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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王瑶的学术转向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王瑶的学术道路具备由中国现代学术向当代学术转型的学术事实和历史经验。所谓学术转向，是指一个学者最终的学术成就是以远离原初学术训练方向为指归的学术结局。虽然最终的学术成就不可能与原初的学术训练完全分隔，但在学术兴趣和具体学术研究领域，呈现与原初学术训练相距较远的现象，在王遥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王瑶学术转向恰好是由个人学术训练、个人性格特质、个人学术经历和个人学术追求与时代变革重合的历史机遇造成的。对王瑶一生的选择来说，他的学术转向，表面观察有些偶然性，一般研究王瑶学术经历的学者也基本认同这个判断，但如果我们把王瑶的学术转向放在时代转折的背景下观察，就会发现王瑶最终的学术指向有相当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通常研究者会解释为是时代的迫切性逼迫学者选择的结果。这个判断不能说没有一点解释力，但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就会发现在王瑶学术转向中其实有相当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文学，最终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代学术体制中得以确立并发展壮大，与几代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但王瑶是关键人物，没有王瑶的学术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时代变革和个人选择中，时代本身与时代精神最终要在具体的学者个人身上呈现出来。为什么与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起步阶段的李何林、张毕来、老舍、蔡仪等学者相比，王瑶更具承担这个学术转向的代表性呢？一是王瑶本人有明显的学术师承，这个学术传统就是现在人们常提到的“清华学派”；二是王瑶本人学术转向后，主要在北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学生客观上有延续这个学术传统的责任和事实；三是以王瑶为代表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传统，在当代学术史上有较大影响。
夏中义论述王瑶早年的经历，特别注意到了王瑶清华时期的理想。夏中义认为王瑶的志业本不在当一个人文学者，而是想成为一名志在感应时政且掀动时潮的左翼理论家，并且引述王瑶清华校友赵俪生的回忆，认为王瑶当时就有“小周扬、小胡风”的称号。
这个判断是理解王瑶的一个关键。个人在时代变革中的转向，通常时代精神起决定作用，但个人气质方面的原始动力也是原因。因为在时代变革中，类似王瑶那样经历者，并非都选择了王瑶的道路，王瑶早年精神气质中本来就包含了与时代精神共同的东西，这可能是王瑶学术转向的内在原因。他的重视理论，偏重理论的解释学风是他自觉追求的学术倾向，陈平原由此认为：“这种蕴含着理论眼光与历史意识，近乎小题大做的‘考据’，才是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
此论对王瑶学术转向的理解很有启发，是时代选择了王瑶，但也是王瑶选择了时代。以往我们根据王瑶后来一些回忆，推断青年王瑶的选择是迫于无奈，可能并不准确。1952年，王瑶在一份自我检讨中，讲到他为什么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
王瑶的这个自白是当时真实处境的写照，它表明王瑶的学术转向是制度变革的结果，但当时在清华与王瑶有大体相同处境的青年学者比如余冠英、朱德熙、季镇淮等，并没有发生学术转向的事实，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时代有这个要求，但王瑶本人的学术准备、学术兴趣和个人气质恰好适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王瑶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就是热心时政、文学和校园活动的骨干，曾担任《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在清华校史上，凡后来出大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基本都是早年清华周刊的主编，王瑶也不例外。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表现非常积极。王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中期又加入了民盟。1948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他的理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做点事情”
。
1942年，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当时王瑶28岁，他的毕业论文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朱自清、闻一多前后主政清华中文系多年，他们本人即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专门学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参与者，朱自清的散文、闻一多的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地位早有定评。1929年，朱自清即在清华开讲中国现代文学，他后来的讲稿就保存在王瑶手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体例的最初源头即在此
。王瑶最终选择留在清华大学教书，直接原因和闻一多有关。朱自清曾在1943年5月19的日记中，专门提到过此事：“王瑶告我，一多让他报考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并答允他可能被聘为兼职助教，此事一多从未让我知道。”
1946年1月，闻一多、朱自清前后两次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安排毕业考试。当时初试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考试人员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冯友兰、吴晗
。王瑶本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青年王瑶早年以中国古典文学的专业训练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个人学术声名中也许留有遗憾，但在王瑶早年的学术兴趣中，其实早已蕴含了学术转向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他本人对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考据”方法的一种自觉反思。
陈平原在评价王瑶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学术活动时，曾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王瑶集中写了一批考据学的论文，如《论考据学》《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谈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特点》等。陈平原认为王瑶这些文章，“除了时代风气影响故对胡适有不公允的批评外，其实这里还蕴含着学派之争”。陈平原认为，在王瑶看来“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承认考据可以解决具体问题，但撰写文学史却“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批评胡适引导人去为考据而考据，使得学者缺乏整体思考，“把眼光停留在个别琐碎的事实上”。陈平原认为在学理上，王瑶主要仰仗闻一多、朱自清的探索，或者说这是闻、朱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假如有的话）对考据学的不同看法
。虽然陈平原没有具体指出“清华学派”和“北大学派”的具体事实，但他的这个看法很有启发，因为只有从王瑶对考据学的反思文章中，才能深入理解王瑶的学术转向。
个人学术道路的选择与个人学术经历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王瑶的一个角度。
1949年，王瑶35岁。王瑶初进清华是1934年，但其中稍有耽搁，抗战爆发后他到西南联大复学时已到了40年代初，他本来进清华时年龄相对同期学生就偏大，所以到他从清华中文系文科研究所毕业时，已35岁。虽然他在清华时即有文字生涯，但毕竟还没有进入学术界。1947年12月，朱自清连写两信，给当时正编《文艺复兴》的郑振铎推荐王瑶的文章，信中说：“此间同事王瑶先生有《魏晋时代的拟古与作伪》一文，甚好！弟拟奉介。乞示定夺。”另一信中告诉郑振铎：“王君是中文系专任讲师。这篇稿子是《中古文学史论》的一章，最近《清华学报》也登了另一章。”
由此可见当时王瑶在学术界还不为人所知。
王瑶比钱锺书、费孝通等同出清华的学者虽然只小4岁，但当时他们早已成名。这个差距，如果在平常时代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逢到转折时代，它的意义就突显出来。当时王瑶关于中古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均已完成，但集中出版在1951年初，这时时代已转换了。因为时代突然变化，他面临以放弃自己早已训练成熟的专业背景，来重新选择学术道路。对青年王瑶来说，顺应时代有其合理的思想逻辑，他早年的左翼底色，在这个时候自然会显示顺应时代要求，他个人试图在学术界尽早确立自己的地位，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心理动力。如果说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所有文字活动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在此之前的文字活动，可能还是自觉选择的学术方向。共和国初期，频繁活跃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显示了青年王瑶的学术活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急于求成的心态。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曾有一处涉及王瑶。这份当时的秘密报告把王瑶列在“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一类知识分子中，文件中说：“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
这种秘密报告中的材料虽然不一定完全可信，但它在丰富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处境时，可能还有一点意外的史料价值。
1952年以前，王瑶有两篇论文相当重要，一篇是《考据学的再估价》，一篇是《评冯友兰作〈新理学底自我检讨〉》，恰好写在1950年年初和岁尾。《论考据学》《考据学的再估价》最初发表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从文章所传达的意味判断，王瑶已表现出要放弃早年学术训练而另择学术道路，这时青年王瑶已开始对早年的学术背景产生怀疑。王瑶的基本思路是对考据学的再估价，而所谓再估价，也就是一个否定性的评价，或者说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但当时，就是在王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考据”在学术研究中不重要，但他凡涉及“考据”时，一定是在先抽象肯定“考据”方法后，再做出否定判断。王瑶从学术角度直接批评了胡适，间接说明了陈寅恪的局限，还委婉地批评了他的老师闻一多。王瑶认为，闻一多晚年整理庄子，很难有太多的贡献，因为研究的对象和已有的材料大大地束缚了他的才能，结果贡献虽然是有的，但并不太多。他认为这就是考据学的局限，王瑶认为他们研究学术的方法是有问题的。
王瑶在分析了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后说：“五四以后不久，一部分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到开始从进步战线上分化出来了，不敢正视和接触现实社会了，就又唱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向故纸堆中去逃避。虽然还标榜着科学方法的口号，但这不过是一块西洋的招牌，实际上是并没有超越过清朝人多少的。”王瑶认为：“尊重材料，重视证据，是治学者的必要条件，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应该提倡的。但有些材料本来不够的地方（并不是搜求得不勤）研究的人也不可能不凭学者一些有限的材料和相关的史实来推论，不然这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了。在考据学者们看来，不能解决的地方自然只有‘存疑’，但一个史学工作者有了解历史的发展和全貌，却只能解决问题，不能逃避问题。这虽然有些溢出了考据学的范围，但杰出的学者们也是如此处理的。”
在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一般公认胡适学术思想的精髓就是考据学，这是他方法论的基础。王瑶较早地意识到新时代学术转向中最要害的东西，这不但体现了王瑶的政治敏感，更体现了他的学术敏感，因为王瑶自己非常了解考据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并不是要在治学方法上否定考据学的价值，而是要在学术思想上动摇考据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因为到了王瑶这一代学者，要在考据方面超越前辈学者是极难的。从文章里可以看出王瑶有些话是带有情绪的。王瑶说：“有许多人的学问是靠他保存着一些不易见到的古书古物的，他也以此自炫其学，准备吃一辈子；这是别人无法得到的，而他又绝不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有许多的学阀都是这样做学问的，所以胡适之尚未回国，已打电报到国内搜罗各种版本的水经注了；在这一项工作中，别人是绝没有这些财力和方便来同他竞争的。材料对于考据学的重要即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有如原料之于工业，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自然会成为一些人的囤积对象的。在今日看来，不只名贵的古书文物等应该归公共所有，而且有些规模大的工作，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弄好的。”
王瑶对“考据学”的这个判断一生没有变化，他后来的多篇谈及考据的长篇文章，一直延续了他早期的观点。1956年，王瑶在《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说：“我们虽然强调考据对于研究工作的作用，但并不就认为是必备的前提条件，有些材料本来不够的地方（并不是搜求不勤），研究者仍然可以根据一些有限的史料和相关的事实来做必要的推论，这正是科学的态度，与那些虚构证据或牵强附会的主观主义的考据是截然相反的。在旧日的考据学看来，这样做是不严格的，证据不足就只能存‘疑’；但为了进行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考定曹雪芹的卒年，就不敢对他的世界观或创作过程进行分析。”
王瑶认为，材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不能以重述众所周知的道理或简单地援引经典著作来代替科学研究，而真正学人的创造性的研究则是必然植根于大量的事实与材料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待材料必然加以分析和批判，严格地审查它的真伪、时代性与阶级背景，内容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从而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服务，以便据之得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而这一切，才真正是有助于科学研究的考据工作所应该进行的范围
。王瑶的基本判断是，考据只能就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的个别部分，进行合乎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以推动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它本身不能代替研究，无论就与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文学史说，或就某一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具体分析说，都不单是考据的工作所能胜任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考据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没有意义
。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清华中文系当时对于课程改革的主动性也是促成这门学科建立的一个动因，王瑶的学术道路不过是恰好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序中曾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一九五○年五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
从王瑶的叙述感觉他对于新文学的选择，有一定的被动性。上世纪50年代初，王瑶曾想过要离开清华，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学，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昌大学“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
。1950年，教育部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顺应这个要求完成的，上册的写作早于这个时期，所以个人色彩较下册非常明显。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起源于清华大学中文系，虽然与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李广田等学者的重视相关，但一门学科的最终建立和完成，也是各种机缘相合的结果。其实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改革，已成为一种当时学者经常议论的话题。
浦江清1948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时清华中文系正酝酿课程的改订工作，中外文系合并为文学系是一个方案，闻一多、朱自清都曾提出过，浦江清也有相关文章发表，吕叔湘、杨振声、徐中玉也基本持这种看法。浦江清在日记中说：“建议文学院应设立一个近代文学界系，合乎潮流，也切于实用。原有中外文系，不必取消合并，可以改进，互相关联。方案很好，盼望将来能实现，可以满足若干爱好文学研究文学的青年热望。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学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及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
到了1949年1月4日，关于清华中文系课程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浦江清日记中有许多详细记载。浦江清说：“结果讨论到一个共同的了解是：批判的接受古文学及外国文学，共同创造并发展今天的新文学。”
同一天的日记中，浦江清还特别提到：“‘今天的’三字后来又改为‘人民大众’四字，我认为这一个态度太偏重创作，忽略了研究，到底大学教育不宜抛开研究。”据浦江清日记记载，当时清华中文系课程改革的争论非常激烈，当时教授组同意将中文系分为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古文学和近代文学，学生提出的意见是分为三组即研究组、教育组和文艺组。研究组研究古籍或文学史，教育组培养国文教师，文艺组为培养文艺创作人才。浦江清特别提到教育组和文艺组的思路“分别是参考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的
”。
循着浦江清的提示，可以查到1949年9月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曾出版过的一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是一本“大学丛书”，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教科书的序言是叶圣陶写的。他说：“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字流传得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
说是三方商量，但实际是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主，教科书的编选标准是这样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选。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散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我们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多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雏形。
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原定还有陈涌，他后来没有参加，张毕来也曾参加过草拟大纲）四人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
，就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相同。它对作家的选择和评价，差不多就是以这本教科书为范围的。虽然《大学国文》还不是新文学史的教科书，但由于它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文学史教学的基本方向，以下是这本教科书的目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鲁迅的精神（瞿秋白）
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墨子与墨家（张荫麟）
马克思墓前演说（恩格斯）
论列宁（斯大林）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短论三篇（鲁迅）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写于深夜里（鲁迅）
龙凤（闻一多）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郑子产（张荫麟）
文人宅（朱自清）
白杨礼赞（茅盾）
春联儿（叶圣陶）
包身工（夏衍）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从这本国文教科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它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没有作品入选，它的选择标准是很狭隘的，完全以政治标准来进行取舍，凡在政治态度上不被认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都不入选。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为先导，此点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恩格斯、斯大林、加里宁、罗斯金等政治人物都有文章入选，而且占了很大比例。三、对于新文学作家的认可，在非延安系统的作家中，只有鲁迅、朱自清、闻一多三位入选，而这三位作家是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表示认可的。四、以延安文化为主要取向。在上面的目录中，除了政治人物的文章外，基本就是延安作家和左联作家的作品。如周扬、郭沫若、赵树理、孔厥、刘白羽、周而复、丁玲、沙汀、茅盾、叶圣陶、夏衍。教科书唯一的例外是选了学者张荫麟的两篇文章，因为关于墨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认识：“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那篇《郑子产》的入选，也有很强的实用性。
这本国文教科书虽然不是专门为新文学的教学而编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却对后来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1年，李何林负责、王瑶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基本就延续了这种思路。特别是他们两位给教员指定的参考书，也是以同样的标准来制定的，此点可以从他们指定的“论文”和“历史”两部分书目中见出。以下是王瑶起草经李何林修改的参考书目：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整风文献
鲁迅三十年集乱谈及其它（瞿秋白著）
表现新的群众时代（周扬）
《剑、文艺、人民》（胡风著）及胡风其它论文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民族形式讨论集（胡风编）
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
论民族革命的文艺运动（雪苇著）
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著）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编著）
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著）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
此后无论是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新文学史纲》还是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编》，基本在同一个学术方向上发展。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起始就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
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而蔡仪1949年在华北大学文学部的讲稿中，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三是新文学运动是以人民大众为主的。
李何林解释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时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性质是中国革命性质决定的，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决定了中国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文学。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只有王瑶一人具备从始至终的学术经历，而他所以能在时代变革中改变了自己原初的学术方向，综合观察大体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向当代学术传统过渡中，王瑶早年的学术准备与时代要求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王瑶就没有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没有《中国新文学史稿》及时的出世，这个学科的格局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比起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来说，王瑶的学术转向导致了一个学科的制度化成长，这个贡献可能远比“第一流的古典文学学者”重要和影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