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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员赵大叔

我去到甄家庄农业社,正是秋收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天上午,社员们都到场里地里工作去了,办公室里只有社长甄明山和一个年轻女会计,在忙着核对账目。

甄明山是个四十来岁的农民,短粗个子,圆盘大脸,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样子是个能干的角色。他一面烧开水;一面向我介绍社里的情况;一面还要回答女会计提出的一些问题。……

正在这时,从门外撞进一个老汉来,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但胡子却刮得光溜光,头上戴着顶呢子鸭舌帽,脚上穿着对旧皮鞋,身上却是老庄户人家的打扮——蓝布袄,蓝布裤,腰里扎着条白布腰带。他一进门就对着社长直嚷嚷:

“我不干了,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辞职,准不准?说话!”

“不准!”甄明山满不在乎地说。

这老汉马上把帽子脱下来,举在手上,唱道:

“听他言不由人怒发冲冠,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添,好恼,呀,呀,呀……”他一面唱,一面还学着须生的架式:又吹胡子,又甩袖子。引得我们都大笑了。女会计用手绢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道:

“赵大叔,你每天要来捣一阵乱,把人的头都吵昏了!”

“怎么?秀英,昏了!”赵大叔连忙坐到椅子上,闭起眼睛,学着旦角的腔调,呶声呶气地唱道:“我昏昏沉沉一梦中,耳缝里忽听有人声……”

没等他唱完,秀英和甄明山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我也笑得差点把开水碗打了。赵大叔搓了搓手,又用指头在两只眼上摸了一下,继续唱道:

“……我强抖精神睁开眼……得啦切,光光光……啊!这是哪里来的客人?”他忽然看到了我,问社长。

甄明山忍着笑对我说:

“这是赵大叔,哦,哦……赵吉成老汉,人们都称他赵大叔。我们社里的饲养员。”又回头对赵大叔说,“这是县上来的,老马同志。”

赵大叔听了,连忙和我打了打招呼,扭头又冲着甄明山说:

“不干了,何必在这里受人的气!非到太原去不可,听见了没有?我马上就卷铺盖走啦!”

甄明山笑着说:

“随便,那是你的自由权。”

“好!得令。马来。”赵大叔拱了拱手,口里响着锣鼓乐器,迈着台步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又返回来,正正经经地向甄明山道:

“我是来问你:这几天有人进城没有?有好几个套包子破了,赶快要扯几尺布回来补一补咧!”

“明天有人进城去。”甄明山说,“要几尺布?”

“有五尺就差不多了,要结实一些的。”他说完,这才走了。

我问甄明山道:

“这老汉工作怎么样?”

“再好也不能了。”甄明山说,“你别听他嘴上说不干了,要到太原什么的,其实,真让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那些牲口!”

甄明山接着告诉我说:赵大叔今年(一九五三)春天,曾经去过一次太原,是他大儿派人来接他去的。他大儿抗日战争开始就当了八路军,南征北战打了十来年。去年夏天才离开部队,调到太原一个工厂里当了副厂长。好多年没有回家了,想回来看看老人们,可是工作忙得顾不上,后来就派人把他接去了。赵大叔到了太原,心里老惦记着牲口,住了没三天,闹着非走不可。后来收拾了他儿的一些破旧衣服就回来了。当时村里有些人问他说:“好不容易到了大地方,为甚不多游玩几天?”他说:“儿子媳妇整天三更不睡、五更早起忙工作,人家工人们整天在红炉大火跟前忙生产,咱摇来摆去没事干,心里可不好过哩!”

这时秀英接上说:

“赵大叔在太原还闹了个笑话:他住在三层高的洋楼上,半夜三更睡得好好的,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满屋里乱摸索,把他儿惊醒了,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草筛,给牲口添些草!”

“这老汉对牲口真是关心到家了!”甄明山用赞叹的口气说,“全社现在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我问道:

“刚才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秀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他那是学我咧!今夏天因为算劳动日账,我和赵满囤吵了一架,当时我说过那些气话,谁想就给他留下话柄了!”

赵大叔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去找他谈一谈。甄明山要领我去。我说:“你们算账吧,我能找到!”

他们告我说:喂牲口的地方在东院里,出了大门往东拐。我按着他们的话走到东院里。院子很宽大,打扫得干干净净。靠东墙整整齐齐地垛着两大堆谷草。北边是一排新盖起来的马棚。牲口都上地去了,马棚里空空荡荡,院子显得很安静。只见赵大叔坐在西房门前编草筛,一面编,一面唱。旁边一个二十来岁的瞎子帮他削柳条。我站了老半天,他们也没有发觉。后来我说:“赵大叔,唱什么啦?”

他头也没抬地说:“打金枝、骂金殿、三娘教子、牧羊圈。怎么?你不高兴听?滚蛋!”

旁边那个瞎子推了他一把说:“赵大叔,刚才说话的可不像咱村的人!”

赵大叔忙抬起头来,一看是我,笑着说:“哈,是老马呀,我还以为是赵满囤咧!”

我开玩笑问道:“你刚才不是说要卷铺盖走?怎么还编草筛哩?”

他“嗨嗨嗨”地笑着说:“不说不笑不热闹,那两个年轻人整天忙工作,让他们也歇一歇,喘一喘。老马,坐下,抽烟!”他说着,把烟袋掏出来递给我。我坐下来,边抽烟,边和他们闲谈。

赵大叔告我说:那位瞎子是他的助手,名字叫王根锁。别看他眼看不见,干活可有两下子,铡草、垫圈、担水……都能干得了,是他的个好帮手。当初喂牲口的只有他一个人,后来牲口多了,才加上王根锁。现在他们两个人一共喂着十三头牲口,有四头骡子、六头驴、两条牛,另外还有一匹马。提起马来,赵大叔眉飞色舞地说:

“哈,真是匹好马!买来二年多,去年春天已经生了一头骡驹,今年秋天又要生了,又要生了!”

正说到这里,只见从大门外,慌慌急急跑进一个老太婆来,一进门就对赵大叔喊:

“赵大叔,请你快去给看一看,这不知得了什么病啦!天爷!这可该怎呀!”

“什么病了?”

“牛啊!我家的那头牛,一天多都没倒嚼,肚子胀得像鼓一样。”那女人急得满脸汗珠,跌舌拌嘴地说,“这是多好的条牛!去年八石粮食买的……”

赵大叔没听那女人说完,急忙就跑回了西房里。过了一阵,拿着个小白布包包出来,嘱咐王根锁说:

“牲口回来以后,先让歇一歇,再往槽上拴!”

说完,匆匆忙忙相随那女人走了。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账算完了。甄明山问我道:

“怎么回来了,没有找见赵大叔?”

我把赵大叔被一个老太婆请去的事说了说。他们想了半天,猜想是郭二保家娘,那是家单干户,今夏天牛就病过一回,也是请赵大叔给治好的(后来知道果然是郭二保家的牛,这回赵大叔又给治好了)。我问他们道:

“赵大叔还懂兽医?”

秀英笑着说:

“那是我们社里的牲口专家,周围村里都有名。”

甄明山说:

“以前也是个外行,这二年才学会的。”

我说:

“找这么个饲养员可不容易啊!有的社因为牲口喂不好,生产都受了很大影响!”

“是啊!我们社开始为这事也伤了不少脑筋。”

甄明山接着就给我讲述这件伤脑筋的事:

甄家庄农业社成立起来快三年了。前后换过三个饲养员。初开始是赵满囤,那时牲口不多,只有两头骡子四头驴。赵满囤喂牲口满有经验,就是爱耍奸取巧,不好好工作。他喂养了不到半年,牲口都瘦得不像样子了。社员们非常不满,意见纷纷,有的甚至提出要退社。后来社务委员会撤了赵满囤的职,换了张正万。

张正万是个年轻小伙子,工作倒是满积极,喂了两个月,牲口也有了点起色,可是后来死活不干了,坚决要求调换工作。他说:“每天铡草,垫圈,担水,煮料……这些零七碎八的事咱倒不在乎。唯有夜夜起来添草料这事,咱受不了。一夜起来三四趟,这还睡个什么觉?万一到时候醒不来,牲口只好饿着。再干下去,不是我累病,就是牲口饿死!”张正万辞了职,谁也不愿意干这事。后来党内研究了一下,有人提议让赵大叔干。赵大叔说:“党分配我干,我就干!反正这工作总得有人做,还能因为没人喂牲口让农业社散了!”

赵大叔是个老庄户人,从小就喜爱牲口,可是他自己并没有专门喂养过。那时穷得不要说买牲口,连张皮子也买不起。老实说,赵大叔对喂牲口并不怎么内行。他初担任饲养员的时候,连他二儿赵树义都担心他喂不了。赵大叔说:“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不用心。”

赵大叔自当了饲养员,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一工作上了。他经常去向喂养过牲口的人们请教,社里也特意为他召开了几次老农座谈会,专门座谈喂牲口的经验。有时县上“兽疫防治站”的刘大夫来检查牲口,赵大叔就跟在人家后边,问这问那,刘大夫也耐心地告诉他。他每次碰到刘大夫,总是用双手敬礼,用唱戏道白的声调说:“刘老师在上,弟子有礼!”其实刘大夫顶多不过三十岁。后来刘大夫送了他几本《怎样把牲口喂好》《牲口疾病常识》等小册子。赵大叔像得了宝贝一样。每天一有空闲,就拿上这些书本,去找识字的人读给他听。去年冬季,他又参加了村里的“速成识字班”,学了三个月,认下一千多生字。这以后,他就不再找别人读了。每天把杂务事情处理完,就戴上老花眼镜,拿着书本,一字一句地读给王根锁听。遇到“拦路虎”就去问别人,学到一点好的办法,马上就试验。

赵大叔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饲养方法。现在真算是甄家庄农业社的饲养专家了。

甄明山讲到这里,好像做总结似的说道:

“赵大叔真够得上个学习模范。工作上那就更不要说了。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什么困难,一有困难,他自己就想法克服了。”

“我来给你说件事。”秀英说,“赵大叔开始喂牲口,夜里不敢睡觉,怕到添草的时候醒不来,可是夜夜不睡觉谁也受不了啊!后来他就想了个好办法:每天临睡觉的时候,一连喝好几大碗开水,睡上一阵尿憋醒了,赶忙起来小便,给牲口添草。再后来,又有更好的办法了。你猜怎?”秀英望了我一眼,没等我回答,继续又说,“今年春天,他不是去过一次太原?当时,他儿和媳妇又要给他买这东西,又要送给他那物件,赵大叔什么也不要,只要他儿床头上摆的那只闹钟。因为他看见这玩艺怪有意思,要它什么时候响动,就什么时候响动。赵大叔自从带回闹钟来,晚上就用不着喝那么多开水了。据赵大叔说:机械化了!”

我笑着随口说:

“这老汉倒挺有意思!”

“有意思的事可多啦!”甄明山说,“你还没见他喂牲口哩,以后你可以看一看,那才真有意思咧!”

赵大叔喂牲口,真是有意思极了。我第一次看他喂牲口,是来到这里的第三天晌午。

那天,我一进大门,远远见他从西房里端着一簸箕料往槽跟前走。牲口看见他,都“吱吱唔唔”叫喊,他对着牲口说:

“大家都哑静一点,守点规矩嘛!反正是一个一份,叫喊也不多给你!”

我忍着笑,轻轻走了过去。

赵大叔顺着槽挨个给牲口添料,继续和它们说话。他走到一头大犍牛跟前,这条牛又高又大,左边的角断掉了。他拍了拍牛头说:

“累不累,‘独角龙’?一上午耕了三亩地,真是好样的!大家都像你就好了!”他只顾和牛说话,猛不防旁边一头驴伸过嘴来抢着吃簸箕里的料。赵大叔推开它,用一个指头指着驴的脑门心说:

“你呀!就爱占便宜,批评你多少次了,一点也不改,再不改……”

我听着忍不住笑出声来。赵大叔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这家伙是个‘二流子’,今年夏天才买来,思想可落后哩!你别看它样子长得不错,可奸猾啦!耕地拉车不出力,推磨尽偷吃。拴到槽上,缰绳也要挽得短点,要不,吃完它自己的,就要抢着吃旁边邻居的了!”

赵大叔添完料,拿着空簸箕跑回西房去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每头牲口槽前都贴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什么“二捣蛋”“老秀才”“独角龙”……我正看着,赵大叔又端来了一簸箕料,我指着这些纸条问他道:

“这是你给牲口起的名字?”

“是啊!牲口多了,没个名不好认。”他继续给牲口添着料,继续说道,“牲口有些方面和人也差不多,也是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脾胃。你就说‘老好人’吧!”他指了指一头黑骡子说:“性情老实极了,抱住后腿它也不踢,架辕拉套都行,女人小孩也能使用了。‘火神爷’可就完全两样——就是最边上那头灰骡子。干活倒挺起劲,力气也大,可就是脾气太坏,又踢又咬,一不小心,咬断缰绳就奔了……”

正说到这里,那头灰骡子叫了几声。赵大叔笑着对我说:

“看!它不高兴了,嫌我说它的缺点哩!”他回头又朝着那头灰骡子大声喊道,“怕在客人面前丢脸,以后就少犯点错误,好好改正缺点!”

赵大叔向我讲述着每头牲口的性格,每头牲口的特点,讲得津津有味。好像它们不是牲口,而是一群不会讲话的顽皮小孩子。

我住在农业社的客房里,和赵大叔是紧隔壁。每天没有事的时候,我很喜欢找赵大叔去聊天,看他喂牲口,有时也帮他筛筛草,簸簸料。他每次喂牲口都是这样,对这头牲口夸奖几句,对另一头批评一顿。偶尔牲口点点头,或叫喊几声,碰巧和他的话吻合了,他就高兴地赞美道:“听懂了,多聪明啊!多聪明啊!”有时他添完草料,遇到特别高兴的时候,就让王根锁拉起胡琴,他对着槽头给牲口唱起戏来了。

有次,秀英开玩笑说:“赵大叔被牲口精迷住了!”这话也并不算太夸张。他时时刻刻都忘不了牲口,不管开什么会,他一发言总是说牲口的事,你和他聊天,说不上十句话他就说到牲口身上了。他整年累月和牲口打交道,每天只跑回家去吃两顿饭,一放下碗就往这里跑。他说他的家是他的“食堂”,这里才是他的家。他对这群牲口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每一头牲口都很关心,细心地喂饮它们,但他最关心的是那匹母马“金皇后”。

“金皇后”吃得又肥又壮,全身的毛一片金黄,亮得像一匹黄缎子。赵大叔对“金皇后”特别优待,单独在一个槽上喂着。因为“金皇后”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他怕和别的牲口拴在一起出乱子。他不让“金皇后”干重活,每次上地,他都要嘱咐赶牲口的人小心在意。每次“金皇后”从地里回来,他都要给它把全身扫净,用梳子把马鬃梳好。

听说今年夏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天下午,“金皇后”耕麦茬地去了,忽然刮来一阵东南风,霎时天上铺满了黑云,雷声紧跟着闪电,震得窗户都发抖,大雨像从天上倒下来一样。当时,赵大叔正在办公室里,让别人给他剃头。刚刚剃了半个脑袋,他一看见暴风雨,什么也不顾了,赶忙跑回他屋里,从炕上揭了块毯子,拔腿就往地里奔跑,他怕大雨把“金皇后”淋坏。一气跑到地里,把毯子给“金皇后”搭在身上,他才拉着它回来。回到家里时,他自己完全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了。

赵大叔是个愉快的老头,看起来无忧无愁。不管和谁见了面,都是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但是有时候,赵大叔也和人吵架,而且他发起脾气来,相当可怕。不过这样的事并不多见,我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只碰到过这么一次。

那是秋耕快要结束的时候。有天傍晚,我正在办公室里,和甄明山研究全社一年的总结,忽听得东院里吵起架来了,吵得昏天黑地,一声比一声高。甄明山说:

“听!赵大叔。这又不知谁闯下乱子了。”他说着就往外跑。我跟在他后面,一直跑进东院里。只见赵大叔站在院当中,拉着“独角龙”跺着脚大声吼道:

“……你是想要它的命咧?牲口也是肉长的,不是生铁铸的!打个颠倒,我来这样打你,你疼不疼?”赵大叔气得脸红脖子粗,头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他二儿赵树义蹲在一旁,闷声闷气地说:

“要杀要剐由你!”

赵大叔更火了,气汹汹地指着树义道:

“怎么?做下有理的了?你往死打牲口就对?应该?大家都照你这样,农业社该垮台了!咱们找社长去!”他一回头,看到了甄明山和我,忙拉了拉“独角龙”,对我们说:

“你们都来看看,看打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跑过去看时,只见“独角龙”满身的毛都湿了,背上有几条鞭印还未消散。这牛也真乖,它用舌头舐着赵大叔的手背,好像诉冤屈似的,两眼望着赵大叔,“哞哞”地叫唤。赵大叔摸着它的头,伤心地说:

“打得多狠!打得多狠!”

我们问了老半天,才把这件事弄清楚:今天下午树义赶着“独角龙”去耕高粱茬地,到太阳快落山时候,一段地耕得只留下半亩了。他想突击一下耕完,省得明天再来一趟,于是就拼命赶牛。结果地算耕完了,牛却变成了这样子。回来一进院就被赵大叔看见,父子俩就吵了起来。

这时,赵大叔又冲着甄明山说:

“这事要处理,非处理不可!”

赵树义闷声闷气地接上说:

“处理吧!要怎就怎,大量也送不到司法科!”

这后生平时不声不响,只是蒙着头工作。可是火起来也有股子牛脾气,不会转弯,说的话能冲倒墙。他这一说,更把赵大叔激怒了,冲着他吼道:

“犯下住司法科的罪,不去也不行!……”

这时,院子里已经挤下好多看热闹的人,大家有的劝解赵大叔,有的批评赵树义,后来人们把赵树义拉走了,这才算平息下来。但赵大叔一口咬住:“非处理不可!”

甄明山说:

“你放心吧!当然要处理,也教育教育大家!”

恰巧当天晚上开社员大会。会上赵大叔坐在一旁,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大家把树义批评了一顿,最后,树义又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这事才算彻底解决了。

散会的时候,赵大叔又有说有笑了。我悄悄和他说:

“你发起脾气来好厉害,好像另换了一个人。”

赵大叔“嗨嗨嗨”地笑着说:

“到那时候好像喝醉了酒,身不由主了!”

赵大叔就是这号脾气,喜怒哀乐都是挂在脸上的。遇到他心里不痛快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了。

在我离开这里的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件事:

这天下午,我听人们说“金皇后”要下驹子了。我赶紧跑到东院里,只见“金皇后”的槽跟前围了很多人,圈里铺着一层新干草。“金皇后”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奶头已经垂下来了,隔一阵就往下滴一滴奶水。赵大叔出着一头汗水,忙得跑来跑去,一时拿来了剪刀,一时又去取扎脐带的布,一时又吩咐王根锁熬米汤。……

各个人都是喜气洋洋,抽着烟,愉快地说笑着。看样子“金皇后”很快就要生产了。可是这样一直等到上灯时候,还没有动静。人们都显得有些焦急。赵大叔一句话也不说了,皱着眉头,不时去摸摸“金皇后”的肚子,“金皇后”站在那里全身不住抖动,喂什么也不吃。

又等了有两三个钟头,还是没有动静。时候已不早,人们都逐渐走散了。牲口圈前面只留下赵大叔和甄明山几个人。大家谁也不讲话,都盯着“金皇后”。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我知道赵大叔这时比别人更着急。他那两只眼里好像要急出火来了,“金皇后”每一抖动,他的身子也不由得要随着动一下。

按当地一般农民的习惯,马配种都是在春天,“金皇后”却是去年秋天配的,这事是赵大叔办的。当时他听说韩家山出了个配种能手,秋天也能配种。他来回跑了六十里地,亲自去打问了一回,果然有这么回事。他坚持要让“金皇后”也试验一下,万一能怀住驹子,社里又能增加一大笔收入。当时也有些社员反对过,社务委员会支持了赵大叔的意见。后来倒也怀住了。可是临到要生产的时候,不由得不担心事,而且等了这样长的时间还没生下来。

人越着急,越觉得时间长。又等了有两个钟头,还是没有动静。后来我就回去睡了。

半夜里,我忽然醒来了,起来又到东院里看了看。只见“金皇后”卧下了,赵大叔把着盏风雨灯蹲在跟前。我问道:

“还没有生下来?”

赵大叔愁眉不展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站了一阵,就又回来睡了。

天明的时候,我正睡得很甜,忽听有人推开门闯了进来,“呼”一下就揭子我的被子。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赵大叔,他高兴得像疯了一样,大声嚷道:

“老马,快起来,快起来,生下了!……”

他的话没说完就跑出去了。我急忙穿好衣服跑到东院里。院子里已经站下好多人,正围着牲口圈兴高采烈地谈论。“金皇后”安闲地喝着米汤。旁边卧着一匹红色的小马驹,身上搭着赵大叔的棉袄,瞪着两只黑色的大眼望着众人。……

赵大叔像个小孩子一样,嘴里唱着,满院乱跳,喜欢得满脸放出红光。

当我要离开甄家庄农业社的那天清早,我特地去找赵大叔告别。我到了他屋里,只见他正对着一片破镜子,用剃头刀刮胡子。赵大叔的胡子隔不了十天就要刮一次。我笑道:

“赵大叔,你越活越年轻了!”

他“嗨嗨嗨”地笑着说:

“不把门面收拾干净,怕老伴和咱闹离婚咧!”

他刮完脸,把家具收拾起来,忽然问我说:

“老马,有那种药没有?就是那种……比方说:老人吃上,就能变成年轻人。”

我一下被他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药,当时我说:

“你现在也不算老,你比年轻人生活得还要年轻!”

“可是要再年轻二十岁,那该有多好啊!老马,你说我能活到社会主义活不到?”

我不假思索地说:

“没有问题,你一定能活到!”

“我想也差不多。”他停了停,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咱们全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都用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该三天做完的事,抓紧点,两天做完。大家齐了心摽住劲干,这座大楼就能早点完工。你说对不对?”

“你说得完全正确!”我说,“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咱的工作还差得远咧!”他沉思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常这样想:如果盖楼的时候,你不和泥,也不搬砖,等楼盖成了,你搬进去住的时候,要是有人问:‘盖这座楼你做工来没有?’那该说甚呢?多脸红!”

我激动地说:

“将来你到这座楼里住的时候,你不会脸红!”

赵大叔两眼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

“我很盼望能住几天。万一住不成也没甚要紧,反正这座大楼是盖起来了。后辈儿孙们说起来,总知道赵某人搬过几块砖,掘过几锹土,不是躲在树荫下歇凉的人!”

我深深被赵大叔的话所感动,他的话说得多么深刻啊!说出了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情感。这时,我才理解到他为什么对工作那样奋不顾身。

一九五四年春于京郊 RAEV/gTe5rbgqh0H70MZF9HyWaZNL+c7nOkV9j5CwF9vgnucTQwtWuqYctSBt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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