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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树与一地碎片(二)

1985·冬

客观地讲,三年技校生活既可以称之为我大学生涯的延续,也可以称之为我大学生涯的重启。按照官方学制,我于1981年考入山西大学化学系,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应该算我档案里的大学。不过,在大二的第一个学期我便开始走神,到大三的时候,我已患上严重的弃理从文倾向症,甚至一度动过转系的念头,遗憾的是,僵化的教育体制没有让我胡思乱想的自由主义得逞。不让转系,只好抱着《化学元素周期表》继续研究物质的构成和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只好高举“60分万岁”的旗帜,绞尽脑汁,耍尽伎俩,牢牢固守60分高地——大学毕业证毕竟是我的命根,没有它,我只能重演父亲的悲剧,滚回老家去承接父老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天然衣钵。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一迈出大学校门,我便把课堂上学的东西一股脑儿还给老师,拍拍屁股干起爬格子的勾当,心情晴朗得就像解放区的天。毋庸置疑,我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科班出身,还混了一张理学学士学位证,但从我此后的谋生手段来看,我运用最多的汉字都是在高中课堂上学来的,与生存有关的书籍都是技校三年业余时间自修的,我谋生的大学应该从走进技校的大门算起。技校的三年是如饥似渴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啃的最多的书是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如《美感》《艺术问题》《审美特性》《艺术与视知觉》《美学与哲学》《艺术原理》《艺术即经验》《情感与形式》等,这些书多数是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借来的,每本书我都认真做过笔记。从李泽厚这里我还间接认识了一群大师,如乔治·桑塔耶纳、苏珊·朗格、乔治·卢卡契、鲁道夫·阿恩海姆、罗宾·乔治·科林伍德等。此外,我还接触到许多杂七杂八的大师和他们的书,包括弗洛伊德、荣格,包括尼采、叔本华、萨特、艾略特、庞德、聂鲁达、史提文斯、金斯伯格、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包括北岛、江河、杨炼、舒婷、顾城,还包括老子、庄子。我不记得读过多少遍《秋水》,我不断去晋阳湖边散步,就是想写一首关于《秋水》的诗,可一直没有写出来。后来,我退而求其次去写一篇散文,也没有写出来。

生活在晋阳湖边,我却不懂水,而水如时光一般,最接近死亡的本质。

1985年的初冬,我像一枚落叶从地上弹起来,边掸着裤腿上的尘土,边向四周张望。这一瞬间,我听见校门口方向人声鼎沸,嘈杂的声音如灰尘一般。我不敢朝校门口方向看,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竟然连一辆自行车都骑不好。

司机终于醒过神来。他不容我解释,便以风的速度把我抱到驾驶室里。

老师和学生蜂拥而至。不大工夫,我又被放到担架上。

我好似一件“战利品”,被他们争来抢去。我听见学生在喊打,听见老师在劝阻,学生和司机推推搡搡,场面一度混乱。我想不明白场面为何如此混乱,我不知道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我只记得自己落地的刹那,右脸和头部蹭到了地面。我使劲摸着自己的脑袋反反复复问自己:头会不会撞坏?人会不会变傻?

我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但这天的场面却印证了一句话:热闹是他们的,寂寞是我的。我一直担心大脑留下后遗症,我甚至在心底祈祷,即使某个部位残疾了我也认了,但千万别把我的脑袋撞坏——做傻子,毋宁死!

记忆于每个生命而言,是一条隐秘的仅属于个体的管道,当事者可以游走其中,自由往来,外人却永世不得入内。这条隐秘的管道具有虫洞的属性,当我在记忆的管道里往来穿梭的时候,我窥到了自己可笑之极的年轻岁月。当时的我对生命的理解是幼稚的、偏激的,相信有个好脑子便会有智慧的一生。仔细品味当时的心境,我的潜意识深处不仅藏着几分狂妄,还藏着几分自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除了偶尔显摆一下智商,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呢?我们从泥土中来,我们是赤条条的无产者,如果不是高考在城乡之间搭建起一座独木桥,我们将永远赤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而这条小路绝不会像这首乡村田园民谣唱得那样轻松惬意,那样令人心旌摇动,心驰神往。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我一直挣扎着要下担架,我不断嘟囔着说自己没事,说自己能走。教研组组长郭老师死劲按住我的胳膊,压低嗓音说,躺着别动,没事也要装成有事。我继续挣扎,我继续不断地说,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郭老师有些生气,他一把拽过盖在我身上的被单蒙到我的脸上,低低地、近乎发狠地说,告诉你别动就别动,你咋这么傻?我只是觉得躺在担架上的感觉怪怪的,并未在意郭老师的好意,不过,也不再与他争辩。安静了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探出脑袋小心地问郭老师,你觉得我的脑子碰坏没有?我迂态可掬,郭老师忍俊不禁:你真是个傻孩子,躺着别乱动,别瞎想,到医院做过检查就知道了。

在化肥厂医院,我被绑架似的,这个科室进去,那个科室出来,一项一项逐个做着检查,郭老师一直让学生搀扶着我,不让我说一句话。我俨然一个重病患者,我闭紧嘴巴,装成一个吓傻的孩子,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到后来,我索性闭上眼睛,大夫问什么,我都点头或摇头。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去看,心情反倒平静下来。我不断问自己:我会不会碰傻?万一碰傻怎么办?一个傻子活着还有意思吗?……终于,检查结果出来了,除了右腿膝盖、右手肘部和右脸蹭破一点皮外,我最大的损失便是与那身寒酸的西装永远说再见了。

我长长出了一口气。

之后,我被送到医院的观察室,继续接受观察,郭老师则全权代表我去交警队处理事故。住在观察室的一周时间里,我一点一滴仔细回味车祸的整个过程,越想越觉头皮发麻,后背发凉,心底渐渐生出一丝后怕来。怕过之后,我又安慰自己,毕竟有惊无险,毕竟大难不死,毕竟因祸得福——不用上讲台,不用扛着一颗狗啃过的脑袋示众,不用在学生面前丢人现眼……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怕的虚荣!

我住在医院的观察室里,没有吃药,没有输液,好像度假似的。期间不断有同事、同学、同乡探望,独在异乡,这样的关怀也是温暖的。我生平第一次住院,且住在观察室里,感觉虽有些怪异,却也体味到几分被照顾的幸福,受伤害的人的确是脆弱的。

一周之后,交通事故处理完毕,肇事司机一次性支付750元赔偿金,我便获释似的走出医院,好酒好肉大宴同事去了。

同事说,父亲为我起得名字好,如果不是“树”讲“义”气,后果不堪设想。

出院当天,经过路边的两棵树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出事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打量这两棵树,打量树身上光滑而深刻的刮痕。我觉得这两大片伤痕像两道巨大的伤疤,透过这两道伤疤,我分明又看见自己飞翔的瞬间,坠落的瞬间,浑身都是初冬的寒意,时光落叶一样在我的四周飘零。我抬起头,树枝上光秃秃的,仅剩的枯叶也在剧烈撞击的瞬间凋落了。地上的枯草被踩踏得东倒西歪,一派狼藉,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打斗。是的,我曾在这儿与死亡搏斗过,我是从死亡的指缝间逃脱出来的,我没有想到我刚刚20岁竟也与死亡打起交道。我呆呆地在树下默默站立很久,在心底默默祈祷很久。郭老师站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他把目光投向校园背后的龙山,既不看我,也不催我,这一刻,他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俯下身子,轻轻触摸着树皮脱尽的地方,触摸着刮痕的边缘,感觉这道伤疤还在隐隐渗透着乳白的汁液。我的手中有一种黏稠的感觉,仿佛似有似无的亲情一般,这时,郭老师转回身,微笑着对我说:小赵,这两棵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我点点头,在心底说,我会记住它们的。

从此之后,每次路过这两棵树,我都会停下脚步,默默地望上几眼。这是两棵极普通的杨树,合抱粗细,高约10米。这样的树在北方随处可见,像我遮风避雨的兄长,举过我的头顶,长在我的心里。20多年后,我写下一首诗,名字叫《两棵树》,其中的几行是这样的:

……某年11月的某个日子

卡车很重,自行车很轻,人像鸟一样飞行……

我看到树上的伤痕里淌着乳白的汁液

看到自行车的尸骸猩红

看到一只鸟灰黑

看到一个人在两棵树中间叶子一样滑落

我拍拍尘土,从这年的11月站起

我盯着流淌着汁液的伤痕说

一生的恐惧不过如此

这年冬天,我不敢骑自行车上路,不敢坐在自行车后座看着摇晃的卡车擦身而过。自己骑车时,我感觉迎面而来的卡车会向我撞来;坐在自行车后座时,我感觉后面的卡车正直奔我而来。晋祠公路坑洼不平,颠簸的卡车一辆接一辆鱼贯而过,我嗅到的分明是死亡的气息。死亡随时会转弯,随时会失控,死亡总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总在猝不及防的瞬间。

这年冬天,我感觉死亡像影子一样亦步亦趋,紧紧相随。

这年冬天,我去化肥厂办事都是步行,如果骑车,我便躲到路边的田间小路上去。

正在经历时并不可怕,经历之后才觉很可怕。很多时候,我们离恐惧仅一公分的距离,恐惧离死亡仅一公分的距离。如果我们不曾触摸到恐惧,我们便会觉得死亡是遥远的事,是与己无关的事;如果我们触摸过恐惧的肋骨,触摸到恐惧的心跳,死亡的气息便会影子一般,与我们永远保持一公分的距离。遭遇这次车祸之前,我是不懂恐惧的,或者说,遇事虽偶尔流露出一丝紧张,但自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遭遇这次车祸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自信心受到重创,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马路边的车不再紧张,直到有一天我津津乐道地讲述这段经历,仿佛在讲别人的事。

李杜上大学之前曾当过老师,李杜说,当老师让人自信。李杜的话是有道理的,被一群学生簇拥,尤其被一群年龄与己相仿的学生簇拥,的确可以培养一个人的自信。我可以指派他们、呵斥他们,可以像父兄一样欣赏他们成长,可以作为偶像被他们崇拜,这样的感受是独特的,是让人心满意足的。从某个角度讲,当老师的满足感与当权者的满足感在心理体验上是惊人相似的,在这样的位置上,一个人的支配欲和表现欲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可在技校,在我还没有和学生打成一片,还没有体验到当父兄的感觉的时候,一场横祸突然飞来,几乎把我的自信击为齑粉。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年寒假返校,在长治去往太原的路上,我也差点遭遇车祸。当时的208国道路窄、弯急、坡陡,路况很差,又值寒冬,路面上残留着积雪,积雪下虚掩着滑冰,稍不留神便会发生意外。那一天,我乘坐的长途客车即将爬上分水岭时,突然打滑了。当时,我坐在临窗朝阳的位置,车窗密封虽然很差,我坐在漏风的车窗下被阳光一照,还是睡着了。蜷缩在暖洋洋的阳光里,感觉像回到故乡冬天的向阳坡上,我很享受这种感觉,它让寂寞的旅途不再寂寞。正酣睡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尖叫,我被惊醒,抬眼看看四周,发现乘客的脑袋都探向车窗外。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发现客车的左后轮正半悬在路崖边。路边结着冰,车轮如果向外再滑一公分,客车便会坠落崖底。乘客都是一脸惊恐,我却没事人似的,转头继续睡觉。我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太原。那时候,或许常读《水浒》的缘故,我相信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命定的,相信一句民谚:该死一定,狼吃没命。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只是对灾难或恐惧比较麻木,我只是相信灾难不会降临到如此年轻的生命身上。

我曾是一个不屑恐惧的人,经历这次车祸之后,我膨胀的自信几乎消失殆尽。准确地讲,我膨胀的自信是在我出院之后,在我重新回到公路上之后,在我站在两棵树前的一刻,突然消失的。这一刻,我真切体验到浸入骨髓的恐惧。在车祸的瞬间,我是自信的,是没有恐惧的;住院期间虽略感后怕,我还是自信的、享受的,同事感慨我命大,我甚至觉得他们夸张;可当我再次途经出事现场,当我默默打量树身上触目的伤痕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死神离我竟如此之近!

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一旦出现,恐惧便随之而来。

这也是一个寻常的念头,当我与更多的死亡擦肩,当我目睹更多的死亡之后,我明白,死亡只不过是我们身边的一团气息。 vRvk7rzGUY7t/AK058qwj6DnYnci6q41ZEoty98sF2LTuuZNZ/4qauRxMxmbk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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