道学一脉的第三代正宗传人，范蠡难道还战胜不了“旁听生”伍子胥吗？

通过对吴国综合国情的考察调研，以及对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伯嚭等人的综合分析，范蠡和文种对于吴国的强大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也对“扶越抑吴”战略充满了信心。

如果自己的对手太强，无一丝破绽，无一线生机，则不可谋。如果自己的对手太弱，无一处挑战，无一毫功用，同样不值得深谋。其实，真正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内心的影子。与对手比肩，就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同行，不断超越今天，创造未来。

然而，范蠡、文种二人这段日子以来在吴国的神秘行径，已经引起了吴国“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作为曾任“敌对势力”楚国官员的文种，在吴国四处走访多方打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看似合法的正当理由，“人才交流找工作”可谓最恰当不过的了。为什么又不找了呢？伍子胥太强势了，没有我们的个人发展空间……

《越绝书》称 ：“二人以为胥在，无所共其辞。”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回顾下伍子胥当年对专诸、孙武、伯嚭等人的大力举荐，其用心之诚、度量之大，就会恍然大悟。更何况，对伍子胥这样一个已经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来说，大力培养年轻后备领导干部，随时接班跟进，以济济人才而富国兴邦雄霸天下，这是他很乐意效劳的一件事。

反正在历史上，大智大迷、大忠大恶、大功大过的“善恶交织体”伍子胥，已经不在乎这些琐碎细节了。就让我们再借势他一回吧。

《道德经》：“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轻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MSfx+9B4p5CH9oKuJxF8rKBXqHjQNeOgs9P4Jx1sinEpneOT9Go7La1/2t7TE6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