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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铭烙时代印记，先秦文、六朝文、唐宋文、明清文，各有高妙境界。其中原因多多，乃一专门学问，总之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有不同之处，便有相似之点。傅斯年尝言：“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惟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铺排，不肯一层一层的剥进。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较好一点，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层次，依然是横里伸张。以至于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锦绣黼黻，铺张文风，内有居心，暗存自得，子虚上林之奢，歌功颂德之嫌矣。
时代前提下，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尚有个体之差异，董桥分析民初白话文：“胡适的文章，白话文够好了吧，干干净净流水一样，但是就缺了文采，他不太注意调句子。鲁迅懂，鲁迅故意把一些句子调来调去。周作人写的那种半文言半白话，是另外一种意境。”雨送添砚水，竹供扫榻风，俱因清新自在；停之如栖鹄，挥之如惊鸿，皆似仙界中来。
政治化语言，是这个时代的表象。我小学所读，皆口号语录，稍长习作文，大批判体。虽为俗人，不染俗乐，凡世所欲，有避无就，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刻意摆脱之，存心蝉蜕之，无奈此般印记，犹纹色在肤，革面不去。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云：“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样）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论争史，文学派别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语言暴力，皆隐于衷之戾气泄露。钱锺书《围城》里说，“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对于文字亦然。冯小刚电影常以“文革”语句为噱头，取悦观众，我却笑不起来，但所有玩笑的背后，皆有认真的成分。顾彬说“二战”后，德国作家意识到必须重新学习德文，因为先前的德语已被政治错误使用了。同样情形，汉语也有被政治重度污染的历史。
语言从政治，为一种不自觉习惯，可测得所处时代政治化程度之高低。一切围绕政治，语言自不脱干系，文人不独立，语言自依附。语言之外，其他文化形态亦如此。国之哲学，昔人皆知，何以今人懵懂？哲学因离政治太近，而成御用工具，时而注解政治，时而训诂政策，媚俗随波，甜熟趋时，唯恐精明不至，竟诠释起了领导人言论，政治风向旦转，竟也不假思索跟变。学问可以托身，不可牟利，忠于己之信念与价值，即为诚实。声色娱情，弄臣之擅长，名节至大，名是而实非，为后人所不齿。何时国人的文化生活，高于政治生活，生活兴致，高于政治兴致，真就进步了。
时下社会，向利而生者众，消费欲望、金钱欲望，超越精神欲望，必也带来文艺上的变故。一位画家年老后，不愿再动笔，其曰：一提笔作画，便想这幅能卖多少钱，而求画者想的也是价值几何。眼蒙灰尘，逸不高华，胸沉渣滓，趣不淡泊，画得实在没意思。
有伟大的诗歌，必有伟大的读者，时下乏有好文字，是否也与缺少好读者有关，我看主要是没有好作家，李白当年谪夜郎，中原不复汉文章。所谓好作家，能够点化俗情、摆脱世故者也。若说文字，还是过去的好。
介子平
乙未清明